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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向我母親講述此事的目的在於說明「挺」夫人不會善罷甘休。他還舉了其他的例子，反覆說「走為上策」。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位於宜賓以北一天車路的成都。他直接去見熟悉的省長，要求調到成都工作，理由是在家鄉工作難以招架眾多的人情關係。他沒說出真正的原因，因為他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挺」夫人。

三反運動是針對共產黨內部，但腐敗往往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黨外有賄賂者，特別是「資本家」、工廠主和商人，他們那時還未被革命觸及。一九五二年春天，三反運動展開後不久，另一個「五反運動」也開始了，這次是衝著資本家來的，反「賄賂、漏稅、詐騙、盜竊國家財產和收買官員獲得取經濟情報」。結果發現許多資本家都犯有一項或多項這樣的違法行為，懲罰通常是罰款。共產黨利用這場運動對資本家軟硬兼施，一方面使他們就範，一方面利用他們搞經濟，關押的人並不多。

每次運動，中央決定審查範圍，然後動員群眾——包括這些人的同事、鄰居、親朋好友——對範圍內的人揭發批判，而不由公安機關做此工作。這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把全體民眾都捲進控制體系中，「罪犯」難逃來自四面八方警戒的眼睛，特別是在一個有管他人事習慣的社會中。此「高效率」的代價也高：由於審查標準、政策往往含糊，群眾中又夾雜著各種私人恩怨，以及流言蜚語，因此許多人無辜受害。

三月時，我母親開始咳嗽，並咳出了血。她明白自己得了肺結核，但她仍然堅持要工作，她因沒有人對她的生活瑣事橫加干涉而感到輕快。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她所做的事，為自己的工作成果而欣喜。由於她的努力，工廠的狀況日漸改善，青年工人們信任她。許多人在她鼓勵下宣誓忠於共產主義，她感到革命需要她的奉獻和自我犧牲。她每星期工作七天，連續幾個月不休息，結果肺上出現了四個空洞，而在夏季她又懷了我。

幾天以後，我母親出院了。當她抱著襁褓中的兒子跨進家門時，我父親劈頭第一句話是：「我們得馬上離開宜賓，越快越好。」我母親難以想像何事要這麼緊張。他於是告訴她發生的一切，並說「挺」夫人盯上他已有一段時間了。我母親開始的反應是驚愕多於憤怒，覺得「挺」夫人怎會是這樣的人。停頓了一會兒，她問：「為什麼要忙著走呢？」我父親說：「她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女人，我怕她會再找我。而且她報復心很強，我擔心她會傷害你。這很容易，你在她手下工作。」

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時住在鄉下俊英娘娘的朋友家（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時住在俊英娘娘鄉下的朋友家）。於是家裡空蕩蕩，只剩我父親。一天，「挺」夫人登門匯報工作。過了一會兒，她說頭暈，要躺一躺。我父親扶她躺到一張床上，她乘勢把他拉向自己，想吻他，我父親立刻掙脫開，快步走出房間，邊走邊說：「你一定是太累了。」不一會兒，他又進來了，顯得很激動。他端來一杯水，把它放在床邊的方桌上說：「你一定知道我很愛我妻子。」在「挺」夫人來不及做任何舉動，說任何話時，他又匆匆離去，並順手把門關好。杯子下面是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共產主義道德。

我奶媽這樣的婦女沒有社會福利，到我家後，政府付她薪水，才能把錢給她婆婆照看她的孩子。她個子小，皮膚細膩，眼睛份外大而圓，一頭濃密黑髮梳成圓髻。她心地很好，待我像自己的女兒一樣。

我母親現在換了一個新的黨小組，由她、「挺」夫人和一位原為宜賓地下黨的女子組成。母親和她倆相處甚好，組織生活會已不要「交待思想」，也不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了。一九五一年七月，她們投票贊成她轉為正式共產黨員。

這個事件也加深了我姥姥和父親之間的緊張關係。他發了頓脾氣，說她同情國民黨。但是很明顯，他還有另一層嫉妒的心理。我姥姥和我父親總是話不投機，但對汲上校另眼看街，認為他才是理想的女婿。

我父親並不後悔，他認為把個人、家庭置於社會之上的傳統危害極大，要堵死。他不讓親人享有任何特權，跟外人一樣公開對等。但什麼叫公平，沒有客觀標準，於是他靠自己的直覺去做，唯恐親人得到不該得的好處。他甚至不和同事們商量，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人會說他的親友不夠格。

當我父親剛到宜賓肘，他的親屬和老友都指望沾光，在中國，任何一個有權勢的人理應先照顧他的親屬。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我父親認為這是腐敗的象徵，是舊中國罪惡的淵源。他也知道，當地民眾正瞪著眼睛看他如何行事，他所做的一切都事關共產黨的聲譽。

