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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如何與冷戰糾纏到一起。

史丹納自稱是向南部蘇丹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非洲協會代表，在這一幌子的掩護下裝備訓練了一支殺人不眨眼的游擊隊，在蘇丹南部濫殺平民百姓，並對蘇丹軍隊和警察發動襲擊。史丹納將司令部設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還修了一條跑道。朱巴是蘇丹南部的重鎮，又是來自烏干達的人員和軍火的集散地。當時烏干達政府得到了以色列軍事顧問的幫助。一次當地人為我們作秀節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點和舞蹈者的旋轉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個赤|裸的身上塗抹了灰炭的老人衝我們跑了過來，一手持短矛，一手揮舞一條魚。我前面的幾位保鏢一躍而起，一個用身體擋住我，另外兩個制服了那個人。事後得知，我躲過了一次反叛分子謀劃的暗殺。康拉德在他所著的小說《黑暗的中心》裡描寫了非洲世界的撲朔迷離和刺|激。這一次總算讓我親身體驗了一回。

記得離開桑給巴爾前還和一個美國人有過一面之交。當地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是木薯。每到斬獲季節，島上的外國人都受到邀請，參加斬獲木薯的勞動。到了地頭，先是樂隊奏樂，士兵跳舞表示歡迎。隨後開始收割，一直幹到腰酸背疼為止。我旁邊是美國駐桑給巴爾領事，一個個頭不高，目光警覺，精力充沛的人。當地人把我倆帶到一邊，儘可能婉轉地解釋說，我們錯把纖小細嫩的木薯當成了雜草，將其連根拔出後扔進了垃圾堆裡。我好奇地想，這位叫卡盧奇的美國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許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後來一直做到中央情報局副局長。

許多同情紅軍派的左翼人士在西德發表聲明，宣佈與它斷絕關係。此後的一年裡，該組織走向敗落。紅軍派的頭目擔心當局會大規模逮捕其成員，於是做出決定，任何人如果不想幹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擔心會受到報復。第二十二局的一個小組負責具體安排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參與這項工作的官員名字一律對外守密，連我也不知道。外國情報局同重新安置紅軍派成員的工作沒有任何關係。米爾克一向喜歡把只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裡。從工作角度上講，他沒有理由對我守密。但鑒於第二十二局直接歸他管，他也沒有理由一定要告訴我。反正我從一開始就認準了一條，離紅軍派成員越遠越好。他們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情報機構收買，藉機混入我方內部。

我們在安哥拉化險為夷的同時，衣索比亞的局勢卻日益惡化。和蘇聯人和古巴人一樣，我們沒想清楚目標是什麼就捲入了這個國家。當時衣索比亞境內有兩場戰爭。一場是同鄰國索馬利亞的戰爭。索馬利亞原是蘇聯的盟友，一九七七年轉而投靠美國人。另一場是同爭取獨立的厄立特里亞的戰爭。這兩場慘烈的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遠非我們所能影響，更不要說左右了。我們對越來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爭端中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一個悲劇說明了這種困境。

中國人精明透頂，很快就站住了腳。不出幾週，公共場所的烏布利希畫像要嘛被摘走，要嘛在其旁邊更醒目的位置掛上了更大的毛澤東畫像。莫斯科對這種象徵性的做法極為重視，要求我們上報一共掛了多少幅毛澤東畫像，都在什麼地方。我們於是開始了這項毫無意義的統計。

多虧肯亞的外交部長，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奧金加．奧廷加救了我們的駕，免於再次受到詳細盤查。奧廷加的兒子正在東德遊學。他在我們一行人的名單中認出了熟悉的東德副外長基塞韋特的名字，於是下令給我們全團放行。

我們能夠向巴解組織提供的情報少得可憐。他們從我們這兒沒有得到過任何有關以色列的有價值的情報，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我們的頭號目標仍然是冷戰期間的正面之敵西德。而巴解組織對西德並不感興趣。不過我們的確給巴勒斯坦人上過課。主辦訓練班的部門請我們局的高級官員向來訪的巴勒斯坦人講授了搜集情報及譯碼和解碼的技術，並介紹了我們在反情報方面的經驗。我們當然猜到這方面的知識有可能會傳到反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突擊隊或培養訓練他們的教官那裡。

我們巴不得讓他盡快離境。可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和卡洛斯這樣的恐怖分子打交道最棘手的一點是，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主從關係常常顛倒過來。最初卡洛斯對我們的協助表示感謝。一當他感覺到我們對他來東德不夠熱心時，馬上惱羞成怒。他開始像威脅敵國那樣威脅我們，警告勸阻他來的人說，他要把東德在海外的機構作為襲擊的目標。一九八二年，他的西德妻子馬格達萊娜被法國逮捕後，他要我們協助她越獄。遭拒絕後，他威脅說要攻擊我們駐法國大使館。結果我們落到不得不加強駐法使館防範的可笑地步。

然而這個新成立的國家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桑給巴爾宣佈給予東德外交上的承認，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外第一個不理睬哈爾史丹主義的國家。根據哈爾史丹主義，西德迫使除蘇聯外的所有國家在承認西德或是東德之間做出選擇（西德不把莫斯科包括在內是為了強調它的觀點：我們僅僅是莫斯科的傀儡。只有蘇聯人才有權同時與兩個德國保持關係）。桑給巴爾選擇了我們。我們並沒有選擇桑給巴爾。很有可能桑給巴爾的總統卡魯姆受了本國青年組織內某些在東德留過學的成員的慫恿才決定正式承認東德。對這一選擇的外交含義，他未必清楚。

我第一次見哈馬達拉是在他家的花園。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膚泛著光亮，顯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撫摸著牧羊犬，一手招呼我進來。我與他促膝交談。哈馬達拉冷靜地向我介紹了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面臨的複雜問題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堅強、不偏不倚的安全部隊的重重困難。除我倆外，桌子旁還坐著一個身材略矮，身穿卡其布軍服的男人。見面時哈馬達拉只是簡短地介紹了他一下。他的名字聽上去像阿拉伯人。以後東德開始與南葉門打交道後，我又見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爾，是南葉門安全部門的首腦，以後任外交部長。後來因執政黨內的派系鬥爭在獄中被毒死。

一次，蘇丹革命委員會裡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給巴爾驕傲地告訴我說，總統的一名敵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給自己掘一個墓穴，然後讓衛兵沖天放上幾排槍。結果他乖乖地就範。衣索比亞的做法最為殘酷。犯人常常受到嚴刑拷打並被肆意處死。這方面的消息令我們觸目驚心。和西方國家一樣，我們也不無悲哀地認識到，在非洲當權者的眼裡，警察和情報機構不過是他們在部落、種族和個人恩怨衝突中可以隨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瞭解情況的手段。

在衣索比亞，當地的蘇聯和古巴情報機構覺得我們不過是潛在的武器來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場是盡量滿足衣索比亞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祕密貿易機構「科科」接管了這項工作。我們還向東德支持的幾個國家的軍方領導人介紹了什麼樣的西方技術和電子武器最適合非洲嚴酷的氣候。有幾次由於情況緊急，還透過「科科」直接為它們搞到了急需的裝備。

一九六九年，我們駐開羅使館裡的情報官員開始與巴解組織的阿拉法特和更激進的解放巴勒斯坦民眾陣線頭目哈巴什祕密接觸。當初開始這類接觸完全出自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我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主義桎梏的國家中，只有巴勒斯坦民眾未能實現自己合法的民族權利。不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約旦也剝奪了他們的家園。由於我們當時在民主德國孤陋寡聞，對阿以衝突的複雜淵源幾乎一無所知。雖然在東德盡人皆知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行徑，可連我這個猶太人對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都不清楚。

一九七三年，我國領導人決定派年輕的政治局委員蘭貝茨和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馬爾科夫斯基會衣索比亞，力促交戰各派透過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為了顯示善意，第一步先爭取使厄立特里亞人坐到談判桌旁。這一決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兩人於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動身前往衣索比亞。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響，我們更不願意與利比亞建立直接的情報聯繫。不過後來的黎波里請我們幫助搞到軍事技術時，我們根據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利比亞是這一地區少數幾個有能力，而且願意為索求的技術知識或特殊裝備慷慨解囊的國家之一。除此之外，我們和利比亞只簽訂了另一個重要的合約：由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提供保鏢的司在東柏林郊外的一個祕密營地訓練格達費的私人衛士。

