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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攏，已把長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後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後，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幹法。咱中國人知識分子是歡喜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無派之人，一經捲入「黨派」，還要再製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分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都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員，他同時也是「青年黨」或「民社黨」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牴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中山於一九〇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並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願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麼命呢？真是可歎。因此在一九〇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隻地住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在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個《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誌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捨棄「第二種忠誠」而和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並未消失。那些後來不願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係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係。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選「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分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原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識人不廣，這一下就和他的副黨魁黃興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裡去的。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光緒二十一年與光緒二十六年）之後，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個循規蹈矩的聖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雲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後來竟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於一九〇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門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裡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來保和圖書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分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大清政權維持不下去時，則「寧贈友邦，不與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裡說出的呢？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巨款，據說有八千佛郎（亦譯「法郎」）之多，並約他即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迴路轉，中山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個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歐洲的香餑餑了。

中山先生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友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同治十三年至民國五年）。「老孫」（同治五年至民國十四年）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麼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於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的斯諾、史沬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同盟會」是怎麼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它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幹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後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撇開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於光緒二十九年除夕（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五日；一說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光緒三十年秋成立於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員有徐錫鱗、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光緒三十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後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幹。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分別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係」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武昌起義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團體出現如「共進會」、「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https://m.hetubook.com.com、《春秋配》一類的戲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台」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麼中國人呢？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個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的一條「龍虎」。只是在一九〇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就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裡呢？要言之，則以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這兩個混帳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地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佈「中立」。

現說現賣，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於講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向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砲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在東京的兩萬名中國留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以千萬計的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從此確立了。

至於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意興不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於一九〇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後，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也以太炎接編而身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極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Ｍ.Ｄ.學位的老留學生。（其實孫文並無Ｍ.Ｄ.學位，但是那時的留學生都以為他有，孫公亦未嘗自謙。）那批鬥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https://m.hetubook.com.com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但是這些革命社團，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麼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只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麼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衝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衝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不幸後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勳，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只給了些低調的認可。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鬍子。他為這位民國的cofounder老泰山明怨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日台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雲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中山的歷史功勳如只限於同盟會那一階段，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後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和性質。

孫、黃二人晤面之後，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蓬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幹勁沖天的小「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內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傑。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個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於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裡。他們個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於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會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吧）的，有名的「大砲」。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地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地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嗚呼？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後，已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的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的嚴重性，已不限於「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雲湧。少數愛國者甚至不惜採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ｈtｔps://m•ｈeｔｕｂoｏk•ｃｏｍ•ｃｏm暗殺滿清當道。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光緒四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於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鹹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孰知好景不長，《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巨款一萬五千元，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巨款（留兩千給《民報》），便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不得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麟、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後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後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員，並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的也難下筆了。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攏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在社會成分上，並沒太大分別。只是光復會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一個星期之後，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阪區一家市民住宅裡，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干涉，會名中刪除「革命」二字。）

這時中山自覺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當局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者。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後，立刻就變成《民報》的台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雲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的對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讚歎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並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黃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麼「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分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的那件黃袍。並且苦口婆心、任勞任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後來的中華民國。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〇三），中山在日本還只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於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銀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和*圖*書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宸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動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旅歐中國學生何以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簽訂之後，全國上下還寄望於康有為、梁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孰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餘，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紀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吧！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年，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佔了膠州灣；它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後人，一下也就霸佔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範圍」；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獨裁海珊，還想「收復失地」——併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裡由得他呢？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丑」（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辭，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幹戶。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哼哈二將。

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幹戶。他們在入盟之前並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鬥到底。這種單幹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光緒九年至民國三十三年）和胡漢民（光緒五年至民國二十五年）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光緒二十八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在光緒二十四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糊塗的慈禧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質高貴、大義凜然的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條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