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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袁政府還有個特殊現象，雖只是個歷史性的承繼，與袁本人無關，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來在前任孫文政府裏的首席部長，原是陸軍總長。那是軍事第一，革命時期的革命內閣的組織。如今唐內閣則是國家恢復正常之後，依法（包括對外條約）行事的和平內閣。為贏得列強對民國的承認，則民國政府就不能做違反國際條約之事。在前清中國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長，原是外交部長。因為這是那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上明文規定的。那時列強由於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組織的中國政府，為便於隨時可與中國政府辦其交涉，他們要求把外務部提升為首席部。外務部尚書等於是內閣中的第一副總理。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那個風雨飄搖、變化無窮的中國政府，隨起隨伏，都無損於他們的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國官僚又何敢說一個不字呢？因此在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裏，外交總長也是內閣裏的首席總長。其後，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兒戲，而做外交總長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閣揆」；甚或實授閣揆了。像後來的陸徵祥、王寵惠、顧維鈞，都做過內閣總理，就是這個道理。

袁總統既無心依法行事，放棄實權，實行真正的內閣制；唐總理因此就只是袁總統的一個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揹其黑鍋，不但任其勞，還能任其怨，像周恩來那樣，鞠躬盡瘁，和其稀泥，死而後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掛冠而去，那只有悉聽尊便了。所以唐總理就職不過三月，就真的掛冠而去了。不過話說回頭，在那種極權政治之下，像周恩來那樣，被折磨得四癌齊發，活活累死，畢竟是善終床上，就還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揹黑鍋，最後還要被殺掉滅口，像後來的趙秉鈞、林彪那樣，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據說唐紹儀在掛冠之後，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說服，擲刀而去。後來的趙秉鈞和林彪就沒那麼幸運了。此是後話，到時再說。

司法總長：王寵惠，字亮疇，廣東東莞人，三十一歲。

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字慰亭，河南項城人，五十三歲。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

再者，那時搞外交的職業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國際背景。他們平時以純技術本領，徘徊於中國各實力派政團的夾縫之間，干祿公卿，等候雇用。那橫行中國的軍閥們，誰都不敢開罪他們，有時還要倚賴他們來尋找通洋之道呢！在那個時代，中國國內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革命政權），都不惜喪權辱國，也要盡力尋找國際路線，以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時代，知道這項內幕運作的專家，莫過於三朝元老的顧維鈞先生了。他腹笥之廣，筆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顧公本人也捲入其中，未便暢所欲言。然筆者每從旁代為點出，顧公亦微笑頷之，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嘛！筆者當年亦曾把他們的故事，盡量加以發掘，並寫入《顧維鈞回憶錄》的英文原稿。不意這些故事後來竟被核稿人通統刪除，因為萬頁原文已嫌太長，容納不下題外之言，為之奈何哉？

宋教仁於民國二年二月一日（農曆癸丑臘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動身，經長沙、武漢沿江東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視察黨務。斯時國民黨選戰大勝，黨員士氣高漲，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昇。所到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宋亦隨地演說。然宋氏所講內容則與中山迥異。中山只是宣傳他自己的主義，不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修建鐵道。宋則側重於政論，批評國事，討論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強黨務，宣傳奪權。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演時，宋竟赤|裸裸地批評袁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說「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講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當前政府說得一無是處，其所以然者，皆為不依法行事的惡政府的惡政有以致之。總之，宋的主旨是要「產生純粹的政黨內閣」，總統不負責任，國會應先制憲，再依法選舉總統。其措辭之激烈，主張之絕對，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英、美政黨的政治演說，亦屬罕見。因此宋之黨中同志便為他的安全擔心，而宋少年氣盛，不以為意，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也。（關於宋教仁這些組黨和演說的史料，吳相湘教授寫的《孫逸仙先生傳》和《宋教仁傳》所引均甚詳盡；宋氏遺著和國民黨黨史會、國史館的出版品，如《開國史料》、《史事紀要》和《革命文獻》等，保存得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關於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歷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讀史者，都很難下絕對性的定論。「虛君」這個制度，原是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套紙製枷鎖，來鎖住袁世凱這個實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勁，把這些紙枷紙鎖，撕得粉碎，你說孫悟空「違法」，豈非不切實際的書獃子之見哉？如今八十六年過去了。我們回頭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軍閥們甭談了，就談孫中山、蔣中正、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傘」？他們撕掉的紙枷紙鎖有多少套，還能數得清嗎？如果孫、蔣、毛、鄧這個四人幫，也都是一字號的大猴王，我們怎能獨怪老猿（袁）呢？

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只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在熊氏與六國銀行團交涉外債時，他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老唐無法再幹下去，再來個王芝祥案作導火線，總理面子掃盡，老唐就「失蹤」了……。王芝祥，直隸人，原是清末廣西巡撫，附義革命，與同盟會比較接近。此時直隸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為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唐總理乃簽請袁總統加委。袁已同意。後來忽然改變主意，未經國務總理依法「副署」，便逕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兵，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這一來，民國政府就法制蕩然了。袁總統既然「和尚打傘」，唐紹儀不願做周恩來，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蹤，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顧維鈞先生曾告訴我，他民國元年回北京，第一次見袁總統時就碰到他二人為此吵架。