當時我們是誠心誠意幫助桑給巴爾，不像後來與第三世界打交道時那樣攙雜了私心雜念。我們堅信，援助桑給巴爾可以為非洲民眾的自由做出貢獻，使他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不過坦率地說，能夠在英國和西德情報機構一直把持的世界這一地區開展工作，我們這些東德情報人員感到十分開心。記得有一次我們長途跋涉後，來到美國在桑給巴爾建的一個衛星地面跟蹤站。地面站外面站著一個皮膚黝黑的士兵，肩扛一桿大槍。我們走近他想自我介紹一下，他摘下槍對準了我們。不過最後還是放我們進去了。這是我第一次走進資本主義世界。現在居然又鑽進一個美國人修建的衛星地面站裡！

社會主義陣營內唯一似乎能在衣索比亞玩得轉的國家就是古巴。隨著古巴人信心日增，經驗日豐，他們成了非洲大陸上最出色的情報人員。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態，對情勢有更好的把握。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具備的。

國家安全部對這類組織的活動能夠稍加限制的一個辦法是規定他們能夠帶進或帶出的物品。這類組織的成員和所有入境的人一樣，在機場要接受安全檢查，而且常常被查出攜帶或轉運武器。鑒於槍不離身已成了這些人的第二天性，邊防部門決定允許他們攜帶槍支。

作為提供援助和培養訓練的交換，我們希望得到巴解組織掌握的有關美國情報機構、全球戰略以及武器方面的情報。我們非常欣賞巴解組織搜集政治情報的能力。阿亞德誇耀說，美國政府核心部門、北約組織和軍火貿易圈內都有他的人。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巴勒斯坦人的高級知識分子散居世界各地，不只限於中東。巴解組織稱，透過這批人，他們在全球結成了一個情報網。我們信以為真，期待能從巴勒斯坦人那裡得到大國首腦會議的詳細情況，打開新的消息管道，瞭解蘇聯人一直對我們守口如瓶的情報。總的來說，我們頗為失望。與巴解組織合作期間得到的唯一有價值的情報是以色列與埃及達成戴維營協議前的幕後活動情況以及協議的具體內容。

根據我們掌握的情報，史丹納靠這條線與中央情報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報局想借他之手推翻尼邁里政權。史丹納透過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一個郵政信箱向美國駐烏干達大使館內的一名叫普雷斯頓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單。

此話出自一個東德人之口聽上去似乎顯得頗為虛偽。大赦國際組織的報告經常批評東德虐待被監禁的政治犯。我不想說我國國內的審訊和拘審程序無可指摘。我當時也沒有積極呼籲過改善這些犯人的惡劣處境。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一個因採取了過火的國家安全政策壓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政權，與一個動輒採用酷刑懲罰政治反對派人士的政權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喀土木與蘇丹和利比亞領導人舉行了祕密會晤，同意幫助他們擒拿史丹納。我方情報人員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內他的確切行蹤。此外，烏干達迫於非統組織的壓力不再支持史丹納。借助這幾方面的有利條件，我們終於擒住了史丹納。

我和馬克特各攜數本姓名不同的東德和西德的假護照。護照上的年齡也做了改動。更有趣的是，我倆還被送到一位化妝師那裡，為我們做了假面模。米爾克堅持要我們一路上戴著它。不用說，我們的假面模與偽造護照上的照片m•heｔｕｂook•com.ｃｏｍ是吻合的。護照上我們的身分是成人教育專家。

東德的審訊人員均受過專門的法律方面的培養訓練。主管審訊的第九處直屬國家安全部部長。我不清楚他們法律培養訓練的具體內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證手段要合法的原則。當然，審訊技巧也是培養訓練的部分內容。他們讓一個犯人開口講話的方法恐怕與西方同行的做法沒什麼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現象，也是違反紀律的行為。倚賴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幹過。

撤出蘇丹前不久，我還和本世紀最臭名昭著的傭兵頭子之一的史丹納打了一次交道（和我們賄賂過的西德聯邦議員史丹納不是一個人）。史丹納一九三三年出生於慕尼黑，是個地道的傭兵頭子。他幹這一行始於法國外籍軍團。在越南爭取獨立的戰爭中，他所在的特種部隊曾與胡志明的部隊交過手。一九五四年法國戰敗後，他又跑到阿爾及利亞戰場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一九六二年，阿爾及利亞打敗法國，贏得了獨立。史丹納首次獨自涉足僱傭戰爭是在奈及利亞。一九六七年，由於不同石油利益集團的衝突，奈及利亞爆發內戰。該國盛產石油的地區打出比夫拉的旗號，宣佈實行自治。史丹納訓練了比夫拉的突擊隊員，從此與歐洲、中東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情報機構搭上了線。在史丹納的協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西德和其他國家的軍火商向這一地區提供了價值二千萬美元的武器，包括當時最先進的眼鏡蛇式和羅蘭式飛彈。史丹納本人有一支數千人的私人部隊，打著畫有骷髏和交叉股骨的旗子。

在國家安全部的幫助下，一些紅軍派成員改名換姓，在東德開始了新的生活，如阿爾佈雷希特、克拉爾和邁爾一維特。西德指控阿爾佈雷希特把一個暗殺小組領到他父親的一個朋友德累斯頓銀行首席執行官蓬托的家裡。克拉爾和邁爾一維特則參與了綁架和殺害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施賴爾。三名紅軍派成員，菲特、尼古拉和西普曼從西德逃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徵得他們同意後通知了東德。最終我們根據米爾克的指示把他們接到了東德。

因為在開羅時，我們為了得到東非聯盟（包括桑給巴爾、坦噶尼咯、肯亞和烏干達）的簽證，必須向當地英國官員填表申請。在機場等待期間，我們全團人員神經高度緊張。

莫斯科捲入衣索比亞之初即犯了一個錯誤：試圖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它在捲入其他國家的衝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一錯誤。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極端落後，地形地貌複雜，軍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們和古巴人認為，如果達不成政治解決辦法，開展游擊戰收效會更大。另一點分歧涉及我們捲入的規模。我覺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國，如衣索比亞，比四面撒網效果會更大。其實到頭來怎麼做都無關緊要。我們也好，蘇聯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無論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終都按自己的治國設想行事。我們縱然有各種打算和手腕，也難以改變這一點。七〇年代末，我們減少了捲入的規模。回想起來，我們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收效卻如此之微，令人不勝唏噓。

由於蘭貝茨喪生的地點頗不尋常，人們不禁紛紛猜測，這次事故也許是有人暗做手腳的結果。我也深為關注，親自審閱了有關這次事故的報告。後來查明，利比亞的直升機駕駛員不具備夜間飛行的資格，但蘭貝茨堅持要他當晚送他倆回的黎波里。事故看來確實出在這裡。

我對蘇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該國北部民眾有著抗擊英國殖民統治的長期道統。蘇丹人不信任埃及，因為它曾長期扮演英國在這一地區代理人的角色。蘇丹北部的穆民與南部地區信奉泛靈論的基督徒之間的衝突使國家陷入混亂。從剛果、薩伊和衣索比亞湧人的難民進一步加深了蘇丹的貧困。由於位於戰略要地，蘇丹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情報機構及傭兵。這些人為所欲為，常常和自己一方也不是一條心。

若論責任，敵我雙方都有一份，各自也不無內疚。西方國家打著與共產主義作鬥爭的旗幟同樣幹了不少壞事。這場地緣政治的爭奪落下帷幕後，越南、中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已是百孔千瘡。有些地方的較量就是如此的慘烈。

在東德，執政黨的所有黨員均團結在黨的既定方針下。如今置身於一個政府成員政見不一、利益各異的國家，感到十分陌生。有些官員視自己為社會主義者。虔誠的穆民對他們和我們這些東德人顯然疑心重重。然而無論哪一派，跟我們伸手要東西時毫不羞澀。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馬上對我們橫加指責。他們常常憂傷地帶我們去看英國人遺留下的破裂的船隻，陳舊的電台和磨損了的電話線，期待我們幫他們重建全國的基礎設施。

羅舍爾認為得到的情報對我們的情報工作有價值時，才向我會報消息的來源。通常對方會提出要我們提供培養訓練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報給米爾克，由他拍板決定。此後就沒有我什麼事了，因為具體培養訓練由別人負責。

不過在巴勒斯坦人的點撥下，我們的確對中東地區政治上的陰晴冷暖和各國之間的恩恩怨怨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從而豐富了在這一地區開展工作的經驗。與巴解組織建立正式的關係還給我們在大馬士格和亞丁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方便。透過他們，我們掌握了中央情報局和西德在這一地區從事的祕密活動及其範圍，還有他們派駐這一地區的情報官員的身分。這方面的情報非常有用。日後他們在外交官身分的掩護下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區時，休想再瞞過我們的眼睛。巴勒斯坦人還告訴我們哪些人是西方情報機構的耳目，我們借此可以弄清誰是哪方的人。

