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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早婚而來的是高生育率。一九四六年，在遷徙到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中，三分之一的人來自十口或十口以上之家。當時過半數的美國人家中有五口人或不到五口人，而三分之二左右的波多黎各人家中卻有六口人或六口人以上。在波多黎各人集居的大都市地區，普通美國人在生育模式及其他方面與波多黎各人的區別更大。早婚現象和高生育率此後一直是波多黎各人經濟和社會歷史上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素。一九六〇年，紐約市波多黎各人的出生率比黑人高出三分之一，是白人的兩倍。

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從七十五％到九十％，各種估計的說法不一。一九五〇年的人口統計，列入白人的波多黎各人占八十％。不過拉丁種族的白人分類並不像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嚴格，所以按美國的標準，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可能要低於這個數字。

從總體上看，波多黎各人繼續在承擔非熟練或半熟練職業。他們是紐約服裝行業的主力軍，在該市的旅館和飯店（通常充當侍者、洗碗工或服務生助手）以及醫院（通常充當勤雜工或類似的服務性工種）裏，他們也攬下大量低賤的體力活。

一九五〇年，出生在波多黎各島而生活在美國的人，從事文秘、推銷或其他類似的白領職業的比例不到十％，而第二代在美的波多黎各男子中卻有二十％以上的人（女的有近四十％的人）在從事這類職業。從波多黎各島遷徙來的人，從事專門行業工作的只占二％，但在第二代當中，達到這個水準的人卻在五％以上。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間遷來的那批人，有過半是從未幹過什麼活的。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年齡在十五歲到三十四歲之間，另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遷徙者來自波多黎各島的農村地區和小城鎮，因為那些適應在都市生存的人，早先已經遷徙過來了。簡言之，波多黎各來的遷徙者不僅不適應於美國經濟而且不適應的程度日趨加深。抵消這一趨勢的，是在美國本土出生並長大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有大幅度的增加。從這兩種反向的趨勢中，人們可以預料，美國本土上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在職業上不僅有區別，而且這種區別正在日益擴大。

和處於類似階段的其他種族一樣，波多黎各人在犯罪、暴力和依賴救濟方面，比率都偏高。在紐約市的波多黎各人居住區，殺人、搶劫、盜竊的發案率和失業及依賴救濟的比例，都高得出奇。雖然波多黎各人只占紐約市總人口的十五％，低於貧困線的家庭也只占十八％，但他們的家庭估計有四十％是依靠援助家有未成年子女計劃的救濟為生的。波多黎各人來到美國本土的時候，社會福利機構已普遍建立起來，而且各種宣導福利權利的組織也促使公共慈善事業的受益範圍擴展開來，並為之大力辯護。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紐約市福利受益的增長速度超出製造業工資增長速度的兩倍。約有三分之一的波多黎各家庭的家長是婦女（略高出黑人的比例）。

紐約市波多黎各人的婚姻，有八十～九十％是在自稱是白色人種當中進行的。然而，在那些由主持他們婚姻儀式的美國牧師確定其膚色所屬的波多黎各人當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夫婦按美國標準應視為異族通婚。不過，波多黎各與外族人通婚一直是不常見的。八十五％左右的已婚波多黎各男子，娶的是波多黎各女子。與異族通婚的波多黎各男子，妻子大多不是拉美裔婦女。但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的婚姻中，對方不是波多黎各人的占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從文化方面來看，波多黎各人沒學會幾句英文，對於西班牙的傳統和圖書，除了語言和社會習俗外，也只是保留了皮毛。天主教是島上盛行的宗教，但不像在愛爾蘭或其他某些歐洲國家那樣強大有力。波多黎各的神父大多來自西班牙，而非來自島上的教民。和加勒比海地區其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島黑人民眾的子女都受到鍾愛和保護，但家庭破裂的比例也很高，孩子的父親會不停地換人。

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情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膚色或拉美背景而遭到的歧視所造成的，實難斷定。其他拉美膚色混雜的種族，如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一直高於波多黎各人。西印度群島來的黑人家庭在一九六九年的收入所得，比波多黎各人高出五十％——部分原因是六十％的西印度群島來的黑人家庭有一個以上的人在掙錢。

