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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情報局一向為效命於東德的告密者嚴守祕密。這一次我們決定打破慣例，向外界透露這家惡毒攻擊與東德簽署的各項條約的雜誌的總編本人就曾多年拿著東德的錢為東德做事。我們準備借調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這一消息。博斯在波昂認識不少要人，訪問東德期間死於一次車禍。他的確與東德的情報機構有些來往。這次來東德還拜訪了一些情報官員。開車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面濕滑，汽車失控而喪生。事故發生後，馬上謠言四起，對這個與東德和西德有著神祕往來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測紛紛。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會民主黨在聯邦議會中的一位助手維南德。其實博斯不過是死於意外的車禍。我們急於盡快證明這一點。原因之一是，倘若人們懷疑他死因不明，我們在西德的人以後就不敢再來東德尋求指示或遞送情報。為此，我們特別邀請《明星》畫刊派一人前來調查這次車禍，並允許他參與屍體解剖並參閱其全部有關資料。

這並不意味著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成員都知道卡德與外國情報機構的關係，或者該組織的所有文件和聲明都是受了莫斯科或東德的影響。這批將軍的所作所為皆出於信念。不過他們的確常常採納卡德提出的觀點。以巴斯蒂安一九八七年在東柏林接受電台採訪時的回答為例：

巴斯蒂安：「是的。我認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議非常具有建設性。希望西方國家能夠對此做出積極的回應。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跡象，只不過目標還不夠明確。希望今後再進一步，在本屆總統任期內能夠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具體的一步：從歐洲撤出核子武器。」

毋庸贅言，不讓人們知道我們是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贊助人至關重要。它的感召力就在於，它既不屬於北約陣營，也不屬於華沙條約組織陣營。卡德最終說服蘇聯也派一名將軍參加這一組織，使它顯得更有代表性。和本組織內其他與本國政府和軍隊拉開距離的將軍不同，這位蘇聯將軍只不過是被抽調來扮演和平將軍的角色，因此很不熱心。

一天，兩位中級官員會報說，他們剛盤問過的一名東德叛逃軍人供認自己被美國人收買。這比找到一個只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據這兩位官員講，此人在收容叛逃的東德人的營地接受了美國人的從事顛覆和破壞行動的訓練。多年來，我們一直宣傳西方密謀在東德境內搞破壞。現在這種宣傳可算開花結果。此人還交代說，美國人稱每個受過訓的東德人為「特殊使命特務」，德語裡簡稱ASA。

我們試圖影響的不只是將軍。博姆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反核飛彈的示威活動中經常可以在前排看到他的身影。納粹時期，他曾是柏林一家工廠的廠長。以後不知為什麼被東德逮捕，判了十年徒刑。也許是因為他同英國情報機構一直關係密切的緣故。五〇年代末，坐了九年牢的博姆被釋放出獄，在西柏林定居。每次釋放出獄的人名單都給我們情報局送一份。我決定與他建立聯繫。以後我倆成了好朋友。博姆顯然屬於道統的自由經濟學派人士，性格保守，孤傲。靠著同濟會宣揚的正義和平等思想的支撐，他熬過了艱苦的獄中歲月。坐獄期間，他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著述，發現自己的看法與書裡的觀點十分接近。對我和其他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十分尊重，但自己始終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自從一九九二年巴斯蒂安和情婦凱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雙雙自殺以來，研究人員、朋友和記者圍住我不放，追問巴斯蒂安自殺並殺死他的情婦是否與公開國家安全部的檔案有關。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檔案裡除了他們訪問東德時觀察到的一點情況外，沒有別的內容。他倆在綠色運動裡的一些盟友懷疑涉及他倆的檔案已被銷毀。

這種做法產生的一個最惡劣的後果是，一些情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證明他們對敵人進行了有利的反擊，有時竟然弄虛作假。比如，蘇聯駐外使領館裡的情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表功，有時謊稱，他們與某某間諜或耳目接頭。其實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來的。

