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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論文最後推定：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開幕。

北京。革命博物館。李俊臣在工作之餘，正在那裡通讀《新青年》。

當然，也有人提出疑義，因為第九卷第三號的《新青年》標明「廣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發行」，所載文章怎麼可能是記述在七月一日之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呢？

也正因為人們對於日期的記憶最弱，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曾成為歷史之謎。

陳公博寫道：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文章，是陳公博在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時寫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開發表，不便點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這才拐彎抹角，故意指桑為槐。不過，文章畢竟記述了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實。由於此文寫於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之際，因此可以排除那種時隔多年的記憶錯誤。

除了記憶之誤，中國人當時習慣於陰曆，更加重了這個歷史之謎的複雜性。

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開的，眾多的當事者對年分倒是記得清楚的。至於是哪個月召開的，記憶開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開的，則完全陷入了記憶的模糊區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為邵維正的論文加了如下編者按：

「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

不過，仔細推敲一下，又產生新的疑問：因為代表們「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達上海」，並不一定意味著大會在當天開幕。

從此，七月一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紀念hｔｔｐs://m•ｈetubｏok•ｃｏｍ.ｃｏｍ中國共產黨誕辰。

邵維正的論文，從三個方面加以考證，即（一）從代表行蹤來看。（二）從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來看。（三）從當時的文字記載來看。

邵維正的論文解決了這一歷史懸案，受到了胡喬木的讚許，並榮立二等功。

這裡，非常清楚地點出了「七月二十三日」這個日子。報告是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寫的，對於「七月二十三日」不會有記憶上的錯誤。

韋慕庭的緒言在美國發表，當時中美尚未建交，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者們並不知道韋慕庭的考證。

關於邵維正的最重要的論證，本書將在後面述及。

只是「近乎」而已。至於精確的日期，這位美國的教授無法確定。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談中國共產黨「一大」時，曾說：

不過，這份報告表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開幕之日絕不可能早於七月二十三日。

以後，從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查到一篇極為重要的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作者沒有署名。從文中提及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指共產主義小組）在「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記述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經過，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寫的。從文章中談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給我們作了寶貴的指示」這樣的語氣來看，作者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極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產國際彙報情況的報告。

李俊臣當時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寫道：「我認為，這是一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參考資料，頗具史料價值。」

陳公博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滬。很可能，在七ｈｔｔps://www•hｅtuｂoｏk•cｏｍ.cｏm月二十三日抵滬的是周佛海——因為當時上海與日本之間通信靠船運，從日本來滬也只能坐船，頗費時日。何況，他不在東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兒島。

科學家指出，就人的記憶力而論，最弱的是數字記憶，其中包括對於電話號碼、門牌號、編號以及對於日期的記憶。

詳細探討這一重要課題的是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的邵維正。他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一文。

一九六〇年，當韋慕庭見到那塵封已久的陳公博在一九二四年寫的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感到困惑。韋慕庭寫道：

「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那個說得到的。」

雖說此文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文章，發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讀過它。可是，文中的「密碼」，一直沒有被破譯。當李俊臣讀此文時，才辨出文中的「暗語」。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名義肯定了「七一」為中國共產黨誕辰：

「本文作者依據國內外大量史料，並親自進行了多次訪問，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證。此文以確鑿的第一手資料和有說服力的分析，論證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十三人，從而解決了有關『一大』的兩個長期未解決的疑難問題。」

這份報告開頭部分，就很明確點出了中國共產黨「一大」https://m.hetubook.com.com召開的時間：

「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五個人。領導人是很受歡迎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這個組織逐漸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範圍，現在共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黨員。代表大會預定六月二十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一九四〇年在重慶出版、由許滌新和喬冠華主編的《群眾》週刊第四卷第十八期，發表社論《慶祝中國共產黨十九周年紀念》，指出：

此文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為「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乍一看，這是一篇普通的旅遊見聞罷了，四十年來誰都這麼以為。然而，李俊臣卻聯想到中國共產黨「一大」，頓時眼前一亮：

「今年七一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採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

「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裡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我去年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滬。……」

一九六一年，當李俊臣讀著《新青年》第九卷第三號時，對其中ｗｗw•hetuｂｏok•ｃｏm•cｏm陳公博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產生了很大興趣。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滬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面，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後……

不久，毛澤東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召開的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

韋慕庭為陳公博的論文寫了長長的緒言，內中專門寫了一節《大會的日期》，引用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地區、臺灣地區，還有英國、美國、蘇聯的各種文獻，對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進行一番詳盡的考證。韋慕庭得出結論，認為陳公博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開始，到七月三十日結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起止日期」。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

不過，考證了當時《新青年》的出版情況，誤期是經常的，這期《新青年》實際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這一疑義。

「現在中國共產黨把七月一日作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黨建立的日子來紀念。但對這次大會實際上何時舉行來說，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說是五月，有的說是七月。陳公博寫他的論文時，僅在他參加了這次大會的兩年半以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上海舉行』。」

在如今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收《論持久戰》中沒有這句話，開頭的話是「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和*圖*書放》雜誌第四三、四四期合刊，仍可查到這句話。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對斯諾說：「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毛澤東所說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陰曆。

至於陳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不論譯成「七月底」或「七月下半月」、「七月下旬」，總是表明在七月十五日之後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周年紀念日。」

張國燾在一九五三年寫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見毛，那時他被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第一次會議……」

中國共產黨日益壯大，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也就提到日程上來。陳潭秋的文章，便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說不清一個具體的日期，畢竟會給紀念活動帶來困難。

「這樣吧，就用七月的頭一天作為紀念日。」一九三八年五月，當越來越多的人向當時在延安的兩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黨的生日時，毛澤東跟董必武商量之後，定下七月一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

那「感了點暑，心裡很想轉地療養」之類，純屬遮眼掩耳之語，而「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那「學社」是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束我未完的手續」，分明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

不過，現在雖然已經查清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開幕，但是考慮到多年來已經習慣於在七月一日紀念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因此有關慶祝活動仍照舊在七月一日舉行。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則對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說：「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