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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中山與日本侵略集團之暗中往還，為今日日本政府舊檔案中所查出者，至於已失之文件，或不見諸文字之交往，恐猶不止此也。孫文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說是最受各政黨、各社會階層，及當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領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蓋有三端：

亨利．喬治的思想也影響了孫文，所以孫氏在考慮採取美國模式之後，又加上了一個新的革命口號叫做「平均地權」。但是那時追隨中山的人，則認為這一口號是不急之需。而反對中山的人，則認為它是煽動農民暴動的致亂之源。總之，這一口號不是當時的主題。那個領導和推動武昌起義的革命團體共進會，乃乾脆把「平均地權」這一口號改為「平均人權」。

其實正如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至1778）所說的，一個人如使用沒有節制的權力，這權力是沒有不被濫用的。所以縱是民主睿智的現代哲人孫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孫氏只是一個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組成的革命政黨的「總理」，他是不能濫用其權的。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贈送的區區五千元，已被黨內同志攻擊得體無完膚，同盟會幾乎為之瓦解。等到民國二年之後，國民黨被改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勳被清除出黨，中山變成「中華革命黨」黨魁之後，情形便不一樣了。中山為著「黨」的前途，甚或個人的權力，他的政治行為就逐漸脫軌。

2、政治獨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為國為民而不擇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一言以蔽之，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的偉大，便是他抓住了兩個主題，領導了兩個階段。毛遂說：「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國發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階段已逐漸過去，在歷史的現階段，我們要找出我們自己的制度來，下馬而治之才好。

原載於《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九年），中冊，頁一三四八至一三七五。

國民黨內有些史家在雞蛋裡找骨頭，說中山「以俄為師」只是學其「用」而非習其「體」。中山的「軍政」之後，還有更偉大的「訓政」和「憲政」呢！

筆者讀史無心為「洪憲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覺得袁的對手方也並不那麼可敬可愛罷了。話說回來，民國初年那個美國模式的破產，不能單怪袁世凱要做皇帝，雙方都有責任；其所以然者，實是當時中國沒有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天真的胡適便因為見不及此，才對當時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至於列寧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統一」。統一後的蘇聯，除了個偉大的軍國主義之外，又搞出些什麼名堂來？列寧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壞了帝俄的封建專制制度。把這制度打碎了，怎樣建造出一個富強康樂、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來，列寧並沒有留下藍圖。他的老師馬克思也沒有講個明白。我國古代政治家陳平告訴他的主子劉邦說：「陛下於馬上得之，不能於馬上治之。」馬上得之是破壞的結果；下馬而治之，則要憑一點一滴經驗之累積。智慧與機運並用，不可憑空臆造，奢談什麼什麼主義。

在這方面有所構想，老實說，孫文較之袁世凱搶先一步。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孫氏乃用強制辦法，把那個原為三權相制的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由他個人來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這是一個革命政黨在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國民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清黨」（民國十六年的「清黨」實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黨的（或不願加入的）都是一些譽滿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時期的革命元勳，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後的「國民黨」（民國九年後改稱「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專制的革命政黨了。雖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規定著，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後，老百姓們在它的訓政之下受訓，受訓及格，被認為可以行使「政權」了，它便會主動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

事緣當府、院之間為對德宣戰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孫文則站在「反參戰」這一方而反段。其動機可能是出於愛國之善意——恐實力派藉口參戰，向列強借款自肥——誰知歐戰雙方卻都在背後努力，各為私利以援助「參」、「反」兩派。孫氏既然反參戰，則協約國對方的德意志和奧地利乃不惜以重資（也可說是「賄賂」吧）援助孫氏，搞反參戰。德國政府於是運用國民黨分子、孫氏親信的留德學生曹伯亞，私下賄賂了孫氏兩百萬銀元。兩百萬銀元在民初可是筆巨款！

所以從實力上說，孫中山比起洪秀全來，相差不知幾千萬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國不亡於洪、楊，卻被孫文的幾個口號叫垮了，何哉？主題使然也。孫中山把主題摸對了，幾顆炸彈一丟，滿清帝國就土崩瓦解了。

前已言之，孫文在民國二年搞了個清黨運動之後，已變成個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寡頭政客，與眾不同的是：