世界上任何一位情報首腦都曉得，散佈「假情報」的部門一旦運作起來就再也收不住，正所謂請菩薩容易送菩薩難。這些部門裡的專家沒有知足的時候，總想嘗試更大膽的設想，編出更離奇的新聞。直至今日，我對主管教會和持不同政見者處幹的一件事仍感到無比內疚。該處並不歸我管。在這件事上，參與此事的人受了莫斯科的慫恿。八〇年代初，由於擔心東德對現實不滿的青年人會受到西德新納粹分子的影響，該處模仿新納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里的風格編寫了挑釁性的宣傳納粹主義的材料，並將這些傳單和小冊子郵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對此信以為真，再度陷入對納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聯邦議會還就新納粹分子一事進行了辯論。我覺得這場讓人倒胃的鬧劇極其危險。想出這個主意的某些蘇聯人為了達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讓我們參與組織新納粹分子的集會。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智囊和主將是一個叫卡和-圖-書德的人。他曾是西德海軍陸戰隊的一名軍官，後來成為漢堡大學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論述和平問題的多產作家。他對德國和美國軍界和軍工界上層人士之間的瓜葛做過認真的研究。國防軍工業部門視他如鯁在喉。

「特別任務小組」歸屬情報局第十處。該處成立於一九五六年，專門負責影響西方的輿論界，並在西歐和美國制定針對蘇聯陣營的政策時迷惑敵人。這方面工作的創始人是一個叫阿加揚茲的足智多謀的情報行家。以後接替他的ＫＧＢ人員連給他繫鞋帶都不配。

米爾克聽說後喜笑顏開。他一直警告說西方國家試圖在東德內部興風作浪，並主張對東德民眾嚴加監視。現在終於得到了證實。一次米爾克在我陪同下與安德羅波夫會晤時炫耀說，他掌握了西方計畫對東德搞破壞的重要情報，然後將一份有關美國一艘小型潛艇行蹤的絕密文件交給了安德羅波夫。他警覺地瞥了我一眼，強調說，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情報機構搞到的，與我們外國情報局無關。

有時候，叛逃到西德的東德軍人發現那邊的生活並不像電視裡看到的那樣輕鬆誘人，於是又跑回東德。這種人的日子很不好過。一方面，考慮到可以把這些人作為絕好的反面教員，給潛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鐘，東德允許他們返回。另一方面，政府卻不再信任這批人。為了得到像樣的住房和工作，他們不得不接受嚴厲的盤問，證明自己這一次決不會再背叛社會主義祖國。用不著懂弗洛伊芳德的學說即可看出，這批人此時極易受人擺佈。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經費來源，我無法確知。但與卡德關係密切，從一開始就參與籌建該組織的邁恩費爾特更有理由懷疑ＫＧＢ和東德安全部插手其間，如果不是知情的話。

我並沒有指示部下滲透到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中。我不需要這樣做。第十處內特別工作組的高級官員知道，他們的任務是以迂迴手段幫助西方任何可能為我所用的團體。考慮到將軍爭取和平運動反北約的立場，加之它在公眾中享有的威信以及在新聞界的知名度，選擇它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蘇聯陣營內的情報機構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們時刻受到來自上面的壓力，必須找出西方罪惡行徑的證據以供我方對敵宣傳用。冷戰期間雙方的宣傳戰披上了一層善惡之爭的道德外衣，從而掩蓋了冷戰實則是一場技術和軍事競爭的實質。為了爭取鐵幕兩邊的公眾，雙方拚命把對方說成是魔鬼。如此一來咱己則是替天行道，而對方卻是無惡不作。

作為熟悉西歐政治氣候的外國情報局局長，我的任務是研究裁軍運動對北約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並探討東德如何利用西方國家在這一牽動感情的問題上產生的裂隙。

