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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國軍隊進入租界，不論各方解釋如何，也是中國租界史上的創舉。這時的少帥，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將，風華正茂，其為人也，又面如冠玉、瀟灑風流。周旋於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之中，真是如魚得水。

「北京政變」後，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蔣、毛二公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的歷史，哪有什麼「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馮玉祥原是「北洋軍閥」集團中唯一的一個沒有固定地盤的主要軍閥。他游擊全國，四處依附、四處「倒戈」，竟成為民初全國知名的「倒戈將軍」。當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變」了。這一下他忽然搞到個全國第一號大地盤——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無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個老軍閥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資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戲真唱，不願做馮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馮既指揮不了他，而自己又不願做自己傀儡的嘍囉。因而這位「作假作了一輩子」的「倒戈將軍」對段執政呈請「辭職」又「辭職」；而段執政對他則「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戲。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這台假戲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張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齡已兵敗身死。死敵奉軍已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幾至身敗名裂的吳佩孚，又信誓旦旦必報此仇。玉祥處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蔣，北靠蘇聯了。汪蔣對他自然是歡迎之不暇；而史達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索性公開化了。

馮玉祥在華北雖是個無根軍閥，但是他一旦發現了「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這條新出路，思想搞通，樂不思蜀，南口彈丸之地的得失，對他也無關宏旨了。

所以郭氏如早懷異志，欲成大事，則應效法他的小東人搞西安事變的幹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後以三兩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捨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作鳥獸散了。——這就是郭松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於十二月廿四日兵敗巨流河（瀋陽西南），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餘慨焉！

所以我們民國史發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初，局勢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漸統一於「聯俄容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北方政權則漸次歸併於奉張父子。雙方「楚河漢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為二。分久必合，要中國重歸一統，就要看誰強誰弱，誰死誰活了。

在雙方代表於五、六月間一再磋商之後，彼此決定對「顏閣」暫時維持，而對馮之「國民軍」則雙方合力加以解決。此時馮的殘部顯然是根據馮發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馮軍西進則首攖其鋒者便是山西的閻錫山了。

不過話說回頭，這時不論奉系勢力是如何的強大，它終究是個「北洋軍閥」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還是劉邦、項羽那一套——窮兵黷武、逐鹿中原。誰把鹿捉到了，誰就做皇帝。這個老套套，在「民國時代」就不夠用了。

五〇年代中，張發奎數訪臺灣，曾違禁約訪幽居中之張少帥。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聯歡，一笑泯恩仇。當年駐馬店一帶的數萬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同時奉軍以其重建的「一、三聯軍」的精銳，在少帥張學良的指揮之下，突破了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了吳佩孚的主力，繳械納降三萬餘人。吳大帥僅率殘卒數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成為奉系全勝之局。

在「近代中國」這座大舞臺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只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後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對象」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一九一一）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年的標準大軍閥。等到二〇年代中期這個軍閥階段漸成尾聲時，他如不有所轉變——不論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就勢必和吳佩孚、孫傳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敗走投無路之時，卻被第三國際看中而加入了國民黨。

「安國軍」西路則由張學良於二、三月間指揮奉軍主力率重炮七十餘尊，循京漢線南下，進佔鄭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隊不聽命歸附者，則予以繳械。吳佩孚兩面受敵，不得已西竄四川，依附楊森，京漢線上的奉軍與革命軍也就要正面接觸了。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訴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閻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玉祥於一九二六年自蘇聯返國後，乃整飭舊部國民一二三軍為「國民聯軍」，自任總司令，於九月十七日「誓師」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義，效忠國民黨，旋即率部入陝。一九二七年夏當奉軍戰敗撤出河南，武漢部隊亦自鄭州班師企圖「東征」蔣介石之時，馮軍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馮氏與汪精衛、唐生智等開「鄭州會議」，接防鄭州。旋即奉蔣總司令電召，於六月十九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斯時寧漢之戰已箭在弦上，雙方班師，無暇北顧，隴海西段乃重入馮軍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蔣總司令復職，北伐軍改組時，馮已擁眾四十萬，虎踞中原，乃受命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遵命北上討奉。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個電請中山北上的原是馮玉祥。馮在幽禁曹錕之後，無以善其後。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實就要落入張作霖、段祺瑞兩大軍閥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無槍桿的孫中山。以馮的槍桿捧孫的牌位，豈非天作之合？加以馮那時已與赤俄的「第三國際」早有往還。與一位「以俄為師」的革命領袖相提攜，也是最順理成章之事。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漢以汪精衛為首之左派國民黨，為爭奪上海財源，亦繼之以「分共」（見陳公博自述）。國民黨既全部右轉，而共產黨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極左發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動」和繼之而來的「秋收起義」，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廣州公社」。

