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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施蒂勒憑著自己的狡黠和訓練有素的逃生本能逃出了東德。他沒用西德為他準備的質量低劣的偽造護照，而是打開了科技部的保險櫃，竊走特別通行證和該部一批最有價值的文件，作為獻給西德的禮物。他還假造了一張科技部的公函，指示他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那一側，把一個小匣子存放在其中的一個出租鎖櫃裡。對於那天晚上該邊防站檢查來往東德人的值班官員來說，這一切再熟悉不過了。施蒂勒過去因執行類似公務曾數十次往返此站。

一個情報機構的心理文化與一個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員為了某個宏大目標或出於一種認同感凝聚成一個整體，不管這種認同感是意識型態上的還是其他方面的。一旦他們中間出現縫隙，猜疑的毒水就會滲透進來。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即使自己的工作與叛逃者毫無關係，下次走近祕密投遞點（祕密投遞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膠卷的地點）時，或是透過收音機收聽總部發來的密碼指示時，也會心有餘悸，戰戰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發生後，徵募新成員也變得極為困難。

五〇年代以後，東德不再判處間諜死刑，叛變的東德情報官員除外。對我們來說，把西德的重要間諜關起來更有價值，以後待時機成熟時可以用這批間諜換回關押在西德的我方間諜。只有背叛祖國的情報官員才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如科技部的特斯克。一九八一年，他把部裡的文件藏在家裡洗衣機的事敗露。他原來計畫攜帶這批文件叛逃到西德，以此作為賣國求榮的禮物。

一天夜裡，正在反情報機構總部裡值班的庫龍聽一位同事說，一名東德間諜嫌疑犯與這位政治鼴鼠接頭時受到跟蹤。兩人走進一座公寓樓後，西德特務人員布下天羅地網，很快就要動手收網捕魚。庫龍立即意識到，如果兩個人當場被抓獲的話，我會失去一個在西德的極有價值的政治消息來源。他於是當機立斷，撥通了緊急電話號碼，用暗語通知我們：「你們的人在安德納赫大街受到監視。」我們採取了極其冒險的做法，直接給兩人所在的房間打電話，用一種口音假稱撥錯了電話，實則是通知他們逃跑的暗語。

一次，我同牢騷滿腹的科學界裡的熟人交談後，忽然萌生了一個念頭。我們的間諜既然可以滲透到波昂政界和北約總部裡面，為什麼不能搞到工業機密呢？雖然搜集政治情報是我的拿手好戲，也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對科技部的潛力卻越來越入迷。家裡的人開玩笑說，童年時期我憧憬在蘇聯學習航空工程學的夢，現在終於有個機會圓了。我仍然訂閱所有能訂到的航空雜誌，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西方國家的。

施蒂勒背運的時候到了。一九七八年，負責整肅國內敵特的東德反情報機構——發現了他寄到西德某處的一封密碼信。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是西德外國情報局的祕密地點。反情報機構的首腦無法破譯這封信的密碼，也查不出發信人是誰。他下令今後對發自同一郵政編區的所有信件一律進行檢查。果然，幾個月後，又截獲了一封發往同一地點的電報。這一次我們的反情報機構成功地破譯了密碼。電報說：「無法滿足你們的要求。」

我後來閱讀盤問蒂德格的記錄時，不由得產生一種感覺：堂堂一個西德情報機構裡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頭子更像是電視肥皂劇裡的人物。按理說，幹這一行的人應該潔身自好。而眼前這個人精神上完全垮了。對他來說，只剩下兩條路：要嘛自殺，要嘛叛逃。「可我沒有勇氣自殺，」他坦率地承認。

我查閱了這一事件的調查報告。災難降臨的那天晚上，施蒂勒與這位官員就惡劣的天氣開了幾句玩笑。為了轉移該官員的注意力，施蒂勒開玩笑說：「沒準兒我會申請調到你們這兒來。你們整天躲在暖和的小窩裡，這工作倒真不錯。」

被庫龍這樣的人出賣的間諜和鼴鼠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呢？就我所知，東西德的情報機構都沒有出於報復或防止情報洩露的目的下手幹掉哪個人。然而雙方都無法否認他們使用過勒索或腐蝕的手段。例如，為了脅迫莫伊芳茨海姆當雙重間諜，西德方面冷酷地讓他在長期坐獄和叛變之間做出選擇。換了我們，十之八九也會這麼做。

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漢斯約阿希姆．蒂德格，並且解釋道：「我是來投靠你們的。」我打電話告訴了米爾克這一好消息。即使是聽到敵國重要人物叛逃過來的消息，米爾克最關心的仍是他的地位。他極為不滿地抱怨安全部在馬格德堡專區的頭頭沒有馬上通知他這一消息。「今後，凡屬失物招領情況的，一律先送到我這裡！」他用帶有厚重柏林口音的粗啞嗓門厲聲說。

我知道這回送上門的是一條大魚。西德方面一定不會善罷甘休，肯定要千方百計把這位重要的情報官員弄回去。蒂德格叛逃我方極有可能是一時衝動的心血來潮。我們在位於東柏林附近鄉間的普倫登為他找了一幢安全住所，安排他住下。我自己的鄉間別墅也在這裡。幾公里外就是為政治局成員修建的地下掩蔽室。如果美國人真的扔原子彈的話，政治局成員可以躲到這裡。這一帶崗哨林立，戒備森嚴。西德情報機構要想把我們這位新朋友從這裡搶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

有人指控我對特斯克的死負有直接的責任。我不能接受這種說法。但我必須承認，面對一個過於依附於政府並受其操縱的司法制度，我沉默得太久了些。每一位東德的情報官員都懂得，叛逃的下場很可能是死刑。他們當初參加工作時自己曾宣過誓：「如果日後我違背了這一莊嚴的諾言，甘願受到共和國法律的嚴厲制裁和民眾的唾棄。」直到一九八七年東德才廢除了死刑。

我覺得很對不起勞法伊芳森。他為我們情報局效力長達二十年之久。我試過把他交換給西德或是減免他的刑期，但沒有成功。一九八七年，他在獄中病逝，成了施蒂勒叛逃一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變幻無常的司法制度的犧牲品。施蒂勒叛逃後，我方渴望復仇的願望極其強烈。結果本來應該由施蒂勒受的罪，勞法伊芳森代他受了。

可以說，殺害叛逃人員是虛弱而不是強大的表現。對於這種水準極低的勾當，我不屑一顧。間諜小說裡繪聲繪影描寫的濕活兒其實是一種很笨的辦法。相比之下，我們對莫伊芳茨海姆這樣人的利用要高明實惠得多了。先把他當作雙重間諜，以後又變成三重間諜，從而得到最佳結果。我們的過失在於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和貪婪。然而這樣做的並非東德情報機構一家。

魏貝格非要把有關核電站的所有已知細節從頭到尾講個明白，不管我聽得懂還是聽不懂。平時各處處長向我會報時都是簡明扼要。可魏貝格慣於長篇大論地做報告。我只好洗耳恭聽，上了一堂研究生水準的應用物理課。魏貝格力主採用西德正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應爐。當時我們用的是蘇聯的核反應爐。魏貝格對這種類型的反應爐隱含的危險看得很清楚。「要建反應爐就得選最新型的，沃爾夫同志，」他對我說。「你能不能告訴他們（指政治局），這關係到我們的未來？」

庫龍是條大魚。他在反情報機構的心臟部門工作，深受上級信任。打入這種要害部門是每個情報機構夢寐以求的事。倘若可以把庫龍拉過來，就可以掌握西德對我方情報活動的瞭解程度，並據此改進我方的防範措施。這好比是破壞了西德反情報機構的中樞免疫系統，堪稱成就之最。但在一個充斥著雙重間諜和三重間諜的世界裡，我們必須確保，庫龍投上門來這一舉動本身不是一個圈套。