在共產黨掌權後，這類無言的歧視也落到了一部分毛澤東沒有直接領導過的革命隊伍頭上，包括地下黨。再加上許多地下黨員出身富有家庭，這些家庭在共產黨治下多被清算，壓力就更大了。另外，他們比工農幹部受的教育多，也成了嫉妒的對象。

儘管我父親自己是游擊隊軍人出身，他直覺地與地下黨人關係較親切。他說地下黨裡有最勇敢、最無私、文化水平最高的共產黨人。他常說：「共產黨怎麼能有分地下地上呢？」他挑選的幹部大多是能幹的地下黨員。

中國沒有真正的申訴體系，但被懷疑的人可以要求看證據，可替自己辯護。工作組有權作判決，包括公開批判、撤職，以及各種不甘落後監督。最重的判決是把人送到農村做體力勞動。只有很嚴重的案件才由正式的司法系統審理，當然這仍不離黨的控制。在每次運動中，上級發佈一連串的指導方針，工作組必須遵照執行。但是到了個人的案件時，工作組的公正與否，甚至工作組成員的個人好惡、脾氣等，都會影響案件的處理。

擔任要職意味著我母親受到尊重，大家認識到她能幹又充滿幹勁，就更加敬重她。她恢復了自信心，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我父親的支持，怨氣也就沒有了。此外，她已習慣了不再指望他總把自m.hetubook.com.com己擺到首位，失望也就少了。

我母親在共青團裡工作的同事差不多都和她同齡，她們受過較好的教育，思想比較開放。比起她過去一塊工作過的那些年齡大、覺得唯有自己才是革命者的農民出身的黨員婦女來說，這些年輕人愛說愛笑，不那麼死板，她們喜歡跳舞、野餐，談論政治，也談論文學藝術。

他對傳統的挑戰在一九五三年達到高潮，那年所有的共產黨幹部被分成二十五級，最高一級薪金是最低一級的二十倍。級別不同，各種待遇都不一樣，服裝質地是高級毛料還是低廉的棉布，住房的大小，能否有室內廁所等等，都視級別而定。

六月底的一天，我母親、姥姥、姐姐、我和我的奶媽，以及我父親的警衛在黎明前離開了宜賓。我們擠進一輛吉普車，行李是兩隻小箱子，那時像我父母這樣的幹部根本沒有自己的財產，僅有幾件必須的衣服。我們的車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顛簸，上午到達內江車站，天氣熱得讓人發暈，我們還得在站上待幾個小時等火車。

我父親也認為把紅四方面軍的人當作懷疑對象是個大錯。他設法為蘇先生開脫罪名，首先他勸說蘇離開宜賓以避免進一步麻煩。蘇先生採納了他的建議，在我家吃了他臨行前的最後一餐。他調到四川省會成都，在那裡被任命為省林業局的幹部。他從成都寫信向北京的中央委員會申訴，把我父親列為證人，我父親也寫信支持他上訴。後來，共產黨專案組澄清了蘇先生「反黨」的罪名。但是，「與國民黨小老婆關係曖昧」的指控則沒能完全推翻，那位小老婆不敢改口。但她提供的證詞顯然軟弱無力、前言不搭後語，等於告訴專案組她的揭發並不真實。蘇先生在北京林業部佔了一個相當高的職位，但未能官復原職。

我於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院長從另一家醫院請來醫生，由本院幾位醫生助陣，並搬來氧氣瓶和輸血設備。「挺」夫人也來了。按中國傳統，男人不能看接生，但是院長要求我父親等在接生室外面——萬一出差錯，他可以知道不是院長的責任。接生過程非常困難，我的頭出來後，寬肩膀被卡住了，而且我太胖了。護士們又推又拉。好不容易我出來了，身上被擠壓得青一塊紫一聲，處於半窒息狀態。醫生們先把我放在熱水中，然後又放在冷水裡，再抓著我的腳，頭向下舉起來，啪啪啪直打我的背。終於，我哭了，聲音也特別大。大家笑了，全部鬆了口氣。我體重達十磅多，我母親的肺安然無恙。

在蘇先生辦公大院裡有個女工作人員，是已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的姨太太。她曾向蘇先生賣弄風情，儘管蘇是有婦之夫。有關他兩人「關係不正常」的閒言閒語不脛而走。「挺」夫人於是要這個女人寫報告，說蘇先生對她不懷好意，動手動腳，要姦污她。雖然蘇是專區專員，但這女子認為「挺」先生一家的權力更大。蘇先生被指控「利用職權和前國民黨小老婆關係曖昧」，這對共產黨的老幹部來說，可是不可寬恕的罪過。

我父親非常愛我。當我會爬時，他每每趴在地板上用背當成一座「山」，讓我在上面爬上爬下。我出世後不久，他升為宜賓地區專員，是僅次於黨委第一書記的第二號人物。黨和政府名義上有別，但實際上不分家。

