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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問了一些問題，農民們只是咧著嘴笑，支支吾吾的。在他們看來，冒犯國家主席要比冒犯公社幹部好得多。因為幾分鐘後，國家主席就要回北京去了，但公社幹部卻會和他們過一輩子。

那年春天幾乎天天陽光明媚。一天，毛澤東要去唐朝詩人杜甫的故居「草堂」。我母親的東城區幹部負責公園一部分安全警衛工作。她和同事假裝成遊人，留心觀察可疑人物。毛澤東很少遵守時間表，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確實行蹤。所以，我母親枯坐在茶館喝茶，盡量保持警惕。終於她坐不住了，告訴同事她想去走走。她無意中走到西城的監視區，那裡的幹部不認識她，立即跟了上去。當西城區黨委書記接獲報告親自趕來看時，他笑了起來，「這不是東城區的老夏同志嗎？」事後，我母親被她的領導郭先生批評為「無組織、無紀律，到處亂跑。」

毛澤東的經濟目標也猶如神話一般，他宣稱中國工業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對中國人來說，這兩個國家代表了資本主義世界。十五年內超過它們將是中國的勝利。毛的號召喚起了人民的自豪感，激發了民眾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和西方其他主要國家拒絕承認中國，使中國人感到氣憤。他們渴望向全世界顯示中國人能夠比西方國家活得更好，相信自己能創造奇蹟，毛澤東鼓舞了他們，他們的精力有個宣洩口。雄心壓倒了謹慎，就像無知戰勝了理性。

他無意聽到的話不過是對毛澤東的一點兒不滿而已。這種不滿情緒在許多高級領導中都有，包括新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一九五九年秋天，劉來成都視察一個人民公社。一年前，毛對這個社的摻了水的水稻產量數字大加讚揚。為了迎接劉少奇的到來，當地幹部把他們認為可能洩露機密的人都鎖在一間廟裡。但是劉少奇也有他的「情報」，他走到廟前時刻意停下來，要到裡面看一看。幹部們急忙提出各種借口勸阻，甚至說廟要倒塌了。但劉堅持要看，最後那把生了銹的大鎖哐鐺一聲開了，一大群衣衫襤褸的農民蹣蹣跚跚走到陽光下，極為尷尬的公社幹部試圖對劉主席解釋這些人都是搗亂分子，把他們鎖起來是因為他們可能傷害主席，農民們都默不作聲。雖然公社幹部都無權決定政策，他們對治下的農民卻有無上的權力。他們如要懲罰某人，可以派他做最壞的工作，給他最少的糧食，或捏造莫須有的罪名折磨他、鬥爭他，甚至逮捕他。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數千萬人死亡終於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他的一些災難性經濟政策，讓務實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管理國家。他作了一些「自我批評」，但裡面充滿了自憐，聽起來好像代人受過，他在為全國不勝任的、胡作非為的幹部擔當罪責，他進一步寬宏大量地指示全黨從災難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但是，吸取什麼教訓呢？幹部們是不能自作主張的。毛澤東明白地告訴他們，教訓就是他們脫離了群眾，擅自做決定而沒有反映老百姓的意願。這些由毛澤東帶頭所作的不痛不癢的自我批評掩飾了真正的責任，也沒有人去追查責任。

成都市有兩位局長是老紅軍，曾是彭德懷的部下，兩人都說同意他們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員的觀點，他們還加上自己在農村的經驗來支持彭的意見。我母親擔憂這些老紅軍知不知道這是個陷阱，如果知道，他們仍說出自己的心裡話，真是英雄！她但願自己有他們的勇氣，但她得替孩子想想——他們怎麼辦呢？她已不再像當年做學生時那樣無牽無掛了。輪到她發言時，她含糊地說：「這封信的觀點和黨最近一兩年的方針不一致。」她的領導郭先生不大滿意她的說詞，因為她沒有表明是贊成還是反對彭德懷。那些天她每天都惴惴不安，不知何時大禍臨頭。支持彭的老紅軍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解除職務，下放體力勞動。我母親則在會議上受批評，說她思想「右傾」。郭先生指出她還犯了另一個「錯誤」，一九五九年買賣雞、雞蛋的黑市在成都蔓延，當時國養雞場困難重重，作用不大，而人民公社又禁止農民私下養雞。結果雞和雞蛋都從國營商店消失了，少數農民設法在家裡留下一兩隻雞，藏在床下下蛋，偷偷帶到城內的偏僻小巷以國營商店的二十倍價格出售。幹部們每天都被派出去捉拿這些農民。有一次郭先生要我母親去「抓黑市」，她說：「只要老百姓需要，賣雞蛋又有什麼不對？有求就要有供嘛！」就因為這句話和她在「考試」會上的曖昧態度，我母親被批評思想「右傾」。

因為「鋼鐵大王」掛帥，大批大批的農民把時間都花在尋找燃料、廢鐵及鐵礦上，使煉鋼爐不至停頓。留在田裡的儘是婦孺，他們還得用手做每件農活，因為牲口全被拉去為鋼鐵生產做貢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秋收時，田裡很少人去收割。