只有一次例外。幾十年來，我們在波昂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裡——柯爾的黨——有一名間諜。早在柯爾在萊茵省從政時期，他就是柯爾的一位老朋友。此外，他還兼為弗利克大企業集團做事，從一九八一年起一直作為該集團的代表遊說執政的基督教聯盟政府。波昂的政界與產業界之間的那些骯髒勾當他全知道，不失為我們瞭解西德國內政治內幕的寶貴管道。

西德反情報機構裡還有兩個人知道莫伊芳茨海姆的行動。一個是聰明過人的高級官員克勞斯．庫龍，另一個是擔任反情報機構安全保衛處處長的漢斯．蒂德格。兩人專門負責整肅科隆反情報機構裡的東德特務。蒂德格和庫龍邀莫伊芳茨海姆到一家飯店會面，然後亮出他們掌握的莫伊芳茨海姆試圖發展卡羅勒斯的證據，並威脅說，如果不同意為西德當雙重間諜就要判他長期徒刑。莫伊芳茨海姆被逼就範。由於擔心我們會很快察覺，西德一開始不想讓莫伊芳茨海姆向我們提供假情報，而是給了他有關八百多名西德人的內容豐富的祕密材料。其中包括西德反情報機構有可能發展的對象以及同時參與幾項國防項目的人員名單。這是西德人的一大失誤。我們因此受益匪淺。

下一步是答應庫龍提出的條件。庫龍堅持這筆交易要得到我的親自認可。我報請米爾克批准支付這筆錢之前，想先見見此人。我們給了他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外交護照，派了一架飛機把他從維也納經捷克的布拉迪斯拉發接到德累斯頓。我的女婿貝恩德在機場接上他，開車送他到我們在鄉間的一處祕密地點。庫龍屬於那種可以很快適應環境的人，哪怕是敵國的隱蔽據點。我們以典型的德國人模式談成了一筆精確的金錢交易。他退休後，甚至還可以領取一筆養老金。付給他的工資相當於東德情報局內的一名上校。當天，他即告訴我，我們手下的兩個人，加勞和他的妻子格林德已叛變西德。這對夫婦在西德為我們當聯絡員，負責向東德間諜傳遞情報。

我真想對他吼上幾句，可還是緊咬嘴唇，壓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氣耍慣了，我聽任他把火發洩完。隨後從另一處檔案部門複印了一套他的講話稿，派人送去。裡面夾了一張便條：「隨函附上落入敵手的您簽署過的文件。」這使他有機會在我們的對手西德情報機構興高采烈地透過新聞界將這批材料公之於眾之前有個思想準備。

一次，我從隱藏在西德情報機構裡的一名鼴鼠那兒獲悉，波蘭內政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向波昂駐華沙大使館解碼處的一位官員表示願意為西德當間諜。我決定微服私訪，親自向波蘭同事通報這一消息。波蘭國家安全部次長什拉赫齊茨早就請我去波蘭國家安全部專用的上西里西亞動物保護區共度週末，一起狩獵。我於是借此機會前往。我倆在夜幕的掩護下，躲在樹叢中等待公野豬出現時，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為，最佳辦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情報機構的首腦一起設一個圈套。由我手下的人和*圖*書扮成西德特務誘他到某地接頭，然後把他當場抓獲。

她們不是什麼妓|女，而是為人實際，忠於祖國的女黨員。為換取我們過去稱之為的祖國對她們的答謝，比如分到一套較好的房子，或是等待買車的名次排前一些，她們願意做這種事。儘管如此，我們請到的第一位女士沒待幾天就因受不了蒂德格而逃之夭夭。第二個是位女教師。她總算堅持了下來。我們不禁鬆了口氣。蒂德格這種男人極不討女人喜歡。記得當時我曾想，這位女教師愛國愛得可真夠意思的。不過即使是最讓人噁心的故事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愉快結局。蒂德格與女教師後來結成伉儷，直到我寫此書時還生活在一起。

一次我去瑞典會見西德社會民主黨內一位很有發展前途的耳目克雷默博士時，西德人趁我不備偷|拍下了這張照片。為了在中立國領土上見克雷默，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來到瑞典。我們經常利用瑞典、芬蘭和奧地利這樣的國家安排祕密見面。這次來瑞典一是為了見克雷默，二是想藉機從總部溜出來，和妻子一道去外國換換環境。此外，還有一個理由。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見隱藏在北約總部內的一個間諜。

正事談完後，我們為庫龍舉行了晚宴。國家安全部裡經過嚴格審查的服務生在一旁伺候。庫龍講了一些笑話。我請他看了幾部東德的風光紀錄片，並表示希望今後能在東德經常見到他。庫龍提到上司蒂德格時，這個名字留在了我的記憶裡。「以前他的腦子還是蠻好使的，」他開玩笑說。「他是個掙兩花三的人，沒有酒就活不了。」當時我在腦子裡記下了這個細節，以備以後用，那裡會想到貪圖享受的蒂德格有一天也會自動送上門來。

約好的時間剛到，體格健壯，身板筆直的庫龍躍入了他的眼簾。與此同時，內爾斯也走向公園大門。這兩個來自敵對情報機構的陌生人擦肩而過時彼此熱情打招呼，好像是一對老熟人似的，隨後消失在皇宮的花園中。看到自己的獵物安全抵達，格羅斯曼鑽進一輛計程車，趕到約會地點與庫龍和那個聯絡員會合。三個人來到一家僻靜的餐館。庫龍坐定後，繃緊的神經開始放鬆。

工作上，他因為個人生活無度受到處分。他心裡明白，讓他留在反情報機構裡的唯一原因是為了堵住他的嘴。在上司的監視下，他不至於把知道的機密講出去。蒂德格覺得自己已喪失了基本的尊嚴。「假如上面就一個類似我這種情況的人問我的意見，我會建議立即開除他。」他坦承道。

就在我覺得昏天黑地之時，專線電話機響了。另一端的米爾克驚慌失措地告訴我，保險櫃裡裝有他講話稿和指示的幾個紙箱也不見了。他平時講話喋喋不休，不得要領。丟失這批材料無非是讓人有點難堪，根本算不上什麼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長大人不這麼認為。他在熱線上喋喋不休說個沒完，不肯放下電話。「那些壞蛋都拿到關於我的什麼材料了？」他翻來覆去地咆哮著。「真他媽的亂到家了！以後乾脆邀請敵人出席我們的會議算了！你們這幫人真讓我倒胃！」

由於叛逃後果極其嚴重，稍有可疑跡象就要認真對待，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從來沒幻想過，我手下的人個個都不食人間煙火。不過我跟東歐國家的情報機構打交道時認識到，情報首腦極不情願承認他們內部可能埋有定時炸彈。

由於施蒂勒的叛逃，我們的對手——西德情報機構——還有一個無形然而卻是極其重要的斬獲：終於知道了我長得什麼模樣。施蒂勒逃跑前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已達二十年之久，但西德沒有一個人搞到過我的照片。為此，我有了「無臉人」的美稱。其實西德聯邦情報局有我一張照片，只不過他們不知道罷了。

我們與庫龍之間卓有成效的合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它表明，如果一個情報機構內部管理不善，技術上的優勢是有限的。技術知識可以用錢買到，而出色的組織、嚴明的紀律和正確的直覺是買不來的。例如，庫龍周遭的同事本該覺察出，他的消費水準超出了他的收入。這種跡象以後越來越明顯。不過庫龍不像艾姆斯那樣花起錢來大手大腳，而是極其小心謹慎，總是找出各種藉口做掩護。他同我們聯繫時做得很漂亮，絲毫不露馬腳。平時生活也很節制。此外，科隆西德反情報機構總部裡的保衛處處長蒂德格是個酒鬼，家庭生活一團糟，還因賭博欠了一屁股的債，那裡還顧得上庫龍。

我們很快查明，施蒂勒帶走了載有告密者名單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個科技部參考的關係名單、一些間諜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報摘要以及他們的化名。單憑這些，還不足以知道這些間諜和耳目的身分和工作地點。然而西德的反情報機構可以透過這批材料更好地判斷一些懷疑對象是否是我們的人。坦率地說，施蒂勒這傢伙確實膽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準備。帶走這批告密者的檔案材料無疑是為了逃到西柏林後可以給對方獻上一份見面禮。顯然，他是鐵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後處死的風險。這說明他要嘛早已被敵人收買，要嘛打算叛變投敵。

