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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於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一個氣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敵和自我孤立的，何況在那紅頂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習的首都北京。康氏鋒芒太露，大學士徐桐和御史潘慶瀾就揚言要點名參劾了。康氏是個具有殉道者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麼「參劾」呢？但是他的同夥卻勸他暫時離開北京，到上海去另開局面——上海本來也是他們計劃中的重心所在。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內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東漢末葉，太學既去其為國家養士掄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榮譽反而出諸士林之內讀書人的彼此推重。漢、魏之間因而乃有「月旦評」一類的言論機關出現。名滿全國的學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陽」一類的名士了。此風濫觴，魏、晉之際，當朝者懲前代之失，其養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學，而改用士子之間相互評議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試制度始正式確立，以迄於今。

在這段記述裡，康有為認為強學會之失敗是由於張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於千里之外。哪是張之洞的背盟呢？

漢代的太學，既是武帝根據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建議而創設的，則董氏的興學意見書——這有名的「董仲舒對策」實不可不讀。武帝親策賢良文學時，仲舒對策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董仲舒傳》）

在這樣隆重方式下選出的博士，高位殊榮，自然自視不凡，不願他人與之競爭。加以文人相輕，再「各以家法教授」，門戶之見極深，因而太學裡便要鬧各學派互不相讓的爭執了。

武帝接納了他的意見，乃於元朔五年應「丞相弘之請」，為「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給予官定身份——「員」，並立下太學生員畢業後由政府分發任職的章程。同時把這五十位太學生集中起來教授，是為漢代太學最早期的形式。讀仲舒對策，我們知道這太學創立的宗旨原是為國家「養士」。然西漢私家講學之風本盛。漢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於孝景時為博士，史言其「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同上）一個博士便帶有這樣多的弟子，則「養士」又何需乎這為數不過五十人的太學！

這時官府的鼓勵雖小，但是歷經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後，學術之日趨發達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戰國以後，孔孟之言已是學術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號又頗合統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漸有一馬當先之勢。文景之時，諸家博士廢置情形，史無明文，而儒家已駕乎諸家之上則是事實。景帝始立「一經博士」，儒家獨尊的局面已具雛型，而武帝即位後數度親策賢良文學，首膺聖眷者又係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經博士」，儒家獨霸之局遂大定。

光武中興之後，「復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戴、小戴；《春秋》有嚴、顏。博士中選聲望高者為「祭酒」（教育長），恢復太學，由太常卿差次總領之（《後漢書．儒林傳》）。然光武帝本人則對古、今文學派之爭無成見。尚書令韓歆乃上疏欲將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於雲台議其事。博士范升反對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後漢書．范升傳》）古文大家陳元聞訊，乃詣闕上疏書奏，與范升辯難書凡十餘上。光武帝卒從陳元議而立左氏學。而當時太學內，「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終以阻力太大，旋被廢除。（《後漢書．陳元傳》）

「強學會」的失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大頓挫，頓挫於康有為在「今文經學」裡的教條主義。「今文經學」是個什麼東西呢？筆者為使一般讀者對它有個粗淺的瞭解，特闢前篇為萬言專論加以闡述。讀者批覽後，便知今文經學在我國的「儒教」裡，除被一些官僚利用於一時之外，在學術界並未成過大氣候。所以自漢以後，輕視甚至鄙棄今文經學的儒家，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張之洞之勸康有為搞變法「勿言此學」，實在是一個長輩學人的善意勸告。翁同龢在光緒二十年也讀過康著《新學偽經考》。看後他在日記裡寫道：「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見翁《日記》）

康、梁師徒在甲午戰後所推動的這個「強學會」運動，實在是滿清末年在中國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機」（chance）的一個全國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體的群眾運動。它如搞得好，則後來的「華興會」、「光復會」乃至「同盟會」，可能都不會另起爐灶。沒一個「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軍閥亂政，哪還輪到後來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去搞什麼「五四運動」呢？

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後，古文家異軍突起。這一學派的領袖劉歆乃思打入這「中央黨校」，將《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列入學官。諸博士又群起反對。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結果竟是「諸博士或不肯置對」！這分明是作無言的抗議。（同上）其時因為既立學官的諸派博士勢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只好把劉歆外放以息此爭。且看班固的記載：「『哀帝時』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後漢書．賈逵傳》）

