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縱使如此，讀者朋友們，我們今日如試一回看過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國，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貴國，在袁、孫、蔣、毛、鄧、江諸大民族英雄領導之下，政治發展的史實，我們也不能不拍案驚奇，這位美國的古老頭，實在也是個能寫《推背圖》的預言家呢！所以筆者說他這篇文章，本身並無大疵，只是他寫在那個微妙時代，就會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罷了。楊度在職業道德上有虧的地方，便是他為著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諾分明說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適，到楊度筆下就被絕對化而變成「共和不如帝制」了。這是楊度這個政客下流的地方。

再看法國：法國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國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餘波，原亦醉心於自由民主，然法國無議會政治之傳統，人民對共和政體殊難「適應」，亦可說共和政體不適合法國國情也。以故時不旋踵，革命將領之拿破崙遂加冕稱帝矣。其後帝制獨裁更番擾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將領、老拿破崙之姪竟背叛共和，恢復帝制。直至一八七〇年之普法戰爭，首都巴黎陷敵，帝國崩潰，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於今。固知法國人民在共和學步中，大起大落，實未能一蹴而幾也。

袁氏因有上述三項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因為目標誘惑太大，他雖然永遠熱中，但也始終猶豫。而楊度等嘍囉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瘋狂擁戴，推得衰邁老人上車，勇往直前，從不後顧，而心事重重之後座老乘客，則頻頻煞車減速（余見美製配有避彈玻璃的保險轎車，後座都裝有煞車，以防司機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於袁大總統的起居注中，按日細計之，老乘客在後座煞車減速，蓋不下十餘次之多也。

其後拉丁美洲之西、葡兩國殖民地，擺脫兩國之統治而次第獨立，因受美、法共和政體之影響，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巴西諸共和國。然南美諸國缺乏美、法兩國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經濟等共和政體所必需的條件，因此畫虎不成，共和政體竟相率變成寡頭獨裁政權。然各獨裁政權，如有深具統治能力之強人統治，有時雖亦可相安數年至數十年之久，然若斯強人一旦老邁或死亡，因無固定繼承人，則往往群雄並起，爭奪政權，就弄得全國大亂，民無噍類矣。古氏且特別舉出墨西哥的獨裁者爹亞氏（Porfirio Diaz）為例。爹總統統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〇）。最初亦能相安無事。然在爹氏日益老邁昏聵之時，由於沒個法定繼承人，而弄得群雄並起，一國之內總統五人，墨西哥就不成個國家了。所以古老說，一個國家如果搞共和政體畫虎不成，與其落得個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權，倒不如乾脆實行帝王專政之為愈也。因為搞帝王專政，它還有個老香火、老法統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駕，自有小王按老法統和平接班；不像個人專制的寡頭政權，一旦老寡頭死了，眾多小寡頭，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不信試看二戰前後的極權國家的表現：列寧死後的史達林和托洛斯基；孫中山死後的汪、蔣；史達林死後的馬林可夫、貝利亞和赫魯雪夫；毛澤東生前死後的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和凡是派；鄧小平生前死後的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所以古老頭說與其畫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乾脆開倒車，搞真帝制。因為繼承式的寡頭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帝王專制），實遠比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個人獨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佈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餘」，居然能以「六君子」頭銜來招搖過市，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只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復帝制，那就大錯特錯了。

古氏之來華，根據中美官書，是通過「卡內基萬國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紹而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大所教過的大弟子顧維鈞（一八八七～一九八五）。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好友王寵惠（一八八一～一九五八）。王是民國第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出身的最年輕的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只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上節已言之，古氏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討袁；袁亦調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於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貝比」（baby）。很自然地將美作華，他就站在北方林肯總統的一邊，而視南方所發動的二次獨立為應該被鎮壓的動亂了。（見哥大存檔，古致哥大校長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態度；上引郅文亦有節錄。）

以上是筆者在細讀古著各篇之後，深覺古氏亦有其語重心長之處，不可以人廢言，因而斗膽為之縮寫個節略（abstract），以就正於嚴肅的讀者。古氏之缺點是他以一個單純的西方政治學者，從純學理的角度對東方政制大膽發言。古氏對中國近代政治史毫無所窺。他不知道，民國之所以能順利建立，實在是中國試行君主立憲（戊戌變法）而徹底失敗的結果。如今改道試行共和，也只是困難重重，並沒有徹底失敗。此時要捨「辛亥」，而返「戊戌」，豈非庸人自擾？

