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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工資，分得了穀物，黑人的日子開始好起來。內戰剛結束時，大多數黑人仍然住在當奴隸時住的小木柵裏，室內是泥地，沒有地板。幾乎沒有誰見過黑人家裏的窗戶是玻璃的。漸漸地，小木棚被木板房所取代，泥地也換上了木地板，而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窗玻璃也出現了。此時黑人的房舍一般仍沒有水暖設備，矮小而擁擠，並且幾乎無一例外很髒。在一八九六年，城市的黑人每家平均有三間住房，這在那個時代對於人口多的家庭來說，算是擁擠的，但與同期紐約的的義大利人或猶太人相比，還算寬敞哩。

南方的白人以及後來的聯邦佔領軍當局官員們最為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害怕剛剛獲得自由的奴隸將不會安頓下來並開始幹活，而會繼續依靠政府發放的救急配給（在遭到戰爭蹂躪的南方，黑人和白人都有份）以及私人慈善機關的施捨為生，輔之以行竊。地方政府時常在聯邦當局的支持下，針對成年黑人強行實施極嚴厲的制止盲流法，針對黑人孩子實施硬性規定的學徒法，還制定了其他許許多多的法規，嚴格控制剛剛獲得解放的黑人選擇工作地點和雇主的自由權。實行這些法律所帶來的弊病，有時幾乎達到了重新奴役黑人的地步。

在聯邦軍事佔領當局治下的南方重建時期，黑人的各項民權和政治權力有抬頭的趨勢，儘管這遭到了南方白人的極力反對。白人反對的方式，時常表現在各種民間治安團體動輒採取非法的恫嚇和恐怖活動。在這些團體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當推三K黨。一八七七年的政治妥協之後，隨著聯邦軍隊的撤走和南部地方政府的重新上臺，黑人參政及其各項民權急劇地下降。其後幾十年中，雖然各地情況不一，南方黑人的境遇一直在倒退，終於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達到極點，到處出現了各種隔離法律和歧視做法，統稱為Jim Crow（蔑視或歧視黑人）。美國最高法院一八九六年裁定：「分離但平等」的設施是合憲的，從而為在公共設施裏實行普遍而嚴格的種族隔離提供了法律依據。實際上這種「分離而平等」的設施遠不是平等的。

內戰不僅是美國黑人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而且本身堪稱是奴隸制度史上的最後一次大流血。這場雙方都豁出去了的戰爭拖延了四個腥風血雨的年頭，南方的經濟完全枯竭，土崩瓦解，而且黑人和白人蒙受了同樣的苦難，因為南軍和北軍都沒收食品，四處掠奪，有時甚至犯下暴行。

新奧爾良的情況是一種普遍存在趨勢的極端例子。一八〇三年的路易斯安那購買使新奧爾良成了美國領土的一部分，該市此前在歷史上原屬於拉美式奴隸社會。這一點恰可解釋為什麼那兒會有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的奴隸社會裏聞所未聞的許多非同尋常的社會模式（包括黑人擁有奴隸這種現象）。存在子美國比較一般的狀況是，黑人分為普通大眾和膚色較淺的精英分子這兩部分，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起領導作用的人物多來自後者。黑人大眾的民俗文化聖歌、爵士音樂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國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貴族品味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貶斥。黑人內部的膚色差別構成了社會鴻溝，築起這道鴻溝的不是別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當初領導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起來剷除由白人構築起的鴻溝的人士。這明顯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將此視為黑人精英企圖借此打進以往單純因膚色關係而被拒絕加入的美國整體精英階層，那又是合乎邏輯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道義上和政治上講得通，立論必須符合民主的原理，符合他們作為整個黑人種族代表的身份。

第一位獲得舉國承認的黑人領袖人物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個逃跑掉的奴隸，早在內戰許多年之前就是個自由人了，他善於把後來使得黑人領導層分裂的對立因素結合在一起。在戰前戰後，他都是個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說家和政治領袖。道格拉斯器宇軒昂，言詞犀利，其奮鬥目標既有現實性，又有原則性，為廢除奴隸制度而戰，為全面的人權而戰，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戰。在南方重建時代，道格拉斯長期為之奮鬥的平等和進步幾乎很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一八七七年的妥協法案、凌|辱歧視和私刑拷打等趨勢的抬頭，致使美國的黑人到一八九五年二月道格拉斯去世時，再次陷入歷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時期之一。

