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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堯姆全力支持下，萊貝拉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的選舉中穩穩獲勝。社會民主黨人戰後首次成了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這對紀堯姆可以說是太有利了。他幫萊貝拉獲勝的選區是社會民主黨人在西德面對的最困難的選區之一。萊貝拉馬上許諾帶他去波昂工作。我們從東柏林注視著局勢的發展，對這一結果憂喜參半。紀堯姆從前在東柏林出版社幹過的經歷不是什麼祕密。再說我們知道，在西德一個政府部門任職不同於當初僅僅是社民黨法蘭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從業人員，受到的審查要嚴格得多。

實際上魏納和昂納克並沒有策劃於密室。魏納與蘇聯之間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儘管如此，勃蘭特仍感覺受到背叛，疑心越來越重，幾近於妄想狂。正如一句古老的諺語說的那樣，精神病患也有敵人。魏納知道西德刑警對勃蘭特的私生活暗中監視這一不同尋常而且違反憲法的情況。毫無疑問，紀堯姆一案曝光後，魏納出於政治目的就此大做文章。紀堯姆暴露後，聯邦刑警廳廳長黑羅爾德根據對勃蘭特身邊保衛人員的調查，提出一份關於勃蘭特私生活的報告，裡面列舉了他與多位女記者、萍水相逢的女郎和妓|女之間的風流韻事。這份報告指控紀堯姆幫勃蘭特找女人。

審判紀堯姆時，檢察機關認為這批挪威文件已落入我們手中。我們指示紀堯姆保持沉默，讓西德人繼續保持這種錯覺。同時也是為了不傷害紀堯姆的自尊心。他對自己被判長期徒刑十分氣憤。但一想到自己現在成了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德國間諜大王，又不無安慰。紀堯姆是個愛虛榮的人。經我們首肯，他在回憶錄裡編織了一個神話，即在挪威搞到的這批文件代表了他間諜生涯的輝煌頂點。

我事先估計到東歐集團和莫斯科可能會對我們在勃蘭特身邊安插間諜一事作出不利於我們的政治回應，於是起草了一份題為《聯合政府危機的事態發展及勃蘭特的辭職》的報告，呈送給了昂納克。提起這件事是因為勃列日涅夫當時聲稱，他對紀堯姆一事感到不快，還說他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更不要說他從事的間諜活動了。昂納克後來也這樣講。也許他們講的是實話。然而勃蘭特辭職僅一個月，米爾克告訴我，莫斯科同意我的觀點，即這一醜聞的根子在西德的國內政治。勃蘭特在東德的普通老百姓中有大批的擁護者，因為東方政策意味著他們可以與西德的親人團聚。勃蘭特的下台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在新施特雷利茨市，有人在街頭交通標誌牌上塗寫了勃蘭特街幾個大字。勃蘭特一九七〇年首次踏上東德土地的愛爾福特市內出現了匿名大字報，譴責在他背後拆台的行徑。北部城市居斯特羅的郵電亭截獲了一封三位年輕姑娘試圖發給勃蘭特的慰問電報。上面說：「我們希望你的繼任人有勇氣完成你開創的事業。」無論東德還是西德，皆把勃蘭特的下台看做是一場災難。我主管的情報局成了眾矢之的。

我們指示紀堯姆夫婦暫時按兵不動，不要急於在新政府內為自己謀求一官半職。他倆於是靜以待觀。不出我們所料，西德安全部門對紀堯姆進行了詳盡的審查。日後擔任西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海倫布羅赫證實，對紀堯姆審查之嚴超過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沒有發現任何疑點。然而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分析人員仍有兩點疑慮。負責人事的勃蘭特辦公室主任埃姆克決定親自找紀堯姆談一談，澄清事實。

於是我們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時間。這時我向米爾克作了會報。前面已說過，我與他的關係很一般。為了不讓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門，重要的間諜均由我直接抓。只有當我們的計畫有可能危及國家領導人時，我才徵求上司的同意。鑒於紀堯姆的位置政治上極其敏感，通報國家安全部部長顯然是明智之舉。米爾克同意，現在最好是坐以待觀。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把這件事告訴昂納克或其他人。

紀堯姆神情坦然地解釋了當年在東德大眾與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況。埃姆克所有疑慮頓消。紀堯姆暴露後，埃姆克驚得說不出話來。但有一個人始終對紀堯姆心存疑慮，即勃蘭特最親密的顧問、東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貢．巴爾。巴爾告訴埃姆克，他對調紀堯姆到勃蘭特身邊工作很不以為然。「也許我冤枉了這個人，可他的過去實在讓人不放心。」

因此毫不奇怪，勃蘭特總理在挪威度假期間收到的有關外交政策的電文大部分都是涉及北約內部對《大西洋宣言》展開的討論。當時有關這一宣言的談判正處在關鍵時刻。紀堯姆負責跟蹤來往電傳，並為勃蘭特準備每天早上他與報紙一起看的文件摘要。一個電視台的攝影小組來到勃蘭特總理位於哈馬爾不遠的度假勝地拍紀錄片。攝影師把鏡頭對準了站在解碼機旁閱讀剛剛收到的一份電傳的紀堯姆，做夢也不會想到對面這個人是個王牌間諜。這段時間紀堯姆共複印了三份極其重要的電文。

由於他倆彼此認識，又從事類似的政治工作，調查格羅瑙的西德人員也找了紀堯姆瞭解情況。對此，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反常。紀堯姆擔任勃蘭特總理的親密顧問一事清楚地表明，當初錄用他時殘存的一點疑慮早已冰釋。

一九五九年，社會民主黨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召開的大會上透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含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後，我們對該黨更為注意。修改了黨綱後，社會民主黨的從政前景大大改善，將來有一天成為政府的一員已不再是虛無縹緲的事。我們指示紀堯姆先在政治上求得個人的發展。一九六四年，他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隨著紀堯姆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我們意識到以後跟他聯繫要格外小心。當年他跟西德當局講，他是從東德逃出來的。既然如此，他跟東柏林不該有任何聯繫。這是他偽造履歷中的薄弱之處。一次，他坐車去東柏林一處祕密公寓跟我們見面。途中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一位當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從他車前走過。假如他抬頭看見早已叛逃的紀堯姆就在眼前，會怎麼想？皮埃爾和所有孩子一樣，因為說話無遮無攔常令父母難堪。不止是難堪，還有可能無意識中出賣自己的父親。一次紀堯姆去東德，一位說話帶厚重撒克遜口音的軍官帶皮埃爾去動物園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爾模仿只有東德境內才有的這種口音並好奇地問父親，為什麼那個人這樣說話。紀堯姆一瞬間緊張得透不過來氣。他和所有間諜一樣深深感到，他已沒有了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習以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後不再祕密來東柏林情報總局與我們會面。