回憶不多年前，筆者訪台時，在中央圖書館拜晤蔣復璁先生，是時正值媒體報導一樁亂|倫案。蔣公閱報氣憤不已，告我說，他幼年在故鄉時，社會上發生一樁兒子打媽媽事件。其結果是本縣知事丟官，知府降級。再嚴重一點，縣城府城的「城牆垛」都要削平，科舉停考，以示這是全縣、全府之恥。蔣公也一再歎息說：「哪像臺灣現在風氣這樣敗壞？哪像現在風氣這樣敗壞？」

雖然古某也一再堅持，他對中國國體和政體的建議（advice），是從純學理的立場出發的，但是總統派（和後來的帝制派）則對他的「純學理」毫無興趣。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古顧問對「總統制」和「中央集權制」的大力宣傳。為將來實行帝制鋪路，使這位來自美國的權威教授，變成中國未來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於初臨東土，對詭譎的中國政壇毫無認識，乃被無辜地捲入中國的臭醬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幾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贓，栽得最慘，而百口莫辯的，則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謂〈帝制優於共和論〉了。

古德諾出生於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大教書已整整地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案前書（那時的哥大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個靜修治學的聖地，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美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美元有奇，加上高車駟馬，婢僕保鑣，真是飛向枝頭作鳳凰，文章有價。他自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若論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歷史家秉筆書之，都可說是第一流的。

在本世紀之末，我們平心靜氣，摒除近百年來所積存的成見，並以近十餘年來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所開放出來的視野與史料，再來回看世紀之初的紛紛擾擾，在比較史學的法則之下，我們難免也有一番覺今是而昨非的檢討。就以袁世凱來說吧，筆者始自孩提，可說就未讀過一本對袁世凱有正面評價之書。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我個人對袁氏的議論，www.hetubook.com.com也可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的。但是在憂患餘生中，歷經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顛沛流離之後，霜晨月夕，閉目沉思，再佐以讀破千卷史書的分析，余終覺人類也只是脊椎動物之一種，聖賢、禽獸之分，那有若斯之絕對哉？從不同角度觀之，聖賢、禽獸往往卻適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論「現代學識」，由於時代設限，原是個二百五，但其人品瀟灑，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時，即頗有才名，也是個極孚眾望的學生領袖。與黃興等兩湖革命青年交往彌深；中山亦甚為器重。他雖薄革命而不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選擇，對他既不相強，亦不敵視。二次革命後他投入袁氏陣營，主張帝制，雖不無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屬投機而毫無個人之政治信念也。楊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經周恩來之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為共產黨，亦不能以投機目之。因中共此時在四處喊打聲中，已躲入地下，實在無機可投也。楊氏為一轉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發現自己錯誤之後，一朝頓悟，又覺得共產主義才是救國之道也。在歷史三峽激流之中，看不出歷史的方向而隨波逐流者，又豈止於楊度這個活動分子哉？時代使然也。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成兩段。古氏夫婦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然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美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職。其在華顧問事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之。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於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周。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和政體的關鍵時刻。以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他的片言隻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都是無法估計的了。

就以上述這個帝制運動來說吧，那就是一個自作聰明、投機而不安分的小政客楊度，組織了一個六人幫的小政客集團，以迎合一個特大政客袁世凱的意志，庸人自擾，自以為是的幹起來的。他們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時未經月，便把個帝制運動在四海之內弄得風起雲湧。號稱會員萬人，分會遍及全國，但籌安會卻自始至終未開過一次大小會議。一切會務皆由楊度等三數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縱之。迨運動已變成一時氣候，參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變而為「全國請願聯合會」，原先之六君子，乃擴大為「十三太保」。然「請願」團體究不能改變「國體」，乃承旨組織「國民會議」，再躍而為「國民代表大會」，由各省區、各行業分別選出「國大代表」，舉行國民代表大會以投票決定，改變共和國體為君主立憲。旋又以國民代表大會召集需時，再簡化為各地區國大代表就地投票，以決定國體。如此這般，各省區，各行業（包括「碩學通儒」）竟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畢，全體國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數，「一致贊成（改變共和）為君主立憲國體」。據此，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由副院長汪大燮領銜，三呼萬歲，向袁大總統恭上「推戴書」，推戴袁某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乞順天應民，早登大位，以定國基。帝制派經過三個多月的瘋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有關袁世凱帝制運動的直接和間接的史料是說不盡的。最近出版而比較全面的選輯，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丁．袁世凱統治的垮臺，頁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凱公牘選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頁一三五〇～一四〇〇。）