敵人知道我方情報首腦長什麼模樣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斬獲。然而知道我的相貌對西德卻頗有裨益。它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環繞我們情報局和我個人的神話。從今以後，我不再是一個隱形間諜，而是一個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於克雷默的被捕，加之我的身分也已暴露，我們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與北約組織內的那個耳目的接觸。這本來是我們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斷了這條線才是施蒂勒叛逃給我們造成的最痛心的損失。

我看到，由於西方禁止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出口技術，加上東德科學技術人員出國機會有限，我們在化學工程、微機械學、機械工程和光學領域的一批出色的科學家在高科技領域辛苦的結果等於重新發明輪子。我琢磨著，透過非法手段設法搞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會對我們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們能在減少本國工業部門的虧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話，也許國家領導人會更重視我們情報機構。

眼下當務之急是通知與施蒂勒接頭的耳目和間諜。核反應爐專家科珀和妻子危急關頭鎮定自若，得以脫險。警察來到他位於漢堡市的家，敲門問他是不是科珀時，他告訴警察敲錯門了，那位先生住在樓上兩層。他和妻子隨後抓起幾件衣服溜出家門直奔波昂，躲進蘇聯大使館。蘇聯人後來把夫婦兩人偷偷送出西德。西德反情報人員接著遇到一件令他們困惑的事。科珀是個鐵路迷，平時收集了十餘個國家的大量火車時刻表。更麻煩的是，他家裡的地上還有長長的一列火車模型。西德特務不厭其煩地把火車車廂一一拆開檢查，看是否能從中得到什麼線索，但一無所獲。日後，為了獎勵我們這位暴露了身分的間諜，我吩咐手下的人在西德拍賣這列火車模型時將其買下，寄給科珀（米爾克聽說後吃驚不已，認為表達這種哥們義氣毫無必要）。科珀在他面積小得多的東柏林新家裡重新裝好這列小火車。新家雖小，日子過得卻很舒服。

當時他是萊比錫市凱爾．馬克思大學裡的一名成績出色的物理專業學生。我們在當地的徵聘人員看中了他。透過了當地政府的政審後，施蒂勒來到東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字，保證今後在國家安全部的崗位上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他還仿照年輕時讀過的描寫共產黨人的驚險小說裡的人物，選擇了施塔爾曼這個化名，德語裡意為「鐵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這個化名。簽名的筆跡未乾，他與兩位負責他的官員已乾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蘭地。

由於工作成績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晉陞為上尉。他決定叛逃時仕途正看好。據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為了追求西德更舒適的生活。他跟老婆已離婚，有一個在東德當服務生的情人，叫霍爾佳。她有一個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透過她哥哥與西德情報機構接上了頭，時間大概是七〇年代中期。

有些叛徒會有一種一僕二主的幻覺，覺得從敵國領取報酬的同時仍在為自己的國家工作。至少他們自己內心是這樣想。然而庫龍與我們見面時，已完全喪失了自己是西德情報局一員的感覺。日後法院傳他在審判我的案中作證時，他告訴法官，他對西德情報局除了恨以外，再沒有任何留戀。像他這樣死心塌地投靠敵國並同意留在原單位的鼴鼠是每個情報首腦夢寐以求的事。這種事不常發生。然而一旦遇到這樣的人，多破費點也值得。大多數主動找到敵國，要求當鼴鼠的人只想幹上不長的一段時間，然後像施蒂勒那樣以此為資本叛逃到敵國。

格羅斯曼的背叛意味著庫龍和為我們幹事的其他重要間諜的戲已經唱完了。庫龍本人也明白這一點。他默默無語地從我們的一位高級官員手裡接過付給他的最後一筆錢一萬馬克，並同意接受東德外國情報局當時為保護它的岌岌可危的間諜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幫助——把他介紹給ＫＧＢ。在蘇聯情報機構的協助下，或許他可以逃到莫斯科。

莫伊芳茨海姆每個月拿著西德付給他的二千馬克工資，內心卻仍隱約有身在曹營心在漢之感。他告訴我們，蒂德格和庫龍想把他變成西德間諜，並表示願意為我們當三重間諜。他幫我們辨認出，信封上的大寫字母正是主管他的庫龍的筆跡。

科技部的人曾抱怨說，每回領特別通行證去弗里德里希邊防站辦事時都要簽字的規定是對他們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心想，你們願意這麼想我也沒法子。可事兒還得這麼辦。科技部主任為了省事，把這張神奇的通行證交給自己的秘書保管，由她登記用卡或還卡人的姓名。每天都要檢查當天用卡的情況。不過如果是一位她熟識和信任的官員找她要卡，她會爽快地把卡給他，好像它只是一把衛生間的鑰匙。

社會主義各國的情報機構中，彼此關係最難處的當屬東德和波蘭。不管波蘭共產黨人對莫斯科和它的盟國多麼忠心耿耿，歐洲歷史上波蘭人對德國以及俄國強權的憎惡注定了兩國關係不可能沒有傷痕。我們與波蘭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嫻熟的情報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信封裡夾有一張二十元的西德馬克。顯然，此人意在把這張鈔票上的號碼作為今後與他聯絡的密碼。匿名者自我介紹說，他是一個熟知西德情報工作內情的專家，願意向我們提供這方面的情報。條件是一次性付給他十五萬西德馬克，外加相當於現在西德情報局付給他的月薪的兩倍的月酬。這封信是用很大的大寫字母寫成的。為了吊吊我們的胃和_圖_書口，他還透露說，西德方面正預謀把施蒂勒在科技部的上司施特羅伊芳貝拉拉下水。

施蒂勒叛逃後，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給中央情報局兩年。據我所知，美國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時機地抓緊機會學習英語，並拿了一個金融方面的專業證書。他這號人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不會窮困潦倒。返回西德後，他改名換姓在法蘭克福市的一家銀行上班。我們很快即透過祕密管道瞭解到以上情況。一位特務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並表示如有重賞他可以把施蒂勒帶到邊境。米爾克馬上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粗魯地問：「那個烏龜王八蛋施蒂勒，難道就沒法子把他弄回來？」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採用五〇年代雙方互相綁架對方情報人員的驚險離奇的手段。可如今已是實行東方政策和緩和的八〇年代，政治上不允許再這樣蠻幹。部長大人只好作罷，氣鼓鼓地聽任施蒂勒逍遙自在下去，在法蘭克福經營自己生意興隆的公司。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幾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這次事件中是唯一的贏家。

庫龍剛來到自己工作多年的科隆反情報總部的辦公室，即被拘留並受到審問。當天晚上，東西德所有間諜中最狡黠的人終於舉手投降，供認他實際上一直只為一方工作——東德反情報機構。由於庫龍出賣過大量情報，西德方面雖有來自我方的格羅斯曼相助，仍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才搜集完起訴庫龍的所有證據。一九九二年，他被判處十二年徒刑，關在勞席德監獄。直到最後，他都不肯服輸。他對自己下場的評論是：「有些人一輩子天天與灰色的文件櫃打交道。跟他們過的這種枯燥無味的日子比，我等於活了五輩子。」

庫龍佯稱需要回科隆與妻子商量一下是否去蘇聯。一到科隆後即給西德反情報機構的保衛處掛了電話，稱他有要事相商。他打算再耍一次花招。他告訴上司說，ＫＧＢ想拉他做間諜。他提議以雙重間諜的身分為西德工作，幫助西德反情報機構瞭解蘇聯人對什麼情報感興趣。長期以來這正是他為我方做的事。在當時庫龍面臨的壓力下，一個曾克服了巨大心理障礙投靠敵方的叛徒往往會再次回到自己人一邊。危急關頭庫龍試圖孤注一擲。不過這一次他的運氣到頭了。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打點好行裝正準備去匈牙利度假時，電話專機響了。電話是從與西德接壤的馬格德堡專區打來的。一個自稱是塔貝拉特的男子不邀而至，要求見外國情報局的人。庫龍早已告訴過我們蒂德格的化名是塔貝拉特。我下令不要再盤問什麼，從速把他送到柏林。想到邊防人員通常對訪問東德的人很不客氣，我又囑咐給他一瓶啤酒並安排他用餐。凱爾．格羅斯曼專程去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路口接他，以確保他坐的車穿過柏林市時萬無一失。格羅斯曼曾成功地跟庫龍打過交道。他主管的第九處已滲透到西德的反情報機構裡。

