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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小一些的組織，也分佈在各地日裔美國人的社區。從日本不同地區來的移民，在美國成立了各自的同鄉組織。這些組織可以提供娛樂及社會活動的去處，並向不幸者伸出援助之手。由於接受慈善施捨被日本人看作是丟臉的事，所以他們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接受此類援助。不過，除了向家庭和日裔美國人內部的社區組織尋求接濟之外，日本人幾乎沒有向公共救濟機構伸手的現象。甚至在一九〇六年三藩市地震之後，當一萬日本人落得無家可歸時，也幾乎沒有人申請社會救濟，因為他們的地區組織給了他們以大量的援助。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幾乎沒有一個日本人申請社會救濟。

在日本人比例較大（二十％以上）的夏威夷，對日本人的驚恐反倒不那麼厲害。可是，即使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工資上照常受到歧視，要晉升到技術崗位也到處受到刁難。一九〇九年日本農業工人的一次罷工，更惡化了白人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儘管它給日裔田間忙工帶來了某些好處。

九十％以上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主要從事農業、商業以及體力活。那一代人當中的專業人員和文秘人員，加起來還不到十％。總之，日裔美國人最初的經濟起飛與受教育程度關係不大，他們也不從事需要有教育才能幹的職業。在第一代日本移民取得相當的經濟成就之後，他們才有條件讓其子女（第二代）到高校深造，進而跨入專業階層和一些需要正規教育的職業。

除了在農業上的成功外，美籍日本人還以出色的園藝技術名聞加州。園藝與農業有關，一些日裔就專以經營園藝為業，或承包別人的庭園管理。日本園丁成了白人中產階級家庭生計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延請這些園丁來照料其草坪和庭園。園藝業是小本生意，但具有獨立性，因為園丁從許多人家領取合同報酬，不是任何一家的僕人。早在一千九百二十八，南加州一帶就有一千三百名日本園丁。日本人在農業上的成功還包括開辦農貿市場，經銷自己農場的產品。一九二九年，光洛杉磯一地就有七百多個日本經營的這種市場。

就數量而言，到美國和_圖_書的日本移民並不多，儘管二十世紀初加州到處都有黃種大軍或黃禍臨頭的喧囂聲。一九〇七年是有記錄的日本移民最多的一年，約為三萬人一八八二年華人移民最多，為四萬人。即便沒有記錄在案的非法移民超出這個數字一倍，統統加起來也只不過是歐洲移民的極小一部分而已。在一九〇七年的日本移民頂峰期，區區三萬人尚不到來美移民總數的三％。況且，日本移民的回流率很高。從一九〇八年成立君子協定到一九二四年徹底中斷從日本（及其他國家）向美移民，期間約有十六萬日本人來美，約有七萬人離美。他們集居在加州的部分地區，因而造成了一個日本人大舉進犯的假象，而實際上即使在加州，日本人也從來沒有超過該州總人口的三％。正如一位有名的經濟史學家所說，就那麼幾個日本良民竟然會莫名其妙地激起如此之甚的仇恨和恐懼，實屬罕見。

《外籍人土地法》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人的經濟進取，大可打個問號。一九一三年的《外籍人土地法》頒佈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緊接著就爆發了。由於許多白人農工離開農場而到工廠裏去掙大錢，充當佃農的日本人就供不應求。況且，法律上的不少漏洞也使許多更富裕的佃農得以成為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他們在美國生養的子女是第二代，這第二代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可以擁有土地，並行使他們父母被剝奪了的其他權利。日本家庭以孩子的名義擁有大量土地。有時，日本人向同情他們的白人買進土地，但在法律上並沒有辦理過戶手續，由他們耕作，這種土地和自己的沒有什麼兩樣。為了逃避《外籍人土地法》，還成立過許多有名無實的公司。到了一九二〇年，這些逃避手段已是如此的普遍和盡人皆知，以致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來堵住漏洞。這項新法律作為動議案以三：一的多數票獲得通過。一九二〇年的《外籍人土地法》不僅禁止無權申請國籍的客籍人（亞洲人）擁有土地，而且禁止他們租借土地，並試圖禁止以在美出生的子女的名義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做法。但法院裁決和新的逃避措施和-圖-書使得日本人能夠繼續在加州農業中生存下去。直至一九四〇年，大部分受雇的日本男性仍然是農場主。該項法律在減少日本人佔有土地的數量方面並非完全無效，也給日本人經濟上的騰飛設置了巨大的障礙，但卻沒有完全把他們捆死。其中一個原因是，日裔美國人在土生土長的占了越來越大的比例，因而不受針對無權申請國籍的客籍人的法律的限制。