南京留守原是個不堪收拾的爛攤子。辛亥革命雖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並沒有打過幾場熱戰，但是卻把個處處有啼痕的東南，弄得遍地皆兵。他們都自認為是對革命有功的開國革命軍，自然也包括我們安徽拿兩個鹹鴨蛋就光復了蕪湖的一批革命小將。那時的東南各省是遍地黃花開。你如能聚眾三兩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時甚至氾濫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軍既不來「剿」，他們彼此之間為著爭地盤，往往就互相砍殺了。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闓殺了焦達峰；在武漢，黎元洪假手袁世凱誘殺了張振武，都是當時革命陣營中自相殘殺的例子。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臨時大總統在就職之後，也急於要做正式大總統；那時中央與各省的大小政客和黨人，也看好將來的國會，認為是英雄用武之地，急於要參加這項近在目前的國會大選。因此當中山還在作其講演旅行之時，中央與各省為著籌備這第一次國會大選，都已在緊張地進行之中。

上述袁、唐新內閣的另一特點，便是黃興所主持的所謂南京留守了。近百年來的中國湖南省，出了兩位最為可敬可愛的、偉大的軍人政治家。一個是湘潭彭德懷（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個是善化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懷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產黨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這是當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會否認的。容當續論之。其實辛亥革命前後的黃興，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後在國民黨政權中，相繼當權的廣東幫、江浙幫和閩南幫，以及所有國、共兩黨的官史家，都過分地揚孫抑（ignore）黃，而頗欠公平。若論「歷史地位」，黃不如孫，是理所當然。但是孫、黃之間的距離，則遠沒有國共兩派的歷史家，所拉之長也。曲筆氾濫，埋沒黃公，是很不應該的。今日談談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職責，再及其他。

孫大總統在得到蔡專使的報告之後，遂咨請參議院審議，讓袁以電報向參議院宣誓，在北京就職，然後整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總統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電報抵達南京，再經孫總統咨請參議院認可，袁世凱就於三月十日在蔡專使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留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後再「解職」。因此，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周時間裏，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但是二公在歷史上的表現，孫公的泱泱之風，就遠非袁公所能望其項背了。雖然袁公那時在國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還在孫公之上呢！

農林總長：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三十歲。

長話短說，黃興那時在南京留守任內，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樣收拾這個爛攤子，遣散這些爛部隊，好讓革命後的國家有個喘息的機會，來從事和平建設。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黨如今打了天下，在積極方面，他們有建設國家的任務；消極方面，他們也有參加朝政，甚至升官發財的和*圖*書權利。誰知他們打了天下之後，革命果實竟被個前清老官僚一手攬去。當初的革命者在孫總統解職之後，竟弄得四大皆空，失業遍地。如今黃大元帥既然還「留守」在職，南京應該是失業革命家和相關人士謀取一官半職的帥府。因此求職人士擠滿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舊時代的書信格式是每頁八行），黃留守頭大如斗。求職者揮之不去，只好登報聲明，不能徇私，無職可給。

這國會中只有羅漢而無觀音，當時曾有少數女權主義者來鬧場，爭取男女平權。不幸那時去古未遠。男女之間尚有其授受不親之大防。女權轉型尚在爭取小腳放大時代。女強人中不但出不了呂秀蓮、陳文茜，連男議員們所共同欣賞的甚麼「國大之花」之出現，這時都還為時尚早呢！他們鬧了一陣，未鬧出結果來，也就算了。

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可能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後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

再者，這時因為國民黨選戰初勝，若干黨員難免驕縱，有的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這簡直就是變相地對袁總統搞不流血的宮廷政變。筆者在「晚清導論篇」曾敘述過當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惡有惡報，怎能時才轉眼，現在又輪到自己來現世現報呢？因此老袁聞報變色，也就不難想像了。袁本不怕孫而怕宋，為著安撫宋氏，他先擬用古典方式加以收買。當宋教仁從唐內閣中下崗時，有意還鄉退休，袁曾藉口贈宋五十萬金以維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見吳著孫傳引陳旭麓主編之《宋教仁集》，下冊，頁四二六）。更早時，袁曾送教仁一本某銀行空白支票簿，請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後，即以原簿還之（見李劍農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二八二）。袁之對宋，可說是英雄識英雄，優禮備至，而宋不為動，袁就暗藏殺機了。宋公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頂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時臨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凱這個曹操，小視了一位正人君子了。當然宋氏道不得行，終以烈士亡身，而貽亂民國，也有他的缺點。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卻是末流的政客（a 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廟堂大政，豈可學小政客的意氣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為宋君拭淚也。

孫公此次演說旅行是從上海開始的，嗣徇武漢黎副總統之約，溯江而上，經南京、蕪湖、安慶、九江而至漢口、武昌。四月初的長江中下游，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香的季節。遊春士女，聽眾如雲，盛況空前，自不待述。孫郎講演宴談十餘場，主人雖隨地改換，而客人演說內容則一也。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這時孫中山應袁總統之約，在首都作客，於前一日剛抵北京，當天也出席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絕大多數，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黨中央乃決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政黨之黨魁，鋒頭之健，氣勢之高，真是一時無兩。

