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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老闆要求一天吃三餐飯，老闆非但不給，反而罵他。一怒之下，我父親跑回宜賓，到處打零工。一天找不到活幹，一天就餓肚子。周圍的人，也各有辛酸史。每天他步行去做工時，總會碰到一個賣烤餅的老人，駝著背，瞎了眼，摸索著走。為了招引行人的注意，他總用顫抖的聲音唱著小曲。每當我父親聽到這令人心碎的曲子，他就對自己說：「這個社會非變不可！」

一想到女兒不能有一個盛大的傳統婚禮，姥姥心裡難受極了。按照習俗，女孩子一出世，母親就開始為她置辦嫁妝。我母親的嫁妝包括十幾條緞子被面和十幾對繡著鴛鴦的枕頭，四季穿的漂亮衣服以及繡花床幔，這些現在卻成了過時的累贅。我父母也不要繁瑣的婚禮儀式，他們覺得這些與感情無關。對這兩個革命者來說，愛情才是最重要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和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我父親對祖國存亡痛心疾首，投身於抗日救國活動中。當時他在一家出售左翼出版物的書店當店員，利用守夜的機會讀了大量左傾書籍。他的另一個工作是在一家電影院為當時風行的美國默片當解說員。他還加入了一個抗日劇團，因為身材瘦削，面且還算清秀，多扮演女角。在劇團裡，父親結識了不少朋友，而且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地下組織。他對共產黨關於抗日和建立公平社會的主張很是傾心，一九三八年十七歲時加入了共產黨。當時，首都南京剛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落入日本人之手，蔣介石把政府遷到重慶。為保障首都安全，國民黨警察和特務在四川嚴防共產黨。我父親的劇團被迫解散，一些朋友被捕，有的則逃走了。我父親不知如何為抗日救國出力，深感憤懣。

幾年前，共產黨紅軍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曾穿過四川邊遠地區，最後在陝西延安落腳。劇團的朋友屢屢談起延安的生活：平等友愛，朝氣勃勃，沒有腐敗，工作充滿效率——儼然是我父親嚮往的理想社會，一九四〇年初，他一個人踏上了延安之途。他先到重慶，從一位當國民黨軍官的姐夫那裡弄到一封信，以通過國民黨控制區和延安外邊的封鎖關卡。由於沒有錢，交通又不便，他多是步行，整整走了四個月，到達延安時，已經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了。

剛滿十八歲，而且才新婚，對新生活充滿了希望的母親，感到從未有過的不知所措，孤立無援。她向來自信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但是現在，她的同志，她在光榮嶄新的解放運動中的同志，好像總是說她錯，甚至對她的人格、對她的忠誠提出懷疑。而她所愛的丈夫也說她不是。她第一次開始對自己失去信心。她沒有怪共產黨，沒有怪革命，也沒法怪婦聯的那些人，因為她們是她的同志，又代表了黨的聲音。她開始把憤怒轉向丈夫，覺得丈夫不是站在她一邊，而總是和別人站在一起反對她。在公開場合丈夫支持妻子中可能是件難事，但私底下可以說些好聽的安慰話呀！可是她聽不到。從結婚起，我父母之間就有了鴻溝：我父親對共產黨的忠誠是絕對的，他認為不論公開還是私下，應該說同樣的話，即使對妻子也不例外。我母親靈活多了，她兼具理性和情感，把一部分空間留給自己，而我的父親則完全獻身給黨和革命事業。

婦聯現在成了我母親的「工作單位」。單位完全由黨控制，城市裡的每一個人都屬於某一單位，他們的生活各個方面都由單位管理，就像在軍隊裡。我母親得住在婦聯，本來也得經過婦聯批准結婚，但由於我父親職務更高，他們的婚姻就由父親單位作主了。錦州市常委很快就表同意。可是我父親是副師級，還得獲上一級遼西省黨委認可。我父母以為不會有什麼問題，於是把婚期定在五月四日，那天我母親滿十八歲。

夏瑞堂和姥姥對婚禮的事一無所知。第一輛馬車也沒有說接夏醫生做什麼。第二輛馬車到時，姥姥才知道是女兒結婚，於是匆匆趕去了。當婦聯的有位領導透過窗戶望見她到來時，與別的人耳語一番，大家幾乎同時站起來，急急忙忙從後門走掉了。我父親也跟著她們走了，我母親差點哭出聲，她知道婦聯的人瞧不起她母親，不光是因為國民黨親戚關係，還因為她曾經當過姨太太。雖然婦聯管的就是婦女解放，可是有的出身農民的婦聯幹部非常守舊。儘管共產黨政策規定姨太太享有與妻子同樣地位，而且可以單方面解除婚約，儘管她們自己就是這些政策的執行人，她們卻認定好人家的姑娘絕不會當小老婆。

學院關了門，我父親被派到中央黨校教那些農民出身的半文盲軍官中國古代史。這番嚴峻的考驗使我父親完全皈依了共產黨。就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他歷經萬難才來到延安，對共產主義傾注了全部身心，他不會輕易放棄這個事業。他覺得嚴酷的磨練是應該的，甚至認為這是一種寶貴的經歷，為救國大業而淨化靈魂。他相信救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執行鐵的紀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軍隊開赴東北掃除日軍，兩天後。中國共產黨提出與蘇聯人軍事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人，但被拒絕，因為史達林認的是蔣介石政府。同一天，中國共產黨命令自己的戰鬥部隊和政治幹部進入戰略上至關重要的東北。