不用說，我們經常從紀堯姆那兒聽到勃蘭特的艷史，因而有可能借此對他進行訛詐。可我們從來沒打算這樣做。我們深知，在波昂這個盤根錯節、利害交錯的政治環境裡，報界避諱這類新聞。再者，這樣做對我們也沒什麼好處。我們並不想毀掉他，尤其是我們對他已相當瞭解，學會了與他打交道。所有的情報機構均信奉一條：與其重新熟悉一個新魔鬼，不如與已知的魔鬼打交道。我們也不例外。

雖然紀堯姆情緒低落，身體欠佳，他的期望卻很高。他可能覺得自己會被任命為我的副手，時不時地從走廊對面的辦公室到我屋裡小坐，為指揮潛伏在西德的間諜出謀劃策。可他脫離這一行時間太久了。我記得問過給他治過多種疾病的醫生，應該怎麼安排他才好。這位醫生曾給國家領導人中的幾個老人看過病，對他們的能力有清楚的認識。他是個相當幽默的人。當我嘆口氣說，唯一能讓紀堯姆滿意的是安排他進政治局時，他回答說：「多一個少一個反正都一樣。」

到底應該怎麼解釋這一切？第一種說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蘭特的政府遇到麻煩開始打起自由民主黨的小算盤，轉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聯盟。他已經開始與柯爾碰頭會晤。也許是這樣。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諾勞出於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暫時按兵不動，等待紀堯姆自我暴露，然後掌握確鑿證據。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根本不和_圖_書應當讓紀堯姆繼續留在勃蘭特身邊這個敏感的位置上擔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蘭特的話，首先會對根舍大發雷霆。

有一件事我們一直守密至今。早在紀堯姆被捕之前，他與克里斯特爾的婚姻已瀕於破裂。他有一個情婦。為了不牽連她，他從法國南部趕回西德，把自己的東西搬出她家。這是一步嚴重失著，也是對這個女人做出的徒勞無益的姿態。這個女秘書聽說紀堯姆國間諜罪被逮捕後，自殺身亡。

儘管魏納舉止嚇人（據有人半真半假地說，每次電視螢光幕上出現他的鏡頭時，家養的小貓小狗都被嚇得鑽到沙發底下），他卻十分同情德國分裂給民眾帶來的家庭不幸。一九七三年五月，魏納透過一次與昂納克面對面的會晤，簡化了雙方交換被俘人員的手續。戰時在蘇聯度過的歲月使他患上了恐蘇症。一次他坦承，第一次動身去莫斯科前，他嚇得渾身發抖。然而他和昂納克都發現，年輕時同為共產黨員的經歷縮短了他倆的距離。兩人很快建立了一種近乎於朋友的關係。甚至可以說，魏納從共產主義轉向社會民主的心路歷程使他晚年時更接近東德，雖然意識型態上他一直與東德相左。原因是他覺得，昂納克領導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比他的黨更親切。

紀堯姆夫婦於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的消息傳出後，我大吃一驚。在機場候機時聽到這一消息的勃蘭特也是一樣。當時他剛結束對埃及的訪問，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紀堯姆落網時的表現可謂大義凜然，不過卻不是我們期待手下的間諜在這種情況下應作出的回應。西德警方凌晨來到紀堯姆家，向他出示逮捕令時，他大叫：「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和軍官，對我放尊重點！」

紀堯姆後來撰寫了一本回憶錄。寫這本書的用意之一是為了利用這件事取笑波昂（我們情報局對原稿做了仔細的潤色。一是散佈假情報以保護其他的情報來源，二是宣傳我們工作的業績和意義）。紀堯姆在回憶錄裡也渲染了這種印象，即我們把勃蘭特的文稿搞到手是蘇聯陣營內情報機構的一大勝利。他在敘述勃蘭特總理在挪威度假的那一部分的結尾處說：

紀堯姆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我們自己難道沒有錯誤嗎？我們難道不是忽視了最初覺察到的他們夫婦受到監視的跡象了嗎？間諜引起的恐慌中，真正的間諜和無辜的人不分青紅皂白都受到監視是常有的事。有時讓人覺得，波昂市的一半人都在監視另一半人。在紀堯姆一事上，盯梢人的笨手笨腳麻痺了我們。但我們受騙的最主要原因是紀堯姆繼續留在勃蘭特身邊。我們覺得，讓一個已知的間諜長時間留在一位國家領導人的內圈裡簡直不可思議。在這一點上，勃蘭特和我有同感。他在回憶錄裡抱怨沒有將紀堯姆從他身邊調開，並辛辣地說：「聯邦總理不但沒有受到保護，反而成了自己國家情報機構的誘餌。」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勃蘭特當選為西德總理。八年前，他還是柏林市的年輕市長時，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圍牆的突起。出任總理三週後，一個叫京特．紀堯姆的男人找到勃蘭特辦公室主任，自我介紹說，勞工組織的負責人萊貝拉推薦他在新總理手下當一名低級助手，負責與各工會團體及政治組織的聯絡。勃蘭特收下了他。就這樣，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在頭號敵對國的總理身邊安插了一名間諜。

紀堯姆瞥見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邊。儘管此前兩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再次陷入危機，兩人同時撲向對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我們給他倆安排了一處舒適的住宅，讓他們獨處幾天，處理好自己的關係。克里斯特爾已經告訴過我，她不想再回到紀堯姆的身邊。紀堯姆知道後深受刺|激。在獄中度過的漫漫長夜裡，他曾滿懷希望能與克里斯特爾破鏡重圓。