黃留守官署，這時估計，要遣散三十萬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餉」（遣散費），非二百五十萬兩不可。留守府哪有這筆鉅款呢？依法報請北京國務院索餉，初上任的唐總理也兩手空空，除舉外債之外，別無財源。但是外債又豈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強為著築路開礦謀取特權和厚利，原有所謂「四國銀行團」（英、美、德、法）和「六國銀行團」（另加日、俄二國）之組織。這些列強對中國原來是要搞領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國要拿西藏；俄國要拿新疆、蒙古、滿洲；日本要拿南滿和閩南……。但是他們彼此嫉忌，分贓不均，弄得各國勢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兩國因而推動了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列強「利益均霑」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樣，義和團雖殺了洋人，闖了大禍，引來八國聯軍，最後我們竟能只「賠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鴻章辦弱國外交的一個奇蹟吧！（不幸的是，那個比臺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後還是被蔣介石斷送了。無知而獨裁，始有此誤國誤己、誤華誤蒙的荒謬行為，言之可歎。以後當續論之。）

袁世凱對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以及抓權、抓位、抓錢、抓軍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雖然經驗老到，他對群眾工作，以及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制議會這套新玩藝兒，他就顯然是外行了。正當打發孫、黃乘花車作萬里巡行之時，國會選舉已進入高潮，在宋教仁親自策劃與領導之下，國民黨得三百九十二席，大獲全勝，國民黨的反對者雖也分分合合一番，組成民主、共和、統一三黨以為對抗，然三黨得票總數，卻不及國民黨票數的三分之二，不能影響國民黨的既得多數的全勝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聲聲，要組織個清一色國民黨的政黨內閣。這一來，則這個政黨內閣就真的呼之欲出了。（關於這次國民黨籍當選參、眾兩院議員的全部名單，讀者可參閱張玉法著前書，頁五三一～五六六，附錄二，兩院議員表。）

教育總長：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紹興人，四十四歲。

根據唐紹儀的資歷見識和人際關係，他倒是個很理想的責任內閣的首相人選。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經驗和訓練，他和袁總統的長期友誼，也贏得袁的高度信任。孫前總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幹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請加盟。唐也在一片熱烈掌聲中，於三月三十日，由黃興與蔡元培介紹，宣誓加入同盟會。因此唐內閣也可算是個同盟會（後來擴充改組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了。有唐內閣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竟然連三個月的壽命都維持不了，則民國政府的問題何在，便不是歷史家三兩篇文章，就可以說得清的了。容當慢慢深入探討之。

總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組黨，入黨，毀黨，造黨，分黨，合黨……。一言以蔽之，萬變不離其黨，才是入朝為官的不二法門。據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後，不期年，寶島便出現小黨一百餘個之多。民初國會選舉時，據吾友張玉法院士的考據，大陸上竟有大小政團六百家（見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頁三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當時政論家黃遠庸之言曰：

袁氏派孫去修築鐵路，顯然是投其所好，給這個革命領袖找個優差肥缺，安頓下來，免得他繼續革命或重新造反。誰知孫公是個誠實的愛國者，他把袁總統的美意當真，乃向中西媒體正式宣佈自己今後的使命之後，就認真地幹起來，袁總統也特授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設總部於上海。袁世凱並把他當年為慈禧太后「回鑾」時，所特製的豪華「花車」，撥給孫總理專用，以便巡視全國鐵路現狀；同時更飭令各地地方官，對巡視路政的孫總理作盛大招待。黃興同時亦受任為「漢粵川鐵路督辦」以襄贊孫公。這是袁世凱這個老官僚的混帳之處。語云，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孫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聳恿之下，孫公竟率領大批失業黨人，乘了豪華專車，向全國「視察」去了。等到後來孫、袁交惡，當局要清查鐵道公司的帳目，始發現鐵道一寸未建，而視察公帑卻浪費百十萬兩。政府就要下令通緝了。此是後話。

這記兵變是袁某授意的呢？還是歷史上另一個「偶然」？歷史家聚訟至今，仍無證據可下正確結論。據張國淦當時得自徐世昌的絕密消息，兵變原是袁克定的陰謀，想以「黃袍加身」的辦ｗwｗ•ｈeｔubooｋ.ｃｏｍ•cｏｍ法，在皇城劫持溥儀，逼乃父稱帝（見張氏遺著《北洋述聞》，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書店出版，頁四一～四四）。張氏當時曾是唐紹儀的隨員，後為黎元洪謀主，其後並在內閣迭任要職，見聞甚廣。然此說在當時雖甚流行，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另據各方目擊者記述，以及後來史學家，如吳相湘教授等的嚴密考證，皆一致認為實非袁之預謀，只是此變，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對袁之政治安排，卻是變得其時也。本來民國之奠都何處，縱是革命黨人，亦意見不一。南京孫、黃一派，雖力主奠都南京，漢方實力派的黎元洪、滬方光復會分子章炳麟等，甚至臨時參議院內的投票紀錄，以及掌革命黨本身輿論的《民立報》都主張建都北京。現在袁既不願南下，再加上個兵變，奠都北京就變成歷史的「必然」了。