傳統婚禮，往往極盡鋪張，遠超出常人的經濟能力，辦一樁體面的婚禮而傾家蕩產是屢見不鮮的。共產黨提倡廢除舊俗，節儉辦婚事，所以這個小小的聚會就是我父母的全部婚禮。

我父親自幼酷愛讀書，三歲便能吟通古文，鄰里稱奇。爺爺去世第二年他十三歲，正在初中讀書，因無錢以繼，只好輟學外出尋找生路。又過了一年，即一九三五年，他沿長江而下，來到重慶。這是個比宜賓大得多的城市，他在一家雜貨店裡當學徒。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做完店裡的差事，還得幫老闆家打雜。每當老闆坐滑桿在城裡兜風時，我父親就得幫他提著水煙袋一路跟著小跑。笨重的水煙袋本來可以掛在滑桿上，老闆為了擺闊氣讓人提著，顯示他僱得起人專門提水煙袋。我父親沒有工資只有一張床和每日兩餐不能果腹的飯，每到夜晚，他飢腸轆轆，難以入睡。

我父親新工作剛開始幾個星期，毛澤東發佈命令，要共產黨軍隊撤出易受攻擊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退到附近的農村，「讓開大路佔領兩廂」、「農村包圍城市」。我父親的部隊於是進了朝陽荒山，與他們終日為伍的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野花和偶然碰到榛子樹、野果，很少找到吃的東西。夜間溫度低到零下二三十的攝氏度，室外過夜如果缺少禦寒衣物，會很快凍死。本來，幾個星期前還眼看著日本人戰敗，東北地區共產黨的根據地驟然擴大，似乎勝券在握，但此刻卻化為烏有。當我父親和戰友們躲在山洞，蹲在窮苦老百姓的茅屋裡裡，他們的心情極度沉重。

延安的生活雖艱苦、但也令人振奮。一九四二年，蔣介石對延安加緊封鎖。糧食、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一下子幾乎都沒有了。毛澤東號召軍民揮鋤種糧，紡紗織布，自製必需品。我父親成了手工紡紗的能手。整個抗戰期間他都在延安。儘管被封鎖了，共產黨仍在大片地區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和圖書在日本人佔領的華北地區。毛澤東的確高明，聯合抗日使共產黨獲得生死攸關的喘息空間。到抗戰結束，他們已有效地控制了十八個根據地，大約九千五百萬人口，約佔當時中國總人口的兩成。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還積累了如何管理政府的經驗，學會了在艱苦條件下搞經濟，這些年訓練出來的組織能力和控制體系更是舉世無雙。

我母親邀請他給學生們演講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他爽快地簽應了。幾天後，他如約而來，口若懸河，深入淺出地講解難懂的哲學，令在座的女孩子們——自然有我母親在內——大為傾倒。

共產黨組織同意我父親調動。婚後不到兩個月，解放不到一年，我父母為流言蜚語所迫，離開了母親的老家。我母親從解放時的喜悅轉為鬱鬱寡歡。在國民黨統治下，她可以用行動發洩內心的激憤，也易於感覺到她在從事正義的事業，這就給了她勇氣。現在她卻似乎處處被動，樣樣出錯。當她向我父親訴說時，父親告訴她：「這不奇怪，當共產黨就得經過痛苦的磨練，不這樣就當不了共產黨員。」

共產黨的正規部隊到來後，一九四八年初，我父親的游擊隊受命與他們共同作戰。他轉為負責錦州——葫蘆島一線的情報系統，搜集國民黨部隊部署及糧食供應情況。他的情報主要來自國民黨內部的地下工作人員，包括夏家的房客毓武。從這些報告中，我父親第一次聽說了我母親。

在一個涼爽宜人的秋日早晨，我母親去見王同志。秋天是錦州一年之中最好的季節，暑熱已消，但仍然暖和，可著夏裝。狂捲了大半年的風沙，此刻已消逝無蹤。

這一幕情景使我父親印象深刻。在我童年時，他每每提到此事總是說：「你母親真不簡單。」然後開玩笑似地說，「時代變了，你不會像你母親那樣跑下來替男人脫鞋！」

母親忍住內心的激動，靜靜地把紙條交給會議主持，主持人點點頭同意她走。她直奔我父親住處，身上仍穿著藍布的列寧裝，雙排鈕扣，收腰，下襬剛好罩住肥大長褲的上部。一拉開門，她看見林肖俠和其他黨委領導人，以及警衛員們都聚集在屋裡，他們也是剛到。我父親說已叫了一輛馬車去接夏瑞堂。林問：「丈母娘呢？」我父親不吭氣。「這就不對了。」林說，隨即派車去接姥姥。我母親當然很傷心，她猜我父親是討厭姥姥和那些國民黨特務親戚的關係。這難道是我媽的錯嗎？她忿忿地想。當然，她壓根兒沒想到這或許是我父親回敬丈母娘對他的不理不睬呢！

我母親發現他很愛笑，牙齒雪白，不像有游擊隊員一口大黃牙。她也很喜歡聽他說話，覺得他懂得真多，可不是那種會把福樓拜與莫泊桑攪在一起的人。

當然，延安的生活也有輕鬆的一面。我父親踏遍了附近山山水水，搜集黃土高原的民謠，也學會了優雅地跳西方交際舞。交際舞在當時的延安很流行，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包括後來的總理周恩來，都喜歡跳。黃河支流延河沿著寶塔山蜿蜒而下，河水充滿黃沙，我父親常來這裡游泳，他喜歡仰泳，從水面上仰望立在山尖上的古老石塔。

我父親排行老七，有九個兄弟姊妹。我爺爺張德華十二歲開始就在一家布區商號當學徒。成人後，和在同一商號做事的哥哥一起創業，幾年功夫發了財，買下了一座大宅。誰知，從前的老闆眼紅他們的成就，一狀告到官府，咬定張家商號起家的本錢是偷他的，官司一打就是七年。參與審案的大小官吏，個個貪得無厭。張家兄弟為了洗清惡名，幾乎貼光了財產、資本，仍未能鬥過財大氣粗的老闆，爺爺被關進監獄。唯一解救的辦法是讓老闆撤回訴訟，這下又花去他哥哥一千塊銀元。爺爺出獄了，張家也傾家蕩產，僅剩下那座大宅。他哥哥又氣又恨，加上連年勞累，一病不起，死時才三十四歲。