總的來說，考慮到上述兩個因素，波多黎各人與其他種族的收入差距並不顯得很大，何況他們並不像其他種族那樣一年四季都在進行全日制工作，而且他們人口當中小孩子的比例也比較高。

美國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口的增長，已經不單純是個從島上遷入的問題。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波多黎各人有四分之一是在當地出生的。到一九六九年，在本土出生的占本土波多黎各人的四十％。不過，由於第二代大體上還都是小孩子，所以一九六〇年紐約九十％以上的就業的成年波多黎各人，都是在波多黎各島上出生的。

在那些有著大批成員繼續往返流動於美國和母國之間的種族當中，不參與美國政治生活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美籍義大利人在其移美早期曾不斷有人返回義大利，當時他們也普遍地不聞政治；在與墨西哥一直保持聯繫的美籍墨西哥人當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狀況。

凡是波多黎各人像其他種族規規矩矩地幹活的，收入上的距離就縮小，儘管教育程度、語言和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別使這種距離無法完全消滅。雖然在一九七一年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收入只相當於白人家庭收入的五十八％，但那些家長常年進行全日制工作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其收入已達到同樣狀態白人家庭收入的七十三％——比一般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收入要高出五十％。如果把教育程度和家庭中掙錢人數這兩個因素都考慮進來，就出現下列的複雜情形：

因為波多黎各人都是美國公民，所以他們有資格參加美國ｈtｔps://m•ｈetuｂoｏｋ•ｃoｍ•ｃｏｍ的全國和地方選舉，然而多數有資格登記參選的波多黎各人實際上並不去投票。在紐約市，真正參加投票的人占已登記的選民總數的比例，波多黎各人在各少數種族當中是最低的。參加一九六八年紐約總統選舉的波多黎各人還不到四年前參選人數的一半。

五分之一的波多黎各人家庭是無人掙錢的。有一個以上掙錢者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只占三十四％，相比之下，這樣的黑人家庭占五十一％，而這樣的日本人家庭更高達六十一％。雖然波多黎各男子加入勞工大軍的比例僅略低於白人或黑人，加入勞工大軍的波多黎各婦女的比例卻大大低於白人或黑人婦女。參加勞動的波多黎各婦女，在比例上僅相當於黑人婦女的半數稍多。波多黎各婦女在二十五歲到四十四歲這段最能掙錢的黃金時期，出來就業的比例尚不到白人婦女的一半，也只相當於黑人婦女的三分之一稍強而已。這可能是直接由文化因素造成的——丈夫的男子漢思想或家庭價值觀念——或者可能是由於波多黎各人家庭裏小孩子多，使母親無法投入勞動市場，但從全國來看，在這一年齡檔的波多黎各婦女生養子女的數量，並不比黑人婦女多。女子當家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在百分比上高出黑人家庭，波多黎各人領取社會福利的更是多得出奇。

和具有農民背景的其他種族一樣，波多黎各人缺乏求知傳統。再加上他們看問題目光短淺，對未來聽天由命，並且只顧表現個人眼前的男子漢氣概，這種缺乏求知的傳統成為波多黎各人求學的一個嚴重並持續存在的障礙。如在一九六〇年，只有十三％的波多黎各青少年讀完中學——這個比例不到黑人青少年的一半，不到白人青少年的三分之一。而且，波多黎各人的中學畢業生往往大多是從中等職業學校，而不是普通中學獲得畢業文憑的。在大學裏，情況就更加不妙了。在一九六〇年，只有一％的波多黎各青年畢業於大學，這個比例不到黑人青年的四分之一，約相當於白人青年的十分之一。

