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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二代人進入成年，他們成立了自己單獨的組織，並在後來合併為美籍日本人公民團。該團最終取代了作為美籍日本人的集體代言人的日本人聯誼會，在文化和政治上大力推進美國化。與父輩不同的是，第二代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視。他們致力於使自己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使他們有資格這樣做。

美國在戰時需要大量的人力，這種情況甚至沒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國人被趕到鐵絲網之內，就開始消弱拘留計劃了。一九四二年春，某些季節性農業工人獲准離開拘留營，以緩解農業勞力的短缺。後來，只要這些農工在軍事地區範圍之外幹活，再通過忠誠審查的話，他們便可以永遠地遷到那裏去居住。一九四二年夏，幾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鐵路工人被允許回到東俄勒崗州繼續幹活。四千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學生被允許離開拘留營去繼續求學，他們去了東部或中西部，意在迴避而不是抵抗軍事需要這個方針，該方針是西部防衛司令部為大拘留製造的藉口。負責拘留營的文官當局，總的說來對日本人比較同情，他們制定的釋放各種具備特殊情況的日本人的計劃，屢屢遭到軍方的譴責。可到了最後，連軍方的高級長官也開始在打日裔勞動力的算盤了。於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國陸軍開始征招先前因被劃為敵僑而無資格參軍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儘管情況很反常，而且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輕人仍感到一肚子委曲，但那些有資格參軍的人還是抓住這個機會，以便在戰場上證明他們對美國的忠誠。

共有三十多萬名的日裔美國人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單獨由日裔美國人組成的團隊曾在歐洲戰場作戰。他們於一九四三年被派往二戰中一些打得最慘烈的戰場上去拼搏。日裔組成的442團成了二戰中（甚或美國歷史上）獲得榮譽最多的一支勁旅。在與納粹部隊較量中，日裔陣亡人數達九千多，贏得了五十二枚傑出軍功十字勳章和一枚國會榮譽勳章。在太平洋戰場，幾千名日裔擔任翻譯，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日軍往往以為美國人不懂日語，而沒把軍事情報譯成密電碼。可是，每個戰場上都有隨軍的美籍日本人，他們能讀懂捕獲的日軍檔，並把情報傳遞給盟國將領。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日裔美國人不僅經濟上興旺了，而且他們的職業公佈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九四〇年時，無論是在加https://ｍ•ｈetuｂｏoｋ.com.ｃoｍ州還是在夏威夷，日裔美國人從事專門化職業的比例，尚不到白人的一半。到了一九五〇年，加州的日裔美國人縮短了這個差距。到了一九六〇年，他們在專業階層的比例就已經超過了白人。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專業階層的比例尚比白人低。隨著日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加之戰後美國的種族主義普遍退潮，日裔美國人的居住模式更為分散了，和其他種族通婚也多起來了。從事高級白領工作的第二代日本人，喜歡住在白人占絕大多數的街區，不喜歡加入日本人的種族組織。其實，在美國本土，清一色的日本街坊幾乎看不到。隨著職業上和住宅上的日益分散，與異族通婚現象更普遍了。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洛杉磯，日裔美國人的婚姻有二％含有異族配偶。而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裏，這個數字上升至十一～十二％。

可是，第二代日裔受到良好教育，會講英語，而且因為是美國公民，在職業選擇上自由度較大，並有本領對付雇主抱有的無形偏見。早在一九四〇年，日裔美國人的教育程度就比白人要高，這個差距在下一個十年進一步拉大。他們在大學幾乎從來不攻讀文科學位，而偏重應用學科，如工程、眼鏡技術或企業管理等。

從某些方面來講，第一代和第二代美籍日本人之間的代溝，要比在其他移民種族中來得大。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兩性比例失調，因而他們結婚較晚。這意味著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年齡差異很大。就一九四二年來說，第一代日本移民的男性平均年齡是五十五歲，而第二代卻平均只有十七歲。大多數的第一代人講日語，很少講英語，而大多數第二代則講英語，不講日語。在一九三〇年代，四分之三的第一代是佛教徒，半數的第二代人卻基督教徒。再者，第二代在學校和美國文化中形成的價值觀，常常與第一代的價值觀發生衝突，尤其表現在戀愛及包辦婚姻這類事情上。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偷襲雖然發生在夏威夷，可那兒的十五萬日裔美國人卻沒有被拘留。拘留政策與其說和官方解釋的軍事需要有關，倒不如說美國本土上強烈的反日情緒和負責西海岸防衛總部的那位將軍的人品有關。J.L.德維特將軍是一位年邁的職業官僚，其經歷主要在後勤而不是實地作戰，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給日裔美國人建造拘留營使他能擴大其官僚和-圖-書勢力，從而在公眾眼裏顯得他是個大人物。誠然，使此舉成為可能的，還是那種對日本人（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美國）的普遍恐懼和敵意。當德維特將軍公開聲稱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國公民時，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廣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國人的政策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從右翼的赫斯特報系和專欄作家威斯特布魯克．佩格勒一類的種族主義者，到厄爾．沃倫和瓦爾特．李普曼那樣的開明人士，連左派人士加萊．麥克威廉姆斯、威托．馬克安東尼奧和共產黨的《每日工人報》及《人民世界報》主編們，皆表示贊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也將拘留政策視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無一反對者。可是，儘管當時對日本人的懼怕心理無處不在，但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判有通敵罪的美籍日本人連一個也沒有。