這種把戲在外國情報局內用不了多久就會露餡。情報局收到間諜和耳目遞送的情報後，立即送交有關人員仔細加以分析。對來自各條管道的一手情報比較對照時，這類胡編亂造極易露出馬腳。相比之下，反情報機構人員更容易弄虛作假。米爾克為了向蘇聯人和我國領導人表白，整肅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的西德特務全靠反情報機構的努力，不停地給下面的人施加壓力。一九七九年，這種局面終於引發了ASA事件。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在國際上出名後，東德各部門紛紛爭相邀功。尤其令我們氣忿的是，昂納克的女婿，能力不強卻靠著家庭背景當上黨中央主管對外宣傳的頭頭的法伊芳斯特告訴東德的這位領導人，成立將軍爭取和平運動是他的主意。

採訪人：「你是否認為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發言有助於鞏固和平的勢頭？」

我們利用《明星》畫刊這位記者的東德之行略施小計，引起了他對努許斯的興趣。做到這一點沒費什麼力氣。一般持溫和觀點的《明星》畫刊是《快捷》週刊的主要競爭對手。《明星》畫刊果然不負我們所望，將此事曝光。努許斯被《快捷》解職。但《快捷》週刊指責《明星》畫刊的報導不屬實，與《明星》畫刊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法院歷時數載才做出了《明星》畫刊勝訴的判決。這件事表明，透過法律手段解決源於雲譎波詭的情報世界的爭端有多麼不易。

在這場核威懾理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較量中，公眾輿論如何看待莫斯科和華盛頓的意圖至關重要。我們的重點是反擊美國人宣傳的蘇聯威脅論。有一個組織在這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組織名叫將軍爭取和平運動，聽上去簡直自相矛盾。它不過是和平運動中一個小小的分支。別看它人數寥寥無幾，對裁軍問題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誰也沒敢問蘇聯人如何看待這份文件。因為這次會見後不久，東德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裡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說，馬上會爆發一場醜聞。國防部裡海洋及ｈttps://ｍ•hetｕbｏoｋ•com•ｃｏｍ戰略方面的專家分析過這份材料後指出，美國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沒有能力把一艘潛艇派到這名ASA人員聲稱他見到它的水域。隨後，ASA分子交代的供詞如多米諾骨牌紛紛不攻自破。發現這一切純屬虛構的不是反情報機構內的調查人員，而是大名鼎鼎的律師福格爾。此事敗露前，上面指派他擔任不幸的ASA人員的辯護律師（這些叛逃人員因供認參與了所謂的ASA活動而得到寬大處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審判）。福格爾仔細閱讀了這些人的案卷後發現，大部分供詞都是九處人員自己加進去的。更有甚者，九處的高級官員看來根本不相信有ASA這回事。然而面對下面人員的紛紛報喜，又為了取悅喜歡聽到這類供詞的反情報機構總部裡的上司，他們無力或不願意及時制止事態的發展，以致後來越演越烈。

許多人真誠支持過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並在反對核威脅的鬥爭中受到它的啟發。倘若有人問我是否對利用了這一部分人感到後悔，我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在這件事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樣忽然良心發現。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不是我們發起的。面對白熱化的軍備競賽日益升溫，一些軍人不無道理地擔心軍備競賽會失去控制，於是成立了這一組織。我們所做的不過是向他們提供了部分經費，指導了一下工作。當時廣大公眾普遍對軍備競賽感到擔憂。在劍拔弩張的情勢下，他們採取這一立場完全是正直的舉動。對這些罔顧自己周遭軍官的憤怒以及親朋好友和家人的反對，堅持自己觀點的人，我仍然懷有深深的敬意。自不待言，八〇年代初核戰陰雲密佈的日子裡，我們中間誰也沒想到這場軍備競賽的終結不是伴隨著核爆炸的一聲巨響，而是蘇聯解體的啜泣。