然而無論怎麼解釋，這種行為也不可原諒。一名間諜隨時要有被捕的思想準備。這方面我們對特務人員進行過嚴格的訓練。一旦被捕，他們應該根據西德的法律告訴對方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後要求與東德駐波昂的外交使節團取得聯繫。除此之外，什麼也不說。東德使團然後會請一名有經驗的律師。如果嚴格遵守這條紀律的話，證明有罪的責任完全在西德一方。

這句話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等於還未聽到自己的罪名是什麼就供認了有罪。有了這句話，西德反情報機構和刑事部門得以避免因缺少確鑿證據而可能引起的尷尬。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九八一年紀堯姆回到東德後，經上面同意開始撰寫回憶錄。他在書中解釋說，當時是凌晨，兒子又在場，所以才有那樣的回應。自不待言，皮埃爾在紀堯姆的生活中舉足輕重。當父親的不得不對兒子隱瞞自己的真正信仰和從事的工作，這對於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爾這時已長大，是社會民主黨左翼的一名青年社會主義者。他把父親視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紀堯姆內心深處渴望告訴兒子：「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種人！」有一次我曾同紀堯姆談過被捕的可能，並告誡他一定要「鎮定自若」。也許在凌晨睡眼惺忪中，在皮埃爾驚奇的目光下，紀堯姆才亂了方寸。

一九八一年三月，在一次牽扯到數名間諜的交換中，克里斯特爾獲釋。此時距紀堯姆服滿刑還剩八年。這次出獄的一名西德人指責波昂政府沒有盡力營救被東德關押的間諜。幕後的交易隨後加快了步伐。當年秋天，紀堯姆終於出獄。

社會民主黨領導成員和議會內社民黨團領袖現在每次開會紀堯姆都在場。勃蘭特喜歡在小範圍內與人交談。每逢此時，紀堯姆龜縮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裡，沉默不語，暗自把聽到的一切記在心裡。我們進一步加強了保護紀堯姆的安全措施。與他的聯繫減到不能再少。他過生日時，也不再向他表示祝賀。只有特別重要的情報他才給我們，而且是口頭會報。

五〇年代期間，我們情報局使用蘇聯在第二次大戰中用過的密碼模式與海外的間諜聯繫。每份電文以一個數字開頭。這個數字代表我們的某個間諜。西方情報組織借用電腦早已破譯了這套密碼。一旦知道每個數字代表我們潛伏的一名間諜，就可以對截收的電文進行登記，歸類。電文內容先記錄下來，最終也被破譯。對每個收報的間諜都建立了檔案。敵方唯一有待做的是把收報人的阿拉伯數字代號換成具體的人名。

紀堯姆被捕後，根舍在議會上聲稱，挖出了整整一個間諜集團。為了掩飾自己在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謂良苦。只有這樣說，才能解釋為什麼遲遲沒有逮捕紀堯姆。我現在已沒有任何隱瞞的動機，在此可以聲明，所謂的間諜集團純係子虛烏有。紀堯姆夫婦是一對獨往獨來的間諜。

政治與情報工作之間的關係常常彆彆扭扭。從安德羅波夫上台一直到戈巴契夫時期，我們遵循的一項基本方針是：間諜活動不應妨害緩和。與此同時，我們又面臨搞到北約祕密的越來越大的壓力。這正應了一句古老的俄羅斯成語：既要給熊洗澡，又不能弄濕了牠的皮毛。在此情況下，明哲保身的最佳辦法就是無所事事。我的一些同事很了不起，一生成績平平，風平浪靜。成功者既會得到獎勵，也會受到懲罰。

其他社會民主黨人討厭紀堯姆是因為他平時慣於阿諛奉承，而且討論不關他的事時總喜歡湊在一邊。今天回過頭來看，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新的一屆政府決心刷新政治。埋頭苦幹，精力充沛和朝氣蓬勃的人比舊日按資排輩在官場混的人更吃香。這種新風氣對紀堯姆這樣既沒受過高等教育，官場上又沒靠山的人十分有利。當然，大人物的賞識和提拔也不無作用。紀堯姆的後面有與他情投意篤的萊貝拉撐腰。因此最後選中了他。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們幾乎未費吹灰之力，就在西德總理辦公室安插了我們的人。

事實上，從西德反情報機構告訴根舍他們正在監視紀堯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證據外，半點新證據也沒找到。整整一年，紀堯姆繼續可以看ｈｔtｐs://ｍ.heｔｕｂoｏｋ.ｃｏm.ｃoｍ到絕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對西德總理身邊有一個間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他接觸他們本應保護的國家機密。雖然埋下乾柴的是我們，劃著火柴點燃了這場將勃蘭特燒得通體鱗傷的大火的卻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科爾。而且火起之後，他們不是急於滅火，而是隔岸觀火。

迄今為止從未透露過的一個令人震撼的事實是，我們並沒有原封不動地拿到這批載有華盛頓與其歐洲盟國的分歧詳情的有趣文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們開始為紀堯姆夫婦的安全擔心。挪威度完假後，克里斯特爾開始感到有人盯梢。起初我們對她的擔心將信將疑。間諜有時會患多疑症，哪怕是這一行的老手也不例外。明明一切如常，他們也會疑神疑鬼，覺得有人跟蹤自己並拍下他們的一舉一動。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為紀堯姆打入西德總理辦公室是我一生當中最輝煌的成就。勃蘭特的崇拜者們——前東德不乏其人——不能原諒我在他下台一事上起的作用。為了以正視聽，我必須在此特別說明，我把紀堯姆一案視為當時我們遭受的最大的失敗。我們在勃蘭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將足球踢進自己的大門。我們既不希望，也沒有策劃勃蘭特下台。然而一旦事態發展起了連鎖回應，就難以再制止。我又該在哪個節骨眼上喝令停止呢？