民間團體的勸進電報，那就更是更僕難數了。且有未收函電之各地商會、工會等亦主動申請入會，並派員來京，共襄盛舉。楊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蒞京之後，即開會表決改變國體，呈請政府施行。甚至即時黃袍加身，擁戴袁氏立登大寶。然籌安會原自詡為民間組織，如此行動於法何據？不得已乃改採「國民會議」形式，由各省區、各團體指派代表來京，組織國民會議，決定改變國體，呈請參政院代立法院採納執行。然國民會議組織需時，而參政院於九月一日例會在即，勢難配合。籌安會諸公乃再度變通辦法，以「公民請願團」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選任。蓋各省旅京人士多為各該省區頭面人物，與母省區各界接觸既廣，代表性亦大也。這一來，果然問題解決，盜鈴掩耳，皆大歡喜。自此公民請願團之組織，直如雨後春筍，連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乃至妓|女請願團，均紛然雜陳。一致向參政院代立法院「請願」國體改制，由共和改君主，並擁戴袁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所收請願書既然盈箱累篋，乃票決組織「國民會議」，以順從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曠日持久，諸多不便，乃由「財神」梁士詒撥款補貼，建議組織全國各界「請願聯合會」以代之。梁之建議，的是神來之筆，自此籌安會歷史任務已了，乃於十月中旬易名為「憲政協進會」，漸次隱沒，退出歷史。請願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經費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國請願聯合會」一肩挑之矣。（參見高蘇著〈帝制運動始末記〉，及黃毅著〈袁氏盜國記〉，選載於《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二二、九七五。）

這條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顯。果然三個月之後，經過「全國代表大會」，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決，改變國體，推戴袁公為中華帝國皇帝，這個「多數國民之公意」，由參政院作為全國總代表，於十二月十一日，三呼萬歲之後，袁大總統就於十三日正式接受擁戴，做起中華帝國的洪憲大皇帝了。

上述故事全屬推戴者的花樣，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業，又是怎麼回事呢？上節已提過，袁世凱對做皇帝的興趣自始就非常濃厚，但是茲事體大，他又是個政壇老狐，經驗豐富，知道後果嚴重，不敢輕試。因此對做皇帝這套玩藝兒，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書，那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上節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兒孫滿堂，如今帝制運動風起雲湧，黃袍加身在指顧之間。一個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畢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官僚，他內心怕怕，實與喜悅同深。

袁之稱帝雖早有此心，已如此節所述。但是袁世凱也是個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誘惑力雖大，為個人利害著想，事到臨頭，權衡輕重，他也既想著，又怕著。當他的第一號心腹愛將，時任江蘇將軍的馮國璋於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覲見袁氏，問及帝制計畫時，袁說：「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活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承繼大業？你儘管放心。」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國改成帝國之後，列強拒不承認，甚或乘機混水摸魚，出兵干擾，助長地方叛亂，那他可就無法應付了。近代中國史家，尤其傾向於國、共兩黨的黨史家，每喜各為其主，護黨罵袁。說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叛國賣國。因為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獨夫，不像兩黨在槍桿之外，還各有其筆桿也。其實如果不存偏見的治史者，百年回顧作持平之論，在當年各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尤其是無恥的日本軍閥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嘔心瀝血、寸土不讓的應付紀錄（record），哪裏又比後來的政權更壞呢？若以春秋之筆，作誅心之論，則比諸蔣公的「按內讓外」（據說這話是張學良改的）、被逼抗戰和卻賠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黨、「感謝日本侵略」，兩黨聯合犧牲外蒙古和釣魚臺，則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執筆，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也就畏首畏尾了。

哥大校長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看來和*圖*書，要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麼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到職，宋氏已遇刺而含恨九泉矣。可是這種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自象牙之塔裏的美國書獃子古德諾，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其實像筆者這輩轉型期老華人，所聽到類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歎息，正是千千萬萬。上舉李、蔣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頗忠於共產主義的沙坪壩老同學，自北京來向我歎息說：「當年進中央大學是我自己考的啊！」據她說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學，高幹子弟是可以隨便進出的。這在當年大陸上便是個有趣的問題，叫做：「為什麼國民黨做到，我們（共產黨）做不到？」其實早年大清帝國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迴避制」），而國民黨做不到的，也正可舉之不盡呢。何足怪哉？

