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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氣本是一種病態：「脾之積名曰痞氣。」但在北京，它又是一種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諱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陽台上看見街上自行車帶人，會高聲唱道：「自己車，自己騎，不許公驢帶母驢。」遇到這種情況，上海的家長會把孩子叫回來，訓道：「關儂啥事體！」北京的家長則會不無欣賞地笑罵一句：「丫挺的！」

按照龍應台自己的說法，她這個因「生氣」而出名的中國人，動身之前就一再告誡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氣」，因為至少有三條理由告訴她不能生氣不該生氣而且不必生氣。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給了她一個下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應戰。「你！」一個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這時人潮正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手指穿過人群直指龍應台：「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牽著孩子的手，龍應台乖乖地擠過去，只覺得那個女人說話的聲調、氣勢，就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龍應台想。「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字。龍應台遞上證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了下來。可是，龍應台的孩子，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這個介乎朝野之間的所在，就是學術界。

因此，北京人的痞氣甚至能「上升」為藝術，比如紅極一時的「痞子文學」就是。這種文學的產生，除這裏不能細說的時代原因外，與北京城的城市特徵也不無關係。即：一，北京本來就是一個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東西，在這裏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氣和厚重，使任何東西都能在這裏得到昇華；三，北京人本來就多少有點欣賞痞氣，如果痞得有味道還有內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

甚麼是官氣？說到底，官氣就是驕虛之氣。驕，因為是官，高人一等；虛，則多因底氣不足。為甚麼底氣不足呢？因為官們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飯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頭上這頂烏紗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沒有甚麼兩樣。所以，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須擺譜。比方說，出門時鳴鑼開道，打出「嚴肅」、「迴避」的牌子等等。

當然還有更甚者。比如賣論求官、落井下石、拉幫結派、自吹自擂等等。總之是登龍有術，治學無心，因此投機取巧，見風使舵，東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數日尚在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數日後即搖身一變，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鬥士」（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或者東拼西湊抄抄剪剪炮製「巨著」，被人發現硬傷又厚ｈttps://ｗｗw•ｈetubook•com.ｃｏm著臉皮死不認賬，還要倒打一耙。這就不是官氣，而是痞氣了。這些毛病，自然並非北京學術界的「專利」，但，似以北京為尤甚。

北京的學術界無疑是全中國最優秀的。北京有國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有全國最好的高等學府，那裏精英輩出，泰斗雲集；有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館，那裏館藏豐富，積累深厚；有國家出版社、國家電視台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能為學術成果的發表提供最好的園地；何況北京位居中央，居高臨下，四通八達，消息靈通，發言權威，總能得風氣之先，居全國之首。北京的學術界，不能不優秀。事實上，中國最權威的學術成果出在北京，中國最傑出的學術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來一直被全國視為楷模的學術傳統也出在北京。

如果說，官氣在朝痞氣在野，那麼，又有官氣又有痞氣的，就在朝野之間。

這種「禮遇」我們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於一位讀者寫信給《北京晚報》說，龍應台這「氣」生得實在不值當。因為這些事情咱們早就司空見慣，想氣都氣不起來。這位讀者還說，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想當甚麼「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但照我看來，這位讀者真是「癡心妄想」。當街坊鄰居？當熟人朋友？沒門兒！

龍應台的確沒法不吵架。

那麼，北京一些「官氣」十足的售貨員、服務員呢？也是官麼？當然不是。可他們是「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還是「京官」。有句話說：「廣東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級，都是小地方人。」這就叫「長安的和尚潼關的將」。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見官高三級」。

官氣流落到市井，就變成了痞氣。

許多人都發現，現在的北京人，已經少了許多儒雅，多了幾分粗俗；少了許多平和，多了幾分浮躁。就拿和龍應台「吵架」的那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來說，人家不過是用帶上海腔的普通話叫了一聲「同志」，就大為光火，挑釁地問：「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犯得著嗎？

當然，痞氣更多的是一種市井氣。因為市井小民無權無勢，沒甚麼本錢與人抗爭，也沒有多少能力保護自己。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為了找個心理平衡，他們不能不學會世故和圓滑，甚至學會損人和耍賴。北京的平民比誰都清楚「硬抗不如軟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臉有時和_圖_書比義正詞嚴更管用。久而久之，無奈就變成了無賴，圓滑就變成了油滑。同時，粗獷和粗糙也變成了粗魯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說會道，就構成了痞氣。