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且看今日的臺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於未然，為免革命後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采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於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關於孫氏這一系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民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治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臺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胡秘書、汪外辦、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並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後，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當然一個宗教家和政治哲學家，必須有殺身成仁的自信，才會產生信眾（followers）。中山不用說對他自己的這套「主義」，那真是生死以之，篤信不移也。在他的啟蒙之後，其後半個世紀，氾濫成災的「左傾幼稚病」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寶貴生命。筆者曾撰有專文試論之，我國自辛亥以來，國、共兩黨以次，幾無一革命政黨而非社會主義之政黨也。在他們的排山倒海的影響之下，有血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筆者自己在內），幾乎無一而非社會主義青年也。他們對所謂「社會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說也到殺身成仁的境界。孫公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的自信心，當然更是終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說三民主義是他「發明」的。那是出於一個革命家堅決的自信心。但在不疑處有疑的歷史家看來，則馬志尼、俾斯麥的「民族」，傑弗遜、盧梭的「民權」，亨利佐治的「民生」，都只是那時西方的新潮思想，其來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發明；但是中山則有其啟蒙和振聾發聵之功也。）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必然會搞出個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些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來？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近百年來的世界和中國歷史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有甚於資本主義。老革命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竟至瞠目結舌，悔恨交加。中國共產主義之父的陳獨秀教授，為此賠上了兩個兒子寶貴而無辜的生命；自己臨死之前也開始懺悔，胡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若是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為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

讀者讀到這一類的歷史故事，可能的反應是不相信這些故事，實有其事。如果確是事實，則這些歷史製造者，豈不是太下流了。其實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類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資治通鑑》裏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實。它之發生於近代的中國政壇裏，那就是「轉型」的問題了。從帝制轉民治的要點，便是把「無限制權力」（unchecked power）轉成「有限制的權力」（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這項轉型還未轉得乾淨之時，老的魔鬼繼續附身，就是難免的了。袁世凱後來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纏死的。

至於全國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萬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萬之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為一屆，三年一選。選舉法分初選和複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定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八百四十一人；當時媒體戲呼之為八百羅漢（見上引錢端升書。原檔載民國元年發行之《政府公報》六月份以後各期；最近複印彙編，見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北洋軍閥，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以下簡稱《北洋軍閥》，武漢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初版，頁六八〇～七四七）。

話分兩頭。這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後，無官一身輕，率領了青年子女孫科、孫琬，和隨從的胡秘書、汪外辦（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廖仲愷夫婦、章士釗夫婦，以及新從美國畢業歸來，年輕貌美的英文書記宋藹齡女士等，男女數十人，浩浩蕩蕩，四處遊歷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丰采，輒至萬人空巷。孫郎此時微近中年（四十六歲），西裝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擁之下，玉樹臨風，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當如此也。相形之下，這時在南京弄得焦頭爛額的黃留守，就只是個整日拖拉的騾子和垃圾夫了。勞逸懸殊若此，亦命也，運也夫？

事實上孫之讓袁，原是不得已而為之。政治是最現實的。既讓之又想嚴密控制之，就是一廂情願了。因此專使之無法達成任務，也就不待智者而後明了。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專使團是由教育總長、德勝於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進士領隊的。團員計有宋教仁、汪兆銘、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宸組、曾昭文、黃愷元等八人。專使團由孫大總統於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紹儀自滬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謁袁，懇談，歡宴。袁似無拒絕南下之意。蔡專使亦甚樂觀。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發生兵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大街鬧市之中，槍聲劈啪，火光燭天。變兵且破門突入專使行館。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顧，分別越牆而逃，嗣經西人保護，輾轉逃入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始倖免於難。此變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這一來，袁乃據為口實，婉拒南下。蔡專使等白面書生，驚魂未定，也就電報孫公，不敢相強了。

陸軍總長：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歲。

副總統：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四十八歲。

中山返滬後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內閣的忽然倒塌，總理大人棄職「失蹤」（六月十五日）。袁總統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總長陸徵祥繼唐組閣。唐閣既倒，同盟會在唐內閣中的骨幹分子宋教仁、陳其美、蔡元培也就跟著下崗了。蔡公原是個無關痛癢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飛揚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見上節附註）；手握兵權、黨權，虎踞上海的陳其美，始終就沒有北上就職。如今宋、陳二人既然總長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黨，把同盟會擴大改組為國民黨，然後來搞他個「政黨內閣」，大幹一番。

大略言之，袁和孫的不同之點是，孫專好搞理想；袁則專要抓實權。袁的錯是他貪得無厭，做了終身總統，還要做皇帝，這就不是個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眥必報，絕不中途罷手，與人為善，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孫、黃的革命派鬥爭時，在黃留守、唐內閣雙雙垮台之後，同盟會在中央政府之內，可說是掃地出門。袁對他們是連個冷衙門，也不留一個。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會員只分到粵、皖、贛三省，實力微乎其微也。袁總統和當今的李總統一樣，不把老Ｋ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會在一敗塗地之後，他們想捲土重來，就只有寄望於唯一出路的國會了。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為黨，遂即鑄成千奇百怪之黨，蔓延於國中；乃復演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黨論，或譭謗政黨論，以相攻於一隅。於是乃有黨與黨之爭，有黨與非黨之爭，更有一黨之中一部分與一部分之爭。（同上，頁一三，引《遠生遺著》。）