對此我想指出，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〇年一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報檔案被銷毀。據我所知，這批檔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間諜或耳目。巴斯蒂安與凱利的檔案不屬於這一類。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終不承認他與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有染。死後他以一名研究人員和倡導和平人士留名後世，如願以償。

四〇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德國民眾廣播電台工作過，對這一行相當熟悉。現在這方面的經驗正好派上用場。我們這個電台是倣傚加來士兵廣播電台建立的，播音的內容是呼籲德國聽眾起來推翻希特勒。加來士兵廣播電台設在英國，在德爾默的主持下辦得有聲有色。德爾默的方針是報導儘可能屬實，但在報導真實事件的同時摻入一些假消息，誇大德國軍隊、納粹黨及準軍事的衝鋒隊內反希特勒團體的力量。廣播員使用的語言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語言，甚至包括納粹分子掛在口頭上的陳詞濫調和平時開的玩笑。而莫斯科國家廣播電台的播音內容全是照本宣科地宣讀官方那一套，枯燥無味。我們透過戰俘和截獲的德軍士兵信件得知，廣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動搖了德軍官兵對納粹頭子和戰爭的信心。

這個詞本應立即引起人們的警覺。首先，它聽上去德國味很濃，不像是美國人用的。說得具體一點，它很像是東德使用的那種沒有檔次的虛浮文體。返回的叛逃人員對審訊人員的暗示心領神會，明白他們的交代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於是趨之若鶩，紛紛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總部的九處以及它在各地的分處也先後加入到這場遊戲中。波羅的海羅斯托克地區的九處人員甚至稱一名ASA分子交代了有關一艘神祕的潛艇的情報。

米爾克自己是否認識到ASA鬧劇是他向部下施壓的結果，我不得而知。九處在蘇爾地區的所有高級官員均被悄悄撤換。不過應對此案負責的人中沒有一個受到懲罰。顯然，部長大人覺得還是不聲張為好。

西德青年價值觀的轉變給我們發展間諜提供了新的機會。為了謹慎起見，我們決定不在和平運動內部發展間諜。幹情報這行，隨時都會有意外發生。如果人們發現反核抗議運動中的頭面人物受了我們的利用，他們就會威信掃地，被追隨者和公眾視為蘇聯的小走卒。有幾次我們確實試探過有可能為我們做事的人。如果他們同意，我們會建議他們今後避免過多地捲入反核運動。這樣做還有一個明智的理由：主張裁軍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國反情報機構的監視，看他們是否與可疑的人有來往。

一九六五年，博姆以西柏林地區的自由民主黨候選人的身分當選為聯邦議員。此後，他與當時任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勃蘭特密切合作，在反對冷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負擔了他的議會辦公室的費用。他向我們提供了自由民主黨內的情況以及勃蘭特根據東方政策與波蘭和蘇聯簽訂的條約詳情。這些消息與派駐外國的外交官瞭解到的情況沒什麼不同，可當時東德在波昂沒有外交機構。博姆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贊成勃蘭特打開與東德的關係並支持一九七二年簽署的承認兩個德國的基本條約。根舍拋棄社會民主黨人，率領他的不左不右的黨轉而支持柯爾時，博姆拒絕跟著轉舵。我們為了不失去自由民主黨的這條內線，力勸他跟根舍走。可他不肯放棄原則，另起爐灶成立了一個新的自由民主黨。它和_圖_書根本成不了什麼氣候，成立後不久即宣告解散。當博姆開始出現在遊行隊伍的前列時，他隨即失去了情報價值。我們知道西德的反情報機構今後會對他進行嚴密的監視。不管怎樣，博姆當初是靠著我們的資助才爬到這個顯赫的地位。我們相信他會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日，他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這筆錢直接付給卡德。雖然數額有限，但由於該組織人數很少，也算得上是一筆可觀的補貼，用於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費用。與此同時，卡德還同蘇聯國家安全部的外國情報局牽上了線，並根據同ＫＧＢ人員商討的結果起草了宣傳要點。這一文件確立了該組織活動的基本方針。

