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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只有劉備自己清楚，但也並非不可猜測。實際上，無論陳壽的「心神無貳」，或者盧弼「情之所出」，也都是猜測。他們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無非因為在他們看來，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是如魚得水，心心相印，毫無隔閡。臨終託孤，當然是披肝瀝膽，坦誠相待了。但是，這些可愛的先生們忘記了一點，那就是：關係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對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況，劉備還不是一般的君主。他的江山，是他自己打下來的；他的為人，也被稱為「天下梟雄」。因此，他的心思，恐怕沒有書生們想像得那麼簡單。

但是，從赤壁之戰（西元二〇八年）到白帝託孤（西元二二三年），整整十五年，我們很少看見諸葛亮的身影，也很少聽見他的聲音。劉備入蜀，帶的是龐統；進攻漢中，帶的是法正。諸葛亮的工作，或者是「調其賦稅，以充軍實」，或者是「鎮守成都，足兵足食」，再就是和張飛、趙雲一起帶兵入蜀「共圍成都」，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已經「退居二線」。

現在看來，孫盛的批評還是比較客氣的，只不過認為劉備「失言」而已。所以，近人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在反駁孫盛時，就認為劉備的託孤之辭乃「情之所出」的有感而發（有所感於中，不覺言之如是），根本來不及想什麼別的（啟釁之說容暇計乎）！盧弼認為，當時劉備擔心的是「嗣子不肖」，焦慮的是「成業之傾敗」，想到的是要「發憤授賢」，怎麼可能有那麼多花花腸子彎彎繞，憑什麼要懷疑他心存詭詐（何疑為偽乎）？

劉備忘記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原本就沒有），諸葛亮沒忘。然而尷尬的是，這種微妙的變化誰都不能說出來。劉備要裝著沒忘的樣子，諸葛亮也不能戳穿或者提醒。於是只好心照不宣。諸葛亮埋頭苦幹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劉備則依靠法正去攫取更多的利益。

當然，這並不說明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有什麼問題。恰恰相反，諸葛亮這時的地位，類似於當年的蕭何。據《史記．蕭相國世家》，劉邦打天下時，蕭何也不跟著南征北戰，諸將謂之「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但事後論功行賞，劉邦卻將蕭何定位第一。劉備稱帝以後，諸葛亮在大臣中也是位居第一。實際上，前期守荊州也好，後期守成都也好，都是責任重大。因為荊州和成都是劉備的根據地、大本營，非有老成謀國、穩重可靠的人看守不可。調集賦稅、足兵足食也同樣重要，因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糧餉，仗是打不成的。何況，按照陳壽《進〈諸葛亮集〉表》的說法，諸葛亮的才能特點，是「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那麼，讓善於理民的諸葛亮留守大後方，讓善於奇謀的龐統、法正隨軍出征，不正說明劉備知人善任嗎？所以沒問題。

我們知道，諸葛亮是為劉備做過戰略規劃的，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照理，赤壁之戰後，劉備有可能實施這一戰略規劃了，諸葛亮應該大顯身手才是。然而不知為什麼，諸葛亮卻變得沉默了。入蜀，是龐統的極力慫恿，而且出謀劃策；進攻漢中，是法正的極力主張，而且出生入死。所以，龐統戰死，劉備「痛惜，言則流涕」；法正病故，劉備「為之流涕累日」。為劉備出力更多，和劉備情感更深的，似乎是龐統和法正。

第二個問題是：劉備的這種說法，並非史無前例，孫策託孤時就對張昭說過。據《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註引《吳歷》，孫策的說法是「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這可真是無獨有m.hetubook.com.com偶！而孫策的意思並無歧義，就是取而代之的意思。當然，孫策說的是「自取之」，劉備說的是「自取」。那麼，難道一字之差，就有天壤之別嗎？

這是很高明的一招。前面說過，關係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對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況，正如陳邇冬先生所言，對於孫策、劉備這樣的「英雄之主」來說，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時也是最猜疑的人，因為彼此之間實在太知根知底了。這一點，為君的心裡清楚，為臣的心裡也清楚。如果大家都憋在心裡，就會產生隔閡和懷疑；而在託孤之時，是萬萬不能有隔閡和懷疑的。這就不如把話說開，說透。說開說透了，雙方釋然，各自放心。劉備放心去死，諸葛亮放心去做，豈不兩全其美，於公於私都有利？當然，這種「高明」是站在「古代立場」上說的，不是「現代視角」，但也只能如此。你總不能要求劉備去當華盛頓吧？