以他原有的「粵學會」為基礎，康、梁師徒乃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二月底創立了「保國會」於北京的「粵東館」。這個「保國會」雖比不上當年「強學會」的聲勢，然也網羅了一些豪傑。後來為變法維新而殺身成仁的「六君子」——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譚嗣同等幾乎全部都是「保國會」的發起人或贊助人。

可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亦在向西方帝國主義急起直追。到光緒二十年它居然插足朝鮮，搶奪中國主權，做個後來居上的東方帝國主義。為對付日本，那時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務的恭親王奕訢，和一手創造「北洋海軍」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均知國際戰爭不可輕意發動。透過總理衙門，他們條陳「東事三策」：上策是「郡縣化」，把屬國朝鮮變成一省；中策「國際化」，開放朝鮮，製造國際均勢，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驅逐日寇。

我國漢代的太學創立於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後發展極速，至東漢中葉竟擁有教授（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學生三萬餘人，其規模較諸二十世紀世界各國任何大學亦不多讓，實為我國教育史上極光榮之一頁。但是這樣宏偉的一個國立大學，為什麼至東漢末葉日趨衰萎，魏、晉以後兩漢太學之遺規遂不可復振？今日之談史者，回首兩千年前之史實，實不無餘憾。筆者寄跡海外，數據與時間均屬有限，初不敢言為兩漢太學作一有系統之研究，但願就手邊史料整理所得，略論兩漢太學興廢之由耳！

其實把康說看成「野狐」，又何止張翁二人。其後的章太炎、胡適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錢穆，對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記得筆者本人在重慶讀大學期間，便有一位同班同學（似乎是黃彰健兄）專治公羊學為畢業論文。余亦偶涉之，但覺以「三世」論，讀《春秋》，未始非「通經」之一說，若要以它來「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學在五〇年代亦嘗試述文，闡兩漢「太學」。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漢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簡直是把持立國意蒂牢結的「學閥官僚」也。——當時也是有感而發。當然那時的「學閥官僚」的學術水平與兩漢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還差得遠呢！（拙文見《附錄》）

漢代太學至東漢順帝時已達最高峰，但是這時的太學已不是儒術的最高學府，實際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權的儒士利用政府權力所把持的一所國立大學而已。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餘，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m.hetubook.com.com組織社團從事革新。那時中國居然也有個「太子黨」（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幹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龢的姪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這個會言明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以「講求變法、研究外交、謀求經濟實效」為方法。它一開頭就以顯明的政治面貌出現，並且得到光緒帝的認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認為它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一次出現；而康有為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政黨的黨魁。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該書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隨之文名大噪。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中山於光緒二十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保送升學雖是官定章程，但京畿畢竟是人文薈萃之區，終兩漢之世，政教兩界的要人，微時多曾「遊學京師」，「受業博士」。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這些人顯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資格入學的。王莽秉政時曾規定：「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漢書．儒林傳》）所以漢代太學生出身的社會成分極為複雜。一則因為太學本是當時的最高學府，再則因為它是利祿之途中的捷徑，所以各界士子皆趨之若鶩，其中有衣錦披朱，世襲功名的「公卿子弟」，也有地方政府選送的公、私費平民學生；有日食萬錢的紈褲子，也有貧至「無被，臥牛衣中」的寒士（《後漢書．王章傳》）；有仗義疏財，接濟同窗的義士（《後漢書．申屠蟠傳》），也有半工半讀，親任舂杵，或為同學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學生；更有來自外國的匈奴留學生（《後漢書．儒林傳》）。而太學畢業學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碩彥，下及郡國小吏，無不應有盡有。其中學生之作息情形，有閉戶讀書的；有清談嬉遊，考試舞弊的；有貿然上書當局，議論時事的；更有組織學生團體，煽動風潮的。總之今日我國國立大學內學生活動的一切現象，漢代太學無不具備，只是那時的太學，比現在國立大學的規模更要大出十餘倍而已。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餘年。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姪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的士林泰斗。

東漢的私學既如此發達，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實往往駕太學而上之。論博大精深的學術造詣，論高風亮節的道德涵養，這些私家教授都遠非那享有特權的太學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擬。博士聲望日低，「游士」聲望反而日隆。他們偶遊京師，批評朝政，不特「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處士復用」，公卿輩亦均「折節下之」！

太學既失其學術上的領導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徵逐利祿的衙門。太學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內遷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徵逐，仕途遂雜。公卿「保舉」博士，又多「舉不以實」（《後漢書．楊震傳》），為真正讀書人所不齒，更為落選者及其「保舉人」所嫉忌。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在學術風氣這樣濃厚的東漢，無怪乎有人要廢太學、興辟雍了。