袁公就職後，孫總統乃於翌日公佈採行法國式責任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總統遂依法於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紹儀為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並負責組閣。同月二十九日，唐總理乃向南京參議院提出新閣人選。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後，袁唐新政府乃正式確立。南北一統，四月一日，孫大總統遂正式「解職」。今且將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構，列表於下：

財政總長：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人和_圖_書，四十二歲。

長江之行中期，袁總統亦曾專使盛約孫前總統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鄉心切，期以他日。項羽霸王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孫公於四月中離漢赴滬；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州，二十五返廣州，繼續在歡迎會上講民生主義。二十七日返香山故鄉晤盧夫人。六月中在廣州繼續其平均地權之演說；月底經香港返滬。蓋中山雖功成身退，而對「政治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之理想，卻自成體系，甚欲有以實踐之也。

就正當國民黨成立，鑼鼓喧天之時，中山也正與袁總統日夜盤桓。孫公留京一月，竟與袁晤面達十三次之多。且多為二人之密談，有時只總統府秘書長，有「財神」諢名的梁士詒在座。根據梁氏後來的報導，《國父年譜》（一九六五年，台北黨史會編印）記載說：

先看看唐紹儀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是怎樣個人。唐紹儀（一八六〇～一九三八），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的小同鄉，長中山六歲。他二人在近代中國政治上雖都位至極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識，亦無往還。民國成立之後，二人始漸成莫逆。紹儀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買辦，認識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閎在清末同光之際主辦幼童留學時，時在香港讀英國學校，年僅十四歲的唐紹儀便被選入第三班，於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國入學。紹儀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歲時在哥大讀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畢業，清廷嫌「幼童」過度西化，乃悉召回國。翌年唐遂奉派隨總理衙門洋員、德人摩倫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鮮，為韓王整理財政，頗有成績。時袁世凱（年二十三，長唐一歲）亦剛隨軍入韓，是為二人訂交之始。嗣後袁氏在韓一帆風順，做了「小欽差」（故事在筆者論袁前文中，曾有詳細交代，不再贅述；參見拙著《晚清七十年》，卷五，第二章），唐氏則緊跟其後，做了小欽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與財政。其後袁氏在清朝政壇不斷升遷，唐亦隨之水漲船高。在外交、金融、鐵道各部門，迭任要職，終至郵傳部尚書、奉天（今遼寧）巡撫等一品大員。迨袁被攝政王開缺，回籍養病，唐亦不免。至袁氏東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議代表」，已詳誌於前一章。如今袁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唐之官拜責任內閣之首相，也就順理成章了。

宋教仁在完成國民黨建黨之後，忙裏偷閒，曾於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時也是無官一身輕，暫息仔肩，優遊桑梓也頗享林泉之樂。誰知這時國民黨捷報頻傳，各省黨員都摩拳拭掌，躍躍欲試，希望遯公出山領導，郵電飛來，終日不絕，宋氏在鄉下也就待不住了。當宋府家人正在預備慶祝農曆新年時，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別妻，再上征程。

孫去袁來。袁世凱是於二月十五日——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後三日，也是孫文大總統向參議院正式辭職後一日，由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在南京全票選出的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筆者在前一章已提過，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國會，決定國體，然後由國會選舉他做總統。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黨的總統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樣盡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現在也只有通電接受革命黨參議院所推選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職，你得接受他們所通過的實行內閣制的約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決定了。袁對做總統的法律根據，暫時不敢提異議，對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離山，袁世凱何能離開北京呢？南方就決定派遣迎袁專使，迎袁南下。

舉例以明之：袁公就職之後，立刻便頒佈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參議院同意，二需內閣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為之者，顯然是故意表示，他目無參議院與前任孫公也。這就缺乏大政治家應有的風度了；甚至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孫公頷之，未與計較，並咨請參議院「追認」之，未動聲色也。（有前總統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內閣之副署。）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風度了。這只是個個人的小意氣，法律程序上，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讀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見微知著；不謹細行，終累大德，袁公後來之身敗名裂，都可於此等細微人品中見之。執簡者，能不慨然？嚴肅的讀者或許認為這只是因為袁之缺乏現代法學常識，而非故意藐視孫公也。實際並非如此。原因是這時唐紹儀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側，足備諮詢也。證諸後來史例，此時唐紹儀顯然曾大力勸阻，而袁氏不為所動也。是耶？非耶？一個政客每好逞一時之快，而罔顧死後遺臭歷史，是愚不可及也。當政者應知生前自律才好。

這個唐內閣不用說是個袁大總統的欽定內閣。其實權如外交、內政、陸海軍、財政和交通，都是一字號掌握在袁記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凱統治下，無關痛癢；縱在後來蔣、毛二公治下，也痛癢不大，落得做順水人情，統戰客店。