美國人對日本的氣憤與恐懼，一古腦兒發洩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對日本人進行辱罵和施暴時有發生，聯邦調查局則以美國安全的潛在危險為藉口，搜捕了約一萬五千名日裔美國人。這次搜捕得到日裔領導人物的公開支持，他們把本族年長者的親日立場看作是對美國的不忠，是對一般日裔美國人的威脅。可是，對日本人的此種歇斯底里發作和搜捕的範圍不斷擴大，隨時都可能發生。

可是，從總體上講，日裔美國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嚴酷事實，並不得已而求其次，盡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營的設備是同一號碼的，且十分簡陋；他們在集體食堂吃飯，在公共浴室洗澡，廁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擠在斗室之內，周圍全是帶電的鐵絲網，還有武裝的哨兵巡邏。為了把環境搞得人道一些，他們種了花，並用廢木料做傢俱。但是，他們住的是長排長排的用油毛氈搭起來的小木頭屋子，室內僅有一隻爐子、一盞吊燈、一張鐵板吊床及墊子。在這種情況下，能美化到何種程度，只有天曉得了。

在二戰中的悲慘經歷，最終證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國站穩腳跟的一個轉捩點。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證明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漸漸地有的在政府內部，有的在公開場合開始替他們主持正義。最後，連西部防衛司令部也宣佈，過去用來使拘捕合法化的軍事需要已經結束，

偏執分子的嘴巴並沒有被完全堵住。特別是在加州，當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戰後從美ｍ•ｈetｕｂｏok•coｍ.ｃom國的拘留營中回來時，發生過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嚴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當一個反日議案於一九四六年在加州歷史上首次以壓倒多數被推翻時，清楚地表明瞭人心的向背。

拘留營內的生活，使傳統的日本家庭模式發生了頗大的變化。在那裏，男女老少幹著不同的活，但拿著同樣的低工資，因此，父親作為一家的主要收入來源這個舊傳統大大削弱了。況且，拘留營裏那些留給日裔美國人的行政職務，也只有具備美國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擔任。這麼一來，年輕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們父輩的頭上。由於巴掌大的陋室一個緊挨一個，家庭的隱私根本不能談。以家庭為中心的活動，如進食，不能在家中進行。

日裔美國人的第三代出生於戰時拘留營時期或戰後。第三代人有八十八％上過大學，九十二％的人的打算成為專業人員，這的確了不起。老一代美籍日本人大多認為這批後生太美國化了，但他們自己占九十四％的人則說，他們倒滿想講日語的（意思是他們實際上並不會講日語）。再者，他們反對戰時拘留的呼聲最高，儘管他們自己對那場橫禍已經毫無記憶。政治好鬥精神基本上是第三代人身上所獨有的現象。第三代人受苦最少，保留本族的文化特徵也最少，但他們當中的種族意識或好鬥精神卻很強，這種現象在不少種族的經歷中曾普遍發生過。

文官當局也宣佈拘留政策行將關閉。曾在一九四二年下達拘捕令的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四年公開為日裔美國人的忠誠辯護。到一九四四年底，最高法院宣佈，拘留那些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違憲的。

為了加強日本傳統價值觀的教育，他們利用課餘時間或週末，將第二代人送到日語學校上課。這些學校常常從日本直接請來老師，有時給學生灌輸當時已在日本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對於某些第二代人來說，這些學校被看成是有機會認識其他日裔美國年青人的社交場所。對於另一些人來說，這種灌輸是無法接受的，是構成代與代之間發生摩擦的另一個誘因。當一位名叫丹尼爾．井上的高中生於一九三九年在夏威夷表示不能接受老師的教導時，他就被扔出了窗外。可是，這些學校在政治觀念和宗教信仰的並非鐵板一塊，第二代人也並非個個都到這些學校去求教。在檀香山，日裔子弟幾乎都去上這種學校，而在美國本土的某些地區，這種學校就差https://m.hetubook.com.com不多無人問津。