亞丁對我們的到來張開雙臂表示歡迎。這與我們在中東其他國家受到的對待大相逕庭。當時南葉門正在同得到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鄰國北葉門展開一場異常激烈的情報戰。由於我們來自一個分裂的國家，也在與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場情報戰，亞丁的領導人堅信，我們是最能理解和幫助他們的夥伴。蘇聯人為了從這一動盪地區得到可靠情報並支持它的亞丁盟友，鼓勵我們大舉捲入。

我們努力在這一地區擴大自己影響的同時，西德和其盟國的情報機構也沒閒著。在一系列複雜元素的作用下，尼邁里最終倒向西方。史丹納也獲釋，到西德定居。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問題時，尤其是法國領事館和拉貝勒夜總會被炸事件，任何與此有牽連的人都無法迴避個人的責任或罪責。死者並不是在爭取自由的戰鬥中倒下的戰士。他們既不同意我們的世界觀，甚至也不同意我們高度重視的安全理論。這類襲擊，如一九九三年一個恐怖主義團體爆炸世界貿易中心的行為，顯示出一個人不管出於什麼動機與恐怖分子打交道時應負的責任。然而這些都是事後之見。我們與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合作是一個複雜的政治謀略的組成部分。我個人參與了這一謀略的制定，對此要負個人的責任，而且也深知這一點。開展這類合作是東德領導人的旨意，它們與過去捲入第三世界的活動一樣，也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我們的愛憎已經受到莫斯科親阿拉伯路線的影響。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我們這些人更加同情阿拉伯人。當然，東德國內並不提倡深入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漫長歷史。是否熟悉聖經（這一點在路德後的德國一直受到重視）在社會主義東德的學校裡無足輕重。由於我的猶太血統，在阿以衝突問題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點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國家與納粹德國勾勾搭搭的歷史我也有所耳聞。在中東訪問時，騎在駱駝上的人和街頭小販一聽到我說德語，就跟在後面喊：「嗨，希特勒！」每當這時，我心裡便會感到陣陣刺痛。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在白宮草坪上簽署了一項協議後兩隻手握到了一起，從而在實現中東和平的道路上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一年後，這兩位領導人在奧斯陸同時被授予了諾貝拉和平獎。人們不禁為此歡欣鼓舞。

一國情報首腦對本國與國外組織的關係茫然無知似乎解釋不通。為了說明這一點就不能不談談另外兩個問題。

哈馬達拉是少數幾位與我有著親密的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的非洲政治家之一。他去東柏林看過我幾次，對自己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阿拉伯世界與黑非洲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有著深刻的認識。蘇丹革命前他從未去過社會主義國家，但對非洲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卻有著令人驚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擔心尼邁里會解散革命委員會，投靠西方。「在這件事上你們幫不了我們什麼忙。還得靠我們自己解決，」他陰鬱地說。

再說有跡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換情報時藏了一手。我們表示希望瞭解北約國家在中東地區的情報活動。埃及情報首腦穆罕巴拉為此接見了我們。此公為人狡黠，首次會面時用的是假名。我們知道他跟中央情報局打交道時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一手，以免他把我們想瞭解的情況告訴美國人。為了增加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埃及情報官員領我的代表參觀了一家製造火箭的祕密工廠。這是一家奧地利企業在前德國火箭專家馮．布勞恩的一位同事皮爾茨的幫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認為工廠裡有人搞破壞，想請我們協助偵破此案。我不想讓人覺得我們情報局好像是一個情報方面的諮詢機構，哪個國家出錢僱我們，就替它解決國內問題。因此回絕了埃及人。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們啟程前往桑給巴爾。第一站是開羅。馬克特和此次出訪的貨真價實的東德外交代表團團長坐頭等艙。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冒小小的一等秘書龜縮在經濟艙。飛往開羅途中，因遇到沙暴，不得不改在雅典降落。米爾克擔心我會在北約國家境內被捕看來不無道理。馬克特和我被分別帶到不同的旅館過夜。大家當時頗為緊張。我們心裡清楚，在一個北約國家，靠一本東德護照得不到任何保護。第二天早上，我花了整整半個小時用膠水把假鬍子粘在臉上，看上去多少也與護照上的照片沾點邊兒。

但我要強調指出，不管西方幹了些什麼，決不應成為為我們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解的藉口。雖然我沒有教唆過恐怖主義分子，但我們的確培養訓練過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日後濫用了我們教給他們的技能。

如果確實存在紅軍派恐怖分子從東德領土上對西德境內目標發動襲擊的危險的話，我肯定會從反情報機構那裡聽到這方面的消息。可這種危險並不存在。我們鼓勵這些前成員在東德盡量安分守己地過日子。每個恐怖分子都為自己在東德安身準備了一套托詞，如因為參加激進的社會主義團體的抗議活動受到西德警方的騷擾，或東德有年邁父母，想和他們住得近點，等等。事先他們都受到警告，不得洩露過去參與恐怖活動的歷史。可人畢竟是人，總想找誰訴說一下心裡話。有些人在東德成家後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過去在紅軍派裡幹的壞事。這批人在東德的工廠和機關裡與周遭的新同事有一點明顯的不同。他們絲毫不掩飾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例如，一九八九年東德垮臺後，報上報導了馬格德堡市一個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廠的黨支部成員過分熱中於與西德統一貨幣！與戀人在東德頂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貝克向我們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廠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話。大家底下竊竊私語，猜測她是從西德撤回的國家安全部特務。

米爾克要求起草的這份報告因此非但沒有對這類活動表示贊成，反而提出了警告。

內伯直接對米爾克負責。他的第二十二局實際上是一個反恐怖機構。一九七九年以前，該局人數並不多。上面做出決定，擴大與所謂「開展武裝鬥爭的組織」的交往後，該處編制迫於https://m.hetubook.com.com需要迅速膨脹。短短幾年裡，它的人員增至八百多人。可其中真正瞭解東德與恐怖團體交往內情的不過二十餘人。

從七〇年代中開始，東德開始訓練非洲國民大會的游擊隊員。這屬於軍事合作範圍，而不是情報合作，由AGM（國安部長工作小組）和肖爾茨將軍主管。兩批人數在四十到五十之間的非洲國民大會的戰士在位於東德鄉村的一所黨校接受了訓練。不隸屬於外國情報局的東德軍事情報機構負責安排他們的行程。不用說，他們的行程屬於機密。一般經坦尚尼亞或安哥拉飛倫敦，然後換乘東德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飛東柏林。我們的人覺得，這是一條擺脫南非情報機構監視的最佳路線。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位於西柏林的美國軍人經常光顧的拉貝勒夜總會被炸，兩名美國士兵和一名婦女被炸死，一百五十餘人受傷。美國人聲稱利比亞駐西柏林的使館策劃了這次襲擊，並報復性地轟炸了利比亞的軍事基地和可疑的恐怖分子訓練營地。白宮還稱東德政府事先至少知道利比亞人有此打算，如果不是具體細節的話。

一九七九年，米爾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員起草了一份祕密報告，題為《關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和其他國際恐怖主義分子的活動以及他們設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參與謀劃對西歐國家採取的暴力活動的企圖》。報告列舉了我們正在援助的組織所從事的大量恐怖主義活動，並指出，巴解組織及其盟友正計畫利用他們進出東德的便利，從這裡對他國發動恐怖襲擊。東德與西柏林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和進出西柏林的方便對他們極為有用。日後，前西德外國情報首腦邁爾在他所著的一本書裡透露了這份報告的內容，並指責我縱容恐怖主義。但他巧妙地省略了報告中最重要的結論部分。結論告誡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土上從事這類活動會帶來政治上的風險並損及我們國家的安全利益。」

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不久，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協助他們在這個遙遠的部落國家搜集情報。這一次我不再退讓。我告訴米爾克，我們在海外已經力不從心。捲入阿富汗的衝突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一口回絕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請求是極不尋常的做法，但這一次我們達到了目的。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避開這個爛泥塘是多麼明智。我們的援助僅限於在阿富汗建了一家醫院，並在東柏林為聖戰者組織的領導人與莫斯科在喀布爾的代理人納吉布拉安排會談地點。

蘇丹革命後不久，我訪問了該國。顯然，我見到的這些青年軍官對他們現在需要捍衛的社會主義只有極為模糊的認識。他們參加革命出於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國家獨立，戰友之情或是換一種名義加強對伊斯蘭教的信仰。一位軍官不無自豪地告訴我，他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因為每個星期五他向窮人提供免費餐。我與尼邁里的會晤不帶個人色彩，只涉及公務。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場群眾集會。只見他從吉普車上一躍而下，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講話。講演期間，尼邁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的呼喊聲打斷，中間夾雜著事先安排好的捧場喝采。隨後他跳上吉普車，一溜煙地開走了，前後不過幾分鐘的時間。我和內政部兼國家安全部部長的哈馬達拉更熟。蘇丹的警察和情報人員大多是英國或埃及人統治期間訓練出來的，一副英國人的派頭。進出房間時，他們會在拳頭和肘彎處夾一根短棒，轉身時邁正步走。