國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馮玉祥本是沒份的，但是三湊六合，使馮氏搭上這條新列車，便隨之進入次一階段了。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於「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於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制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制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的制度，故能一拖兩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制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以中比西，則此時的奉系地盤較中古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或近代西歐之英法、德、奧、意、荷、比、西八大列強疆土之總合猶有過之。

就在這奉系勢力如日中天之時，民國史上最大的國恥之一「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在上海爆發了。一時舉國沸騰。學運民運的目標都集中於「打倒帝國主義」m.hetubook.com.com，而上海的各國租界也就成為眾矢之的了。正當這華洋對峙，雙方於春申街頭摩拳擦掌的緊要關頭，少帥張學良奉老帥之命，忽於六月十三日率奉軍精銳兩千餘人，進駐上海。這時被中國工運學運嚇慘了的英法租界當局，見奉軍入滬，竟聯銜向少帥要求派軍人駐租界加以「保護」。

話說馮氏「國民軍」鹿鐘麟部，為直奉所逼，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後，張學良隨即率張宗昌、李景林入駐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權在軍閥時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兒戲的。此去彼來，自有長樂老人隨時「勸進」。這次奉系當權，長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們，也就動腦筋，勸張作霖進駐中南海，出任民國大總統了。

原來國民黨在北伐初期佔領武漢取得相當勝利之後，黨中部分軍政領袖便認為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權力過重，為防止軍人獨裁，應設法加以抑制，乃發生了「倒蔣」的暗潮。迨革命軍於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滬寧以後，此一暗潮則逐漸蛻變成國共之爭。蓋共產黨原亦在「倒蔣」陣營之中，而上海一帶之金融界所謂「江浙財團」者，則由於社會性質上之反共，乃轉而「擁蔣」。致使國民黨分成左右兩派，勢成水火。而共產黨乃成為左派之左派；蔣氏則成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勢所難免。迨汪精衛於四月初自蘇聯歸來——汪蔣原有「中山艦事件」之宿怨，至此舊恨新仇，一時俱發。加以蘇聯之第三國際及上海的江浙財團各自暗中助陣，乃演成「寧漢分立」。蔣氏在右翼軍頭桂系將領公開協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發動「四一二事變」之「清共運動」。一時人頭滾滾，國共合作期中之「跨黨」菁英，一時俱盡。即上海一地跨黨分子之死難者即不下萬人。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在上海亦幾遭不測。因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績，至此全付東流。

可是這時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復（上矩下木）等部於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態，侵入大同。眼看雁門關甚至太原都危在旦夕。久踞穴中怡然自樂的閻老西，一時手忙腳亂，乃連電張、吳兩帥告急。願率三晉健卒，同伐馮賊。

賀勝橋防禦戰的指揮官便是自南口戰場倉促南下的吳佩孚本人。吳帥曾手刃退卻的旅團長數人，掛其頭於電線杆，亦不能阻止吳軍敗卒的「反衝鋒」。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采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和無私忘我的聖徒（Ｓａｉｎｔ）。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節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郭松齡兵敗身死固然是他夫婦的悲劇，而郭之倒戈對奉張父子也是個致命的打擊。郭在日本觀操，奉老帥之召回國的目的，原是要借重這位猛將西伐馮玉祥，南征孫傳芳的。他的突然叛變把奉張父子這軍事計劃，完全扭轉了。他的叛變也使奉軍內部的裂痕更為表面化。雖然郭氏死後，張學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戰（二〇〇～二〇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將士與敵人勾結的信函擄獲之後，未加查閱便全部焚毀，並說「斯時孤且不保！」），把麾下將士與郭松齡私交的證據全部焚毀，既往不咎，然軍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黨如參謀長兼炮兵旅長魏益三便拒不歸隊，終率餘黨數千人，仍稱「國民四軍」，依附了馮玉祥（見魏氏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二一五頁）。

因此當張宗昌得勝班師之際，論功行賞，張作霖乃授意段執政將山東督軍鄭士琦他調，遺缺就由張宗昌這位民國史上的「標準軍閥」遞補了。張宗昌督魯一督三年，直至「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發之後，才被北伐軍趕出山東。最後被白崇禧在灤東繳械，始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魯掃墓，誤入韓復（上矩下木）的圈套，終被槍殺。

由於張的支持，段也發表馮玉祥為「西北邊防屯墾督辦」，駐節蘭州。馮在曹錕政府內原為「陸軍檢閱使」，屯重兵於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陸軍檢閱使」名位，促馮去西北任所就職。段亦以同樣方式電其他各省，廢督裁兵，雖收效甚微，然其後凡以北京政府名義外放之省區武官，一律稱某省「軍務善後督辦」，雖換湯不換藥，然「督辦」的名義在「執政」時期，就與「督軍」頭銜，混雜使用了。