事實上，王朝時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裏固然有「韋小寶」，市井中也不乏「高衙內」。「高衙內」仗勢欺人，靠的是官威，擺的是官譜；「韋小寶」官運亨通，則無非因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賴臉。封建社會的官場作為最骯髒齷齪的地方，從來就不乏痞氣，只不過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淪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氣便暴露無遺了。

讀者如有興趣，不妨讀讀龍應台的《吵架》一文。這篇文章原載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的「筆會」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轉載，現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本書一共四輯，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輯的核心，《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輯的核心，而北京這一輯的核心竟是《吵架》。

然而，北京的學術界並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未能免俗地有著官氣和痞氣。

痞氣亦然，也是驕虛之氣，只不過驕不足而虛有餘。因為痞子比官員更沒有資格驕人。但為面子故，又不能不驕。結果，擺譜就變成了耍賴。

如果說粗俗多見於市井，那麼，浮躁便多見於學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說，表面化、輕浮、躁動，是八九十年代京師文化的特徵。浮躁之風改變了北京學術界風氣。一些人急於成名，大部頭的「專著」頻頻問世，但只要輕輕一擰，那水分就會像打開了自來水龍頭一樣嘩嘩往外流。一些人熱衷於當「主編」，實際上不過是邀集些「槍手」，或招集些學生，「編輯」（實為拼湊）有「賣點」的「叢書」。另一些人則被各種飛揚浮躁的東西沖昏了頭腦，「項目、資金、論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標滿天飛，取代了對真正學術目標的追求，真正關心人類命運、宇宙本質和學術真理的頭腦為浮躁的學風壓倒」（鄭剛《嶺南文化的風格》）。

為甚麼沒門兒？因為她是「官」呀！而且是「檢查官」。要想「官兒」同你當街坊鄰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許有人會說，那個女人其實也不算甚麼官。是不算甚麼官，可她有權是不是？有權就行了。她既然有權決定你通過還是通不過，走過去還是停下來，那她就有資格在你面前耍態度抖威風。沒聽說過「不怕官，就怕管」嗎？管，有時候比「官」還厲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來了，她也會這樣。除非官大得可以坐專機，或者可和圖書以走特別通道，否則，就算你有個縣團級、司局級的職務官銜，也得聽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給我過來！」

北京學術界的這種毛病，說到底，就是浮躁之氣。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新京派」為甚麼有點像「老海派」了。「海派文化與京派文化的反置」，確乎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而且也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比如顧曉鳴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發表的文章便是以此為題的。所謂「反置」，表現在學界，大約也就是北京學人變得浮躁，有些嘩眾取寵；上海學人則相對沉穩，顯得治學嚴謹。不過，在我看來，那其實不過是一塊硬幣掉了個面而已。骨子裏透出的，還是這兩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楊東平所說，上海學人在研討會上發言講話極有分寸，就「不僅是為了政治保險，有時也是怕自己的觀點被別人剽竊」（《城市季風》）。這顯然是上海人特有的那種謹慎，即商業社會中人不想在政治上惹事生非和不願洩露商業機密的習慣所致。北京的學人則相反。他們當慣了中心當慣了老大，習慣了「登高一呼，應者雲集」，「號令一出，天下披靡」。因此一旦「群雄割據，諸侯林立」，風光不再，眾望不歸，便不免失落。而一些新進人物又功利心切，急於「嶄露頭角」，巴不得「立竿見影」。失落感加功利心，就使得他們不甘寂寞，急於重建中心地位和正統地位。這就要製造熱點，製造話題，製造明星人物，製造轟動效應，甚至不惜為此動用當年的「海派手法」。所謂「新京派像老海派」，原因便在於此。但，在京者近官意在名，沒海者近商意在利，「新京派」並變不成「老海派」。更何況，老海派除「商業競賣」之外，畢竟還有「名士才情」，是「名士才情」再加「商業競賣」，新京派卻是「商業競賣」再加「政治投機」，一點才情和趣味都沒有的。