在安哥拉，我們向該國抵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三個派別之一的人運（安哥拉民眾解放運動）給予了情報和軍事方面的支持。人運成立於一九六一年，信奉馬克思主義。軍事方面，我們樂於讓古巴人在這場政治背景複雜的戰爭中負責戰略的制定。古巴人剛到那會兒士氣還是很高昂的，對卡斯楚派他們到世界另一個半球打仗感到驕傲。他們肯動腦子，對游擊戰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戰爭始終難見分曉。安哥拉民眾飽受戰火，國家遍體鱗傷。中央情報局和得到蘇聯支持的古巴人各支持一派極有可能延長了安哥拉民眾的痛苦。

我和手下的同事對卡洛斯很感冒。根據下面報上來的材料，他屬於那種富豪子弟轉而成為恐怖分子的人物，說話咋咋唬唬，做事毫無顧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常常招惹上麻煩。他在東柏林期間，東德的反情報人員一直對他的行蹤嚴加監視，並勸他老老實實待在飯店自己的房間裡。可他全當耳旁風，晚上一人跑到酒吧開懷暢飲，與女人調情，還大模大樣地在皮帶上別著一把手槍。所有妓|女都向國家安全部會報。儘管如此，拋頭露面對他仍有風險，我們還怕別人認出他來。

傳授審訊方面的技巧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內容。派往桑給巴爾的東德專家中沒有一名審訊方面的專家。我們試圖讓桑給巴爾人明白一個道理：得不到證據支持的口供沒有法律價值。靠嚴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沒有絲毫價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全保衛部門的所有從業人員都懂得這個道理。

每當我們想做出友好的姿態，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時，就採取邀請對方來東德度假或遊學的模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頓有一套房子，每次他來探望在當地科技大學上學的女兒時就住在這裡。

我們告訴納賽爾，東德在以色列沒有間諜。他聽後大失所望。可我們說的是實話。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三十三年裡，東德始終未能滲透到以色列的情報機構裡。在莫斯科的督導下，早期我們曾試圖從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中發展我們的人，但一直沒有得手。我們所需的有關中東地區的情報大致上可以透過美國和西德的管道以及後來巴解組織情報機構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冷戰期間，雙方在這場無所不用其極的冷酷的對峙中也曾懷有一些良好的願望。審視我們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活動以及和許多人視為恐怖組織的關係時，我希望我方的良好願望能夠留下一點痕跡。我們不應因盧蒙巴、切．格瓦拉、阿連德、拉賓以及千千萬萬只有親屬才記得的受害者灑下鮮血而卻步不前，而是應該從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總統以及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

然而蘇聯人和我們熱中發展與巴解組織的關係因一件事蒙上了陰影。一九七二年八月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一個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團體的成員闖入以色列運動員的住地，當場打死兩名試圖抵抗的運動員，並將其餘九名扣為人質（我們和全世界各國一樣，對這次襲擊感到震驚）。當時任西德內政部長的根舍組織了一次營救，但因計畫不周慘遭失敗。所有人質連同恐怖分子均在這次行動中喪生。事後這次營救行動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強烈抨擊。發生在德國土地上的這一事件（即使是在另一個德國）對我們東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劑。我們認識到，恐怖分子在國外發洩他們的不滿簡直太容易了。為此東德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從巴解組織的政治立場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運動的諸項目標並提出一份政策性文件。我們情報局也有人參加了這一小組。東德給予巴解組織內阿拉法特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地位似乎不失為防止我們自己成為這類襲擊的目標的妥善做法。我們尤其重視確保即將在東柏林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的安全。

天長日久，我們看出巴解組織不過是想利用我們。我們想約束他們活動的願望亦成為泡影。我們還擔心，站在巴解組織阿拉法特一邊會招致其他派別的報復，為此逐漸開始接納並訓練巴勒斯坦各派的戰士。最終阿布．尼達爾也包括進來。羅舍爾透過阿拉法特手下的情報人員瞭解到，阿布．尼達爾一派手段殘忍。根據他的建議，我擬定了一項備忘錄，反對與尼達爾有任何來往，結果石沉大海。東德的教官向他講授了發射蘇製火箭的技術。

決定庇護前紅軍派成員恐怕是出於同一心理，即擔心自己有可能成為他們襲擊的目標。不過在處理紅軍派的問題上，米爾克還有一層用意。他想透過窩藏這些前恐怖主義分子令西德難堪。一些紅軍派成員在敘利亞和南葉門接受了使用更先進的炸藥和武器的訓練。每年還舉行一期特訓班，訓練他們使用蘇製RPG-7型反坦克炮。東德還在自己境內為仍住在西德的前紅軍派成員舉辦了培養訓練班。已公開的資料表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期間，一小批人還接受了掃射賓士轎車乘客座位的訓練。一頭活的牧羊犬被繫在座位上充當靶子。結果是犬被擊斃，汽車被炸毀。教官然後告訴受訓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現場。

此外，還有莫三比克和衣索比亞。一九七五年，葡萄牙獨裁政權垮臺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上台執政。我們與蘇聯和古巴一道進入了莫三比克。羅得西亞和南非白人政權支持的抵運（莫三比克全國抵抗運動）叛亂分子不斷對新政府發動襲擊。我們對扭轉局勢滿懷信心。東德為莫三比克培養訓練大批的情報人員、軍官和警察。六年中國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一千多名莫三比克學員。我們主要向他們傳授反情報、加強邊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識。莫三比克境內的培養訓練由我們情報局派駐該國的首腦負責。我只去過一次莫三比克，不過透過下屬的會報對那兒的情況大致瞭解。對我們來說，捲入莫三比克的內戰曠日持久，勞民傷財。我們首次面對嚴酷現實：由於站在了莫三比克解放陣線的一邊，我們自己也成了被攻擊的目標。一九八三年，八名東德農業專家被抵運的叛亂分子殺害。我在此事發生前一年訪問莫三比克時，情勢已經相當險峻。

我們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歡東柏林。十之八九是因為同他棲身的其他地方相比，東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適，夜生活更豐富。他在東柏林的帕拉俾特飯店開了一個套間。這家飯店是西方遊客喜歡下榻的地方。我方保衛人員為此懸心吊膽。卡洛斯出國旅行持一本敘利亞的外交護照。他慣於來東德前一兩天才通知我們。實際上國家安全部後來限制了他來東德的次數。

非洲國民大會的人員在東德接受軍事訓練的消息始終沒有走露過。七〇年代末我才瞭解到這一情況。當時南非共產黨主席斯洛沃透過東德黨中央請我們幫助培養訓練少量的非洲國民大會反情報人員。他解釋說，非洲國民大會內部有可能會混入南非政府的特務。而他們對反情報一竅不通，無法建立一支反情報隊伍防止滲透。昂納克辦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轉給了我們，信上批有一行字：「總書記已經同意。」

身為東德人，來到擺脫了殖民統治的桑給巴爾實在是令人愉快的事。每逢該國重大節日，如專門為我們而設的「五一」勞動節，人們馬上認出我們是東德人，把我們簇擁到人群中間。他們對政府的宣傳篤信不疑，對我們抱有莫大的期望。人群中領唱的歌手自編歌詞，歌頌美麗而又發達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顯然，當地民眾把東德想像成童話故事裡的富饒之鄉。

此後，我們又先後在開羅、阿迪斯阿貝和摩加迪休做長時間的逗留，最後終於到了奈洛比。肯亞當局沒收了我們的護照，拒絕讓我們換乘飛機前往到達站。我們猜測離開開羅後的一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蹤我們這個團。

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從的黎波里乘直升飛機前往格達費紮在沙漠上的帳篷去拜訪他，希望說服他對厄立特里亞領導人施加自己的影響。飛回的途中，直升飛機不幸墜毀，兩人同時喪生。噩耗傳來，我悲痛萬分。我和他們很熟。早在戈巴契夫出現之前，他們就是黨內領導人中贊成改革的極少數人中的兩個。尤其是蘭貝茨，東德知識分子和許多年輕黨員都希望將來有一天他能接昂納克的班。