然而對於東德來說，他的真正價值在於他的政治嗅覺。根據紀堯姆的判斷，我們得以很快得出結論，勃蘭特新近奉行的東方政策雖然內含種種矛盾，但卻標誌著西德外交政策發生了真正的變化。我們心裡因而有了底，確信勃蘭特和其盟友並非居心叵測。從這個意義上講，紀堯姆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促進了緩和。紀堯姆繼續福星高照。負責社會民主黨競選事務的主任羅伊芳申巴赫當時正在競選議員。他建議一九七二年大選前由紀堯姆接替他的工作。勃蘭特一九六九年才出任總理，距任職到期為時尚遠。然而西德議會對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署的基本條約的信任投票險些流產。我們暗地裡付給基督教民主聯盟議員施泰納五萬西德馬克收買他的選票，幫助勃蘭特渡過了難關。面對如此微弱多數，勃蘭特宣佈於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提前舉行大選。社會民主黨人乘競選專列在西德全國遊說時，我們這位機智勤奮的助手始終不離勃蘭特左右。

北約組織內的歐洲盟國對美國人的不滿言論繼續源源不斷地從電傳機上落入紀堯姆的手中。他瀏覽了英國對美國這一戰略方針的反對意見。巴黎的措詞更為激烈。法國外長蜜雪兒．若貝拉指責美國人扮演消防隊，先放上一把火，然後藉機衝上來滅火。

他是指，複印完這幾份文件後，他把它們放進手提箱交給聯絡員帶回了東柏林。人們一直對此深信不疑。誰想到多年後他的這番誇口卻給我帶來麻煩。

紀堯姆的兒子皮埃爾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弄懵了。他的父親急得幾乎精神失常，頻頻給我寫信，懇求我照顧好這個孩子，教育他成為無愧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說來容易，做到這一點可就不那麼簡單了。為了照顧好這孩子，我手下的人忙得團團轉，恨不得單為他設一個處。當然，這不是孩子的錯。他以前生長的環境與東德截然不同。西德社會蔑視威權，鼓勵個人透過服飾、言語和行為表達自己的個性。謝天謝地，這股風沒有刮過柏林圍牆。東德的國中小校仍然保留了昔日普魯士講究秩序的遺風。我們設法找到一所最適合皮埃爾的學校。該校女校長已習慣於跟東德慣壞了的高幹子弟打交道。我們還跟幾位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的積極分子和選自安全部門認為可靠的家庭的自願者打了招呼，讓他們主動跟皮埃爾交朋友。可這一切毫無結果。皮埃爾根本不去上課。偶爾去學校，也是搗亂生事，不好好聽講。之後不久，他表示想回波昂。我們聽後大驚失色。他的女朋友家在波昂。她父親是保守黨人，在內政部工作。每次皮埃爾去西德監獄探望父親，我們都擔心他會一去不復返。

日後，在對紀堯姆的審判中，檢察官特別指出：

紀堯姆被捕後不久，勃蘭特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宣佈辭職。我始終認為，紀堯姆事件不是他辭職的原因，而只是一個藉口。勃蘭特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到，身邊親信裡混入一個敵方間諜本不應成為他辭職的主要元素。依我個人之見，導致勃蘭特下台的根源是社會民主黨的內部矛盾以及該黨主導層面臨的信任危機。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民黨內的三足鼎立的尷尬局面。勃蘭特是一足；當時任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的赫伯特．魏納是另一足；財政廳長、後來接替勃蘭特任總理的施密特是第三足。紀堯姆提供的情報清楚地表明，勃蘭特內閣內的政敵已經對他虎視眈眈，用心之險絲毫不亞於我們從東柏林派去的間諜。其中最大的敵手無疑首推魏納。

紀堯姆和格羅瑙平時工作上有來往，不過誰也不知道對方是東德間諜。按照規定，我們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彼此之間根本不該認識，更不要說交往了。可生活中一定存在某種迄今科學家尚未探究的法則：不該認識的人到頭來一準碰到一起。格羅瑙實際上還向我們建議過，紀堯姆是條大魚，也許可以考慮把他爭取過來！我們這些總部的人聽了又好笑又擔心。當時我們正想方設法把這兩人分開。就在此時，西德反情報機構動手抓了格羅瑙。可憐的格羅瑙從此從舞台上消失。

一個情報首腦偶爾吐露真言時也沒人相信。我在這裡可以明言，在我們的檔案裡尋找勃蘭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會有任何結果。我這樣說不是因為它們在一九八九年被銷毀了。柏林圍牆倒塌後，人心惶惶。大批文件被銷毀。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本輪不上立即銷毀的份兒。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壓根兒就沒有看見過它們。檔案裡又怎麼能有？我們對此事的一知半解還是西德方面在紀堯姆的審判中無意洩露出來的。與原件的豐富內容相比，我們聽到的不過是隻鱗片甲而已。

紀堯姆夫婦在法蘭克福有一套舒適的公寓房子，在當地開了一家複印店，還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皮埃爾。夫婦倆都很勤奮。紀堯姆兼作攝影師，多掙一點外快。在當時左派勢力佔絕對優勢的法蘭克福社會民主黨內，觀點保守的紀堯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爾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六〇年代初，她被任命為比科爾巴赫辦公室主任。比科爾巴赫屬於那種任何政黨裡都缺不了的人，關係廣，神通大。他是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歐洲議會中社會黨團體的主席，同時還是自己家鄉黑森州的國務秘書，可以接觸到像「類比戰爭」這樣的北約組織的戰略文件和應付核危機的各項計畫。

但他始終堅守黨的紀律，忠於我們的事業。他當上了法蘭克福市議會的議員和議會內社會民主黨團主席。當時正值社會民主黨內思想理論大變動的時候，紀堯姆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堅定的保守派觀點引起了萊貝拉的注意。萊貝拉是建築行業工會主席，後來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中擔任過運輸部長。他正需要一個幹練的人幫他對付自己選區內年輕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戰，確保得到競選議會的提名。萊貝拉是社會民主黨上層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儘管如此，這次爭取競選議會提名仍面臨一場苦戰。黨內的左派人士受一九六八年激進思潮的影響，決心與自己的黨和意識型態上的敵人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為敵。

我們轉告紀堯姆，讓他在獄中安靜等待。我們正在積極爭取與西德在幕後達成交易，用被我們關押的西德間諜換回他。然而一九七四年勃蘭特被迫辭職後，迅速換回紀堯姆夫婦的前景日益渺茫。勃蘭特的繼任人施密特堅持紀堯姆必須服滿刑，「一天也不能少」。這一案子成了政治足球，不僅涉及兩個德國，連華盛頓和莫斯科也捲了進來。正在獄中的蘇聯猶太人持不同政見者夏藍斯基也成了交換紀堯姆的潛在人選。和_圖_書提出的交換方案換了一個又一個。時間一年年過去了，紀堯姆的釋放仍然杳無音訊。我們的年輕間諜的士氣不禁受到影響。全力營救被捕的間諜不僅從道義上講義不容辭，也是使目前或將來執行危險使命的間諜放心的一種重要手段。

