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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武漢人不但有頑強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用武漢作家池莉的話說，就是：「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這是池莉一篇小說的標題）。這無妨說也是一種達觀，但這種達觀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達觀主要來自社會歷史，武漢人的達觀則主要來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慣了王朝更迭、官宦升遷、幫派起落，從而把功名富貴看得淡了；武漢人則是受夠了天災人禍、嚴寒酷暑、戰亂兵燹，從而把生存活法看得開了。所以北京人的達觀有一種儒雅恬淡的風度，而武漢人的達觀卻往往表現為一種略帶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漢的小夥子不像北方漢子那樣人高馬大、魁偉粗壯，卻也相當地「野」：敢打架，敢罵娘，各種衝動都很強烈。他們酷愛一種能夠顯示生命活力的、緊繃在身上的紅布三角游泳褲。他們也往往會在炎熱的夏夜赤膊短褲，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走，大聲吼唱各種歌謠，從「一個伢的爹，拉包車」直到種種流行歌曲，以宣洩他們過剩的生命活力。

這也不奇怪。武漢人是「要味」的人，武漢話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話」。

比「岔把子」更討厭的是「夾生苕」。所謂「夾生苕」，也就是又「夾生」又「愚蠢」的人。武漢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紅薯、地瓜。紅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漢人讀如「戶」）的，也就是「糊塗」。所以，武漢人說一個人稀裏糊塗，就會說：「他『糊』得很」，或「這伢麼樣是個『糊』的？」又因為熟紅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塗蟲叫做「糊溏」。「岔把子」雖然「岔」，卻不「糊」；「夾生苕」則不但「夾生」，而且「苕」。「苕」則「蠢」，「夾生」則「岔」，簡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論，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從某種意義上講，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已經把武漢人逼到牆角了：躲沒處躲，藏沒處藏，就是想裝孫子也裝不了，再不達觀一點，怎麼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點，凡事也都最好能要點味。生活已經不易，再不搞唰喇點，不是自己煩自己嗎？生活已經缺油少鹽，再不要點味，還能過下去嗎？

所以，武漢人特別看不起膽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貨」）、逆來順受（北京人叫「軟蛋」）和優柔寡斷（北京人叫「面瓜」）。所有這些「德行」，武漢人統稱之為「癱腔」。不過，「癱腔」與「松貨」、「軟蛋」、「面瓜」有一點不同，就是可以拆開來講。比如：「別個（別人）還冒（沒）吼，他就先癱了腔。」這樣的人當然沒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說：「一個人遇事連『腔』都『癱』了的話，也就沒甚麼好說的了」（《有趣的武漢話》）。因此，不但不能「癱腔」，而且還得梗著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輸）！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在如此惡劣條件下挺熬過來的武漢人，便有著其他地方人尋常沒有的「大氣」和「勇氣」。你想想，武漢人甚麼苦都吃過，甚麼罪都受過，甚麼洋相都見過（包括在大街上睡覺），差一點就死了，還怕甚麼？當然連「醜」也不怕。因為他們赤膊短褲地睡在街上時，實在是只剩下最後一塊遮羞布了，那麼，又還有甚麼好遮掩的呢？

「掉底子」之於武漢人，是一件極為嚴重的事情。所謂「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餡」。這當然是一件丟臉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於「丟面子」。不過，說「掉底子」可比說「丟面子」生動，也比說「丟面子」嚴重。因為「面子」是要安裝在「底子」www.hetubook.com.com上的。如果連「底子」都掉了，那還有「面子」嗎？我在《閒話中國人》一書中說過，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來演戲的。既然是「演戲」，就得把「面子」裝嚴實了，不能「露餡」。一旦露了馬腳，那就不是「丟面子」，而是「掉底子」了。所以，一個人，在粉墨登場表演人生時，如果把「戲」演「砸」了，武漢人就會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我常常懷疑，武漢人的心理深層，是不是有一種「悲劇情結」。因為他們特別喜歡看悲劇。楚劇《哭祖廟》是他們鍾愛的劇目，而他們喜歡聽的湖北大鼓，我怎麼聽怎麼像哭腔。認真說來，楚劇不是武漢的「市劇」，武漢的「市劇」應該是漢劇。然而武漢人似乎更愛聽楚劇。除嫌漢劇有點正兒八經（漢劇近於京劇）外，大約就是楚劇哭腔較多之故。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的公共汽車也擠。但上海人擠車靠「智」，佔據有利地形，保持良好體勢，則擁擠之中亦可得一方樂土。武漢人擠車則靠「勇」，有力便是草頭王，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往往難以得到保障，而雙邊磨擦也就時有發生（這種現象因近年來武漢大力發展公交事業而已逐漸成為歷史）。細想起來，大概就因為上海主要是「市場」，而武漢長期是「戰場」。「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林彪的這句話，道出了「九頭鳥」的野性與蠻勁。敢鬥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還怕哭麼！」難怪武漢人愛看悲劇和愛聽哭腔了。