父親在農村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共產黨幹部要求與工人、農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並瞭解他們的需要。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母親也與工人「三同」。她住進了工廠，做演說，聽意見，解決問題，鼓動工人支持新政府。她向青年工人解釋什麼是共產主義，鼓動他們申請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

出乎我母親意料之外，我姥姥收屍這件事被她的弟媳婦玉林的妻子揭發了。這個女人一向覺得我姥姥高她一等而心裡不快。我姥姥是夏家的女主人、管家，而她不得不做很多家務重活。由於共產黨的宣傳，她恍然大悟到，原來這麼多年，她一直是在受「剝削和壓迫」。我姥姥為上校收屍提供給她一個很好的出氣機會，玉林妻子告姥姥同情罪犯。鄰居們集合起來開了一個批判會「幫助」我姥姥認識「錯誤」。我姥姥不得不參加，她明智地決定不為自己辯解，很溫順地接受批評，但內心卻十分氣這個弟媳婦，也氣共產黨。

「挺」夫人膽敢無視眾議的一個原因是她有位掌權並樂意為夫人用權的丈夫。「挺」先生高鼻梁、尖下巴、背有點駝，與我父親年齡相仿。他是宜賓地區共產黨組織部部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因為該部門管幹部的升降和所有黨員的檔案。像我父親一樣，「挺」先生也是負責整個宜賓地區的四個領導人之一。

工作組下到單位去「動員群眾」，幾乎每晚都開會，組織學習中央最高決策機構發佈的文件指示。工作組成員通過個別談話、會議演講，鼓動、勸說大家站出來揭發可疑的人和事，並鼓勵人們寫匿名信投到專門設置的信箱中。工作組調查每個案子，然後裁決，送上一級審批。

土改一結束，父親又下鄉負責修建該地區的第一條公路。以前，連接宜賓與外界的交通全靠江河。新政府決定修建一條公路通往雲南省。他們僅用了一年時間，在沒有任何築路機器的情況下，建成一條八十多哩長的公路，穿山越嶺，跨過河流。築路大軍是由農民組成，以幹活來換糧。

我父親不幫親友任何忙，讓人覺得他「六親不認」。他的一個哥哥要他介紹到電影院當收票員，他說：「這事應由勞動部門安排。」這種絕情的答覆聞所未聞，從此以後大家庭再沒人找他幫忙了。在他被任命為地區專員後，又發生了另一件事。他的另一個哥哥是茶葉專家，在茶廠工作。五〇年代早期經濟發展情形好轉，生產擴大，管理部門推薦他為專區工商科副科長。當時規定，一定級別以上的擢升，須由我父親審批。推薦資料放到他桌上時，卻被他否決了。他全家人都很生氣，我母親也發火道：「又不是要你提拔他，人家靠自己本事，m.hetubook.com.com你不幫助他情有可原，但你也不能壓制他呀！」我父親說，他哥哥沒有足夠能力，可能是人家看在他專員兄弟的面子上。推薦部門很憤怒，因為我父親的話意味著他們的推薦動機不良，結果我父親兩面不是人，他這個哥哥從此不再和他說話了。

俊英娘娘一直靠織布養活自己、母親和傻弟弟。每天她都工作到清晨兩、三點鐘，視力因煤光昏暗而受損。她把積蓄和借來的錢湊在一起買了兩台手工織布機，請了兩位朋友和她一起幹活，賺了錢均分。俊英娘娘擁有機器，所以也算僱主。在五反運動中，每個僱主，不管僱人多寡，都屬運動對象。俊英娘娘這樣的小工作坊，雖屬全作性質，也落入調查範圍之中。她很為難，既想要她的朋友離開，又不想讓她們感到被解僱了。但是這兩位朋友告訴她：一走了之最好，這樣要是有人誣告她的話，她就不會以為是她倆。

「挺」夫人不像米女士，米女士一看我母親就不順眼，老是對她「橫挑鼻子豎挑跟」。「挺」夫人則和我母親趣味相投，她准我母親做好喜愛的事，如看小說之類。她倆在同一間辦公室，只要沒別人在，兩人就都偷著看書。那時不成文的規定是只能看馬列著作和報紙，違犯者一被發現，就是一頓批評。「挺」夫人還允許我母親私下去電影院看電影，這在當時也是很不得了的事。一九五三年以前，政府機關沒有休息日，黨員、幹部們只能集體去看革命內容的蘇聯電影。而公共電影院仍由私人經營，上映一些美國電影，如卓別林主演的喜劇片。另一件使我母親很開心的事是可以每隔一天洗一次澡而不再挨批了。

她的新上司「挺」夫人長得不漂亮，但很苗條，有張性感的嘴、雀斑臉和生動活潑的眼睛。她還具有刻薄的巧辯能力，渾身洋溢著活力，是位個性很強的女人。我母親立即對她很有好感。