甚至連《明星》雜誌社性情古怪的海德曼也跟我們有來往。八〇年代他偽造了希特勒的日記。當時我們對此毫不知情。剛認識他那會兒，只知道他對尋找傳說中的納粹埋藏的財寶一事感興趣。據說隨著盟國軍隊逼近柏林，德國人在覆亡前夕把這筆財寶裝上飛機運到國外。海德曼確信親納粹分子將這筆財富埋在德捷邊境的某個地方。他與東德國家安全部祕密達成了一筆錯綜複雜的交易，獲准在靠近德捷邊境的地區進行挖掘。忙活了半天，最後連財寶的影兒也沒見著。不過他卻借和東德關係不一般出了名。日後，他利用這層關係突然拋出所謂丟失已久的希特勒日記，聲稱是在莫斯科找到的。這場騙局最終被人戳穿。西德的一些大出版社和著名歷史學家因為上當受騙而名節掃地。

具體地說，我領導了一個名為「特別任務小組」的人員精幹的機構。該小組的政治任務是削弱西德在國際上的地位，打擊鼓吹在外交上孤立東德的哈爾史丹主義，阻止西德重整軍備的努力。我們工作的重心不是「撒謊」或「誤導」，而是洩露醜聞。權且稱此為心理戰。當然，撒謊的骯髒勾當我們也幹過，但那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內容。我們將真假情報混在一起洩露給外界，借此加強我們的政策，削弱西德的政策和各種組織並打擊一些人。希特勒的軍國主義冒險政策導致德國一敗塗地後不久，聯邦德國政府即著手推行一項重整軍備計畫。前納粹分子在西德各界紛紛受到重用。這一時期並不需要散佈什麼假情報。西德新聞界也很樂於刊登政治上的醜聞。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成立於一九八一年，其成員是因對北約的核理論不滿而退役的陸海軍將領。他們中包括：出身貴族，在波昂社交界和軍界頗有影響的退休西德陸軍少將馮．鮑迪辛公爵；英國的哈博特爾將軍；美國海軍上將馬歇爾．李；法國海軍將領桑吉奈蒂；荷蘭的馮．邁恩費爾特將軍；義大利的帕斯蒂將軍和葡萄牙的戈麥斯將軍。不久，新退休的西德精銳的第十二坦克師師長巴斯蒂安將軍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是一位優秀的軍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俄國前線受過傷。戰後曾任國防部顧問。被任命為第十二坦克師師長前從上校一步步升至準將和少將。面對西德軍隊裡舊疾復發的傾向以及周遭高級軍官逐漸流露出的對納粹時代的懷舊情緒，巴斯蒂安將軍憂慮萬分，堅決反對美國在西德部署核子武器。一九八〇年他退役後，一心撲在和平運動上。私人生活方面，除了多年患病的妻子外，他還新結識了一位女友，叫凱利。凱利雍容大方，哪怕是最氣勢洶洶的鷹派人士受她魅力的感染也會耐心傾聽她陳述更溫和的政治觀點。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宗旨與歐洲形形色|色的爭取裁軍的組織無甚不同。但呼籲和平的示威者一向對軍人十分崇拜。這九位將軍很快發現，他們在和平運動中幾乎被崇為偶像。九個人都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多數人身上還留下了傷疤。這使他們具有一種和平示威運動的年輕領導人所不具備的威權。他們在自己生涯的巔峰時期還參與制定了核威懾理論下的戰略計畫，從而說話更有份量。誰也無法指責他們信口開河。

西德經歷了一九六八年的學潮後，一批與德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國和平同盟。這並非是我方精心策劃的結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與東柏林很樂於看到左翼積極分子成立這樣的團體，然後靜觀其發展。連我也為這類團體宣傳的觀點在社會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驚奇。我在二份給下屬的備忘錄中寫道：