筆者在前章裏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裏，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只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只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袁公又怕些什麼呢？須知袁總統原是毛主席的前輩，也是個槍桿出政權主義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槍桿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槍桿打下的，當年幫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馮國璋、張勳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黃袍，各有私心。慢說他想做皇帝，就是維持個總統大位，也要時時看他們臉色。筆者在「晚清導論篇」就已交代過，袁的北洋軍系統，一向是不用留日學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漸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組「模範團」作第二「小站」，來改造北洋軍。不幸北洋系暮氣已深，無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學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計要把蔡鍔從雲南調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鳥。一方面是為著削藩；另一面也預備重用這位梁啟超的得意門生，青年的蔡將軍（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時年三十二歲），以奪回軍權，徹底改造北洋系。為此梁、蔡師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並誠心誠意服從袁大總統的領導。因此進步黨也就變成國民黨的死敵之擁袁政黨了。

古氏宏文一出，他們就揭開面紗，公開大搞其帝制運動了。因此從表面上看來，他們組織籌安會的靈感是由古德諾啟發的。古氏又豈是笨人。他不甘心為帝制派所利用，得訊之後，他一面於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記者，說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隨即在《京報》的英文版（Peking Gazette）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視聽。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諾來祭旗，以發動帝制運動的目的已達。「君憲優於共和」的口號已傳遍全國。古德諾這個洋顧問，再怎樣招待洋記者，來痛加批駁，也是枉然。加以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開學了，古校長於月底匆忙離華返校，人去樓空，楊度（筆號「虎公」）就變成古顧問「君憲救國」的代言人了。

筆者抗戰期間在重慶讀大學之時，即頗思一讀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之原著，以見其真相。無奈戰時大後方無此治學條件，未能如願。戰後留學來美，曾在古氏寄存於哥倫比亞大學之私檔中細索之，還是一無所獲，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所存古氏遺文中，此件亦無蹤影，真是踏破鐵鞋。所幸上引美國國務院舊檔中卻有一複印本（見上引Foreign Relations，1915.pp,53～58），與原漢譯本互校之，頗開茅塞也。（中文譯稿原載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國請願聯合會編，《君憲實錄》。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四六～九五二，和上引郅玉汝講辭，均收為附錄，可供參考。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應存有原件也。）

但是袁、楊二人，和他們所領導的帝制派密謀，可能為突發的日、俄侵華的國難所阻，而遲遲未敢公開。等到兩難同紓（中、日二十一條簽字於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圖條約〉則簽字於六月七日）之後，適值古氏返華。袁世凱不問蒼生問鬼神，竟要求古顧問寫一篇比較共和、君主兩制，孰優孰劣的政治論文，其蛛絲馬跡，就不難細尋了。古氏二次來華為時不過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頭大戲，吾斷其絕非偶然也。

劉師培（一名光漢）更是國學泰斗，與太炎齊名，黃侃之業師也。早年留學日本時，曾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為端方的幕僚，然未廢所學也。劉師培為辛亥革命動亂期中，臨時大總統孫文曾通令全軍，一致護衛的國家級之國學大師也。若說這些人都是為著個人利祿來擁袁稱帝，終難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對做皇帝沒信心，且曾一再表白無稱帝野心，然袁某最後還是購買龍袍違誓下海者，可能是受了嚴復、劉師培等一級的文化大師們，參加勸進的影響。據袁的心腹傳言，袁聞嚴復亦參加籌安會，表示極為歡悅云云。（見上引李新書，頁五七一，轉引自〈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抄〉，載《學衡》第十期。）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為經濟。二次革命時，袁氏對國民黨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與五國銀行團借款之適時簽字，實有絕大關係。然可一不可再，設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諸省之獨立，袁氏要用兵平亂，則軍費一項便可置袁政府於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袁氏這番話說得近情入理，老馮也信以為真，因此替上司到處闢謠，說袁總統絕不會做皇帝。袁也曾對徐世昌說過，若有人要陷他於不義，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倫敦去做寓公，不問國事。並說他有個兒子在倫敦留學，他已囑其略購薄產，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隱居，云云。余曾翻閱當時的美國外交秘檔，竟也發現美國駐華使領館，也據之以向華府密報，袁如易共和為君主，中國國內力無足與其抗衡者，然據馮國璋將軍所述，以及各方情報的分析，袁總統似無稱帝之心也。誰知袁某血口未乾，他的帝制行為卻一天天地成為事實，這不僅使華府洋人自歎情報不確，馮國璋也大為生氣。他自認是老袁的頭號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紹的袁家的家庭教師。他兩家親如骨肉，而袁氏卻對他作如此欺騙。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實吾人如以行為科學的法則來加以分析，這現象只是袁世凱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來的矛盾行為。不是單純的欺騙行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臨這個「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擇，他原是又想著，又怕著嘛！因此他對縱是最心腹幹部的表態，也是一邊默認，一邊否認的。有人固以袁公為偽君子也，默認是真，否認是假。其實兩面都是真實的現象……。朋友，他老人家，原來就是又想著，又怕著嘛！所以才表現出又默認，又否認的矛盾行為。不知如何是m.hetubook.com.com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著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這一古怪現象，朋友，就是筆者所一再強調的所謂轉型期特徵了。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社會政治體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challenge）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後，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不過古氏對袁總統作上述分析時，他也保留個但書，那就是這個反轉型（從個人獨裁，立正向後轉，再來搞帝王專制）必須：（一）要全民認可，不得稍有反對的動亂出現；（二）列強，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反轉型沒異議；（三）要落實真正君主立憲的具體計畫。三者缺一不可也。至於這三點中國是否做得到，則非他這個老外之所知矣。換言之，解決中國問題，還得靠中國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講一點海闊天空的政治理論罷了。