自一九三〇年以來，美國本土的多數波多黎各人都居住在紐約市。一九三〇年本土有五萬三千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紐約市的超過四萬五千人。一九五五年本土有六十七萬五千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紐約的超過五十萬人。在其後的幾十年中，在別的地方也形成了波多黎各人的社區，但一九七〇年從島上過來的遷徙者仍有三分之二選擇紐約市作為自己的棲身之地。紐約在一九七〇年有一百萬波多黎各人，其次為芝加哥，僅有十二萬人，再往下就只有費城和紐華克兩市，有四萬人或四萬人多些。哈萊姆東端——西班牙哈萊姆——是第一個波多黎各人社區，但到一九七〇年，在布魯克林區或布郎克斯區的波多黎各人，在數量上都超過了曼哈頓區波多黎各人的二倍。

儘管波多黎各人對美國政治進程沒有什麼影響力，但他們卻受到政治決策和政治機構的重大影響。在美國本土，波多黎各人是在一套完整的福利機構建立起來之後才進入美國社會的很少幾個種族之一。波多黎各人生活的許多方面都由政府的服務組織——不僅是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而且還有波多黎各政府在紐約市建立的各種派出機構——予以照料。所以，波多黎各人沒有必要像以前其他移民種族或黑人那樣，攜起手來並建立自己的基層組織。波多黎各人沒有相當於全國有色人種協會布內．布裏茨反誹謗同盟或其他許多曾經別的種族提供凝聚力的那些組織。缺乏社區領導機構的現象，和_圖_書還存在於波多黎各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紐約的幾家波多黎各人主要報紙，當初是由一個義大利人和一個多明尼加人創辦起來的。在紐約的服裝工人工會和天主教會裏，波多黎各人的成員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但在這兩個組織裏，他們都很少有人當上領導。波多黎各人並非都是各掃門前雪的孤獨個體，但其相互聯繫一般都限於家庭四壁之內或私人朋友之間，缺乏由各種組織所促成的更加廣泛的內聚力。

解決波多黎各人教育問題的政治措施，除開辦雙語項目外，還包括在紐約市取消普通中學和職業中學兩者文憑的差別，並將該市各市立學院原來採用的擇優錄取的辦法改為報名即可入學的公開錄取的辦法，還取消了波多黎各人和其他少數種族兒童向來得分很低的智商測試。還有一些人試圖讓波多黎各人及其他少數種族兒童與所謂盎格魯兒童（雖然此處的盎格魯兒童也包括凱爾特人、閃米特人、斯拉夫人和其他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兒童）實行混校制。但在紐約市的公立學校中，波多黎各人和黑人在校兒童加在一起，已經構成多數，且在曼哈頓區及布朗史斯區超過全體在校生的七十％，所以他們與非西班牙裔白人幾無混校可談。

波多黎各人集聚在紐約市一地，無法用地理上的接近來加以解釋，因為美國有許多地方比該市離波多黎各更近。況且，遷徙者大多是搭乘飛機來的，本可以毫不費力地在本土的許多別的地方落腳。但是，波多黎各人遷徙本土的基本模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奠定下來，那時還是船運時代，而紐約當時是（現在依然是）第一大港市。大批大批的戰後遷徙者於是就直接投奔到已經建立起波多黎各人社區的地方來了。

二十五歲以上的黑人在比例上高出波多黎各人。

當一九三〇年代波多黎各島上的人開始向本土大批遷徙時，該島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更加類似於拉丁美洲而非美國。多數人從事處在原始狀況下的農業。他們通常打赤腳。到處存在營養不良的現象。處理垃圾和汙物的辦法十分落後，到處滋生著寄生蟲和病菌，危害民眾。美國在一八九八年接管該島時，文盲率為八十三％，其後雖有所下降，但晚近至一九四〇年時仍高達三十一％。

遷徙的時間選擇——遷徙的漲落——大體上取決於美國經濟的起伏，也還要看波多黎各有無進步。大蕭條曾使遷徙者數量減少。二戰後的繁榮又使遷徙加快了步伐。由於波多黎各的工業化在一九六〇年代提供了更多的職業並提高了生活水準，當中有幾年回流到島上的人數反而超過了前來本土的人數。