「八百斤。」

除了迷戀鋼鐵以外，毛澤東突然開始憎恨麻雀，理由是它們吞食穀物，於是動員各家各戶驅趕這些失寵的小生物。我們全部坐在房屋外面拚命敲打金屬器皿，從饒鈸到鋁鍋都有，以驚嚇麻雀，使它們不得停息在樹上、房上、地上，最終因疲勞墜地死亡。時至今日，我還能清晰記得我們姐弟和省委機關各級幹部坐在大院裡大枸樹下拚命敲打發出的震耳欲聾的釘鐺聲。

這是毛澤東想把他不成熟的夢想變為事實的時代，毛想一夜之間把中國變成第一流的現代化強國。他稱鋼鐵為工業的元帥，並號召人們在一年之內提高一倍的鋼鐵產量，即從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萬噸。但他並不擴建由專家管理的先進鋼鐵工業，而決定沿用他的老辦法：搞群眾運動，讓所有人民參加。每個單位都有一個鋼鐵指標，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所有的人都停下正常工作去完成它。國民經濟的發展被簡化成生產多少噸鋼鐵的問題。全國上下被捲進這個支配一切的運動。據官方估計，近一億名農業勞動者放下手上的農活去大搞鋼鐵，而國家大部分糧食生產都是靠他們。平原、山區的樹木都被砍光了用作燃料。但是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生產出來的都是廢鐵，老百姓叫它「牛屎疙瘩」。

由於有許多共產黨幹部同意彭德懷的觀點，清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再次撼動全黨上下，這次的教訓是：不准對毛澤東提任何批評——即使明顯是他的錯。幹部們都看到，不管你的職位有多高（彭畢竟是國防部長），也不ｗｗw.hetｕbook•ｃoｍ.ｃｏｍ論你過去的功勞有多大（彭一直是共產黨部隊裡高級將領之一，為共產黨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只要觸犯了毛澤東，一夜之間就會淪為階下囚，他們也明白：開誠佈公地說出心裡話再辭職也不行，哪怕是悄悄辭職，辭職被看成是一種抗議，參加了革命，入了黨就沒有退出的餘地。黨和老百姓的嘴一樣，現在都被緊緊地封住了。在此之後，大躍進更是如火如荼地發展，更多天方夜譚式的經濟指標從上面強壓下來，更多的農民被派去煉鋼，不切實際地命令像雨點般落下，在農村造成混亂。

我父親的食物配給也和其他人一樣，但因為是高級幹部，所以享有一些特權。在我們居住的省委大院裡有兩個食堂：一個小灶，是為部長和他們的妻子兒女設的；另一個大灶，為低於這個級別的其他人服務，包括我姥姥、俊英娘娘和保姆。食堂裡的食物比街上要多些，因為省級政府有自己的農場，而且受管轄的縣政府也常送來「禮物」。這些珍貴的食品都分到兩個食堂，小灶優先。

蘇聯的變化使毛澤東益發堅信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譴責了史達林之後，毛對赫魯雪夫越來越感到失望。次年，他去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回來後，確信蘇聯與東歐已背棄社會主義而變成了「修正主義」。他認為中國實行的是唯一純正的馬列主義，得為世界開闢出一條新路，非我莫屬的信念很容易就和唯意志論結合在一起了。

多年後，我遇到父親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個非常和善、能幹、從不誇大其詞的人。他非常激動地告訴我一件當時在一個公社中所親眼目睹的事。這個公社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農民餓死，雖然那年本應是個豐收年。眼看就要到手的穀物大部分沒有收割，因為男人們被派出煉鋼。後來公社食堂又浪費了大量糧食，終於釀成大饑荒。一天，一個農民闖進他房間，跪倒在地就是一陣痛哭，說自己犯了不赦之罪，乞求懲罰。最後才弄清楚，這人殺了自己的嬰兒，並吃了孩子的肉。飢餓成了難以控制的魔鬼，驅使他去動刀。他發瘋似的揪打自己，臉上淚花滾滾。我認識的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來，後來槍決了他，以警告那些殺害兒童者。

毛澤東得努力運用手段以確保他的權位，在這方面，他算得上是一代大師。他最喜歡讀的書是描寫古代宮廷如何保持權力的《資治通鑑》，毛澤東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讀。從某種程度上，毛澤東的統治就像是封建朝廷，他對朝臣和百姓有無限的魔力。他還精通「分而治之」，善於利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用人整人。結果是只有極少數高級幹部站在彭元帥這邊，儘管大多數人心裡都對毛的災難性政策持懷疑態度。只有一個人避免到廬山舉手同意打倒彭德懷，此人就是當時的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當時他的腿摔傷了。鄧的繼母在家裡嘀咕：「我一輩子都在種田，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胡說八道的種田法！」當毛澤東聽到鄧因玩撞球而傷腿的經過時說：「傷得可真巧啊！」