朋友，人總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點。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黃粱作夢。但是已在做皇帝邊緣的人物，他們的想與不想，就在一念之間了。

籌安會之正式掛牌出現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隨即發佈啟事，在全國徵求會員，並宣佈「宗旨」說只是研究君主國體與民主國體，何者更適於中國之國情。專談學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籌安會成員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體，甚至一般與帝制派無關的時論家，都譽之為「籌安會六君子」。六人公推楊度、孫毓筠為正副理事長，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為理事，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也於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見報。上節已提過，楊在此文中把古德諾的理論加以絕對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適，楊則絕對化之為「君主優於民主」，並強調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君主立憲實為將來中華國體唯一之選擇云云。不過籌安會也把古氏原文譯漢發表，未加刪節。

「六君子」，在傳統中國歷史上，原和「七賢」、「八駿」一樣，是對一般朝士，尤其是關心國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學養超越的文職官吏，作正面評價的褒揚頌善之辭（其反面便是什麼「三害五虎」和什麼「四大不要臉」了）。吾人如試一翻查辭書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獄裏，就出過兩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為反對宦官魏忠賢，而橫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為知名的。不用說在晚清戊戌政變時，為國人一致崇拜的譚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無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組織籌安會的楊度等六位仁兄，夠不夠資格，也頂個「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丟開這個籌安會的負面組織不談，就人論人而月旦之，則楊度這個六人幫，自我貼金或他人捧場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過分。因為那時對共和政體失望，認為民國不如大清者，社會上正隨處皆有。李宗仁將軍當年便一再向我說，他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見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但覺一片腐爛敗壞。李公每每向我歎息說：「你說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五章一節，末段。）

古氏之言雖是一篇理論性的空話，可是早已蓄勢待發的楊度等帝制派政客們，卻撿到雞毛當令箭，就乘勢拉開幃幕，正式搞起公開的帝制運動來了。那個全部負責推動帝制運動的「籌安會」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楊度等六個文人發起組織的，事實是其來有自。前章曾提過，袁世凱在改變民國官制時，司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見。而楊度等帝制派人物動念之時，似亦不在袁氏之後。袁氏之行為，甚或即出諸楊度等政客之策畫也。