因此，張、吳、閻、馮，四大軍閥，各懷異志．各軍將領，謀利求祿，各為其主。把整個華北打得煙霧瀰漫、血肉模糊。可憐千萬生靈，被這批軍閥弄得屍填溝壑，家破人亡，慘不忍睹。這時華南兩廣的國民黨也正在東征西討，槍聲遍地；汪蔣二人為爭領導權，正彼此勾心鬥角。湖南的趙恒惕、唐生智更打得頭破血流。驅汪以後的國民革命軍，也於此時乘湘亂而北伐。一時中華大地，南北東西，都炮聲隆隆。這時的中國，哪裏還是個國家啊？！

奉系此時擁有精兵三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訓練、裝備、補給皆舉國無雙。奉張父子之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了。

可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並有一種「諒他不敢」的糊塗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於六月三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於六月四日清晨五時三十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雄才」者何？「水滸」英雄，「說唐」好漢也。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主專政、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是也。換言之，你得對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佈局有認識，有遠見，有策略也。斯為張老帥之所無。他老帥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則「以暴易暴」耶？這點他就講不清楚了。講不清楚則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決不了，他用武力強佔的蘇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軍閥失之、軍閥得之，於我老百姓何有哉？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後一頁。筆者作此長文的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複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釐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歷史的背景，以乞教於方家。

在二次北伐中，他雖失去猛將張發奎、唐生智、賀龍和葉挺，但是卻增加兩支北洋軍——馮玉祥和閻錫山。

那時作為「革命對象」的北洋軍閥，和他們的北京政府，其複雜情況，亦不下於南部的國共兩黨。雖然如此，我們長話也不妨短說。

自北向南的第三塊地皮，便是山東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軍副軍長、山東人張宗昌，乃衣錦還鄉出任山東督辦。

在這六軍之中，再以最精銳的一三兩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以張學良為司令，而以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也是當時奉軍中最具現代化頭腦和最幹練的將才郭松齡為副司令。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改「一、三聯軍司令部」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直轄步兵六師十二旅，騎兵一師兩旅，炮兵兩旅，工兵一團。少帥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松齡副之。共有步騎炮工輜各兵種七萬五千人。奉軍六人軍團的張家父子兵之精華，悉在此中矣。張學良若非「少帥」也就權高震主了。

孫中山先生，聖之時者也。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以後，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

知父莫若子。張學良總喜歡把他老子與他的上司蔣中正作比。他說前者是「有雄才、無大略」；後者是「有大略、無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敗，要各以長相輔就好了。

在中國近代史和*圖*書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只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丑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閻之伐馮，無他，拒賊自保也。

長話短說，中山逝世後的六十年來，「中國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遺教，「以俄為師」之結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國現代化運動之發展，是有其顯明的「階段性」。各階段有各階段的貢獻，各階段亦有各階段的極限，不可畢其功於一役也。「以俄為師」，一重要「階段」也；但是也只是一個「重要階段」而已。此一「階段」一過，若吾人但知墨守「舊師」、「先師」，而不諳「出師」、「求師」之道，則在下一「階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階段」的革命對象了。

張學良斯時雖敗於革命軍，而晉軍則遠非其敵手。學良乃回師圍傅作義於涿州；邀擊商震於察綏之間。商震敗績，奉軍尾追入晉。閻老西偷雞不著蝕把米，一時救援無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義堅守涿州為三晉屏障。涿州不失則山西可保無恙。學良乃調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時彈下如雨，全城盡毀。古人所謂「負戶而汲，掘鼠煮筋」，莫過於此。守城晉軍與涿州居民，傷亡幾盡，而作義堅守不降。奉軍積憤乃至動用毒瓦斯炮彈，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義一守三閱月，實是今之所無，古之鮮有。作義一戰成名，中外輿論均為之喝采。迨彈盡援絕，最後接受奉軍和平條件時，國內政局已面目全非——蔣總司令復職，二次北伐正整軍待發。未幾閻錫山便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總司令」，與白崇禧、馮玉祥兩軍比翼前進。奉張以寡敵眾，力有不勝，老少帥便要考慮退路了。

俄人援馮既然公開了，則日本援張，英人援吳，也就更加積極了。一部中國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角逐史。這次北洋軍閥的內戰，帝國主義的陣線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二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沿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的日艦炮戰。如此一來，帝國主義就全部捲入中國內戰了。日本人就首先對馮軍佈雷，提出抗議。

可是當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少帥這支奉軍主力並未動用。它的主要任務顯然是穩定華北、控制北京，並監視正在迅速發展中的馮玉祥的「國民軍」。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無限便利：