如今已知，與該局打過交道的組織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分離主義運動埃塔和豺狼卡洛斯。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活動，而且也從未見過卡洛斯或是其他揚名海外的恐怖主義分子。我把和*圖*書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務交給了一位化名為羅舍爾的中東問題專家（這裡不想用他的真名）。羅舍爾與巴解組織的官員、情報機構成員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個人聯繫。但他同阿布．尼達爾和卡洛斯完全沒有來往。有關這兩個人的消息他是透過巴解組織裡的熟人聽到的。羅舍爾避開尼達爾和卡洛斯是因為我曾指示過部下不得與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沾邊。就我所知，他一直嚴格執行了這一指示。至於第二十二局的關係戶，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選擇地告訴他的，「熱」關係戶根本不告訴他。「熱」關係戶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險的恐怖分子和團體。第二十二局裡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些關係戶。我們局裡沒有一個人瞭解這方面的活動。

最初我們與後來任桑給巴爾情報首腦的馬孔古的關係很彆扭。我們需要他坦誠地介紹一下本國的實際需要。可總統指示他與我們交往時嚴守祕密，同時盡量摸清我們的底細。馬孔古守密竟保到連自己的真實姓名都不告訴我們的地步。他經常用斯瓦希里語在筆記本上神祕地塗塗寫寫。一次我從他遺失的一頁紙上才得知他的名字。紙上寫的是取消一場預定的會議。最後一句話是：「我們的工作艱鉅而又祕密。辛巴。」我問廚師辛巴是誰，結果不僅問出了他的真實姓名，還瞭解到他過去的部分經歷。廚師告訴我，殖民時代馬孔古曾在當地英國警察局裡的特警隊幹過。

桑給巴爾的領導人分為幾派。一派以卡魯姆總統為首。他以前是海員工會領導人，講起話來活像一名英國工會會員。另外兩派的首領分別是他的兩位副總統漢加和恩巴布。曾遊學蘇聯的漢加狂熱地支持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恩巴布則是中國模式的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恩巴布為了顯示對毛澤東的忠心，每逢國宴必要放國際歌。唱片雖已磨損，音量絲毫不減。桑給巴爾之所以選中東德作為它的主要夥伴，其原因恐怕就在於政府成員意識型態五花八門上。沒過多久，我就摸清了底細。請我們來原來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政治上的考慮。鑒於東非聯盟國家經濟上倚賴與英國的道統貿易和金融往來，與兩個共產黨超級大國中的任何一個公開交往都是不明智的。而東德經濟上相當發達，完全有能力提供情報方面的諮詢及基本器材。與此同時，它在國際上又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國，不至於惹惱其他的財東。

我認為，在海外開展情報工作必須要找與我們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贊成與那些和蘇聯及東歐不是一條心的國家做臨時性的交易。時隔不久，我們看出與埃及的合作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結束了這種關係，但與戈馬本人和他主管的內政部仍有來往。一九七〇年納賽爾死後，新上台的薩達特指責戈馬是叛徒。我們情報局在開羅的成員減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內任聯絡官員。他主要負責大使館內和館員的安全保衛工作。搜集有關美國、西德和其他北約國家情報人員在埃及活動的任務落到了合法駐外人員的身上，即一國駐外使館內偽裝成外交官的情報人員。我們在開羅的人將情報送回國內情報局主管中東事務的第三科，然後再上轉負責第三世界事務的第三處處長，由他交給我的副手耶尼克將軍。耶尼克只向我會報他認為確實重要的內容。我們在華盛頓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裡的人也是一樣，先把情報報回主管美國的第二處，然後再轉給第十一處處長，由他交給耶尼克。

東柏林為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舉行完葬禮後，我的副手和黨中央的另一位官員飛往阿迪斯阿貝，試圖完成犧牲的同事未竟的事業，透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由於衣索比亞總統門格斯圖的強烈反對，他們此行一無所獲。這實際是一個苗頭，預示著我們與衣索比亞的關係凶多吉少。我們本來是衣索比亞正式請來培養訓練他們的情報人員的。可時隔不久，我們說話已沒有人聽。殘暴無比的安全機構內是怎麼回事我們也不清楚。為衣索比亞出力更大的蘇聯人處境並不比我們好多少。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法律學院。我們在該院的一個特別系為八至十名非洲國民大會成員提供了培養訓練。建立這所學院是我們情報局想出來的主意。它有多種用途，都與國家安全部有關。退休的情報官員在此講授各種課程，從基礎國際知識到反情報技能。在一位從反情報局借調過來的將軍的細心指導下，這些非洲國民大會的學員學習如何發現潛在的鼴鼠，如何迷惑敵人並將他們抓獲，同時又不暴露自己。

第二，國家安全部內山頭林立的現象如何導致各部門之間鉤心鬥角，處處設防。

蘇丹和史丹納的例子說明，在第三世界國家開展情報活動作用十分有限。我們每捲入一個開發中國家前，都要對戰略、經濟和軍事元素進行分析。分析歸分析，我們和西方國家一樣，捲入第三世界首先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爭奪勢力範圍，並試圖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紅色。久而久之，我們認識到靠提供情報和軍事援助換取外交承認代價過於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報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員會裡主管情報工作的官員就已看出，我們原封不動地把自己的經濟體制照搬到開發中國家的做法收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後，無論是我們還是受援國都獲益不大，完全是得不償失。由此換得零零星星幾個微不足道的國家外交上的承認實在意義不大。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都記得列寧在他哥哥亞歷山大因謀刺沙皇被處死後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另走一條路。」我們信奉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革命理論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主義。在我們眼裡，這種行為和扔塊磚頭砸碎銀行的玻璃沒什麼兩樣。也許當時感覺很開心，可第二天銀行照舊開門營業。七〇年代末，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與一些採用恐怖主義手段的組織搭上了線。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委內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芳里奇．桑切斯（不無諷刺的是，他用了列寧的名字），人稱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稱為紅軍派（RAF）的西德恐怖主義團體。它的兩個頭目分別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人們因此也稱它為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我們與這類組織的關係依具體情況有深有淺。但當時我絕不可能如實把這些關係的深度抖摟出來。

勃列日涅夫的這一想法與昂納克的心態不謀而合。一九七二年與波昂簽署的基本條約承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昂納克於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為止對我們關閉的國家和地區。對此他顯示出孩子般的熱忱，並萌生了成為一名國際政治家的念頭。昂納克竭力使東德參加世界事務的心情不難理解。他這個人缺乏眼光，但自尊心很強，渴望作為一名改善了東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領袖而名垂青史（直到臨終前，他仍可以一口氣說出在他執政期間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衛生間）。他深知，在德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他永遠超不過他的前任、東德首位領導人烏布利希的地位。東德外交局面打開後，他打算在國際舞台上一展身手，超過烏布利希的成就。

我們來後沒幾個月，島上開始盛傳桑給巴爾將與坦噶尼喀組成聯邦。我們對此深表關注。坦噶尼喀的總統尼雷爾與倫敦關係密切。如果兩國真的結成聯邦，估計英國政府會向桑給巴爾施加壓力，迫使它中止與我們的關係。更糟糕的是，我們本來是被請來做情報顧問的，可地主國的情報官員一個個卻對我們守口如瓶。

然而國家安全部的幾位領導並沒有討論過這份報告，也從來沒有正式討論過第二十二局的工作或是我們與恐怖組織的關係是否合適的問題。我偶爾聽到過有人發牢騷。顯然，在東德與潛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內存在著意見分歧。有些人只是服從命令，並不去多想教給巴勒斯坦人或南葉門人這些技術會帶來什麼後果。有些人提出異議是出於實際的考慮，擔心自己惹一身臊。米爾克非常害怕我們與巴勒斯坦人的關係在外界曝光，尤其擔心東德與其他國家舉行敏感的首腦會議前夕我們培養訓練支持巴解組織的消息走漏風聲。為此，我們常常臨時接到通知，暫停這類訓練活動。同時還懇求伊芳亞德放棄暴力。這種辦法臨時用來抵擋一下尚可，但從長遠講不會有任何結果。

史丹納被捕後，等待他的命運是處決。應蘇丹政府的請求，我們答應參與對他的審訊。我的主要任務是讓蘇丹人懂得，審訊犯人（無論是史丹納還是其他人）的目的是從他口中得到仍在進行的或正在策劃中的叛亂活動的情報，不是透過恫嚇或拷打進行報復。可我們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桑給巴爾也好，其他與我們多年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也好，如南葉門、衣索比亞和莫三比克，無一例外地濫用了我們傳授給他們的技能。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我們的做法強調孤立敵人，對之曉以利害，而不是嚴刑拷打或恐嚇。可是真正做起來時，這些國家的審訊人員很少有不出格的。

