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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徹底剷除國民黨勢力的運動使一個人的家庭背景和親朋關係變得至關緊要。中國歷史上有株連九族的傳統，有時甚至街坊鄰居都要跟著倒楣。「肅反」前，共產黨裡有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甚至有許多政敵的兒女在黨內居高位。事實上，早期共產黨領導本身就沒幾個「出身好」的，但在一九五五年之後，出身什麼樣的家庭變得越來越重要。日後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受害者的數字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首當其衝的都是受害者的至親。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姥姥回到成都。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托兒所把我們接回來。我姥姥打心底就不相信託兒所，說一個阿姨管那麼多孩子怎麼照顧得過來。我和姐姐看上去還好，不過一看到她，我們就大哭大鬧吵著要回家。京明的老師說他孤僻得令人害怕，不讓任何成年人接近他，只一味固執地要他的奶媽。我姥姥一看見小黑就忍不住眼淚直流，這孩子看上去像個呆子，只會一個勁地傻笑。把他放在哪裡，或坐或站，他就一動不動待在那裡保持原姿勢，他甚至不知道去廁所解便，連哭叫都不會。我姥姥一把將他抱在懷裡，從此小黑成了她最疼的外孫。

我母親的轄區內，有一所「成都市第二師範學校」。師範學生都免學費，還發生活費，往往吸引了窮人家小孩來讀。當時第一條連接「天府之國」四川和其他省的鐵路「寶成線」完工通車，大量食物突然被調運出川，結果一夕之間不少物價漲了一倍。「二師」學生發現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了很多，於是上街遊行，要求更多的生活費。這次遊行被市委比作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學生們開的會被比作「裴多菲俱樂部」，學生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徒子徒孫」。市委下令把所有參加遊行的學生都劃成右派。這所學校共有三百多名學生，一百三十名因參加了遊行都變成了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雖然此校並不屬於我母親掌管（她只管小學），但因校址在東城區地盤內，市委就大筆一揮把這筆數目算成她的。

頭上長棵橘子樹的景象使我十分入迷，有一天，我故意吞下一粒橘子籽，只吞了一粒，因為我不想在頭上長果園，那會太沉，我是扛不動的。整天，我每隔一會兒就摸摸頭頂，看橘子樹是不是長出來了。有好幾次我差點忍不住要問姥姥：頭上橘子樹結的果能不能吃，但我還是憋住了，不想讓姥姥知道我不聽話而傷心。我決定在姥姥發現頭上的橘子樹時，撒個小小的謊，說是不小心吞下去的。那晚我睡得很不安寧，總覺得橘子樹正在蠢蠢欲動地頂開我的頭。

新來的保姆十八歲。她第一次到我們家時，身穿印花的大紅大綠棉衣褲，這在城裡姑娘看來是「土氣十足」。當時城市居民流行穿的衣服是素色，這是共產黨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潮流，城市婦女服裝式樣也學蘇聯。而我們的新保姆穿的是傳統農民服裝開襟式，布做的鈕扣，而非新式的塑料鈕扣，不用皮帶繫褲子，而用鬆緊帶。許多從農村到城市裡來的姑娘都馬上換衣著打扮，以免被人當鄉下佬。但我們的新保姆則安然自得，顯示她極有自信。她的手大、粗糙、黑裡透紅的面頰上，掛著略帶羞澀憨厚的笑容，一笑總有兩個酒窩。家裡人很快就都喜歡上她了。她和我們一道吃飯，和我姥姥、俊英娘娘一道做家事。姥姥很高興有了兩個知心女友，因為我母親從沒時間在家裡陪她說話。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母親不可能去調查核實，謹慎會被視為袒護右派分子，懷疑同事的誠實。

不過通常姥姥講的故事總是使我快樂地進入夢鄉。她能講很多中國古典戲曲中的故事。我們也有很多有關動物、鳥類和其他神話傳說的兒童書。外國書像《安徒生童話》、《伊索寓言》、《小紅帽》、《灰姑娘》、《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都是我童年的伴侶。