原來當古德諾於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來華時，正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完全結束，袁政府大難不死，外患稍紓，喘息方定，乃又回頭為內政國體，重作舊夢。當初曾力主中央集權的古德諾顧問，既然適時歸來，袁大總統乃紆尊降貴，請古顧問就以評議《天壇憲法》為題，就世界各國現時所採共和政體與帝制政體之優劣，以為袁氏本人，以及中國推行憲政前途之參考。這本是古某在二次來華之前早有心理準備的暑期作業，萬里歸來，所為何事？因此乃盡展所學，為袁總統上了一篇萬言條陳，以報知遇。古氏這件備忘錄是專為雇主袁大總統撰寫的「密件」，以供袁氏個人參考的。不意此文後來竟為袁黨漢譯為〈共和與君主論〉，文中並強調「君主制優於共和制」，發交華文媒體廣為宣傳，它就變成楊度等人所組織的推行帝制的「籌安會」的《聖經》了。後來袁氏帝制不成，身敗名裂而死，遺臭後世。古氏因之也頗蒙惡名，有人甚至懷疑他受賄執筆，使古老頭跳到黃河洗不清，他本來在美國政壇也是宦途似錦，竟因此一敗筆，而前功盡棄。原來在古氏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之時，聲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之下，共和黨固有意提名古德諾為總統候選人，與威爾遜一爭高下也。不幸古校長竟因「助袁稱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含恨終生，也真是無妄之災。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車，蓋發生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時參政院已一致票決擁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預備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選人，拖入寶殿，來個黃袍加身了。忽然內府傳諭，說大總統有話要說，並囑楊士琦代為宣讀，似對十三太保澆盆冷水。蓋傳聞大總統已正式決定，拒絕推戴。連反對帝制的參政院長、副總統黎元洪，亦自退隱之處，趕來聽講，咸以帝制運動蓋可告一段落矣。誰知只是後座煞車一次，候選皇帝並未下車也。楊士琦傳諭說，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袁公有維持共和國體的責任。接著便強調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可是最後還是拖個尾巴。說國民請願要更改國體，也為的是「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辦法」。（見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報》）換言之，如經過一個「國民會議」，或「國民代表大會」一類機構之公決，那自當別論，如是則「本大總統」也未始不可考慮也。

根據史料推測，我們大致可說，袁、楊的勾結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後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最緊張的高潮期，他們也沒有停止活動。楊撰〈君憲救國論〉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執筆的，此篇顯然是出於帝制派之集體策動，甚或出於袁之授意，時在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出現的三個月之前也（古文撰於七月底）。袁氏批閱楊文之後，大為欣賞，乃援筆親書「曠代逸才」的條幅，並製成金匾以寵之。那時中國的崇洋的風氣極重，他二人可能自覺楊度的學術分量不夠，近地胡椒不辣，美國和尚好念經，古德諾又自視甚高而不知牌底，才決定利用古德諾。君子可欺以其方。古氏在袁總統禮賢下士的恭請之下，天真地（ naively ）大掉其書袋，就上當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從政，可不慎哉？其實當時替帝制派捧場的「遠地和尚」，不只古德諾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顧問有賀長雄的作風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願作袁氏的蘇秦、張儀，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動，他甚至對袁皇上自稱「外臣」呢！（見一九五四年臺灣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二三八。）

再從純學理出發，古氏也認為當時由國民黨議員所控制的國會，抓權太甚，有損於共和政體中「三權分立」的平衡；因為對當時正在使用中的《臨時約法》，和正在制作之中的《天壇憲法》，都是採取法國式的內閣制。古氏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是個大國，亂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應該強而ｈｅｔｕｂｏoｋ•ｃｏm•cｏm有力。因此他也於《天壇憲草》之外，另替中國擬了一份《古氏憲草》，主張中國應採取總統制，中國總統在行政權力上，應該超過當時在位的美國總統。

袁世凱這項安排原是個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豎子成名，虎頭蛇尾，他那個錦繡江山，後來就是在段、馮、張杯葛之下，被梁、蔡師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詳敘之。

古德諾這篇論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詛咒中，不用說是反動透頂了。縱是在開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兩教授筆下，也是篇大大的「謬論」（見李新、李宗一主編之《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頁五七一，末段）。其實從法理、學理和史實的角度來看，古老頭這篇「謬論」，還不算太「謬」。他的謬，是謬在他老學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他不該在那個緊要關口，寫那篇助紂為虐的文章。學術雖是中立的，但在那個沒有中立地區存在的是非時刻、是非之地，客觀是非的標準就不存在了。我們今日如重覽斯文，把它當作一篇「史論」來讀，覺得他也頗能言之成理嘛！

歷史家於世紀末，秉筆書之，自難免感歎上述的傳奇，實在是一場醜劇、鬧劇和悲劇。但八十年後回看這段三峽之中，浪打船翻，其醜、其鬧、其悲，不更有甚於此者乎？謹與賢明讀者共歎一口氣，這原是我們社會文化轉型期中，避免不了的歷史傷痕嘛！在轉型期中的中國，國無定型，民無共識，政無法統。在無法無天的狀態之下，一個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往往就被屈指可數的一小撮政客和軍頭弄得河翻魚亂，民不聊生。而這些興風作浪的軍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領袖之才。在一個有制度、上軌道的國度裏，他們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國治世各方面的領袖，但是在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裏，他們就是害群之馬了。