西德發行量極大的雜誌《快捷》週刊和施普林格的報紙持同一腔調。不過這回我們極為走運。《快捷》的總編是馮．努許斯，就是當年我們設下假妓院圈套套住的記者介紹給我們的他的同事。五〇年代期間，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們提供有關波昂政治內幕的寶貴情報。六〇年代中，他逐漸停止為我們工作。努許斯愚蠢地以為這段歷史從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為敵國情報機構做過事的精明的西德人覺得誰也奈何不了他們。任何人只要與一個情報機構沾上邊，就甭想讓它再忘掉你。它可以出於自己的需要隨時抖出這段歷史，直到你進棺材那一天為止。）

米爾克閃電般地將九處處長解職，並指派專人調查此事。他在一次會議上嚴厲告誡安全部的從業人員要奉公守法，始ｈtｔps://m.ｈeｔuboｏｋ•com•ｃｏｍ終尊重公民的權利，並呼籲加強對調查人員的監督。「供詞不能取代獨立取證，」他吼道。「我們決不能搞寧肯錯捕一個，不使一人漏網那一套。」我們大家聽後面面相覷。這話是從米爾克嘴裡說出來的嗎？不過他訓完話後結尾的幾句令我們放下了心。「同志們，敵人就是敵人。對他們決不能有絲毫憐憫。」至少我們知道米爾克精神沒出毛病。

雖然我們情報局與這場騙局無關，以假充真卻是十處工作內容的一部分。不管我們的目標是西德政府，還是大公司企業、出版商或政黨，要達到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動搖公眾對這些新成立的未曾檢驗過的機構的信心，從而對整個西德政治秩序產生懷疑。十處的頭頭們情不自禁地受到德國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那句名言的影響：「一條謊言要想顯得真實並披上真理的光環，需要七條謊言的烘托。」

情報局第十處的工作方法與此十分相似。我們四處物色合適的西德記者，不過一般盡量不去沾派駐東柏林的外國記者的邊兒。這些人多半是西德反情報機構的注意對象。我們把物色的重點放在自由職業記者身上。他們不大在乎跟什麼人打交道。只要有文章可做，誰給他們文件都照收不誤。

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在其描繪共產主義制度的發人深省的劇本《措施》中，對為了鞏固革命成果而採取的一些極端做法做了如下的辯護：

我的一些同事幹起這種事來勁頭十足，滿腦子的點子。我內心深處覺得靠這種辦法並不能迫使資本主義世界屈膝投降。我認為宣傳戰的主要用途在於搞臭一些頑固敵視東德的死硬分子。他們對政策和公眾輿論有很大的影響。在這場鬥爭中，報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們的頭號敵人。施普林格的帝國包括發行量極大的《圖片報》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報》。他本人強烈反對給予東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認。直到八〇年代中，他擁有的報紙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詞的德語字母縮寫DDR上打上引號。施普林格借自己的報紙大肆攻擊承認德國分治現狀、促進實現兩德之間商業正常化的各項條約。我國領導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以及伴隨這種承認而來的貿易和外交上的往來，為此指示我們情報機構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擊西德敵對分子。

雖然我的部下中恐怕沒人知道上面這段話，但在追求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以上思想已在我們腦海中深深扎根。我們覺得，只要對我們的事業有利，幾乎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五、六〇年代期間，中央情報局也有一整套的心理戰方案。它與諸如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和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這樣的組織之間的關係已是盡人皆知。冷戰時期，西方為了煽動人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視採用了種種手段，其中最有成效的要數這兩家電台。它們根據持不同政見團體和因意識型態不合逃離衛星國的這些國家的公民提供的情況，出色地開展了針對我方的反宣傳。不僅如此，每當東歐集團內顯出動盪的苗頭時，它們會聞風而動，及時詳細地報導事態的發展。反對我們的人據此可以迅速對局勢做出回應。而共產黨國家的新聞機構卻要嘛遮遮掩掩，不予報導，要嘛輕描淡寫。

