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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錦囊妙計」的故事是有的，但發生在曹操身上。這事記載在《三國志．張遼傳》裡，時間則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我們以後再說。「空城計」的故事大約也是有的，曹操、文聘、趙雲可能都使過。不過這事有爭議，我們也只好以後再說。但是，即便沒有爭議，大家也不會講，因為民間不喜歡曹操。

就說周瑜。

就說關羽。

逐鹿中原的結果是一家獨大，龍爭虎鬥的結果是天下一統。這就是西晉。西晉的情況其實更加不堪，這裡先不說它，且說三國。三國的一個特點是時間短。魏、蜀、吳三國的存在，不過半個世紀；加上「前三國」時期，也不過九十年。這樣短暫的時間，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真不過「彈指一揮間」。人們甚至來不及認真反思和細細品味，眼睛一眨，就已「老母雞變鴨」。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民間修史則難免見仁見智，或者偏聽偏信。因此，魏、蜀、吳三國剛一滅亡，史書就眾說紛紜，學者的見解也莫衷一是。比如諸葛亮的出山，就有「三顧茅廬」和「登門自薦」兩種說法；而赤壁那場大火，也有黃蓋詐降縱火和曹操燒船自退兩種記載。三國，是一段精彩紛呈又讓人眼花繚亂的歷史。

提起這位江東名將，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氣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等等。可惜那是小說，不是歷史。歷史上的諸葛亮並不曾氣過周瑜。就算氣過，怕也氣不死。為什麼呢？因為周瑜的氣量是很大的。《三國志》對他的評價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開朗，氣度寬宏。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也很高。劉備說他「器量頗大」，蔣幹說他「雅量高致」。順便說一句，蔣幹這個人，也是被冤枉了的。他是到過周營，但那是赤壁之戰兩年以後，當然沒有上當受騙盜什麼書。蔣幹的臉上也沒有白鼻子，反倒是個帥哥。《江表傳》的說法，是「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看來是個才貌雙全的漂亮人物。

現在我們知道，三國這段歷史，其實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看？

民間崇拜關羽雖然有道理，但有些信仰和習俗也很奇怪。比方說剃頭匠奉關羽為祖師爺，就匪夷所思。關羽並沒有當過剃頭匠呀！再說東漢時也不剃頭。想來想去，也就是他們手上都有一把刀。不過關老爺手上的刀是殺頭的，不是剃頭的。清代有一剃頭舖門前掛一對聯云：「問天下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倒很像關羽的口氣。

諸葛亮這個人，至少從晉代開始，就是許多人追捧的對象，可謂魅力四射，「番士」如雲。當時有一位郭沖先生，大約是諸葛亮的死忠「番士」，感覺大家對諸葛亮的崇拜還不夠，於是「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其中第三件事就是空城計。這五件事，都被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註的時候駁回。駁空城計的證據是：諸葛亮屯兵陽平的時候，司馬懿官居荊州都督，駐節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在陽平戰場，哪來的什麼空城計？

但是，到了《三國演義》裡面，諸葛亮就集蕭何、張良和韓信於一身，不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且神機妙算未卜先知。任何人，只要按照他的「錦囊妙計」行事，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劉備集團的大將如關羽、張飛、趙雲輩，有如他手中的提線木偶，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

那麼，這九十年間是個什麼世道呢？

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形ｗｗｗ.ｈｅtubｏｏk.cｏm•ｃｏm成，也有一個歷史過程。大體上是越到後代，就越離譜，主觀臆想和個人好惡的成分就越多。當然，有了科學的歷史觀以後，又另當別論。但我們前面說過，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是超過史學著作的。街頭巷尾的口口相傳，其力量同樣不可小看。民間人士不是歷史學家，不需要「治學嚴謹」，也不必對誰負責，自然「想唱就唱」。這原本也沒什麼。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樣，一種形象，如果說的人多了，就有可能從「假象」變成「真相」。