藥店國有化拖了很長時間，我姥姥一直待在東北。我母親也不想在獲得自由之前，讓姥姥回四川。一九五六年夏季，我母親才完全恢復了行動自由，隔離取消了。然而，她的案子仍沒明確的結果。到了年底，成都市黨委才作出結論，她和國民黨沒有政治聯繫。這種明確的裁決算是救了她，因為她知道她的案子有可能因為「缺乏證據」而一直懸在那裡，就像許多人一樣。那樣她就將永不能翻身，一有運動就會被拉出來整。十八個月的痛苦總算熬過去了，她非常感激她的專案組組長匡先生，因為一般官員作結論時，往往「寧左勿右」，以保護自己。匡先生得要有很大m.hetubook.com.com的勇氣，才會開脫了她。

毛澤東加速了改變中國面貌的計劃。一九五五年七月，他號召加快「農業合作化」；同年十一月，又突然宣佈把所有的私營工商業國有化。政府和私人老闆先共同擁有企業，政府再逐步把企業從私人手裡「贖買」過來。業主每年可領取他的企業總值的百分之五，共拿二十年。因為按官方說法，中國沒有通貨膨脹，所以二十年國家就付清了贖買費。以前的老闆仍留下來當經理，並支領高薪，但是在他之上有一位黨的領導掌握實權。

基層幹部和知識分子由於對毛澤東的真正意圖一無所知，都忙於歡迎批評和提出批評。按照毛澤東說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母親熱心地到她主管的學校、醫院、娛樂部門一再宣傳要人們在會議上大鳴大放，寫大字報。於是各種各樣的意見都出現了。一些知名人士帶頭在報上發表批評文章。

一九五六年春，毛澤東宣佈了「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雞。說是要給藝術、文學、科研更多的自由。共產黨想爭取那些受過教育的人的支持，因為中國開始進入工業化時期，建設急需人才。

其實傳達到我母親的只是毛澤東歡迎批評的話，並沒有傳達另一席話。那次毛說鼓勵批評好似「引蛇出洞」：誘出那些膽敢反對他和共產黨統治的人。一年前，蘇聯領袖赫魯雪夫在「秘密報告」中譴責了史達林，深深震撼了毛澤東。因為毛與史達林是惺惺相惜的。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暴動事件——不久被鎮壓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有一大批受過教育的人都希望開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國發生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後來他曾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表示，鼓勵人批評等於是個陷阱，他的同事提議要「收」了時，他說還要繼續「放」，以確保所有潛在的異端分子都統統現形。

我母親也不常抱我們、親吻我們。這是因為她得遵守另一套不成文的規矩：共產黨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五〇年代早期，共產黨員除了吃飯睡覺外，每一分鐘都屬於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抱孩子與革命無關，得盡快做完了事，否則會挨批，說你不全心全意為革命工作。

還有不少別的意見：校長要求有聘任教師的權力，而不是由教育局硬性分配。醫院院長要求自己採購藥物，因為醫藥公司分配來的藥物常不對路，需要的不給，不需要的一大堆。外科醫生抱怨糧食定量低，說他們的工作量不亞於京劇的武生，但定量比他們少四分之一。一位機關幹部還感歎許多傳統名牌貨，如「王麻子剪刀」、「胡開文筆紙」都從成都市場上消失了，現在成批產的商品都粗製濫造。我母親個人對這些意見也十分贊同，但她沒法替他們解決，因為這些事涉及國家政策，她所能做的僅是匯報上去。

但是她到哪裡去湊這一百多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呢？最後，一位負責學校教育的孔先生報告說有幾所小學學校的校長已劃了幾個教師為右派。其中一個小學教師的丈夫是國民黨軍官，在內戰中喪生，她曾說過「今不如昔」之類的話。有一天，校長說她懶惰，不認真教書。她動了怒，與校長大吵，還動手打了校長。別的教師勸阻她，說校長懷孕了。據當時那些教師所形容，她狠狠地說：「我正想打掉這共產黨的狗崽子！」