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工作模式也確在發生變化。許多結了婚的黑人婦女，現在呆在家裏照料孩子，而不到田裏或白人家裏去幹活了。這使得南方那些失去了一大批家奴的白人感到驚愕和惱怒，這十足表明白人hetubook.com.com低估了家庭生活對黑人的重要性。

在內戰後的幾十年裏，黑人品行的不斷變化反映在他們與白人經濟關係的不斷變化當中。作為工人，黑人在奴隸制度之下沒能養成多少個人責任感。當初在奴隸當中，缺乏主動性，勞動時偷閒躲懶，半途而廢，動輒曠工，糟踏農具和設備等，都屬普遍現象，而且並沒有隨著解放的到來而一下子消失。內戰剛結束時，白人曾試圖在勞動管理方式上下功夫，來對付黑人的不良習慣，有的白人當時甚至主張繼續保留其對黑人勞工和佃農的體罰權。但是，由於白人土地所有者為尋找勞工和佃農而在相互之間形成經濟上的競爭壓力，也因為黑人對體罰不甘示弱，竭力進行反擊，所以這一主張很快就收場了。也曾嘗試過由白人充當監工頭，讓黑人集體幹活的辦法，一如在當初奴隸制時那樣，但是黑人只要有機會，一定挑選其他形式的勞動制度。到一八八〇年，集體幹活的制度就壽終正寢了。

在這樣的一個到處充滿對黑人的歧視，白人非法恐怖活動猖獗及非法謀害黑人盛行的時期，布克．T．華盛頓宣導的並不是一套新的目標，而只是給現有的目標按輕重緩急重新安排了優先次序。在他看來，全國多數黑人精英分子一心從事的政治鬥爭，對於最南部幾個州裏那些被剝奪了公民權因而處境險惡的黑人大眾來說，完全是徒勞無益的。他認為，燃眉之急是滿足「我們黑人的實際需要並改善我們黑人的狀態」，辦法就是獲得基本的技能和訓練不僅提高職業技能，而且還要「學會洗澡，怎樣愛護自己的牙齒和衣服」。塔斯克基學院看重開導學生關心那些最基本最實用的東西：工作習慣、衛生、品行等。該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員所言，是「促成多數人的進步，而非提高少數人的特殊文化」。這也是華盛頓總的社會和政治哲學的要義。他宣稱，「單靠政府活動」並不能拯救黑人於倒懸，因為在投票箱的背後，黑人必須有財產、勤奮、技能、節儉、才智和品行等等。

內戰後，在那些由美國傳教協會建立的學校裏七十五％的教員是女性。而這些女性又有七十五％的人是未婚或獨身的。這就是那些被描繪的「古板」、「嚴厲」但卻富於獻身精神的「新英格蘭夫人教員」。這些和黑人孩子在一起的白人教員受到南方本地白人的某種敵視和排斥，有的甚至遭到威嚇、毆打和謀殺。他們的黑人學生不僅缺乏受教育的準備或觀念，而且經常無故曠課、遲到、失信、撒謊、行竊。在戰後早期，教員平均在南方只待三年就離開了。但是就在他（她）們奠定的基礎上形成了黑人的教育事業，其後世世代代的黑人無不以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緬懷當初這段時光。後來的各位黑人領袖，從W．E．B．杜波伊斯到布克．T．華盛頓，都對這些傳教士老師的無私工作交口稱譽，讚揚他（她）們為造就美國黑人的一個知識階層立下了汗馬功勞。杜波伊斯稱此為「美國歷史上一件最美好的事」。而瑪麗．麥克裏奧德高度稱許「那些可愛而神聖的老師們，在我特別需要別人給以耐心和寬容時，他們是那樣地不怕花時間，又是那樣的耐心。」