這一段時間我母親終日焦慮不安，掛念舅舅生死未卜。她流露的悲傷被婦聯說是同情國民黨，立場不穩。她得檢討又檢討。

夏瑞堂來了。大家圍坐在一起吃市委作為特殊招待送來的新鮮螃蟹。另外是紅棗和花生，還有桂圓，傳統上這些都是團圓多子的象徵。過了一會兒，夏瑞堂和大部分客人起身告辭，開完會的婦聯幹部這時來了。

姥姥的妹夫效石是特務，但沒有染上血腥，所以被下放到農村做體力勞動，叫作「管制」。雖然不是坐牢，但是讓社會上的群眾看管，同樣有效率。他的全家人自願和他一起走，行前他得住醫院治療性病。共產黨正展開一場掃蕩性病的運動，患者都得強行醫治。

那時，母親的同學都猜到了他倆相愛了。她身為學生領袖，常去向他匯報工作，一匯報就是幾個小時，有時深夜才回來。父親有一些崇拜者，包括那天和我母親一塊做客的女孩子。那天晚上，當她看到我父親注視我母親的異樣眼神，聽到兩人互開玩笑，發現他們怎樣抓住機會彼此親近時，她明白了我父親愛的是我母親。當她午夜獨自離開後，父親在喝空的香檳酒瓶底下發現一張紙條：香檳酒瓶太偏心！祝你們的香檳酒瓶永遠是滿的！

「王愚」是化名，他後來成為我父親，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他一直是這個地區的游擊隊指揮官之一，幾天前，隨共產黨軍隊攻入錦州。進城後他擔任共產黨市委秘書長、市委執行委員。後來又任市委宣傳部部長，主管教育（包括掃盲運動）、衛生、出版、娛樂、體育、青年工作以及收集公眾意見等，是個不小的官。

一波未了，一波又起，而且是軒然大|波：一位姓卞的詩人自殺未遂。卞是我母親的好朋友，曾一同去哈爾濱。他是新月詩派的信徒，此流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胡適先生後來成了國民黨的駐美大使。新月派崇尚純美，講究形式，特別受英國詩人濟慈的影響。卞在戰爭期間加入共產黨，但隨即發現他的詩歌表現形式與革命不能協調，革命需要的是宣傳鼓的，而不是自我表現。他一方面覺得革命有理，一方面又覺得頹喪，感到自己無法再寫詩了，但他的生命又離不開詩。

我母親只好想法圓場，告訴姥姥新郎工作去了。「共產黨不能放下工作結婚。」還說自己也得馬上回去工作了。姥姥對共產黨辦終身大事竟如此草率大惑不解。不過自共產黨執政以來，破除傳統的新招一個又一個，姥姥也就見怪不怪了。

我母親當時的工作之一是教她曾去「勒勞奉仕」的統紗廠女工讀書識字，給她們講男女平等。當時廠裡仍然保持工頭監工的制度，有個工頭對女工想打就打。我母親幫助解僱了這個工頭並組織女工選出她們自己的小組長。她工作努力，女工們也喜歡她。但女聯對她沒有好評，倒不是說她這件事做得有什麼不對，而是嫌她不會做鞋。

出路在哪裡呢？我父親還能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聽到「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八年，他剛七歲。這天，他在離家不遠處玩耍，忽然望見一大群人圍在市中心十字路口。他從人縫中擠到前面，只見一個年輕人盤腿坐在地上，雙手被反綁著。身旁站著手持大刀的彪形大漢。年輕人向圍觀的人講說他的理想——「共產主義」，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講完後，劊子手舉刀從他背後一刀砍下他的頭。我父親嚇得「和-圖-書哇！」的一聲用手蒙住雙眼，血淋淋的場面令他毛骨悚然，而年輕人臨刑前的鎮定和視死如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他聽說這人叫李家勳。

這些政策大受歡迎，因為對絕大多數的窮人好處最多。當地人們都說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好的政府。在軍閥混戰期間，朝陽地區遭到各方勢力的燒殺擄掠，後來又被日軍佔領，劫奪了十餘年。

我父親在陝北公學待了一段時間後，申請進入共產黨最高理論研究機構——馬列主義研究院。入學考試很嚴，但他考了第一，這多半歸功於他在宜賓書店閣樓上日夜的苦讀。一起應考的同伴們都很驚訝我父親這個「鄉巴佬」居然會比他們強，他們大部分來自像上海這種大城市。我父親成了學院最年輕的研究員。他熱愛延安，發現這裡的人充滿熱情、理想而且樂觀。共產黨官員們生活簡樸，和普通人差不多，這與國民黨官員的奢華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延安不是民主社會，但與他以前的世界來比，簡直是天堂。

婦聯的中心工作之一是為軍隊做布鞋，我母親不會做就讓姥姥和姨媽幫忙。當她很得意地抱著一大捆數量遠遠超過她定額的精緻結實的布鞋來到婦聯時，出乎意料，她非但沒有因聰明而受稱讚，反而被訓斥了一通。婦聯的農民幹部想像不出地球上居然有女人不會做鞋，好像是說人不會吃飯。在女聯會上，我母親因為「資產階級作風」遭批評。

有些重要的國民黨官員，包括特務，沒有受到懲罰。母親學校教務主任是國民黨區分部書記，由於他救過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如我母親，所以他被赦免。那個當過特務的女校長和另兩位都是則躲了起來，後來逃到台灣。送我母親進監的政治主任堯寒也跑去了台灣。