在江寧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與黃仲弢梁星海議「強學會」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囑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寧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武帝初立太學時，學官所立「《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劉歆傳》）其它師承系統，多見擯於學官之外，引起學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漢書．宣帝紀》）最後由宣帝親自「稱制臨決」，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班固所謂「義雖相反，猶並置之」。（《漢書．劉歆傳》）這一次由皇帝親自作主席的辯論會，總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學裡少數學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所以武帝時的太學，以現代術語明之，實是當時執政的儒黨所辦的「中央黨校」，其目的是訓練精通儒術的理論家與政治人才，藉以總攬全國的政教，使天下歸儒！

今日吾人回顧兩漢太學興衰之史跡，固然太學非不能養士也，良以統治當局見識不足，使本可大有發展之制度失其學術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競爭的方式；使太學捲入政治漩渦，變成少數人把持之局面，為少數人創造特權，而至於失敗。史書足以資治，撫今思昔，讀史者能不慨然！

可惜的是這個黨魁的格局太褊狹了。他雖沒有後來中共所具有的「三寶」（理論、武力和統戰），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寶，打打「統戰」嘛，那時強有力的所謂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後任兩廣總督），都還算是開明的。而這三督和一般開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國」的圈圈之內。少了這批開明而成熟的實力派（西太后也讓它三分的實力派），則康、梁等保國分子，就只是「兒皇帝」之下的一群紅衛兵了。紅衛兵能奪掉誰的權呢？所以保國會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御史潘慶瀾便交章彈劾；老頑固派剛毅、榮祿等更在老太后前製造謊言，說「保國會」「只保中國、不保大清」。老婦人耳朵軟，受不得撥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則帝后異途，衝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輕皇帝，認為他既然有了這一群年輕有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國之君」——朋友，光緒二十四年的大清帝國的確已到了被列強瓜分的邊緣——他就要不顧一切地去變法改制了。

上古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原屬「官辦」性質。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開始崩潰之時，私學乃興。孔子便是開這個風氣之先的第一人。其後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戰國時期實是我國古代私家講學的黃金時代。但是私家自由講學的另一種副產品便是處士橫議，干訐朝政。秦滅六國之後，獨裁者之不能容忍這種「民主作風」實是集權政治發展中的必然結果。

太學裡的教授在武帝時便是新設的「五經博士」，其後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經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終漢之世，太學裡的學程亦分成十四科。以東漢時七千名博士學官計之，則每一科的博士當在五百人左右！這些博士的選聘，按漢代成規約有三種方式：

所幸光緒親政之後，國無大故，而李鴻章等所主持的，側重路礦、海軍的所謂「洋務」、「新政」（也可說是「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吧），表面看來，實頗有可觀。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軍在噸位和砲力上說，且超過日本。——事實上中國這時也真是個海軍大國，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軍。她之所以不顧國情民意，挪用海軍經費數百萬兩去修造頤和園，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覺當家數十年，歷盡艱辛；如今國家承平，海軍強大；她自己退休了、「歸政」了，理應造個好的花園來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翁說）與君雖初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藝閣和_圖_書（名廷式，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見康著《自編年譜》）

始皇頒挾書之禁後，私學遂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內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餘人，諸子百家兼容並包。在政府直接指導之下，六國時授徒講學之遺風似未全廢。他們只是不許結黨干政，以古非今罷了。顧炎武說：「秦之任刑雖過，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始皇焚書，並非廢學，他只是壓抑私學，獨辦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學而已。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當朝諸公長生不老。再過他一百年，回頭看看「小平變法」的過程；看看將來的歷史家對他們是怎樣下筆的。