在戰後時代，南方白人雇主和土地所有者曾企圖聯合起來，以便壓低他們不得不給予黑人的工錢及自決權。然而，儘管白人有經濟實力、政治強權及組織優勢，但他們為限制黑人而達成的這些協定，在競相爭著雇用勞動力和交穀佃農的情況下，屢屢遭到失敗。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幾年裏，黑人收入的增長比率超過了白人。

幾乎所有的奴隸都是文盲，而在一八六〇年奴隸又占黑人人口的九十％。那時的公立學校，相對來說，還是一種新生事物。在南部以外的地區，公立學校仍在為了爭得一席生存之地而奮鬥，當然在南部這種學校就更為罕見了。在奴隸制度下，南方多數州的法律是禁止教授黑人讀書識字的，即使是在北方的許多地區，公立學校也不招收黑人入學。更有甚者，美國最南部有些州竟然明文規定「自由的有色人」送子女去上學即使是到自費制私立學校求學是犯法行為。

儘管黑人領袖之間存在著內訌，但雙方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雙方面前也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的願望：「法律所賦予的一切特權，我們都應享受」，應當實現自由的「普選」『。法律在實施時，「對黑白兩大種族應絕對一視同仁」』。但在公開場合，他極少就此發表長篇大論。而在私下，他曾支持並資助聯邦法院向歧視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戰，並在幕後竭力設法對關係到黑人的政治決策施加正面影響。但是華盛和*圖*書頓的公開言論和教育活動，其著眼點乃在促進黑人民眾的經濟進步和品德養成。儘管為這個目標耗盡了畢生的心思才力，他並不認為這就是黑人為之奮鬥的終極目標，而只認為這是個「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師、國會議員和音樂教員鋪平道路」的必要歷史階段。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湧現出一位新的黑人領袖，他就是布克．T．華盛頓。華盛頓生下來就是個奴隸，但《解放黑奴宣言》使這個孩子成了自由人。他受盡艱辛終於獲得了教育，並在後來成為一名教員。一八八一年，他主持在阿拉巴馬州新創辦的塔斯克基學院。一八九五年九月，他在亞特蘭大世界博覽上發表了一篇講演，獲得舉國一致的讚揚，並開始了黑人領袖的生涯。華盛頓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開闢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們的水桶扔下」並呼籲南方較為開明的白人在實際而共同關心的問題上與黑人攜手合作，不管這兩大種族在社會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說：「在一切社會性事務上，我們能像五個手指那樣各自分離，而在一切對於雙方共同進步有關鍵意義的事情上，我們也能像一雙手那樣」。他的這個講演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樣的歡迎。因他的亞特蘭大講演而向他發來賀信的人當中，就有後來成了他的對手的W．E．B．杜波伊斯。

在高等教育方面，第一位獲學院文憑的黑人於一八二八年畢業於緬因州鮑多恩學院，「第一位獲學院文憑的黑人婦女一八六二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第一位獲哈佛大學學位的黑人畢業於一八七〇年，一八九六年被哈佛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第一位黑人是W．E．B．杜波伊斯。」在整個十九世紀黑人獲學院和大學學位的總數不到二千人。

歧視黑人就業的形式，通常表現為在各種各樣收入豐厚的職位上拒絕雇用黑人，而不表現為同工不同酬。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僅以現金工資額而言，南部各州白人領到的工資，平均比幹同一工作的黑人要高出八％，但黑人往往還能拿到實物報酬。當白人和黑人都以現金形式領取工資時，二者的收入大體上來說並不存在差距。

多數黑人在獲得解放後，依然從事當年身為奴隸時所幹的那種工作。及至一八九〇年，仍有半數以上的黑人在務農，另有三十％上的黑人充當家僕。在最南部的幾個州從事農業的黑人比例甚至還要高。在那些為數極少的不住在南方的黑人當中，受雇為別人做家務事的占六十％以上。黑人充當專業人員是罕見的，僅占黑人工人總數的一％，