這樁「三一八慘案」只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乾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當南口之戰正在高峰時，南方的北伐軍也正迭克名城，於七月一日頒佈動員令，七月九日「誓師北伐」。八月廿六日與廿九日乃發生早期北伐戰史上最有名的「汀泗橋」與「賀勝橋」之戰。其慘烈情況，當時親臨前線的指揮官張發奎和李宗仁兩前輩，曾為余詳述之。

上述三派在奉軍之中不特時為權位而傾軋，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則元老派與士官派早已形成一個官僚集團，在位攘權；思想生活也都比較保守，甚或腐化。而講武堂派則比較年輕、篤實，所受當時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運動」（一九一九）——的衝激也很大。他們反對禍國殃民的內戰，同時對元老派的舊軍閥統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齡影響最大。郭的夫人韓淑秀是學風比較新穎而激進的燕京大學畢業生，與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學，感情甚好，過往亦密。而馮此時已與「第三國際」掛鉤，北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南與中山的俄籍顧問鮑羅廷都在暗中往還。至於蘇聯對馮氏「國民軍」的彈械支援，和國際共黨在馮軍中的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種種，對郭松齡都是新鮮的刺|激。尤其是馮玉祥對直系的「倒戈」，以及馮在「北京政變」後的迅速發展，郭氏顯然也不勝羨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軍中所掌握的實力，遠超過一年前馮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揮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張之後如再與馮玉祥聯成一氣，並得蘇聯之奧援，則華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於十一月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席不暇暖，便與馮玉祥訂了七條攻守同盟的密約，隨即於十一月廿二日發出通電，公開反奉了。

至於閻錫山閻老西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評語），原不是個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畢生的心願都集中於維持山西省這個大票號。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所以對付閻老西，除後來的共產黨以外，國民黨和日本人都趕他不走。但是為著保持山西這個老巢，合縱連橫對他都只是技術性的問題。閻錫山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軍勢力大了，他也可追隨「煥章大哥」（馮玉祥字煥章）加入國民黨，受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大同雁門之爭，也就忘於腦後了。

再者為著他的「善後會議」——善後會議的名單中，怎能沒有「孫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主張，聯電奉請屈居廣州的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奉軍既占蘇、皖，則奉系此時所奪地盤已擴及八省三市─關外：黑吉奉熱（熱河是省級特別區）；關內：冀魯蘇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區劃上雖直屬冀蘇二省，其實際影響力較其母省容有過之。

吳佩孚既敗，革命軍乃兼程入贛入閩。在碧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連串的決戰之後，也消滅了孫傳芳這位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主力。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雖自戕太過，畢竟改組未幾、黨員年輕，腐化未透而衝勁猶存。它經過半年的折騰，至一九二八年初蔣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齡回到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實行二次北伐。

至於「京榆（或作津榆）駐軍司令部」設立之確切日期，當事人如張漢公（張學良字漢卿）本人及郭大鳴（松齡之弟）等之「回憶」及諸史家著錄，均略有出入。蓋「軍團」之設立，「司令部」之改制，均發動於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春，而完成於同年九月也。

郭君也忽視了，二〇年代中國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統帥的原是張家的父子兵。奉張父子雖「大略」不足，卻各有「雄才」。有禮於士大夫，亦有恩於士卒。他們將帥士卒之間，是有深厚的情感，離間不易，而郭氏懷偏將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卻要奉「少帥」以伐「老帥」，然其對少帥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馬昭之心，將士之間亦何嘗不洞若觀火呢？

此時孫傳芳率其殘部兩面受敵，自知非依附奉軍，絕難自保，乃於十一月下旬單車北上，在天津向張作霖乞援請罪。與少帥約為弟兄；以父禮事老帥。並領銜遍約原奉直皖晉各系舊軍閥閻錫山、張宗昌、商震、劉鎮華、張作相、吳俊升等十六人，商組全部北洋軍閥之聯合武力，並名之曰「安國軍」，以對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軍」。同時向張作霖勸進，公推張為群帥之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而以孫傳芳（五省聯軍）、張宗昌（直魯軍）、閻錫山（晉軍）副之。