她對失去珠寶耿耿於懷，只不過把怨氣都藏在心裡。撇開感情的因素不說，還有非常現實的一面。我姥姥一生的生活總無保障。共產黨真能照顧好每個人嗎？永遠嗎？四年過去了，她又面臨同樣的問題：國家要她交出她想留下的財產，這家藥店是她僅剩的東西了。當然這次她毫無選擇餘地，但她也跟政府配合，她不想讓女兒失望，也不想讓女兒因她而遭到一絲為難。

我母親算是很幸運的了，這次「肅反」下來，全國十六萬人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此後十多年的生活被毀掉。這些人中有我母親在錦州的朋友，他們就因為曾當過國民黨三青團幹部，而丟了工作，被下放去勞動改造。

殷先生並不因此放過我母親，反而把她列為右派懷疑對象。但是在他還未來得及採取行動前，自己就被打成右派。一九五七年三月，殷先生赴北京參加全國省、市宣傳部長會議。分組討論時，與會的代表們都被鼓勵對他們所在各省領導提意見。殷先生對四川省委負責人說了些牢騷話。我父親是四川省代表團團長，回川後他得照例作會議情況報告。後來，當反右運動開始時，這位負責人和_圖_書找副團長核實。但這位先生當時一聽殷先生開始發牢騷就聰明地去了廁所。在反右後期，殷先生被定為右派。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非常不安，翻來覆去地想他對殷被劃為右派負有責任。我母親安慰他說：「這怎麼會是你的錯呢？」但我父親始終沒有心安過。

但父母跟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仍是不多。姥姥總搖著頭歎息：「誰見過這樣當爸爸媽媽的？」她於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我們身上。但她怎麼也照料不過來我們這四個小傢伙，我母親就從宜賓把俊英娘娘請來幫忙。她和姥姥處得十分融洽。到了一九五七年初，母親又請來一位保姆，住在我們家，她們三人也和睦無比。也正在這時，我們搬進了新房子，這是以前一個基督教教士的住宅。我父親也搬來了，第一次我們整個家庭都生活在一起了。

新保姆來自地主家庭。她拚死拚活要離開農村，離開那個受歧視的天地。一九五五年肅反結束後，政治氣氛相對鬆弛了，又可以僱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了，我家才敢僱她。共產黨建立了一套戶口制度，每個人都得在她們生活的地方註冊，只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才有食物配給。新保姆是農村戶口，所以她在我家沒有糧食供應。但我家裡的配給足夠供她吃。一年後，我母親幫她把戶口從農村遷到成都市。

我家還付給她工資。政府的供給制已於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取消。我父親的警衛員也取消了，幾個副部長合用一個勤務員，在辦公室為他做打開水、安排汽車之類雜務。我父親現在按他們的級別拿固定工資，我母親十七級，我父親十級，他的工資比她多一倍。當時物價很低，又不是消費社會，因而兩人工資加起來綽綽有餘。我父親算「高幹」，這是由十三級以上幹部組成的一個特殊階層，在四川省有幾百名，十級以上幹部約有幾十名，而四川省當時有七千二百萬人口。

四年前在朝鮮戰爭期間，我姥姥有一次類似的經歷。當時，政府鼓勵老百姓捐錢買戰鬥機。我姥姥有薛之珩和夏瑞堂留給她的珠寶，這是她的全部財產，也是一生的紀念物，她不想獻出去。但我母親也勸說她，這些都是舊社會的東西，是剝削來的，理應退還給人民。她還引用當時標準的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美援朝，打敗美帝。」我姥姥心想她管不了什麼美帝不美帝，但她被我母親的這些話說動了：「媽，你還留這些東西做什麼？現在沒有戴這些玩意兒了，你也不必靠它們過活。我們有了共產黨，中國不會再窮了，你還擔什麼心？不管怎樣，你有我，我會好好照顧你的，你不必為生計發愁了。還有，我得說服別人捐獻。這是我的工作。如果連自己的母親都不帶頭，我怎好去動員別人呢？」我姥姥終於屈服了，只要為了女兒好，她什麼都可以做。她交出了全部的珠寶，只留下一對手鐲、一對金耳環和一個金戒指，這是夏瑞堂給她的結婚禮物。政府給了她一張收據，對她的「愛國情操」大加表揚。