北京人的霸氣，說穿了就是官氣。

魯迅先生說過：「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京派」與「海派」》）所以，北京學術界歷來就有「近官」甚至「進官」的傳統，而於今尤甚。如果說，過去北京學術界尚有「高士」，那麼，時下則頗多「官迷」。表現之一，便是特別熱衷於操作各類學會協會。為學術交流故，成立學會，展開討論，從來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做法，也「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學會協會中會長理事之類「一官半職」是也。先師吳林伯教授曾總結概括各類學術討論會的m.ｈeｔuｂook.coｍ.ｃｏm四項任務，曰「封官、辦刊、會餐、爬山」，於是它便往往變成一種為少數人蟾宮折桂提供舞台，為多數人公費旅遊提供機會的活動。所以，每到學會換屆之時，你便總能聽到一些嘁嘁喳喳的聲音，看見一些上竄下跳的影子，而這些聲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當然，說有此念頭的只是北京學人，是冤枉的；說北京學人只有這種念頭，也是冤枉的。他們的標的，可能並非區區理事，而是「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

所以，北京「官商」中態度惡劣者「霸」，「私商」中態度惡劣者「痞」。比如龍應台在「官商」地盤裏（首都機場）體驗到的便是霸氣，在「私商」地面上（日壇市場）體驗到的則是痞氣。不過表現雖不同，性質卻一樣，即都是蠻橫無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產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甚麼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裏，你又能怎麼著？如果你不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裏：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裏了，你又算甚麼東西？

我十分贊成學者科學家參政議政，甚至並不反對「學而優則仕」。官總要有人做。做官並不丟人，就像做工、種田、教書、做買賣並不丟人一樣。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學就該言學，不能吃著碗裏想著鍋裏，更不能做著學者卻想著擺官譜過官癮。然而北京學術界卻真有這樣的人，我就曾親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區某民營書店裏偶遇一場民間舉辦的作品討論會。民間活動，又在民營書店舉行，應該頗多「民氣」吧？然而不，官氣十足。巴掌大的一塊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與會、旁聽四個區位。主席台上，依官方會議例，擺了寫著姓名的牌子，幾個文壇領袖、學界泰斗、社會名流彷彿登壇作法似的，嚴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對號入座，一個秘書長之類的人物則煞有介事地宣讀官腔十足的賀信賀詞。說實在的，我當時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覺。也許，會議組織者的本意是好的，是為了表示討論會的鄭重其事和對那幾位頭面人物的尊重，但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嚇！他們竟然跑到民營書店過官癮來了，這同在街頭撿煙屁股過煙癮有甚麼兩樣？

看來，北京學術界由平和而浮躁，並非完全因為這座城市變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和*圖*書氣和痞氣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一變而為「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鬥士」來說，就決非膽小怕事或見風使舵，而是認準了一條道兒：「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這一架好歹沒吵起來，但後來，龍應台終於忍無可忍。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準則，只知道北京的學術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鬧劇開場，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被頻繁地製造出來，然後迅速推向全國，而外省那些做夢也想「跑步進京」的風派學人們，則趨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們對這些年北京學術界張揚的種種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難發現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觀念更新，同時也不乏嘩眾取寵標新立異。一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其實不提也罷，並不妨礙學術研究的深入進行。甚至可以說，某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根本就沒有多少新內容，例如像北京某學人那樣把孟子（Mencius）譯成了「門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詞、老概念、老口號、老主張、老提法，很需要有人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因為它們幾乎從來沒有真正弄清過。但沒有人來做這種工作。因為做這種工作出不了風頭出不了名，與「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也沒甚麼關係。

這其實又是封建社會的官場病毒。封建社會的官場鬥爭，從來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賴」的。表面上的認輸服軟，是為了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報仇雪恨。而長期的「奴化教育」，則養成了不以作踐自己（比如自稱奴才自打耳光）為恥的變態心理。因此，北京城內不但有著精忠報國的凜然正氣，慷慨赴難的燕趙俠骨，憂國憂民的志士情懷，雍容華貴的大家風範，平和恬談的貴族氣度，溫柔敦厚的京都民風，也有驕虛的官氣和鄙俗的痞氣。事實上，只有那些遠離城市的地方才會有純樸的道德，但卻又不會有雍容氣度和開闊眼界。

或許還會有人問：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權吧，也用不著那麼兇呀？這你就不懂了。像她那樣的「弼馬溫」，不兇，怎麼顯出是個人物來？要不，怎麼叫「拿著雞毛當令箭」呢？

問題是，檢疫口的那個女人，為甚麼偏偏要和龍應台過不去？也不為甚麼，就因為她是中國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機。於是，那女人便輕而易舉地把她從一群白人中挑出來了。

是中國人就可以兇，這就是那個女人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