在這種情況下，太學裡想真正治學的學生，因而也就感覺到太學裡的研究科目不夠多，學術水平不夠高了。且看東漢時最傑出的一位太學生鄭玄求學的經過。《後漢書．鄭玄傳》曰：「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但是鄭玄覺得太學裡的教育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所以他「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結果還是不滿足，且「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這樣優秀的學生竟至「三年不得見」，可見當時私家講學之盛況。康成（鄭玄之字）學成東歸後，設帳講學，生徒隨亦數百千人。到他七十四歲病死的時候，遺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轅絰赴會千餘人」！足見這時私學的學術地位，實非太學所可比。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果然在光緒二十二年初，在數名昏聵老領導授意之下，御史楊崇伊一紙彈章，張、翁等實力派在一旁幸災樂禍，康有為的「強學會」就煙消雲散了。強學會一散，小會分立。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新思想，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並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里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標價出售過自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康氏這時在北京自然又變成變法的智囊了。因為他畢竟寫過一些小冊子，什麼《俄國彼得大帝變法考》、《日本明治變政考》、《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等等。若論內容，這些名著只不過是今日台灣之高初中歷史教科書耳。然在那時的一般朝野人士則聞所未聞。據說光緒皇帝後來看到《波蘭分滅記》，曾為之掩卷流淚，西太后讀之也頗為感動。

其一為公卿「保舉」。如陽朔二年，成帝詔曰：「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成帝紀》）其「保舉狀」則規定應選者應「生事敬愛，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引《漢宮儀》）第二種方式則為天子「徵辟」。太學設立時的第一個贊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孫弘的第一任官銜便是以「賢良徵為博士」。（《漢書．公孫弘傳》）後漢時徵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興後激勵氣節，要士人「不求聞達」，所以有許多人「稱疾不就」。第三種方式則為「策試」。漢制規定，由太常卿「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續漢書．百官志》）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嫖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裡，最精采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漢、唐、明、清早有先例；國、共兩黨政權中，且變本加厲。——我們只要單挑一、二人如台灣的陳履安和大陸的葉選平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清末除這個太子黨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孫家鼎、張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都是傾向於改革開放。至於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太子黨之父就更不必提了。——這一情況與今日大陸上的政治發展，頗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裡，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光緒二十一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適時而至。一時群情鼎沸。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為國家養士，而且是要利用這個新機構來維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訓練儒家的建國人才，將來好讓他們學優而仕，掌握政柄。這五十名太學生，但須受一短期訓練便可由政府分發任職，按章程規定：博士弟子，授業一年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高第可以為「郎中」；「秀才異等」亦可顯親揚名。同時在受業期間，他們還享有「復其身」（不服兵役、勞役）的特權。（《漢書．儒林傳》）這在當時是如何令人羨慕的特殊階級。而他們的教授——五經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難想像。加以武帝復廣立郡國之學，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薦升入太學，則地方學校教學的方針屬向，自不待說。這樣一來，士心所歸，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則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爭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裡，往往就要產生併發症而導致分裂和解體。再者這一內因之外，它對外亦識人以不廣。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願出銀二千元，加入作一會員或贊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老實說，大清帝國之亡國，並非亡於「辛亥革命」，而是亡於「甲午戰爭」。甲午之敗把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歷時五十年，尤其是其後期的二十五年（所謂「同治中興」）的「科技現代化」的總成績，給冤枉地報廢了。甲午之敗也拆穿了大清帝國五十年科技建設的紙老虎，而使新（德日）舊（英法俄）帝國主義加緊進逼，而形成光緒二十四年的瓜分危機。甲午之敗也使那個有見識有權力，集中興名臣於一朝的官僚集團，膽戰心寒而全部自動或被迫的靠邊站，對變法圖強喪失了信心。這一集團的隔岸觀火，乃導致上述朝政之走向「兩極分化」。皇帝與太后既然不能靠邊站，乃各趨極端，一分為二。林肯說：「一個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公車上書」這一齣小鬧劇未搞出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地還是照割；款也照賠。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傑，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膽、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內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據梁啟超所作統計，自甲午（光緒二十年）至辛亥（宣統三年）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一百六十餘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而設也。「扶清滅洋」可能就是後來中共「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的老祖宗吧！

光武中興以後，太學隨都城遷往洛陽，校址設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引陸機《洛陽記》）順帝時更大興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後漢書．翟酺傳》）至於東漢太學的建築圖樣，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書記載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課室，有禮堂（即所謂「辟雍」。辟雍在東漢時，似非太學員生所專用，游士學者蓋均可假以講學，此非關本題，有暇當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學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於校園之內。（《後漢書．ｍ•ｈｅｔｕboｏｋ•ｃoｍ.coｍ魯恭傳》）一般學生住宅，亦似甚寬敞。好活動的學生，留客止宿，交朋結友，往往至「賓客盈室」。（《後漢書．仇覽傳》）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係」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台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原來「強學會」在光緒二十一年夏發起於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太子黨了。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於其私邸，不遇。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為的自述：