我母親夾在她母親與丈夫之間，實在很難做人，同時，內心又充滿矛盾。一方面，她對汲上校之死感到極度悲傷；另一方面，她又忠於共產黨。汲上校的死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個部分，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掃除一切曾經掌有大權或有號召力的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人，這是因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而引起的。當時美國軍隊迅速推進到東北邊界，毛澤東擔心美國人會進攻中國，或幫助蔣介石的軍隊反攻大陸，或是兩者兼有。他派了一百萬軍隊開赴朝鮮對付美國人。

到了一九五三年中期，三反、五反運動的風頭過去了。資本家聽話了，國民黨被連根除掉，群眾大會告一段落。幹部們心裡都很明白大批群眾揭發的資料並不可靠，所以對每個案子都派專人一一調查。

發動這兩次相關聯的運動的方式是共產黨早期就發展起來的：由「工作組」領導的「群眾運動」。「工作組」是臨時組織，主要由政府工作人員組成，共產黨官員領隊，由中央到各省再到基層，層層委派。一般來說，只有在某次運動中已經審清的人才可以擔任那次運動的工作組成員。

當火車進站時，我突然要小便，我奶媽抱著我去站台邊。我母親怕火車開了，就阻止她。我奶媽從未見過火車，也沒有時間表的概念，她滿不在乎地反而說我母親，「你不能讓司機等一下嗎？二鴻要撒尿呀！」她以為每個人都會像她一樣，自動把我的需要放在首位。

我母親雖然承認這個理論有道理，但心裡仍有個疙瘩。不過她不想與我父親談。事實上，現在她很難看得見他，他把大的時間都花在各地農村，排解各類問題，即使是回到城市，兩人也少有待在一起。當時共產黨的幹部一個星期工作七天，從早晨八點到夜裡十一點，彼此幾乎沒有時間說話，女兒也不住在一起，大家在食堂裡吃飯，沒有什麼家庭生活可言。

一九五三年春，我母親被提升為宜賓市委宣傳部部長，「挺」夫人升為該市市委書記，仍領導她。五月二十三日，我母親在醫院產下第三個孩子，是個男孩，取名京明。住的就是那家我母親懷我時養過病的教會醫院，此時已沒有外國教士、修女了，全中國的傳教士都被驅逐出境了。我姥姥住在另一家醫院裡，她犯的嚴重哮喘，我也因肚臍發炎在奶媽陪伴下住了院。病床很少，醫生通常把床位讓給幹部家庭，我們的醫療費也全免。但絕大多數人沒有免費醫療，農民看病、吃藥、住院都必須付錢。

我快出世前，這位院長建議我父親，把我母親轉到附近瀘州市的一家醫院，它的設備較好，有專門產科醫生。但是我父親拒絕了，他說他的妻子應該和普通老百姓一樣，不應享受特殊照顧。我母親得知後傷心的想：他怎麼總是不管我的死活呢？

我父親負責宜賓地區的三反運動。這裡沒有發現貪污的官員。但我父親說，為了讓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搞廉政是說話算話，哪怕是一丁點兒越規行為都得公開自我檢討，像用公家電話處理私人的事情，或用公家信重複寫私人信件。從此，幹部們變得十分謹慎，甚至不敢用公家的墨水寫私信，他們都帶著兩支筆——公家跟私人的，不時換來換去。我父親的道理是，共產黨得從小事著手，在中國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標準：公共財產和私物要完全分清楚，有權的不把國庫當作自己的錢包。他的同事也都這麼認為。

下午，火車駛進成都。心情轉向對新生活的期待。她知道一些有關成都的故事，這曾是古代三國時期蜀國的首都，由於絲織品久負盛名而被稱為「錦城」。它又名「蓉城」，據說滿城儘是芙蓉花，一場大雨之後，芙蓉花瓣會淹沒整個城市。我母親當然念過「花重錦官城」的名句。她現在二十二歲，二十年前，她母親也是這個年紀，但沒有自由，是男人的玩物和財產。我母親現在至少是個獨立的人，無論有什麼樣的痛苦都不能與她母親的遭遇同日而語。她告訴自己應該感謝共產黨革命。火車離成都車站越來越近了，她越來越充滿信心，要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一位女醫生把我抱給父親看，他的和-圖-書第一句話是，「哎呀！這孩子怎麼是個鼓眼兒！」我母親聽了覺得很刺耳，俊英娘娘說：「什麼鼓眼兒，是漂亮的大眼睛！」