孫文這個「驅除韃虜」的口號是叫對了，因為它主題鮮明。在這個主題之下，把大清帝國之內一切罪惡，都派給韃虜去承擔，打擊面縮小，抵抗力也減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韃虜驅除，中華恢復，則其它一切枝節問題似乎均可迎刃而解。這一響噹噹的口號，在那時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決定了大清帝國覆滅的命運。所以武昌城內一聲砲響，舉國風從，「辛亥革命」就變成個歷史上偉大的里程碑了。ｗwｗ.ｈｅtubｏoｋ•coｍ.ｃｏm

第一，那批失業失職的「老國會議員」，原是一批足資號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孫氏可資遣其南下，「恢復國會」以抗段。

再者，這些不同階段的主題，且往往是前後對立的，峰迴路轉相互矛盾的。因此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家，在推動一種現代化運動之時（不管這一運動是激進的「革命」或緩進的「變法」），他們都要抓住各該階段所特有的主題，從而推動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題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時代所遺棄，甚至流入「反動」，變成「革命對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題而亂搞不急之務，躐等前進，那就變成空想或過激。空想、過激，對群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他的運動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階段的空想，往往也可變成次一階段的主題。如此各「階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或緩或急，永遠不斷地向前流動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蔣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師孫文「以俄為師」教訓的結果。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以後。蔣就不再以俄為師了；最後弄出個「獨裁無當，民主無量」的失敗結果。千秋大業，及身而敗，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在此國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國民心沸騰，甚至遠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學生也鬧起愛國情緒，集會喧囂，主張對日作戰，使那火氣不大的胡適曾為之寫了英文信，勸大家安心向學。這時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國民黨領袖們，如黃興等，大都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並為袁世凱撐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對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國際間爭取援助——這些都表現出愛國政治領袖們偉大的襟懷與器度。誰知在這種情況下，曾做過革命黨最高領導人和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竟不顧民族利益，與日本侵略主義者暗中往還，甘心以袁世凱亦不願接受之「二十一條」要求主動出讓予日本，以換取日本對其個人及其政黨之援助。

七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孫中山的「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個「馬上得之」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作用是「武力統一」和「槍桿出政權」。這階段一旦從歷史上退去，馬上既不能治之，則下馬而治之，就得找出個新的主題、新的方法才是正確路線。

舊國會之廢除，意味著對建立民國有功的「八百羅漢」之失業。少數議員固可由不同關係重返政府，而大多數有國民黨黨籍或意存反段的議員，則難免由於失位失業而想依附於南方反段實力派來從事反段運動。段氏北洋實力派——逐漸由袁氏餘眾中形成的所謂「皖系」——亦以南方軍閥反對中央，搞分裂活動，要加以整頓。這樣便搞出個各實力派各為其利，而以法統為旗號的「護法運動」來。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袁氏突背叛民國搞起「帝制」來，因此惹起全國各界的反帝「護國」熱潮。在此護國運動中，中山再次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還，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接濟達一百四十餘萬元（折合當時美金約七十萬元）。反對袁氏竊國稱帝本是義正辭嚴的盛舉，然接受日本擴張主義的核心——日本軍部別有用心的暗中接濟，那就難免是不擇手段了。

大家的目標是一樣的。但自袁世凱死後，各派系打了十幾年的內戰，誰也統一不了誰。小寡頭隨處皆有，而大寡頭卻始終出不來。其情況從近古史上看，頗似「五代十國」（九〇七至九六〇）；從遠古史上看，則頗似戰國七雄之爭。七雄何以終為虎狼之秦所統一，便是嬴秦氏找到了一個新的富國強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來年內戰毫無結果，最後終於從頓悟中發現了一個新方法，這新方法叫做「以俄為師」。

不幸的是，這個生吞活剝了的「美國模式」在中國施行起來卻完全走了樣。何以故呢？則史家論者多矣。但是歸根究底一句話，便是中國並不是美國。它沒有英美傳統中的必要條件。東施效顰，就必然走樣。就以國會中，胡適先生十分信服的，從龍之士的八百羅漢來說，他們哪一個是真正民選的呢？八百羅漢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捨身為國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議員」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議士在民選政府中的真正涵義，因而就難免個別的變成了貪財好色的官僚，把個國會弄得烏煙瘴氣。要以這樣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來制衡並組織「責任內閣」，把袁大總統選下去，這一點不特袁氏當時心有未甘，縱是當時有識之士和後世公正的史家也應為袁氏不平。和_圖_書

