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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舉世公認的共產黨國家中最卓有成效的情報機構的前首腦，由我總結一下東德情報工作的成敗功過恐怕再合適不過了。

這種難堪的局面持續了一段時間。蘇聯人為什麼不在哈韋爾的頭頭已懷疑福克斯的情況下設法把他從英國救出實在令人費解。我猜測他們是想繼續在哈韋爾中心淘金，透過福克斯竊出儘可能多的核機密，所以才沒有及時將他撤出。他的安全被置於一邊。此事過去這麼多年後福克斯仍然創傷未癒的原因也在於此。

我相信，對於他來說，最大的痛苦是自從一九五九年獲釋以來，一直沒有機會當面與負責他的蘇聯情報官員談談他的發現。我不理解，為什麼過去二十多年裡莫斯科從未表示過願意見他。對他過去所做的工作，蘇聯方面既不予以承認，也沒有顯示出一絲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連他被捕的原因問都不屑一問。他為蘇聯工作完全出於信仰，並為此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學家的前程。蘇聯對他保持的沉默彷彿一塊壓在心頭上的巨石，叫他喘不過氣來。

「在眼前困難的條件下，我們不能輕率地試圖解決所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果同時打開所有閥門的話，民眾發洩起不滿來會勢如雪崩，一發不可收拾。」安德羅波夫又解釋道。安德羅波夫終於向我吐露了真言。蘇聯人在人權問題上頑固不肯讓步的真正原因原來是害怕，害怕過去史達林將國內少數民族視為異己的做法會激化蘇聯的民族矛盾。夏藍斯基於是不僅是蘇聯猶太人的象徵，而且也會成為許許多多「異己」民族的象徵。

不過我知道，史達林死後，蘇聯人仍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研究各種稀奇古怪的暗殺辦法。連ＫＧＢ內的許多人都不大清楚有這麼一個部門。除了用有毒子彈射殺了班德拉外，ＫＧＢ還在柏林綁架叛逃人員特魯奇諾維奇未遂時將他幹掉。特魯奇諾維奇是俄國流亡海外人士組織——全國工人聯盟——的領袖。有一回ＫＧＢ派了一個人到東歐各國巡迴兜售他們的祕密武器，如不留痕跡的神經毒瓦斯，塗在門把兒上的觸摸式毒藥等。我從他那兒拿來的唯一一樣東西是一小瓶「誘供靈」。他活像一個走家串戶的推銷商，滔滔不絕地誇這藥是「一絕」。多年來我一直把這瓶藥放在私人保險櫃裡，從未動過。

有一次，我同謝羅夫和ＫＧＢ派駐柏林的頭子科羅特科夫乘火車去距柏林四十英里外國家安全部的狩獵區打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科羅特科夫曾化名艾德曼，在柏林當紅色樂隊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絡員。他們兩人在車上回憶起當初一起參加鎮壓匈牙利起義的往事。從他倆的交談中我感到，ＫＧＢ裡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參與過對這次起義的鎮壓。

我小心翼翼地把話題引到一九五〇年他被捕一事時，馬上意識到我觸到了一塊三十年未癒的傷疤。福克斯在我們面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面部表情的緊張和不時的抽搐反映了內心感情的劇烈波動。說到被捕的情形時他顯得悔恨沉痛，彷彿在做第二次告解。

一九四一年，福克斯透過他的朋友，經濟學家庫琴斯基與蘇聯軍事情報局（格魯烏）取得了聯繫。此後，軍事情報局給他派了聯絡員。聯絡員經常變化，他最喜歡的是庫琴斯基的妹妹烏爾蘇拉，化名魯思．維爾納。足智多謀的維爾納在外人眼裡不過是一位家住牛津，有著兩個孩子的性格恬靜的母親。實際上她是蘇聯在英國的最重要的間諜之一。日後她被授予蘇聯上校榮譽軍銜，成了得到這一殊榮的唯一一位女性。維爾納常和福克斯一道騎車到邱姬兒家族位於布萊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裡接頭，把福克斯交給她的文件藏在單車的椅墊下面。福克斯沒有受過任何情報工作的訓練，也不肯學無線電密碼或用微型照相機拍照。需要的資料他要嘛複印一份，要嘛自己查閱有關資料後，憑著過目不忘的強聞博記能力複寫出一份。傳遞情報的手段也簡單得令人吃驚，以情報人員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說是稚嫩。沒有什麼祕密投遞點，情報一律都是親手轉交的。倘若反情報機構在一旁冷眼監視的話，這會是送上門的禮物。所幸的是，當時英國沒有對福克斯產生任何懷疑。福克斯對俄國人的聯絡員沒有什麼好印象。「他們不像魯思，和我在一起時顯得很緊張。尤其是其中一個，不停地左顧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這種事上純屬外行。可像他這樣東張西望反倒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還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我自己也是棋錯一著，過分倚賴蘇聯而沒有認識到這樣做的後果。蘇聯是我生活學習過的地方，我對蘇聯畢生懷有深厚的感情，同蘇聯情報官員交情頗深。受此影響，我以為ＫＧＢ把我們情報局當成一個平等的夥伴。我知道莫斯科從我們這裡源源不斷地得到了大量情報：如有關他們正面之敵的政治和軍事情報，美國國家安全局編寫的電子偵探的技術手冊，中央情報局特務的姓名與工作模式以及數量驚人的科技情報。由於忙不過來，這位蘇聯聯絡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幫助處理收到的這些情報。而我們從蘇聯人那兒得到的情報則少得可憐。不過蘇聯情報機構的高級官員對此狀況供認不諱，並盡自己的力量設法改變這種現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變革都是步履蹣跚，我竟昏昏然認為莫斯科始終會把我們置於他們外交政策的首位。史達林、赫魯雪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代一直是這樣。因此，一九八九年戈巴契夫決定把我們交由北約組織處置時，我們彷彿當頭挨了一棒，瞠目結舌。

安德羅波夫將克留奇科夫提升為ＫＧＢ第一總局局長的決定雖在情理之中，卻不明智。從一九五六年安德羅波夫在布達佩斯工作時起，克留奇科夫一直跟隨在他左右。安德羅波夫知道克留奇科夫熟悉外交政策，一定覺得把外國情報局交給他一手栽培的這個人可以防止情報局的人看問題鼠目寸光，再次陷入鉤心鬥角之中。

夏藍斯基連續五年為爭取蘇聯猶太人的權利奔走呼籲，與索忍尼辛和薩哈羅夫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嫉惡如仇的索忍尼辛著有描寫政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島》一書。薩哈羅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蘇聯的原子彈之父，後來投身人權事業。夏藍斯基獲此名望既是個人魅力的結果，又有幸運的元素。他碰巧遇到對他深表同情的記者。像他這樣執著的持不同政見者蘇聯又何止幾百。可他們卻默默無聞。這靦腆的學者因為名揚海外成了ＫＧＢ和蘇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對付敵人的做法，知道他們常常以驅逐不喜歡的人了事。索忍尼辛被押上了飛機，送到西德。薩哈羅夫被流放到國內的高爾基城（安德羅波夫的決定）。所以幹嗎不照章辦理，把夏藍斯基也驅逐呢？然而安德羅波夫不這樣想。

波昂的耳目告訴我們，這位新上任的總司令同樣沒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視。我們聽說後感覺才好了一點。卡特上台後宣佈了破記錄的高達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用於建造MX和三叉戟彈道飛彈，巡航飛彈，新核潛艇以及擁有十萬餘人的新預備師。莫斯科對此驚恐萬分。一位蘇聯著名核戰略家私下對我說：「我們拼經費可拼不過他們。謝天謝地，多虧我們在其他地方比他們強！」

人們紛紛點頭稱是。輪到安德羅波夫發言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他的聲音溫和而堅定。「我們當時面前只有兩條路：要嘛進行軍事干預，要嘛坐視捷克斯洛伐克與我們分道揚鑣。前者會給我們臉上抹黑，後者則會給東歐帶來嚴重後果。這可不是一個令人羨慕的抉擇。」