德國統一後，經調查證實，我負責的外國情報局對拉貝勒夜總會爆炸事件和一九八三年法國駐西柏林領館被炸事件事先並不知情。

因此，我們從捲入非洲逐漸發展到涉足中東，並與一些靠恐怖活動引起國際社會注意的組織建立了聯繫。南葉門日益成為連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橋樑。一九六九年南葉門革命政權成立後，我們向亞丁派出了一個人數龐大的顧問團。我們與南葉門之間的合作範圍超過了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經濟技術和教育援助外，還派出了國內國外情報領域的軍事顧問和專家。整個南葉門任我們馳騁。當年東德的情報人員培養訓練期間都曾先後被派到南葉門工作過一段時間。我們開玩笑說：「去學學騎駱駝。」

近幾年來，關於「罪責」與「責任」定義的辯論日趨白熱化。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只有少數德國人對納粹政權下犯下的暴行有罪，而所有心甘情願生活在納粹政權下的德國人對這類暴行都負有責任。做出這一區分並不只具有學術上的意義。罪行屬於法律範疇，而責任則屬良知範圍。

無論是西方還是社會主義陣營，結成這些不甚光彩的聯盟皆出於冷戰的需要。公諸於世的國家安全部的檔案無疑表明，外國情報局隸屬的國家安全部曾與巴解這樣的組織合作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支持了一些出於政治目的搞恐怖活動的團體。

第二十二局除了保護在東德的外國恐怖分子外，還負責照顧東德庇護的紅軍派成員。紅軍派產生於六〇年代的激進主義思潮和德國政治道統中的暴力傾向。該派從事恐嚇、暗殺西德的政治領導人、尤其是經濟界要人的活動，試圖以我們東德共產黨人早已放棄的手段消滅資本主義。紅軍派領導人巴德爾和邁因霍夫在西德監獄裡自殺。然而時至今日，他們的追隨者仍認為，他們是被當局害死的。德國統一後的年月裡，我的名字和這些紅軍派成員連在了一起。如同我本人和外國情報局對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情況一無所知一樣，我們對東德庇護紅軍派一事也同樣兩眼一抹黑。

儘管我們幫助桑給巴爾純粹出於公心，擴大我們在第三世界的活動的基本動機並沒有因此消失，即繼續爭取更多的國家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承認。到了一九六九年時，訪問東德的外國友人絡繹不絕，爭先恐後地要求我們提供援助。敘利亞和埃及罔顧哈爾史丹主義，打開了與東德的關係。蘇丹、南北葉門、剛果、高棉和羅得西亞解放運動緊隨其後。接待一次埃及內政部長意味著要按照米爾克的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兩遍。國家安全部大樓的院子裡還要排列好儀仗隊和青年合唱團。我開始感到這種關係成了不必要的負擔，不管訪問奇鄉異國多麼富於刺|激。米爾克和我的首要職責是確保我們在歐洲情報戰中的優勢，而參加這些送往迎來的活動佔用了我們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如今一些中級官員卻被派往人生ｈttｐs://ｗｗw•hｅｔｕｂooｋ.coｍ.coｍ地不熟，政局不穩的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工作。煩惱歸煩惱，發展這方面的關係乃是我國領導人的旨意，不是我能決定的。對此情報機構只有貫徹執行。

拉貝勒夜總會被炸事件實際上也是國家安全部嚴重玩忽職守和怯懦行為的結果。內伯負責的邊防軍曾報告說，利比亞外交官進入東德時行李中夾有炸藥。我們對他們的真實身分以及和同恐怖主義分子的關係已瞭如指掌。中東地區的東德反情報人員在此之前已經向我們報告說，利比亞計畫在西柏林搞一次爆炸。因此完全有理由懷疑這些炸藥正是為這一用途做準備的。

對一國情報機構的首腦來說，穿過與北約關係密切的國家，去一個真實意圖尚不清楚的地方是個極為大膽的念頭。米爾克猶豫片刻後終於答應了，但喋喋不休地反覆強調需要絕對守密，並囑咐我不得跟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我的副手。他還親自負責安排我的保衛工作，甚至還審定一項緊急營救方案，以防我這次誤入圈套。

我們內心很清楚，昂納克與第三世界領導人的一系列互訪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訪問華盛頓、東京和波昂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靜思考的結果。但我們這個小國正是從這種自我感覺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這句口號絕妙地反映了集愚蠢透頂和小雞肚腸為一體的心態：「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門裡一些膽大的人把這一口號當做笑話互相傳誦。

以上所舉事例表明，即使是一國政府內的不同部門，哪怕像處理外交與外國情報工作這樣關係密切的部門，也不一定瞭解各自在幹些什麼。位於維吉尼亞州蘭利的中央情報局也好，還是華盛頓特區霧谷的國務院也好，抑或位於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東柏林的外國情報局也好，都不例外。我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如實講述給讀者，由他們去判斷我是否有罪。至於我本人，我承認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但不承認有罪。

然而在此之前的歲月裡，任何人只要與阿拉法特或巴解組織沾點邊，馬上會招惹上同情甚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惡名。然而兩年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倒在一名以色列恐怖分子槍口之下的卻是拉賓。歷史就是這樣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段時間我們尤其重視與埃及的關係。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結束後，納賽爾總統透過他的內政部長戈馬將軍表示，他希望與我們交換情報。我的副手訪問了開羅，受到隆重的接待。原來納賽爾想請我們幫助查出隱藏在埃及政府和軍隊中的以色列特務。他認為這是埃及戰敗的原因。

由於我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局長，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我對東德政府與恐怖分子之間的所有來往一清二楚。我也確實知道東德與西方視為恐怖組織的不少團體眉來眼去，但正如下面要解釋的那樣，我並不瞭解重要的運作細節。我主要負責情報工作，即搜集情報，最好是機密情報。這屬於情報活動，不是恐怖主義。我個人從未參加過恐怖主義活動的謀劃或實施。

我的解釋不是為過去的行為辯護。我想說明，我這樣做的目的也不是為我本人開脫責任。不可否認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其諜報機構向它視為合法的組織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的幫助，其中的一些組織參與了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活動。東德還庇護了逃離西德的恐怖主義分子。這方面的工作屬於其他部門，不歸我管。他們幹他們的，我幹我的。再說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也不希望我捲進來，這樣我可以埋頭於從國外搜集祕密情報的工作。今天看來，這未嘗不是一樁幸事。

一個非洲國家承認我們除了具有廣泛的外交意義外，還給情報工作帶來了新機。也許卡魯姆總統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桑給巴爾正式通知我們這一決定的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請求我們給予經濟和安全上的援助，尤其是在搜集國內情報和邊防方面。顯然我們在以上領域的名聲已名揚四海。不過為此而揚名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事情還得從非洲說起。那時東德在其短暫的歷史中剛走完了一半路程。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八日，東非海岸只轄兩個島嶼的彈丸之國桑給巴爾共和國宣佈獨立。這算不上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件。當時，宣佈獨立的非洲殖民地如雨後春筍。除了收集稀少郵票的人外，桑給巴爾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一九八二年以色列瘋狂圍攻貝魯特期間，我們在當地人數不多的情報人員發揮了超常的作用。當時貝魯特一片火海，有段時間莫斯科與它在當地的大使館和ＫＧＢ人員完全失去聯繫。只有東德的情報人員仍與巴解組織領導人保持著無線電聯絡並可以見到他們。我們的人扮演了蘇聯代理人的角色，奉命向莫斯科轉達巴解對事態發展的態度和回應。他們在砲火中冒著生命危險會見巴勒斯坦的情報人員，傳遞訊息。雖然他們對中東地區充斥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情緒早已不陌生，但以色列血洗薩布拉和沙蒂拉難民營的暴行以及大批平民死於戰火仍令他們震驚不已。

一九六九年五月，距納賽爾去世前幾個月，一批進步的軍官在蘇丹軍事學院院長尼邁里的領導下奪取了政權。我們置桑給巴爾的教訓於罔顧，覺得蘇丹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有可能成為我們打入中東的一個瓶子。奪取政權的蘇丹革命指揮部渴望建立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會主義，並請東德提供情報及經濟上的援助。

然而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時，我們因為與第三世界國家結成的聯盟以及在那裡展開的工作不禁有點飄飄然，以為我方在冷戰中佔了上風。我們覺得，由於自己的努力，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日益擴大，最終將使全球權力平衡向我方傾斜。勃列日涅夫堅信，世界力量的對比正在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轉化。他試圖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項支持激進左派政府的政策。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庇護的阿拉伯恐怖主義分子大多數都是借阿拉伯國家外交官身分的掩護進入東德的。這方面的事不歸我管。我跟第二十二局的矛盾源於政治上的考慮。我擔心它的活動可能會對我們局產生不利的後果。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第二十二局侵犯了我的地盤。世界上任何一國官員對此都會理解。它等於是又一個與我們平起平坐的從事外國情報活動的機構。我料到它對我本人及國家都沒有好處。日後果不其然。

