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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作者:唐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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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編 唐德剛論張學良 花花公子.政治家.軍事家

外編 唐德剛論張學良

花花公子.政治家.軍事家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這件歷史事實,今後恐怕要被史家爭辯一千年而終無定論。但是,事變中的若干史實也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這一故事是顧氏在海牙做國際法庭法官,返紐約向我口述其《顧維鈞回憶錄》,和我一道午餐聊天時親口告訴我的。這位國際法庭大法官,那時沒有向我捏造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小故事,也只是幫助說明張作霖、學良父子的一生,是多麼富於傳奇性罷了。
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未做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卻是從一個花|花|公|子開始的。
既有方面之權,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終成短期的中華之主,當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帥」——當時中國正統的國家元首。學良便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鬍子」的兒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誕生的,嗣後跟隨乃父,水漲船高,竟然做了軍閥時代的中國「末代皇帝」的太子。
蔣公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復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個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面,這又是誰之過歟!?若說沒有西安事變,國民黨便可把共產黨完全消滅,以後縱使貪污腐化,你傾我軋,仍然可以安享其錦繡河山,榮華富貴,把人民當阿斗,恐怕也是癡人說夢吧!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
第二,西安事變之發生,建議為楊,主動為張。迨至騎虎難下之時,學良「問計無人」,致使精明而識大體的周恩來變成「謀主」。不過話說回頭,西安事變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乃至蔣公本人也未始無實惠。蓋西安無變,則蔣氏之剿共戰爭,以蔣之個性,勢必堅持到底。然證諸世界各國近代史之各種實例,這一剿共戰爭,將伊於胡「底」,實無人可以臆側。野和_圖_書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古人說,揚湯止沸,莫如去薪。共產黨有群眾有理論,不謀釜底抽薪,專求揚湯止沸,是消滅不了的。而專靠槍桿來剿共,就是揚湯止沸。何況外患緊迫,大敵當前,有誰能保證,一把野火就把共產黨燒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變,未始不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
論倜儻風流、揮金如土,上開飛機、下駕汽車,左擁右抱、女伴如雲,而鶯鶯燕燕之間,中西兼備——連法西斯霸主墨索里尼之千金,亦在少帥膩友之列,則少帥實非小說書上任何風流小生所能望其項背了。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癡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癡情,羨漢卿之豔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花|花|公|子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漫說是像張學良這種大頭頭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淒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
總之,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閱於牆而外禦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表現得刻骨銘心,為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歷史家,都不會否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一統,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臺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難妄測了。
少帥的崛起,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踞一方,足為西歐各國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歷史家,自有清楚的交待,讀者可細玩之。
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餘年當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的記錄上,最多彩多姿的領袖人物「少帥hetubook.com.com」張學良將軍,應該是獨佔鰲頭了。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撒手(左金右間)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其後不久,那批在北京以專才身份待業待詔的博士幫,包括顧氏自己,可能還有王寵惠、顏惠慶、施肇基等一群,日長無事,結伴行街。他們曾戲以張大元帥的生辰,冒為一無名老人的八字,請當時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為算命。這相士把八字一排說,這個命貴則貴矣,只是現在他已是黎明前的「電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電燈膽」便是北京土話中的電燈泡。在那電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電燈膽是特別明亮的。可是不久張氏這個明亮的電燈膽,便在皇姑屯熄滅了。
再者,西安事變之圓滿解決,對當時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戰。根據當時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又伊於胡「底」呢?以當年日本侵華的氣焰來推測,南京之抉擇在「抗戰」、在「忍辱」,其結果並無軒輊。所不同的只是: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公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與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和_圖_書,人類卻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欲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高幹子弟,生活糜爛不堪的,也是成隊成群了,但是哪個能和你相比?老實說,漢卿吃喝玩樂的記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安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捨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裏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份,而漢卿你卻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顯然的,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頭,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為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詞;並從而戒煙去毒,浪子回頭,洗心革面,知恥近乎勇,卻是很難能可貴的。
去年我曾看過一部叫做《少帥傳奇》的電影。那顯然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這部電影裏的傳奇故事比起少帥傳記裏的真實故事來,恐怕還要遜色呢。少帥實際生活的傳奇性,似乎要比傳奇電影裏的傳奇更富於傳奇性!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和-圖-書
張大元帥由於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漢奸,因此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容,終於兵敗之後,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國。這一段簡略的老帥傳記,本身便已足夠戲劇化了;那時曾有意侍候老帥,終於變成少帥顧問的顧維鈞博士,就曾經告訴我一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作霖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應為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曾舉行一次歷代帝王和歷屆民國總統都循例舉行的祭天大典。當張氏正在天壇之中捧爵而祭,並喃喃祝福之時,孰知一不小心竟把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帥驚惶失措,與祭者也都認為是不祥之兆。
趙一荻,我們歷史家也替您喝采!
須知,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界史中,安祿山、石敬塘、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力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師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火氣全無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學良才二十出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和*圖*書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蟠然「易幟」。
張學良本來就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性和戲劇化的家庭裏。他父親「老帥」張作霖便已很夠傳奇了,他由一個東三省的「鬍子」,那個比小說書上的「梁山英雄」更富戲劇性的真實的草莽英雄,在滿清時代由落草剪徑,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發財,而出長方面。他所長的「方面」,竟比西歐英法德奧諸列強的聯合版圖還要大得很多!
第一,事變之發動是基於張學良對國難家仇的義憤。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是絕少、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私人利害的。在學良看來,北伐之後,他為謀求國家統一,不惜自棄歷史,毅然「易幟」,歸順中樞。如今外患急於燃眉,蔣公必欲置中共全軍於死地,不滅不休,毋乃太過。學良口勸不動乃貿然實行兵諫,希望蔣公不為已甚,張氏這種心理基礎,蓋亦為史家所不容否認者。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臺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花」的花|花|公|子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才。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在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行業,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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