這不是最後一次聽到米爾克的奇談怪論。直到七〇年代，他一直堅持為史達林祝酒。面對態度越來越冷淡的聽眾，他照舊邀所有人一起「為我們的導師乾杯」，同時強烈暗示蘇聯搞的非史達林化是一大錯誤。不過這都是當著自己同胞的面說的。蘇聯人在場時則換了副面孔。

「能把貨留給你們處理嗎？」他請求說。

安德羅波夫樂於聽取來自ＫＧＢ以外的情報，因而對蘇聯駐外使館內外交官與情報官員之間的矛盾瞭解甚深。ＫＧＢ有時不把駐外機構放在眼裡。為此，許多館內大使和ＫＧＢ頭子搞得很僵。加上ＫＧＢ倚仗充足的經費，財大氣粗，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張。ＫＧＢ人員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車，而使館只有高級外交官才有自己的車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館提供的交通車。ＫＧＢ人員伙食費的報銷標準也高於職業外交官。這些待遇上的差別不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還使外國反情報機構易於辨認出披著外交之外衣的ＫＧＢ人員。

這不是說，我們自己沒有使用嚴厲手段的時候。由於五〇年代中期情報總局併入了國家安全部，加之倣傚蘇聯情報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們局與反情報機構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如果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文化工作的第二十司對某個「異己分子」（借用反情報機構的一句術語）不放心，我們情報總局恰好又有此人鄰居的檔案，我們會讓這位鄰居監視此人並向我們打小報告。任何與政府政策唱反調，持異議或稍有不同意見的人都可以被扣上「異己分子」這頂可伸可縮的帽子。這是斯塔思使用的最惡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們情報局瞭解某個旅居海外的東德作家的活動和與他來往的人的情況的話，我們會把這些材料轉給反情報機構。與此同時，我們可以透過反情報機構瞭解東德居民在西德的社會關係。

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事後諸葛亮很容易當。什麼蘇聯如何笨拙啦，在許多方面如何不如其頭號敵人美國啦，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啦等等。然而在整個國際關係為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所主宰的四十年裡，人們根本沒有這種感覺。恰恰相反，西方國家憂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實現赫魯雪夫發出的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誓言。受此恐懼心理的驅動，西方的情報與宣傳機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運轉著。此外，蘇聯情報工作的成就極大地影響了西方的政治想像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情報與反情報工作則源於對西方奉行的擊退共產主義政策以及後來雷根發出的星球大戰的威脅的擔憂。無論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西方陣營均怕對方奪得戰略上的優勢。

我對安德羅波夫的敬佩並不意味著他對我總是有求必應。一九七八年我設法透過雙方交換被捕間諜救出紀堯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當時揣度，波昂只有從蘇聯那邊換回一條大魚，恐怕才會交出紀堯姆，這會抬高他們作為全球外交遊戲中主要一員的身價。同時，考慮到西德國內政治的需要，我們還可以再搭上幾名被捕的西德間諜，以增加https://www.hetubook.com.com這筆交易對西德的誘惑。我在一個信封背面漫不經心地寫下可能交換給西德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識到這筆交易的關鍵，也是難題，繫於夏藍斯基。更確切些說，繫於克里姆林宮與他結下的不解之仇。

選擇這個賓館可以說是獨具匠心。它美觀典雅，體現了我們對蘇聯客人的應有尊敬，同時又不過分富麗堂皇，以致超過蘇聯人為我們舉辦晚宴的場所。參加晚宴的德方人員是米爾克，國家安全部的十一名負責官員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氣氛十分輕鬆。這也是安德羅波夫上任後帶來的新氣象。五〇年代期間，儘管赫魯雪夫推行了解凍政策，史達林時代的陰影仍然沒有消失。人們活得戰戰兢兢。這種恐懼心理此時已煙消雲散。安德羅波夫彬彬有禮，幾杯酒下肚後仍不失態。他的許多同胞都做不到這一點。周遭所有人，連頭腦簡單之徒都明顯地鬆了口氣。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聚會。甚至連服務生都是從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務生名單中挑選出來的清一色男侍。

也許我不適當地抬高了安德羅波夫。毋庸贅言，他當然做過錯事。即使欽佩他的人對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接受。剝奪索忍尼辛的國籍也好，將薩哈羅夫流放到高爾基城也好，不肯釋放夏藍斯基也好（這些都是他本人做出的決定），皆出於同一心態：維護蘇聯的穩定高於一切。他對不出格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興趣僅限於旁觀匈牙利「馬鈴薯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我們其他國家半嘲半諷地給它起了這個名字）的實驗。與此同時，在蘇聯國內照舊實行嚴厲的統治。不過他在中央委員會內推行改革時比戈巴契夫更為謹慎。他一手倡導的反腐敗運動無論就其深度還是廣度繼任人中無人企及。

一九八〇年是蘇美關係劍拔弩張的一年。北約組織聲稱，由於蘇聯在俄羅斯西部和東德部署了SS-20機動飛彈，它必須對此採取反措施。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北約決定，除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以蘇俄透過談判同意從我國撤出這批飛彈，否則它將在四個歐洲國家部署核飛彈，其中包括西德。這將使冷戰雙方直接受到近在咫尺的可以打到歐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飛彈威脅。此時北約規定的期限已過，東西德一片愁雲慘霧。一些評論員把當時的情勢比做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在戰爭烏雲密佈的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保守派人士把這種看法斥為左派的危言聳聽。但我知道，施密特會晤昂納克的特使時，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九年後，他被釋放出獄。蘇聯人把他送到東德。他一定曾期待蘇聯人起碼會去監獄接他。可從邁出監獄大門那一刻起，他就像一個包袱一樣被甩給了東德外交官。一九八三年我採訪過他以後，昔日莫斯科負責他的兩位官員巴爾科夫斯基和費克利索夫才獲准探訪他，向他轉達了蘇聯對他過去所做貢獻的一份遲到的感謝。

蘇聯情報機構曾是我們的榜樣，早期也是我們在外國情報這一行的老師。從五〇年代中開始，我們常去莫斯科ＫＧＢ的第一總局會晤蘇聯的外國情報局負責人，並聽取ＫＧＢ首腦的情況通報。那時我們心裡十分清楚，在主人眼裡，我們不過是來自一個自豪的帝國前哨陣地的下屬而已。

福克斯最終栽到了簡單的心理把戲上，而不是確鑿證據上。哈韋爾核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與他開誠佈公地談了他有間諜嫌疑的問題。這位朋友直截了當地問福克斯有沒有這回事，並強調說，如果福克斯否認對他的指責，哈韋爾中心的全體從業人員會堅決站在他的一邊，維護他的清白。

安德羅波夫認為，美國人正竭力想佔有對蘇聯的核優勢。他提到卡特總統、他的顧問布熱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樓人士曾聲稱，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對蘇聯發動第一次核打擊。「現在不是我們示弱的時候，」他說。安德羅波夫還對蘇軍同阿富汗的穆民原教旨主義叛亂分子作戰時傷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試探地問他今後在阿富汗問題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說：「現在已經沒有退路。」

不出我所料，飯桌上大家的話題轉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爾克始終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耿耿於懷。在他眼裡，社會民主黨人是造成社會主義運動「意識型態偏差」的罪魁禍首。這次宴會對於他乃是天賜良機，可以發洩一下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怨恨，並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現一下德共堅決支持蘇聯一舉粉碎布拉格改革運動的立場。他站起身講了一通，強調需要防止社會民主黨理論的「腐蝕」。布拉格改革派就是受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