其實諸葛亮在赤壁之戰期間的主要功績，是促成了孫劉的聯盟；他對劉備集團的主要貢獻，則是確立了聯吳抗曹、三分天下的政治策略，並身體力行。實際上諸葛亮是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傑出的軍事家。他的軍事成就是有爭議的，他的軍事才能也至少不像後世傳說的那麼玄乎。歷史學家繆鉞先生就曾在《三國志選註》的「前言」中指出：「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譬如對於孟獲的七擒七縱，是不合情理的，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是不合事實的。」諸葛亮也不像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說的那樣迭出險招。愛出險招的是郭嘉。而諸葛亮的特點，無論是史家的評論，還是他的自我評論，都是「謹慎」。陳壽說他「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評價。也就是說，諸葛亮是蕭何，不是張良和韓信。

所謂「三國」，通常是指從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共九十年這段歷史。把這段歷史稱之為「三國」，在名目上多多少少是有些問題。因為曹丕稱帝，是在公元二二〇年；劉備稱帝，是在公元二二一年；孫權稱帝，是在公元二二二年。這個時候，魏、蜀、吳三國，才算是正兒八經地建立起來了。按理說，三國史，應該從這時開始，到三家歸晉止，那才是名正言順的「三國」。但是，縱覽古今，幾乎沒有這麼講的。這麼講，曹操、關羽、周瑜，還有魯肅等等，就都不能出場了。青梅煮酒、三顧茅廬、赤壁之戰、敗走麥城這些故事，也都講不成了。大家說能行嗎？

首先還是要弄清楚「歷史形象」。這就要讀正史，比如《三國志》。《三國志》的作者是陳壽。陳壽是四川南充人，他在西晉統一後五年（公元二八五年）就完成了《三國志》，時間隔得不久，治學態度又嚴謹，比較靠得住。不過，正因為陳壽治學態度嚴謹，許多當時的材料都棄而不用，《三國志》就比較簡略。於是又有裴松之的註。裴松之是山西聞喜縣人，生活在南朝劉宋時代。他作註的時候，距離陳壽完成《三國志》大約一百三十年。裴註的特點，是補充了大量材料，包括陳壽捨棄的和沒見到的，並加以辨析。無法考證和辨析的就存而不論。可見裴松之的治學態度也是很嚴謹的，所以裴註也比較靠得住。所謂「正說」，依據就是這兩個：陳壽的「志」，裴松之的「註」。其他的史書，當然也可以參考，但如果發生衝突，那就還是「先入為主」，以「壽志裴註」為據的好。

這在當時，大約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而歷史，也只能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前進。一方面，是戰爭只能用戰爭來結束；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結束戰爭，人民必須先飽受戰爭的苦難。因此，當我們讚美和欣賞那些亂世英雄的時候，不要忘記那和*圖*書時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不過這個故事實在太好聽了，於是《三國演義》便大講特講，三國戲也大演特演，所謂「失空斬」（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歷來就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戲。但這個故事不是事實，也不合邏輯。第一，司馬懿不敢進攻，無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麼，派一隊偵察兵進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馬懿「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距離應該不算太遠，那麼，派一個神箭手把諸葛亮射下城樓，來一個「擒賊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沖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二十萬人，諸葛亮只有一萬人；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十五萬人，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總之是敵眾我寡。那麼，圍他三天，圍而不打，行不行？何至於掉頭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註時，就斷定郭沖所言不實。裴松之說：「就如沖言，宣帝（司馬懿）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不過，「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也並非就沒有意義或沒有道理。事實上，很多人是把三國尤其是《三國演義》當教科書來看的。正如孫犁先生所說：「謀士以其為智囊，將帥視之為戰策」，清代統治者還把《三國演義》作為「內部文件」發給親貴。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也談到好幾起後人學「空城計」的事實，甚至認為「空城計」是「不欺售欺」的典型範例。錢先生說：「夫無兵備而坦然示人以不設兵備，是不欺也；示人實況以使人不信其為實況，是欺也」。毛宗崗父子的批語（簡稱毛批）也很有道理：「惟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膽事。……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為信其小心於平日耳」。不過魏禧的說法更有意思：「若遇今日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可見即便是民間形象和文學形象，甚至即便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無中生有，也能給人教益。因為一種形象能夠形成、流傳，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道理講出來。