我們住在父親的辦公院裡，從前是一個大地主的府邸。院中的大花園有花椒樹、芭蕉叢和其他散發香味的亞熱帶花木。由於沒有公職園丁看管，我父親在花園裡種上西紅柿和辣椒，他覺得這是一種樂趣，也是一個原則：共產黨幹部應從事體力勞動，不應像從前的達官貴人那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暑熱中一切好像是慢動作。火車徐徐而行，窗外的稻田和甘蔗田間，偶爾有農民裸著上身，赤著腳，在田埂上走著，頭戴寬沿草帽，似乎在半打著盹兒，縱橫交錯的小溪，時流時止，由小土坎引入織錦般的稻田中。

「你不知道，」我父親說，「有句話叫惱羞成怒，我當時應該做得緩和點，不要掃她的面子掃得太厲害。可是現在晚了，我太衝動了，我很擔心她會報復。」

一個人的級別並不直接和他的職務有關，職務升了不一定會升級。在以後的近四十年裡，我母親只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八二年升過兩次級別，每次只升了一級。四十年終於扳回了我父親扣去的兩級。八十年代，她的級別使她無權購買飛機票或火車上的軟臥，因為只有十四級以上的幹部才准買。她不能住旅館的單人套房，這是十三級以上的幹部享用的。當她想把屋裡的電錶儲存安數換大一點時，住屋管理員告訴她，只有十三級以上的幹部才准用大電錶。

由於我的個頭大，母親肺上的空洞受擠壓而開始復合。醫生告訴她這得益於胎兒，但母親認為應歸功於美國藥，而她能夠享用此藥還得感謝「挺」夫人。母親在醫院裡待了三個月，直到一九五二年二月才出院。這時，她懷孕八個多月了，突然要她出院，說是為了她的「安全」。一位官員告訴她，北京有個外國教士的住處發現了槍枝，所有的外國神父和修女都受到懷疑。

十一月下旬一天，她昏倒在工作地上，當好被送到一家從前外國教會建立的醫院。這裡仍有一個歐洲牧師和幾個修女，身穿宗教服裝。我母親由中國天主教徒照顧。「挺」夫人鼓勵我姥姥送東西給她吃，而她的食量也十分驚人，有時一天可以吃掉一整隻雞，十個雞蛋，外加一磅肉，蔬菜、水果、米飯還沒算在內。結果我在她肚子裡長得很大，她的體重增加了三十磅。

一天，我母親和「挺」夫人到商場去買了兩碼波蘭產的質地薄軟的粉紅色細花布。她已眼饞好久了，就是不敢買，怕人說她輕佻。到宜賓後不久，她上交了軍服，仍穿她的列寧裝，裡面穿的是做工粗糙、沒有腰身體形的土布本色衫衣。雖然沒有規定必須穿這種襯衣，但是任何與眾不同的人必招非議。我母親和「挺」夫人興高采烈地拿著這塊布跑到張家大院，沒多久，四件漂亮的衫衣做好了，每人兩件。第二天，她們把它穿在列寧裝裡面。我母親把粉紅色領子翻到外面，一整天都感到極度度興奮和緊張。「挺」夫人更大膽，她不僅把襯衫領子翻了出來，甚至捲起外套的袖子，兩隻圓潤的胳膊上露出一圈美麗的花邊。

並不是每位幹部都像我父親那麼清廉。共產黨掌權後不久，發現面臨的危機。他們先前正是因為號稱要建立清廉政府，所以才吸引了成千上萬民眾的支持，但是現在一些共產黨幹部卻開始受賄，為自己的親友撈取好處。一些共產黨員還大開宴席，既是請客，也是炫耀。花費都由公款支付，而當時正是政府資金極為短缺的關頭，一方面要重建破碎的經濟，一方面朝鮮戰爭又吃掉了國家預算的一半。

我父親緊張得根本沒回宜賓，要我母親馬上來成都，但張家的婦女們都反對，說她剛生了孩子不能長途勞累。結果我父親一俟滿月就派警衛來接我們了。我弟弟京明的奶媽和我姐姐的奶媽都不想到成都，因為離家太遠。京明的奶媽向我母親提議留下京明給她照看。我母親同意了，她對奶媽完全放心。而且京明又太小，不宜旅行。

但結果我父親失敗了，蘇先生被撤職。黨委第一書記支持「挺」先生，鑒於蘇先生身上本來就蒙著一層陰影：他三〇年代早期在四川當紅軍「沒當對」，當的是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張圖燾當時是個風雲人物，一九三五年三月率部與毛澤東和紅一方面軍在長征中會合，後來對毛澤東的領導提出挑戰，卻失敗了，他離開了長征，部隊遭到嚴重損傷後，又被迫加入了毛的隊伍。一九三八年，紅軍走完長征到達延安後，他隻身逃跑，投靠了國民黨。因為這段歷史，紅四方面軍的所有人都被烙上污點，他們對毛澤東的忠誠受到懷疑，因為紅四方面軍的許多人都來自四川，所以四川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