我與安德羅波夫的首次深談是在一九六八年。此前不久，蘇聯軍隊剛剛鎮壓了布拉格之春。他本來計畫那年夏天訪問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態的惡化迫使他延期。最後成行時已是深秋時節。當時我們對這一事件仍感到頭暈目眩，不知說什麼好。我參加過無數次大同小異的國宴，惟有這一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會是在位於東柏林北部潘科夫區的國家安全部的一處賓館內舉行的（東德成立之初，國家領導人都住在這裡的一幢小樓裡，彼此是鄰居。後來出於安全的考慮才於五〇年代搬到郊外的萬德利茨大院裡）。

在東西方情報人員的圈子裡，我素有社會主義陣營內莫斯科的心腹之稱。這種說法也對也不對。如果它是指我每個星期一早上給克里姆林宮或ＫＧＢ打電話，與他們商討一週的工作安排的話，則純係子虛烏有。如果是指我從史達林逝世後一直到社會主義陣營崩潰時與蘇聯的一些當權人物關係不同尋常的話，那倒是真的。由於我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又是在蘇聯度過的，因而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既以一個目擊者，又以一個局外人的雙重眼光審視整個冷戰時期蘇聯的思惟模式以及它的祕密諜報活動。

今天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夏藍斯基是中央情報局的人。然而當年安德羅波夫對這一點堅信不疑。他尤其沒有任何必要對我撒謊。除了懷疑夏藍斯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外，安德羅波夫還有更重要的考慮。他如此坦率地談到蘇聯隱含的少數民族問題，令我大為吃驚。安德羅波夫接下去說：「夏藍斯基會成為所有猶太人的一面旗幟。由於過去史達林的排猶行為，這些人對蘇聯國家積怨甚深。他們在國外還有著勢力強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釋放他的時候。」談到蘇聯的衰弱時他同樣坦率。他提起十四年前我倆見面時他曾說過，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標誌著蘇聯開始走下坡路。

我一向認為，很少有人純粹為了錢當叛徒。中央情報局總是喜歡用錢去收買人。ＫＧＢ也是一樣。ＫＧＢ後來很難找到出於信仰為它當間諜的人，尤其是在美國，只好用錢去收買。蘇聯最後幾年情報上的重大斬獲均來自自動投上門來的貪財之徒，如頭號間諜艾姆斯，而不是為了打入敵方某個部門事先挑選的特務。我們情報局通常早在潛在的特務人員還是學生時就開始培養他們。

這棟小樓一共有三層，屬於蘇聯革命前奢華的建築風格。裡面有幾套房間，一部電梯，數個壁爐，還有一個巨大的大理石衛生間，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老式浴缸。餐廳一側的餐具櫃裡擺滿了精美的瓷器餐具和酒杯。一張漂亮的橢圓餐桌擺在正中，上方低懸著一盞吊燈。我們圍坐在這張桌子旁，與主人討論世界情勢。所有的窗子掛著厚厚的窗幔。小樓裡還有一個收藏俄國經典作品的典雅的圖書館（裡面的書極少有人動過），一個撞球室，一間電影放映室。即使是ＫＧＢ的高級官員來到這裡也禁不住咂舌。這種舊日的資產階級情調與暴發戶粗俗的鋪張浪費的混合體很合他們的胃口。據說，阿巴庫莫夫親自拷打犯人，而且學貝利亞的做法，在大街上看到有幾分姿色的姑娘，就將其架到家裡姦污。天曉得我們受到盛情款待的這棟小樓昔日是多麼的陰森恐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情報局的新聞處設在這裡。

福克斯在納粹德國的生活經歷加深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在位於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他就在現場。事後他迅速將這一消息捅給了莫斯科。僅僅八天後，戰勝國在波茨坦舉行了會議。會議期間杜魯門總統向史達林暗示美國已發明了一種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時，史達林引人注目地沒有顯出吃驚的神色。

在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中，安德羅波夫從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繼任人契爾年科那樣盛氣凌人。科切馬索夫回憶道，他被任命為駐東德大使後，安德羅波夫囑咐他說：「我們需要一位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總督。」至於蘇聯擺脫了昔日俄羅斯帝國頤指氣使的習氣後是否會走向社會主義制度成功的改革，這個問題仍有待探討。

從我們情報局成立之日起，我們就把情報工作視為一種光榮的職業。過去反法西斯鬥爭中的著名間諜建立的豐功偉績和累積的經驗為我們的工作奠定了基礎。如索爾格與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維爾納和克勞森。維爾納戰時曾為蘇聯在中國、但澤、瑞士和英國搜集情報。克勞森曾是索爾格的發報員。

不論哪一方的間諜都隨時面臨生命危險。冷戰初期，叛逃人員一經抓住，下場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審判並被處決。我聽說的第一個被處決的東德間諜是個叫埃莉的婦女。她是東德總理格羅提握的秘書。一九四八東德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併前，格羅提握曾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在西德的社會民主黨老同事始終抱有一線希望，他也許會與蘇聯人分道揚鑣，從而造成東德執政黨的分裂。西德一直盯住格羅提握不放，把他作為重點拉攏對象。可格羅提渥絲毫不為所動。西德於是開始打他秘書的主意，派了一名男間諜誘她下水，並給她起了個化名，叫「戴西」。就我所知，這是第二次大戰後東西方情報機構首次使用羅密歐式手法去勾引一位政界要人身邊的隨從做間諜。

當然，對庫龍這樣的來自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叛逃者，我們不惜重金收買。可這種情況實屬例外。一些更有頭腦的蘇聯情報人員認識到，在西方發展潛在的鼴鼠時必須牢記，除了錢以外，還有其他的元素起作用。其中一個元素我喜歡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誘人之處。我不是指有時為了幫助客人消磨時光向他們提供的妓|女服務或黃色錄影帶，而是這些客人在鐵幕的另一邊受到款待時感受到的刺|激。有時，我們邀請拉攏對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或蘇聯訪問，儘管這類訪問毫無必要。易受影響的西德人乍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當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選好的），常常為其所見所聞深深打ｈetｕboｏｋ.ｃoｍ•ｃom動。

ＫＧＢ的優勢之一在於：它的成員感到自己是由ＫＧＢ和兄弟情報機構組成的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同時ＫＧＢ自身也存在一些弱點。其中頭重腳輕的黨的官僚機構以及ＫＧＢ內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當推為首。後者反映出，儘管安德羅波夫和克留奇科夫盡了最大的努力，ＫＧＢ仍然未能完全走出史達林和貝利亞的陰影。

米爾克喜歡受到蘇聯人隆重盛大的款待。我更喜歡在莫斯科郊外密林深處的別墅裡度過的時光；它使我想起童年。米爾克始終沒有擺脫出身貧寒帶來的不安全感，非要我陪他睡一屋，稱一人睡太孤寂。也許四周的林子讓他感到有點害怕。晚上他酣聲如雷。我本想借到蘇聯出差的機會休息休息，結果苦不堪言。

詩人兼歌唱家比爾曼經受了同樣的摧殘。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團體的一員。一次他訪問西德後，東德拒絕讓他入境，並非法剝奪了他的公民身分。

隨後是雄壯的合唱，歌頌戰鬥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的人。看不見的戰線一詞源於列寧建立的第一個祕密警察組織——契卡。我們從來不稱自己是間諜，而是用偵察員這個路德時期的含有褒義的德語詞形容自己。「特務」一詞只指敵人，從來不用於自己一方。這些不過是語言心理學方面的起碼常識，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種氣氛。受此氣氛影響，東德的情報人員常懷有一種浩然之氣，視敵人為醜陋的小人。

安德羅波夫是指被史達林逐出家園的少數民族。史達林的用意是將潛在的敵人從他們的故土上連根拔掉。ＫＧＢ用「異己分子」一詞形容這些少數民族。我以前從未聽到過這個詞。蘇聯領導人覺得這些少數民族心存不滿，腦後有反骨。據安德羅波夫估計，這批人的人數高達八百五十萬。