這一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之末季，由於德意志和義大利之統一，並產生了許多民族英雄的傳奇故事，民族主義竟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白種帝國主義者尚且如此，則被壓迫民族就不用說了。

段氏既認為有再造共和之功，則中華民國與其法統應均已中斷，國會亦早被張勳解散。段氏要再選法統，乃宣佈舊國會已不復存在，應予廢除，並與梁啟超等合作組織「臨時參議院」，成立新政府。

我國戰國時代軍閥打內戰，有個叫智伯的用河水來灌人家城堡，灌得對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說：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國！其實亡人國並不必灌水。只要主題找對了，叫它幾個動聽的口號就夠了！打內戰，口號比洪水厲害多了呢！

「護法運動」的起因是這樣的。袁氏撤銷帝制繼之以暴卒之後，北京恢復了民國元年老國會，由原副總統黎元洪依憲法繼任大總統。此時適值歐戰正烈，美國由於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而捲入歐戰，並邀請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

但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在七十年後回看這段民國初年的史實，有數種現象蓋可肯定：第一，民國初年的中國絕無搞議會政治的可能性。孫、袁二人都主張寡頭政治。孫之「軍政」主張，在理論上是暫時的。將來他的黨會對人民「訓政」，然後主動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為著實行「軍政」，孫氏是不擇手段的獨裁專制，甚至喪權辱國亦在所不惜。孫氏之所謂「軍政」，事實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和後來毛澤東「槍桿出政權」的政策也並無二致。只是他們都抓不到這「主題」，而未找到解決這主題的正當的現代化方法而已。孫氏不擇手段之餘，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個與眾無異的地方軍頭而已。

3、袁之在全國，孫之在一黨，已形成「擁有無限制權力」之領袖。權力無限而濫用之者。袁、孫二氏殊途同歸而已。

二次革命之後，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漸普遍。首用「中山先生」這一稱呼而含有敬意的，據說是章士釗。此事猶待續考。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便是，孫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圖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稱中山；在他所簽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與他有直接關係的公私文件，亦向無中山之名。所以我們今日用中山之名來為他開個紀念會，固無不可，但是史家正式執筆為他紀事或作傳，則該用他的本名「孫文」，不該用「孫中山」了。

孫中山對「聯俄容共」這一階段、這一主題之掌握，簡直與鄧小平今日的「聯美容國」政策，前後輝映，有異曲同工之妙！讀歷史的人，如把這兩件史實攤開來比較著看，真不禁拍案叫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我們今日能把孫文思想發展的經過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題的「階段性」來分析一下，其意義也就不止於單純的歷史研究。它對目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應有其鑒往知來的作用吧！

孫文曾把啟蒙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分為三等，曰：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這一段時期，在中國搞「洋務運動」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點先知先覺的成分。因為在近百年來中國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西化」與「現代化」實是那個時代——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同義字。魏源（乾隆五十九年至咸豐七年）那一輩洋務派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著重的是堅船利砲。張之洞（道光十七年至宣統元年）那一輩，則主張「西學為用」。他們比魏源進了一步，因為他們要「用」的，已不止於堅船利砲了。到康有為主張以西法變中法，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則其西化的程度，已經由「用」而及於「體」了。而孫文（同治五年至民國十四年）當年那一批小華僑們，則主張「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點「全盤西化」的意味了。

此時孫氏在野，國民黨人四散，中山所許雖重，究係空頭支票，顯未受大隈之重視。然說者有以孫文主動提出中國主權之出讓，實為翌年大隈內閣對袁提「二十一條」要求之張本。孫氏之密函既未受大隈之重視，中山乃於翌年（民國四年）三月十四日，當「二十一條」正在提出之時，再度密函大隈內閣之外務部政務局長小池張造，重申前函之建議，並加重出讓中國權益之具體內容。孫之所允者，較之「二十一條」之內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袁世凱想做皇帝，實際上是和孫氏一樣要搞個寡頭政治。他的「從龍之士」如楊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學識兼優的老革命黨員。他們和孫公的看法是一樣的，認為議會政治在當時並不切實際。他們主張帝制，亦何嘗不想搞出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來。可是他們忘記了康、梁覆轍的教訓，搞錯了方法，以致成為歷史上的笑柄；而最倒楣的要算美國那個書獃子古德諾，他的一番善意、兩件條陳不特全被歪曲，他個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諸東流，在學術界亦幾乎身敗名裂，令讀史者為之嘆息。和*圖*書