看來，無論將「君可自取」這四個字理解為取而代之，還是理解為自行其是，是讓諸葛亮當霍光，還是讓他當曹丕，對諸葛亮都會產生巨大的壓力。因此我們就要問：劉備是「故意施壓」，還是「無心失言」？或者說，是「真心相託」，還是「暗中設套」？

但是，我們仍然有問題。

不過，赤壁之戰後，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確實有點微妙。

這當然也是一種說法，而且不無道理。但必須指出，所謂「情之所出」也只是猜測之詞。畢竟，我們不是劉備，誰也不能肯定劉備就是這麼想的。既然盧弼可以猜測，別人當然也可以。比如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就認為劉備別有用心，而且「其意甚明」，那就是變著法地逼著諸葛亮表忠心。張先生認為，劉備對諸葛亮其實是「懷有很大疑慮」的。為了保證兒子的皇位穩如泰山，他不惜「把諸葛亮逼到沒有迴旋的餘地」，只能跪下來淚流滿面地賭咒發誓。正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言，劉備把話說到那個份上，諸葛亮除了把心掏出來給他看，還有什麼辦法能消除疑慮呢（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無疑哉）！因此，劉備的這番託國之辭並不是「心神無貳」，反倒是「陰懷詭詐」。

那麼，劉備和諸葛亮關係究竟如何呢？確實曾經是「希世一時」，但那只是「相遇」之初；確實曾經是如魚得水，但也只是在赤壁之戰前。後來就難講了。《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得很清楚，三顧茅廬後，劉備和諸葛亮經常促膝談心，雙方「情好日密」，以至於「關羽、張飛等不悅」。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出使東吳，折衝樽俎，促成孫劉聯盟，幫助劉備克敵制勝，渡過難關，還擁有了荊州的江南四郡，自己也被任命為軍師中郎將。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劉備和諸葛亮的「蜜月期」。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第一，中國歷史上從無此例。無論劉備之前的秦皇漢武，還是劉備之後的唐宗宋祖，從來就沒有一個皇帝會因為自己的兒子不中用，就把江山社稷讓給別人的。他們日之所思夜之所想，都是如何保證自己家族的統治，子孫萬代綿延不絕。這是歷朝歷代所有皇帝的共性，劉備怎麼可能是例外？第二，就算劉備是一個例外，我們也不知道他的這種想法從何而來。因為中國歷史上只有「改朝換代」的帝王思想，並無「輪番為治」的民主觀念。劉備如果有，豈不成了華盛頓？第三，就算劉備想當華盛頓，諸葛亮也不敢當亞當斯或者傑斐遜，因為沒有人認為這種替代是正當的。孫權勸曹操代漢，曹操就說孫權不懷好意；劉備讓和圖書諸葛亮「自取」，難道不也是把諸葛亮放到火上去烤？何況曹操只不過架空皇帝，就被罵作「漢賊」；諸葛亮如果當真取代劉禪，又會被看作什麼？

顯然，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八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對此，今人方北辰先生另有說法。方先生《三國志注釋》一書說，「君可自取」的取，不是取代的意思，而是選取的意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如果那孩子不成器，先生可以自行選取處置辦法。其實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從劉備的其他兒子當中另外挑一個當皇帝。也就是說，劉備賦予諸葛亮的，是廢立之權，並非要他自立為君。

但問題是，這可能嗎？

請看下回：非常君臣。

諸葛亮與劉備關係發生微妙變化，如果僅僅因為劉備「喜新厭舊」，倒也無妨。可怕的是兩人的政治理念發生了衝突。眾所周知，諸葛亮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之一，就在於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諸葛亮是有理想的，這理想就是「復興漢室」。這個理想，貫穿了他的一生。劉備有沒有理想呢？原先或許是有的，但後來忘記了。忘記的時間，王夫子《讀通鑑論》說是在得到了荊州和益州之後（乃分荊得益而忘之矣）。這個時候，他就只有利益沒有理想了，這才不伐魏而伐吳。所以王夫子說：「先主之治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什麼『漢賊不兩立』，不過是自己稱王稱帝的招牌。」