「挺」先生提出把蘇先生開除出黨，解除他所有權務。蘇先生強烈否認這兩件事，他爭辯說：第一個指控純屬捏造，他從來沒對那個女人有過意；至於第二個指控，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他根本就無意反黨。控制宜賓專區的黨委由四人組成：蘇先生、「挺」先生、我父親和第一書記。現在蘇的命運得由其他三人決定。我父親為他辯護，他深信蘇是無辜的，也認為寫們給中央是正當的。

我母親陷入沉思。四年來，這已是第二次她和丈夫不得不離開他們依戀的地方。頭一次是故鄉錦州，這次是我父親的故鄉宜賓。革命似乎沒能解決人與人之間的一些問題，反而帶來了新問題。她模糊地感覺到：因為革命是人幹的，人就把自身的毛病帶進了革命。但她一點兒也沒想到她捲入的這場革命並沒有設法克服這些毛病，反而靠它們來進行控制。

在中國，身體以及外界一有變化，就得吃某種特定食物。剛生完孩子的女人要吃紅糖、糟蛋。像所有醫院一樣，這家醫院有廚房，病人和家屬能自己燒飯。我姥姥已在醫院做好了這種食物，專等我母親出產房。

這個級別制還決定了每個幹部所能接觸到的信息。共產黨不僅控制信息，而且按級別高低來分配。比方說，有的文件只傳達到「地師https://m.hetubook.com.com級」，有的則可傳達到「縣團級」。

儘管蔣介石的軍隊從沒離開過台灣，但美國人確實組織了國民黨的殘餘部隊以緬甸為基地向中國西南都進攻。偷襲沿海地區的活動很頻繁，特務登陸、破壞活動也增多了。許多內地省分先後發生了暴動。共產黨擔心國民黨的支持者在此氣候下會試圖推翻他們尚未鞏固的政權。如果蔣介石發動反攻，這些人就會以第五縱隊充作內應。共產黨想向民眾表示他們將牢牢掌握政權，保持中國安定，他們知道中國人最渴望的就是安定。在鎮反殺人問題上，共產黨內部存在若干分歧，但中央決定絕不手軟。一份官方文件說道：如果我們不殺掉他們，他們就會回來殺了我們。

因為我母親地位提升了，也夠格接姥姥來同住。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姥姥和夏醫生經過一段艱難旅程後到了宜賓。這時交通已恢復正常，他們一路上乘火車和輪船過來。到宜賓後，因為他們是幹部家屬，由國家付費給他們安排了住處。在地區專署招待所內的一個小院子裡，有三個房間、一間廚房，外帶廁所。政府免費供應米、油鹽和柴火，以及少量零用錢，由招待所所長按月送上門。我姐姐和她的奶媽搬來了。我母親短暫的空閒時間幾乎全花在這裡，享受姥姥燒的可口飯菜。

在中國，葬禮是件極要緊的事，很多人寧可傾家蕩產也要辦得風風光光，我姥姥很愛夏瑞堂，要為他辦一個隆重的喪禮。她首先要一副好棺材；其次要棺材由專人抬，不用大車拉；第三，要有和尚唸經和吹鼓手吹吹打打「送行」。我父親同意第一、第二項，但不同意第三項，共產黨認為這類排場是搞「封建迷信活動」。但是，按傳統規矩，只能極卑賤的人才會被悄悄地埋掉，要表示對死者尊敬就得熱熱鬧鬧大吹大擂。對我姥姥來說，這非同小可。她與父親大吵起來，爭吵中，她當姨太太時留下的休克病發作了，一頭倒下，在這一生最悲痛的時刻，她還得獨自一人承擔，她沒有告訴我母親夏瑞堂的死，害怕影響她的健康。葬禮後她完全垮了，在醫院住了近兩個月。

這些使我父親全家都大為惱怒的事，卻深受當地民眾的讚揚，他的好名聲持續至今。一九五二年一天，市第一中學的校長向我父親匯報工作時說，他正愁著教師們沒地方住。你父親立即回答說：「那麼，就住我家大院好了。這麼大個院子才住了三個人！」他不管三個人實際上是誰：她的母親、姐姐俊英和他一位智能不足的弟弟。學校喜出望外，他家裡的人卻很傷心。這棟帶有迷人花園和竹林的老屋，在過去最困難時也沒捨得賣。儘管我父親為他們三人在城中找了一棟小房子，他母親心裡還是不痛快。但她很豁達，心地又善良，所以也沒多加計較。

民間習俗說姑娘家寬肩膀不好看，削肩才算美麗，所以我的肩膀被緊緊裹住，以便長成削肩。但我總是放聲大哭，使我奶媽心疼地鬆開綁我肩膀的束帶，由我在客人面前揮舞胳膊並抓他們。這是我在幼兒時喜愛的舉動，我母親認為我開朗的個性是因為她在懷我時心情愉快。