第二，北洋軍閥一向歧視海軍，因海軍在內戰戰局中作用不大。同時海軍多係南人和國民黨，與北洋軍閥本來格格不入，常遭扣餉扣費，積憤已久。孫氏今日一擲百萬，彼此又有舊誼，程璧光所率之海軍第一艦隊乃於孫氏撥以巨款後，願隨孫公南下「護法」。

孫氏原對南北軍閥同表其憎惡。但孫氏南人，且南方軍閥如唐繼堯、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隸國民黨，與孫氏本有黨誼。由孫氏出面領導南方實力派，自是順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現實的，歷史聲望成分不大，搞中國政治要東山再起，得有地盤、有錢、有兵。就在這無兵無權之時，誰知天外飛來財源；中山忽然無中生有發了一筆兩百萬元的橫財。

讀者之中可能有人對拙文文題，首先便要提出異議——為什麼不用「孫中山」之名，而要用個並不太通俗的「孫文」呢？這點，我得首先解釋一下：我們寫歷史的人，對所討論的足以永垂史冊的歷史人物，應該用他在歷史上活動的本名，不該用那些後來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寧原姓烏里揚諾夫，但是他在歷史上所發生作用的名字，則是他的化名「列寧」。史書上、檔案中但見「列寧」而不見「烏里揚諾夫」，所以歷史家就該用「列寧」。愛新覺羅．溥儀，民國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統」，或「宣統皇帝」，但是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溥儀」。曾國藩在清朝的謚法是「曾文正公」，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本名。國民政府給予孫文的謚法為「國父」，寫歷史的人也不應該用謚法稱謂。秉筆直書的史家如用謚法稱呼，就只能寫歌功頌德書，而不能寫史書了。

我國的滿清皇朝到十九世紀末年，實在是氣數已盡，無法再繼續下去；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擊中要害，它會無限期地苟延殘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錯誤，便是他沒有抓住這個主題，而亂搞其不急之務的「天父天兄」，終至身死國滅，為史家所笑。他那時如只搞單純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風披靡了，「中興名臣」云乎哉！

但是過去六十年的史實告訴我們，孫中山「以俄為師」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國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學來，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統一之用。統一之後的中國是個什麼模式，孫中山也只是說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論——事實上，國民黨六十年來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訓」過「政」呢？到目前為止，國民黨自己還不是在繼續「受訓」嗎？

有金錢、有「法統」、有武力，孫氏遂浩浩然南下廣州，割據自立。然搞法統的國會人數不足，乃只好組織個「非常國會」和「中華民國軍政府」，舉孫氏為大元帥，開府廣州，以與北京政府分爭帝國主義唾餘之「關餘」，同時亦與北京政府作法統之爭——對列強自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強承認。此一南北兩個實力派政府之對立，孫氏實是始作俑者。此一國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讀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歷史家實難下筆，今但言其事實而已。

「中山」一名的真正來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說他一度用過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說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貶抑中國的意味。梁啟超（同治十二年至民國十八年）在本世紀之初，與孫氏作保皇與革命鬥爭時，向康有為（咸豐八年至民國十六年）作報告，亦偶用「中山」一辭，亦似有不敬之意。

3、他有套合乎邏輯、言之成理的「主義」，頗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

中國是否應該隨同美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呢？中國學術界、輿論界、國會議員、各政團，乃至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都發生了意見分歧。分歧的焦點，有的是出於意識形態，有的是由於政治利害，也有少數人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或以之為藉口。這種爭論在民間的問題不大，在國會裡也不太嚴重，但是鬧成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府院之爭」，問題就不易解決了。

總之，中山在民國初年是個勇於內戰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標，也和其它主要軍閥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統一」初無二致。

「孫中山」之名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稱為「中山先生」的這位先生本人，卻一輩子未嘗自稱為孫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來個，但是他在歷史上活動的名字則叫「孫文」。他自己生前所習用的，以及有關於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孫文」。