康、梁師徒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及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后二黨，暗中對立。

太學設立之原來宗旨，以近代術語明之，原為研究儒黨的「主義」和「思想」。迨至東漢中葉，天下歸儒已成定局。各龐大的私立大學之內所談的和黨校所談的，也是一樣的「主義」和「思想」。而私家所談的遠比太學所談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則太學便失去了學術上的領導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卻仍然保留了獨霸的特權和榮譽，其為當時極重氣節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場。家君治漢學，嘗謂東漢私學起於光武之激勵氣節，而後「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曹操，在政治上並無過可言，然渠為一己篡奪之私慾，極力破壞東漢兩百年之士風，實罪無可逭，確是千古不磨之論。

再者，有為此時既然仍在工部掛名為主事，他的上皇帝書依法也可由本衙門代遞。不幸康氏個人與「本衙門」之內的人事鬧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階層的留難。所幸光緒曾看過他公車上書期間的奏章而極為重視，此次知康來京即思召見而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勸阻，乃明諭「總理衙門」中諸大臣先期約見，談個底子，然後再由皇帝親自召見。

載湉四歲即位。自此便受教於深宮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幹練而無知的滿族老婦：個性又潑辣凶狠，殘酷無情。她不是個好媽媽。所以光緒帝自孩提時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責，便跪地顫抖，齒牙撞擊作聲，至年長親政時，亦不能改。但載湉是個聰明俊秀，有見識有良心而愛國的佳子弟。在一個狀元老師的教導之下，熟讀儒家禮教的詩書。知識漸開，自知為一國之主，也頗想做個明皇聖主，至少不能作「亡國之君」。

再者太學本身的學風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更有行賄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後漢書．呂強傳》）這種為利祿而學問的學校，學科範圍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員的選拔又充滿貴遊子弟，「天下英雄」沒有自由競爭的機會，因而遺賢遍野，「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衰頹也。」諸葛名言，信其有徵。

至東漢末靈帝時，大儒盧植再請置《毛詩》、《左氏》、《周禮》博士，然終不得立。終兩漢之世，博士學官始終為十四家所保持。（《後漢書．盧植傳》）由此可見他們爭論的焦點還是學官廢立的問題，鬧至滿朝讙譁，公卿廷辯，可知影響政治之大。須知我國古代的「學官」乃至遜清的「言官」，在我國專制時代所發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現代民主國家中之報紙。身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於反映民意的博聞強識之士，他們在重要的政治決策中有發言權，而且因為他們博古通今，強辯足以飾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種極重要的政爭工具，與實際掌握政權的人互為表裡。何況他們在國家「管」、「教」兩項大政中又實際地負了二分之一的責任，明乎此則東漢學官之爭即毋須多贅矣。

這一個春天可說更是康有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風得意的一季。這時他獨承天眷，終日忙於草折著書。另外，在舉朝矚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擁之下，他更要恢復他那一度風行天下的強學會的組織。

筆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嘆不盡，近年來余亦嘗與一些新朋友嚴家其、阮銘、陳一諮諸先生談小平變法。殊覺康、梁變法與小平變法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陳諸公叫「體改所」罷了。「司令員」與「司令官」有什麼分別呢？！而時間卻浪費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敗塗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康有為這一制度的構想，顯然為光緒皇帝所看中。這位有心為治的年輕皇帝就預備召見康氏面詢變法了。這是光緒二十四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國政如麻之時。光緒一面要應付列強（尤其是俄國）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舊派群臣之間，折衝抉擇。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進呈的泰西新學。最重要的，他還要應付那個泰山壓頂的慈禧老太后——光緒的任何決定，都要以西后一言為準。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後決定權的。

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自任。隔日一談，每至深夜。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梁）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

我們治中國近代史的人，每談到戊戌變法，總是過分的突出了康有為，光緒皇帝似乎只是個次要角色。這個印象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

武帝時的「博士」不但是沿秦舊制，位備承問；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漢書．武帝紀》）。博士之職位，頓形顯赫。故武帝之增設五經博士，不只是補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經，實是對這個久同虛設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規模的整理。早已沒落之諸家博士當於此時正式廢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術為立國的政治哲學，則儒生想乘機取得政權自是無可避免的反應。迨公孫弘以《春秋》博士於元朔中「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漢書．公孫弘傳》），一反漢家以列侯為宰相之往例，儒黨始首次取得了政權。接著董仲舒於武帝親策賢良文學中高第，這個獨崇儒術的漢家太學，便在他兩人的建議之下，正式創立了。