所以，我認為方先生的解釋是講得通的，至少也是一家之言。按照這種解釋，劉備確實把家和國、兒子和政權都託給了諸葛亮，也確實是「心神無貳」，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諸葛亮對劉備所說的那一段話，當然也不是因為被逼到了牆角，不得不「剖心血以示之」，而是發自肺腑的感激涕零。因此，我在前面沒有將「君可自取」翻譯為「先生可以取而代之」，而是翻譯為「先生可以自行其是」。實際上，賦予臣子自行其是之權，這在當時，已經是皇恩浩蕩，而且恩重如山了。

這倒也沒什麼。諸葛亮是做規劃的，並不一定要執行；龐統和法正跟著劉備南征北戰，情感日深也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關羽征襄樊，劉備征東吳，事實證明都是錯誤的決策，諸葛亮為什麼不反對？當然，關羽伐魏時（西元二一九年），法正還在（任尚書令，兼護軍將軍），不妨多聽法正的。但劉備征東吳時（西元二二一年），龐統早死，法正亦亡（卒於西元二二〇年），諸葛亮為什麼還是一言不發？我們只知道，據《法正傳》，劉備兵敗猇亭之後，諸葛亮長歎一聲說，如果法孝直（法正）在，就不會這樣了。他一定能阻止皇上，不讓皇上東征（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算東征，也不至於敗得如此之慘啊（必不傾危矣）！

最懂君主心思的，應該說還是君主。因此，康熙皇帝的評語，就值得注意了。據《御批通鑑輯覽》，康熙也看出劉備話裡有話，話外有音，而且深表鄙視，不以為然。康熙說，昭烈（劉備）平時不總說自己和諸葛亮魚水情深嗎？諸葛亮的忠貞不貳他難道不清楚？為什麼託孤之時還要說這種疑神疑鬼陰陽怪氣的話（猜疑語）？康熙的結論是：三國時代的人，都是那種德行，十分可鄙（三國人以譎詐相尚，鄙哉）！

這就是諸葛亮對猇亭之戰的態度，也是我們能夠在史書上找到的唯一記載。那麼，它是諸葛亮事後的反省嗎？恐怕不是。如果是，豈不當真成了「事後諸葛亮」？實際上，諸葛亮是有難言和-圖-書之隱的。眾所周知，諸葛亮的戰略規劃，是主張「結好孫權」，並且認為孫權「可以為援而不可圖」的。從這一點看，他不大可能贊成伐吳，然而他沒有說。為什麼不說？一種可能是他也不甘心丟失荊州，或者對猇亭之戰抱有僥倖心理。但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他知道說了也沒有用，不如不說。

以上就是我對「永安託孤」的看法，而且僅僅只是猜測而已。無論如何，劉備是託孤於諸葛亮了，諸葛亮也接過了蜀漢政權這副擔子。這對於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而言，既是他實現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的機會，同時也意味著重大的責任和巨大的壓力。顯然，作為一個政治家，要治理這片國土，鞏固這個政權，首先就必須處理好種種關係。那麼，諸葛亮是怎樣做的，我們從中能夠得到哪些啟示呢？

這就是著名的「永安託孤」，歷史上的爭論也由此而起。

兵敗猇亭之後，劉備便在次年四月病逝於永安宮。去世前，他妥善地安排了後事，傳位於劉禪，託孤於諸葛亮，還說了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的話。對此，歷史上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那麼，劉備說這番話，其目的和想法究竟是什麼？在白帝城託孤的背後，有沒有諱莫如深的難言之隱呢？

這是有道理的。第一，除劉禪外，劉備至少還有兩個兒子，即魯王劉永和梁王劉理，有得挑。第二，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諸葛亮集》，劉備臨終時曾把魯王劉永叫到跟前，對他說，朕死了以後，你們兄弟要「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這和劉備對劉禪說的話如出一轍，也可以理解為已把劉永視為「第二梯隊」。第三，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已是十分破格，算是信任到家了，不可能再說把皇位也讓出去的話。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劉備的本意，只是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並非讓他取而代之，那麼，他為什麼要提曹丕？曹丕既不是什麼「顧命大臣」，更不是什麼做臣子的「好榜樣」。眾所周知，曹丕此時，可是已經把漢獻帝趕下了臺，自己當了皇帝的。劉備前面說「君才十倍曹丕」，後面又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就只能讓人這麼理解：曹丕可以做的，你這個才幹十倍於曹丕的人也可以做嘛！朕讓你做，儘管做就是！