哈馬達拉的預測很快成真。一九七〇年，尼邁里掉轉航向，將哈馬達拉和其他左派人士逐出革命委員會。第二年，左派人士發動政變未遂後，尼邁里將政府內所有社會主義者悉數逐出。當時哈馬達拉正在倫敦。他罔顧我們的勸告，決定飛回祖國，重整旗鼓與尼邁里鬥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飛機被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上校迫降在利比亞。格達費馬上將哈馬達拉和一名隨從引渡給蘇丹。哈馬達拉被判處死刑。後來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他。臨刑前，他一邊吸著煙，一邊與衛兵平靜地交談。一小時後即被處決。噩耗傳來，我悲痛萬分，又一位朋友在正義的鬥爭中獻出了生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認為，哈馬達拉的犧牲使蘇丹失去了它的最優秀的兒子之一。他的眼光遠遠超過了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的國人。在這種動盪的政治局勢下，我們無法繼續作為情報顧問在蘇丹工作下去。一九七一年，我們撤回東德，再也沒有返回蘇丹。

比夫拉的冒險嘗試失敗後，史丹納又投入蘇丹南部叛軍的懷抱。這一舉動引起英國情報機構的注意。英國前駐蘇丹武官、南方航空動力公司的老闆巴納德和他的一位同事杜瓦爾向史丹納提供了地圖和無線電電台等設備。杜瓦爾名義上為西德人道主義組織工作，實則是英國情報機構在當地的官員。

一方面，昂納克尋求擴大我們同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出於好勝心理，渴望被蘇聯人視為東歐集團內最卓有成效和大膽的情報夥伴。我們是靠外國情報工作贏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爾克最初對我們開展的這方面的活動並不熱心。他本人是幹反情報出身，興趣一直在偵破隱藏在東德內的敵特，不管是真的還是假想的。與ＫＧＢ高峰會議時，他常誇耀東德的反情報機構抓獲了多少敵特。蘇聯人對此不感興趣，抓多少也不會讓他們吃驚。蘇聯人對我們的器重取決於我們透過外國情報活動得到的有關北約國家的情報和我們在非洲，以及後來在中東取得的成果。

培養訓練班每隔三到五個月辦一期。我們向他們介紹了敵方情報機構採用的種種手段以及審問心理學。這些南非學生學起來如飢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記在腦子裡。培養訓練內容還包括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學員們非常客氣地表示，這不是他們前來培養訓練的目的。此時我們已經透過這類合作摸到了一條基本規律；把我們的世界觀強加在合作夥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們本來期待著透過與非洲國民大會建立聯繫，有朝一日能夠使我們派往國外的間諜披上合法的外衣。具體設想是，我們可以先派他們去南非，然後在我們當地情報人員的幫助下改換身分。一九八八年前後這種辦法剛剛開始有點眉目因而無從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儘管巴解和其他組織向我們保證不從東德領土上發動恐怖主義的襲擊，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兩起。一九八三年法國在柏林的領事館被炸。一九八六年拉貝勒夜總會又被炸。這兩次事件可以說是我們允許恐怖分子偶爾把東柏林作為一個活動基地的必然結果。米爾克壓根兒沒想到會出這樣的事。然而這些恐怖分子現在根本不服他的管。

我十分擔心會陷到中東裡面，無法自拔。可蘇聯人與以色列這個敵人較上了勁兒。我決不會僅僅為了幫助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出口氣而花費氣力去搜集情報。在我眼裡，以色列和其他國家沒什麼不同。我看到滲透活動事倍功半時，馬上停止了在以色列發展間諜的活動。

當時我們十分天真，對在第三世界國家工作的後果缺乏清楚的認識。東德派來的訓練有素的聯絡官和專家將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累積的情報工作經驗傳授給了桑給巴爾。在我國專家的辛勤努力下，桑給巴爾的情報機構迅速膨脹到可笑的地步。按人口比例計算，它很快超過了東德情報機構的規模，而且還在不斷地擴大。我們對此已無能為力。卡魯姆比我們預想的還要狡猾，善於挑動大國互相爭鬥。一九六五年，中國人大批湧入桑給巴爾。我們的地位進一步受到侵蝕。尤其令人氣憤的是，我們應桑給巴爾政府的請求剛剛給他們搞到一批拖網船，一個攜帶農具的中國代表團隨即抵達該國。這批援助為此黯然失色。更讓人難堪的是，後來發現這批拖網船不適於在當地的水域作業。

起初米爾克覺得透過紅軍派成員可以更深入地瞭解西德。與此同時，把他們請來不失為自我保護的一步棋。然而國家安全部訓練前紅軍派成員的例子證實了我的看法，米爾克仍然沒有打消在一場東西方之間的戰爭中利用這些人的念頭。他覺得完全有可能爆發這樣一場戰爭。

如何區分自由戰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決於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場上。我們曾向南非境內的解放運動——非洲國民大會——提供軍事和資金上的援助。對此我終生不悔。支持非洲國民大會並沒有任何戰略上的考慮。我們並不期待他們有朝一日會上台執政。我們認為，它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是正義的解放鬥爭。許多年後，當我看到曼德拉在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承擔起治國的重任時，對當年的判斷不禁啞然失笑。

現在流傳一種說法，未來的歷史學家會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之一。我本人及我從事的工作在席捲而來的批評浪潮中備受指摘，美國人的言辭尤為激烈。當年他們自己曾長期扶持殘暴的獨裁政權，公開或祕密地顛覆合法政府，從推翻伊朗的摩薩台、瓜地馬拉的古斯曼和智利的阿連德，到支持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獨裁政權以和圖書及世界各地許多類似的政權。如今他們對這段不名譽的歷史好像忘得一乾二淨。

在如何對待史丹納一事上我向蘇丹人耐心解釋，像史丹納這樣死硬的人，只有他覺得自己會受到公正對待時才會開口說話。他們終於被我說服了，同意讓兩名民主德國的審訊員去見他。此前史丹納受審時態度一直十分頑固。看到兩名德國人來到他的囚室與他交談，史丹納顯然鬆了口氣，雖然這兩個人來自信奉社會主義的那一半德國。他在世界各地曾與共產主義為敵。我覺得對付他的最佳辦法是動之以情。他的妻子是阿爾及利亞人。我們設法從她那裡搞到了他們的結婚相冊，並安排他的一些親戚給他寫信。我們的這一姿態緩和了他的牴觸情緒。史丹納講述了自己在蘇丹這場錯綜複雜的衝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終我們從他這裡對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偽裝的組織和情報機構在蘇丹境內編織的這張大網有了一個全面的瞭解。

在第三世界，過火行為常常演變為野蠻行徑。我們和西方都曾有意無意地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是否清楚，我方提供的幫助也許會被濫用？當然清楚。但我認為昂納克，甚至米爾克從未有意地認可針對平民的恐怖暴力活動。身為外國情報局局長，對以上行為我是有責任的，但卻沒有犯罪。我希望讀者能夠從道義上做出這樣的區分，這樣才有助於對過去的極端行為有一個全面正確的認識。

阿拉法特和東德情報局內主管阿拉伯國家的處長在莫斯科舉行了進一步會談。我們同意幫助巴解組織，條件是它必須結束在歐洲的恐怖活動。阿拉法特一口允諾，並指定阿布．阿亞德（真名叫沙拉夫）今後負責與我們聯繫。此後不久，巴解戰士來到國家安全部在東德鄉村的祕密營地，接受情報與反情報，操作槍支、炸藥以及游擊戰術方面的訓練。通常向民族解放組織提供的培養訓練無外乎這些內容。除我們情報局外，安全部的另外兩個局也參與了這項工作。一個是HA-2局（負責反情報），一個是主管軍事使命和軍訓的AGM局（國家安全部部長工作組）。

美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陷入眾多難以取勝，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衝突中不能自拔。連美國的公眾輿論都常常認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錯誤的一方。在爭奪第三世界的活動中，我們比西方多一點點優勢。由於我們這些國家的議會毫無實權，新聞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裡，我們幹些什麼本國民眾無從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防止東德本土成為開展恐怖活動的基地。然而自從國家安全部認識了豺狼卡洛斯後，這一目標幾乎無法得到保證。卡洛斯是我們所有客戶中最難對付的一個。一九七九年，他透過與南葉門的關係首次來到東德。他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可善於譁眾取寵。西方媒體於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實我們情報局根本管不了他，而且據我所知，連見都沒見過他。下面我想講講這個卡洛斯，以說明我們幹了件多麼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牠。