一天，他告訴學生們，黨將組織她們去哈爾濱參觀。哈爾濱是當時共產黨在東北的臨時首府。那裡的許多建築是俄國人建造的。寬闊的林蔭大道，帶雕塑的小洋樓，時髦華美的商店以及歐洲風味的咖啡館，使它享有「東方小巴黎」的美譽。這次旅行名義上是觀光，真實原因是共產黨擔心國民黨會捲土重來，想預先把親共的教師、學生和其他專業人才如醫生等撤離錦州保護起來。但他們不願言明這一點，怕引起恐慌。我母親被列為一百七十名首批北上的人員之中。

除夕夜，我父親邀請我母親和她的一位女朋友到住處作客。他住在一家古老的俄國式旅館裡，彩色的屋頂，華麗的內牆，窗沿陽台邊是一溜石膏浮雕。走進房間，我母親發現在「洛可可」式桌子上放著一瓶香檳，我父親在此之前只是在翻譯小說中讀到過這個名字。

我父親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我母親則被要求進行書面檢討，罪名是「愛情至上」，而不是「革命至上」。她覺得非常委曲，如果是在戰爭時期，她還能理解，但現在跟丈夫過夜會給革命帶來什麼損害呢？她不願寫檢討，向我父親訴苦。沒想到，我父親反為那些批評他們的人說話，教訓她，「革命還沒成功，戰爭還在進行。我們違反了制度，就得檢討。建立新中國需要鋼鐵紀律，不理解不同意也得服從。」

三〇年代中期，即使在宜賓這樣的偏遠城市，共產黨也已組織了一個有規模的地下組織。他們當時的行動綱領是抗日。蔣介石對日本人佔領東北、侵犯華北實行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圍剿共產黨。共產黨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要他取消「剿共」聯合抗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蔣介石被他自己的兩員將領扣了起來，其中一位是從東北撤退出來的少帥張學良將軍。後來蔣介石獲釋，部分功勞是共產黨出面調停，條件是他答應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蔣介石明知同意這個條件會使共產黨得以生存和發展，但卻不得已而為之。照他看來，日本人只是「疥癬之患」，而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國、共雖然結成聯盟，但共產黨在大多數地區仍得從事地下工作。

錦州的氣氛已經令人無法忍受，我母親告訴丈夫她想離開，越快越好。我父親同意，儘管因此他會錯過眼前的一次陞官機會。他向市黨委提出調回家鄉宜賓。市委很驚詫，因為不久前，共產黨問他是否願回老家時，我父親的回答是「不願意」。

黨組織的意見不一：市委認為我母親的朋友們出於愛國心，無可非議。但某些省委領導卻仍沒完沒了地猜疑。他們要我母親與朋友們劃清界限。「劃清界限」是共產黨區分「內」「外」、「敵」「我」的主要方法之一，即使私人關係，也是以政治為準，不能不清不楚。如果她想結婚，她就不能再見過去的朋友了。

所有的這些事都是在我父親準備結婚時發生的，自然他們的關係投下了陰影，不過，父親同情母親的困境，也認為汲上校應受到公正對待，雖然他知道姥姥喜歡汲上校做女婿而不喜歡他，但他沒有讓這種不快影響自己的判斷力。

管制持續了三年，其間，他有自由，但必須定時定期向地方警察部門詳細匯報他都做了什麼事，想了什麼。管制結束後，他變成像玉林那樣，被秘密監視。常見的形式如「三明治」——兩紅夾一黑，即由兩個專門選派的鄰居負責監視。其他鄰居特別是居委會，即有權利又受到鼓勵隨時報告「壞分子」的行蹤。「人民執法，天網恢恢」，讓眾多的公民積極參與控制，是共產黨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統治手法。

共產黨的結論是「政治歷史有污點，不予懲罰，控制使用」。這一結論像許多裁決一樣，不是自法院，而是由黨組織作主，這結論含義模糊不清，就這樣，三十多年裡，玉林的命運完全由政治氣候和上級的態度來決定。當時錦州市委很開明，玉林被允許繼續在夏瑞堂診所裡工作。

就在那天夜裡，我父親問母親是否與別人有過婚約。她告訴他，她唯一的愛過的人是胡表哥，但他已被國民黨槍殺了。父親按照共產黨男女平等的規矩，也談了他以前的戀愛史。在宜賓他曾愛過一個女孩，關係在去延安後就中斷了。在延安和游擊隊，他也有過幾個女朋友，但戰爭使人連想也不敢想結婚這種事。

我父親的游擊隊向西挺進，攻佔的地區包括大部蒙古人居住的村莊。一九四六年冬天降臨時，國民黨加緊了清剿。十一月的一天，父親的游擊隊中了埋伏，他本人險些被抓。經過激烈的槍戰，他僥倖突圍，衣服褲子被樹枝扯成了碎片，至今他的同志們憶及此時還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父親也聽說過我母親勇敢過人，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居然向男人們下命令。他曾敬佩地想：這真是個解放的新女性。但他把她想成是個母夜叉。結果呢，他喜出望外，發現我母親富有女性美，甚至還有點俏皮。談論問題時雖然柔聲柔氣，卻帶著少見的精確性，很有說服力。這對父親是至為重要的，他不喜歡那種誇誇其談、華而不實、模稜兩可的談話方式。

姥姥一直不喜歡我父親，但家裡其他人都與他相處得不錯。夏瑞堂跟他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玉林夫妻也喜歡他。玉林的妻子出身貧苦，她外祖父在賭錢時把她母親當賭注押了上去，結果輸了，她母親被迫接受了不幸福的婚姻。她哥被日本人抓去做了三年苦工，日本投降和圖書後才放出來，已是半死不活。和玉林結婚後，她每天早上三點鐘就得起床，按滿族複雜的傳統習俗準備各種各樣的飯菜。我姥姥管家，雖然礦產他們是同一輩份，但玉林妻子總感到自己矮了一截，因為他們夫妻生活得靠夏家。她覺得我父親是第一個平等待她的人，第一個完全不拿架子的官員。他好幾次給他夫婦電影票，這是難得的享受，玉林妻子因此認為共產好得不得了。