前章已簡略言之，袁世凱鬥垮國民黨之後，改組了官制，修改了約法，重訂了大總統選舉法，把自己推上既可傳子，亦可傳妻的終身大總統之位，事實上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頂皇冠和一個帝王名號罷了。真是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想不到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1859～1939），竟適時地提出了一篇「帝制優於共和」的宏論。這一下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袁總統就真的訂製龍袍、雕嵌寶座，要做起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麼回事呢？古氏那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長，美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要啟蒙導師之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而自己無信心，乃向歐美和日本借才作顧問，便請到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多大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上說，他對這個「顧問」（advisor）之職，勝任愉快，那是沒得話說的。他是個第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起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事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之塔內的「政治學」；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際「政治鬥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試問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運動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籌安會策動之下，未幾即全國風行，如野火燎原，一發難收。籌安會的原始計畫是，直接發電各省將軍及巡按使，並通函各部院司長以上官員，附寄古德諾論文，及入會志願書，和對國體問題的投票紙，請覆文者書明贊成改制與否，並請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區選派代表，齊集北京開會，共決大計。果然各省區、各官府寄覆函電，直如雪片飛來。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員，及畿輔軍警數千人集會、表態、勸進。中央大員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張謇等少數略表消極之外，其他如楊士琦、梁士詒、陸徵祥、章宗祥、周自齊等等，都爭先恐後，排班勸進。反對者簡直寥若晨星。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則是那些在國會之內，擔任憲法起草委員的黨人，黨派偏見（partisan）太深，他們不但在憲法上寫定，內閣向眾議院負責（見《天壇憲法》第八十一條），縱在國會休會期間，他們還要保存個「國會委員會」，以代行國會職權（第五章各條）；對行政部門作常年不斷的監控。這一來，不但把「三權分立制」，變成了一權獨大的「國會獨裁制」，那個與國會平行的「大總統」，也就變成個橡皮圖章了。（等於是後來國民黨政權中，汪、蔣合作時期的林森主席；和在共產黨政權中，作橡皮圖章的人大委員長。）古氏認為這種立法權（Legislative Power），侵犯行政權（Executive Power）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無前例的，和不應該存在的。袁世凱顯然是受古氏評語的影響，在《天壇憲法》經國會通過後，未出四天，袁氏便於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也就隨之癱瘓了。（參見上引郅玉汝講稿，頁一三四～一三五。）

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採用總統制，後改為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m.hetubｏｏk•cｏｍ.cｏｍ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採取的是低姿態，雇一員外國專家的小事，不在他的傷腦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國大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並專熟法蘭西共和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並襄辦憲法編定事宜」的安排（見同上影印合約原件）。

提要而言之，則是古某認為各種政體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無絕對優劣之可言。其所異者端在其採用之各族群國家是否能適用之也。即以共和政體（Republicanism）來說吧，百餘年來之大國，行之最有效者，實只美、法二國而已。美國立國之初，其志只在獨立，本無一定實行共和政體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僑民之間獨缺有統治歷史與訓練之皇族。加以開國諸賢均頗有老英倫議會政治之素養，更以開國元勳之華盛頓未嘗生子，縱接受黃袍加身，登基為北美王國之喬治一世，亦無美王喬治二世可傳。故堅守共和政體為立國之本者，偶然固大於必然也。加以北美地曠人稀，生活條件優厚，教育發達，民智大開，人民視參政為義務，以故共和政體竟能一成不變，浸為民主大國，適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優於君主也。