大多數從事農業的黑人是農業工人，雖然也有相當一部分黑人是租佃農場主。後者以現金或部分穀物完租。剛擺脫奴隸制時，黑人大體上都是一文不名的，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的現款來支撐自己度過莊稼收割之前的整個生長季節，因而只好依靠向白人老闆、土地所有者及店主（三者時常是同一個人）借貸食物用品，以便堅持到莊稼收穫期。對某些戰後的黑人來說，這就意味著掉進還不清的債窩裏，實際上處於一種債務勞役的狀態。此種情形在十分貧困的從事農業的人民當中儘管也屬普遍現象，但對黑人來說，問題就變得更為嚴重，因為他們曾長期生活在奴隸制之下，缺乏妥善安排家計或管理日常生活的經驗，並在那種制度下形成了粗心馬虎、缺乏遠見及依賴白人等不良習慣。奴隸長期來做事粗心大意，不注意節約奴隸主發給他們的食物、柴火、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會把主人家庭成員丟棄的一些小件奢侈品揀起來當作寶貝。根據自家的經濟狀況來決定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取捨，是世界上其他各族人民普遍的常識和習慣，然而美國黑人奴隸在幾個世紀當中對這一點卻不曾體驗過。美國黑人在剛剛擺脫奴隸制初期所形成的那一套習俗、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在後來的漫長歲月裏，由於獲得了新的經驗和不同的視角，而慢慢地發生了變化。但是，他們也和其他種族一樣，並非所有的人都能立刻適應新的現實；而且多年來，不同的人適應現實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好幾代的時間裏，直到二十世紀，世代的黑人領袖自己都曾反覆抱怨本族一些人浪費揮霍和目光短淺。

雖然黑人在奴隸制度下身心備受折磨，但卻並非是一群在精神上也被摧垮了的人。在內戰中，一大批黑人驍勇善戰。戰後，在北軍駐守南方時期，他們管理並訓導過白人。由於是仰仗聯邦軍隊的保護，由於白人暴徒和不法分子進行猖獗的恐怖活動，剛剛獲得解放的黑人，其地位是不牢靠的。為使黑人「安分守己」而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恰好證明黑人並非全是逆來順受的軟骨頭。

在感情上對黑人抱有怨恨的，並不僅僅限於原先的奴隸們。那些在前httｐs://ｍ.hｅtuboｏk•cｏm•com線被打敗、疲憊不堪而又饑腸轆轆的邦聯士兵回到毀於烽火的南方地區的家園，也將滿腔怒火發洩到孤立無援的黑人身上，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奴隸主有時也會向那些逃出南方去參加聯邦軍隊的黑人奴隸的妻小實行報復。奴隸制在南方實行了兩個世紀之久，黑人慣於被認為是毫無權利的。所以內戰之後，南方白人不僅對黑人獲得解放感到憤懣，而且對黑人在言行態度方面有任何表現，顯示他們與白人一樣也是人，或和白人有共同權利的跡象時，都不能接受。駐紮在南方的一位聯邦軍隊的上校於一八六五年說過的一句話，畫龍點睛地概括了南方白人對待黑人的一般態度：「打死一個黑人，他們不認為是謀殺；白人男子奪去黑人女子的貞操不認為是誘|奸；奪取黑人的財產不認為是搶劫。」南方白人的這種態度亦曾體現在最高法院先前就德萊德．斯科特訴桑福德一案所作出的判決書中，這份判決書宣稱黑人「不具備白人應予尊重的權利」，一句話，當美國黑人開始享受自由時，其周圍的感情氣氛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氣氛一樣，是很不妙的。

對黑人來說，自由既解救了他們，又使他們陷於連根拔起的境遇。許多人開始離鄉背井，四處遊蕩，肩上背著乾癟的行李包，時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貧病交加」。有的是想去某個地方尋求新的生活，有的意在找到以前在奴隸市場上被賣掉的長期離散的家人。當時一位原自由民事務署的官員說道，這些遊蕩者當中，每一位母親的兒子好似都在尋找媽媽，而每一位母親都在尋找其子女。當時，一位原新聞記者報導說，在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各條道路上，他都遇到絡繹不絕的黑人，許多人步行走遍全州或者甚至走遍一個州以尋找失散的家人。不少父母為了找到自己的子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用當時一位聯邦官員的話來說，簡直是使出了「超人的力氣」。好幾個月之後，大規模的流動漸漸平息下來，但是在新創辦的黑人報紙上刊登尋找失散家人的告示，占去了整版整版的篇幅，一直持續到一八八〇年代。