我爺爺不得不承擔起養活兩家十五口人的重任。他開始重新經營商號，生意終於在一九二〇年出現轉機，但很快又陷入困境。軍閥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再加上經濟大蕭條，他窮於應付，心力交瘁，一九三三年正當四十五歲壯年時，就撒手而去。為了還清債，他們被迫收了生意，賣了家當。孩子們從此星流雲散，有的出外打零工，有的被迫當了兵——當時到處打仗，當兵等於送死。女孩們則盡可能找個經濟寬裕的人家嫁。我父親最喜歡的一位堂姐，當時剛十五歲，只得嫁給一個比她大幾十歲的鴉片煙癮君子。轎子抬走她那天，我父親光著腳，跟在轎子後面跑，不知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她。

我父親沒待多久。他前腳一走，我姥姥就哭開了，不斷重複她那套「當官的都不是好東西」的觀點。夏瑞堂在與我父親接觸後，以及從我母親的解釋當中，瞭解到共產黨對自己的成員行為約束很嚴格，所以我父親不可能騙人。但我姥姥硬是不信，「四川那麼遠，這裡的共產黨怎麼查得出他以前的事？」

就這樣，我母親背著行李，自己走去。我父親和所有其他共產黨官員一樣，住在自己的工作單位。他的住處是市委機關一棟帶滑門的日式平房。這天夜裡，他們準備上床了，當我母親蹲下來為我父親脫鞋時，忽然有人敲門，一個人站在門口把省委的通知送到我父親手上——他們的婚姻還沒有批准。我母親低下頭來，靜靜地收拾完行李後，輕輕說了聲：「再見！」就悄然而去，沒有眼淚，沒有抱怨，甚至一絲絲怒氣都沒有流露，只是從她緊閉的雙唇上，父親才能察覺到她有多麼難受。

我父親的大姐在重慶，嫁給一位教師。我爺爺去世後，奶奶就搬來重慶與她同住。有一次，我父親餓極了，跑到姐姐家的廚房裡抓了一塊冷番薯吃。他姐姐發現後衝過來對他喊著：「養母親已經夠難的了，我可再養不起一個弟弟。」我父親很傷心，奔出屋去，再也沒有去過大姐家。

當我母親每一次看到那張通緝令，從親戚那兒聽到他們談論這個危險的「共匪」時，她看得出他們既怕他又佩服他。現在，這位傳奇式的游擊隊首領就站在面前，並非腰圓膀粗的黑旋風李逵。不過，她一點兒也不覺得失望。

我母親很自然地認為只要共產黨組織瞭解汲上校為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他就會受到寬待，她立即開始為他奔走。按共產黨的規矩，她先向自己單位匯報了這件事，由婦聯再向更高一級機構報告。我母親不知道誰有決定權，她去找毓武為汲上校作保，他清楚汲上校的事，正是他讓我母親與汲保持聯繫的。毓武寫了一份關於汲上較為共產黨所做事情的報告，但卻說汲這樣做是出自對我母親的傾慕，他也許並不知道自己是在為共產黨工作，只是被愛情沖昏了頭。我母親說她和汲上校沒有相愛過，但她拿不出任何證據。

五月底的一天，我母親正在婦聯開會。突然有人進來塞了張條子給她，紙條是市黨委負責人共產黨東北部隊總司令林彪的侄兒林肖俠寫的，幾句話像詩一樣：「省委已經同意了，你還有心思開會嗎？趕快回來結婚吧！」

「現在誰還理會這些規矩！」我母親依然埋頭整理行李。

五月四日一到，母親打點被子、衣物，準備搬到父親住處。她仍穿著一向家穿的藍旗袍，圍一條白紗巾。姥姥與其說吃驚，不如說是氣憤，新娘自己走到新郎家，既無吹吹打打，又無花轎迎接，真是聞所未聞。「你就這樣自己走去？」姥姥衝著我母親發脾氣，「他一定不是真心娶你，一定的！」

就在這當兒，我母親聽說她為汲上校的陳情書被駁回了，她痛苦得快發瘋。她曾對汲擔保過，現在覺得像是自己騙了他，她一定定期到監獄去探視汲，報告奔走的進展。她總是對他說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共產黨不放他，她樂觀地企盼著，也設法使他高興。但這一次，汲一看見她哭紅的眼睛和為掩飾絕望而扭曲的臉，馬上就明白沒有希望了，兩人當著守衛的面痛哭起來。當時他們相對而坐，隔著小桌子，手放在上面，汲上校抓住我母親的雙手，她也沒有抽回。

母親又去找另一位地下組織領導，那人也清楚汲上校為共產黨做的事。但他拒絕提供任何幫助，他不願意提到汲幫助送情報這回事，希望把這份功勞算在自己身上。

最使我母親痛苦的是汲上校現在的遭遇。錦州之戰一結束，她在為共產黨高興的同時，就近草地想知道汲上校是否安全。她沿著滿是死屍的道路一路跑到汲家大院，那裡什麼也沒有了，沒有房屋，沒有街道，只有一堆廢墟。汲上校也不見了。