我父親的部門負責四川省的報紙，和當時全國的其他出版物一樣，他們也登了許多「奇蹟」式報導。新聞報刊是黨的喉舌，當涉及到黨的方針政策時，我父親或其他任何宣傳機構的人都無發言權，他們不過是一條大輸送帶裡的一環。但我父親已警覺到危機將要發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級反映。一九五八年底，他寫了一封信給黨中央委員會，陳述這樣生產鋼鐵毫無意義，徒費資源，農民被搞得疲憊不堪，浪費了勞動力，而且食物已出現短缺現象。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來扭轉惡化的趨勢，他把這封信交給省長李大章轉上去。李大章是四川省的第二號人物，當初就是他幫助我父親調來成都。

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一年饑荒最嚴重的時期，我很少見到父親。他長期待在農村裡，和農民一樣，吃番薯葉、野菜，甚至樹皮。一天，他走在田埂上，遠遠看見一個只剩骨架的農民非常困難地移動步伐。突然，這人消失了。我父親趕忙跑過去，發現他倒在田裡已餓死了。每天，我父親都為他所看到的事而痛苦不堪，但是他沒見識過最壞的一面，像他這樣的高官走到哪裡都有當地幹部圍著。後來他得了肝腫大、水腫和嚴重的身體機能衰弱，有好幾次他一從農村回到成都就進了醫院。一九六一年夏天，他一連住了好幾個月的醫院。他變了，不再像昔日那樣對黨堅信不疑。黨不高興了，說他「革命意志衰退」，令他出院。

「四百斤。」（一個實際的數字）

毛澤東自然對這樣的同事疑心重重，又對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反對耿耿於懷，他固執地堅持他的經濟政策。雖然他不是不明白它們造成的災難，並且悄悄修改了一些極端行不通的命令。但他絕不願意丟面子，全盤取消他的辦法。就這樣。六〇年代初，一場大饑荒席捲了全國。

在那個年月，把夢想當作現實來吹牛，而且自己也信以為真，已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農民們把幾塊田裡的莊稼全移到一塊田野給黨的幹部看，以證明他們真的創造了奇蹟般的收成。類似的「樣板田」也展示給輕信或願意相信的農業科學家、記者、各地來訪者和外國人看。儘管不適時的移栽和有害的密植使莊稼在幾天內都死掉了，但來訪者卻不知道或視而不見。大多數人都捲入了這種迷亂、瘋狂的世界中，自欺欺人支配了整個國家。許多人——包括農業科學家、黨的高級領導——都說他們目睹了奇蹟。誠實的人也被弄糊塗了，因為他們怎麼也造不出那種奇蹟，反而懷疑自己的能力有問題而責怪自己。當時消息被封鎖、製造，一般人很難憑自己的經驗或知識來建立信心信息（保持自信），遑論（何況）此時已成為全國性的一般熱潮，淹沒了理智，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會被孤立。消極的隨波逐流是最容易、最輕鬆的事，稍為放慢腳步、停下來想一想都會馬上遇到麻煩。

我母親一九五九年曾懷了孕，她向黨組織寫報告，請求允許流產。這是標準的程序。必須經黨批准的一個原因是，當時做這種手術很危險。我母親說她忙於革命工作，如果不生這個孩子，她就能為人民作更好的服務。結果上面批准她動手術，手術方法很落後，痛得她死去活來。母親在一九六一年再次懷孕時，醫生和她本人都說不能再做人工流產了。黨組織也不允許，因為規定說，兩次手術之間最少需隔三年ｈtｔps://m.ｈetubｏok.cｏm.ｃom。

毛澤東還訪問了成都平原的一些合作社。當時合作社規模尚小，正是在這裡，毛澤東號召農民並社。後來，這些合併後的大社稱作「人民公社」。這年夏天，全中國農村都「人民公社化」了。每個「人民公社」有兩千至兩萬戶人家。運動的先鋒之一是毛澤東樹為樣板的河北省徐水縣。當地幹部迫切地想證明他們不會辜負毛澤東的厚望，於是宣稱他們要把糧食產量提高十倍。毛澤東十分開心，笑著說：「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國家並不需要這麼多，但農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毛澤東陶醉了，沉浸在中國農民歷來的夢想——填飽肚子中。聽毛這麼一說，當地農民為了讓偉大領袖更開心，就聲稱他們的馬鈴薯可畝產一百萬斤，小麥畝產叫二萬斤，白菜一棵重五百斤。

共產黨掌權後，許多地主家庭出身的幹部把他們的父母接到機關大院同住。饑荒嚴重時，共產黨下令把這些老人送回農村與當地農民一起挨餓，共產黨幹部不准利用權力照顧他們的「階級敵人」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祖父母不得不離開成都，後來皆死於飢餓。

另外一位中央高級領導也來過成都——朱德元帥，由毛澤東的一位秘書陪同。朱德是四川人，曾是紅軍的總司令和共產黨取得勝利的主要軍事功臣。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就逐漸引退。此行他訪問了成都附近幾個人民公社。當他沿著錦江巖邊散步時，沿岸的涼亭、竹林及垂柳環抱的茶館激發了他的詩興，朱德順口吟道：「天府之國真正好。」毛澤東的秘書補充了下句，「可惜共產風刮糟了！」當時我母親在旁跟隨，她心裡暗暗說，「我完全同意！」