甭管什麼監獄，都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損害。然而犯人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負責預審的人以及案結後遇到什麼樣的獄卒。我聽手下的人說，坐過西德監獄的人向他們講述了單身監禁對精神的折磨。我從來沒有去過東德的監獄，但可以想像，裡面的條件一定非常惡劣。溫克勒對自己被驅逐前一年零一個月的受審及獄中生活的敘述表明，犯人的尊嚴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過獄的人皆有同感。溫克勒後來組織人參觀國家安全部及它管轄的監獄。我倆逐漸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溝通。

而蘇聯正是憑藉著這些天書般的符號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從而改變了世界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沒有跟我們講過他個人在蘇聯研製原子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兩年，莫斯科才明確告訴他這些情報的實際價值。拖得這樣久是為了給西方造成一種假象：為蘇聯竊取核機密的間諜不止他一個。其他人仍在潛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宮允許出版庫爾恰托夫教授的回憶錄後，才不再隱瞞事情的真相。庫爾恰托夫在書裡證實，根據福克斯提供的情報，他得以借鏡美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時的成功經驗，從而將研製的時間縮短了好幾年。

每回見克留奇科夫都免不了看一場戲。他是劇場的常客，為看過莫斯科上演的主要劇目頗為自豪。每次看戲，他都要拿一份節目單。收集的所有節目單一律存放在他的辦公室裡。因此落了個興趣高雅的名聲。其實他頻頻出入劇場同他的收藏嗜好不無關係。八〇年代中期一次他訪問東德時，我覺察到了這一點。當時魏瑪國家大劇院正在上演《浮士德》。儘管克留奇科夫的德語十分蹩腳，卻非要看一場演出。無疑他知道這是一齣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戲。《浮士德》演出時間長達八小時，連我這個母語是德語的人都沒有耐性把它看完。不過為了德蘇友誼，我甘心捨命陪一回君子。開演大約一小時後，我偷偷溜了一眼身邊的客人，發現他正閉目打盹兒。顯然，歌德也讓他吃不消了。第一幕演完後，他顯得懵懵懂懂，一副沒看懂的樣子。「這個劇我已經瞭解了個大概。下面的不用看了，」他對我說，然後緊攥著節目單離開了劇院，對自己的收藏中又多了一份節目單感到心滿意足。

我竭力使東德情報局與社會主義陣營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過火行為」拉開距離。這些國家的情報機構也奉ＫＧＢ為師。間諜題材的電影和小說中充斥著暴力和謀殺。實際情報工作中，暗殺只是偶然為之，並不是什麼家常便飯。我覺得任何一方並不想蓄意殺死對方的人。死者大多數是因為被注射了過量的麻醉劑而致死，尤其是遭綁架時。五〇年代西方國家拍了一些紀實黑白紀錄片，大肆渲染這類死亡事件並借此攻擊社會主義陣營。鑒於這種事自己人之間一般不願張揚，我們常常借助西方新聞媒體瞭解這類案件。

每次我去莫斯科，克留奇科夫總是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後面的一間小屋裡，給我倒上滿滿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問：「有什麼情況沒有？」米爾克在場時，就遠沒有這麼直截了當了。雙方都要走一遍政治過場，沒完沒了地為偉大的革命成果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乾杯。這兩個情報首腦心裡比誰都清楚，他們各自國家的情況並不妙。這些話出自他倆口中讓人感到有點怪兮兮的。

福克斯是一個生性敏感脆弱的人，不具備從事情報活動的素質。他不肯對朋友撒謊固然反映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但對於一名間諜來說卻是一大弱點。福克斯的行為應了英國作家福斯特說過的一句話：「叛國易，欺友難」。

我們情報局裡就有很多第三帝國時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如我的幾屆前任蔡司、施塔爾曼、科布和沃爾韋伯。他們對往事的回憶讓我聽得如醉如癡。我意識到，向新參加我們隊伍的人宣傳老一代人的事跡，使其懂得情報工作在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們還給這種做法冠以一個堂而皇之的名字：繼承光榮道統。

竊得原子彈祕密的福克斯就是這樣一位間諜。我對他極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核戰略的貝利亞提供了英美在彈和鈾-235方面的詳盡的研究成果，為蘇聯研製原子彈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幫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彈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為躲避納粹移居英國，在哈韋爾研究中心研究核技術。福克斯和索爾格、菲爾比屬於同一類人。和他們一樣，福克斯自願運用自己的知識為蘇聯服務。三個人都深信，只有在蘇聯的幫助下才能戰勝希特勒。福克斯聽到納粹德國的科學家正在研製原子彈的消息後，開始把自己掌握的機密透露給蘇聯。

雖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羅波夫那樣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處得很好。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聽到他為推翻戈巴契夫發動了一場拙劣的政變的消息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蘇聯情報機構和蘇共黨內有不少人對戈巴契夫打算給予各加盟共和國更廣泛的自治權限極為不滿。所以我對政變本身並不感到驚奇。讓我難以置信的是這場政變手法的滑稽可笑。ＫＧＢ裡的老熟人向我發牢騷說，他們事先甚至沒有接到通知。政變發生後，一切顯得雜亂無章。政變的策劃者束手無策。無怪乎我的這些老熟人們拒絕公開對它表示支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蘇聯情報機構在美國和歐洲的斬獲最豐。當時它可以依靠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德國和英國，但也包括美國。蘇聯彷彿是一座燈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堅定地投身到它的情報機構之下。這段時期發展的一批間諜是最優秀的。在他們的協助下，蘇聯得以在核競賽中趕上對手。甚至經歷了麥卡錫時代以及一九四五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後，他們中仍有許多人沒有暴露。

一九六七年安德羅波夫擔任ＫＧＢ首腦後，情況大為好轉。我終於遇到一個讓我敬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禮節，不搞小動作，與前幾位ＫＧＢ首腦形成鮮明對比。蘇聯人一般都很驕橫，覺得自己的偉大帝國固若磐石。安德羅波夫身上卻沒有這種狂傲。莫斯科領導人中，只有安德羅波夫獨具慧眼，認識到一九五六年對匈牙利的軍事干預以及一九六八年武裝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蘇聯的虛弱，而不是強大，並渴望今後能夠避免重蹈覆轍。安德羅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養，又具備優秀的個人素質，在歷屆ＫＧＢ首腦中堪稱一枝獨秀。他的興趣之廣超過了他們所有人。無論是國內政策還是外交政策，意識型態問題還是理論問題，他都可以領會其精髓。他不僅認識到需要從根本上改革現行體制，還看到改革蘊藏的風險和潛在後果。

這個曾為竊取核機密做出非凡貢獻的人如今卻在東德閒居，不時應我的同事的請求回答一些比較各種冷卻系統優劣或核物理學方面的問題，對自己過去的偉大功績卻只能三緘其口。每想到此，我內心極為不安。我曾組織人員將我方優秀間諜的生平和業績拍成電影或寫成傳記。一是作為對他們的紀念，二是借此在情報局內培養一種集體榮譽感和繼承道統的精神。福克斯無疑是一部絕好的教材。我當然不能在沒有得到上面領導人的批准的情況下就去找他。經過我再三做工作，昂納克終於同意由我出面說服福克斯把他的經歷告訴我們。拖了一段時間後，我終於獲准拜訪他。和我同行的還有情報局內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級官員。自從他定居東德後，我們倆是除ＫＧＢ和格魯烏外唯一獲准採訪他過去經歷的人。一九八三年我們採訪福克斯還有一個前提，即採訪內容只能供情報局內部使用。我們說服福克斯接受給他錄影。這盤錄影帶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唯一一盤採訪他的實況錄影。