男子漢氣概是波多黎各青年追求的主要目標。在西班牙文化裏，這個詞包含著一系列勇猛俠義行為，從鬥牛到獵豔，從極端的個人自尊感到一味地橫行不法，目無尊上，這些都被認為是男子漢氣概。此種觀念將男子漢大丈夫與短期的勇猛氣質等同起來，而不像在猶太或日本文化裏那樣注重知識、技能和紀律的長期積累的培養。在城市社區的狹小天地裏，這種男子漢氣概除用來在學校裏搗亂和在馬路上動武外，很少有發洩的管道。這也不僅僅是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社會產生衝突的問題。即便在多種族混居的夏威夷，波多黎各青少年犯罪率之高在該地的各種族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依靠救濟為生者的比例也是最大。

就婦女而言，在第一代人當中，有八十％以上是操作工，或藍領工人，而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當中，從事這類職業的婦女只占四十％。在其後的十年當中，第一代婦女從事這類粗活的人數下降的比例卻很明顯——一九六〇只有二十五％左右的人還在從事這些工作了。

正如其他種族的試探性移民階段一樣hｔtps://m•heｔｕｂook.cｏm•cｏm，初期的波多黎各遷徙者也是男性人數在比例上大大超過女性。後來，兩性比例逐漸平衡，這是永久性社區已經出現的通常標誌。

語言問題並不是波多黎各人所獨有的。其他種族，如義大利人、生活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法裔加拿大人和西海岸的墨西哥人，長期以來都有大量的成員進進出出，來回遷徙，他們也都有在美國保持一種外國評議和異國文化的特點。波多黎各人內部的膚色差別，並不像美國那樣被人看得很重。但在膚色極為混雜，從純粹白種人到純粹黑人，各種膚色都具備的波多黎各種族裏，個人的膚色仍有頗關緊要的社會意義。在波多黎各本島，中上階層的膚色一般都較淺，或是白人，其在美國本土的情況也與此大致相同——不管這是由於歷史優勢造成的，還是由美國社會規範造成的。波多黎各人遷徙到美國本土，使該種族內部的膚色差別重要起來，也使波多黎各人與美國一般民眾的膚色差別構成了新的問題。由於社會和經濟機會向膚色白的波多黎各人開放，這就為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同化於美國普通社會提供了一種刺|激力量，而對膚色較深的波多黎各人來說，避免使自己被混同於美國黑人的強烈願望，也為他們抱住西班牙語言和文化不放提供了刺|激力量。這樣，膚色就為已經相當困難的處境又增添了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雖然波多黎各人總的來說並未對美國政治產生過多少影響，但為數不多的波多黎各民族主義分子卻以其暴力和恐怖主義行為，零星地引起過公眾的注意。除上文提到的企圖行刺杜魯門總統，射傷若干國會議員的事件之外，波多黎各民族主義團體曾在不同場合宣稱他們對紐約及其周圍地區的好幾次辦公場所爆炸案承擔責任。他們的目標是爭取波多黎各成為獨立的國家——這是一個在一九六七年的公民表決中遭到九十九％波多黎各選民否決的目標。

甚至在波多黎各人構成當地人口相當可觀比例的地方——如在紐約——他們也只佔有資格投票成年人的一小部分。兒童在波多黎各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過半數的波多黎各人或是嬰兒和孩子，或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一旦波多黎各人真的去投票，他們會一窩蜂地支持民主黨。在一九六〇年，約翰．甘迺迪獲得波多黎各人七十五％以上的選票。在一九六四年，林登．詹森獲得他們八十六％的選票。在一九六八年，林伯特．韓弗理獲得波多黎各人八十七％的選票，但因波多黎各人真正參加投票的實際人數已經減少，這就降低了他們對這次大選結果的影響。

像在義大利和其他拉丁文化中一樣，女孩子的貞操特別受到精心的保護，辦法是不讓她們與社會上的男性接觸。姑娘們常通過早婚來逃脫閨房的孤寂。在一九四〇年末，波多黎各已婚婦女中有六％的人是在十四歲或十四歲以前就出嫁的。半數以上的人是在十八歲時結婚的。