人民公社辦食堂也是軍事化的一種，毛澤東在那時完全迷上了它，輕描淡寫地把共產主義定義為「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食堂本身並不從事生產，這一點毛澤東並不在意。一九五八年，不成文的規定要農民不得在家中做飯，大家都得到公社食堂進餐。廚房用具如鐵鍋之類，都砸了拿去煉鋼。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錢也被廢除了，每個人現在由公社和國家來照料了。農民每天工作後，整隊進食堂，大吃大喝，吃夠為止。而從前即使是在收成最好的年分、最富裕的地區，農民都不敢敞開肚子吃。現在，他們消費加上浪費，很快就吃光了整個農村的儲糧。當然他們也整隊到田裡幹活，但做多做少無關緊要，因為產品都是國家的，完全與農民自己的生活無關。毛澤東給人的印象是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快到了，所謂「共產」，對農民來說意味著做不做事，都能分到一份。由於喪失工作的動機，大家只是到田裡打個轉，或睡個好覺。

即使是這種不可能的數字也遠達不到要求。這不幸的人還是挨打了，結果是，有的人忍受不了折磨而不得不把數字提高到「一萬斤」；有的則因拒絕亂說而被活活打死；還有的則在沒來得及提高到令其滿意的數字前就已被吊死了。

一九八九年，一位曾在專門救濟饑荒的部門工作過的幹部告訴我，他相信四川餓死的人有七百萬，這佔了「天府之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全國餓死人數呢？一般的估計是三千萬人。

官方對饑荒的解釋之一是：赫魯雪夫突然逼中國償還朝鮮戰爭中為幫助北朝鮮而欠下的債。因為好些中國人都記得從前被債主無情逼討的苦日子，這麼一說，他們怨恨的目標就轉向蘇聯。就這樣，毛澤東找了個外部敵人，引開了人民的注意。

我記得有一次和同學去醫院看望一位老師，她的手臂被熔鐵燙傷。身著白大褂的醫生和護士們都神情激動地在醫院院子和病房過道裡跑來跑去，原來這醫院院子正中就立著一座煉爐。他們必須不停地把木材、煤炭送進去。有的醫生一下手術台就跑去煉鋼，整夜醫院裡熱鬧異常。

我父親已從李省長處聽到了一些廬山會議的爭論。在他參加的「考試」會上，他對彭德懷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評論。回家後，他做了一件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暗示我母親這是一個「引蛇出洞」的圈套。我母親非常感動，這是第一次他把她的利益放在黨規之上。

歷來中國士大夫對皇帝失望時，常常隱居到深山田園中去釣魚。釣魚代表回歸自然，不問政治，是不滿現狀、消極不合作的象徵。我父親很少釣到魚，他曾寫過一首詩，「我自垂釣不為魚，我得魚趣不貪釣。」他的釣魚夥伴——宣傳部另一位副部長總把自己釣到的魚給他。這是因為在一九六一年饑荒中，我母親又懷孕了。傳統上認為魚是胎兒頭腦和頭髮發育的基本營養。她當時並不想要孩子，她和我父親都靠工資生活，政府已不再為他們提供奶媽和保姆。由於有四個孩子，姥姥和父親家庭一部分人要供養，他們沒有多少餘錢。我父親工資的一部分總是用來買書，特別是厚重的古文書籍，有的一套就值兩個月工資。偶爾我母親向他抱怨，別的領導有的對出版社說一句「工作需要」，就能免費拿書。我父親卻堅持自己買。

另一個官方公佈的原因是：史無前例的自然災害。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每年總有一些地區發生自然災害造成糧食短缺。當時全國的氣象全盤消息只有最高層領導才知道。事實上，由於人口難以流動，很少有人知道鄰近地區發生了什麼，甚至隔個山坡就像隔了千山萬水。許多人對官方宣傳信以為真，至今仍以為饑荒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我雖然不瞭解全局但是我曾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一些談過話，極少有人說他們那個地區在那幾年發生嚴重天災，不過，卻都提到餓死人的事。

這樣荒謬的情景不僅反映了毛澤東對經濟的無知，也反映了他耽於空想而不顧現實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一位詩人身上，也許是有趣的。而在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政治領袖身上，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毛澤東的傲睨萬物還包含了他根本上對人命的輕視。幾年前，他對芬蘭大使說：「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炸毀了，對於大陽系來說，還算是一件大事，但對整個宇宙來說，卻算不了什麼。」

李省長告訴我父親他不會代轉這封信的。他說信裡所說的事一點兒也不新鮮，他說：「黨瞭解一切，要相信黨。」毛澤東曾說：無論如何絕不能給群眾潑冷水。大躍進已改變了中國人被動的心理，中國人不再前怕狼後怕虎，而是敢想敢做。