在德國，一個人的經歷有時會有最稀奇古怪的結局。東德垮臺後，國家安全部檔案中有關努許斯背叛行為的詳細材料公佈於世。不久後的一天，我翻開一份報紙，一篇署名為努許斯的文章豁然躍入眼簾。此人一向善於見風使舵。如今又搖身一變，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方面的專家。

盤問他們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情報機構中徵募特務的官員是否曾經找過他們。如果找過的話，又採取了什麼模式對他們進行拉攏的。可惜安全部第九處在蘇爾地區的分處（第九處負責審訊）什麼也沒問出來。當地情報官員盤問過的人中，沒幾個人見過西德徵募特務的官員。即使見過，也不過是一般官員，九處的頭子覺得根本引不起東柏林總部的注意。

不僅如此，和平運動還把一批積極支持蘇聯和東歐國家內持不同政見者的知名文人學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國的索忍尼辛、和索忍尼辛一樣被剝奪了國籍的東德著名歌手和詩人比爾曼、西德諾貝拉文學獲獎人海因里希．伯爾等。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政治局擔心，民眾可能會在其他問題上對共產黨政權發難。西德和平運動中的一些頭面人物也令我頭痛不已。自從一九七五年蘇聯簽署了赫爾辛基人權協定後，東歐國家越來越難於拒絕這樣的人入境。

一九八〇年年底，一名下屬向我會報了他們處的一大斬獲。他們透過漢堡的一個關係與卡德接上了頭。卡德提出與我們見面。我們外國情報局於是派了兩名官員以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從業人員的身分去見他。我們偶爾利用這塊招牌做掩護。它的好處在於，一個西德人如果對東德稍有瞭解或是哪怕多點常識的話，也會猜出他是在與東德外國情報局打交道。這樣可以避免對方因我們公開身分感到尷尬或害怕。我們隱蔽自己的手法既有暗的，也有明的。不像美國人，好像動不動就亮出自己是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的人。

見過幾次面後，我的下屬給卡德起了個化名，叫超一流。這不意味著已把他當做一名間諜。按照慣常做法，對我們正在祕密調查的人，m.hetubook.com.com均以化名稱呼。不過根據給卡德起的這個化名判斷，我的部下認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筆交易。卡德談到了將軍爭取和平運動，表示需要經費公開宣傳他們的觀點以影響公眾輿論。經過協商後我批准每年資助他們一筆經費。

搞臭西德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工作。情報官員首先對竊聽到的西德政府部長之間或銀行總裁之間的談話內容進行分析，看看在諸如武器出口或黨派鬥爭等敏感問題上是否有對公眾隱瞞的地方。一旦發現有不可告人之處，即將搜集到的有關材料整理成厚厚的卷宗，然後透過潛伏在西德或西柏林的間諜透露給那些會對此刨根問底的記者。我們力圖造成竊聽電話源於西德的印象。據我們所知，美國國家安全局在西德的竊聽活動十分猖獗。這類被隱瞞的真相一旦曝光後，涉及到的人往往狼狽不堪，根本無力招架我們編造的其他更為不利的指控。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主要是靠卡德和馮．邁恩費爾特一手籌辦起來的。其實卡德的許多想法和點子源於莫斯科。東德外國情報局還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經費以及其他方面的協助。卡德在這一組織內外的朋友和同事一直被蒙在鼓裡。倘若知道的話，一定會大驚失色。

我們決定仿照德爾默的風格改造德國民眾廣播電台的播音模式，並設法給人造成一種錯覺，電台設在德國本土而不是莫斯科。為此編造了電台與德國地下抵抗組織來往的種種神話。我們還參照德爾默的做法，報導內容有真有假。經過反覆摸索，終於找到了真假消息所佔的最佳比例。我覺得我方廣播電台的播音效果後來一點不亞於戰時的美英兩家廣播電台。