這就多少有些「藝術性」了。實際上，武漢人的「玩味兒」是很講究可觀賞性的。比方說，大操大辦婚禮就是。婚禮的大操大辦，同樣也是咱們的「國癖」，不過武漢人卻別出心裁。他們的辦法，是雇請「麻木的士」遊街。所謂「麻木的士」，其實也就是三輪車。因為駕車者多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舉行婚禮時，就由這些「麻木的士」滿載從冰箱彩電到澡盆馬桶之類的嫁妝，跨長江，過漢水，浩浩蕩蕩遊遍武漢三鎮，成為武漢市一大「民俗景觀」。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車，是因為「麻木的士」有三大優點：第一，載物較少，用車較多，可以顯得浩浩蕩蕩；第二，車身較低，便於觀看，可以盡情擺闊；第三，車速較慢，便於遊覽，既可延長遊街時間，又便於路上閒人一飽眼福。總之是極盡表演之能事。在武漢人看來，只有這樣，「味兒」才玩得過癮，玩得足。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思」；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則「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沒意思」了。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點「意思」都沒有，那還能活下去嗎？當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顯然，武漢人之所謂「味」，說到底，就是讓人覺得活著有意思的那個「意思」。

甚麼是味？「味」這個字，在武漢話裏有極為豐富的涵義。除前面說的面子、排場、風光、體面等等外，還有「規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時也指「不懂規矩」。不過，當一個武漢人指責別人「不懂味」時，他說的可不是一般的規矩，而是特指「捧場」的規矩，即在一個人「要味」時讓他覺得「有味」的規矩。懂這個規矩並能這樣做的，就叫「就味」；不懂這個規矩和不能這樣做的，則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個武漢人會不會做人的重要標準。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諒（但也不招人喜歡）；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了。這時，「https://m.hetubook.com.com要味」者就會視對方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釁，因而反目翻臉，甚至大打出手，因為那個「婊子養的」實在「太不夠意思」。

吃軟不吃硬，寧死不服周，這大概就是「九頭鳥性格」了。這種性格的內核，與其說是「匹夫之勇」，毋寧說是「生命的頑強」。因為所謂「九頭鳥」，也就是生命力特別頑強的意思。你想，一鳥而九頭，砍掉八個，也還死不了，等你砍第九個時，沒準那八個又活了過來。事實上武漢也是「大難不死」。日本鬼子飛機炸過，特大洪水淹過，「十年動亂」差點把它整得癱瘓，但大武漢還是大武漢。的確，「不冷不熱，五穀不結」。過分的舒適溫馨可能使人脆弱綿軟，惡劣的生存條件也許反倒能生成頑強的生命力。

於是，武漢人便把生活變成了藝術。或者說，把他們九死一生的艱難人生和不太順心的煩惱人生，變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調、值得「鉚起唱」的生命勁歌。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漢人並不喜歡「岔把子」。所謂「岔把子」，就是說話不知輕重不看場合的人。遇到這樣的人，武漢人就會說：「他是個『岔把子』。」或「這個人『岔』得很。」一個人如果被認為是「岔得很」，他在武漢人中間同樣是吃不開的。因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別人「要味」的時候掃別人的興：或者是半路「岔」了進來，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順利進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來，害得別人大掉其底子。但因為「岔把子」都是有口無心的，你心裏有氣還發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討人嫌。