一九五八年欠收已預示了ｗww.ｈetｕbｏoｋ.ｃom•ｃｏm食物將會嚴重短缺，但官方統計卻顯示農產量呈倍數增長。官方宣佈，一九五八年全國小麥產量領先於美國。《人民日報》開始討論這樣的議題：糧食太多了怎麼辦？

水腫病人大部分是農民，他們沒有糧食配給。農村的饑荒情況最嚴重，因為政府的政策是有糧先給城市，公社幹部不得不強制農民交出最後的存糧。在許多地區，藏糧的農民不是被捕，就是一陣吊打。不願從飢餓的農民手中奪走糧食的幹部被撤職，或受到肉體折磨。結果是種糧的農民餓死了幾千萬人。

這一切發生時，我一直生活在省委大院的高牆內，我沒有直接遭遇過悲劇，外界只是一些隱約的牆外音。正是在這樣的世界裡，我開始了我的少年時代。

大躍進和駭人聽聞的饑荒情形深深震撼了我父母，雖然他們不大瞭解全局，但他們並不相信「自然災害」一說。他們心中有強烈的內疚感，因為他們是在宣傳部門工作，正好處於虛報假消息的中心。我父親為了平息良心上的不安，避開不誠實的日常工作，自願去人民公社解決饑荒問題，這意味著要和農民待在一起挨餓。這樣做符合毛澤東的指示：與群眾同甘共苦。只是他的下屬很不滿意，因為他們不得不跟隨他到農村去挨餓。

當這次演講傳達到我母親這層幹部時，劉少奇插|進來的話已被刪去了。當傳達到普通幹部、老百姓時，甚至連毛澤東說的「七分三災，三分人禍」也沒有了。隱瞞事實真相確實有助於穩住人民的情緒，老百姓沒有起來反對共產黨。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前幾年反黨的人不是被殺就是嚇得不敢動彈。另一部分原因則是老百姓不清楚共產黨是否應對大饑荒負責。共產黨幹部沒有貪污腐敗、囤積居奇。他們也在挨餓，僅僅比普通民眾好一些。甚至有的農村黨員自己先挨餓，首先餓死。這次饑荒從死亡人數來看，比國民黨治下所餓死的人要多得多，但看起來大不一樣：在國民黨時代，有人餓死，有人卻驕奢淫逸。

那時，我經常到醫院去治牙。在那兒，我看到一群群腿腫得透明發亮，圓得像大水桶的病人，被人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此時已人滿為患。當我問牙科醫生他們怎麼會變成這樣時，她歎了口氣，簡單地說：「水腫。」我問她是什麼意思，她只含糊地咕噥了幾句，我似懂非懂地想到這和食物有關。

我沒意識到週遭正有一場大饑荒發生。一天，我走在上學的路上，邊吃著一塊小饅頭，一個人衝過來，一把從我手上搶走，待我回過神來，只見一個非常瘦小的黑背影，赤著腳飛快地跑進一條泥濘的小巷消失了。當我告訴父親這件事時，他眼裡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摸著我的頭說：「你很幸運，別人家的小孩子都在挨餓。」

「四百斤？打！」

我八歲那年的一天晚上，一位瘦小、滿臉皺紋的婦女來到我家。她形容枯槁，似乎一陣風就能把她吹倒，她是我家保姆的母親。她一進門就趴在我母親面前磕起頭來，稱我母親是她女兒的「救命恩人」，說：「如果不是你，我女兒也活不成了……」我當時不明白這話的含意，後來才知道她是來報信，說她丈夫和小兒子都餓死了。一個月後，我家保姆收到一封信，信說她母親從我家回去後不久也餓死了。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家保姆哀哀欲絕的痛哭情形，她靠著門前台階的柱頭，用手絹捂著嘴，身體不停地抽動著。我姥姥盤著腿坐在床上，也在哭。我藏在姥姥的蚊帳外面的一個角落裡，聽見姥姥自言自語地說：「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就是這麼多人都餓死了……」幾年以後，我聽說我家保姆的哥哥和嫂子也餓死了，因為地主家庭在飢餓的人民公社裡常常是排在最後面分糧。

一時我父親因事暫時離開了，留下這兩人和另一位官員——鄧的兄弟閒談。他回來時，正好聽到賀龍元帥對鄧的兄弟說：「令兄才是正統。」他們看見我父親進來，就停止了談話。

卡車常常開到我們居住的省委大院，載咧著嘴笑的農民來匯報他們創造的奇蹟。一次，車上是一根黃瓜，足有卡車那麼長，又一次，兩個孩子抬著一個大番茄，好像重得抬不動；還有一次，一頭紙糊的大豬差點沒擠破破卡車，農民們說他們真的養了這麼大的豬，當時年幼的我也信以為真。或許是我被週遭的大人弄糊塗了，他們表現得好像是真有這回事。人們學著蔑視理性，大家一起演戲。結果全國上下交相欺瞞，言語脫離了現實，不負責任，也反映不出人們的真正想法。說謊說得心安理得，因為話說了就算了，沒人認真。