醫院的院長和衛生保健部門的負責人都沒有抓出右派來。但市當局把在市委組織的會上鳴放的幾位醫生劃成了右派。可是這些加起來還不到十個人，還低於我母親所要完成的定額數。我母親的上司殷先生後來不耐煩了，警告她：如不能找出足夠的右派，就證明她本人「與右派只差一步」。被劃成右派不僅意味著丟官在政治上受歧視，更重要的是孩子、家庭都將受到牽連，他們的前途也都完了。孩子們會在學校、所住的街上受孤立，居委會將監視這個家庭，留心誰來看過他們。要是右派被送到農場，農民會把最重的活攤派給他和他的家庭。還有別的種種後果，但沒有確知是什麼。這種吉凶未卜、提心吊膽的日子是最可怕的。

對許多人來說，一九五七年是一道分水嶺。我母親仍然忠於共產主義理想，但已開始對它的實踐產生了疑問。她把這些疑慮對她的朋友郝先生說了，但她從不對我父親說。不是因為他沒有疑慮，而是因為他不會和她討論。共產黨的紀律就像軍事命令，禁止黨員們私下議論黨的政策。黨章規定：黨員必須無條件服從黨組織，下級服從上級，你有不同意見，只能向代表黨組織的高一級領導反映。這種軍事化紀律沿襲了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或更早期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他們勝利的關鍵。他們就是用這種鐵的紀律在一個傳統上個人關係高於一切的社會裡保持政權。我父親無條件服從這個種紀律。他相信革命要成功，就不能從內部挑戰。在革命hetubook.com.com過程中，你站到哪邊就得為那邊作戰，就算你這邊並不完美，但只要比對方好就行。團結統一勝過一切。

在「雙百」方針下，整個國家享受了一年左右相當寬鬆的氣氛。一九五七年春，共產黨邀請知識分子批評各級領導。我母親聽了毛澤東的一個一級級向下傳達的話後，非常激動，整夜沒有睡意。她覺得中國共產黨真的越變越民主了，她為自己是共產黨員而自豪。

我母親聽到的意見大多是個人牢騷或改進工作的具體意見，並未涉及政權問題。這些議論在一九五七年初夏興盛了一個月。六月初，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那席話口頭傳達到了我母親這一級。在這席話裡，毛澤東說「右派」已對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攻擊。還說，右派佔知識分子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到十，要「聚而殲之」。管「反右派運動」的人於是取了毛澤東所說的兩個極端數字的中值：百分之五，定為必須抓出來的右派人士額數。為了完成「指標」，我母親得在她管轄的學校、醫院、娛樂團體裡找出一百多名右派來。

由於我們沒有保姆，母親每晚又得回隔離處睡覺，我們幾個孩子仍得繼續待在各自的托兒所裡。其實，母親不管怎樣都無法照顧我們，她正忙於和其他中國人一樣「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就像一首宣傳歌裡唱的。

家是姥姥創造出的神奇天地。她讓我覺得大自然的花呀、樹呀、雲彩呀、雨呀，全是活生生的東西，它們也有感情，有眼淚，有心地。我們如果親人中國向來對小孩的要求——聽話，就會平平安安。否則，各種古怪的事都會降臨。吃橘子時，姥姥說：「如果你們不聽話，把橘子籽吞進了肚子，它就會在你們的肚子裡發芽、長大，長呀長，有一天，哎呀！就從你頭頂上冒了出來。長葉子，結果實，最後比我們家大門還高，你就進不了房子了！」