「頭兒，還有更糟的呢，」電話另一端的人接著說。「保險櫃打開了。有些文件已不見。而且邊界特別通行證也他媽的沒了。」他指的是每個處的從業人員需要去柏林主要邊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邊防站——辦事時用的通行證。每個處只有一個。東德邊防軍允許持這一護照的人到該邊防站西德那一邊。

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為這次重要會晤守密上。也許是這一緣故，任務完成後，輪到見克雷默時，我們的警惕性有所放鬆。沒想到這下害了克雷默。這些表面上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有一種悠然自得的氣氛。它們的反情報機構好像也不那麼過度熱心。但我心裡清楚，它們和西德是一家。我前往坐落在斯德哥爾摩西面的宏偉的格里普斯霍爾姆城堡與手下的人會合。定在這裡碰頭是因為我們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融入遊客的人流中。事後我想起曾注意到停車場有一對老年夫婦坐在車裡。車子掛的是西德的牌照，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可值得懷疑的地方。我繼續去城堡見我手下的人。他們告訴我說，已安排好我在斯德哥爾摩見克雷默。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凱爾．馬克思城與當地的情報首腦開會。會議剛開始，就有電話找我。打電話的是我的一位副手。電話裡明顯可以聽出他聲音的緊張。

背叛事件對於情報機構的頭頭來說後果同樣嚴重。一旦出了事，情報機構馬上成了本國政治家注意的目標。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後引發的地震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完全陷入癱瘓。情報機構的一員叛逃時，背叛的不僅僅是他認識的男男女女，而是這一情報機構的所有成員。當然，有各種辦法可以盡量縮小這種風險。比如，可以在單位內創造一種濃厚的戰友般的氣氛，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協作精神。要嘛是利用童年時結下的友誼，無論是源於共同的意識型態和政治信仰，還是小時候在一起長大的經歷。任何想叛逃的情報人員會覺得這樣做無異於背叛自己。中央情報局由大量來自美國東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國情報機構內的牛津和劍橋小圈子也好，蘇聯情報機構內子承父業的現象也好，均是防範背叛的手段。

六〇年代中期，東德在技術革新這一更廣闊的領域上明顯落伍於西德。西德在研究和開發上投入數百萬元的經費。而我國領導人除偶爾因一時興起對某個偏愛的項目關懷一下外，對科技戰線經費捉襟見肘的現象並不重視。有限的經費轉用於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以避免公眾騷亂。

連續六年，庫龍向我們提供了一流的情報。在他不知情的十幾歲的兒子的協助下，庫龍想出一種辦法，以極快的速度把電腦信號錄在普通錄音電話的卡帶上，從而大大改進了我們以前的模式。過去發報時加密過的字母發出的劈劈啪啪的聲音很容易被對方的反情報機構監聽到。庫龍的辦法大大加快了傳音的速度。人耳聽上去不過是聲音略有一點走調，或是一兩下短促劈啪聲，和電話線上的小故障沒什麼兩樣。在另一端，庫龍發出的信號透過編好的電腦程式轉錄到一盤卡帶上，然後以發報速度的幾分之幾放出並解譯。庫龍後來又研究出一種更簡便的辦法，發出的信號可以直接轉到一張電腦光碟上。我們這邊的分析員只需插入光碟，經過許可後，即可直接從電腦螢光幕上看到發來的情報。這將譯碼所需的時間又縮短了寶貴的幾分鐘。

蘇聯當時一門心思改善與西德的關係，對我們極為冷淡。接替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維爾納．格羅斯曼與他們反覆交涉，剛柔並用。最後ＫＧＢ終於同意，我們的重要間諜中的任何人只要願意，均可去蘇聯避難。庫龍最初同意去蘇聯，時隔不久又改變了主意，擔心一旦去了蘇聯就再也出不來了。

蒂德格逃到東德後，我們有了收拾加勞這對夫婦的藉口。庫龍早已告訴我們，這兩個人被西德收買。由於不想讓西德覺察出自己內部有個鼴鼠，我們一直沒有動這兩個人。現在西德反情報機構會覺得是蒂德格出賣了他們。加勞和格林德雙雙被捕。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加勞被判無期徒刑。格林德四個月後被釋放，但受到警告不得對任何人提起過去的事。一九八八年夏天，她丈夫死於包岑監獄。格林德硬說是我下令殺死了他。

他又坐了幾站才下車。換了幾次車後，下車直奔最近的警察局。這裡是賴尼肯多夫市的郊區，住的都是些中下階層的人。施蒂勒彬彬有禮地向值夜勤的警察道聲：「晚安！」接著自我介紹說：「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的一名軍官，剛從東柏林叛逃過來。請通知普拉赫（西德情報機構所在地）。」值班警察平時見慣了喝醉酒的卡車司機、打架鬥毆者或盜車嫌疑犯，聽了眼前這位衣冠楚楚的小伙子這番話，不禁大驚失色。

好在突發事件並不總是災難。一九八一年初夏的一個早晨，東德駐波昂大使館的郵箱裡躺著一個大信封。裡面夾有一封寫給外國情報局第九處處長的信。負責滲透西德情報機構的第九處是情報局內第二大處，僅次於科技部，也是最忙的處之一。我與這個處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數投上門來的人（指主動找到敵方情報機構要求當間諜的人）不同，寫這封匿名信的人準確地使用了我們內部的通訊位址。這表明他對東德情報局的內部架構很熟悉。

我們這次錯就錯在選擇了從瑞典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卡琅爾入境。根據我們一貫的謹慎做法，間諜避免直接從自己的國家去接頭地點所在國見人。為此，我們先去芬蘭，然後轉道去瑞典。從芬蘭進入瑞典無需出示護照，我們入境時也是一樣，這樣就避免了留下任何記錄。船到港後，東德大使館內情報局的人前來接我。瑞典反情報機構原來也沒閒著。他們把我們租的這輛車的牌照輸入電腦，然後一路跟蹤我們到斯德哥爾摩。

筆跡辨認專家判定電報出自一個女人之手。事後得知，這次是霍爾佳替施蒂勒轉告負責他的西德情報官員，他無法遞交一批微型膠卷。

和平時期處死間諜其實是沒有道理的。我經歷過的叛逃事件中既有東德人員，也有西德人員。今天仔細想一想，覺得死刑起不了什麼威懾作用。一個人投敵的動機很複雜，通常還攙雜了本人的一種自信或自以為是的心理，覺得自己可以瞞天過海。

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個可以與庫龍比美的人就是艾姆斯。後者向ＫＧＢ洩露的機密同樣豐富。艾姆斯心理上與庫龍有一個重要的共同之處：他在中央情報局裡也感到懷才不遇，覺得自己大材小用。兩人都貪圖金錢和享受，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們對自己情報局的情況瞭如指掌，知道如果談交易時謹慎小心，會受到敵國情報機構的嚴密保護。

庫龍為我們幹事非常認真，常常在合約規定以外的事上幫助我們。鑒於他的價值極高，我特別做出安排，無論白天黑夜他都可以透過一個專用電話號碼找到我們。遇有緊急情況時，他可以隨時通風報信。庫龍在西德反情報機構裡深受信任，可以接觸到西德策反東德特務的大部分機密。通常他先不哼不哈，靜以待觀，等西德方面得手後再通知我們。過早地打草驚蛇會引起西德的疑心，於他於我們都沒有好處。