國務總理：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人，五十二歲。

法國的路易十四，搞君權神授，說朕即國家，被歷史家罵了數百年之久。試看咱中華統治者，自秦始皇以後，哪個皇帝，不認為他的皇權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國的二十四史裏，國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國家這個概念，在皇帝這一名詞還未出現的春秋時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國古代的「天子」，除授命與他的「天」之外，誰也不怕。為使皇帝也有所畏懼，聰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災異，都說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約束他自己的行為，庶幾免遭天譴。宋神宗時代，富弼為宰相時，就有人告訴神宗，災異是自然現象，他勸皇帝，不要聽「天意示警」那些鬼話。富弼聞報，大為著慌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乃上書數千言，力辯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見《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傳七十二。）富宰相萬言上書，豈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爺，連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交通總長：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錢塘人，三十五歲。（原提名梁如浩，參議院未通過，後由施肇基遞補。）

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於「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餘，難免有面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面存忠厚，而內具機心。所幸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芸芸眾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門道」的信徒。一旦心悅誠服，三民主義即變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夥計也就赴湯蹈火，促其實現了。此是後話。

而孫公卻正是袁公的反面。孫公周遊世界，愛國之心極烈，為人又好學深思，滿頭腦理想，欲施之於中國，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後自己雖不在位，他對袁公倒滿懷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於水火，臻國家於富強。富強之道，根據他在列強（尤其是美國）觀察所得，實在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上李鴻章書〉上的話），欲貨暢其流，修鐵路實是第一要著。因此他在與袁氏密談時，實在是誠心誠意地勸袁「練兵百萬」以強中國。他自己則願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里」（一說十萬英里）。中山這席話雖出諸一位偉大愛國者的至誠，但是聽在有高度行政和經濟建設經驗的袁世凱的耳朵裏，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後來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孫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但袁氏是個老官僚，他不願開誠佈公地與孫公辯難（其實辯也無益），他為籠絡中山，乃順水推舟，發表孫氏監修全國鐵路，期其能完成二十萬里的偉大計畫也。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若論開國元勳主持國政的時間，則中華民國開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可能是為時最短的了。孫公於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參議院「辭職」了。參議院也決議接受他辭職；雖然孫公延遲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職」。因此從就職到解職，孫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臨時大總統」；從就職到辭職，他也只擔當實際政務三個月。這不特在民國史上是最短的一任總統，在中華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開國元勳了。

這「八百羅漢」（且看他們在菩薩廟裏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鬧天宮，真是天翻地覆。近年臺灣立法院裏諸後輩，所表演的肢體抗爭，和當年八百羅漢的功夫表演，不逮遠矣。閒話不應多說，就此刪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八百羅漢在民國初年是沒有選民（constituents）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雖認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玩https://m.hetubook.com.com藝兒，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們何能頓悟起來呢？他們之中也確有略通民主選舉之皮毛的，但這種人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覺」了。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能產生幾個先知先覺呢？因此這些羅漢們就只是一批徘徊於轉型中期，從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後朝（共和的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舊的政客。但是這些半新半舊的轉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舊中國裏職業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補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他們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並不代表什麼鳥階級。以前入朝為官的捷徑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這是我們政治社會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孫中山先生勸告當時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說是針砭時弊，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在這「大尾巴」上做文章。試問青年人個個都要立志做大事，那麼小事誰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國父大人也是我們五千年中華大醬缸裏出來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為官」和「入黨做官」（後者是劉少奇的話）這條大尾巴，一直纏著國、共兩黨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〇年代，始被「下海經商」所替代。嗚呼，社會文化轉型之難，有如此者。世紀末尚且如此，況世紀之初乎？所以在孫中山和袁世凱那個世代，入朝為官，是當時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導思想。

話說回頭，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法治毫無基礎的社會裏，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後也），筆者認為在近代中國，至少需時兩百年。最早也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在我們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的最後階段，才能實現，這還是筆者最樂觀的估計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凱時代，哪會有影子呢？我們怎能厚責於袁老四呢？

我們現代中國的毛主席科學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實也未必。據說唐山大地震時，重病中的毛主席也驚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書屋被震塌了，會壓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這也是個轉型的問題。毛公既然從皇帝轉主席，未轉得乾淨。因此古帝王所懼者，今主席亦懼之，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意也……。這還是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的事。民國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無待多言了。

先生留京約一月，與袁會晤共十三次，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者。每次會晤，只先生與袁世凱、梁士詒三人，屏退侍從。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表面甚為暢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見《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這次唐內閣由於樣樣需錢，而財源無出，不得已乃向「四國銀行團」商借外債八千五百萬兩。在簽約之前，並乞先墊三千五百萬兩，以濟燃眉。四國原已答應墊款，然日、俄聞報抗議，堅持分潤，中國不得已乃改向「六國銀行團」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於滿、蒙地區。蓋滿、蒙早被日、俄二國視為禁臠。事關滿、蒙，應向日、俄分別磋商，不應讓四國銀行團乘機介入。而四國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縱允借款，亦應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國尊嚴之任何主權國家所能承受，而環伺列強，對中國則視為當然，辱華之甚，不忍卒言。後來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終因無法對付內外夾攻，在政經兩途俱走入絕境之時，任職未及三月，便「失蹤」而去，此是後話。筆者在編撰《顧維鈞回憶錄》時，曾搜羅有關中外史料，與顧氏細論之。蓋顧為唐紹儀的東床快婿，斯時又職兼國務院與大總統府雙重機要秘書，熟知其內幕也，借款故事說來話長，得暇當以專篇處理之，為免尾巴搖狗，此處暫時打住。有心讀者欲知其詳，參閱拙撰顧書，及相關文獻，當可知其大略也。