反右運動並沒有席捲整個社會。工人和農民照常過活。一年的運動下來，至少有五十五萬學生、教師、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醫生及別的專業人才被劃為右派。大多數人都失去工作，下放到工廠和農村去做笨重的體力勞動，有些人進了勞改營。他們的家庭成員都成了二等公民。教訓既殘酷又清楚：共產黨是絕不容許被批評的。從此之後，人們噤若寒蟬，有一句順口溜道出了當時的氣氛，「三反以後莫管錢，反右以後莫發言。」人們的嘴就這樣被封住了。

起初，我母親很戀家，所以不斷受到批評，說她「家庭觀念重」，後來她才慢慢習慣了永無休止的工作。當她每天夜裡回家時，孩子們早已入睡，她就坐在我們床邊看著我們熟睡的臉，聽我們平靜均勻的呼吸，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時刻。她一有空就摟著我們，輕輕地給我們搔癢，尤其是搔胳膊肘，簡直舒服透了。我最喜歡的還是掏耳朵：搬張小凳坐在她面前，把頭枕在她膝蓋上，瞇著眼，好像飄上了九重天。「掏耳朵」是一種享受，我記得小時候常看見那些職業掏耳朵的人擔個小擔子遊街竄巷，一邊是竹椅，另一邊掛著一串串晃來蕩去的五花八門掏耳工具，小勾匙啦，帶絨毛的小棍啦，等等。

我們的家庭生活平靜而充滿了溫馨。儘管母親對父親有意見，但很少跟他吵架，即使吵架也不當著我們的面。父親非常疼愛我們，雖然我們三歲後就很少用摟抱、親吻來表達父愛了。對弟弟們，他讓他們「搭馬馬肩」（騎在他肩上），有時拍拍他們的肩膀，或摸摸頭。但對女兒們就沒有這些舉止，很有點「授受不親」的味道。他在進我和姐姐的房間時，總要敲門徵得我們同意。

教師也分等級。好的教師級別高，薪水也高，在食物短缺時有特殊配給，還有較好的住房和招待戲票等。我母親提拔的大多數高級別教師家庭背景好像都有點兒「問題」。所以有些低級別的教師抱怨她用人重才輕階級成份。我母親當時檢討了「偏愛重點學校，對一般學校關心不夠」，但她堅持說她提拔、重用人才沒有錯。我母親對一個批評十分反感，有位小學校長是一九四五年入黨的，比我母親早，不服氣受她指揮。她說我母親根本沒有能力當宣傳部長，只是靠丈夫的官大。

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幹部們星期日可以休息了。我父母愛帶我們上公園，去兒童樂園玩。我們在那裡盪鞦韆，坐旋轉木馬，還沿著青草覆蓋的斜坡往下飛跑。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曾翻著筋頭從坡上滾下來，我料想會落在我父母張開迎接的胳膊裡，結果卻撞到幾棵芙蓉樹幹上。

雖然我母親對有些直接攻擊她個人的意見十分不滿，但憑心而論，她看不出有什麼夠得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報紙上倒是登了些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或不滿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但在她管轄的小單位裡，哪有這樣大的意見呢？她上哪裡去找右派分子呢？另外，她打從心底覺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卻把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

我母親每天在沒完沒了的會議後，得向市委匯報運動的進展。不需要報名字，數目就是一切。

在這場國有化運動裡，共產黨政權動員了大隊人馬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歡呼。還有無數的會議，有些是專為資本家開的，會上我姥姥看見所有的資本家都說樂意讓政府把企業買去，甚至還表現出一副很感激的樣子。許多人說，運動比他們所預料的好得多，聽說在蘇聯，企業都被沒收，在中國則是買賣。而且國家連命令也沒下，得大家心甘情願才算數。當然，誰敢不心甘情願呢？

當時，黨組織對她是「控制使用」，一邊給她工作做，一邊繼續審查她。這只有她自己和專案組的人知道，她所領導的工作組只知道她曾被隔離了六個月，並不知道她的問題還沒結果。

我姥姥也給搞糊塗了，不知該憤恨這場她自己女兒全心全意投身的革命呢，還是該慶幸？藥店生意是夏瑞堂半輩子的血汗，曾是她和女兒賴以生存的支柱，她當然不願眼見它就這樣化為烏有。