看來，我們還得說說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

劉備的託孤，在三國史上是一件大事，因為它把劉備集團和蜀漢政權不太長的歷史一分為二：前期，領導人是劉備；後期，主心骨是諸葛亮。這個分期，是永安宮託孤的直接結果。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病重的時候，特地將諸葛亮從成都召到永安「屬以後事」，而且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劉備對諸葛亮說，先生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君才十倍曹丕），一定能夠安邦定國，成就大業（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因此，請先生酌情處理。如果劉禪還行，請輔佐他（若嗣子可輔，輔之）。如果這孩子不成器（如其不才），先生不妨自行其是（君可自取）。諸葛亮聽了，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地說，為臣一定竭盡全力輔佐皇上（臣敢竭股肱之力），忠貞不貳報效國家（效忠貞之節），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繼之以死）。劉備便又下詔訓示劉禪，今後要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丞相（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還有一件甚能說明兩人的關係之微妙。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稱帝後，諸葛亮被任命為丞相，並以丞相的身分錄尚書事，假節，張飛死後又兼司隸校尉。表面上看，無論身分、地位、權力，諸葛亮在蜀漢政權群臣和_圖_書之中都堪稱第一，而且無可比擬。但請注意，諸葛亮這個丞相是不「開府」的，「開府」是劉備去世之後。我們知道，東漢沒有丞相，丞相是西漢的制度，其特點是可以「開府治事」。所謂「開府」，即開建府署，設置署官，也就是有自己的直屬辦事機構和下級官員。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丞相有獨立於「皇宮」的「相府」，也有獨立於「皇權」的「相權」。所以，曹操恢復丞相制度並且自任丞相，其實就是要從漢獻帝手上分權。那麼，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卻又不「開府」，恐怕就只能如張作耀先生所言，理解為「隱含著劉備的無奈和擔心大權旁落以及對諸葛亮的不完全信任」。也就是說，劉備對諸葛亮，並非「無限信任」或者「完全信任」，而是「有限信任」或者「有保留的信任」。

第三個問題是：即便劉備的本意，只是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這在當時也是嚇死人的事。東漢末年，行廢立之事的人是誰？董卓。將現任皇帝趕下臺自己取而代之的人是誰？曹丕。因此，所謂「自取」，不是當曹丕，就是當董卓，這是諸葛亮能做的事嗎？方北辰先生說，劉備的意思當然不是讓諸葛亮當董卓，是讓他當霍光。霍光是西漢權臣，漢武帝臨終時曾託孤於他。霍光則既盡輔佐之忠（輔佐昭帝十三年），亦行廢立之事（廢昌邑王劉賀，立宣帝劉詢）。但霍光死後，其家族卻遭致滅頂之災。包括霍光的夫人在內，霍家人幾乎被斬盡殺絕。可見就算是當霍光，也很恐怖。將心比心，換了我們，也會嚇得魂飛魄散，一身冷汗，只能匍匐在地，說「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蜀漢章武二年（西元二二二年）閏六月，劉備兵敗猇亭，退回永安縣，駐蹕白帝城。這時的劉備，既心力交瘁，又身染疾病，而且一病不起。劉備知道，自己已將不久於人世，便開始有條不紊地安排後事。所謂「後事」，主要是蜀漢政權交給誰。依照世襲制，皇位當然要傳給劉禪。但那時劉禪才十七歲，還是未成年人，才能似乎也遠遠比不上劉備。這就要有人輔佐，劉備選定的是諸葛亮和李嚴。這一點，《三國志．先主傳》說得很清楚：「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託孤之後，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西元二二三年六月十日），劉備駕崩於永安宮，享年六十三歲。

那麼，後一種可能有證據嗎？有。證據就在諸葛亮自己的話：「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言外之意也很清楚：第一，劉備只聽法正的。如果法正反對，劉備就不會伐吳。第二，法正不在了，劉備就誰的話也不聽，包括他諸葛亮。顯然，法正和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是不同的。劉備對諸葛亮只能叫「相敬如賓」，對法正才是「言聽計從」。這恐怕是關羽征襄樊時諸葛亮一言不發的原因之一。