不用說，當運載體積龐大的蘇製SS-20飛彈的車輛藉著夜幕的掩護偽裝成運載木頭的汽車隆隆開進東德時，東德馬上乖乖地伐林開路。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羅波夫在總書記的位置上能待上十年，而不是病魔纏身的短短幾年，他會做些什麼。毫無疑問，他不會走戈巴契夫的路。安德羅波夫生前曾希望能夠摸索出一條路子，把社會化的財產置於市場經濟之下，並推行政治上的改革。無疑，改革的步子會邁得更穩健。

為此，我們專門抽調一批人，成立了一個特別情勢分析中心和緊急指揮中心。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員必須受過軍事訓練並參加受到假想襲擊的演習。我和大多數有頭腦的人一樣，覺得這種戰爭遊戲實在是浪費時間。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歐洲會爆發核戰爭。但我的確認為，世界兩大敵對制度在政治、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對抗會進一步加劇。同時，我越來越懷疑，雙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情勢正在發生的變化並抓住變化帶來的機會。我開始萌生退休的意念，和*圖*書想轉入寫作。然而劍拔弩張的情勢令我難以脫身，不得不三番五次延遲做出決定。

我們與蘇聯人從不交換自己間諜的名字。早在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情報工作的第一要則：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這種合理限制是為了防止有人叛變時，各部門之間互相推委指責。

我們建議尤利烏斯投身到蘇聯爭取世界和平的事業中。在敵國腹地度過的這一短暫假日打消了他的種種顧慮。同時，他還感到一種偷嘗禁果的興奮。以後，他成了我們在西德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政治消息來源。我們補貼了他私人辦公室的部分開銷。類似這樣的政治行賄基金許多西方民主國家裡也很常見。

福克斯被捕後，維爾納居然設法逃出英國，回到東柏林。日後我倆成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訴我說，她曾掃了一眼福克斯交給她的機密材料，可一個字也看不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號，而且寫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書沒什麼兩樣。」

話說回來，對蘇聯人儼然以佔領國自居，毫罔顧忌東德人感情的行為，我們已習以為常。昂納克常常向莫斯科表達他對在東德領土上集結大量的武器、軍隊外加現在的核飛彈的關切。然而他實際具有的影響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樣大。對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差距十分懸殊。可自欺欺人當時恰恰是我們這個蘇聯帝國前沿陣地的生活特點之一。

我馬上明白了。保加利亞人一定是綁架了誰，而且給他注射了麻醉劑，可忘了監測麻醉劑的藥勁。我們找到一個為國家安全部做事的醫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亞使館。這種人見過世面，不至於一上來就被嚇著。大約一個小時後他打電話告訴我說：「太晚了！那伙笨蛋給他注射的劑量殺死一匹馬都有餘。他們把人塞到汽車行李箱裡。一沒空氣，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劑。不死才怪呢。」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絕了他。

最讓人傷腦筋的是，這些人通常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為蘇聯對他們個人做出的犧牲既無感激之情，又對他們棄之不理。許多人受此冷遇後，感到蘇聯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網。其實大部分人是因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於安排他們與蘇聯聯絡員（西方稱信使）接頭時不夠謹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頭出了叛徒。蘇聯人對這些暴露了身分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們飽嘗艱辛，卻往往連一枚獎章也得不到。

至於安德羅波夫在政治上的影響，戈巴契夫日後據為己有的許多改革思想實則出自安德羅波夫。他認識到，蘇聯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蘇聯實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且軍工部門和民用部門彼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對軍工聯合企業的巨額投資順利開發先進的民用高技術，如噴氣式客機和電腦。而蘇聯國內一切嚴格守密的做法嚴重地阻礙了民用部門的發展。與蘇聯軍事部門打過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部長們在這方面有切膚之感。我向安德羅波夫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回答說，目前正打算落實這一想法。為此，已成立了數個由軍事和文職人員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專門負責比較研究兩個不同經濟體制的利弊。安德羅波夫把情報工作視為汲取西方好的經驗，從而改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手段。他願意研究他國做法的開放思想與周遭環境的死氣沉沉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內的某些人士所鼓吹的以社會民主為標誌的「第三條路」，安德羅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鎮壓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期間，他在私下場合仍與人討論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試驗以及經濟自由化的思想。

「一九五〇年，風聲越來越緊。哈韋爾核研究中心的頭頭幾次召我談話，英國情報官員也在場，」他回憶道。「儘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會出問題。不過從他們知道我父親來到東德定居這一點看得出，他們已對我立案偵查。這也是盤問我時間到的一個問題。問到最後，他們開始提及從紐約得到的情況。顯然中央情報局把我的材料轉給了英國人。」

別看莫斯科外表氣壯如牛，我深知美國採取強硬立場將使蘇聯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森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第二輪談判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對吉米．卡特的當選我們毫無準備，最初手頭上有關他的材料少得可憐，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農場主。

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在情報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們稱呼自己的語言上。中央情報局和西德情報局按文官制度給每一個成員定級。而我們則仿照蘇聯的一貫做法，在情報局實行軍銜制。國家安全部部長是四星將軍，然後依次往下排。我們甚至譜寫了自己的戰歌。國家安全部還有一個合唱團，透過歌曲表達我們永遠忠於黨的事業的決心。有一首俄國歌曲歌頌了戰鬥在敵後的間諜。我把它翻成了德語。這首歌的歌詞開頭是：

隨著美國重新擴充軍備以及更為咄咄逼人的雷根政府上台執政，我們的蘇聯夥伴焦慮不安，擔心會遭到核飛彈的襲擊。俄語裡稱為核襲擊。東德情報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這類突然襲擊的計畫。

面對朋友的追問，福克斯難以啟齒撒謊，支吾了幾句後便啞口不語。「從那一時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為了把這件事甩在腦後，我拚命工作。同時，也有一些有利的跡象。哈韋爾中心的所有保衛官員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絕再對我調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來臨時，我腦子裡只閃過一個念頭：完了。」

美國政策不可理喻的轉變令我們忐忑不安。與此同時，這段時間蘇聯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也令我們頭痛不已。昂納克思想上剛剛轉過彎子，準備根據新的東方政策調整對西德社會民主黨人的看法時，莫斯科即發出了剎車的信號。

溫克勒是一名年輕的詩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爾曼的崇拜者。一九七九年，當局以捏造的所謂「大庭廣眾之下有傷風化」的罪名將他逮捕判刑，隨後又把他驅逐到西德。溫克勒後來寫了一本書，講述了坐獄期間心理上受到的折磨。一九八九年，我倆在亞歷山大廣場上的一次呼籲改革的群眾集會上相識。此後也許還成了朋友。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出庭受審期間，他趕到法庭聲援我。第二年，溫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中海溺水而死。

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發前，羅森堡夫婦剛剛在美國因偷竊原子彈機密被處死刑。情報這行和冷戰時期的其他方面一樣，講的是對等。她在與波蘭接壤的法蘭克福市被處以絞刑。在這種政治氣氛籠罩下，我一開始就對這場遊戲的冷酷有充分的認識，對東德國內的種種黑暗現象也看在眼裡。五〇年代人們動輒被捕，共產黨內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變的罪名。

我極不贊成任何蠻幹的行為。可我們有些「友好」諜報機構卻不這樣想。一天，我接到保加利亞柏林站站長打來的電話，請我找個可靠的醫生，幫他們處理「一件難事」。在我一再追問下，他只肯說：「有點貨想出手，擔心壞掉。」

福克斯對情報這一行的無知令我吃驚。他甚至沒想到搞清楚會受到什麼樣的懲處。「我彷彿在夢中一樣，沿著一級級台階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們問我：『你知道如果判你有罪會是什麼下場嗎？』我回答說：『我想是死刑吧。』因為我以前不知從什麼地方讀到過，間諜都被判死刑。他們說：『錯了。是十四年徒刑。』我聽後不禁長舒了一口氣。這時我才知道自己不會死，還有出獄的一天。」