這是我國古、今文學派鬥爭之始。然而兩漢以後，康、梁以前，這兩個學派的爭執幾乎是純學術性的。但是在西漢末季，這兩派的爭執實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為那是事關學官的廢立，亦即為操縱執政黨「中央黨校」的問題。所以漢代自孝宣以後，我國學術界（當然是與政治息息相關）已不是「罷黜百家」的問題，而是已淪入儒家內部「解經」問題的派系之爭。這與歐洲中世紀教廷內解釋《聖經》之爭，以及現代集權國家內解釋「思想」和「主義」之爭初無二致。不過劉歆以外放「河內太守」了事，尚沒有釀成今日所謂「曲解革命哲學」一類的血案而已！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后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鬍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裡也說「康祖詒狂甚」。

所謂曹州教案原是發生在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有兩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為暴徒所殺的小事——在當前紐約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為暴徒所殺（最近還有一位前來開會的日本大學校長被殺）——可是這件小事卻被那時後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引為藉口，強佔了膠州灣；並要求在山東省築路開礦。老實說，我們本錢大，出租膠州灣也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這時甲午新敗，大清帝國已至死亡邊緣，德國人一開其端，其他帝國主義援例一哄而來——俄國人要租旅順大連，英國人要租威海衛和九龍，法國要租廣州灣，日本要在廈門一帶打主意……，這樣群盜入室，劃定「勢力範圍」、割據自雄，那問題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國就要步波蘭後塵，被列強瓜分了。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過：「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那時去古未遠；我們記憶猶新。對汪精衛，余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復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同治十年至光緒三十四年）原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咸豐皇帝奕詝的胞姪、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醇親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兒子。慈禧是他的親姨媽。當同治皇帝於光緒元年駕崩之時，西太后已當政十餘年，權勢已立。她不想為自己的兒子載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聽政，所以她就選擇了既是胞姪也是姨姪的載湉來承繼咸豐。如此，她就又可以繼續去「垂簾聽政」了。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m.hetubook.com.com《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著眼說瞎話？

漢武帝創立太學之初，規模極小。以故太學校址似在長安城內。其後師生人數增多，城內無法容納，太學乃遷至城外。據《三輔黃圖》的記載，這城外校址設在「長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獄」。這顯然是一個規模極大的太學區，亦如今日美國因某些大學而成市的小鎮一樣。西漢末葉王莽為宰衡時曾「建弟子舍萬區」，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漢興以後，挾書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猶襲秦制，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國維《漢魏博士考》）劉邦初年曾「以儒冠為溲器」，未嘗崇儒。其後竇后好黃老；漢室後代帝王每談起他們的「漢家法度」，總歡喜引用他們祖先的「霸王道雜治」的傳統，可知漢初仍有六國遺風，學術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學未嘗定於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挾書之律後，百家之學更漸有待甦之跡象。

光緒十三年二月光緒帝十七歲行「親政」禮，實習做皇帝。光緒十五年一月「大婚」。冊立一后（葉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歲、珍妃十三歲。二妃為親姊妹（他他喇氏）。載湉不喜皇后而愛二妃，尤其是聰明美麗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獨裁，宗法禮教下的皇家，他哪裡能享有愛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歸政」，遷往新近完工的「頤和園」去頤養晚年。按法理，載湉這時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專制政體之內，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獨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認她身在園中、心在宮內。日常政務，不妨由兒皇帝去管；軍政大權，她是一寸不放的。這時的王公大臣、軍頭疆吏，原都是她當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們被她管得俯首貼耳，也視為當然。

但是漢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對學術文化建樹甚微，漢之博士雖襲秦舊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為不尊，但是事實上「博士」一職在漢初只是如現代政府中「顧問」、「參議」一類的閒差而已。叔孫通以後未聞漢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樹。身為博士者其職業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講學而已。

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陰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加以光武中興以後激勵氣節，儒生以宦徒為可恥，沽名釣譽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裝模作樣。因而東漢時私家講學之風特盛。他們也「各以家法教授」，與太學諸博士在學術上平分秋色。《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這些私家講授的學者，生徒極眾，門下「著錄」（登記）每至萬人以上。五所以以規模論，則擁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萬名學生的太學，在當時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製。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顏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但是這錯誤雖使他鎩羽而去，卻沒有影響他衣錦還鄉，為老太太做壽的風光。其後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覓前途。誰知光緒二十三年山東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國很快的又被捲入另一個更嚴重的危機。在朝野束手之時，聞鼙鼓而思將帥，大家又想到康有為畢竟是個人才；他的變法維新的主張，也是「今日中國之必需」，這樣康有為也就東山再起了。