內戰之後，主要是來自美國傳教協會的一些北方白人，遷移到南方去創辦學校，以便使新近才獲得自由的奴隸的子女能受到教育。他們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就辦起了一千多所學校，並向南方派來了二千多名教員。在內戰後的五十年中，北方各界為黑人教育大約捐助了五千七百萬美元，黑人自己另外又捐獻了二千四百萬美元。在內戰結束之初的年代裏，自由民事務署是資助黑人教育的主要財東，該署在一八六五～一八七〇年間，為此大約花費了三百五十萬美元。相比之下，南方黑人開辦的公立學校教育卻進展很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進展尤其如此。美國第一所公立的黑人中學一八七〇年創辦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巴爾的摩一所公立黑人中學是一八九二年創辦的，在新奧爾良是一九一六年，亞特蘭大是一九二四年。在農業地區，黑人受教育的情況一直大為落後，及至一九一一年，農村還有那麼多的地區根本就沒有黑人兒童的學校，致使慈善家朱利斯．羅森瓦爾德慷慨解囊，創辦了一個基金會，專門在南方資助黑人學校的建立。嗣後二十年內，朱利斯．羅森瓦爾德基金會拿出四百多萬美元進行資助，使五萬多所黑人學校得以建立起來。當一九三二年朱利斯．羅森瓦爾德去世時，四分之一以上的美國黑人兒童正在他所贊助建立起來的學校裏讀書。

一八三一年塔特．特納造反及廢奴主義運動興起之後，南方各州對所有黑人（不管是奴隸還是自由黑人）的行動，實施了從未有過的嚴格限制。就是在這個時期大致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間南方許多州都宣佈任何人教育黑人為非法。這些法律使普遍存在於各地的教育黑人子弟的學校轉入地下。根據一八五〇年的人口普查，自由的有色人約有五分之三是識字的。而在各個城市，黑人識字率還要高甚至在那些有法律禁止黑人受教育的州裏，情況也是如此的南方，剛獲得自由的黑人那種求學的熱情，真可謂既令人敬佩又令人同情。不管是成年壯漢還是三尺孩童。黑人一有機會就抓住不放以便學到文化，其數目之眾，曾使當時人們驚詫不已。不過，這種求學的熱切心情，既非建立在教育必將帶來的那種對工作的任何體會上，亦非立足於權衡求學將會給自己處境帶來何種實際貢獻這種現實基礎上。確信教育是個好東西是一回事，接受嚴格的訓練或建立思想準則則是另外一回事。能經受住嚴格的訓練，並建立思想準則，才能使教育有可能實現其目標或產生效果。對缺乏這兩種先決的和-圖-書思想準備的人進行教育，對於幾代人的黑白兩族教員來說，確是一件苦差使。不管怎麼說，美國黑人在獲得解放之後的五十年內，總算從一百％的睜眼瞎狀態變為七十五％左右的人識了字，成就確實是可觀的。

不管老闆和店主的這些詐騙行徑是何等可惡，這些人後來還是發現自己遭到了黑人工人和顧客的唾棄。正如一位黑人在一八六六年所言：「他們可能會騙走貧苦黑人一年的勞動成果，但不管他們怎麼搞，黑人卻獲得了一年的經驗」。儘管黑人不會讀書寫字，也不會算帳，但遇有親友在別處混得不錯時，他們能分辨出，這與白人老闆的態度有關。白人也就在黑人當中獲得了或好或壞的聲譽。白人於是很快意識到，從長久的利益出發，好聲譽是他們一項必須加以維護的重大資本。由於商店鱗次櫛比，許多土地所有者又急需勞力，所以即使是一個字不識的人，也有機會作出自己的選擇。黑人有了流動性，白人土地所有者也只好走出家門，騎著馬，四處招收黑人工人。