最終，紀堯姆還是因健康欠佳的緣故提前獲釋（他和安德羅波夫一樣患有腎病）。不管西德人多麼不情願，他們不得不算一筆賬。倘若紀堯姆死在獄中，他們用這具屍體是換不回己方有價值的間諜的。此外，昂納克接替烏布利希後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並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決，否則他也許會限制交換俘虜以及兩德之間家庭成員的團圓。

此外，還有隱藏在納粹外交部心臟的伊芳爾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軍裡任軍官，同時又是紅色樂隊的頭頭的舒爾策．博伊芳森。該小組成員還包括哈納克和庫克霍夫兩對夫婦。

ＫＧＢ捲入阿富汗之後，克留奇科夫在ＫＧＢ內的威信日益增高。蘇軍入侵後，他組織了隨後的一系列特別行動，獲得好評。但他缺乏安德羅波夫的洞察力，氣質上也不適於做第一把手。一旦得不到師傅的指點，這位聰明稱職的第二把手馬上會茫然不知所措。一九八二年我去蘇聯祝賀他出任ＫＧＢ首腦時，克留奇科夫流露出對安德羅波夫近乎崇拜英雄似的景仰。晚宴上，他向我背誦了安德羅波夫寫的幾首詩。我這才知道安德羅波夫原來還寫詩。詩寫得很有水準，調子憂愁而悲傷。風格上似模仿了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主要是感嘆逝去的青春或舊日的愛情。聽了這些詩，我對安德羅波夫更加肅然起敬。不過一個ＫＧＢ首腦忙著背誦新當選的蘇共總書記寫的愛情詩總讓我感到有那麼點滑稽。

自一九五〇年在英國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蘇聯軍事情報局的指示在此後的三十多年裡一直保持沉默，既沒有寫回憶錄，也不接受採訪，哪怕是蘇聯或東德新聞機構的採訪也一樣遭到他的拒絕。一九五九年被英國釋放後，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頓。然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蘇聯人甚至不允許我們接近他。到了七〇年代，蘇聯人終於同意我們情報局的科技部可以偶爾向他諮詢一下能源方面的問題，但不得涉及他過去的情報業績。

一旦談判破裂，我主管的情報局負責向莫斯科提供美國將於一九八二年在歐洲部署的美國潘興二式飛彈和巡航飛彈的地點及技術參數的情報。說句老實話，我對美國核戰略的瞭解遠勝於對蘇聯在東歐部署的飛彈的瞭解。這主要歸功於我在北約組織內部的頭號間諜魯普。雖然我們是莫斯科的頭號盟國，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線的飛彈是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但蘇聯人機動式SS-20飛彈的部署地點對我們也嚴加守密。蘇聯人的這種目中無人的行為惹惱並疏遠了不少本來對其忠心耿耿的東德人。只有舉行假想北約對我們實施首次核打擊時的特別備戰演習時，才叫上我們情報局的人參加。

我估計這是英國反情報機構借助它的一整套出色的個人心理分析手段精心想出的一招。他們看出福克斯不怕盤問。再問下去，也不會打開什麼缺口。於是決定完全改變手法。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後，他們感覺福克斯這人極重友情。這才請和-圖-書副主任出馬，借他之口問了上面的問題。他們知道，當著朋友的面撒謊對於福克斯來說會很痛苦。英國人這著棋沒算錯。

福克斯告訴我，他意識到英國人開始懷疑他後，自信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視線。一九四六年英國科學家艾倫．梅因間諜罪名被捕後，英國的反情報機構找他談過話。但他的印象是所有認識梅的科學家都受過盤問，而且自己回答問題時沒有露出任何破綻。

謝羅夫之後任ＫＧＢ首腦的是謝列平。他的高壓政策只持續了三年（在此期間，他批准了在慕尼黑暗殺烏克蘭的民族主義領袖斯捷潘．班德拉，並親自給執行這一任務的特務人員授勛。）一九六一年，驕橫而又野心勃勃的謝列平因捲入一場反對赫魯雪夫的未遂政變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謝米恰斯特內出任ＫＧＢ首腦。此前，他曾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別看謝米恰斯特內外表上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其實是一個頭腦敏銳，意識型態上態度強硬的人。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最終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時，他見風使舵，及時站在新領導人一邊。此後在ＫＧＢ內扶搖直上。他這個人整天擔心社會主義制度會受到蘇聯藝術家和作家的腐蝕，從內部變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對帕斯捷爾納克及其小說《齊瓦哥醫生》的圍剿。他對外國情報工作不感興趣，交給薩哈羅夫斯基去管。薩哈羅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對他也十分敬重。由於我倆年齡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親一樣。

也許我在這裡談到的有關安德羅波夫的片斷有助於消除西方人士對他懷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繪成不露聲色的開明人士，甚至還是爵士音樂的愛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難以把這種看法與他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的強硬態度聯在一起。這其實是不得要領。我可以證明，安德羅波夫確實贊成改革，但不會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會認為這樣做將導致混亂。安德羅波夫的改革會是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伴隨著自身不可避免的種種局限性。但我認為，這種改革會更加有條不紊，更見成效。

利用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來對付持異議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國公民，完全踐踏了共產主義創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機會就這樣被白白地浪費掉了。時至今日，我仍為自己當初的沉默感到內疚和痛苦。

我幾次試圖說服安德羅波夫同意交換夏藍斯基，都失敗了。一聽到夏藍斯基的名字，他就變得焦躁不安，大聲說：「他是個特務。沒什麼好講的。」我們的談話就此告終。

昂納克有一種幻覺，以為他可以單槍匹馬地解決這類問題。加之東德國內模仿蘇聯對其領導人搞的個人崇拜對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飄飄然。他從魏納處得知蘇聯人與波昂背著東德祕密會談後，漫不經心地說：「沒有我們在場，他們什麼也決定不了。」歷史證明這是他的一大失誤。

以上在情報方面互通有無的做法；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均屬正常工作方法，在西方國家裡也是一樣。有人稱，由於外國情報局與國家安全部的反情報機構沆瀣一氣，我因此也參與了國家安全部對東德公民的監視和鎮壓活動。我不想否認外國情報局與這類活動有牽連，但國家安全部內各部門之間的嚴格分工意味著我們局根本就不該介入國內的反情報工作。情報總局始終是一個專門負責外國情報的機構。雖然我們與反情報機構有著政府部門之間常見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國內案件從來不歸我們管。不過對這些鎮壓活動以及反情報機構常常採用的嚴厲手段，我們是知情的。情報總局與國家安全部下屬的反情報部門在以後的合作期間，使用暴力手段十分少見，絕非普遍現象。高級官員既沒有下令，也沒有同意過這種行為。不過確實對不同政見團體進行過分化和恐嚇。這類手法對人心理造成的損害恐怕比肉體折磨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倆在電話上爭執了一會兒，最後決定把問題提交給米爾克。米爾克說，處理屍體是保加利亞人的事。趁屍體未僵前，我們趕緊讓保加利亞人把它拉走了。不管我怎麼解釋，人們似乎也不相信我沒幹過這種事。我在本書中透過一些實例已經解釋了我們的手法。顯而易見，一個卓有成效的情報機構不需要捲入不得體的「濕活兒」一類的行當或使用什麼安眠藥。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現實生活中確有龐德（扮演〇〇七的男主角）這種人的人才會對我的解釋充耳不聞。