收到克里斯特爾的報警後，我們指示她和紀堯姆停止一切祕密活動。為什麼沒有馬上把他們撤回東德？無疑，這是我們的一步失著。除了疏忽大意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我曾反覆思考過要不要撤回紀堯姆夫婦。鑒於監視克里斯特爾的手法十分拙劣，我們誤以為西德方面眼下並沒有對她丈夫起疑心。萊貝拉現在已任國防部長，並建議克里斯特爾到他的辦公室任助手。我們知道為此她會受到嚴格的安全審查，因此把她受到監視當成萊貝拉調她去他的辦公室工作的結果。最後我們讓紀堯姆夫婦自己根據情況隨機應變。如果他們覺得處境危險的話，可以馬上溜回東德。倆人都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為了留住他，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皮埃爾對攝影發生了興趣。我們局為他買了最新的攝影器材，還安排他在一家最好的彩色雜誌社實習。慢慢地，他交上了一位信仰社會主義的東德姑娘。她父親是情報局的軍官。我們不禁如釋重負。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約一年後，他倆雙雙申請移民西德。我們苦口婆心地勸告，兩人仍然執意要走。既然留不住，我們盡快為他倆辦好了出境手續，在邊界與他們揮手告別。為了不對紀堯姆食言，我使盡了渾身的解數。紀堯姆聽到這個消息後極其失望。許多年後，這對父子才彌合了過去的裂痕。

該是勃蘭特給他的外交部長寫信闡述他的立場的時候了。可他對手下顧問從波昂發來的草稿不滿意，一連幾小時在這份稿子上改來改去，用一桿綠色粗頭水筆劃出應強調的重點並修改原來的措詞。勃蘭特把改好的稿子交給紀堯姆，讓他用總理的守密電傳機發回波昂。紀堯姆藉口原稿太亂，無法交電傳室，用打字機打出了一份乾淨的稿子。誰也沒想起問勃蘭特的那份初稿到那裡去了。

多年後，我還將有機會親自感受到勃蘭特的寬宏大量。一九九三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宣佈出版他一九九一年撰寫的回憶錄的法文版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反對對我進行刑事起訴。我本來希望有機會親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見到我或是紀堯姆，回函說：「那樣會使我太痛苦。」

一個灰濛濛的十月的日子裡，紀堯姆回到了二十五年前為了祖國利益而離別的家鄉。我安排在鄉間一處祕密地點為他舉行歡迎會。為了使紀堯姆感到回家的溫暖，我們派原來主管他這一攤的官員專程去邊界接他，直接把他帶到歡迎會場。紀堯姆身穿一身獄方臨別時送給他的不稱身的普通西裝，還沒有完全從重獲自由的驚喜中醒過來。我們把他回國的經過拍成一部紀錄片，起名叫《凱旋而歸》，作為訓練課目的一項內容。我知道，紀堯姆對拖至今日才得以出獄仍心存怨氣，所以竭力想讓他清楚地感受到，我們把他視為英雄。

我們始終伺機打入波昂心臟，可誰也沒想到我們的人竟會潛伏到西德政府首腦的身邊。化名漢森的紀堯姆也不是我想像中能完成這一間諜史上的壯舉的人。京特原在東德的一家國家安全部辦的出版社工作。五〇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爾奉命潛入西德，與移居那裡的大批東德人混雜在一起。克勞斯特爾的母親是荷蘭公民，定居在法蘭克福，並開了一家煙草店。克里斯特爾總使我想起一個幹練的秘書所具有的品性：踏實肯幹，缺乏想像力。京特則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善交際，和什麼人都能談笑風生。

迄今為止，一切無可指摘。而後發生的事使人不禁懷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治家都替勃蘭特著想。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西德反情報機構的首腦諾勞向內政部長根舍會報了紀堯姆一案。後來這兩個人在西德議會成立的一個調查委員會上作證時，對諾勞的會報內容各執一詞。根舍和他的辦公室主任金科爾——日後歷任情報局長、司法部長、根舍退休後又任外交部長——一口咬定，諾勞只說紀堯姆可疑，並沒有詳細解釋反情報機構搜集到的任何證據。根舍把這次談話內容向勃蘭特作了會報，並轉達了反情報機構的建議，暫不驚動紀堯姆，對他進行嚴密監視。可他反映以上情況時，顯然輕描淡寫，並未引起勃蘭特的重視。諾勞直到去世前一直堅持說，他曾發出過強烈的警告。不過最終他還是引咎辭職。內政部長和國內反情報機構首腦作證時各執一詞引起人們的紛紛猜測，根舍是否有意對他所掌握的紀堯姆一案的情況的重要性輕描淡寫，期待這一災難給勃蘭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響，如同實際發生的那樣。

然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克里斯特爾的懷疑並非捕風捉影。在接頭地點之一的波昂一家餐館的後花園裡，她明顯覺察到有人在一旁監視。兩個男子坐在鄰近的一張桌旁。其中一個朝她坐的方向打開公文箱時，她一眼瞥見裡面的照相機鏡頭。那天她恰好剛與信使安尼塔接過頭，把挪威度假期間搞到的文件微型膠卷交給了她。好在這兩位男子走進餐館前膠卷已經易手。她們倆不愧是老手，輕鬆地喝完飲料後相互分手。安尼塔提著裝有膠卷的手提包來到街上，確信剛才餐館裡的兩個男子中的一個在跟蹤她。她搭慢車到了科隆，然後換了幾次有軌電車，在人群中鑽來鑽去。