日裔美國人社區選擇發行英日雙語報紙表明，代溝方面的緊張氣氛仍然存在。為了滿足兩代人的需要，這些報紙不僅用兩種語言報導同一則新聞，還以不同的編輯觀點評論政治事件。第一代人社團對日本在三十年代的侵略行為，或加以支持，或為之辯護，而以第二代人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團所打出的口號則是我為自己是一名日本血統的美國公民而自豪，並表示願意與美國所有的敵人作戰。這句話是在一九四〇年說的。曾幾何時，此種忠誠就受到了嚴峻的考驗，為期正好一年。

到一九五〇年代末，這個數字到了二十％。夏威夷的情況也差不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艦隊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突襲，使美國人蒙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慘敗。使這次偷襲顯得更為驚人的還有下述這樣兩個事實：一是這次偷襲發生時，日本外交官正在華盛頓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時也在西太平洋地區發起攻勢，在接著的幾個月中給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造成一系列重創。人們普遍地擔心，美國西海岸將是日本軍事攻擊或直接入侵的下一個目標。

到一九五九年，美國本土上的日裔男性掙的工資，相當於白人的九十九％。就所有的日裔男性（包括在夏威夷的）來說，他們的收入是同年齡組白人的九十八％。到了一九六九年，日裔的平均收入比全國平均水準高出十一％，平均家庭收入則高出三十二％。日裔在美國本土上幹得比在夏威夷還要漂亮。這表明戰時拘留不一定就給日本人造成什麼永久性的不良影響。相反，如果僅從經濟來看的話，還可能起了積極作用。

大規模拘留對日裔美國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僅經濟損失一項就十分可觀。在被迫去拘留營之前，他們匆忙地把房子、傢俱及其他財產賣掉。他們苦心經營了一輩子的企事業，必須在幾週之內清算了結。以一九四二年的價格折算，據美國政府自己估計，日裔美國人遭受的經濟損失約在四億美元左右。除了經濟損失之外，許多人蒙受了委曲，被迫離鄉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團領導人也遭到致命的一擊，他們還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爭當優秀的美國公民，並被美國人接受哩！由於認識到反對拘留政策是徒勞的，加上反對拘留政策ｈetｕｂｏok•ｃｏｍ•cｏm會引起對美國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團的官方立場，是與拘留政策合作。但是，公民團的這種立場，立即招致那些認為拘留政策是種族主義大棒的日裔美國人的憤怒和蔑視，儘管他們先前也曾竭力爭取充當美國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內訌。一些更好戰的反抗者宣佈放棄他們的美國國籍，甚至以武力威脅同伴，迫使他們跟著幹。

日裔美國人在二戰前取得進步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了。成千上萬的農場和企業遭到破壞，已經不可挽回。許多第一代日本移民已經太老了，無法去重操舊業。由於缺少教育和文化適應能力，他們也難以轉到新的領域去幹什麼大事。然而，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重操園丁這一行業。一九五八年，洛杉磯市日裔美國人的企業，仍然有四分之三是搞園藝的。這絕不是些微不足道的工作。

儘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彌補的損失，但對第二代人來說，拘留營成了他們邁入美國社會的開端，從此就沿著社會和經濟的階梯青雲直上。原來那種狹隘的種族牢籠被打破了。他們再也不必步其父輩的後塵，僅僅從事幾種少數職業了。在拘留營裏，日裔美國人比平時的工作面更廣。未進拘留營時，由於受營業執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響，他們職業上的選擇面較窄。因為第二代日裔是美國公民，他們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權，首批釋放的人中他們占大多數。他們遷到或東部或中西部之後，門路就更廣了。無論是作為高校學生還是在部隊當兵，他們都以自己的獻身精神贏得了其他美國人的接受和支持。

因為它使第二代日裔從父母的小算盤中解放出來，尤其是他們可以不必繼承家業，而另辟新徑。在這方面，許多日裔美國人自己，包括參議員S.I.早川，都認為戰時拘留反倒有利於他們從長計議，最後得以飛黃騰達。

一九四二年二月，羅斯福總統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授權軍隊可以將有關人等從軍方指定的軍事地區內趕走，安置在其他地方。雖然這項行政命令沒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詞，但實際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們，與別的種族無涉。在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十一月間，有十萬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運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帶的荒無人煙的各個巨大的拘留營。這一帶是以前沒人住過，其後也沒人住過的不毛之地。

一九六三年的一次調查發現，很大一部分高收入的日裔美國人是合同園藝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