我母親對這種大膽行為又吃驚又佩服。正如所料，她們招來不少異樣的眼光。但「挺」夫人昂然不睬，還對我母親說：「別理他們！」有她這位上司頂著，我母親也就放心了，她可以不必擔心別人用語言或眼神來批評她了。

儘管級別制的重要意義在當時還沒完全顯現出來，但幹部們已能隱約感到這對他們的生活會有重大影響，他們都很緊張地等待評定結果。我父親已經被上級定為十一級，此時被指定審批宜賓地區幹部的級別，其中包括他最喜歡的小妹妹的丈夫。當基層報上給他定的級數時，我父親決定降他兩級。大家庭中人人都很生氣：人家老老實實工作，和你妹妹結婚就該少兩級嗎？然後輪到我母親，我母親的單推薦她為十五級，我父親大筆一揮，把她也降兩級，定成十七級了。

這兩個男人可以一聊就聊幾個小時，他們的道德價值觀相似。我父親的表達方式是意識形態的語言，而夏瑞堂的則是人道主義。有一次，夏瑞堂對我父親說：「共產黨做了許多好事，就是殺人太多，殺了不應該殺的人。」我父親問：「哪些人？」「比方說那些『在理會』的師父、師爺。」夏瑞堂指的是他所屬的那個宗教幫會組織，會首們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了。新政府鎮壓了所有的幫會，因為他們不想讓任何組織分享老百姓的忠心。夏瑞堂說：「他們並不是壞人，你們不應該殺了他們。」接著是一段沉默。我父親顯然覺得自己應為共產黨辯護，他說：「共產黨與國民黨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夏瑞堂能看出我父親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但又感到不得不替共產黨辯護。

夏瑞堂葬在宜賓城邊一座小山頂上的墓地裡，俯視長江，墓前松柏香樟成蔭。他在宜賓時間雖短，但贏得了所有認識他的人的熱愛和尊敬。死後，他曾住過的招待所所長代我姥姥安排葬禮細節，並帶領他的職員參加了無聲的送葬隊伍。

城外有家工廠生產絕緣瓷管。工人住在低矮潮濕的窩棚裡，二十名女工睡在一張木板搭成的通鋪上，上面只鋪張竹蓆。飯吃不飽，每月僅能吃到兩次肉。女工們站在冷水裡不停地洗瓷瓶，一站就是八小時。缺乏營養、勞動條件惡劣使傳染（特別是肺結核病）大肆橫行，飯碗和筷子又不認真清洗消毒，加上「碗筷不分家」，更使疾病流行。

由於我們的身份不同，上火車後，我們得分開坐。我母親帶我姐姐到臥鋪；我姥姥在另一節車廂內有一個軟座；我奶媽和我待在「母子車廂」裡，這裡她有個硬座，我有一張小床；我父親的警衛則坐硬座。

一天，兩個農民被坍方的石塊砸死了，父親沿著羊腸小徑步行一整夜來到出事地點。當地農民第一次親眼見到他這樣的大官，都很感動，覺得他真正關心老百姓。過去他們所見的大都是只想中飽私囊的官吏。

省長李大章對我父親的處境表示同情，m.hetubook.com.com說他會幫助我父親調到成都，但他希望能等上一段時間，因為成都所有合適的職缺都滿了。我父親說他不能等，他願意接受任何安排。一再堅持後，省長讓了步，讓我父親做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一邊說：「可是屈才呀！」我父親說這沒關係，只要有工作做就好。

我母親很高興能把姥姥和夏瑞堂搬來，她很愛他們，也對他們現在遠離戰火放了心。一九五〇年下半年，美國軍隊曾一度打到鴨綠江邊，美國飛機還轟炸掃射了東北一些城鎮。

在築路期間，農民曾挖到一副巨大的恐龍骨，稍微受損了。我父親因此作了自我檢討，保證日後要小心挖掘。骨架完整出土後，就用船運到北京博物館去了。他還派士兵去保護一些公元二百年的墓穴，以免農民們拿走墓磚去修建家裡的豬圈。

夏瑞堂和每一個人，都相處甚好。他尊敬我父親，說他有才學，又是個有道德有原則的人，過去見許多官，沒有見過像他這樣的官。俗話說：「無官不貪」，我父親不但不濫用職權，甚至不照顧自己家庭的利益。

我母親首先想知道的是汲上校的下落。如晴天霹靂，姥姥說他已被押解到錦州城西門外河灣處決了。姥姥還說是她埋了汲上校。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這是一種宗教般的情感，也有現實的一面：屍體不埋好，就會被野狗撕碎，被烏鴉叼走。過去對被處死者的一種處罰是暴屍三天三夜，然後才埋掉。現在，共產黨發出告示，家屬立即埋掉被處死的親人。如果沒人認屍掩埋，後事將由政府僱人去做。