從七〇年代初到八〇年代末，和平運動風起雲湧。無論東德還是西德政府均面臨巨大壓力。原本對抗議活動不感興趣的公民出於對核衝突的擔心，反核情緒日益高漲。三十萬人湧到波昂，參加抗議北約在歐洲部署核飛彈的和平示威。西德國內的這類反核活動正中我們下懷，因為這會給北約決策人帶來複雜的政治元素。西德的領導人面對這種政治壓力常常十分惱火，轉而指責我們煽動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操縱和平運動。

冷戰期間，德國是從事這類活動的最佳場所。無需贅言，兩個德國之間有著共同的語言和歷史。社會民主黨的東德局應美國情報機構的請求向我國境內放氣球，撒傳單。所以說，從一開始這樣幹的就不止是我們一家。波昂的國防部還設有一個「心理防禦」處。其實它跟防禦毫無關係，完全是為了開展心理戰。這是我們從西德一位前驅逐艦艦長賴興堡那裡得知的。他在該處工作期間曾向我們提供了機密文件。一九七八年退休後，他擔任了位於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基督教社會聯盟國防政策工作小組的主席。一九八四年，賴興堡被逮捕，罪名是過去十四年裡為了金錢向我們出賣情報。他被捕前，我們曾試圖向他和其他與他聯繫的人發出警告。我們與他約好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館裡陳列的倫勃朗作品《夜巡》前接頭，但這次接頭最終流產了。雖然我方折損一員，西德反情報機構的一位負責官員卻因與賴興堡關係密切而下台。從我方角度看，這也算是搞臭西德情報機構活動中的一次意外斬獲。

可惜專業性極強的這一行到了後來失去了控制。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情報官員能將西德數百個不同機構的公文特點模仿到以假亂真的地步，為此十分得意，常常利用自己的專長幹出一些蠢事。為了不給這些想像力豐富的人潑冷水，我對他們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按情報這一行的尺度來衡量，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出了格。例如，一九七七年被紅色旅綁架的德國工業家漢斯．施賴爾遇害後，十處編造了施賴爾向紅色旅交代內容的記錄。不無諷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垮臺後，編造出這份供詞的佈雷默是最早向新聞媒體出賣他所掌握的祕密的人之一。

儘管如此，我仍堅持新聞報導儘可能屬實這一方針，尤其是現實生活中有大量的素材可供十處使用。我們揭露了西德眾多的重要政治家與法官曾與納粹勾結的歷史，其中包括西德總統海因里希．呂布克、曾在戈塔爾宣傳部裡幹過的西德總理庫爾特．基辛吉、巴登一符騰堡州的總理漢斯．菲爾受格。菲爾受格在納粹時期任審判長時，曾將士兵和其他許多人判處死刑。

事實上，西德境內的和平示威活動的確得到了東德的資助。與此同時，我們自己也有一本難念的經。既要設法支持西歐的和平運動，把它作為反對華盛頓的宣傳武器，又要竭力壓制本國的和平團體，把它們的宣傳斥為「意識型態上的旁門左道」，處境頗為尷尬。像在波昂和英國的格里納姆一康芒舉行的那樣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蘇聯陣營內是絕對不允許發生的。不過我們意識到，和平運動已在我們各自國家內生根，構成了對蘇聯勢力的挑戰。和平這一主題尤其令東德領導人坐臥不安。他們一向認為，和平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一九八〇年蘇聯在東德部署SS-20飛彈後，當地東德居民憂心忡忡。對核飛彈的共同憎恨開始使長期分割的東西德民眾走到一起。和平課題還使人注意到東德社會中民眾更廣泛的不滿情緒。教會的不少教士成了和平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們躲在幕後出謀劃策，打著反對核政策的幌子積極引導抗議活動，以達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