邊防官員翻了翻施蒂勒遞上的材料：一張蓋有「絕密」戳子的公函，單位出入證，特別通行證和護照。看到施蒂勒把所有材料一應俱全地準備好，他不再細看。這個叛徒於是穿過兩道金屬門走到西德那一邊。兩道門關門時間相隔八秒。倘若這位邊防官員突然改變主意，覺得還是應該核對一下所有文件上的戳子是否吻合，仍有足夠的和圖書時間按下一個鎖門鈕。可他腦子裡根本沒動這根筋。

事實並非如此。加勞是一個性情敏感，自尊心很強的人。階下囚的日子尤其讓他難以忍受。我相信，他是在得知他的名字沒有列在西德要求與我們交換的間諜名單上後才在獄中自殺。由於他先後被自己信任的西德情報人員出賣過兩次，人們後來對他萌生憐意。可在我眼裡，他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間諜。雖沒有死罪，判他坐獄一點不冤枉他。

庫龍成了我們的超級鼴鼠。須知，此人平時幹的正是把東德和蘇聯的間諜變成為西德做事的雙重間諜。現在他願意向我們出賣這方面的情報。不錯，他開的價碼是不低，而且要求把錢直接匯到第三國銀行的一個匿名賬戶裡。可他對我們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庫龍不愧是一名間諜高手，談交易時還要求加上幾條「例外條款」，如同好萊塢的電影明星談判拍一部電影的交易一樣。同時還要我們保證，不逮捕他告發的雙重間諜。這並不表明他為人特別慈悲。庫龍深知，這些雙重間諜如果接二連三地遭到逮捕，遲早會使人對科隆的反情報機構產生懷疑。我答應了這一要求。

每個處的這張特別通行證由該處處長親自保管，任何需要去弗里德里希大街邊防站辦事的人每次使用時都要簽字。弗里德里希大街邊防站是東西德之間在柏林的主要過境點，也是情報活動最猖獗的地方。迷宮般的一條條走廊兩側是一排排的鎖櫃（投遞情報的絕好地方）。嚴格地說，該邊防站位於東德，實際上它卻劃分為東德和西德管的兩部分，中間由巡邏的邊防軍隔開。任何在該站西德一側坐上火車的東德人仍然可以被東德當局逮捕歸案。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需要絕對的謹慎。任何一個情報首腦與雙重間諜打交道時（更不用說三重間諜了）一向慎之又慎。如果某人叛變過，人們不難推測他還有可能再次叛變。我們跟西德情報人員玩的這場遊戲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莫伊芳茨海姆向西德反情報機構內主管他的官員假稱他在東柏林與我手下的人祕密接頭，然後再把這一切會報給我們。與此同時，我們要這位三重間諜從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心臟向我們提供真正的情報，探明商界裡我們懷疑與西德情報機構有染的人的虛實以及西德情報機構懷疑是我方間諜的人的背景。由於我們本不該知道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已瞭解莫伊芳茨海姆作為一個三重間諜與我們之間的真實關係，西德方面不得不讓莫伊芳茨海姆向我們提供一些真實情報，以免受到我們的懷疑。否則，他們可能會擔心，我們開始懷疑莫伊芳茨海姆是否已被西德發展為雙重間諜。可我們不可能次次知道西德透過科隆電腦向我們提供的情報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這個真真假假的世界裡，莫伊芳茨海姆從前在耶穌會受的教育倒是派上了用場。

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貝格，請他指點一下搜集這方面的情報應從何處下手。此公是個十足的學者。國家安全部內大部分高級官員都是戰前參加過地下工作的老一代共產黨人，個個有著不平凡的經歷。魏貝格在他們中間顯得不是一路人。他唯一的政治經歷就是作為一名酷愛單車運動的選手參加過紅色體育運動。機關裡盛行的等級之風對他絲毫沒有影響。他拒絕享受職務帶來的種種特權，堅持每天騎一輛舊單車上下班，為此成了機關裡中高級官員的笑柄。他們喜歡在自己的上司面前炫耀自己開的進口車，如德國的大眾，法國的雪鐵龍和美國的福特。

米爾克這番話表明，他對司法機關寬大處理叛逃人員極為不滿。名義上法院獨立審理這類案子。但在涉及某個具體案子時，上面是可以施加影響的。特斯克被處決也許就是上面的旨意。此案還有一處令我費解。根據東德的法律，只有證明特斯克確實有投敵行為時才能處決他。這方面甚至還有一個先例。一個叫特倫的官員準備叛逃時被抓獲。法院駁回了檢察官提出的判他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要求，理由是雖然被告有明顯的叛逃意圖，卻沒有實際的叛逃行為。因此，即使根據東德的嚴厲刑法，處決特斯克也是非法的。

蒂德格想直接見我，但被我婉拒了。當時我正準備退休。考慮到這是一樁大案，波及面會很廣，我想最好還是讓接替我的維爾納．格羅斯曼接手此案。我感覺，首先出面接待蒂德格的人會贏得他的最大信任。由格羅斯曼直接處理此案可以避免中途再換人。

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對我們的打擊有多麼沉重，有必要瞭解一下當時科技情報工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佔的份量。科技部成立於五〇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負責追蹤西德在核子武器技術方面的最新進展情況。幾位西德高級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出於對西德重整軍備的憂慮轉告我們說，西德境內正在建造的核電站中，燃燒劑和分離同位素的加工廠可以很快轉於軍事用途。

施蒂勒負責聯繫的另一位耳目，在凱爾斯魯厄核反應爐工作的菲勒的遭遇更加驚險。他接到我們打來的報警電話時，已在家中被捕。車到警察局後，幾個警察押他從停車場去警察局的路上，其中一人在結了冰的路上滑了一跤，頭重重地磕到地上。菲勒撒腿就跑，甩掉了尾隨在後的另一個警察，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偉玆巴登市內的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蘇聯人隨後把他送到東柏林。菲勒過不慣東德的生活。兩年後，他設法與西德的反情報機構接上了頭，在他們的協助下又一次逃回西德。撤回的間諜如果日子過得不開心，我們一般都知道，也會猜到他可能想再次逃回西德。但在菲勒一事上，我們決定讓他走好了。他回到東德的時間不長，西德從他身上反正搾不出多少油水。可在這種事上誰也無法保證會受到寬大處理。施蒂勒手下的另一位間諜，在漢諾威一家核研究中心裡工作的地球物理學家勞法伊芳森接到我們通知後逃到東柏林。一九八一年，他想再次逃回西德，在匈牙利邊境試圖進入奧地利時被捕。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開刀，殺一儆百。雖然他曾是東德的間諜，卻因在東德從事間諜活動被判無期徒刑。

他向我們的人訴說了自己的不得志，對自己的叛變行為絲毫不感到難為情。像他這樣自覺懷才不遇的人，任何政府部門裡都可以找到。庫龍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大學，在西德情報局裡混到這個地步完全憑個人的勤奮。所有的同事對他的出色業績都很欽佩。然而沒有大學學歷意味著失去了進一步晉陞的機會。靠這份四萬八千馬克（當時約合二萬五千美元）的年薪可以過得相當不錯，但決談不上奢華。他深知，現在掙的這份工資已經到頭了，以後不可能再漲。

這封信出自何人筆下，我們茫然無知。東德駐波昂大使館外面的監測器只留下了一個鏡頭。一個把自己包得嚴嚴的人往信箱裡投了一封信。雖然正值夏天，此人的帽簷卻壓得低低的，一條圍巾遮住了半個臉。我們掌握的唯一線索就是匿名人那相當有力的方方正正的大寫字母的手跡。

日後這個鼴鼠終被挖出，受到審判並被判處短期徒刑，緩期執行。鑒於對其他鼴鼠的判刑都較重，我猜想波昂政界裡一定有他的熟人替他求了情。

約定見面的時間還未到。為了消磨時間，我一人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閒逛。一對情緒激動的夫婦，也許是匈牙利人，跑到我跟前比劃著告訴我，有人偷偷|拍我的照片。我心裡沉了一下，可覺得此事與停車場的那對老年夫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於是仍按原定計畫，在當地民主德國大使館為來訪官員準備的下榻之處會見了克雷默。