十一月下旬，她興高采烈地登上火車。此時哈爾濱正籠罩在冰雪之中，像童話世界，俄羅斯建築群似乎帶著浪漫的詩意。在這裡我父母相愛了，他為母親寫下了優美的古體詩，造詣很深，使她驚服。當她發現父親書法也是一流時，就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一場運動，要大家提意見改進工作，叫作「整風」。研究院的一群年輕人，包括我父親，由王實味領頭貼出大字報，批評研究院負責人，要求自由和個人有更多的發言權。此事在延安引起軒然大|波，毛澤東也來看大字報，他很不高興。後來整風演變成了整人，王實味被指控為托洛斯基派和間諜。我父親是研究院參加「市事」的最年輕學員，院領導之一、中國馬克恩主義理論權威艾思奇一向很欣賞他，說他頭腦敏銳，絕頂聰明。此時他說我父親「犯了一個天真的錯誤」。這樣我父親沒被毀掉，但連續好幾個月，他和他的朋友耳邊仍灌滿了無情的批判聲，說他們在延安製造混亂，削弱共產黨的團結和紀律，損害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他們得參加一個又一個會議，在會上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檢討，共產黨領導幹部則一再向他們灌輸：為了救國必須絕對服從黨。

第二天，她寫信回家，說她遇見一個非常喜歡的人。姥姥和夏醫生的第一個反應是擔心而不是熱衷，因為我父親是個當官的，而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當官的名聲向來不好。他們大權在握就專橫跋扈，往往不會善待女人。姥姥認定我父親年齡遠大於東北男子成婚歲數，一定已結過婚，娶我母親不過是多個小老婆而已。

延安坐落在黃土高原，以九層寶塔為中心，整個小鎮是由一排排土黃的窯洞組成。我父親就是在這種窯洞裡住了五年。毛澤東和他的筋疲力盡的軍隊已分別於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來到延安，隨後在這裡建立起共產黨的大本營。延安位於窮鄉僻壤、幾省交界地方，使共產黨得以立足。

一九四九年夏季，共產黨勢和_圖_書不可擋地向南方挺進，他們已經佔領了蔣介石的首都南京，就要攻到四川。他們在東北的經驗證明，大批忠心耿耿、土生土長的行政官員是必不可少的。

一九四七年春天，形勢開始對共產黨有利，父親的游擊隊重新佔領朝陽城控制了周圍廣大地區，慶功宴會後是晚會，父親巧妙地把戰友名字作成謎底，編成謎語，猜得大家喜笑顏開。土地改革隨即進行，把佔人口極少數的地主擁有的大部分土地平分給農民。但在六家子無人敢要金廷泉的地。儘管他已是階下囚，農民們見到他還是點頭哈腰。我父親走訪了許多農民，終於瞭解到金廷泉上次還鄉後的暴行。朝陽縣政府據此下令處金死刑，執行槍決。但被金燒死的那個人的家屬和其他受害者則要求以牙還牙，燒死金廷泉。當火焰在金廷泉周圍熊熊燃燒時，他咬緊牙關，一聲不哼，直到火舌舔到胸膛才叫了一聲。共產黨理論上反對酷刑，但通知幹部在農民要求復仇時，不應干涉。所以派來對金廷泉執行死型的共產黨人沒有阻止農民。

我父親的小組是延安共產黨總部正式委派的，他們接管了政權，我父親成為核心領導人之一。新政府在一個月內開始有效地管理這個有十萬人口的地區。第一件事是到處張貼安民告示：（一）釋放所有在押犯人；（二）關閉當鋪——當物免費領回；（三）關閉妓院，放走妓|女，由老鴇發六個月的生活費；（四）開官倉發糧救濟貧民；（五）屬於日本人漢奸的財產全部沒收；（六）中國人的工商業受保護。

他們幾乎天天變更宿營地，有時一個晚上得轉移好幾個地方。睡覺從不脫衣服，生活就是一連串不間斷的埋伏、包圍和突圍。游擊隊裡有一些婦女，我父親決定把她們和傷病員向南移到靠長城較安全的地區去。這是一次穿過國民黨控制區的漫長危險之行，任何聲響都可能導致全軍覆沒。我父親萬不得已命令把所有的孩子留給當地農民寄養。有位婦女實在難捨孩子，我父親最後讓她選擇：留下孩子或軍法處置，她把孩子留給了農民。隨後幾個月，游擊隊逐步向錦州和鐵路沿線靠近。國民黨發動了好幾次圍剿想消滅他們，但一次也沒成功。游擊隊影響越來越大，當時二十五歲的父親已聲名遠播，以至錦州城裡四處都貼有通緝令懸賞捉拿他。我母親看過他的通緝令，也從她的國民黨特務親戚口裡聽到不少有關他和他的游擊隊的故事。

談完過去，我父親表示他要寫信給共產黨錦州市委，請求批准與我母親「談戀愛」。這在當時是必需的手續，大概就像是請示家長。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共產黨取代了家長。那天晚上，在長談之後，母親收下父親的第一件禮物：一本蘇聯小說——《不過是為了愛》。

我父親回到錦州，被任為共產黨錦州市委宣傳部長。幾天後，我母親帶他去見家人。一進門，姥姥就轉過臉去，他向姥姥打招呼，她也故意不理睬。我父親由於長年在外打游擊，又黑又瘦。姥姥因此認定他歲數已超過四十，不可能沒結過婚。夏瑞堂則對他很客氣。

諸葛，那個跟田中小姐結了婚的特務，被判處「終身勞改」。他被送到邊遠的新疆勞改農場，一九五九年跟很多國民黨官員一道受大赦釋放，他的妻子田中小姐被遣返日本。就像蘇聯一樣，幾乎所有判刑的人不是坐牢，而是送到勞改營，做危險或污染嚴重的活兒。

婦聯等於我母親的整個天地，她在期間被孤立了。流言蜚語甚至說汲上校想利用她復辟。「看她把自己弄得多糟糕。還不是因為太輕浮，跟這麼多男人有關係，又都是些什麼男人呀！」離開會場去結婚成了她的過失。我母親申辯說，這是市委領導讓她去的。「那你自己是什麼態度？」婦聯領導反駁道，「真正的革命者應該把工作放到首位。」