第二種是文藝作品包括小說和戲劇中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文學形象」。這是文學家藝術家主張的樣子，比如《三國演義》和各種「三國戲」。還有一種是老百姓主張的樣子，是一般民眾心中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民間形象」，比如各種民間傳說和民間習俗、民間信仰，也包括我們每個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個歷史人物形象的。因此，一部歷史劇拍出來，總會有觀眾議論「像不像」的問題。其實，這些歷史人物，誰都沒有見過，卻可以議論「像不像」，可見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本「賬」。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這是一些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正史記錄，野史傳說，戲劇編排，小說演義。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評點，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眾說紛紜，成敗得失疑竇叢生。三國，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面目呢？

所以，空城計是靠不住的。其他如火燒新野、草船借箭，也都是無中生有。火燒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劉備所放（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沒聽說有諸葛亮什麼事。火燒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將黃蓋的主意和功勞，也沒諸葛亮什麼事。借東風就更可笑。諸葛亮「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登壇祭風，簡直wwｗ.ｈeｔｕbｏoｋ.ｃｏｍ.ｃｏｍ就是裝神弄鬼，所以魯迅先生說《三國演義》「狀諸葛多智而近妖」。這裡說的「妖」，不是妖精或妖怪，是「妖人」，即巫師或神漢一類。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把關羽當作財神。關羽是身經百戰的將軍，當戰神還有道理，怎麼會是財神呢？這當然也有原因，我們也以後再說。不過，我看總有一天，關羽會變成愛神，被供奉到婚姻介紹所去，因為他對愛情的追求是很執著的。據《三國志．關羽傳》裴松之註引《蜀記》和《華陽國志》，關羽曾經愛上了一個女人，一再向曹操表示要娶其為妻。這話說多了以後，曹操便「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一看，果然國色天香，結果「因自留之」，害得關羽很是鬱悶（羽心不自安）。此事如果屬實，曹操就太不地道了。

其實，正如歷史有三種形象，歷史也有三種讀法。一種是站在古人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歷史意見」；一種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時代意見」；還有一種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個人意見」。任何人講歷史，都不可能不涉及到這三種意見。畢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再輝煌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任人評說。張升的詞說：「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其實「盡入漁樵閒話」的，又豈止是「六朝興廢事」？那是可以包括一切歷史的。正所謂「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當然，戰爭不是藝術，不可能那麼瀟灑，那麼儒雅，那麼風流倜儻，更不可能談笑風生之間，不可一世的「強虜」就「灰飛煙滅」了。這個時候的周瑜，迎娶小喬已經十年，也並非「小喬初嫁了」。蘇東坡那麼說，無非是要著力刻畫周瑜的英雄形象罷了。文學作品是不能當作歷史來看的，但要說歷史上的周瑜英武儒雅，卻大體不差。周瑜二十四歲就被孫策任命為「建威中郎將」，馳騁疆場，建功立業。也就在這一年，孫策和周瑜分別迎娶喬公之女大喬和小喬為妻，這就是蘇東坡所謂「小喬初嫁了」。可見周瑜這個人，是官場、戰場、情場，場場得意。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讓人羨慕的嗎？這樣一個春風得意的人，怎麼還會嫉妒別人，又怎麼會因為嫉妒別人而被氣死呢？我們嫉妒他還差不多。沒錯，周瑜和劉備集團是有過明爭暗鬥，也曾經建議孫權軟禁劉備、分化關張，這事我們以後還會說到。但那是其集團政治利益所使然，與心胸和氣量無關。而且，周瑜忌憚的是劉、關、張，不是諸葛亮。老實說，那時周瑜還真沒把諸葛亮當作頭號勁敵，怎麼會去暗算他？反倒是原本為人正派的諸葛亮，卻因為編造出來的「三氣周瑜」，被寫成了「奸刁險詐的小人」（胡適先生語）！