康梁這次上書是連一部「黃包車」也沒有的。所謂「公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後就無有人知了。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舉薦的。這些被舉之人抵達京師，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車」接送。乘「公車」是多麼光鮮的事。自此以後「公車」和「舉人」就分不開了。公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車。

在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和」、「遷都」、「變法」。十八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聯署者多至一千二百餘人。五月二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十八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此一群眾集會，也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學潮吧。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車上書」了。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筆者不揣淺薄，冒昧執筆，僅就哥倫比亞大學及華盛頓大學合設之「中國歷史研究部」所藏之漢代史料，搜集成章，時間卒迫，參考書籍尤嫌不足，草草為文，以壽「許」恪士師，尚乞海內師友，不吝匡正！

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聲明要嚴辦聚眾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這一下「金榜掛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上脫青衫、著紅袍，保和殿面聖去者。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車，也只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台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適的爸爸去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後，也暫時管不著了。大家鳥獸散，顢頇無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上街，天安門的大學潮，也就煙消雲散了。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如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光緒二十年這一年慈禧太后（道光十五年至光緒三十四年）虛齡六十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淫巧，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漢代關於博士的策試及太學生的選拔均屬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係自一般博士的門徒中所圈定。然當時政府的規定則是「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後選拔的方式，蓋係自郡國之學內擇其優秀學生，由地方官保薦入太學深造。《漢書．儒林傳》載其選拔的程序為：「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文翁為蜀郡首時，曾「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遣博士」。（《漢書．循吏傳》）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師受各種訓練的學員，均係領有地方政府津貼的官費生。

其實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還是光緒皇帝。康有為只是他看中的一個變法顧問而已。但是康派之畢其功於一役的過激作風，卻頗能說服那急於求治的年輕皇帝。皇帝既有過激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機派的聯合陣線和反擊。而康派的教條主義和過激作風，也拒斥了開明而強大的中間派。開明派和中間派靠邊站，剩下的過激派和頑固派兩極分化，勢均力敵，就短兵相接了。在這兩派較勁之時，過激派也就是所謂帝黨吧！原是個紙老虎、空架子。一旦臨陣交鋒，其結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現在且讓我們搜搜根，看看光緒皇帝是怎樣搞起維新變法的：

前已言之，太學設立之初原係替儒家創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個「罷黜百家」的工具。歷經兩百餘年之演變，儒家獨鳴之形式已成，罷黜百家之目的完全達到。其它學派與政治完全脫離關係。先秦時代「百家」皆有參政機會的局面一掃無餘。因而近人治學術史者嘗謂漢武以前是「子學時代」，其後兩千年為「經學時代」。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東漢時代諸子之學固然式微，但是儒術亦隨之蛻變。蓋儒教本是人類最少「排他性」的哲學。各種學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據為己有。漢初儒家首與陰陽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後漢人所謂「陽儒陰法」，所謂「霸王道雜治」，所謂「調理陰陽」，都是以儒為體、以百家為用的表現。因而各學派中從「少長貴賤皆從法」的研究，到「燒爐煉丹」的迷信，都成為「儒生」的餘事。

在東漢這種士風之下，居學術高位的博士，有時還得不顧學問，替那不學無術而偏要「正坐自講」的皇帝作御用文人，這與今日大陸郭若沫輩之甘心做「毛澤東思想的小學生」實同樣的無聊。因而其時極多有志操的學者寧願私家授徒，不願應徵為博士（《後漢書．儒林傳》），這和今日的情形亦頗相同。wｗｗ.hetｕｂｏｏｋ.com•ｃｏm

須知當年支持強學會這批人，實在是中國知識界（也可說是「資產階級」吧）的精英。他們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於當時保守派中的徐桐、剛毅和榮祿等人。這種集體力量之未能發揮，實在是和「強學會」的崩潰血肉相連的；而強學會之崩潰也就直接縮小了其後「保國會」的陣容，和光緒皇帝搞變法維新的聲勢。這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辦法，都是康氏搞「教條主義」的後遺症啊！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師宰相對他折節若此。試問後來國、共兩黨的高幹，做得到嗎？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於此等處求之。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結果有時亦適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相反的，各家學說為求不與實際政治、社會生活脫節，也就讀幾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態出現。漢末張道陵輩，以黃老之徒自居，謬稱其曲解老莊之學為道教，其實他們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陰陽讖緯之說濫觴後的餘孽。而真正「既聞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後面。漢末「以生道殺人」的諸葛亮，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卻要自稱儒生。