在內戰剛剛結束時期，黑人處於貧困境地，這不僅由於他們在學習安排自己的生活方面存在著諸多困難，而且還因為他們普遍是文盲，從而使白人老闆和店主有機可乘，在提前好幾個月把衣食和其他物品賒銷給黑人時對之進行欺詐。內戰宣告結束時，剛獲得自由的黑人是如此缺乏經驗，又是如此地易受欺凌，以致某些白人竟能對他們封鎖《解放黑奴宣言》，繼續把他們當作奴隸使用。

內戰結束後不久，就有許多黑人學院和大學由美國傳教協會以及各黑人宗教團體建立起來，聯邦政府也在首都華盛頓為黑人建立了霍華德大學。不過許多黑人「學院」在其主要課程真正地達到學院水準之前，多年來實際上講授的都是學院預科的教材。這些學院在開初因為極端缺乏受過足夠教育並足以擔當學院一級師資隊伍的黑人，所以在實質上都是些為黑人學生開辦而由白人掌管的學院。

儘管有這些難以克服的障礙，讓黑人受到教育在美國仍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十八世紀末期，北方各種各樣的慈善家及慈善團體，或者創辦專招收黑人兒童的學校，或者設法讓白人子弟的學校也錄取黑人的子女。早在一八〇七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五百名自由的有色人建立起該市第一所黑人學校。在一八六二年最終納入華府公立學校體系之前，這所學校還是使自由黑人子女幾十年來有機會求學的許多私立學校當中的第一所。在新奧爾良市那些家境富裕的「自由的有色人」當中，受過教育的是普遍現象，乃至有些人（其家長有能力送他們赴歐洲深造的）一直上到大學。同樣的，巴爾的摩市到一八三〇年也建起了培養自由黑人子弟的學校。紐約、費城和其他城市也有黑人子弟的學校。各式各樣的白人教會團體尤數教友派和天主教派也時常不顧法律的反對，給自由黑人的孩子提供教育。皮德蒙特地區的一些蘇格蘭─愛爾蘭人也這樣做過。

華盛頓的思路基本上是從黑人的實際情況出發的，而W．E．B，杜波伊斯則在二十世紀初年以他所謂的美國「有才華的十分之一的代言人而嶄露頭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獲得博士學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強調文科，而不像華盛頓那樣看重職業教育；他在政治上則強調保持不懈的壓力，以儘早爭取到全面的人權。他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創始人之其實他們兩人的分歧只在側重點上，而不在原則上。兩人都認識到，廣大黑人民眾僅是脫離了奴隸制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訓練，以便在美國複雜的現代經濟環境中走上成功之路。兩人也都認識到，黑色人種當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準備並有能力獲得更高水準教育的人，實有必要接受這樣的教育。二人的追隨者積怨甚深，後來終於鬧得不可開交，這不是他們在側重點上細微差別所能解釋清楚的，問題恐怕還是他們在人格上和社會上的差別。黑人精英視布克．T．華盛頓為下層黑人田間奴隸勞工後代的一個代言人。杜波伊斯創立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至少在其開初階段乃是黑人精英分子的專有組織，某些下層黑人曾稱它為「全國若干人士協進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ain People）。

在內戰期間，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間明顯地呈現出愛憎兼具的關係。黑人對白人懷有刻骨的怨恨，白人對黑人濫施淫|威，但雙方也曾逾越奴隸制度的鴻溝，結成感情上的紐帶。有些奴隸一直對其主人忠心耿耿，甚至在男主人赴前線為南部邦而戰時，對其家屬採取保護的態度。也有其他的奴隸在北方軍隊逼近時，逃向了自由。同一個奴隸，其行為時常是極為自相矛盾的：和圖書他會把自己受傷的主人從戰場上背回來，藏在安全地方，然後自己向相反的方向拔腿逃跑，參加聯邦軍隊的白人同樣也是愛憎兼具的，對黑人有誇獎也有詛咒，時而嘲笑他們，時而與他們一起流淚，既會給黑人以親切的關照和慷慨的救助，也能忍心鞭打他們，並把他們像牲口一樣地賣掉。戰爭結束後，許多事例顯然讓奴隸主的感情受到刺|激，因為不少奴隸甚至在其原先的主人答應出錢雇用他們時，也不願留下來，執意遠走高飛，致使白人認為黑人「背信棄義」或「忘恩負義」，從而感到灰心和失望。