第一份是尼克森用英文寫給勃蘭特的信，時間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信中他請勃蘭特和美國一道對法國人施壓，迫使他們簽署《宣言》。信上蓋有「私人函件」的戳記，並有尼克森的親筆下款。第二份是西德駐美大使對西德和美國之間祕密會談的詳細會報。西德外長謝爾在會談中告訴基辛吉和尼克森，這一宣言是尼克森計算好的一著棋，想在歐安會談判之前加強美國的談判地位。他看不出歐洲人為什麼應當乖乖地就範。基辛吉和尼克森則表示擔心，蘇聯的核戰略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如果不從技術方面加強北約的話，美國恐再也無法保證對蘇聯發動的地面進攻進行首次核打擊。紀堯姆從勃蘭特私人電傳機上撕下來的第三份電文載有勃蘭特私人顧問對整個事件的看法。他敦促勃蘭特不要理睬美國人的壓力，繼續與法國保持良好關係。

我和手下的同事犯的錯誤屬於另一種性質。分析紀堯姆夫婦面臨的危險時，我們完全忽視了十五年前給紀堯姆發報的內容。當時已知它們早被西德破譯，可把這件事忘到了腦後。等到西德方面著手調查時，才醒悟到昔日發報內容的致命之處。經過長達幾個月的審判後，位於杜塞爾多夫的高級法院判紀堯姆夫婦有罪。克里斯特爾被判八年徒刑，紀堯姆十三年。換了其他國家，這一判決可能顯得很輕。但在德國，這已屬重刑（考慮到兩個德國之間互相刺探情報比較容易引人上鉤而且頻繁，德國對間諜的判刑一般很短）。受審期間，這對夫婦自始至終沒向外界流露出兩人關係破裂的任何跡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這一情況，很有可能會借此對倆人進行分化打擊，套取口供。

一九五七年，西德截獲了發給一個代號為G的間諜的幾份電文。第一份祝賀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賀G的妻子的生日。最後一份說：「祝賀第二個男人。」十六年後，在科隆的那家餐廳，始終鍥而不捨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電文的那位西德官員聽了同事的介紹後，猛然想起有一個代號叫G的間諜一直沒有破獲。此人五〇年代末開始活動，與社會民主黨有聯繫，而且還收到東德頭頭們的祝賀電文，顯然不是什麼等閒之輩。

競選期間，紀堯姆與勃蘭特的關係日益加深，並有機會冷眼旁觀勃蘭特性格上的缺陷。盡人皆知，勃蘭特極其風流。整個競選期間，他一直與女記者布倫談情說愛。勃蘭特的挪威妻子魯特不在專列上時（她在的時候住在勃蘭特隔壁的房間），紀堯姆和勃蘭特的房間只有薄薄的一牆之隔。紀堯姆很快意識到，勃蘭特經常和不同的女人一起混。這時他已是勃蘭特周內的一員。唯一讓我們不放心的是，他和政治上的密和-圖-書友們杯盞交錯中會不會因貪杯誤了正事。據我所知，整個社會民主黨這部機器似乎都是靠紅葡萄酒潤滑著。不過一名出色的間諜懂得如何飲酒適量。

人們常常問我，我們情報局是否因紀堯姆的幫助對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的意義做出了清楚的判斷。換言之，為了搞到這些情報，是否值得冒有可能殃及勃蘭特東方政策的政治風險？我們對總理辦公室內安插的人的最大期待是：國際危機尚在醞釀期間他能夠及時向我們發出警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是紀堯姆的工作要義。他調到波昂前，我曾對他和其他間諜講過，我們並不期待勃蘭特的新政府偏離北約的政策，或是放棄重整軍備的道路。但我認為新政府有可能會採取步驟，緩和歐洲的緊張局勢。這一事態發展值得高度關注。

紀堯姆用微型照相機拍攝下這些文件，將膠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裡，然後交給假裝到他岳母商店買東西的聯絡員。每個月，我們與他和克里斯特爾在指定的日子和時間裡透過無線電保持聯繫。初期時，雙方往來發報頻繁。後來加強了守密，減少了往來發報的次數並經常更換頻率。紀堯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說，捕捉我們的發報回回讓他絞盡腦汁。

人們現在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問，讓紀堯姆留在勃蘭特的辦公室難道不是代價太高，風險太大了嗎？凡事自然要從最壞的角度考慮，從一開始就應想到一旦失敗，會付出什麼代價。但真的可以做到這一點嗎？走到哪一步應該罷手不幹？照此推論下去，所有國家的情報機構都得關門。可我並沒有看到有哪個國家這樣做，至少是現在還沒有。

那年秋天，我們的另一名間諜格羅瑙在西柏林被逮捕。他是我們最老的關係之一，當時任西德工會聯合會東德局局長。被捕時他正與東德來的人接頭。不清楚是他還是東德來見他的官員引起了西德情報局的注意。

憑著克里斯特爾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親住在法蘭克福這一有利條件，紀堯姆夫婦避開了專門收留東德移民的安置營地，繞過西德政府為協助情報機構審查新移民而設置的障礙。我們決定，紀堯姆夫婦應當設法在社會民主黨內求得發展，以此做掩護開展工作。夫婦兩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後，政治生涯青雲直上。打入最高層並不在我們的計畫之中。當初我們只打算讓他們夫婦充當我們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耳目的聯絡官。沒想到我們大大低估了他倆的精力和智謀。

然而克里斯特爾和皮埃爾都沒有露面。兩人拒絕出席葬禮。舊日深深的創傷難以在紀堯姆去世前彌合。剛剛走進來的人是紀堯姆的第二個妻子埃爾克，我們挑選照顧他的那位女護士，也是他餘生所愛的人。她默默地坐著，對人們好奇的目光視而不見，沉浸在對她所愛的那個人的回憶裡。對她來說，他不是什麼赫赫有名，抑或臭名昭著的大間諜紀堯姆，而是一個領取養老金的人，一個眼看自己熟悉並為之獻身的制度分崩離析，試圖找回人生意義的老人。我和埃爾克一起走了出來，來到無人照看的墓地，看著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產黨人的道統習慣，我將一支紅玫瑰投入墓穴。

遇到這種情況，身邊有個女伴很有幫助。我們於是給紀堯姆派了一名討人喜歡的中年護士，表面理由是隨時觀察他的腎和心血管系統是否正常，其實也是想試試他倆是否能產生感情。這一著還真靈。兩人很快結了婚，在東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適房子裡安了家。這所房子是為了獎勵他為祖國作出的貢獻提供給他的。