武漢人確實很愛說話，也很會說話。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到了武漢人嘴裏，往往就會變得有聲有色。比如一件東西或一個地方被弄髒了，武漢人不說「太髒」，也不說「髒死了」，而說：「喲，麼樣搞的唦，搞得灰流了！」灰而至於「流」，可見有多髒。誇獎一個人漂亮，也可以這樣說：「喲，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頭、美。一個人的漂亮都「流溢」出來了，可見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揚威的意思，卻比說「耀武揚威」生動得多。你想，一個人把「狠」都「抖」出來，是個甚麼樣子？有點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來的好鬥公雞|吧？再說，一個人的「狠」（厲害）要「抖」出來後別人才知道，則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這個詞是略帶貶義的，情感色彩很濃，形象也很生動。其餘如把孩子長個叫做「抽條」，把東張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機下台叫做「轉彎」，把死不認錯還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翹」，都十分形象、生動，富有動感。

事實上，武漢人不達觀也不行。

武漢人這種文化性格的形成，有著歷史、地理、文化甚至氣候諸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武漢人也確實活得不容易。武漢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武漢的生活條件也相當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氣，南方有艷陽；夏天，北方有涼風，南方有海風。武漢夾在中間，不南不北，不上不下，甚麼好處都沒有。別的地方，再冷再熱，好歹還有個躲處。武漢倒好：夏天屋裏比外面還熱，冬天屋裏比外面還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傢具都發燙，三台電風扇對著吹，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的。那麼，就不活了麼？當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窩裏放個熱水袋，夏天搬張竹床到街上睡。於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漢的街頭巷尾，便擺滿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褲，睡滿一街，成為武漢一大景觀。

m.hetubook.com.com武漢人敢罵，也敢哭。

武漢人是很能把沒意思的事變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漢的夏夜是很難熬的，因為一到下午六點，老天爺就會準時停風。曝曬了一天的街道餘熱經久不散，沒有一絲穿堂風的室內更是酷熱難當。要熬過這樣一個長夜，是一件很沒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漢人卻能把它變得有意思。太陽一下山，他們就開始往地上潑水，然後搬出自家的竹床，擺出清爽的小菜和綠豆稀飯，一家人吃得「歡喜流了的」。吃完飯，收拾了碗筷，洗個澡，街坊鄰居都到露天地裏來乘涼。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電視的看電視，更多的人則是「咵天」。咵，音「kuá」，讀平聲，是個象聲字，即「幾里呱拉」的意思。武漢人說話節奏快，頻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咵天」。武漢人咵呀咵呀，咵得星星都「笑瞇了眼」，一個難熬的長夜也就意趣盎然了。

的確，武漢話和北京話一樣，都具有藝術性和戲劇性。如果說有甚麼不同，那就是：聽北京話像聽相聲，怎麼聽怎麼可樂；聽武漢話則像聽戲，有板有眼，鏗鏘有力。事實上武漢人的人生觀中也確實有一種「戲劇性情結」。在他們看來，人生就是一場戲，就是一場自編自演又可供觀賞的戲。演戲就是「玩味」，看戲就是「要味」，會看戲就是「懂味」，不會看戲就是「不懂味」，而不會演戲則是「冒得味」。因此，他們主張人生在世，應該活得有板有眼。有沒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漢人那裏，一個人有本事、有能耐、有辦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甚麼名堂就叫「搞麼板眼」。所謂「搞麼板眼」，也就是「演甚麼戲」的意思。顯然，武漢人之所謂「板眼」，也就是戲曲中的節拍，就像「癱腔」的「腔」是戲曲中的唱腔，「醒黃」的「黃」是戲曲中的皮黃（聲腔）一樣。醒，有「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歡對方），只不過「醒倒迷」罷了。「醒黃」也一樣。一個人，一本正經地上台了，大家都以為有甚麼好段子聽。聽了半天，卻發現原來不是皮黃，而是「醒黃」。所以，武漢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鬧」之類稱作「鬧醒黃」。