蒂德格有著電腦一般的記憶力，各種人名和他們之間的關係過腦不忘。他填補了我們的許多空白，但並沒有他本人以為的那樣多。他那裡想到，他的同事庫龍也是我們的人。蒂德格叛逃後。新聞界披露了他在任期間的種種不稱職行為。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形象為此一落千丈。不僅如此，蒂德格在反情報機構裡的上司和老朋友．新上任不久的聯邦情報局局長海倫布羅赫在指責反情報機構內部人員不稱職的浪潮中被迫辭職。看著西德那邊亂開了鍋，我們開心極了。不過後來我感到海倫布羅赫在西德情報機構中還是一位較正直的首腦。想到我手下不是一位，而是兩位鼴鼠拆他的台，一絲同情油然而生。

我從來沒覺得，我們情報局固若金湯。透過早期的叛變事件我已經領悟到，我手下的人並不比其他情報機構裡的人聖潔。但我認為，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極大的凝聚力。戰後兩個德國的情報機構都面臨一項艱鉅任務：在其成員中樹立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集體榮譽感，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內部變節的風險。這方面我們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情報機構看做是文職政府部門的一部分，不像我們那樣，培養情報人員彼此以戰友相待。考慮到情報工作的危險，引入戰友意識十分恰當。

他們擬了一個可疑者名單。三小時後，我返回東柏林時，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負責核物理、化學和細菌學的第一分處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該處最精明強幹的官員之一，為人隨和，富於自信，叛逃前剛剛被任命為該處的黨委第一書記。通常只有特別可靠的人才能擔任這一職位。毫無疑問，施蒂勒的叛逃是過去幾十年裡最嚴重的一起叛逃事件。（一九五九年，主管從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那裡刺探情報的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導致我們十餘名間諜被捕。一九六一年，負責滲透西德境內的美國組織的官員瓦爾特．格拉斯叛逃。我們的一些情報活動為此夭折。兩人均定居西德，不時應西德情報機構的請求為他們出謀劃策。）

這一巨大斬獲令我們興奮不已，於是給他起了個化名，叫施塔爾（也是明星的意思）。庫龍的真實身分屬於絕密。我們從來不提他的真名，哪怕是在我自己的絕對安全的辦公室裡也是一樣。維也納那次會面後，我們又先後在奧地利、西班牙、義大利和突尼西亞與他接頭。庫龍將叛變西德情報局的東德間諜的名字告訴了我們。

我們判斷，現在監視他們的人已經快下班了。另一撥人午夜後換班。如果動手抓人的話，應該是凌晨時分。兩人於是假裝熄燈入睡。午夜剛過，我們的這名間諜透過地下車庫逃出大樓，經瑞士回到東柏林。第二天，這位鼴鼠離開公寓後，西德特務人員衝進房間捕人，那裡還有那個不速之客的影兒，也沒有找到任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

蒂德格證實了我們從庫龍那裡瞭解到的有關他沉淪的情況。他染上了賭博和酗酒的惡習。一heｔuboｏｋ•com•coｍ次，他和妻子在家喝醉酒後打架，妻子不慎喪命。事後對他進行了調查，看是否應按殺人罪對他提出起訴。最終他妻子的死被定為意外事故。他的幾個孩子因為母親的死一直對他懷恨在心，根本不願他管。

施蒂勒平靜地穿過金屬門，來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一側的站台上。他知道這裡始終有東德的反情報人員徘徊，於是佯裝走向出租鎖櫃。聽到火車進站的轟隆聲時，他疾步走回站台，就在車門上方紅燈閃爍，提醒乘客「車門馬上就要關上，請趕快上車」的一剎那，閃進車廂裡。火車恍當恍當地在東德境內走完最後十分鐘的路程期間，施蒂勒一定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兒。那時他仍處在東德的捕捉範圍內。火車在西德境內的第一站，破舊的賴爾特站停靠後，施蒂勒知道他自由了。

西德反情報機構則急於透過我們向莫伊芳茨海姆提出的問題判斷我們對他們到底瞭解多少。為了使莫伊芳茨海姆不至於引起我們的懷疑，西德經他手提供了大量情報。有些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但其中也混雜一些不為我們所知的珍品。眼下，兩個敵對的情報機構之間的這場鬥智一波三折之外又起一波。主管莫伊芳茨海姆的西德情報官員庫龍也想為東德幹！這種情況即使是在雲譎波詭的情報這一行裡也不多見。

我國能源供應本來就很緊張，加之政府財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時有人呼籲制定我們自己的核能發展計畫。這一要求得到了諸如核科學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製造原子彈的祕密透露給莫斯科而被英國人判刑坐牢。出獄後來到德累斯頓定居。福克斯認為，蘇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耍滑頭，用低價購買東德的鈾。我感覺實際情況很可能正像他所說的那樣。我們情報局於是夾在了中間，左右為難。一方面，我們將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報轉給了蘇聯人。另一方面，東德的科學家又提出，只有我們自己大力發展科技，才有可能與西德競爭。東德領導人對不同類型的反應爐的評估越來越感興趣。我們局的科技部為此亟待搞到這方面的情報。與此同時，又不能走露半點風聲，讓蘇聯人知道我們有這種想法。

特斯克企圖叛逃的事敗露後，反情報處與審訊處聯手將他逮捕。這兩個處均歸米爾克管。像所有被東德抓獲的間諜一樣，他被送上不公開審理的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的這一性質令他的處境極為不利。案子到了這一步已不歸我們管。不過八〇年代初時，根據刑法應判死刑的犯有重大叛變罪的人常常被減免為無期徒刑。我知道特斯克的下場不會太妙，可沒覺得他一定會死。更奇怪的是，他的死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萊比錫的一家監獄裡執行的，事先沒作任何聲張。處決的模式仿照蘇聯人的做法，趁他不備朝後脖頸開了一槍。處死特斯克很難說是為了殺一儆百，因為連我們情報局的人都不知情。我覺得這反映了東德走向沒落時思惟不清的狀態。

情況十萬火急。我們立即採取了一切應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內的間諜和耳目發出警報，指示他們窩在家裡，銷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文件。與此同時，我們局的分析員仔細核對檔案，查明施蒂勒帶走了哪些文件。這是一場比速度的競賽。西德情報機構動手捕人之前，我們必須盡快通知處境危險的人。

莫伊芳茨海姆以前是耶穌會的學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蘇軍俘虜。一九七九年起在科隆一帶為我們搜集情報並試圖在位於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總部裡發展一個關係。此人叫卡羅勒斯，在總部裡負責一台叫納迪斯的電腦。該電腦裡儲存有一個花名冊，列出哪些人可以參加機密工作，哪些人不能以及他們的人事檔案。莫伊芳茨海姆請卡羅勒斯幫美國人查一個人，答應事後給他一千馬克作為報酬。卡羅勒斯覺得此事蹊蹺，因為他知道中央情報局可以直接透過納迪斯電腦查人，於是向上級檢舉了莫伊芳茨海姆。

「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廢話都沒有。我聽後一怔，隨口罵出一連串髒話。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情報首腦遇到這種事八成也會作出同樣的回應。

至於臭名昭著的「濕活兒」，即情報這一行內祕密處決的做法，這種事的確有過，而且今天也照樣有。我在這裡一一舉出在中央情報局手下失蹤的人的例子無異於引火燒身，反會被人倒咬一口，指責我如何隱瞞蘇聯情報機構的多次不法行為。五〇年代時期，保加利亞和波蘭的情報機構素有冷面殺手之稱。東德的反情報機構在這方面也不乾淨。這裡我要再次說明一下，流傳甚廣的綁架處死叛逃人員的事件其實多半是綁架時強力安眠藥用多了的結果，而不是蓄意謀殺。

「這件事折磨了我很久，」他說。「誰都知道我工作出色。可我在事業上卻不會有任何新的發展。」稍頓，又不無怨艾地輕聲說：「西德自稱這裡人人享有自由和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平等機會。我不這麼認為。甭管我工作多玩命，到頭來仍是個賣苦力的。而有的人本事雖不大，靠老子的錢讀完大學後一來到情報局馬上前途似錦，不管幹好還是幹壞。我實在受夠了。」