關羽確實有令人崇敬之處，那就是特重情義。他被曹操俘虜後，曹操對他「禮之甚厚」，關羽自己也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他仍然不肯背叛劉備，最後的選擇是「立效以報曹公乃去」。結果曹操對他更為敬重（曹公義之），竟然任其重返敵營（奔先主於袁軍）。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關羽固然是義薄雲天，曹操也堪稱俠肝義膽，至少是尊重俠肝義膽的。可惜人們都只記住了關羽的「情」，忘記了曹操的「義」，這不公平。

三國歷史的戲劇性使它成為文學藝術家垂青的對象。在民間，它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知道劉備的，肯定比知道劉秀的多；知道曹操的，也肯定超過知道王莽的。https://m.hetubook.com.com這不能不歸功於文學藝術作品，尤其是《三國演義》的影響。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是超過史學著作的，文學藝術作品又是需要想像和虛構的。充滿想像和虛構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史為據、為線索、為題材，虛虛實實，半真半假，便為這段原本就撲朔迷離的歷史平添了許多曖昧。

周瑜的仗打得確實漂亮。赤壁之戰中，他是孫劉聯軍的前線總指揮。蘇東坡的《赤壁懷古》說：「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綸巾，就是青絲做的頭巾。羽扇綸巾在當時是儒雅的象徵。本來，貴族和官員是應該戴冠的。高高的冠，寬寬的衣，峨冠博帶，即所謂「漢官威儀」。但是到了東漢末年，不戴冠而戴巾，卻成為名士的時髦。如果身為將帥而羽扇綸巾，那就是儒將風采了。於是我們就不難想像出當時的場景：曹操的軍隊列陣於長江，戰艦相連，軍旗獵獵，江東之人，魂飛魄散，膽戰心驚。然而周瑜卻安之若素，從容不迫。他閒戴綸巾，輕搖羽扇，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終於克敵制勝，以少勝多。這真是何等地驚心動魄！這個時候的周瑜，真可謂少年英雄，意氣風發，光彩照人！

也就兩個字：亂世。展開來說，就是烽火連天，餓殍遍地，戰事頻仍，民不聊生。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然而亂世出英雄。越是滄海橫流，越能顯出英雄本色。因此，這又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一個充滿陽剛之氣、既有英雄氣概，又有浪漫情懷的時代。不知多少風流人物在這裡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多少蓋世英雄在這裡大顯身手叱吒風雲，正所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這當然並不容易。

諸葛亮當然不是「妖人」。不但不是「妖人」，還是「帥哥」。陳壽的《上〈諸葛亮集〉表》說他「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漢代的八尺，相當於現在的五尺五寸，也就是一米八四。諸葛亮出山的時候，年齡則是二十六歲。二十六歲的年齡，一米八四的個子，而且「容貌甚偉」，大家可以想想是什麼形象。至少，不可能是一身道袍，一臉長鬚的。羽扇綸巾大概是事實，因為那是當時的時尚，也就不是諸葛亮的專利。所謂「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說的是周瑜，不是諸葛亮。就算有「借東風」這事，也該是周瑜去「借」（民間傳說便有說周瑜借東風的），要不然杜牧怎麼說「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周瑜也一樣，也是一個漂亮之極的英雄。他的「帥」，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三國志》說他「長壯有姿貌」，還說「吳中皆呼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為「郎」，帶有讚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帥哥」。同時被呼為「孫郎」的孫策，則是「孫帥哥」。當然，一個人的「帥」，不僅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內在的氣質。周瑜恰恰是一個氣質高貴、氣度恢弘的人。他人品好，修養高，會打仗，懂藝術，尤其精通音樂。即便酒過三巡，醺醺然之中，也能聽出樂隊的演奏是否準確。如果不準，他就會回過頭去看，當時的說法是「曲有誤，周郎顧」。因此，我甚至懷疑他指揮軍隊也像指揮樂隊，能把戰爭變成藝術，把仗打得十分漂亮，就像藝術品一樣。