在我入學前不久，我家搬進一個特殊大院，這裡是四川省權力的中心，由幾條街打通組成，一牆高牆與外部世界隔開，住宅、辦公樓應有盡有。進大門斜對著的是二次大戰時期的美國軍人俱樂部，海明威曾於一九四一年在這裡住過。俱樂部建築是中國傳統風格，有深紅色的大圓柱玫黃色的穹形瓦鋪成的大屋頂，簷角翹上藍天，這座樓現在是四川省委辦公廳。

李省長還告訴我父親，在省內領導階層中，他已被冠上「反對派」的危險綽號，只因為他對黨絕對忠誠、嚴守紀律，才平安無事。省長說：「好在你只對黨說出了心中疑問，沒有在群眾裡說。」他警告我父親，如果一意孤行硬要上書，他就會惹上嚴重的麻煩，他的家人和其他人也會受到牽連。這裡的「其他人」明顯指的是李省長本人。我父親不再堅持了，他一半覺得省長的話有道理，而且代價委實也太高了，這段時期他已開始學習做些妥協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家在四川和東北的幾位親戚死於這場饑荒。其中一個是我父親的傻兄弟。我祖母於一九五八年謝世，他不聽家人的勸，不懂要慢慢吃配給的糧，結果一個月的糧在幾天之內就被他吃得精光，於是很快就餓死了。我姥姥的妹妹玉蘭和她丈夫效石也在這場大饑荒中去世。由於效石原是國民黨特務，他家被送到東北北部偏遠地區的農村。糧食一少，公社就根據他們的不成文規定，給「階級亂人」效石全家最後分糧。結果他們夫婦兩人把食物讓給孩子吃，自己送命，孩子們倖免於難。我姥姥兄弟玉林的岳父也是餓死的，死前，他把枕芯和編結大蒜串的草帶都吃了。

反對呼聲持續高漲，以致共產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在廬山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寫了一hetubook.com.com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的做法，提出經濟建設的辦法要實際。這封信事實上已寫得十分婉轉了，還照例加上樂觀的結論：四年內趕上英國。儘管彭德懷是毛澤東最親密的老戰友，毛仍聽不進人家對他的批評，特別是當時他處於被動地位，因為他已意識到自己錯了。他以一種滿受委曲的姿態稱彭的信「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他把會議拖長了一個多月，猛烈譴責彭德懷元帥。彭和幾個公開支持他的人被定為反黨集團，每個人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被罷了國防部長之職，被軟禁起來，後來被送到四川，安排了一個有職無權的官職。

在母親的「考試」會上，她很驚訝地發現其他許多人似乎都已聽到風聲。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都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顛倒是非」。其他人看上去像失掉了說話能力，吞吞吐吐半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有個男人則勉強地說：「處在我的立場上，很難說同意還是不同意，因為我不知道彭元帥舉的證據是否真實。如果是真的，我支持他。當然，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支持。」

一九六二年初，毛澤東在一次有七千名幹部參加的會議上說，饑荒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當時劉少奇卻突然冒出一句：「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父親聽到後對我母親說：「恐怕少奇同志要倒大楣了。」

一九五八年初，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國後不久，來到成都，待了近一個月。他此刻滿心都是這個念頭：中國什麼都能辦到，特別是從俄國人手裡接過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就在成都，他構思出「大躍進」草圖。成都市為他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但參加的人並不知道毛就在這裡，他避開了人們的視線。遊行隊伍裡有一條標語是：「巧婦能為無米炊」。修辭學上的誇張變成了實際要求，不可能的幻想被人認為可以實現。

有一幅四處張貼的漫畫描繪一個老鼠模樣的科學家翹著二郎腿喝茶，一邊嘲笑身邊煉爐前的煉鋼工人說：「你們這種爐子只能用來燒水給我沏茶。」那位高大的工人此時打開巨大的爐門，流出滾燙熔鐵，反駁道：「你能喝下多少？！」大多數人看到不合理的現象已不敢說真話，特別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剛過去後。即使有人敢直言，也馬上被批判，撤職降級，他們的家庭也跟著受歧視，孩子們的前途暗淡。

但情況畢竟開始好轉。務實主義者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說了那句著名的話：「不管白貓黑貓，捉得住老鼠就是好貓。」大煉鋼鐵停了，瘋狂的經濟指標取消了，一些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也開始推行。農村公共食堂廢除了。農民的收入現在與他們的勞動有關了。被人民公社充公的私人財產還給了農民，包括小型農具和家畜，農民有了一小塊自留地。在一些地區還實行土地分租，在工業和商業方面，官方認可了市場經濟的一些方面，結果短短兩三年內，經濟又繁榮起來了。

一九五八年底大躍進的最高潮時，一場大規模的建築工程開始了：首都十大建築，將在十個月內完工，也就是在建國十週年紀念日——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前。

我最小的弟弟小方出生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他是我們兄弟姊妹中唯一由我母親餵奶的孩子。在他出生前，我母親曾想把他送給別人，但當他出世後，她就和他難捨難分了。小方成了母親的寵兒，我們大家也很喜歡和他玩，拿他當大玩具。他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我母親相信這是他成人後為人輕鬆自如、充滿自信的緣故。我父親總是圍著他轉，對其他孩子都沒有這樣過。小方能玩玩具時，我父親每周六帶他到百貨商店買一件新玩具。小方一哭，我父親就好像天塌下來一般。