郭松齡叛變是怎麼回事呢？簡言之，它是奉系內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內部矛盾又是當時整個中國內部矛盾的一部分。蓋奉系在本世紀初年張作霖接受招安開始，二十年中他們就建立了一個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在這帝國之內因而也就派系叢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銳的蓋有三大集團。第一是隨張作霖招安而來的「元老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這元老派原是一群綠林豪傑，略識之無的老粗。當他們覺得他們的帝國之內需要充實一批新人材時，他們便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這是當時中國各省區的普遍現象（只有袁世凱的嫡系「北洋六鎮」是個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勢，奉軍中因而也有一個「士官派」。它在二〇年代的首領便是楊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於元老派，漸漸地它卻掌握了元老派，成為奉系中的當權派。至於奉軍的中下級骨幹，則又是「陸軍大學」和它自己「東北講武堂」訓練出來的畢業生。無形中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陸大派」或「講武堂派」。這一派的精神領袖原是該校一九一九班畢業生張學良。而張學良是「少帥」，是全軍的副統帥，職責繁多，又歡喜聲色狗馬，不常m.hetubook.com.com在軍中，因此他們的實際領袖便是出身陸大並曾任講武堂教官的郭松齡了。郭松齡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軍精銳。

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八年春繼續北伐時，原分四路出師直指京津。何應欽率「第一軍團」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濟南為日軍所阻，引發「濟南慘案」之外，「直魯聯軍」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隸（旋改名「河北」）。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則於津浦、平漢兩鐵路之間自新鄉向北推進。白崇禧則率「第四集團軍」之一部（原唐生智舊部，經桂系收編者），循津浦線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後改名「北平」）。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則循年前舊路，東出娘子關，北出大同，拊奉軍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圍。在此軍力懸殊，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奉張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遜位讓賢，回師東北，再作打算了。

玉祥於四月中既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洽談妥當，四月底他就接受蘇聯的邀請，偕徐謙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閱月，正趕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直下長沙武漢。國內形勢大變。當這位老軍閥帶了一批鬥志昂揚、信心十足的青年共產黨鄧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蘇聯返國時，馮玉祥也就是另外一個馮玉祥了。

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是做過「北洋軍閥」的總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餘價值，足資利用。所以馮、張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而段氏寶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違其間，也頗有乘機再起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論實力，馮則遠非張之對手；論歷史，他原是馮玉祥這位有名的「倒戈將軍」第二次倒戈（民國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張則一直是折節服從，對馮則難免陽奉陰違，虛與委蛇了。

一九二五年四月張宗昌北返督魯時，張作霖乃派心腹智囊總參議楊宇霆任「江蘇督辦」，第一軍軍長姜登選為「安徽督辦」，並統率長江下游的奉軍。

總之駐馬店和郾城之戰，奉軍吃了敗仗。當張發奎乘勝攻入鄭州張學良的司令部時，在學良辦公桌上發現有敵將「留交張發奎將軍」一封親筆信。大意說，英雄識英雄，是好漢，將來「抗日戰場」上再見。向華（張發奎字）莞爾納之。去歲漢公與我談及，也證實有此「留函」。這也可看出他們那時內戰雙方的心境。

在張作霖出任「大元帥」之後，北方的軍閥中國，尚能粗安，而同一時期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國民黨統治區，則天翻地覆。

實至名歸，張作霖亦居之不疑，乃於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電就職。十二月廿七日遂移節北京。作霖此次入京，顯然以國家元首自居。扈從之盛、戒備之嚴，均前所未有。專車至前門站抵步時，自前門經正陽門、天安門、西長安街至張氏駐節的西城順承王府，沿街均用黃沙鋪地、淨水拂灑，儼然是前清帝王的鑾仗。此時筆者先父與諸叔均隨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況。諸叔均為在學青年，歸來繪影繪聲為我輩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至於奉系其他次級部隊和雜牌軍的首領，則隨奉系地盤之擴張而就地分封為各地軍政長官。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東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地盤便是「熱河特別區」。第五軍副軍長闕朝璽乃奉命率兩個奉軍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隊，出任熱河都統，駐節承德。

在本世紀二〇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末期，那發源於東北的「奉系」，可說是一枝獨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面以二百萬日元的重賂（一說是「奉天官銀號一百多萬小洋買來的」——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七七頁韓玉辰文），爭取了馮玉祥對「直系」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錕，摧毀了他的「賄選政府」，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以作過渡。

第二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則是直隸省（今河北）。第二軍軍長直隸人（滿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隸督辦，駐節天津。所轄奉軍及改編後的地方部隊凡六萬餘人。

至於閻錫山，他原為安國軍中勸進分子之一，並榮任安國軍副司令，然見北伐軍勢盛，閻亦於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趙戴文往南昌見蔣，願加入革命軍。惟遲至一九二七年春，閻氏仍不敢表態，以南蔣北張，勝負莫卜也。迨張學良敗於郾城，撤出鄭州，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閻錫山迫不及待，乃易幟自稱「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遣猛將商震北入綏遠，進據張家口。傅作義東進直隸，佔領涿州。閻氏原來腹案是配合北伐軍，抄奉軍後路，先入關者為王，乘機佔領北京，而國民黨內訌，革命軍兩路班師，回長江兩岸，另打內戰，則非閻氏始料所及也。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碟」。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余、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衝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衝，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丑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期限的「最後通碟」。