民間對於三國，也是很關注的，其熱情決不亞於史學家。我們知道，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紅樓夢》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最高，有「閒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說法。但正和_圖_書如魯迅先生所說：「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也就是說，老百姓喜歡的還是《三國》和《水滸》。事實上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不是《紅樓》，而是《三國》和《水滸》。比如屠宰業奉張飛為祖師爺，編織業奉劉備為祖師爺，強盜奉宋江為祖師爺，小偷奉時遷為祖師爺，沒聽說過哪個行業奉《紅樓夢》人物比如賈寶玉、王熙鳳為祖師爺的。所以，三國人物的民間形象，也很值得研究。

實際上，無論是正史（比如《三國志》），還是小說（比如《三國演義》），差不多都會從董卓之亂甚至更早一些說起。這其實才真正是歷史的態度。因為曹、劉、孫這三大勢力或三大集團，是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發展壯大起來的；魏、蜀、吳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早在他們建國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看歷史，必須歷史地看。沒有前因，就沒有後果。只看「名」，不看「實」，咬文嚼字，死摳字眼，那不叫「嚴謹」，只能叫「鑽牛角尖」。

列舉這些熟悉的姓名，那將是一個長長的名單。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英武瀟灑的周瑜，堅忍不拔的劉備，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英雄，也都是我們民族的英雄，因為他們都想把分裂變成統一，把亂世變成治世，求得社會的和諧、天下的太平。當然，他們也都無一例外地認為，這個歷史使命應該由他們自己，或者說由他們那個集團來承擔，決不肯拱手讓給他人。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有衝突，有摩擦，有戰爭，甚至你死我活殺氣騰騰，結果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說起來真是讓人感歎不已，悲喜交加！

實際上，許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有三種面目，三種形象。一種是正史上記載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歷史形象」，就是史學家主張的樣子。這裡需要說明一下，就是「歷史形象」不等於「歷史真相」。歷史有沒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楚？難。至少，弄清楚三國的歷史真相，很難。因為我們已經找不到當時的原始檔案，也不能起古人於地下，親口問一問。就算能問，他們也未必肯說實話。這就只能依靠歷史上的記載，而且主要是「正史」。但即便是「正史」，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時候。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就多次提到《三國志》、《後漢書》等等記載未必可靠。何況劉備的那個蜀漢，還沒有官修史書。《三國志》中的有關記載，竟是「耳聞目見」加「道聽塗說」。這樣一來，我們又只能寄希望於歷史學家的考證。然而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漢政權「國不置史，註記無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是污蔑不實之詞，謂之「厚誣諸葛」。這可真是越來越說不清。因此，我們只能把「歷史形象」定位為史書上記載的，或者歷史學家主張的形象。此外還得說清楚，即便「歷史形象」形象，也並非只有一種，也是有爭議的。

在下面的章節，我們將笑談三分，品讀三國。那麼，從何說起呢？我想，還是從那個歷史形象、文學形象、民間形象最複雜，分歧最多，爭論最大的人說起，就讓它引領我們走進那段原本就很複雜而又波瀾壯闊的歷史吧！

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要「還原」，就是告訴大家歷史的本來面目是怎麼樣的；二是要「比較」，就是看看這三種形象究竟有什麼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歷史形象為什麼會變成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我們希望通過這三項工作，來為大家品讀三國。

就說諸葛亮。

於是我們發現，歷史距離我們，有時候竟是那樣的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