事後我父親一直緊張萬分。他知道自己是無意中聽到了高層統治階級內部不滿的心聲。看來他是凶多吉少了。幸而，什麼事也沒發生，大約過了十年後他告訴我這件事時，他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生活在恐懼中，「這種造反的話，就算只是聽聽也會犯殺頭之罪！」

一九六〇年的某一天，宜賓俊英娘娘鄰居的三歲小女兒突然失蹤了。幾天後，這鄰居偶然看到一個小女孩在街上玩，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兒的。她上前細看，發現那衣服確實是她女兒的，就立刻報告了警察。經過調查。發現小女孩的父母是賣燒臘肉的，他倆誘拐並殺了不少孩子，當作兔肉高價出售。這對夫婦後來被處死，案情秘而不宣，但大家都知道那時常有小孩被殺的事發生。

十大建築之一是人民大會堂，天安門西側的一幢蘇維埃式立柱大廈。它的大理石正面長達四分之一哩，懸掛著水晶吊燈的主宴會廳可容納幾千人，這裡是召開重要會議和領導人接見外賓的地方。所有的廳堂都很堂皇，以各省名字命名。我父親負責裝飾四川廳的工作，完成後，他邀請和四川有關係的中央領導來檢查。四川人鄧小平來了，賀龍元帥也來了。賀龍是著名的羅賓漢式人物，創建紅軍的開國元勳之一，也是鄧小平親密的朋友。

院內有個很大的停車場，司機們閒坐著等待調遣。現在這裡也豎起了一個巨大的煉鐵爐。夜晚火光沖天，嘈雜的人聲在距它三百米外的我的住房裡都可以聽到。我們家的炒菜鍋和所有其他廚房內的鐵家當都被扔進了這個爐子。這並不影響我們吃飯，我們不需要它們了。不成文的規定不允許各家自己做飯，大家都必須到食堂搭伙，但是這煉爐總也填不滿。我父親柔軟而舒適的鋼彈簧床被送了進去，附近街道的鐵欄杆也送了進去。我的好幾個月沒見到父母了，他們經常不回家，以確保他們各自所管的火爐溫度不會降下來。

大多數農民的生活都局限在自己的村子裡，難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們把饑荒責任歸咎於向他們下達災難性命令的基層幹部，當時廣泛流傳的話是「共產黨幹部上級好，下級胡亂搞」。

隨著經濟管理的鬆動，政治也放鬆一些了。許多地方被摘掉「階級敵人」的帽子，以前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人也平了反。這些人中有一九五五年的「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有一九五九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因為我母親在一九五九年曾遭批評為「右傾」，在一九六二年時，為了補償她，就把她的級別從十七級提到十六級。文學和藝術方面也有了相對的自收，氣氛較為鬆弛了。我的父親和其他許和圖書多人一樣。認為這個政權還能夠吸取教訓改正錯誤，而且能把中國搞好，這使他們又恢復了信心。

在許多地區，拒絕吹牛說謊的人最後也被打出「產量大增」來。在宜賓，一些生產隊領導被倒叫在村裡的廣場上，被這樣逼問：「你們生產隊每畝生產多少斤小麥？」

我家的保姆這時也懷孕了。她和我父親以前的一位勤務員結了婚，此時他在一家工廠工作。我姥姥動用購物券買的雞蛋、黃豆，並燒好多父親同事釣的魚，分給兩個孕婦吃。我們的保姆一九六一年底生了個男孩，離開我家搬去工廠與丈夫同住。在她還沒走時，每天都是她去食堂端回飯菜。一天，我父親遠遠看到她在從食堂回來的小路上走，一邊用手拈飯盒裡的肉往嘴裡塞，一邊飛快的嚼著。我父親怕她看見自己受窘，趕快轉身從另一條路躲著她走開了。他也沒告訴任何人，直到許多年之後，才告訴我。父親講這段事的原因是說明我們的保姆餓得多麼厲害，他年輕時代讓中國人不再挨餓的夢想，竟遠未實現。保姆離開我家後，由於缺糧，我家就僱不起人了。願當保姆的人都來自農村，在城裡沒有口糧。就這樣，我姥姥和俊英娘娘只好照看我們五個孩子。

但是我父親和宣傳部門的仍收集了一大堆的意見，上報給中央。當時在人民和幹部中瀰漫了不滿的情緒。事實上，大躍進使領導階層發生了分裂，這是共產黨掌權十年以來所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從國家主席位置上退了下來，劉少奇代之。劉少奇擢升為中國第二號人物，但他的威望還不及毛澤東，毛仍保留共產黨主席這個最關鍵的位子。