然「出師」之後，何擇何從？今後「求師」之山門又在何方？事屬「未來」，治史者則不願多言矣！

就在這同床異夢的情勢下，段祺瑞便於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職。張作霖亦率奉軍千人入京觀禮。就職之後，段執政便按他自己一廂情願的安排，假戲真唱了。第一他要廢督裁兵、堰武修文，來解除各省實力派的兵權。「廢督裁兵」原是前大總統黎元洪發明的。在中國軍閥時代，凡無兵權的當政者都主張廢督裁兵；有兵權者，則反對之。可是這一次段顯然是得到張作霖之諒解的。張乃自請撤銷他原有「鎮威將軍」的「將軍府」，並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仍「節制東三省軍務」），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

這時奉張父子對馮玉祥是必除之而後快。那時他父子對馮的辦法，除奉軍正面進攻之外，並檄調敗退山東的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軍」攻其南；作霖更遣專使與吳佩孚釋嫌修好，約他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閻錫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

可是張作霖卻不願率爾操觚。他雖然以統治者自居，於六月廿六日親往北京晤吳佩孚。當吳氏主動北上親自指揮討馮的南口之戰時，張亦於三日後離京。其後便往返於津奉之間，坐山觀虎鬥。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時，老帥始令少帥接手以奉軍專長之重炮轟斃國民軍萬人以上，終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馮軍西遁，華北遂成張家天下。

一九二四年九月，當「第二次直奉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捨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麼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御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並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下，向孫文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去者。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於華北，壓制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後招降或中立那善於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消滅直系的殘餘勢力，如盤據滬寧一帶的齊燮元，閩浙一帶的孫傳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於武漢、洛陽一帶的吳佩孚本人。長江既已在掌握中，則華南、西北，不難傳檄而定也。事實上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這條腹案脈絡前進的。

自此奉系大舉入關。主帥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亦於十一月初抵天津，晤馮玉祥商討善後，並決定公推前「皖系」軍閥首領，其時退休在天津閑住的段祺瑞，暫時出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後再另作安排。

一九二七年五月，兩軍相遇於豫南之駐馬店、郾城、周家口一線。奉軍以其國際馳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轟張發奎。六十餘年過去了，去年張漢公與筆者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嘗與張大王（張發奎在軍中的綽號）詳談駐馬店之戰。大王深許奉軍重炮為其「鐵軍」北伐中和圖書第一號勁敵。然大王也告訴我說：「他們那時簡直不敢開炮！」為什麼呢？張說：「那時我們革命軍士氣最旺。——我們在前線，敵方哪個炮聲最隆、機槍最密，哪個地方就是我們衝鋒的對象，所以他們不敢開炮。」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麼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一九三〇）、「國民參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協」（一九四九）、「國民大會」（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人民大會」（一九五四）……？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制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可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政局的變動是太複雜了。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位白裔中國史老教授，曾立志寫一本書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國」。他老人家，無徵不信，把雞毛蒜皮弄得太仔細了，寫了二十餘年，還繳不了卷——其實他所寫只是南方的半個中國而已。

閻氏自辛亥以後，盤踞山西十餘年，自稱要把山西建成半個日本。對北京政潮，總是鼠首兩端以避禍。他甚至把山西鐵道系統建成「窄軌」，不讓外省軍車進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時亦不出省。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日本人終於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並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瀋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牆鐵壁。張老帥也就決定率殘部反攻了。

張作霖以中國元首之尊，在就職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總統舊例駕蒞「天壇」祭天。正當大元帥手捧金爵向蒼天喃喃祝禱之時，不意失手，金爵墜地，爵扁酒流。聞者咸認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為當時卸任總理的顧維鈞先生六〇年代初在紐約告我者，當非虛語。

吳佩孚、孫傳芳，多少年來都是奉張父子的死敵，雙方鏖戰不停，有勝有敗，從無已時。孰知不出數月，這兩大死敵竟為蔣介石所徹底擊敗。這在奉系看來，正可坐收漁人之利。因此老少帥兩父子，便要以援孫援吳為藉口，揮軍南下，重掌蘇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盤了。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余、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奉張父子之邀請中山北上，也自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蓋雨亭（張作霖字）、中山原為老友。他兩人的兒子學良、哲生（孫科別號）也佔「民國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惡。雨亭曾以鉅款濟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時，為他賣過命。真是交非泛泛。原來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奉軍被吳佩孚打得潰不成軍。當全國都在幸災樂禍之時，空谷足音，孫中山卻在桂林通電援奉，大罵「吳賊」。蓋此時中山正率陳炯明的「粵軍」，打垮老「桂系」，師次桂林，欲乘勢「北伐」。為此中山竟與陳炯明鬧翻。弄得葉舉叛變，「炮打總統府」，中山幾乎把老命送掉；而慶齡夫人受驚，竟至當街小產……，孫公為之狼狽不堪。這在奉張看來，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於文字。