長話短說，古德諾在華的一年半載，正值中國政壇，總統制與內閣制爭辯最烈之時；也正是袁總統與國民黨拔刀相見之時。而古教授的適時出現，無意中也就變成總統制最有力的辯護人（defender）。既然代表總統制的是袁大總統，而代表內閣制的是國民黨，在這場南北戰爭中，就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社團看來，古德諾很自然地便被看成袁世凱的「魔鬼辯護士」；而在袁氏和親袁的政團裏，古氏很自然地也就變成總統派（和後來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論「中堅」。因此在二次革命結束之後，袁氏所推動的一系列的變法改制，如前章所述的新的《大總統選舉法》、《解散國民黨訓令》、「停止國會議員職權」、「廢棄天壇憲法」、「增修臨時約法」、「頒佈新約法」、「實行一院制」、「廢除內閣制」和「總統世襲制」等獨裁政策的推動，古氏的理論，縱無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是被袁派引為藉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約法」的頒佈，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為慰呢！（古氏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新職，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紐約舉行的政治學會年會，作主題演說（Keynote speech），即以當時的中國的憲政改革為題，對《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推崇備至。漢譯講辭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顧維均私檔；英文原稿見美國政治科學院所發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見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古教授為此曾舉出個英國歷史上的實例：搞廢除帝制、建立民國，英國佬實在是天下第一。遠在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就發生過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領導武裝鬥爭的英國黎元洪，名字叫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克倫威爾的革命軍不但一舉把英王查理一世「廢」掉了，他們還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審、定罪，然後砍頭。砍掉國王腦袋之後，他們就建立大英共和國，並公舉克倫威爾做大英共和國的總統，那時的正式名稱叫做「監國」（Protector）。克倫威爾在大英共和國裏當了九年總統（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卻沒個接班人。克老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的總統。總統死了，如何接班，歷史上卻找不到例子。克監國因而想向蔣老總統或金日成大統領學習，來扶植自己的兒子力次爾（Richard Cromwell，1626～1712，譯名用民初原譯）做繼任小總統，誰知力次爾做不了蔣經國，大英共和國也不是臺灣，小克阿斗還未上位便被轟下來了。但是偉大的英國不能一日無主呀！國會內的老議員們，認為共和不合大英國情，還是「復辟」的好。國會提議，全國同聲說好，他們乃把廢太子找回來做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Ⅱ，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國，也就再度變成大英帝國了，以迄於今。目前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進德修業，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國那裏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說，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兩，沒啥軒輊，各有所適罷了。按目前中國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會各種條件，應該以君主立憲為宜。若行共和政體，則應加重行政部門的權力。立法部門應以像現代前期英國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為宜，因為中國目前尚無進行普選的條件也。國會議員應由可選代表的少數「儒士」和商界團體中選舉之。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則原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為共和革命而擁戴孫公，衝鋒陷陣，亦嘗出生入死。如今搖身一變，擁袁稱帝，可能也是對共和政體失望，窮而思變的結果。革命陣營中之中庸黨人，亦未嘗疾言厲色，目之為「反骨仔」也。若論嚴復與劉師培，那時更是當時學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嚴復為民國時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之前輩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筆者所論已多，在今後「文化篇」中仍當續論之。其影響實未可卒測也。有人曾說，嚴本無心佐袁稱帝，渠之列名籌安會為楊度肆意為之，初未獲嚴之首肯。然嚴對帝制說初無反感，則可定論。否則帝制失敗後，嚴亦不會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筆者不學，在史學中與袁某糾纏，所讀不下數百萬言，近年述而作之，蓋亦在十萬以上。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語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貨比貨，吾為袁世凱悲，亦如余之為汪精衛惜也。二人一為「能臣」，一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節出入，縱有可議，皆無傷傳世之名。二人之錯，錯在晚節，錯在一念之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為曹操，一為張邦昌，就遺臭萬年了。汪精衛之失足，實由於身邊那個才勝於德，做宰相大夢，而生就漢奸胚子的周佛海，聯合汪氏潑辣褊狹的老婆陳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凱之失足，則由於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也做其宰相大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把老頭子拖下糞坑，其失足情況，與汪氏如出一轍也……。袁家騮教授向我歎息說：「實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稱帝，克定確是個關鍵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別無足述，而其人又無行。晚年竟以好「男寵」而破產破家，貧困以終。項城一代梟雄，而敗在這麼個敗類的兒子之手，也真是窩囊之極。楊度此人則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黨。亦見其為人與思想之反覆無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懸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為這種Think Tank所誤，不敗何待？然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在一個偉大而複雜的歷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能不失敗呢？思之可歎。

至於省區和地方藩鎮，除馮國璋、張勳等二三人略表達遲疑之外，時未經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員段芝貴、龍濟光、張作霖、趙倜、靳雲鵬、倪嗣沖、陳宧、唐繼堯、湯薌銘、閻錫山、張懷芝等等，所謂「十九將軍聯名勸進」的通電，聲勢奪人。

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

此一《古氏憲草》的英文稿，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曾保存有兩套原著。筆者服務哥大期間（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時取出在教室傳觀。今次為撰寫本文，曾再往原館查閱，其書卡猶存（書號分別為B342.511C44及441），而兩書皆佚。遍詢上下負責人，皆不知所終，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尚存有一份，美國國務院外交文書中亦有複印本，可供參閱。（見U.S. Dep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4.pp.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