黑人也更加直接地捲入了戰爭。聯邦軍隊有為數超過十八萬六千名黑人士兵，約占其總兵力的十分之一。二十一名黑人在內戰中獲國會勳章。開小差是戰時的一大問題，但白人士兵開小差的情形比黑人士兵要嚴重。

內戰後，美國黑人當中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適應的水準最高的成員，當屬那些戰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二十世紀，他們（及其後代）為黑色人種提供了為數頗多的領袖人物。但布克．T．華盛頓是個顯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內部存在文化差別的種族一樣，黑人領袖人物和他們所代表的黑人民眾之間的關係，顯然也一直是愛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別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奧爾良闊綽的屬克里奧耳（Creole）血統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剛剛獲得自由的黑人之間愛憎兼具的情緒也最強烈。一八六〇年在新奧爾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的男性有近八十五％是工匠、專業人員或企業主。「新奧爾良市戰前的」有色的自由人「家庭約有三分之一擁有奴隸，」戰時這些克里奧耳人有三千名參加了邦聯軍隊。內戰剛結束時，這些人煞費苦心將自己與新近獲得自由的黑人區分開來，不願與之混同。他們抗拒「把我們降格到野蠻退化的奴隸行列」的做法，並譴責那些「將剛獲自由的黑人與我們這些才智發達的民眾混為一談」的人士。不過，既然在法律和社會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給了這些克里奧耳人以爭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標集中在對他們生存至關緊要的那些方面，而不管這些方面是否對其他黑人民眾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裏奧爾人就曾反對創辦「南方大學」，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這所大學代表了一種種族分離的原則，而他們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對此最為反感。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目標和講究實際的目標二者之間的衝突，後來就成了黑人領袖之間進行無休止內部鬥爭的根源，典型地表現在W．E．B．杜波伊斯和布克．T．華盛頓二人之間。從社會上來看，克里奧耳人直到二十世紀都一直與其他黑人保持著涇渭分明的界限。傑出的爵士鋼琴家傑利．羅爾．莫頓就因與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里奧耳裔祖母攆出家門，正式斷絕了祖孫關係。

直到一九一六年，在公立中學就讀的黑人學童才在數量上相等於在私立中學就讀的黑人學童。甚至南方各州開始為黑人建立公立學校之後，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其建設經費約有三分之一是由朱利斯。羅森瓦爾德基金會和黑人自己拿出小額捐款平均負擔的。總的說來，南方各州用於黑人教育所開支的款項只相當於他們用於白人學生教育款項的一個小小的零頭罷了。而且這種局面也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必然得到改觀。南方每一個州為公立中學的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按人頭所作出的預算撥款，在一九一〇年的差距甚至還大於一九〇〇年的差距。

私刑拷打黑人致死的案件，也隨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對南方黑人實行壓制而不斷增多，一八九二年達到了高峰，共一百六十一起。用私刑將人拷打致死，本是南方長期存在的惡劣做法，但只是在一八八六年之後，被私刑拷打致死的黑人才在數量上超過被這種私刑斷送了性命的白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私設公堂的惡習，基本上變為白人殺害黑人的手段。

黑人佃農的工作，起初曾由白人農場主加以嚴密的督導，甚至被置於向其貸款的店主的監視之下。但是隨著黑人逐步獲得更多的管理自己農場的經驗，他們也就開始獲得了自決權和獨立性。黑人佃農得到作物收穫的份額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到一八八〇年，浮動租額制開始被固定租額制所取代。固定租額制規定佃農向白人土地所有者繳納固定數量的現金或穀物，黑人佃農不再與白人共同管理農場或分擔風險。到一九一〇年，大約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農場主是土地所有者（或購買者）而非租借者。這一切都不是自動發生的。它們反映在務農的黑人當中，責任心和技能水準在日益上升（儘管還不算高），以及由此而出現的對黑人勞力需求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