波多黎各人幾乎沒有獲得什麼選任或委任的官職。直到一九七〇年，尚未有哪個波多黎各人充當過紐約市議會的成員。不過，就在這一年，第一位波多黎各人獲選進入國會。

美國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多數是民權運動和抗議運動興起之後抵達的（或是遷徙而來的或是在本土出生的）。從某些方面看，這些宣導民權的政治機構採取提供經濟和道義援助，提供發洩不滿情緒的管道等辦法，緩解了波多黎各人在過渡時期的困難。從另外一些方面看，這些民權機構在使波多黎各人適應美國社會方面顯得並不怎麼重要，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改變現存的教育、就業標準或其他方面去了。美國的法院也通過取消選舉條件中對語言的要求，規定在學校裏開設西班牙班級和-圖-書，並在就業和升學的標準上基本支持不以能力而以人口統計為基礎的所謂代表性等辦法，助長了這些趨勢的發展。這些政治進展產生的純經濟效果，現在還弄不清楚。但是肯定沒有什麼證據足以證明這樣的觀點是成立的：比起其他一些在此種政治趨勢發展到現在這樣的規模之前早就來到美國的極端貧困的種族（包括美國土生土長的黑人和西印度群島來的黑人）來，波多黎各人的進步是較快的。種族問題的日趨政治化，也使波多黎各人在紐約和其他地方與許多別的種族對立起來。這些種族往往具有歷史更悠久、地位更鞏固而且更富有經驗的組織，這些組織能在政治上更有效地推動他們實現自己的目標，甚至在遭到波多黎各人團體反對的情況下，他們也有辦法。例如被城市復興計劃趕出家門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上就高出其他種族很多。在工會宣導下制定出來的最低工資額法律，大大降低了青年人和非熟練工人的就業機會，其中就包括數以千計的波多黎各人找不到飯碗。行業執照法律和其他許多由政府設置的障礙，都使剛到美國的人難以進入任何領域。總而言之，要衡量政府和福利設施對波多黎各人的影響，不能僅僅以他們從中獲得好處的福利計劃為依據，或以明文規定為少數種族謀利的福利計劃為依據，這樣做都是片面的。

造成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年紀輕。他們的平均年齡既低於黑人，也低於白人。在一九六九年，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齡是十八歲——比黑人年輕四歲，比美國整體人口年輕十歲。年齡對收入的影響很大，尤其對職業的影響很大，因為職業要求經驗和受過教育，年齡還影響到失業率、犯罪率和生育率。譬如在一九六九年，一個由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這一檔的波多黎各男子充當家長的家庭，其收入相當於同檔美國其他家庭收入的九十六％。在一九七一年，由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充當家長的波多黎各人的家庭，其收入比同年齡檔黑人家庭收入要高出十六％，儘管就在這同一年，黑人家庭在總體上的收入要比波多黎各人家庭高出五％。道理很簡單：

語言上的差異給波多黎各人在美國學校接受教育增添了不少麻煩。在美國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有七十％是在講西班牙語的家庭中長大的。現在已經搞起了雙語項目，但其效果卻令人懷疑。這些項目給講西班牙語的教員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是進入這些項目學習的講西班牙語的兒童，成績並不比那些就讀於完全用英文授課的正規班級的兒童要好，而且許多青少年在學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英文之後，仍舊還得呆在這些特殊的項目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抵達紐約市的波多黎各遷徙者，通常隨身帶的是硬紙箱子，裏邊放著他們的全部家當。中產階級並不棄家遷來美國本土。遷徙者一般都是些青年人，缺乏技術，亦未受過多少教育或具有什麼經驗。

波多黎各人也在工廠和農場工作或充當文職人員——級別照例也很低。在一九六九年，波多黎各的男子中幾乎有八十％的人不是藍領工人（占六十三％）就是服務業工（占十六％）。六十％以上的婦女也處在同樣的狀態。從全國來看，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和黑人差不多。但是，在波多黎各人的主要居住地紐約市，黑人的收入卻一直高於波多黎各人的收入。例如，紐約市黑人的家庭收入在一九六〇年比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要高出十六％。在一九七〇年的人口普查中，黑人的家庭收入依然對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保持著這一優勢。紐約市波多黎各人的失業率也一直比黑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