這一場護法運動的南北內戰，南方比較站在下風。第一，他們（如陸榮廷、唐繼堯等）在中國政壇上本是割據自雄的地方軍閥，原無藉藉之名；第二，他們彼此之間也互不相讓，群龍無首，引不起國人尊敬。這一下，乃予久居滬上著書而靜極思動的前臨時大總統孫文以可乘之機。

胡適是位學者，寫文章看政事，難免天真，故有惋惜。誰知文章不與政事同，那時捲在政治漩渦裡的當權派袁世凱和孫文可不是這麼想法。他二人都深深體驗出，解決中國問題之道，捨棄槍桿出政權，武力解決，打出個「寡頭政治」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別無他途可循。所謂議會政治在當時中國是不可能實行的。hetubook.com.com

黎元洪是依憲法當選的副總統，遞補為大總統。在那個干戈擾攘、法制蕩然的時代，他是沒有太多實際權力作後盾的，而段祺瑞則是北洋軍閥實力派的首領。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府院之爭」的是非曲直，歷史家很難遽下定論。照理說黎元洪既是上級，他對國務總理這位下屬原可依法撤換。但是他忽視了中華民國並不是個法治國家。當國務總理段祺瑞於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職」去津之後，擁段的各省督軍不服，乃鬧成各省督軍所組之「督軍團」對黎大總理實行杯葛。黎氏在實力派中本是個孤家寡人，遭此打擊，慌了手腳，乃於六月初邀請時任十三省督軍團團長的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張勳應命於民國六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辮兵」入京。張勳是留著長辮，有「磕響頭」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調停「府院之爭」，卻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統復辟」的鬧劇。誰知這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帝王專制，在此時中國人民心目中已毫無留戀餘地——「張勳復辟」引起了全國有發言權的各種實力派的反對。在這「反對復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國務總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為弄潮兒。他於七月初率軍西上，搞出個剿滅張勳、二度廢帝、再造共和的「馬廠誓師」來。

既然時代已不允許再出個皇帝，則「建立民國」就必然成為另一時代的主題。問題是建立哪一種模式的民國呢？以孫文為理論骨幹的革命黨人，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當時的「美國模式」。美國那時因搞資本主義而出了毛病；以亨利．喬治（Henry George，道光十九年至光緒二十三年）的理論為基礎的一些社會改革家正在鬧一個叫做「國民運動」的社會改革。

事緣民國三年歐戰爆發，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組參戰內閣；大隈與日本政客犬養毅為故交，而犬養毅又為中山舊友。中山乃因犬養之介與大隈接觸，並於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維大隈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勸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孫氏返華當政，當讓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軍事與經濟上之特權。

吾人如熟讀中國的《國父全書》和俄國的《列寧選集》，便知從孫氏在民國二年改組國民黨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經和列寧大體一致了。在民國六年之後，列寧一舉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並趕走了四圍入侵的帝國主義勢力，孫公不免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正是列寧所搞的「領袖獨裁」、「職業革命家」等教義的精華所在。孫的思想也是列寧的具體而微。兩人思想既屬一體，兩人行為原可一拍即合。列寧成功之後，孫氏面壁九年，始大徹大悟，乃盡棄所學而學焉——一語破的：以俄為師。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蔣介石半途而廢，毛澤東則青出於藍。

1、他有十餘年之久的革命歷史和位至總統的國內外聲望；

根據長期研讀中國近代史的心得和長期居住於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體驗，筆者於民國四十九年曾發表一篇論文，曰〈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在拙文中，我認為近代中國從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逐步走向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發展程序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循序作波浪式前進的。中國要現代化，就要通過許多次險惡的波濤，然後才能風平浪靜，漸次走向富強康樂的太平盛世。

中山雖無錢無兵，卻心心念念要學段祺瑞來用武力統一中國，參加內戰，並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結果終中山之世，他連個母省廣東也未能統一；由於他的號召而赴粵「就食」的客軍，卻把他的母省故鄉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可是中山對打仗興趣之大，枉顧民命，簡直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當民國七年廣東督軍莫榮新與之齟齬時，孫氏竟登上軍艦要砲轟督署。那艦長為了怕傷及平民，不願開砲，孫公大怒，竟親自操砲轟之——這恐怕是民國內戰史上，主帥親自開砲的唯一例子吧！至於傷及多少無辜平民，那就史無明文了。