勃蘭特總理是一個有勉力，有思想，為人正直的人，在戰後德國歷史上堪稱是一位傑出人物。他很善於因時因地作出恰當的姿態。訪問華沙猶太人隔離區時，他雙膝跪地，悼念被殺害的猶太人亡靈。他還真誠地致力於彌合東德與西德、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裂痕。但我們還瞭解他的另一面。當年任柏林市長時，他曾是冷戰中的一員反共大將。出任西德總理後，他開始推行與東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謂東方政策。這裡的東方既指東德，也指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不言而喻，我們希望百分之百地確認，他確實不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真心想成為我們的夥伴。

一連幾個月毫無動靜。一九七四年二月，紀堯姆夫婦建議恢復祕密工作。我主張再冷卻一段時間，等到秋天再說。

平時生活猶如清教徒的魏納首先意識到勃蘭特桃色事件的意義，開始趁火打劫。他找到勃蘭特提醒他，倘若紀堯姆在法院上公開總理性生活的富於刺|激的細節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魏納還警告勃蘭特，東德現在訛詐他易如反掌。其實魏納本人未必真的認為勃蘭特會受到訛詐。要挾勃蘭特對我們沒什麼好處。魏納比任何人都更瞭解昂納克，知道訛詐勃蘭特不符合這位東德領導人處世謹慎的作風。勃蘭特身邊早已覬覦總理寶座的施密特在這件事上不像魏納那樣咄咄逼人，但也沒怎麼幫勃蘭特。在國際社會上享有盛名的勃蘭特在黨內結果落了個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意識到，不僅他上台後身邊一直潛伏著一名敵國間諜，而且本國的警察和情報機構還對他亂搞女人的事瞭如指掌。他的政敵隨時可以利用這批材料來反他。勃蘭特已陷入窮途末路。唯一的選擇就是辭職。

當年四月，紀堯姆在法國南部度假時，第一次覺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後面跟了整整一串法國和西德密探的車子。但他開車穿過巴黎和比利時返回西德時，尾隨的車子不見了。此乃天賜良機。他憑著直覺和受過的訓練本應意識到，此時不逃，更待何時？！此刻主控權仍操在他的手裡。

勃蘭特總理的私人辦公室內潛伏有東德間諜一事曝光後，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結束。對此我應負全部責任。雖然他已與世長辭，此事始終折磨著我。我永遠無法迴避人們的質問和責難：為什麼要這麼做？而且是對勃蘭特？斯人已去，我現在能為已故的勃蘭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詳述這樁戰後德國最大的間諜醜聞的來龍去脈。

一九七三年七月，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歐安會）的首輪談判揭開帷幕。當時任尼克森總統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吉從戰略角度出發走了一著棋，拋出一個《大西洋宣言》。其主旨是北約組織內的歐洲成員國同意在制定歐洲大陸的防禦戰略時接受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華盛頓為了推行這一方針背著其他北約成員單獨與倫敦和波昂談判。事情洩露後，北約組織內部頓時大嘩。法國人回應尤其強烈，認為這是有意孤立他們。

紀堯姆被關在科隆的監獄候審。身陷囹圄外加監獄的嚴酷環境折磨著他。但我們這位暴露了的間諜被關押期間拒絕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誘惑，不肯為了求得從輕發落出賣其他同事，以實際行動彌補了自己的過失。

魏納長得其貌不揚，說話尖刻。他是仍然在世的戰前德國左派的幾個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左派分裂成彼此勢不兩立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魏納還是一名年輕共產黨員時曾為黨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做過祕密情報工作。三十年代，他曾在共產國際擔任過領導職務。後來才知道，他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曾向民眾內務委員會出賣過身邊的一些同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瑞典被捕，隨即把他所知道的德國國內的共產黨及其成員的情況一股腦告訴了瑞典警方。由於他的叛變行為，德共一九四二年將他開除出黨。戰後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西德高層政治家中，惟有他一人戰前就認識東德領導人，包括昂納克。然而悠悠歲月裡，他與昂納克天各一方。分別身為東德與西德的政要又使他們身不由己。對德國的分裂，兩人互相指責，儘管如此，往昔共同的信仰彷彿一條特殊紐帶，把兩人連在一起。借助這條紐帶，他倆克服了冷戰造成的隔閡。

紀堯姆最終還是栽到了他這個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爾茨的話，或許還能逢凶化吉。禍不單行，另一起巧合徹底斷https://www.hetubook.com.com送了紀堯姆。這位注意到幾起案子中均出現紀堯姆的名字的西德反情報官員一天在餐廳吃飯，恰好與一位專門研究收信人身分不明的無線電訊的同事坐在了一起。兩人聊起最近的工作。這一偶遇決定了紀堯姆的命運。

我們給紀堯姆的任務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透過他隨時掌握勃蘭特政府的情況。該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內部的鉤心鬥角。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尤其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員眾說紛紜，各持己見。一九七〇年三月勃蘭特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維利．斯多夫在東德首次會晤前夕，紀堯姆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加上透過從其他管道得到的情報，我們對勃蘭特的意圖和憂慮有了更好的瞭解。

研究紀堯姆的西德人士認為，他是一個性格分裂的人。人們似乎很難理解，像紀堯姆這樣的人居然可以同時為兩個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務，而心理上又悠然自得。為了完成賦予他的使命，一名間諜改頭換面後必須牢記當初引導他投身這一行的信念。紀堯姆成功地潛伏到勃蘭特的身邊，完成了我們交給他的任務。但這並不妨礙他尊敬勃蘭特的為人以及他的領導才幹和成就。在制定東方政策過程中，紀堯姆堅信他在這一位置上為加深兩個德國之間的理解做出了貢獻。

紀堯姆的價值越來越高。一九七〇年五月中旬，社會民主黨計畫在薩爾布呂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需要在當地設立臨時政府辦公室，處理日常國務。紀堯姆擔任了該辦公室主任。由於工作的關係，他竟一下子成了該辦公室與西德外國情報局之間的聯繫人！紀堯姆毫不費力地主持了辦公室的工作。對他的幹練和過人的工作精力，大家眾口一詞。此後，他又獲准接觸所有的機密。