武漢人確實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為武漢是「鎮」。

武漢人的「玩味兒」，還有許多難以盡說的內容。甚至他們的罵人，沒準也是「玩味兒」或「要味兒」，正如舊北京天橋「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黃」，坐在酒缸沿上「開罵」和「聽罵」也是「一樂子」一樣。事實上，罵人也不易。一要敢罵，二要會罵。如果有本事罵得淋漓盡致，聲情並茂，誰說不是「味兒」，不是「派兒」？

事實上，武漢人的討厭「啫」，也多半因於此。在武漢人看來，一個人要想「玩味兒」或「要味兒」，就不能「啫」；而一個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過」，就肯定「不懂味」。甚麼是「玩味兒」？「玩味兒」就是「派」，就是「唰喇」，怎麼能「啫」？啫、尖、癱腔（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丟臉）的事。所以，為了面子，或者說，為了「玩味兒」，武漢人就往往不惜打腫了臉來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說，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抖狠」（逞兇、找碴、耀武揚威或盛氣凌人，也是「要味兒」的方式之一），這個人就會跳將起來說：「麼事呀！要味要到老子頭上來了！」後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漢的氣候條件極差。上帝給了它最壞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風吹不進來，冬天北風卻順著漢水往裏灌。結果夏天往往持續高溫，冬天卻又冷到零下。武漢人就在這大冷和*圖*書大熱、奇冷奇熱、忽冷忽熱中過日子，其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惡劣可想而知，其脾氣之壞當然也可想而知。

因此，務實的長沙人不像武漢人那樣講究「玩味兒」。「玩味兒」是個說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擺譜、露臉、愛面子、講排場等內容在內。說到底，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國癖」。但凡中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愛面子、講排場的。但似乎只有武漢人，才把它們稱之曰「味」而視之為「玩」。武漢人喜歡說「玩」這個字。比如談戀愛，北方人叫「搞對象」，武漢人則叫「玩朋友」。這話叫外地人聽了肯定不自在，武漢人卻很坦然，誰也不會認為是「玩弄異性」。

「鬧醒黃」也好，「有板眼」也好，都是演戲。戲演砸了，就叫「癱了腔」；演假了，叫「鬧醒黃」；不按角色行當台詞劇本演，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則叫「開黃腔」。「鬧醒黃」是「詐倒裹」，「開黃腔」是「碼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規矩）。這是不會有人捧場的。不但沒人捧場，沒準自己還會「掉底子」。

鎮，重兵駐守且兵家必爭之天險也。武漢之所以叫「鎮」，就因為它地處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由於這個原因，武漢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陰雲總是籠罩在武漢人的頭頂上。所以武漢人「戰備意識」特別強。他們好像總有一種好戰心理，又同時有一種戒備心理。在與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時，總是擔心對方佔了上風而自己吃了虧。公共汽車上磕磕絆絆，買東西出了點小問題，雙方往往都立即會拉開架式，準備吵架，而且往往是理虧的一方以攻為守先發制人，擺出一副好鬥姿勢。結果呢？往往還是自己吃虧，或兩敗俱傷。不信你到公共汽車上去看，擠撞了別人或踩了別人的腳，武漢人很少有主動道歉的。不但不道歉，還要反過來攻擊別人：「你麼樣不站好唦！」或：「怕擠就莫來搭公共汽車！」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當然很難為對方所接受，而對方如果也是「九頭鳥」，則一場好戲當然也就開鑼。武漢街頭上吵架的事特別多，商店裏服務態度特別壞，原因大約就在這裏。外地人視武漢人為「九頭鳥」，認為他們「厲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這裏。

所以，武漢人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鬼做」這個詞是十分有趣的。它表達的似乎是這樣一種人生觀：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甚麼說甚麼，想甚麼幹甚麼，而不必顧忌別人怎麼想、怎麼看。即便有人不以為然，他們也不會在乎，而只會大罵一句：「闖（撞）到鬼了！要啫，到你自己屋裏啫去！」

所以，武漢人有句口頭禪，叫「煩死人了」。當一個武漢人要訴說一件不太開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滿時，往往會用這句口頭禪來開頭。比如等人等不來，就會說：「煩死人了的，等半天了，這個鬼人還不來！」要表示討厭某人，也會說：「這個人蠻煩人。」不過這些話也可以反用。比如一個妻子也可以這樣誇獎她的丈夫：「他這個鬼人，曉得有幾（多麼）煩人啊！」或：「你說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買回來穿，煩死人了！」這裏說的「煩」，其實就是樂了。嘴巴上說「煩死人了」，只怕心裏倒是「不厭其煩」呢！