由於我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不過米爾克除了偶爾拿猶太人開個玩笑外，倒從來沒有過任何反猶言論），米爾克骨子裡並不信任我。此外，國家安全部內人人守口如瓶的守密風氣注定了彼此之間不可能有什麼深交。我這個局長能做這麼久是因為米爾克知道，我深受ＫＧＢ首腦的器重。不用說，這層關係對他也有用。得罪了ＫＧＢ他也不會有好果子吃。在米爾克眼裡，我不過是一個善於搜集和分析情報的行家。至於當年他在柏林街頭經歷過的那種真刀實槍的階級鬥爭，我卻不是幹這個的料。一有機會，他就把我排除在外。從我們情報局成立之日起，他就把特務處——負責敵後破壞活動，如破壞輸油管及核電站——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在蘇聯，這類職能歸第一總局，即外國情報局管。我退休後，該處劃歸給外國情報局的新局長。

一九七二年底，東德正式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建立了政治上的聯繫。昂納克在東柏林接待了阿拉法特。這次會見剛結束，我們情報局即收到與巴解組織互通情報的指示。莫斯科對此欣然支持。當時巴解組織即將在聯合國獲得觀察員的地位。蘇聯非常希望同巴解領導人發展多方面的合作。

雷根總統講話後十天，即下令對利比亞進行大規模報復。一百六十架飛機一共投下六十多公噸炸彈。這次空襲的目標格達費本人雖然安然無恙，數十名無辜的平民卻因此喪生，百餘人受傷。襲擊拉貝勒夜總會的行為令我們不少人感到厭惡。但有誰能判定下面哪一樁是更嚴重的恐怖行為：殺害西柏林的士兵和那位婦女，還是殺害人數遠遠超過他們的利比亞平民？

抵達桑給巴爾時，政府官員傾巢到機場迎接。儀仗隊仍然身著大英帝國時的軍服。一支警察樂隊奏起《維也納圓舞曲》。主人事先曾要我們給他們帶一份東德國歌的五線譜。可他們學會演奏之前，我們只能將就著用施特勞斯。這下可苦了我國這位副外長。他不得不合著輕快的《藍色的多瑙河》的曲子檢閱儀仗隊。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們獲悉兩國確實要合併。新成立的國家起名為坦尚尼亞。就在前一天，政府官員還向我信誓旦旦地發誓沒有這回事。我於是飛到較小的奔巴島，視察當地新建的情報機構。聽到這一消息時我正與一群新招收的情報學員在落日的餘輝下圍坐在一起，回答他們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我氣惱地中斷了這次訪問，飛回主島。一艘東德貨船為了把我接回延遲了啟航時間。辛辛苦苦幹了三個月後，我不甘就這樣悄然離去。我想弄個明白，桑給巴爾到底會不會背叛我們。此外，這還牽涉到我們在桑給巴爾的經濟利益。我們為該國的邊防部隊建立了一支小小的船隊，並派船員和機械師去東德接受培養訓練。結果證明我們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兩國合併後，桑給巴爾的確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政府部門大樓裡，懸掛的尼雷爾畫像總是比卡魯姆的畫像低那麼一點。

就法律而言，西德的一批檢察官查閱了全部公開的檔案後，仍無法找到任何表明我曾參與暴力活動的線索，更不用說證據了。我還先後三次以誹謗罪起訴了幾家稱我知道國家安全部庇護西德恐怖分子的報社，它們的報導完全是捏造。更有甚者，美國國務院拒絕給我發訪問簽證，理由是我曾與恐怖分子有來往。我沒有看到任何可以證明這一點的證據（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〇年中央情報局請我去美國時絲毫沒有良心上的不安。不過時隔六年後國務院拒絕發給我簽證時恐怕並不知道有這回事）。

但至今仍有一個謎未解：美國人事先究竟掌握多少情況？他們是否有可能避免拉貝勒爆炸事件？爆炸發生後不到一天，雷根總統即宣佈美國掌握了利比亞參與這一事件的確鑿證據。雖然這些所謂的確鑿證據不過是俄國人提示的結果，仍有一些耐人尋味的地方。這次爆炸的主要策劃者，一個叫什里迪的人在美軍查理檢查站加強戒備期間多次在東西柏林間自由穿行。尤其不詳的是，安全部內所存文件援引巴解組織人士的暗示，什里迪決不單單是一名利比亞恐怖分子，而是祕密受雇於美國人的特務。

儘管社會大眾對我們載歌載舞，我們在桑給巴爾的工作並不是一帆風順。我們曾想建立一套嚴格的工作制度，但毫無結果。常常是開會時間到了會場後，才發現原來的人已被解職，換上的新人一點不瞭解情況。不過剛到桑給巴爾那會兒，這些小小的不便都算不了什麼。最讓人難熬的是熱帶國家的漫漫長夜。桑給巴爾政府為我們修建了典雅的別墅。周遭有一個廢棄不用的高爾夫球場，還有一個印第安人的墓地。為了消磨晚上的時光，我們常常出去散步，沿著球場和墓地一直走到市區外。那裡是當地人住的泥瓦小屋。太陽快落山時，男人們坐在自家門前抽著煙聊天，婦女卻在地裡忙著農活。

為什麼我們會容忍參與恐怖活動的人？親自與他們打交道的米爾克認為，「在最緊急關頭」也許用得著這批人。他是婉指爆發一場與北約的全面戰爭。我從來沒有聽到他直截了當地這樣講過。他的理論似乎是，我們結交或庇護的恐怖分子，如紅軍派，可以成為敵後的一支力量，開展針對西方的破壞活動。倘若有人徵求我對這種魯莽之見的看法的話，我肯定會表示反對。和平時期我們尚不能約束像卡洛斯這樣的人在東德境內的活動，戰時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又如何能指望他們可以靠得住或是用得上？依我看，這完全是異想天開。我覺得米爾克實際上是受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蘇聯面前有一種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症，想在國際上受人重視，為此不惜同巴解或紅軍派這樣的組織攪和在一起。

米爾克對桑給巴爾的承認喜出望外，開始物色一名人選，擔任桑給巴爾新成立的情報機構的顧問。最後挑中了馬克特將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納粹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坐過牢，戰後成為一名高級警官。此時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地區首腦。鑒於當時東德與其他非洲國家沒有外交關係，米爾克和我決定派一個熟悉外交事務的人與馬克特同行。我靈機一動，提議派我去。

因此，出面與恐怖主義團體打交道的不是外國情報局，而是國家安全部內的第二十二局。米爾克手下的四位國家安全部次長之一，主管邊防部隊的內伯將軍兼管該局。第二十二局實際上是一個與我們情報局平行的從事反情報工作的部門，並不歸我管。內伯逐漸接管了軍隊和警察部隊裡的反情報工作，後來還負責國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義活動。他為人極其和善，手下管著不少豪華賓館。每次外國情報機構的代表團來訪時，都受到他的熱情款待。他不是那種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的冷血動物，但無疑是一個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的人。德國統一後，他被指控參與了加騰施萊格爾被處死一案。加騰施萊格爾先後四五次偷越邊境，而且還破壞了幾處邊境設施。

眼看這場衝突漸漸失去控制，蘇聯軍方與ＫＧＢ在應對的策略上爭執不休。莫三比克政府內的權力鬥爭因此愈演愈烈。我認識到，我們就加強各方之間的配合提出的建議再好也白搭。蘇聯人那頭沒人愛聽。我們於是開始收縮在莫三比克的活動，但仍繼續向他們提供武器和技術援助。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徹底停止了這類援助。

西德情報機構當然猜到這些照片被張貼在郵電亭的通緝要犯躲到了東德。看到這些叛逆社會的西德青年，昂納克和米爾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們昔日在德國祕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時代。不過和這些人相處一段後恐怕就不會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覺。他們中大多數人出身中上階層家庭，驕橫任性。反抗的模式也缺乏當年德國共產黨及其情報機構在納粹德國堅持開展祕密工作時顯示出的勇氣和機警。在獄中服刑的紅軍派成員波爾據信是該組織恐怖活動的重要策劃人之一。他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在東德受訓的情況時說：「那些理論課程和宣揚世界和平的說教真讓人受不了。與其聽這些課還不如去讀《新德意志報》（東德共產黨機關報）。我們與東德教官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到了後來，雙方恐怕都互相厭惡透了。」

不過幫助非洲國民大會不能說沒有一點政治動機。我們希望加強該組織內的左翼力量。具體做法上無論是我們還是蘇聯都要格外謹慎小心。處理不好就會加劇解放運動內部自由派與親共派的分裂，反而對一貫反共的白人政權有利。我們和莫斯科一致認為，爭取非洲國民大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佳辦法是盡量做到有求必應。這樣他們就會把我們當成自己事業中的盟友。

我們是透過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捲入民族解放運動的。受此背景影響，我們對從事恐怖活動的民族解放組織採取了寬容諒解的態度。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一切，頗有在所難免之感。但當時並沒有看出這種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