這次奉軍（第三次）入關南下的編制，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六個「軍」，由姜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每軍之下各轄三至六個「旅」及若干「獨立團」，如炮兵、工兵、輜重兵等等。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六個軍的總人數，蓋有二十餘萬人。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至於長江流域那些小軍閥，處於四戰之區，北邊戰敗則投南（如唐生智）；南邊戰敗則投北（如孫傳芳）；南北相持則捨冷灶燒熱灶（如陳調元）。他們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再看那些據守西南、西北的邊疆軍閥。在王綱解紐、中原無主之時，他們就你砍我殺，兼併邊陲，稱王稱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統，新朝崛起，他們自會奉表稱臣，甚至撤藩歸政，皆不是大問題。這一套樣板戲，已在我國歷史上演出了兩千餘年，此次不過是最後一場罷了。

再者，對自己的政治措施無認識，則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齡倒戈」的鬧劇。郭松齡（一八八二～一九二五）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願，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後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歷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兩橋之敗，使吳軍喪失了全部精銳，也喪失了再戰的士氣。縱橫中原的吳大帥從此一蹶不振；最後還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歸田了。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佈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乾，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六月十八日，在原「勸進」人士繼續勸進之下，張作霖公佈「軍政府組織令」，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且出任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原攝政內閣總理顧維鈞呈請辭職，由潘復繼組「軍政府內閣」，詔告世界。

拙篇若有餘事足記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一九二五年初，張作霖以張宗昌兇猛善戰，又在長江流域有作戰經驗，乃予以「蘇魯皖剿匪司令」名義，囑其挾前「淞滬護軍使」、因戰敗而投奉的盧永祥，揮軍南下。張、盧於一九二五年初擊破直系齊燮元軍進佔南京。盧永祥並於南京一帶網羅一些淞滬舊部增組「宣撫軍」，仍以張宗昌為總司令，率軍循滬寧路東進。一路取常州、奪無錫、佔蘇州，終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底佔領上海；再循滬杭線南進，與直系另一悍將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於滬杭之間。奉系勢力發展至此，可說是臻於極盛了。然奉軍此次南進遠及蘇杭這塊天堂地區，張宗昌實居首功。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幾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余、陳友仁、譚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吳之伐馮者，誓報前年一箭之仇；並圖藉機重主中樞也。張之伐馮者，入關為主，取而代之也。

話分兩頭，當馮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時，他留下的一批「國民一二三軍」的將領鹿鐘麟、孫岳、張之江、宋哲元、韓復（上矩下木）卻正被奉直二軍打得七零八落。這時無兵無將的段執政自然地就要拋棄馮系，而向爭奪北京城，來勢洶洶的奉直兩軍之間求其均勢了。但是張家父子這時的兵力遠在直系殘部之上，所以段執政在依違之間，難免就有「暗通奉系」ｈtｔps://ｗwｗ.hetuｂｏok.coｍ.ｃoｍ之嫌。事為馮系守將、時任北京警衛司令的鹿鐘麟所悉，鹿乃於四月九日派兵圍執政府、繳衛隊械，舉行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鹿為自保計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願重隸麾下；並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圖共拒奉張父子，然吳則與奉張另有密約，拒不接納。鹿自知獨力難以抗奉，便於四月十五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馮軍既撤，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之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佔領了北京——也結束了為時一年有奇的段祺瑞「臨時執政」的鬧劇。段氏一去則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閣」，勉維中央政府於不墜。至於政府前途，就要看張作霖、吳佩孚，尤其是前者決意如何安排了。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的第二項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挾天子、令諸侯」了。他已是事實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調整，再作點姿態以贏得列強駐華「公使團」的承認（這是那時軍閥政府的必要條件），他就可正位做「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國民黨「清共」運動蓄勢待發之時，張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團」的支持，一舉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搜查之後，逮捕了國共兩黨地下領袖六十餘人。略經審判，竟將李大釗等中共黨員二十餘人判處「絞刑」，並將所搜得的中俄文資料編纂成「蘇聯侵華陰謀文證彙編」的巨帙，公諸世界，贏得蘇聯以外各帝國主義駐華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張作霖便正位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元首了。

再者，兵驕必敗。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發軔，他就要搞個原一、三軍團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雜牌地方軍，如熱河的闕朝璽、直隸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軍和黑龍江地方部隊等，均拒於圈外，太阿倒持，化友為敵。