像金廷泉這樣的人並非一般的富裕地主，他們在其勢力範圍內有莫大的權力，肆虐鄉民，叫作「惡霸」。有些地區，非惡霸的一般地主也被算作「石頭」，意即革命的阻力。「對石頭」的政策是「可殺可不殺者，殺！」我父親認為這是錯誤的。他告訴部下和群眾，只有那些罪證確鑿的人才應處死。他一再給上級報告提出對人命要謹慎處置，過多的死刑只會損害革命。由於許多像他這樣的人直陳己見，一九四八年二月共產黨中央發出緊急命令，要各地禁止濫殺。

她穿著一件裁剪得體的傳統式藍旗袍，圍著白紗巾。為了趕上革命的新潮流，她剛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在新政府機關的一個內院裡，她看見有個人蹲在樹下，背朝著她，正在花台邊上刷牙，她站在一旁靜靜地等候。當那人抬起頭時，一張黝黑的臉映入我母親的眼簾，他年約二十七八歲，眼睛挺大略帶憂慮。在寬大的制服下，我母親看得出他很瘦，個頭大約比自己稍稍矮一點。他若有所思，夢一般的表情使我母親覺得他像個詩人。「你是王愚同志吧！我是學聯的夏德鴻。」

在那個十月的早晨，我母親見到的那個瘦瘦的、看上去喜歡夢想的年輕人，在游擊隊中不審出名的講究。他天天刷牙，這對游擊隊和農民都是新鮮事兒。其他人流鼻涕，不是隨地一甩，就是順手往褲子上一擦。而他不僅用手帕，還有空就洗。他從不在公共臉盆裡搓手巾，因為當時眼疾流行。人們還說他書生氣十足，身上總帶著幾本古詩集，就是打仗也不例外。

當她準備在春天結婚時，突然聽說他還活著，就關在錦州一個監獄裡。原來他在錦州被共產黨攻擊時，沒法往南逃到天津。結果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攻下天津，他被逮捕，旋即押回錦州。

親戚朋友的遭遇更加劇了她的痛苦。共產黨攻下錦州後，立即宣佈任何為國民黨特務系統工作過的人必須投案自首。她舅舅玉林從來沒有當過特務，但他有一張由王漢臣幫助弄到的特務證，儘管妻子和姥姥一致反對，他仍認為應該說實話，就主動匯報了。其實，他是進退兩難：不匯報，讓共產黨查出來的話就倒大楣了，而這個可能性很大；主動交代了，他又給了他們懷疑自己的根據。

卞的自殺震驚了共產黨，解放之初有人就居然對革命如此失望！由於卞的工作是在錦州黨校教識字不多的官員學文，對此事的調查就由學校黨組織進行。結論武斷地說他自殺的原因是對我母親單相思。婦聯開會指責我母親在哈爾濱時和卞相好，後來有了我父親這個高幹就把他甩了。我母親氣憤之極，要求她們拿出證據，而她們自然什麼也沒拿出來。

游擊隊武器很少，只能靠襲擊當地警察補充，或向地主「借」。他們特別努力爭取過去「滿州國」的偽軍和警察，因為這些人既有武器又有戰鬥經驗。在我父親的根據地，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推行減租減息，沒收地主多餘的糧食、衣物，錢財等分給貧苦農民。剛開始時進展緩慢，游擊隊實力單薄，根據地也不鞏固。到了七月，當高粱將熟，「青紗帳」內可以藏身時，形勢有了明顯好轉，各路游擊隊已能夠齊集六家子村開會。會場設在寺廟內，我父親任主席。他引梁山泊好漢的故事做開場白：「這裡就是『聚義堂』，讓我們在此共商怎樣『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和_圖_書

我父親出生於離錦州大約一千二百哩遠的四川省宜賓。宜賓位於岷江和金沙江的交匯處，素有長江第一城的美名，人口當時約三萬人。這一帶地方是「天府之國」四種的富庶地區之一，溫暖濕潤的氣候很適合種茶。今天英國人品嚐的中國紅茶，大部分來自這裡。

從哈爾濱回來不到兩個月，我父母就交了結婚申請。結婚在傳統上一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沒有結婚證書，也無需結婚登記。現在對「參加革命」的人來說，黨就代替了父母。黨的結婚規定是「二八七團一」。意思是：男方必須二十八歲以上，七年黨齡，團級以上幹部，只有「一」字是會對女方；至少參加革命一年。我父親虛歲正好二十八歲，黨齡已十多年了，職位是副師級。我母親雖然還不是黨員，但她做地下工作的時間符合了「一」字。從哈爾濱回來後，她又一直在「婦聯」工作。婦聯主管婦女事務，做些解放姨太太、關閉妓院、動員婦女為部隊做軍鞋、安排婦女就業、幫助婦女婚姻自主、掃盲等工作。

未准婚姻的原因是省委對我母親不信任。他們一再追問她的家怎麼會與國民黨特務有關係。他們要她忠誠老實，一一說明為什麼有好幾個國民黨軍官會向她求愛，為什麼有那麼多三青團朋友。我母親說她的朋友都是最抗日的、最富正義感的人，當代表中國政府的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來到錦州時，她們當然加入了。她本人當時要不是太小（才十四歲），早也加入了。而且她的朋友們很快就傾向了共產黨，有的還參加了共產黨地下工作。

在這件事上，我父親站在母親這邊。他清楚在哈爾濱時，我母親愛上的是他而不是卞。他看見過卞讀詩給她聽，也知道她欣賞他的詩，但不覺得這有什麼錯。可是他們倆都無法抵擋洪水般的風言風語，特別是來自婦聯有些人的刻薄話。