東德與西德之間已經在核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重整軍備有可能延伸到生產核子武器的任何苗頭都令公眾惶恐不安。跟蹤西德暗中發展核技術的活動已經讓我們忙個不停。它提取的技術突飛猛進。同時，戰後西德新一代企業家加快了與一些暗中想成為核大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亞、巴基斯坦和南非。

除了重點搜集最新核技術外，科技部還擴大了搜集工業情報的範圍，設法瞭解西德方興未艾的電腦業的情況並尋找願意繞過西方禁令與我們做生意的商人。這方面我們幹得最出色的間諜之一是阿諾德，化名施托姆。年輕時即被派往西德，奉命長期潛伏。如今他在ＩＢＭ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職，利用工作之便將公司內部有關新電腦軟硬體開發的資料遞送給我們。阿諾德這個人有點讓人琢磨不透。政治上他早與我們拉開距離。我們給他的錢，他也不收，但出於對東德感情上的依戀繼續向我們提供情報。

每一次叛變都有前因後果，給人的教訓也各不相同。對我打擊最大的一次叛變發生在一九七九年。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歐洲緊張局勢達到尖峰。叛逃的人是情報局內最祕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處之一——科技部下面B處的一名軍官。

有一類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齒冷，特別值得研究。這就是身為一國情報人員而向外國情報機構出賣祕密的叛徒。有些人以為，幹情報這一行的人平時對同事就沒有什麼信義可言。一朝自己內部出了叛徒，也不會大驚小怪。其實不然。背叛對任何一國情報機構來說都是一劑毒藥。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卻十分有限。

有關電腦的研究成果對東德尤其寶貴。羅博特羅恩是東德引以為豪的世界一流微電子公司。然而我們的研究水準遠遠落後於美國或日本。羅博特羅思不至於被甩在後面的唯一辦法是獲取西方禁止出售給我們的技術和軟體。羅博特羅恩基本仿照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組成，主要倚賴竊取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技術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當天晚上，施蒂勒就被送往普拉赫。我真想變成一隻小飛蟲釘在牆上，目睹他怎麼當著西德人的面打開塞得滿滿的公文箱。那裡面全是從科技部保險櫃裡竊出的文件。唯一讓我聊以自|慰的是，儘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他終究不過是一個中級官員。借助我一手建立起來的守密制度可以斷定，除了直接歸他掌管的七個間諜外，他並不知道其他間諜的身分。然而他從保險櫃裡帶走的文件會給西德反情報機構提供一些線索，危及另外的二十到二十五名間諜。我們只好忍痛割愛，將這些人除名。

庫龍和我選擇見面的地點極其謹慎。每次接頭都在人們一般消閒度假的地方。

見到波蘭反情報首腦時，我才發現，什拉赫齊茨為了向我顯示他多麼重視這件事，還邀請了一些高級官員與會，協助我們制定具體方案。不消說，廚師多了反倒毀了一鍋湯。我們設了一個圈套，然後在預先定好的接頭地點——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約會他又沒有上鉤。顯然，波蘭國家安全部內有人走漏了風聲。後來聽說這個懷有二心的波蘭叛徒改投英國人。我無意從頭到尾再走一遭，把這案子交給波蘭人自己去處理了。

一九七八年底，施蒂勒已是驚弓之鳥，擔心自己隨時會暴露。後來我才發現，他的擔心不無道理。可惜為時已晚。他與西德外國情報局攤了牌。西德方面最後同意他叛逃，並保證安排好他在西德的生活。不知是成心還是疏忽（西德情報局的馬大哈作風無論在我們圈子內還是在中央情報局都是出了名的），西德給他的偽造護照粗劣得根本沒法用。施蒂勒決定持科技部的邊境特別通行證自己逃出東德。

施蒂勒是個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著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勁。我沒有跟他這樣級別的人親自打過交道。不過他後來常吹噓說，他認識我。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屬於那種工於心計的人，而不是我們用的另一種有堅定信仰的人。施蒂勒被分發到科技部第一分處。該處負責跟蹤西德的原子彈研究進展情況並監視在西德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統。

如果施蒂勒不跑的話，本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理由對他產生懷疑。只有一次，反情報機構的人碰巧看到他和一個陌生人會面。見面的時間和地點與他自己會報的和已知關係接頭的時間地點對不上號。有關部門對此並沒有做出什麼結論。一九七六年，由於西德對我們潛伏的間諜突然收網，我下令除最必要的活動外，所有在西德的活動一律暫停。我們開始限制施蒂勒去西柏林，但仍允許他去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與他負責的一位西德耳目會面。他借此機會偷偷通知西德外國情報局，我們利用電腦分析法加上暗中監視已逮捕了他們打入東德軍隊裡的幾個間諜。

庫龍最關心的是他的四個兒子將來是否上得起大學，因為他出不起政府獎學金外的那部分學費。德國統一後，他的叛變隨之曝光。西德新聞界把他描繪成一個有著魔鬼般冷酷和貪婪的間諜。我對他叛變的動機持不同看法。我認為，他決定為我們當間諜的舉動說明他深諳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至上的真諦，並且肆無忌憚地去追求金錢，不惜把其他一切置於腦後。看到周遭那些春風得意的達官貴人憑借金錢陞官發財，他選擇了在他熟悉的唯一市場上出賣他的知識。

許多人對蒂德格的叛逃感到撲朔迷離，懷疑他和_圖_書早已叛變。我可以首次明確地說，他叛逃前不是我們的人。對蒂德格逃到東德的舉動，我和其他人一樣感到驚奇。我倒有過一種第六感，沒準兒哪天他在科隆實在混不下去了會跑到我們這邊來。但我們並沒有主動去找過他。是他一天晚上搭乘火車跑到東德找到了我們。

蒂德格是個少見的說話不轉彎的叛逃者。他可以說是我遇到過的唯一一個稱自己是叛徒的叛逃分子。他不想用什麼改變信仰之類的託辭為自己的決定塗脂抹粉，而是直截了當地說：「我在第二個德國日子會比在第一個德國好過點兒！」此話千真萬確。我們為徹底治癒這個踉蹌跑過來的酒鬼煞費苦心。當初剛把他帶到安全地點時，他體態臃腫，面色蒼白，眼睛周遭一圈深深的青暈，看上去活像一頭大熊貓。我們給他派了一名醫生，一名護士，外加一名健身教師。在他們的幫助下，蒂德格戒了酒，一個月體重減了三十磅。由於再也喝不上酒，平時又嚴格按照減肥食譜控制飲食，他需要從其他方面得到慰藉。我們發現他的性|欲極為旺盛。波茨坦地區有一些女黨員是當地情報機構的關係戶。她們會應我們的請求與對方叛逃過來的人交朋友，談戀愛。這種事經常發生。大多數男人在審查期間精神上受到極大壓力，需要女性的關懷和體貼。我們確保請來的女同胞已做好與這些人發生性關係的思想準備。

一九八一年，特斯克被處決。他是東德政權下處決的最後一名犯人，從而為歷史加了一個悲劇的註腳。下令處決特斯克的原因至今對我仍是一個謎。人們常指責我這個外國情報局局長置特斯克於死地，或至少沒能救他一命。我對他的死是否感到有責任？坦率地說，我必須區分各種責任的大小輕重。

我們在當地的人為我的到來精心佈置住房的舉動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對來自東德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們把這一情況轉告給了西德情報機構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的領土，即被罩在兩國情報機構編織的大網之下。西德人員帶著這張在斯德哥爾摩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沒人能猜出這個神祕的東德人到底是誰。

不用說，我們局當時這方面的人才遠遠不夠。我與情報局的一些高級官員討論了這一想法。大家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在科技專業的學生中間招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國家安全部的學生之一。

最後查明筆跡來自何人完全是運氣。我們情報局與西德情報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在一場錯綜複雜的遊戲裡周旋。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我們在西德的一名化名為維蘭德的間諜。他的真實姓名是約阿希姆．莫伊芳茨海姆。