就是這樣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隊，當時在南京留守管轄之下的總共有三十餘萬人之眾。黃留守如是個野心家，或生就個軍閥胚子，那他大可乘勢學學袁世凱的「小站」前科，或蔣介石的「黃埔」經驗，將這三十萬留守部隊，汰弱留強。提煉十萬精兵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上與袁氏爭半壁河山，下與閻錫山、唐繼堯、陸榮廷同步，列土封疆，做個民國藩鎮、一省軍閥，又誰曰不可？然字習東坡，文宗韓柳，熟讀聖賢之書，高風亮節的大革命家，黃秀才，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賢明讀者批覽拙文，可能嫌在下對黃大元帥過譽了。實不然也。吾人遍讀近代中國革命史，對我革命先烈，實有由衷之崇拜。試問黃花崗上七十二先烈（其實不止此數），何一而非黃秀才哉？黃君身在前敵，指斷未死，固亦倖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戰八年，前仆後繼之數百萬將士，其死國之慘烈，可勝言哉？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區列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醬缸，骯髒污染之外，一無可取。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聖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銷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未嘗騙來騙去，而至於絕代也。言念及此，每於午夜清晨，試溯舊史，輒至感慨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已。讀者試思，吾人如寫當代史，至「廬山會議」一節，提到彭德懷被栽贓故事，由於對彭公之同情，而筆端偶帶感情，亦或所難免。歷史家也是人嘛！雖儘量壓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難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讀者賢明，當能體驗之。

上節已言之，唐內閣的條件是不能再好了。為甚麼不出三月便壽終正寢呢？其實這又是個轉型的問題了。須知，依法唐內閣是個責任內閣，袁總統只是個虛君。但是在兩千多年的政治史裏面，中國出了四百多個皇帝，除了少數的亡國之君像阿斗、溥儀等等之外，有幾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開國之君，是個虛君呢？試問文景、武宣、貞觀、開元、洪武、永樂與康雍乾，哪一位是虛君？相反的，我國歷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現，幾乎都是一字號的雄才大略，君權神授，獨裁專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國歷史上，往往也是皇權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貪贓枉法。因為我國皇帝向來不直接管我們黎民百姓，管我們黎民百姓，分屬「親民之官」的縣太爺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撫、總督的地方官。因比我們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厲害，權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在傳統中國裏，我們黎民百姓，對權力最大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聖祖（康熙），不但沒有惡感，而且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玉法這本五百八十四頁之鉅著，所談千奇百怪之事是徵引不盡的了。但是如把民國初年的政黨，摸出點頭緒來，也未始不可大義微言一下。蓋民初的政團實始於清末，而清末的政團實始自康、梁的強學會。康氏的教條主義把強學會弄垮以後，各省小會林立，雖群龍無首，然其宗旨與成分，大致相去不遠。戊戌以後康、梁避居海外，與孫、黃的革命派相競爭，儼然形成兩大主流。迨清末立憲運動在國內風起雲湧，兩派又同時回流，滲入各省的參議會。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原立憲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牆倒眾人推，兩派就水乳難分了。如今國會開始競選了，各小黨、小政團，又各為小團體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毀黨造黨，來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黃君所說的「千奇百怪」的現象了。

南京留守：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和*圖*書三十六歲。

外交總長：陸徵祥，字子欣，江蘇上海人，四十一歲。

按參議院制定，由袁大總統於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各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做選舉人。其他也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中央學會依法是一種由教育總長領導的專家學者，超然於一般政團、政黨之外的公會組織，享有八名參議員的名額，立意至善，然迄未成為事實，就胎死腹中了。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第一編，第二章，第八節。）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制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

話說回頭，在民國元年六月中旬，孫公在衣錦還鄉之後，回到上海。國內政局已有山雨欲來之勢。第一是黃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黃上將），又多出一批下崗之人（用個目前的名詞）。但是黃留守屬下的三十萬雜牌軍，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原是最實用的政治本錢。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難事。事實上，歷朝和平裁兵，宋朝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之外，幾無一成功的先例。（筆者以前在課堂中，每說毛澤東為趙匡胤以後之第二人。誰知說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殺功臣，實遠甚於前朝。）此次黃興這個功臣雖有意主持裁兵，然東南地區的新舊各軍，原非黃氏的子弟兵，他雖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軍頭，哪能由得他呢？何況他也並無恩餉可發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獪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黨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驁不馴的宋教仁、陳其美調虎離山，在唐內閣裏安了兩個冷衙門以籠絡之。再劃出個南京留守把黃大元帥安頓好，以免他遊蕩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緒，袁就要撤銷南京留守，把黃興踢上層樓，調去北京擔任另一冷衙門的「參謀總長」。黃和陳其美一樣，不願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動下崗了。後來，袁為安插孫中山，乃給孫一個「肥缺優差」去修鐵路，並要黃興也去助孫搞實業救國。這也是趙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兒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後來的毛澤東要陳毅去辦外交，聶榮臻去搞科技，賀龍去打檯球（乒乓球），並大辦其文工團，重印古本《金瓶梅》（後一項出自大陸的街談巷議的小道消息，據說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將來嚴肅的歷史家，能鄭重地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資治通鑑》上可以學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凱這位老官僚，他顯然也認為只有歌兒美女，才能把孫文、黃興、宋教仁等這些硬漢子軟化掉……。