不過，雖然是「玩」，武漢人卻玩得認真。因為誰也不會覺得那「味兒」是可要可不要的東西。所以，當一個武漢人在「玩味兒」的時候，你最好去捧場。即便不能捧場，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則，武漢人就會視ｈｅｔｕｂｏｏk.ｃｏｍ.ｃｏｍ你為「不懂味」。而一個「不懂味」的人，在武漢人眼裏，就是「夾生半調子」，甚至「差火」到極點，不和你翻臉，就算對得起你了。

武漢人是很看重這個「意思」的。雖然說「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豈不更好？於是，武漢人就往往會把沒意思的事變得有意思。我就曾在醫院裏遇到過一個典型的武漢人。這個武漢小夥子大概初為人父，看甚麼事都新鮮。看到護士給嬰兒洗澡、打包，也覺得好玩，興高采烈地對我說：「好過癮呀！洗毛毛（嬰兒）像洗蘿蔔，包毛毛像疊『撇撇』。」「撇撇」是每個武漢小男孩都玩過的一種自製玩具，由每個人自己用香煙盒疊成，技巧純熟者可以疊得很快。把包嬰兒說成是疊撇撇，既有贊其「技巧純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當回事」的意思。婦產科的護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嬰兒，自然見慣不怪，不怎麼當回事，但讓這個小夥子這麼一說，一件本來沒甚麼意思的事情，也就頗有點意思了。

「岔把子」和「夾生苕」的共同特點，是「不夠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夠意思」，而是根本就「沒意思」。然而武漢人是不能「沒有意思」的。他們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找樂子」，也不會像上海人那樣給自己來點「小樂惠」。他們的活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單調枯燥的生活變得有滋有味，把艱難困苦的人生變得其樂無窮。

武漢人的這種「悲劇情結」是從哪裏來的呢？也許是直接繼承了屈騷「長太息以掩涕兮」的傳統吧！然而同為楚人的湖南人，卻不好哭。有一次，我們為一位朋友送行，幾個武漢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後抱頭痛哭，而幾個湖南人卻很安靜和坦然。湖南人同樣極重友情，卻不大形於顏色。他們似乎更多地是繼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傳統、達觀態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際遇、悲歡離合都看得很「開」。要之，湖南人（以長沙人為代表）更達觀也更務實，湖北人（以武漢人為代表）則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漢人辦喪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長沙人卻會請了管弦樂隊來奏輕音樂，好像開「舞會」。「舞會」開完，回家去，該幹甚麼，還幹甚麼。

看來，武漢人是和煩惱結下不解之緣了：好也煩，壞也煩，樂也煩，煩也煩，反正是煩。說起來也是不能不煩。多年前，武漢市人大代表因《新週刊》說武漢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發了一場討論。江岸區人大代表王丹萍說：「天熱太陽大，外面髒亂差，怎麼會有好心情？人說女人一白遮百醜，武漢女人難有這福分，動不動就灰頭灰臉，跟進城的農民似的。」的確，氣候的惡劣，條件的艱苦，生存的困難，都很難讓人心情舒暢。難怪武漢街頭有那麼多人吵架了，煩嘛！

同樣，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的武漢人，也有著不同於北京人的「大氣」。如果說北京人的「大氣」主要表現為霸氣與和氣，那麼，武漢人的「大氣」便主要表現為勇氣與火氣。北京人的「大氣」中更多理性內容，武漢人的「大氣」則更多情感色彩。他們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愛，也敢憎敢愛。他們的情感世界是風雲變幻大氣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而且，愛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來鉚起哭，笑起來鉚起笑，吵起來鉚起吵，罵起來鉚起罵，真能「愛你愛到骨頭裏」，恨你也「恨到骨頭裏」，一點也不「差火」。這實在因於他們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漢人生命中「墊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難行的路」也太多，他們還有甚麼樣的酒不能對付，還有甚麼樣的溝溝坎坎過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