日本租地農場主也繁榮了，儘管他們在同樣的土地上付出的地租要比白人多。可是，美國人對日本的經濟歧視，卻使他們自己在政治上丟分。日裔租地農場主付出較高的地租，這就意味著一個有勢力的階層（白人大土地所有者）感到有必要阻止把日本人完全趕離土地，而這偏偏是《外籍人土地法》第一稿的初衷。後來寫進法律的政治妥協案允許日本人租借土地，即使他們不可能取得所有權。這些法律在加州立法兩院幾乎全票通過。這表明了加州強烈的反日情緒，這種情緒將導致許多其他針對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法律及慣例。

日本人的所以能從體力勞動者上升到小業主的地位，個人節儉只是部分的原因。和中國人一樣，他們通過一種稱做會的信用組織來籌款，以創辦新企業。但是，要辦好這種手續簡便的會，就必須依靠一整套建立在家庭和街坊聯繫及重視名譽基礎之上的信用網，才不至於有人會好意思拖欠會款。敢於承擔風險的創業精神、勤奮和毅力，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而對某些企業來說則顯得更加重要）。一個園丁所需的資本，無非是一輛小卡車、一架割草機、若干剪切機和草耙之類的工具。園丁個人的思想品行才是關鍵的東西。日本人在做農工和家僕時已經贏得了勤奮而又值得信賴的好名聲。這使許多美國家庭可以放心地與他們訂合同，因為請人進家來料理庭園是新鮮事，勢必會在某種程度上把家私及貴重物品暴露在園丁面前。

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使法律不能故意把日本人挑出來作為它的受害者。到一九三〇年，美國本土上的日裔美國人幾乎有一半是土生土長的。到一九四〇年，加州全部的商品蔬菜，約htｔｐs://wｗｗ.ｈｅtuｂｏｏk•ｃｏｍ•coｍ有三分之一是由日裔美國人種植的。

當日裔美國人成為農場主或雇用日本農工的雇主時，在工資上對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歧視也就隨之減弱了。最初，白人農工按計時制掙得的工資比日本人高，但當使用計件辦法時，他們就掙不過日本人了，因為日裔農工的工作效率高。日裔農場主付給日裔農工的工資比白人農場主給的要高，這樣就迫使白人農場主提高日裔雇工的工資。一九〇九年後，對日裔農工的歧視幾乎不復存在了。再過十年之後，由於日本人的高效率，日本農工的收入實際上高於白人農工，這種高效率此時已受到普遍的承認。

雖然日語講得好對美國雇主來說，並無直接的經濟價值，可這表明他們具有相當的文化水準。在美國，對於許多種族來說，英文講得好壞是別一碼事，但懂一門外語卻向來被認為是與經濟進步相關的。總之，教育通常是一種表徵，能體現出人們在其他方面的社會特點，諸如由籍貫地、階級歸屬或家庭背景所決定的各種理想，以及為了有可能實現這些理想而對人格和氣質所進行的薰陶。從在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男子來看，祖籍地區的總體教育水準，較之他們個人的教育程度，更能與他們後來在美國的成功掛起鉤來。他們家鄉地區的雄心壯志和性格特徵，也許是使他們能獲得成功的更加根本性的因素。

和中國人一樣，日本人千方百計避免通過政治鼓噪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雖然他們曾在法庭上打過無數次的官司。像美籍華人的經歷一樣，反東方人的狂熱無法持續幾十年，因為日本人默默無聞地工作、發財，不授人以柄。再者，日裔社區沒有像當時舊唐人街那樣給聳人聽聞的小報不斷提供有關自相殘殺、鴉片窩、犯罪區之類的可怕消息。日裔美國人過著一種安逸的農村生活，成不了大新聞。

那些飄洋過海去與在美的日本男子完婚的女子，可謂相當的保守而溫順，甘心繞地球半圈，和由父母選中的但連面也沒見過的男子結合。就價值觀念和自律精神而言，這些男子和女子都是非同一般的。他們追隨著明治時代已成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美國理和-圖-書想，而日本在世界舞臺上日益升高的地位，又使他們得以保持作為日本人的驕傲感。