一九八〇年，我隨米爾克飛赴莫斯科，借東德國家安全部成立三十週年之際向ＫＧＢ的一些高級官員授獎章時再次見到安德羅波夫。無論是ＫＧＢ還是東歐集團各國的情報機構均非常重視這類儀式。雙方基本上是一來一往。每逢他們紀念日時，他們向我們授勛。輪到我們的節日時，也向對方人員授獎。蘇聯陣營內各國之間彼此授來授去，最後沒人記得ＫＧＢ的首腦高幹們得到過多少獎章。ＫＧＢ總部專門僱了一個人，負責確保出席這種場合的ＫＧＢ官員不至於戴錯獎章。我們這一次授給安德羅波夫的是一枚金質獎章，以紀念ＫＧＢ與東德國家安全部在過去三十年中的兄弟般的合作。當時他正住院，但還是在醫院裡接受了這枚獎章。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會黨內一位高級人士上鉤。我們給他起的化名是尤利烏斯。他是一家報社的編輯，很有社會地位，結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蘭特和黨內的其他大員。當時他應邀參觀蘇聯的一家發電站並考察坐落在伏爾加河畔的史達林格勒。我恰好在伏爾加河這一帶休假釣魚。我猜想他喜歡獵奇，於是拉他上了一條小船，駛到一個工人家。工人一家熱情款待了我們，燒了鮮美的魚湯請我們品嚐。我充當尤利烏斯的翻譯。他詢問了工人一家的生活和家庭情況，史達林格勒戰役的經過——這位工人曾參加過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以及政治經濟現狀。這位工人批評了莫斯科。我們在一起討論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種種缺陷。尤利烏斯對我們的直言不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們參觀了當年為艾森豪威爾總統訪蘇時準備好的別墅。這次訪問最後流產。我在來賓簽字簿上簽了我的全名：馬卡斯．沃爾夫中將。尤利烏斯顯得有點不自在，因為他的簽名緊挨著我的名字。

「我們需要分析一下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找出隱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日子不會太好過。至於社會民主黨人，我們恐怕需要認真研究一下與他們的關係，弄清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主張。」

採訪地點是柏林市的一家賓館。當時，作為德共中央委員正在出席黨中央會議的福克斯在這裡下榻。他的外貌很難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級間諜。他屬於漫畫家筆下那種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寬寬的額頭，戴一副夾鼻眼鏡，鏡片後面是一雙警覺的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我，聽我連珠炮似地向他發問。所有見過他的人，包括他在英國愛丁堡研究核理論時的恩師和同事博恩教授，對他那凝視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記得，福克斯上大學時就是一個性情溫和的小伙子，一雙大眼睛透著憂傷。可一談到理論物理，他馬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目光變得炯炯有神。他可以一連幾小時滔滔不絕，闡述量子學理論以及他本人在研製原子彈上做出的傑出貢獻——找到了彈內心聚爆的變分法。

「沃爾夫同志，難道你看不出發出這樣一個信號會帶來什麼後果嗎？」他回答說。「此人是個特務（安德羅波夫認為夏藍斯基與中央情報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猶太人，在為猶太民族說話。我們國家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太多了。倘若現在對猶太人讓步，下一個又該輪到誰？伏爾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還是凱爾梅克人或車臣人？」

此時，東德與西德已繞過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會民主黨政府內擔任議會黨團主席的實權人物赫伯特．魏納對美國的核戰略政策憂心忡忡。為不使波昂與東德的聯繫中斷，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透過他的助手維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機密文件。他對華盛頓的真實意圖的滿腹狐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魏納毫不客氣地批評美國人：「中央情報局在兩個德國之間挑唆戰爭。這不是什麼新發明。中子彈就是專門為魯爾區和柏林設計製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樣信不過卡特。倒不是懷疑他居心叵測。問題是他什麼都想試試。這種態度很容易引出亂子。」

ＫＧＢ和格魯烏（蘇軍總參謀部情報局）手下都有為它們幹的東德人。雖然我們兩國和兩個情報機構之間關係密切，可蘇聯人仍喜歡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對我們守口如瓶。只有事情敗露後，我們才獲悉某個間諜原來是東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約組織為蘇聯搜集情報。這些人服刑期滿或用被俘的西德間諜交換回來後，蘇聯人期待我們照顧他們今後的生活。這種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間諜在西方暴露，就再也無法派往國外。再說我也不想讓這些人在可以接觸到機密或是可以旁聽到敏感消息的國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門工作。

前面提到過，我認為魏納知道他的助手與東德有染。他本人對共產主義制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們暗示，為了捍衛德國的利益，稍有核衝突的苗頭，他會立即通知東德，不管他本人會冒多麼大的政治風險。他還透過安排雙方交換間諜的律師福格爾進一步發展了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聯繫。最終魏納對昂納克的信任恐怕超過自己黨的領袖。我們甚至透過西德方面的人得知，魏納留下遺囑，他死後私人文件存放在東德。

聽了溫克勒的經歷後，我再次為國家安全部內醜陋黑暗的一面感到無地自容。長期以來，我一直是該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在遇到揚卡時，我也是滿面羞愧。他是一位老共產黨員，父親的戰友。他訴說了一九五六年動盪後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獄中的經歷。他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包岑監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和揚卡主持了德共全國代表大會，試圖把統一社會黨改造成一個民主社會型的政黨。我參與起草了一份關於史達林時期以及東德歷史上所犯的罪行的報告，並向東德民眾表示道歉。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和我的繼任人格羅斯曼多次說過，我們情報局不能迴避自己在鎮壓國內民眾中應負的責任，並希望能夠得到民眾的寬恕。

話音一落，舉座皆驚。安德羅波夫的一席話衝破了不少政治禁區。首先，他沒有單以意識型態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張研究該國存在的實際問題。他實際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對民眾的不滿情緒麻木不仁，未能及時採取措施緩和矛盾。其次，安德羅波夫對捷克斯www.hetubook.com.com洛伐克新領導人是否能夠站得住腳流露出的擔憂與官方宣傳口徑截然相反。後者稱廣大奉公守法的社會大眾對恢復局勢穩定以及共產黨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權歡欣鼓舞。結尾時，他表示贊成與所有社會民主黨人接觸的幾句話實際上是不指名地批評了東德領導人與西德左翼的第一大黨之間不共戴天的現狀。他的批評頗具遠見。第二年，西德的社會民主黨即開始推行旨在加深兩德之間瞭解的東方政策。安德羅波夫不肯循規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吹捧和空談連篇的場合直言不諱的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這番話的影響，桌上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大家紛紛斟滿了酒杯。

人們對可能發生一場核對抗憂心忡忡。施密特私下會見昂納克的經濟顧問、在兩德事務中經常扮演中間人的米塔格時抱怨說，華盛頓正在給西德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局勢正在失去控制。我們必須經常保持聯繫。」施密特還告訴米塔格，恐慌會急劇升級。但昂納克應該知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可以信賴的。「西德一方決不會胡來，」他最後說。換言之，兩個超級大國玩這場戰爭遊戲時，我們德國人應該彼此對話，保持頭腦冷靜。

我們透過波昂的情報管道獲悉，西德與北約的關係頗為緊張。當初莫斯科和華盛頓不與各自的盟友商量，單獨就限制洲際飛彈力量達成協議時，是施密特首先提出歐洲防禦的問題。如今他弄得騎虎難下，自食苦果。卡特呼籲西德和美國一道抵制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將矛盾激化到了極點。施密特本來就貌合神離的政府分裂成贊成抵制和反對抵制的兩派。一位社會民主黨人士告訴我們，施密特可以以辭職要挾，迫使內閣批准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決定。我們根據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門的間諜提供的情報獲悉，施密特對美國人向他施加壓力極為惱火。美國對蘇立場趨於強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對東柏林的訪問。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念念不忘與東德保持聯繫，對參加超級大國的遊戲不感興趣。他堅持自己出面，直截了當地宣佈取消預定的東德之行，而不是設法把昂納克逼到不得不主動撤回對他的邀請的境地。

安德羅波夫罵得最狠的要數施密特總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約的雙軌戰略：一面談判，一面計畫在西德部署核飛彈。「這個人是個兩面派，」他抱怨說。「實際上他是站在美國人一邊的。跟這號人不應有任何高層接觸。」我猜想他是指昂納克與施密特之間的私下往來。剛才他同米爾克私下交談時一定涉及到這個問題。這種接觸經常背著蘇聯人，為此他們一直很惱火。莫斯科對東方政策帶來的東西德關係的鬆動滿腹狐疑，想牢牢控制東西德關係改善的步伐。安德羅波夫和外長葛羅米柯尤其處心積慮地想阻止昂納克訪問波昂。國際風雲越是險惡，昂納克和施密特越是努力改善他們的個人關係。兩人透過一條電話專線保持聯繫。與此同時，西德陸續不斷地用金錢換回一批又一批東德犯人的自由。這種交易成了最能反映兩德關係狀況的一面鏡子。