內務總長：趙秉鈞，字智庵，河南臨汝人，五十三歲。

當宋氏從唐內閣下崗時，各省為搞國會選舉，正是緊鑼密鼓聲震全國。這時南北小黨共有數百家之多（吳相湘教授曾查出諸小黨文獻多至「百數」，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一六四；張玉法教授則發現至少有三百個，見上引張書）。民國初年黨禁大開之時正是如此。但是這些小黨黨魁，想選上一個「議員」，實非易事。所以他們一定要向大黨靠攏才有希望。這時宋教仁正在擴大同盟會為國民黨，因此他就對這些小游擊隊加以招安收編了。但是宋教仁現在是名滿天下，有首相資格的大黨魁，你要望門投靠還得有一定政治本錢呢！否則你只能做做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所以宋氏這次組黨只看中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黨」、「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幾個較大的小黨。它們若非真有群眾基礎，就是有名滿全國的黨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眼呢！例如統一共和黨，它的黨魁是蔡鍔（後來名滿全國的美女小鳳仙的男朋友；蔡後來不願為政客利用，堅持退黨），中央理事有谷鐘秀和吳景濂等宰相級的官僚，那自然就變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這時他們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頑童，氣焰萬丈呢！）

海軍總長：劉冠雄，字子英，福建閩侯人，五十四歲。

宋氏認為唐內閣只是個「混合內閣」，繼唐而起的陸內閣，則是個「超然內閣」，在這個緊要的開國時期，興利除弊，國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標是組織個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由他來做總理，則中華民國其庶幾乎……，且看他的同鄉後輩的朱鎔基，今日即頗有遯初遺風，朱氏今日的條件比宋教仁當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墮淚。綸巾羽扇，好自為之。

工商總長：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三十六歲。

當然我們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個個都做漢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貪戀酒色不喜早朝的懶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輔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樣，也有好壞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勢弄權，由宰相晉升做「假皇帝」，然後篡位做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蕭何、曹參、魏徵、王安石、張居正，那就如錢穆所說的「副皇帝」了（見錢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氏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基本衛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認為傳統中國的「相權」，是制衡「君權」的法寶，比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制還要完美。其實這是入者主之的誇大。中國相權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權？它只是君權的直線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漢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麼以重典治國的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們之間沒啥制衡也。在中國專制王朝中，只有北宋一朝，其君不太專橫，其相亦頗能盡職，可能是個例外。可惜宋前宋後，此例再未出現。洋漢學家之中，有人說中國帝王專制是東方的極權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過份，而中國古代帝王其權力之大遠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擬，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孫中山先生原是近現代中國，筆者個人所一再反覆申說的「文化轉型期」中，自有一套，頗具原始性的建國藍圖（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後，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的成功了。如今所餘者只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不幸民智未開，弦斷無人聽，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佈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說，三句不離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長話短說，聊為概括之如下：

這次孫、袁密談實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識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誠心推崇之處，但二人也難免有各見其短之處，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凱是傳統中國裏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扎扎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和標準的中國法家。然此公無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時代關係，先天、後天自然發展的結果，非可相強也（顧維鈞先生當時是袁氏隨時諮詢的機要秘書，事後告訴我亦如此）。

迨宋教仁從唐內閣下崗之後，他乃以不世出的組織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來擴大同盟會的基礎，通吃有志來歸的各小黨，另組國民黨了。宋教仁和孫中山原是同盟會中的兩大智囊（Think Tank），而孫所搞的多半是海闊天空的哲學思想；宋所搞的則是扎扎實實的行動計畫。事實上，民國臨時政府中許多根本大法，如《臨時政府組織法》、《臨時參議院組織法》和《臨時約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個搞行動的理論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論基礎的組織家，少年氣盛，不忍不讓，不像孫公是頗能忍讓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凱之怕宋，實遠甚於怕孫。

吾人於八十六年之後（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說是閱人多矣。根據這八十六年的歷史實例，歷史家蓋可斷言，民初那個爛攤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試看蔣、毛二公各搞數十年的下場，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斷言」也。這是個「轉型」程序中的階段問題，階段未到，任何當政者都必然有個悲劇的結局，雖然歷史還是在繼續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向前邁進；絕不停頓，更不會回頭。胡適說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語云「形勢比人強」，在那個「形勢」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無能為力也。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捲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捲入這個形勢。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為國為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歎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運，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國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導師那樣，能在「天安門上，吐氣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華民國的華盛頓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