一個月後，共產黨認為安全了，就讓哈爾濱那批人回錦州。共產黨這時批准了我父親「談戀愛」。另外有兩個人也提出這種申請，但比我父親晚了一步。其中一位是我母親以前的地下上司梁先生，他失望之餘，要求調離錦州。這兩位申請人都是直接向黨申請，沒對我母親表達過愛意。

汲上校沒有被算作一般的戰俘。由於他的家族在錦州勢力強、影響大，他被劃為「地頭蛇」。由於這類人在老百姓中有號召力，共產黨認為，他們的反共傾向對新政權的威脅很大。

婦聯有領導還責備她未經批准就擅自探視汲上校。她們說，開始由她去的原因是考慮她新參加革命隊伍，她一直從旁觀察，看她到底需要多長時間才會覺悟，才能主動向黨請示。我母親問：「到底哪些事我得請示呢？」回答是：「事事得請示。」「含混的事事」都請示上級，成為共產黨的一項基本法則。人們因此養成了不自動自己作主習慣。

父親的游擊隊每離開一個地方，地方就被國民黨軍隊反攻回來，強迫農民交回分去的糧食和農物等。不少因飢餓吃掉了糧而交不出的農民受到嚴刑拷打，有的還被殺。六家子的頭號大地主金廷泉當過「滿洲國」警察署長，曾野蠻地強|奸過村裡眾多婦女。當我父親的游擊隊來此安營紮寨時，他逃掉了，游擊隊打開他的糧倉濟民。金廷泉隨國民黨軍隊還鄉後，逼著農民跪在他面前，向他討饒，歸還共產黨分給他們的東西。已吃掉糧食的農民被拷打，家也被砸了。有個農民既不還糧，也不磕頭，金廷泉竟當眾用火把他慢慢燒死。

日本投降後一個月，我父親奉命離開延安前往東北的西南部一個名叫朝陽的地方，它位於延安東面七百哩處，靠近內蒙古邊界。步行了兩個月，我父親一行人於十一月來到朝陽縣。這裡多是荒山禿嶺，差不多和延安一樣窮。三個月前，朝陽還是「滿洲國」的一部分。蘇軍進駐朝陽縣的第二天，當地共產黨地下小組即宣佈成立共產黨政府，但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也亮出國民黨牌。結果共產黨軍隊馬上從五十哩外的錦州趕來，逮捕並處決了國民黨首領，罪名是「陰謀推翻共產黨政府。」

在我母親匯報會聯會工作時，他問她女子中學有多少學生，我母親馬上報了個準確數目。他又問學生們讀些什麼書，我母親不假思索地說出一串書名。隨後的問題是約有多少學生支持共產黨，她都給了有根有據的估計數目。

共產黨也赦免大人物，如末代皇帝溥儀，以及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因為他們「有用」。毛澤東說他的政策是：「我們殺小蔣介石，不殺大蔣介石。」他的理由是：讓溥儀這種人活著有利於國際輿論。誰也不敢公開抱怨這種殺小留大的政策。但私下卻有很多不滿。

我母親與婦聯中的上司處不好。她們是年長守舊的農婦，多年來打游擊吃盡了苦頭，對象我母親這樣長得漂亮、受過教育的城市姑娘看不順眼，更不滿這些女孩子一下子就迷住了她們的男性戰友。我母親申請入黨，她們說不夠格。我母親每一次回家看父母都受到批評，說她「家庭觀念重」，腦子裡留有封建餘毒。她只得盡量少回家看姥姥。當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革命者除了星期六外，都必須住在自己的工作單位，所以我母親得在婦聯睡覺。那地方與我父親住處僅隔著一道矮牆。一到晚上，她就翻過矮牆，穿過小花園，來到我父親房間，黎明時再回到自己住處。這件事不久被發覺，她和我父親均在會議上挨批。共產黨機構全面管理著個人生活，尤其是那些參加了革命的人的私生活，任何事情黨都要過問。有時，一會成了干預私生活的手段，會上常常討論些瑣碎的事，私人怨恨以革命的名義煞有介事地發洩。

我父親知道我母親探監的事，剛開始時他並沒說什麼，因為他同情她的處境。但後來卻動了氣，卞為她自殺的謠言還在風頭上，現在又說他妻子與國民黨上校有瓜葛——而他們還算在蜜月期呢！當然，對我父親來說，個人感情還算其次，他告訴我母親共產黨的理：國民黨要反攻靠的就是像汲上校這樣的人。「共產黨怎麼敢放他呢？」他說，「我們和國民黨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啊！」當我母親爭辯說汲上校曾幫助過共產黨時，我父親提醒她，探監對汲沒有好處，尤其是兩人拉手。自古以來「男女授受不親」。拉手成了兩人相愛的證據，汲上校為共產黨做事也變成愛情故事了。我母親覺得我父親說得有道理，於是乎更悲痛絕望了。

這段時間，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忙於調兵遣將，準備全面內戰。蔣介石把首都遷回南京，在美國人幫助下把大批軍隊運到華北，並密令他們盡快搶佔戰略要地。美國人派馬歇爾將軍到中國，勸蔣介石容納共產黨，建立國共聯合政府。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停戰協定簽字，於一月十三日生效。一月十四日國民黨開進朝陽縣城，立即建立起龐大的武裝警察部隊和情報網，組織地主武裝，共同剿共，武裝力量達到四千餘人。到了二月，已趕得我父親一行人節節後退，進入越來越荒涼的地帶。大多數時間他們只能躲在最窮的農民家裡。到了四月，他們無路可退了。唯一生存的辦法就是分散開來打游擊。我父親以一個名叫六家子的村莊為中心，建立了他的根據地。這個山村位於小凌河源頭，在錦州西面約六十五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