一天，我突然對這瓶藥萌生了好奇心，請一位可靠的醫生化驗一下藥的功能。他回來見我時連連搖頭，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這種藥用後倘若身邊沒有醫生觀察的話，你想套出真話的這傢伙要不了幾秒鐘就得玩兒完。」他告訴我說。我們從未用過「誘供靈」。

蘇聯方面安排我們住在專門用於接待外賓的一棟小樓裡。這裡曾是維克多．阿巴庫莫夫住過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任可怖的蘇聯軍事反情報機構史墨斯的首腦，血腥清洗了史達林實際和想像中的敵人。一九五三年貝利亞死後，他也被槍決。

一九五三年後，由於史達林的去世以及他的打手貝利亞被處決，蘇聯主導層內出現動盪。我們與ＫＧＢ的關係為此受到影響。接替貝利亞的克魯格洛夫被撤換掉。新上任的ＫＧＢ頭子是謝羅夫。他曾負責在東德組建蘇聯的機構：在柏林開設了一個龐大的ＫＧＢ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各地安插ＫＧＢ代表並在波茨坦成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軍事情報部。謝羅夫贊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自己的情報與反情報機構。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一次蘇聯陣營國家情報官員參加的會議上。他是個不脫軍裝的人，無論是從衣著習慣上講還是思惟模式上講。他在發言中強調了我們所有國家必須團結一致，反對共同的敵人美國。我的蘇聯恩師是帕紐什金。他曾任駐美大使，後來在蘇共中央裡主管外國幹部工作。

這裡要說明一下，與意識型態方面的教育相比，軍事化的組織手段絕對是第二位的。西方情報機構根本不搞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報局也好，英國的軍事情報六處也好，大多數西歐國家的情報機構也好，均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成員無論對自己的工作還是對自己的看法非常實際，無半點浪漫色彩。我不是說這些情報機構的人員不稱職。他們其實都是訓練有素的情報人員。我是指這些情報機構的成員並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多麼神聖，不過是辛辛苦苦搜集情報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的小職員罷了。我們恐怕走了另一個極端，引入了一套軍事組織架構，嚴格限制個人的生活習慣並向部下灌輸我們的事業是崇高的事業的理念。然而透過以上做法我們的人員強烈感到自己是這個集體的一員，從而鞏固了彼此之間的團結和忠誠。沒有忠誠，任何情報機構都無法運轉。

精神摧殘術幾乎可以說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科學家哈夫曼就曾受過這樣的折磨。他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人，曾被希特勒政權判處死刑。蘇軍把他與昂納克從同一監獄中救了出來。六〇年代末起，哈夫曼公開批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呼籲對停滯的制度進行民主改革。警察如臨大敵，封鎖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海德的家周遭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來探望他的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各種誹謗他們夫婦的謠言四起，包括確有的或編造的婚外戀傳聞。我們局的一位特務沃倫貝格還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團體內，伺機破壞搗亂。

而我們迫於情勢的需要早已完成了這一轉變。直到東西德簽署基本條約之前，西方世界拒絕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承認。我們反正也不具備利用使館搜集情報的條件，因而主要倚賴非法管道（連這個詞都是從昔日老布爾什維克的詞彙表裡搬來的）。安德羅波夫仔細研究了我們的做法後得出結論，今後需要減少躲在駐外機構的安全島裡從事情報活動的人員，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員打入敵國，獨立開展工作。他還深入地研究了東德情報機構的發展過程，要我準備一份詳細的材料，舉例介紹一下我向國外派遣間諜的做法。我不勝榮幸，欣然從命。

一九七九年，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飛彈之爭愈演愈烈。蘇聯威脅說要在東德部署更多的飛彈。一天，米爾克對我說：「我們才不會花費巨資為他人做嫁衣裳，砍樹伐林，為坦克和飛彈發射器騰地方。等著瞧吧。什麼事也沒有。無非是繼續談判罷了。」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一個間諜，」福克斯說。「我不明白為什麼對蘇聯保守原子彈的祕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這樣具有難以想像的巨大毀滅潛力的東西，所有大國都應該有。一方倘若可以挾這樣的威力威脅另一方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國裡為所欲為沒什麼兩樣。我從沒覺得把製造原子彈的祕密告訴莫斯科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行為。我倒覺得不這樣做反而是不可饒恕的玩忽職守。」

他喝了一口水。一桌人鴉雀無聲，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專門負責與我個人聯繫的蘇聯情報官員布達欣向我提出的問題表明，儘管兩國官員頻頻舉杯祝酒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莫斯科與東柏林的關係注定是聾子的對話。建造一條穿過東德領土的漢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條東西德航運河道也好，或是與西德的產業巨頭克虜伯或赫希斯特談判生意也好，每次蘇聯人都表示懷疑和反對。通常這會導致又一次延遲雙方期待已久的昂納克與施密特的會晤。

我常對俄國同事說：「你們這些人，最有力的武器反倒放置一邊不用。你們只領客人參觀發電站，不讓他們接觸當地人。他們也許住得很簡陋，可給外國人留下的印象勝過任何參觀項目。」

福克斯對自己遭受的冷遇沒有說什麼。我猜測蘇聯人對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是懷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國反情報機構軍事情報五處審問時出賣了派去跟他聯絡的人和其他間諜。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證明福克斯叛變的證據。

和他的幾位前任不同，安德羅波夫主要對外交政策和外國情報感興趣。他改革了ＫＧＢ內部的管理制度，實行了一套更嚴格的崗位責任制。在外國情報工作方面，他很快意識到，往駐外使領館、貿易代表團或其他駐外機構派駐情報官員的道統做法不是最佳的辦法，因為這些機構受到所在國反情報機構的嚴密監視。根據過去我透過派駐華盛頓使館的情報官員開展工作的經驗，主要是不成功的經驗，我們的人剛一邁出使館大門就被聯邦調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後，我遇到ＫＧＢ派駐華盛頓的頭子格羅馬科夫時，他卻聲稱，聯邦調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覺，從來沒有妨礙過他與間諜接頭。披著外交官外衣搞情報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報復性外交驅逐。也就是說，安插在使館或類似機構裡的情報人員，極有可能在時有發生的這類驅逐中被趕出駐在國。蘇聯駐外使館人員大大超員。有一年英國一次就將蘇聯駐英使館的一百零五名有特務嫌疑的人員驅逐出境。安德羅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員（派遣改頭換面、持假護照或編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務潛入敵國）的做法無疑更有益於情報工作，但下面的人對此怨聲載道。他們更喜歡有個靠山做後盾。

然而ＫＧＢ精心向其成員灌輸自己是優秀分子中的一員的理念只反映了它的一面。另一面則是長期以來對出生入死為它工作的間諜無動於衷，沒有任何感激之情。這些間諜常常在失去價值之後被ＫＧＢ拋棄或冷落一邊。蘇聯陣營情報這一行內以信義著稱的東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幾名暴露了身分的間諜都被莫斯科推給了我們。這給我們增添了財政上和安排上的負擔。因為蘇聯陣營內的財會制度總是對蘇聯有利。每次蘇聯把一個沒用的間諜推給我方時，他帶來的那點錢根本不夠付給他找一套舒適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適的工作的費用。

電話鈴又響了。這回保加利亞的這位站長的聲音聽上去有點微微發顫。剛剛不慎結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現在他自己的腦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們剛把藏在西德的此人綁架出來，準備送回索菲亞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