在這種母后專政的壓制之下作兒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個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或勤政而不攬權的周恩來。要有野心，則做個日積月累，奉命操勞，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蔣經國，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於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則是做個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禍。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變，那就誤己誤國了。

吾人讀上段文字，便不難想像出康有為當時氣焰之高了。其語言之橫蠻，態度之惡劣，可說是達於極點。但是這篇回憶還是他失意之後追記的。當他春風得意之時，其猖狂的態度，可能更甚於此。儘管如此，這位比康年長二十一歲的南洋大臣張之洞（道光十七年至宣統元年）對他還是曲予優容、熱心的支持和誠懇的勸勉。但是康有為對這位開明的老輩和上級領導，硬是不假辭色。且再把康氏有關的回憶看下去。康說：

武帝之後一傳至昭帝，太學生增至百人；再傳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時設「員」千人，成帝時太學生一度增至三千人。（《漢書．儒林傳》）王莽秉政時規模益大。迨至東漢，太學發展尤速。東漢盛時京畿有「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三國誌．魏志．王朗傳》引《魏名臣奏疏》）順帝以降，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後漢書．儒林傳》）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於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並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陰曆正月初三）康有為乃應約至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來一套舌戰公卿。旋奉諭作書面條陳，以待皇帝召見。在書面條陳裡，康的主要建議是先設立「制度局」，來從事研究設計如何更改全部舊法與官制。康甚至主張「六部盡撤」、「則例全廢」，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電、會社、海、陸軍）。各省則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

為應付這種嚴重局面，那在總理衙門辦外交的清室諸大臣也並不太顢頇。李鴻章就是個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訪問俄期間（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與俄國訂有密約以應付貪得無厭的日本。膠州交涉期間，翁同龢、張之洞乃至康有為等也想聯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國主義哪就那麼笨讓你去以夷制夷呢？他們要搞他們自己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劃定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東亞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張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為棘手，而瓜分之禍，則迫在眉睫。這時當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和有遠見的大臣們，就感到與其治標則莫如治本。這樣他們就想到要「變法圖強」。要變法，就少不了那個變法專家康有為了。而康氏自己也當仁不讓。光緒二十三年底，有為乃攜滿篋奏稿與所著新書，趕往北京。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於光緒十九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託友好轉致結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中山原也是個「捨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捨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並結交了楊衢雲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纘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了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前文已交代過，當「強學會」在光緒二十二年夏季被強迫解散之後。結社集會已成一時的風氣，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強學會被禁，全國雖失去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組織，如湖南的「湘學會」、廣東的「粵學會」、湖北的「質學會」、廣西的「聖學會」、浙江的「保浙會」、雲南的「保滇會」、上海的「蒙學會」、「農學會」等等則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但是這些組織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還是康梁師徒。康氏如今東山再起，他就想再來個統一組織、統一領導了。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張於此時適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為一住二十餘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光緒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持的。〈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後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的破壞了。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劃出個小預算，並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作會址。其後復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宋慶，亦各捐數千元。其它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干政策性的爭執。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爭辯得「舉座不歡」。

在這百餘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車上書之後，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不幸我們在一百年後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後節再詳論之。雖然他也為著他所想像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當時李恭諸老成分子均主採上中二策；而缺乏實際主政經驗但是清望頗高的翁同龢，乃至那些清議製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車」，以及許多李鴻章的政敵御史等人，則力主用兵。其時親政未幾而求勝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來就是個主戰派。再加上個有「獨對」（可以單獨向皇帝說話，在蔣毛二公時代叫做「通天」）特權的狀元老師之不斷慫恿，也就主張用兵。至於那個有最後否決權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個村婦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數朝臣諫諍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兒子的要求，「下詔宣戰」。一戰至全軍盡墨，舉國惶惶之時，他們又把這戰敗責任，一古腦放在李鴻章頭上，把李氏罵成「漢奸」——「漢奸」一辭後來之流通全國，就是從罵李鴻章開始的——使鴻章百口莫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