儘管有這些人的悲劇——也許正因為這樣的鐵腕控制，一九五六年是本世紀中國最穩定的時期。外國侵略、內戰連綿、餓殍遍野、土匪蜂起、通貨膨脹、貪污腐敗——所有的這些都成了歷史。安定——中國人的夢想——真的實現了。這使得像我母親這樣的人儘管個人受罪也支持共產黨。

十四年後，父親對我們提到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險遇。早在延安時期，他二十歲時，曾和著名女作家丁玲成為要好的朋友。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到北京參加宣傳工作會議，丁玲托人帶信請他去天津看她。我父親是想去，但更急於回家，故打消了念頭。幾個月後，丁玲成了中國大右派。父親告訴我們說，「如果真去看了她，我這頂右派帽子就跑不掉囉！」

歷來中國的教育水準都非常低，原因之一是人口太多（當時全國人口已有六億多），絕大多數人都很貧窮。傳統的專制統治實行愚民政策以使人民安分守己。中文字又特別難學，有好幾萬個單字，不能一望而知如何發音，而且每個字都有複雜的筆畫，得一個個分別記。全國有好幾億人一字不識。

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因之都被稱為「知識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階級成份論」成了統治基礎，「知識分子」算一個階層，相當含糊，即包括工程師、技術員、作家、教師、醫生、科學家，也包括護士、學生、演員。

我母親是東城區文教機構的領導，當然首當其衝，最主要的是說她偏愛重點學校。當時中國有若干小學、中學和大學是指定的重點學校，國家把有限的財力投入這些學校，優先分配給它們優秀的教師，先進的教學設備，讓它們選擇最聰明的學生。重點學校畢業的學生升學率極高，特別是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很高，於是一些普通學校的都是抱怨我母親「偏心」。

隔離審查初期，我母親寫了封信給姥姥，編了個理由要她暫時待在東北。她不想讓母親知道自己出了問題而擔驚受怕。國有化運動開始時，我姥姥仍在錦州，她也捲入了這場運動，原因是夏瑞堂的藥店。她和夏瑞堂一九五一年離開錦州後，藥店由她弟弟玉林代管。夏瑞堂於一九五二年去世後，藥店所有權由姥姥繼承，現在國家要出錢「買」她的藥店了。每個私營企業裡都成立了一個小組，由工作組成員、資方代表、職工代表組成，負責估計資產，使國家能「合理」地付款。當然，大家總是定出一個低得可憐的數目，取悅政府。雖然夏家藥店估值低得可笑，大約人民幣五百元（不足一百美金），但卻給我姥姥帶來了意外的好處：她的階級成分因此變成了「小業主」，算「獨力勞動者」，沒戴上「資本家」這頂「剝削階級」的帽子。她雖然對財產被變相剝奪而滿心不願，但一言不發。

整個中國有好幾百萬的共產黨幹部和我母親一樣陷於兩難處境，成都市反右運動遲遲開展不起來。四川省上級決定拿一個人來開刀——一家研究院的黨委書記郝先生，這個機構彙集了許多高級科學家，所以上級和圖書曾要求他抓一大批出來，但他卻說那裡一個右派也沒有。他的上司發火了，說：怎麼可能呢？這些科學家中有好多人是從西方留學回來的，他們必定受過西方思想的毒害，怎麼會滿意共產黨呢？怎會沒有右派呢？郝先生說這些人回國是出於自願，這正說明他們不反共產黨，他可以擔保。他的上級屢次要他改變立場，但他堅持不改，結果被劃成右派，開除出黨，撤職降級，被分配去打掃他那個研究院的試驗室。

當時有些幹部藉機公報私仇，這是一箭雙鵰的買賣：既湊夠了右派指標，又打擊了自己的私敵。在宜賓，劉、張二挺利用反右清洗他們忌妒又合不來的才幹之士。我父親在宜賓時所提拔的人，許多都成了右派。一位他的得力助手被劃為「極右派」，原因是當時中共稱「對蘇聯要一邊倒」，而他說不該「太絕對」。結果他被判了三年勞改，去修築一條穿越荒蕪山區的公路，許多人死於此工程，他算是活著出來了。