加勞把他知道的東德間諜姓名告訴了西德反情報機構。為了不暴露加勞的雙重間諜身分，西德並不逮捕這些人，而是監視這些特務在幹些什麼，見了哪些人。被監視的人暫時並沒有什麼危險。如今有了庫龍，西德情報機構的一舉一動盡在我們掌握之中。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的十餘名告密人以及七名西德間諜，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學家多貝廷、在位於凱爾斯魯厄的核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級研究員菲勒、西門子公司的一位經理以及在漢諾威的核工業部門裡的一位從業人員。由於施蒂勒的叛變，西德還破獲了在哥廷根大學任原子研究部主任的豪費教授。他是ＫＧＢ發展的人，但由我們在東柏林控制。

蒂德格於德國統一前夕逃到蘇聯，靠著ＫＧＢ及其後換湯不換藥的俄國情報機構的資助，過著吃穿不愁的生活。傳說他又幫助俄國人搞西德的情報。我對此表示懷疑。透過與蘇聯新舊情報機構裡的朋友交談我得知，經歷了德國情報史上最後幾年的反反覆覆之後，俄國情報機構對兩個德國的情報人員都心存猜忌。冷戰臨近尾聲時他們感覺，弄清一個德國間諜到底為哪邊幹簡直不可能。今天，他們仍持這種看法。

詢問邊防軍後才知道，使用這張通行證的時間是頭一天晚上九點三十分。等到有人覺察時，叛逃者早走了十二個小時了。叛逃的時機是深思熟慮過的，一個冬天的假日週末。位於諾曼大街上的戒備森嚴的情報局總部裡，從業人員忙成一團，急著查看B處人員的休假安排，然後一一給他們家裡打電話，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個人是叛徒。

他與西德情報機構做了一筆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報。西德付給他高額酬勞，並最終允許他定居西德。潛在的叛逃者一般都會採取這種交易模式。問題是，一旦敵方情報機構誘使對方人員下水後，它更希望新發展的間諜留在原地，從敵人的心臟提供寶貴的情報，而不是逃到自己這一邊來。叛徒當然不這樣想。尤其是日久天長，他暴露的風險也越來越大。結果通常是一場意志上的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試圖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要求。

會面地點定在維也納的舍恩布魯恩公園的入口處。哈布玆堡王朝時期，這裡曾演出過一幕幕的陰謀與愛情。我們的人分頭來到公園。每個人都仔細觀察了四周，確保沒有受到監視。格羅斯曼在公園對面的一家咖啡館落了座。

西德把我的這張照片和拍攝的其他難辨身分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在一個小盒子裡。施蒂勒逃到西德後，西德情報人員像以往那樣，把所有這些照片擺在他的面前，讓他辨認。他一眼就認出了我。從那一天起，西德新聞界再報導我時，終於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就在兩天前，我還按老習慣在新年之初給我們局的負責官員講了一次話。「同志們，我們要時刻牢記，敵人鑽入我們的心臟才是最最致命的。」當時我這樣講不過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為震驚。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發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認為，如果我們在科技領域落在西德後面，情報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時對該部的工作特別關心。

時隔不久他轉告我們，說不想操之過急。隨後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一九八二年，他才同意在維也納與我們見面。以後每次與他聯繫均使用最初他寄來的那張鈔票上的數碼．只不過重新排列組合一下而已。考慮到他是西德情報局裡的高級官員，我們把與他聯絡的風險減少到最小程度。每次他想找我們時，可以使用幾個電話號碼中的一個。透過收聽短波廣播，他記下一串串密碼數字，然後再從中對出鈔票上的數碼。任何其他人幾乎不可能破譯這套聯絡辦法。雖然庫龍已同意接頭，那個週末我仍然坐臥不安，等待來自維也納的消息。庫龍邁出與我們合作的最後幾步之前，仍不能排除這是一場陰謀。我們為這次會面做了精心的安排。第九處副處長（該處的工作包括分析西德反情報機構的活動）凱爾．格羅俾曼帶一位年輕助手去奧地利。與此同時，又分出一支人馬，由九處的第二把手內爾斯帶一位充當聯絡員的下級官員去維也納，暗中觀察這場交易。相比之下，描寫維也納撲朔迷離的間諜世界的著名小說《第三個人》裡的情節簡直不算什麼。

一九九〇年十月五日，兩個德國統一後的第三天，庫龍來到東柏林與我手下的一位高級官員討論他的去處。當時人們爭相自保，背叛事件層出不窮。我手下的一名愛將抵制不住西德方面的誘惑，答應幫他們破獲我方的間諜。此人正是當初發展了庫龍，接待了蒂德格的凱爾．格羅斯曼上校。出賣他人的人最終輪到自己被人出賣。奉命保護我們在西德反情報機構裡的兩名頭號鼴鼠的人結果自己也成了叛徒。面對眼前的一幕幕，我感到一種被嘲弄的苦澀。

我們的人溫和地盤問了蒂德格。他看上去狼狽極了，一副不修邊幅的模樣，眼睛佈滿紅絲，一點不像是西德情報機構的高級官員。為了不致搞錯，我們要他出示身分證。身分證證明他確是聯邦憲法保衛局的成員。

核技術在東德同樣屬於敏感問題。我國並沒有在蘇聯的核能計畫之外另起爐灶。戰後，蘇聯嚴密控制了東德鈾礦的生產，一直到一九九〇年東德垮臺，德國統一後才結束了這種控制。總部位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南部的AG公司名義上是一家德蘇合資企業，其實是蘇軍控制下的一個獨立王國。德方的經理、工程師和科學家均為蘇軍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蘇聯合企業均交還給了東德，惟獨這家企業蘇聯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蘇聯人出於自己的軍事需要掠奪東德的寶貴資源，開採鈾礦因而在東德成為政治上最敏感的課題。

一年前，一九八〇年，東德軍事情報機構裡的一名海軍上尉扎爾科佐夫斯基向西德人出賣了幾個潛伏在西德的東德間諜。米爾克聽說後暴跳如雷。一九八二年，在一次我和其他高級官員參加的會議上，他提出要嚴厲懲辦投敵分子。「（東德建國）三十二年後，再出現這類事件是不能允許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的認識完全一致。我們中間也會出現敗類狗雜種。如果我知道是誰的話，會讓他一輩子不得再次為害！」

東德的核能發展計畫始終未上馬。我們情報局得以鬆了一口氣。主要原因是費用太昂貴。同時東德領導人也擔心與莫斯科鬧翻。這件事過去幾年後，西德由於無法解決冷卻鈉的難題，也放棄了快中子增殖反應爐技術。我上的那堂核科學速成課給我帶來的唯一好處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間出了點名，成了無所不通的人。既精通諜報工作，又懂科學。一次訪問距伏爾加河畔列寧誕生地烏裡揚諾夫斯克不遠的核研究中心時，我借助從魏貝格那兒學到的知識，問了幾個內行人問的問題。該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ＫＧＢ同事會報時，對我掌握的關於這一課題的知識大為吃驚，稱揚不已。

背信棄義絕非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只是偶爾發生的事。日常生活中，親朋好友常令我們失望。工作單位裡，親密的同事因為利害衝突或反目為仇，或暗射冷箭。這是生活中醜惡然而卻是可以預料的一面。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背叛祖國是一種公民所不齒的行為，無論他們對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種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過交道。他們背叛祖國的動機從崇高到卑鄙，前面講述過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們或出於意識型態、經濟或政治動機，或純粹出於個人目的向外國出賣機密情報。

事先約好的時間一到，庫龍分秒不差地按密碼號碼撥通了給我們的電話。我們跟他見了面，並派人從房頂上偷偷錄下整個會面的情景。如果日後發現這是西德人精心設置的圈套，我們可以拿出庫龍先找到我們的證據。庫龍與莫伊芳茨海姆打交道時化名克盧格（德語裡意為「機靈鬼」）。名如其人，庫龍不愧是條老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