黨綱解紐，則槍桿至上。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吾見桂系「逼宮」、蔣介石「下野」、龍潭血戰、李宗仁討唐、張發奎討桂、李濟琛討張、「鐵軍」自殺、汪精衛逃亡……一連串數不盡的事變。國共兩黨皆自顧不暇，「北伐」也就無形中斷了。北伐中斷，也使北京的張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帥。

段之另一著棋，便是他的「善後會議」。他要網羅全國實力派，如孫文、黎元洪甚至吳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適、王寵惠等百餘人，來開個全國性的「善後會議」（頗像後來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然後通過這個會議，他想或可炮製出一部新的「憲法」或「共同綱領」一類的東西。如此，則他的「臨時執政」或可名正言順地變成「永久執政」或「大總統」了。——這顯然是段執政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職，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東交民巷，一共幹了一年多的「臨時執政」，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這麼打的。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幹，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十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後，有志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郭松齡的反奉倒戈，其軍中顯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請的林長民、饒漢祥）無策士；不像馮氏倒戈，有個黃郛為他出謀劃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鑄下大錯。為著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相呼應，郭把他手下奉軍番號改成「東北國民軍」。馮的「國民軍」那時與共產國際掛鉤是盡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開頭就與馮玉祥擺出個沒有必要的搭配；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馮的支援，馮也不支持他並乘機混水摸魚。

在這華北四大軍閥混戰之時，四人之中以吳佩孚比較空虛。他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眾叛親離，兵力無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陽，綿延千里，一字長蛇陣的戰線，進攻退守均屬不易，隨時有斬頭、除尾和斷腰的危險。事實上當他於一九二六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見蘇錫麟自述，載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八二頁），計劃北上討馮時，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趙恒惕的湖南地盤，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無力抗吳，乃投向兩廣，這便引起了革命軍的「北伐」，吳佩孚也就首尾受敵了。

第一，他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初便名正言順地發重兵南下。東路由張宗昌指揮「直魯軍」循津浦線前進，於三月間進佔南京入駐上海。孫傳芳軍撤往江北。當革命軍在白崇禧、何應欽、程潛等指揮之下，於同時進入滬杭寧三角地區時，「安國軍」和「革命軍」就短兵相接了。

在奉軍（包括「直魯軍」）於東西兩線代替了孫吳兩軍之後，乃與北伐的「革命軍」兩面作戰。在滬寧，以及津浦線上的張宗昌，雖不戰而走。在西線上的張學良、唐生智、張發奎的爭奪戰，卻是十分激烈的。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在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傑，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聖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絕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一九二六春初，張家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關。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少帥精銳乃佔領灤州，直指天津。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於現實，他父子乃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

可是儘管郭之對馮頗有敬慕之情，而馮之於郭，則顯乏投桃之報。當十二月初郭氏「討奉」戰事正烈之時，馮忽揮戈東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牆角，向已宣佈「脫離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並霸佔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闕朝璽鼠首兩端時，突然奪取了熱河。鵡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時馮玉祥的聲勢自然直線上升。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馮氏「國民軍」的天下。在北京他驅策段祺瑞，挾天子令諸侯，也炙手可熱。因此郭松齡死後，奉軍重振旗鼓的第一個對象便是馮玉祥了。

在一次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女公子（顧維鈞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級宴會上，他這個「小把戲」也結識了其後名播國際，在西安事變中發生決定性作用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沒有他夫人于鳳至的這位「結拜姊妹」的不時翼護，則漢卿在其後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險多了。此是後話。

張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貧困，「跑關東」（山東人去東北謀生的習慣語）謀生。曾在海參威賣過燒餅，在東三省當過「鬍子」，並學會了一些下等俄語。嗣後經過招安當兵等一系列行伍過程，終於能在直皖各系軍中逐漸升遷，最後回東北投老少帥，至此竟做了山東督辦。他所統率的除少數正規奉軍之外，也改編了大批直魯兩省地方部隊，號稱「直魯軍」及少數「白俄軍」。盛時竟擁眾十萬以上。雖然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將軍」，並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銀子。

在馮氏四面楚歌之時，那位寄馮氏籬下，無兵無將而徒擁高位的段執政，處境就更為困難了。他深知他只能「執政」於張、馮、吳三派的均勢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獨得其勢，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執政在國民黨「北伐」前夕，實在是個三處磕頭、四面討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國聯軍時帝國主義所組織的「公使團」）的一位最可憐可嫌的國家元首。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嚮往之新制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制」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廿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後）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徹底破產。「軍閥政治」（Ｗａｒｉｏｒｄｉｓｍ）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之併發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