在公立學校裏，日本孩子以循規蹈矩、彬彬有禮及學習勤奮而出名，並受到老師的喜愛。由於日裔在任何一個地區的人數都很少，所以日本兒童上的學校幾乎都是種族混合的學校，老師對他們非常好。這些孩子在學校裏的成績不亞於白人孩子，智商也不相上下，儘管他們的家人不講英語，也儘管從父母的職業來看，正規教育並沒有多大明顯的作用。何況鑒於相當日裔受歧視的狀況，教育對他們自己將來的職業選擇能派何種用場，也是未知數。他們只不過認為，品學兼優牽涉到榮譽問題，不可等閒視之。第一代日本移民時常教導其子女，要維護自己家庭和整個日本民族在美國的榮譽。除了家庭的嚴格約束和管教外，孩子們還受到當地日裔社團的影響，加之日本人又往往住在一起，誰家孩子淘氣，街坊鄰里的閒言碎語就讓你吃不消。這類社會控制遠遠超出孩子之外。日裔社區很少發生重大案件，少年犯罪率很低，其他形式的社會狀態也不多見。早在移民初期，美籍日本人社區的犯罪率就比其他美國人低，即使犯罪，也多屬輕微的。這在美國本土和夏威夷都一樣。越軌行為不僅使肇事者受到家庭的壓力，也受到親戚、鄰居乃至全體日裔美國人的責怪。很少有人能承受這麼大的壓力。極個別不顧社區的行為規範而繼續胡作非為的人，會被送回日本，不讓他在美國人民面前給日裔美國人的臉上抹黑。放縱的個人主義在日本的價值體系中素無立足之地，他們視集體利益高於一切。日語中壓根就沒有隱私這個詞。

第一代的男性移民，是由日本政府挑選出來的身體健康、品德優秀而且願意賣力的一批青壯年。他們成長在一個日本民族決心接受並仿效美國生活方式的時代。

日本家庭極度穩定，離婚極少。孩子受到嚴格控制，但其身心健康卻是父母的頭等大事，父母常常為了子女的現狀和前途而作出重大犧牲。父母養育之恩，子女會還報的。美籍日本人子女慘遭事故的，要比白人或黑人的子女少得多，父母關心之切，可見一斑。和圖書

總的說來，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比美國家庭要大。美籍日本人的出生率是白人的四倍，這使害怕日本人氾濫的呼聲頗為中聽。但是，日本人的出生率之所以高，原因乃在於他們絕大多數正處在青春年華。老人和孩子遷來美國的為數甚少。況且，這些年輕男女來自農村，而在全世界，農村的出生率總是偏高的。

日本也涉足於與土地無直接聯繫的商業性活動，並同樣搞得很成功。到一九一九年，西雅圖半數的旅館和約四分之一的雜貨店均是日本人經營的。在洛杉磯，第一代日本移民除了開辦廉價旅館外，還擁有乾洗店、餐廳和魚行。一些日本人經營的企業，開始時都以滿足本族同胞的需要為主，尤其是迎合日本人的特殊飲食習慣。可是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遠遠地超出了日本同胞的消費需求。還有一些日本人所擁有的企業，如上述的園藝和農貿市場，其顧客幾乎都不是美籍日本人。

第一代日本移民踏上美國國土之後不久，便成立了日本人聯誼會。該會在各大城市的分部，既充當日裔社區內部的控制組織，又起到與外界聯絡的作用。日本人聯誼會設法遏止賣淫和賭博，並防止其他會使日本人在美國社會上丟臉的不良行為。它主辦娛樂性及社會公益活動。它也向警方及其他美方行政當局或日本領事館（因為第一代日本移民仍算日本公民）報告犯罪行為，也轉達個別日本人的不滿和申訴。總之，它是第一代日裔美國人的集體代言人。

第一代移民雖然絕大多數是體力勞動者（或在農業或在工業），但他們受過教育，酷愛讀書。幾乎所有的人都會用日語讀寫，所以許多日文報紙的發行量也就很大。

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沒有把它的那些筋疲力盡、貧困潦倒及蜷縮一團的勞苦大眾送給美國。在向美國移民這一點，日本人與眾不同。日本移民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優秀公民，但他們通常也不是來自富裕家庭。日本移民帶往美國的平均盤纏，從一八九六年的十一美元到一九〇四年的二十六美元不等。在這方面，他們更像窮困的東南歐國家的移民，而不像西北歐國家的移民。他們的可取之處不在於有錢，而在於有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