四川省負責人開完廬山會議後，帶著印有彭德懷在廬山發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發到十七級以上幹部，要他們對彭的觀點表態。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六歲了，開始上小學。從家到學校約要步行二十分鐘，沿途多是泥土、石塊鋪成的僻靜小巷。每天，在上學、放學途中，我總用雙眼緊盯著每一寸路面，搜尋被踩進石縫、泥土裡的破釘子、銹螺絲釘。所有能送進火爐去的破銅爛鐵都是我的目標。當時六歲的我正在為席捲全國的大煉鋼鐵出力呢！我得和同學們比賽，看誰揀的廢鐵最多。到處都有大喇叭傳出震耳欲聾、日夜不停的宣傳口號和振奮人心的革命歌曲，紅旗四處飄揚。報紙通牌標題、塗在牆上的大標語都在吶喊：「大躍進萬歲！」「全民動手，大煉鋼鐵！」儘管我不完全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毛主席要全國老老少少煉很多很多的鋼鐵。在我的學校裡，坩鍋代替了我們燒飯的鐵鍋放在廚房改裝了的大爐子上。鐵鍋已被砸得稀爛，與我們收集到的廢鐵一起，倒進裡面。爐子晝夜熊熊冒火，直到倒塌為止。我們的教師一天二十四輪流把木塊、煤炭塞進爐中，有的則用大勺子在坩鍋裡攪動。許多課程都停下來了，因為老師們得全力以赴對付大坩鍋。高年級的學生也統統參加了，我們低年級的被組織起來掃打教師的住宅，照看他們的孩子。

我父母還有特別的購買券，我常和姥姥用它們到大院之外的專門商店去買食物。我母親的購買券是藍色的，她每月有權買五枚雞蛋、一兩黃豆和二兩糖。我父親的購買券是黃色的，因為他的級別較高，他可以買兩倍於我母親的配給。我們把兩個食堂和其他門道拿回來的食物混在一起吃。大人總是讓著孩子，所以我沒有挨餓，但大人們都半饑半飽。我姥姥得了輕度水腫，她在家裡養了小球藻，我知道大人總吃它，雖然他們不告訴我為什麼要吃這種泡在尿裡的東西。有一次，我好奇的嘗了一點，馬上覺得噁心，吐了出來，再也不碰它了。

在成都，每個成年人每月的食物配給減少到大米十七斤，食用油二兩，要是有肉賣的話，也只能分到二兩。這是當時所能得到的全部，其他食物幾乎沒有供給，連捲心菜也極為罕見。許多人患了水腫——一種由於極度缺乏營養而造成皮下積水的疾病。病人變黃、腿腫得像水桶。最流行的醫治方法是吃小球藻，據說它所含的蛋白質多。小球藻以人尿為養料。所以人們不再去廁所，而把尿撒在便盆裡，往裡面種下小球藻種籽，幾天後就會長出像綠色魚卵一樣的東西，然後用勺子把它們搯出，沖洗乾淨，混著大米一起煮。大家都吃得噁心，又不能不吃，因為它確實能減輕水腫。

他愛上了釣魚。流經醫院有條小河叫玉溪，河畔是彎彎垂柳，柔軟纖長的枝條低垂，輕拂著潺潺流淌的溪水。雲彩倒映在水中，一會凝聚在一起，一會又散開。我常坐在傾斜的岸坡上，注視著水中雲彩，看我父親釣魚。空氣中有股大糞味，我背後那塊地，曾是醫院的花壇，現在改為菜田了，以補充職工和病人一點額外的營養。現在，我一閉上眼睛，仍能看見毛毛蟲在一個勁地蠶食捲心菜葉，弟弟捉它們給父親作魚餌。蔬菜都長成一副可憐相，醫生護士們顯然對種田是外行。

那時絕育、流產甚至避孕都很困難。共產黨在一九五四年曾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我母親負責她所在地區的這項工作。就在那時，她懷小黑到了後期，挺個大肚子，經常幽默地在會議上自我批評說：「我是個犯了錯誤的人。」但是不久毛澤東轉而反對計劃生育，他要一個人口眾多的強大中國。他說，如果美國對中國投原子彈，中國人只需再生產，就可以重新成為大國。他也像傳統中國農民一樣，認為「多子多福」。一九五七年，他親自把一位北京大學著名的提倡計劃生育的教授馬寅初劃為右派，此後計劃生育就無人敢提了。

然後，再問：「每畝多少斤小麥？」

社會變成了個大軍團。毛澤東在建立人民公社時，就說過其主要的好處是「便於領導」。農民被組織起來，不再是分散的個體了，由最高領袖指揮他們耕作土地。毛澤東把農業簡化成八個字，「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中央委員會發佈了兩紙文件，指示全國的農民應該怎樣改進地力，如何使用肥料，密植農作物。這些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指示必須嚴格照辦，結果農民們得一次又一次地按指示重種他們的莊稼。

打人、吊人的基層幹部和農民自己往往也不相信這類荒唐的牛皮，但因害怕挨打而去逼別人。他們覺得反正是執行黨的命令，只要閉上眼睛跟著毛澤東就可平安無事了。人們的責任感和人格被扭曲、被摧毀。甚至連醫務界也跟著吹牛，誇口「治癒癌症放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