更有甚者，一九五七年的悲劇還在於，大禍不僅「從口出」，而且「從天降」。「指標」制度加上個人私怨，意味著任何人都可能遭殃。有的右派得了這樣的頭銜：「抽籤右派」，由大家拈鬮決定；「廁所右派」，有些人在馬拉松式的會議中實在忍耐不住大小便，去了廁所，返回時才發現自己成了右派；「有毒不放」，即使任何話也沒說，任何人也沒反對，但當一位領導不喜歡你時，他也許會說，「這人看起來對勁，他父親曾被共產黨處決，我就不信他對共產黨沒有刻骨仇恨，不過不說就是了。」有些好心的領導則正好相反，「讓我抓右派，抓誰呢？我總不能害人，抓我自己算了。」這樣的人被稱為「自認右派」。

毛澤東不擔心工人或農民。他堅信這些人會感激共產黨讓他們填飽了肚子，使他們過上安穩的生活，他不相信這些人會想起來造反。毛澤東不喜歡知識分子，他們比別的階層更喜歡獨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識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進家門，姥姥就一邊流淚一邊罵我父母是「鐵石心腸」，她不知道他們是有苦說不出。而他一人畢竟無法照顧我們四個小傢伙。我和姐姐還是得回幼兒園去，住全托，只有星期六才接回家來，每逢星期一早上，我父親和他的警衛員就一人肩上扛一個，送我們去幼兒園。我和姐姐總是雙腿亂踢，扯他們的頭髮，就是不願去。不久後，我似乎潛意識地得了怪病。一到幼兒園就發高燒，高得嚇壞醫生。但一回家，燒就奇蹟般地退了。最後，父母無可奈何了，只好讓我和姐姐也待在家裡。

我母親進退維谷，她如果被劃成右派，就只有兩條路走：要麼與孩子們斷絕關係，要麼毀了他們的前程。我父親可能被迫和她離婚，否則，他也會跟著倒楣。就算我母親肯犧牲自己，與我父親離婚，整個家庭仍將永遠抬不起頭。可是拯救她自己和她家庭的代價是一百多位無辜的人和他們的家庭。

另外，有一位女教師的丈夫逃到台灣去了。一些年輕的女教師揭發她，說她把丈夫以前送給她的金銀首飾拿出來向她們炫耀，宣揚國民黨時代的生活多麼愜意，還對她們說，她很遺憾，美國人沒能打贏朝鮮戰爭，進攻中國。

我母親看得出，凡事只要涉及到黨，她在我父親眼裡就是外人。一天，她針對時勢向我父親發了些牢騷，他沒有理睬。我母親苦澀地說：「你是個好黨員，不是個好丈夫！」我父親點了點頭，說他知道。

我也愛上了童謠，它們算是我最早接觸到的詩。姥姥有時抑揚頓挫地念古詩，儘管我完全不懂意思，卻總像著魔似的入神。有一天我母親無意中聽見她在教我們念《楚辭》，覺得對我們來說，是太艱深了，想阻止她，但姥姥卻堅持說，我們並不一定要理解裡面的含意，只需欣賞它的韻律美就夠了。姥姥經常說她很後悔在二十年前離開義縣時，丟掉了她的古琴。

我母親受命領導一個工作組負責指導東城區內的數百家食品廠，糕點鋪和飯館的國有化。雖然她受審查，每天晚上得回隔離處過夜，但她仍被派任此重要任務。

我的兩個弟弟對睡覺前聽故事沒有興趣，但與我住同一個房間的姐姐卻和我一樣著迷。她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三歲時就能完整地背誦普希金的長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令所有聽過的人都驚歎不已。

我母親認識郝先生，她很佩服他的勇氣，因此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友誼一直持續至今。她常在傍晚和他在一起，向他述說自己的苦悶。但是從他的身上，我母親也可預見自己的下場——如果她沒完成上頭所交待下來的任務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