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爭中的北大人
上帝啊！
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六十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３７樓學生宿舍，我沖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卷。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不為金錢所動的人，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徹。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並肩合作，結下兄弟般的友誼。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四日，我正式接到開羅中東分社社長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hetubook.com.com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唯一沒辦此手續的，因為我一直想尋機脫離組織，在巴格達潛伏下去。由於在戰爭期間違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國衛隊看管起來。我猜自己大概也會被押往曼蘇爾飯店當作人質充當人肉炸彈。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７４７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在這個世界上壞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時，好人並沒有減少。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們今天缺少的正是這種勇於承擔責任的人。
不為權力所害的人，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十八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和-圖-書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無所不包。直到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他還不忘按下快門，終於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轉世。
擔責任珍視榮譽的人，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勇敢的人。
更
m.hetubook.com.com不可思議的是，三月十五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海明威
一九八六年底，我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明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如果沒攝影部老闆們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一月二十九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訴我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講真話愛思考的人，
hｔｔps://ｍ•heｔubｏoｋ.coｍ.ｃｏm我兒時皈依的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慾不外為「名、利、色」。可像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
請賜予我，
一九八三年我從北大畢業。久居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貿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高懸五星紅旗的平治３００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工的安全奔波。
三月一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相聚，鄭大使和圖書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ＢＰ機、無線電話和一張到處是朋友的老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一九七九年，我是稀里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民主科學、樂於助人。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孩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竟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