二十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作者個人如今亦已兩鬢披霜。但是把民國四十九年以後，國史上所發生的事實，再為昔年拙文作補充註腳，則益信當年管窺所見而提出的「假設」，有其史學上的真實性。因此不揣淺薄，再次以一管之見，對孫文先生之思想的發展過程，從宏觀著眼，加以檢討，來闡明孫氏思想之發展亦有其配合時代前進的「階段性」。孫文之幸運和偉大之處，便是他居然能兩度掌握主題，並和-圖-書從而領導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兩個極重要的階段——那個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蘇聯的「聯俄容共」。

由民族革命從而建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現象。一部現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諸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史；它也是工業革命初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亞當．史密斯（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五年）撰寫的《國富論》中所論之「國」，便是當時在英格蘭小島上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建的英國。美國革命時期的十三州，事實上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其後擴張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國主義，才對其它民族兼容並包的。

在袁世凱帝制失敗暴卒之後，孫文又捲入一個鬧成南北大分裂的「護法運動」——自此以後，中國就一直維持了南北兩個政府，無法統一以至於今日。

民國三年歐戰爆發以後，日本人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真空狀態，向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當時是國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貿然拒絕，只有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當時身任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身份的顧維鈞，暗中洩密，以引起國際間的注意和奧援，甚或干涉。

孫氏得此秘密賄金，乃如魚得水，重入政壇。在此之前，孫蟄居滬上，無尺寸之土，無一刃之兵；舊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機販賣股票，作個人生計。原來擁孫之政客武人，對此失勢元老早已失去興趣。但是孫氏頓成巨富，則一切均因之改變矣。

「以俄為師」這口號是孫中山叫出來的。他抓到「武力統一」這個主題，最後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統一的方法。他找出這法則來，雖無緣及身而見其成，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卻接了下去做。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蘇維埃政權」時代，毛澤東的「槍桿出政權」的法則，在其著作中也講明「蔣介石是我們的老師」。

1、孫、袁二氏俱對議會政治絕望，認為非個人獨裁不能起民於水火；

整整一個世紀快過去了。今日我們讀歷史的這批後知後覺，來翻翻滿清末年的老帳，覺得孫文這一派所抓到的實在是那個時代的主題。當時在海外定居、留學的小華僑和留學生如孫日新（中山學名）、楊衢雲等，對這個主題均已洞若觀火，可是國內的知識界則尚見不及此。

所以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便是一個美國模式的民國。那位一輩子崇美的胡適先生對這個「民國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終於崩潰了，胡氏還惋惜不已。

4、他有個鬆散的，但是畢竟存在的政黨。

舉一、兩件孫文獨斷獨行的小例子，便可見其餘：

最近三十年來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尋中山「以俄為師」和什麼「三大政策」的本末。從公開史料到中俄秘檔，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其實這些雞毛蒜皮的小考據，都無關宏旨。

2、他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知識的政治領袖；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在通過這些不同的「階段」時，各個階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參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不是根據工程師的藍圖，一層層造起來的。

但是從實際政治來說，中山卻有極多的弱點。他沒有兵、沒有地盤，更沒有錢。孫中山革了一輩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兩件要事。第一是籌款；籌款的對象是華僑。但雷聲大雨點小，他並沒有籌到多少錢。他加入過地下幫會的「致公堂」，但對這個充滿「老朽昏庸」的幫會卻失望之至。第二是除掉少數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買僱傭兵（尤其是護法之役）去替他打仗。而這些僱傭兵如滇、桂、川、湘、粵諸地方武力，其素質之差，遠不如以袁世凱「北洋新軍」為班底的直、皖、奉諸系。

以孫文為精神領袖的「驅除韃虜」這個模式的「革命」，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洪武元年，鳳陽人朱元璋就照樣的驅除韃虜、建立明朝。朱元璋的問題不大，他把韃虜驅除了，按照傳統模式，做個「開國之君」，則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可是這同一型態的民族革命，發生在宣統三年，問題便複雜了，因為它發生了韃虜被驅除之後的國體問題。「帝制乎？共和乎？」無論帝制論者是怎樣地能言善辯，二十世紀的世界潮流是不許任何人再來做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