在中國，把人打下來的標準做法是同時提出幾個不同的指控，使案情更嚴重。「挺」夫人又找到另一條蘇先生的「罪過」。蘇曾寫一封信給黨中央反對一項政策，他自信是按黨章辦事，又自恃是長征老紅軍，所以話說得相當直。「挺」夫人就拿這件事說他反黨。

我姥姥去了槍決現場，汲上校的屍體和別的十五具屍體在地上倒成一排，被子彈打得儘是窟隆，他們的血把雪地染成暗紅色。汲家沒有一個人留在錦州，所以我姥姥拿了一塊紅色大綢包裹他的屍體，僱了一個職業殯儀隊為他辦了個體面的葬禮。我母親問姥姥有沒有見到其他認識的人，我姥姥說碰到一個人在那裡為丈夫和兄弟收屍，他們曾是國民黨地區首腦。

「她真的這樣壞？」我母親問。「當然，我聽人家說她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獄裡時，曾勾引過看守。你說，她真會對我下手嗎？她可是我在這裡最好的朋友。」

我姥姥出院後，和我父母、我姐姐和她的奶媽，以及我和我的奶媽住在一起。我奶媽自己的女兒比我大十二天，由於沒錢，迫不得已當奶媽。她的丈夫是個手工匠，因為賭博和販賣鴉片而被關進牢裡——共產黨一上台就禁賭禁煙。宜賓曾是鴉片交易的中心，據估計有兩萬五千人吸毒上癮，鴉片甚至可當貨幣流通。鴉片生意通常和黑社會組織有關，國民黨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也靠它，共產黨來到宜賓後兩年就禁絕了鴉片。

我母親能想像得出我父親如何斷然拒絕了「挺」夫人，但她不能想像「挺」夫人會狠毒地整她，也看不出「挺」夫人會給他們帶來什麼災難。於是我父親把他前任專員蘇先生的事告訴了她。

我母親不想離開，醫院屋裡屋外十分清潔，有個優美的花園，盛開著美麗的百合花，護理又盡職精心。當時在中國難得有這樣安靜、舒適的場所。但是她只能服從，搬到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曾是國民黨軍醫，隨部隊投降了共產黨。他擔心我出世時，我母親腹腔內的急劇變化會使她肺的空洞重新張開，發生大出血，如果我母親有個三長兩短，他自身的背景和我父親的高位可能帶給他災難。

由於一些幹部開始大規模貪污，共產黨政府擔心老百姓的擁護、共產黨員的紀律及獻身精神都會消蝕殆盡。一九五一年底，政府決定發起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政府槍斃了一些貪官，也關了一批人，還撤掉了很多人的職務，甚至有一些長征老紅軍因牽涉到大規模貪污或賄賂案中而被處決，以殺雞儆猴。這一場疾風暴雨後，共產黨幹部在二十多年裡少有貪污腐敗的事情發生。

蘇先生是位貧苦農民，在長征路上加入了紅軍。他不喜歡「挺」夫人，嫌她太輕佻。他反對她把頭髮梳成若干股辮子，這在當時的風氣下，算是標新立異。他幾次要她剪辮子，她都拒絕了，要他少管閒事。蘇先生對她更加反感，批評更多，使「挺」夫人益發恨他，決心利用自己丈夫的權位對蘇先生展開報復。

當夏瑞堂聽到我出生的消息時，他笑著說：「生了一個二鴻！」我於是得名「二鴻」，意思是第二隻鴻雁。給我取名算是夏瑞堂一生中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我出世後四天，他就去世了，那年他八十二歲。那天他正在床邊喝一杯牛奶，我姥姥出去了幾分鐘，回來取杯子時，發現杯子掉到地板上，牛奶四濺，他已毫無痛苦地離開了人間。

夏瑞堂的晚年很幸福。他深愛宜賓，很欣賞與東北中央軍委然不同的亞熱帶奇花異草。他和姥姥受到很好的照顧，有免費的房屋住，還有花園，豐盛的食物送到家裡。在一個沒有福利保險的社會中，這是每個中國人的夢想——晚年有靠。

醫院裡有少量醫治肺結核的美國進口藥物，「挺」夫人出面把全部的藥都拿來給我母親，我父親得知後要求至少送一半回去。但「挺」夫人厲聲反駁：「這樣做有什麼意義？所有的還不夠治一個人！如果你不信，去問醫生好了。而且，你妻子在我手下工作，你管不著！」我母親非常感謝「挺」夫人能頂住我父親。我父親不再堅持了，他本來也左右為難，不知怎麼辦才好。妻子的健康對他非同小可，但他內心又很不安：別的病人怎麼辦呢？為什麼自己的妻子要比他們更重要呢？這實在和他的原則相衝突，所以不要他作決定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