向蘇聯遞送涉及北約組織內部分歧的情報有可能在蘇聯人眼中削弱北約的威懾力量。這種威懾力量的基礎是其成員國齊心協力參加一項共同防禦計畫；聯盟內部的精誠團結以及敵對雙方軍事力量在戰略上的勢均力敵。其後果有可能導致蘇聯基於政治和戰略上的考慮採取步驟分化西方聯盟，並逐步演變成採用政治高壓手段——

一九九五年夏，紀堯姆久病不愈後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馬察恩墓地參加了他的葬禮。墓地周遭是一群高層建築，如今成了昂納克夢想中的工人共和國的混凝土遺跡。簡短的葬禮就要開始了。這時，大門被砰然撞開，一個人旋風般地走了進來。我轉過身，希望進來的是克里斯特爾或皮埃爾，那個早熟的孩子。他所瞭解的父親只是個假象。真正的父親卻是一個兼有雙重身分的人。然而當他明白這一切的時候，隔閡已經鑄成。間諜活動毀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這些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傷害更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可後面的尾巴始終甩不掉。她急走幾步，暫時把盯梢的人甩到後面，轉過街角走到河邊。為保險起見，她順手把微型膠卷扔進了河裡。海因里希．伯爾把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河邊的女人》獻給了萊茵河和默默流淌的萊茵河水中蘊藏的所有祕密。我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告訴他一件真人真事。

多年的獄中生活，加上對家人的思念使他看上去面色蒼白虛弱。我祝賀他說：「歡迎你回來，京特。一切終於過去了。」他答覆說：「謝謝你們為我做的一切。」我馬上指出，應當感謝的是他而不是我們。接下來大家沒完沒了地彼此感謝來感謝去。

監聽無線電通訊的這位官員找出檔案，查到了這幾份吊人胃口的電文。那份用隱晦語言提到第二個男人的電文最令他頭疼。其實這份電文是祝賀紀堯姆夫婦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兒子皮埃爾的出生。兩人為了搞清第二個男人指的是誰冥思苦想了好一陣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倆仔細查閱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人事檔案。查到格羅諾一案時，果然看到了紀堯姆的名字。即使到了這一步，紀堯姆仍有一線生機。後來我從西德反情報機構裡的頭號鼴鼠庫龍那裡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員否決了G可能就是紀堯姆的說法。理由是他只有一個兒子，而根據電文，新生兒是第二個兒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抑或是一個老實巴交過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親在一個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個男人，長子自然是第二個男人了。

一九五九年，我們瞭解到這一情況後，馬上改換了密碼和發報模式。同時還做出規定，發報時不得提及具體人名、地名和或接頭時間。我們重新審查了一遍發給海外間諜的所有電文，確信給紀堯姆夫婦的電文沒有露出半點蛛絲馬跡。可惜，我們忽視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視為重要的日子裡發出的例行祝賀電文。德國人很看重這類日子。對我們的間諜來說，這意味著他們是我們這個大集體中的一員。假如我們在這些事上不這麼認真，西德恐怕永遠也發現不了紀堯姆。

從一開始，勃蘭特對魏納與我們接觸就疑心重重，認定這位同事正在背著他跟我們談判。我猜測，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從五〇年代起對這類祕密接觸已有所聞。至於勃蘭特到底瞭解多少，我無從知曉。勃蘭特懷疑魏納在聯邦議會的心腹維南德是ＫＧＢ或我們情報局的間諜。他的懷疑並非捕風捉影。德國統一後，檢察機關對曾在西德議會裡任社會民主黨秘書的魏納提出起訴，說他是東德的間諜。他的審判於一九九六年夏結束。受審期間，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政治家均出庭作證，證實他們知道魏納透過維南德與我們有來往。然而他們中間誰也不知道這類接觸的詳情。

紀堯姆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人選。萊貝拉和其他的工會領袖希望總理府內有一個心腹，幫助推展社會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後來勃蘭特也想同工會建立一條聯繫管道。紀堯姆擔任這一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政府各機構和教會聯繫的總理首席助理，一年後，又升為高級文官，直接歸總理辦公室主任埃姆克領導。不過，雖然埃姆克覺得紀堯姆很能幹，但始終對他存有戒心。

最後還是沒有聽取反情報機構對紀堯姆所持的保留意見。理由是，當時移居西德的東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許多移居西德的東德人覺得為了向西德政府證明他們的反共誠意，只有揭其他東德人的短。再說，西德政府中的幾位高級官員，如勃蘭特的內政部長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黨黨員均來自東德。那位自民黨黨員儘管原是東德人，政治上仍負責西德的反情報機構。

下一步是決定如何搜集證明紀堯姆是間諜的確鑿證據，同時避免使西方利益進一步遭到損害。西德反情報機構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立即動手搜集證據，盡快完成偵查。再一個是穩住紀堯姆，監視他與什麼人聯繫。他們選擇了第二種辦法。為了不引起紀堯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爾置於監視之下。他們正確地推斷，紀堯姆與東德之間的聯繫是透過她進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報交給東德聯絡員的鏡頭，自然鐵證如山。

在一九七二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民主黨人組成的聯盟出人意料地大獲全勝。西德歷史上一個不含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的政府首次在議會佔有明顯的多數。這意味著東方政策將得到貫徹執行。電視轉播社會民主黨在大選結果揭曉後舉行的慶祝大會時，我們看見紀堯姆和勃蘭特班子的其他成員一道滿面春風地為新總理祝酒。

一九七三年夏天，西德反情報機構完全有理由對紀堯姆的活動產生懷疑。一名反情報官員在處理另一樁案子時，注意到了紀堯姆這個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紀堯姆是格羅諾的朋友。雖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兩人之間有聯繫，可紀堯姆這個典型的法國名字總是在他腦海裡時隱時現。尤其致命的是，與格羅諾在西柏林同時被逮捕的那個來自東德的聯絡員違反了祕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規則。他身上帶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幾個關鍵的字，以備遺忘。其中就有紀堯姆的名字。記下紀堯姆是因為我們讓他敦促格羅諾斷絕與紀堯姆的聯繫。我們當時感到他們兩人過於接近。

勃蘭特辭職兩週後，我試圖振作起來，在日記上寫了下面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