問題是現在法正已經死了。謀臣當中，龐統、許靖、劉巴、馬良死了；武將當中，關羽、張飛、馬超、黃忠也死了。剩下有威望有能力的，除了諸葛亮，只有趙雲和魏延。魏延倒是很受劉備信任，所謂先主出征，文有法正，武有魏延，但總不能託孤於魏延吧？能夠託孤的，也就只有諸葛亮，何況此時諸葛亮的職務已是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還兼司隸校尉。但此刻的君臣關係，已不同於先前，這才有了開頭的那一幕，也才有了「摻沙子」的方案——「尚書令李嚴為副」。這個李嚴，原本是犍為太守，章武二年（西元二二二年）十月被任命為尚書令。這時，是兵敗猇亭之後四個月，永安託孤之前六個月，顯然和圖書是劉備的特意安排。關於這個安排，北京大學教授田餘慶先生另有說法，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康熙的這個結論。也就聊備一格罷了。其實，劉備的託孤之辭哪裡是什麼「三國陋習」？準確地說，是「帝王心思」。這種心思，就連不是帝王的孫策也有。因為孫策雖然不是皇帝，卻實際上是君主，而且是自己打江山的君主。這樣的人，是絕不甘心自己打下來的基業落入他人之手的。可惜，正如陳邇冬先生《閒話三分》所言，孫策和劉備的運氣都不好。兩個接班的人，孫權十八，劉禪十七，都還未成年（皆未及冠）。年紀輕輕，就做那些驕兵悍將開國元勳的「主子」，鎮得住嗎？這就不能放心。不放心，就要託孤。所託之人，也不能隨便，一要關係好，二要威望高，三要能力強。關係不好不能託。威望不高能力不強，託了也沒有用。但是，一個人，威望又高，能力又強，就不會趁著孤兒寡母坐不穩江山，自己取而代之嗎？託也不是，不託也不是，這就為難。為難的結果是只有攤牌。或者用陳先生的話說，是「把話當面說透——透底」。怎麼個透底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話說到這個份上，誰都沒話可說了。

因此，後世就有不少人對陳壽的說法持相反意見。最先質疑的是晉代的孫盛，他認為劉備的託孤簡直荒唐（備之命亮，孰甚矣）。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孫盛對此發表了很長的一段議論。在他看來，託孤的關鍵在於選準了人，而不在於怎麼說。如果選對了人，就用不著這麼說，因為你不說這話對方也會忠貞不貳（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果選錯了人，就更不能這麼說，因為這等於打開篡位叛逆的途逕（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所以孫盛說，古往今來，沒有這麼託孤的（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只不過劉備的運氣好，碰巧劉禪是個缺心眼的，不會胡思亂想（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亮威望又高，鎮得住（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這才沒鬧出事來。要不然，早就滿城風雨，人心大亂了。

或許有人會說，你說的君臣關係、帝王心思，那是一般而言，劉備和諸葛亮就不能是特例嗎？要知道，他們的際遇，前有「三顧茅廬」，後有「永安託孤」，正可謂肝膽相照，休戚與共，豈能一概而論？這其實也是歷史上許多人的共識。比如裴松之在《諸葛亮傳》的註文中就說「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據《三國志．先主傳》，劉備也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既然如此，託孤之時，又怎麼會有猜疑，怎麼會要透底呢？

最先表示肯定和讚揚的是陳壽。陳壽在《三國志．先主傳》的評語中說，劉備此舉，是古往今來君臣關係中最大公無私的典範（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為什麼呢？因為劉備把整個國家和親生之子全都託付給了諸葛亮（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自己一點想法都沒有，已經到了毫無保留和沒有二心（心神無貳）的程度。我想，陳壽這樣說，無非因為劉備把話說到了「如其不才，君可取之」的份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陳壽沒有明說，我們不能亂猜，但一般都理解為如果劉禪「扶不起來」，就請諸葛亮取而代之。那麼，這在一個以君主世襲為天經地義的時代，就不但難得，而且堪稱偉大了。因為這意味著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為了國家和人民，寧肯犧牲自己這個家族，放棄天賦的和神授的權力。這當然是大公無私（君臣之至公），當然是空前絕後（古今之盛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