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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躍進時我們停課煉鋼外，學校的課程和西方學校差不多。沒有政治課，但有必修的體育課：跑步、跳高、跳遠，還做體操、游泳。我們每人都得參加一項校外體育運動，我選了網球。訓練的目的是培養、選擇職業運動員。起初我父親反對我參加，但我的網球教練——一位漂亮的年輕姑娘，穿著短短的運動褲去找我父親談。她衝著他迷人地笑著，告訴他網球這項最雅致的運動在中國尚未廣泛推展，他的女兒應該「樹立榜樣」。我父親管四川省的體育，不得不同意。

在泡桐樹小學建立之前，成都有一所為高級軍官子女開辦的寄宿小學。一些政府高官也把孩子送進去。這所學校有個「比吃比穿比爸爸」的聲名，在這裡常常可以聽到：「我爸爸是師長，你爸爸才是個團長！」一到周末，學校門外小汽車排長龍。保姆、警衛、司機等著接孩子回家。許多人認為這種風氣對孩子有害，我父母對這所學校更是反感。

我幫京明做過幾次實驗。有一次，我們做了一個以自來水為動力，可以把粉筆打碎的粉碎機模型。當然這是京明動腦又動手的，我只有三分鐘熱度。京明和我同讀實驗小學。達力先生也教他的班級，他為京明打開了科學世界的大門，京明一直很感謝他。

父親常對我們說，「我覺得你們的母親用『自由放牧』的方式來培養你們，實在是好。」父母讓我們自在生長，任我們保有自己的天空。

每天我上學、放學的路上，都要經過槐樹夾道的平安橋街街頭，可以看到教堂的側面。在我看來，最富異國情調的是它的立柱，白色大理石質地，古希臘風格。中國的柱子多是塗漆的木頭。我很渴望進去看看，曾要求那位女同學帶我去她家玩，但她說她父親不准地帶任何人來家裡。她的拒絕更增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這次當她主動邀我去教堂花園採花時，我就追不及待地跟她去了。

大院內有十三幢公寓四幢分給各部部長，其他分給處長。我們的公寓佔了整整一層，而處長們是兩家分享一層。我們的房間比他們寬敞，我們有防蚊紗窗，他們沒有。我們有兩間浴室，他們只有一間。我們一星期有三天熱水供應，他們沒有。我們有電話。這在當時極少，他們沒有。下層幹部住在街對面一個小點兒的院子裡房間設施又差一截。幾位省委書記在省委大院裡擁有獨立的院落，兩道院門晝夜有持槍衛兵守衛。只有特別授權的人才允許進出。「書記院」裡每位書記佔一幢兩層小洋樓。第一書記的住宅門前台階上，還有衛兵把守。我就是在這種對等級和特權都習以為常的環境中長大的。

省委大院內的生活自成一個世界，這裡有電工、水管工和其他修理人員，還有商店、理髮店、電影廳和舞廳。當時非常流行跳舞，每逢周末，省委機關不同層次的工作人員有不同的舞會。在從前美軍俱樂部裡舉辦的舞會是為處長以上的幹部開的。它總有一個樂隊，省歌舞團的男女演員們也被請來助興。有些女演員常來我家和我父母聊天，然後帶我在大院裡散步。能和她們走在一起我感到很驕傲，因為演員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人們對他們特別寬容，他們的穿著可以比別人更豐富多彩，甚至可以有風流韻事。我父親按理說是他們的上司，但這些演員不像別人那樣對他畢恭畢敬，反而常跟他開玩笑，叫他「明星舞者」。我父親只是笑笑，看上去很不好意思。舞會跳的是簡單的交際舞，舞伴們有點拘謹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轉來轉去。我父親確實是舞場高手，顯然玩得很開心。我母親不會踩拍子，也就不喜歡跳舞。休息時候，孩子們進入舞池，相互手拉手，在地板上做「滑雪」遊戲。場內的氣氛是熱鬧而歡快的。蒸騰的熱氣，撲鼻的香水，衣著鮮麗的女士和眉飛色舞的「紳士」，形成了一個我夢想的神奇世界。

我父母最關心小孩的兩件事是：學業和品德。無論工作有多忙，他們常檢查我們的家庭作業，也經常和老師聯繫，希望我們在學業上出人頭地。饑荒年後，他們有較多的空閒時間，對我們的學習情況更加關心。晚上他們輪流給我們做課外輔導。

有一次，我父親參加了一個為時三星期的招待全國各省宣傳部部長們旅遊全國的觀光團。在父親整個官宦生涯中，這是他唯一的一次旅遊，這個團一路上備受禮遇，還有一位攝影師隨行幫他們拍照留念，但我父親卻覺得若有所失。到了第三個星期，旅遊團到達上海時，他想家想得不得了，藉故說不舒服，飛回了成都。從此以後，我母親就叫他「老傻瓜」，「你的家飛不了，我也丟不了，就這一星期你都玩不下去？你看你平白失掉了多好的遊覽機會啊！」但我能感覺得到，母親其實是蠻高興我父親會如此想家。

我的新同學大多數是省級機關幹部的孩子，有些和我住在同一個大院裡。除了學校，省委大院就是我的全部世界。ｈttps://ｗwｗ•hｅｔuｂook•ｃoｍ•coｍ花園裡到處是精心培育、修剪的花草樹木，白果樹、棕櫚樹、劍麻、夾竹桃、木蘭花、山茶、玫瑰、木槿，還有兩棵稀有的紫荊樹，奇異地依偎在一起生長，互相連接的樹枝像兩支緊挽的胳膊，儼然是一對難捨難分的情侶。它們還很敏感，如果在其中一棵的樹幹上搔搔，哪怕很輕，兩棵樹就都會一塊抖動起來，樹葉不停地搖晃，我們叫它們「癢癢樹」。午飯後，我常坐在紫籐蘿架下的鼓形石凳上，手肘支在石桌上讀書、下棋。周圍是五彩繽紛的花葉，不遠處一棵棕櫚樹兀立著，高傲地直插天空。我最喜愛的是爬滿棚架的七里香花。開花時節，滿屋生香。我喜歡坐窗前，凝視著它，拚命吸那濃郁的芳香。我們剛搬入省委大院時，住在一幢帶有庭院的樓房內。它是中國傳統式的建築，沒有現代化設備，室內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及瓷浴缸。一九六二年，若干幢擁有這些設施的西式公寓在大院的一個角落建成，我家分到一層。搬入之前，我參觀了這個新奇的世界，冷熱水開關啦，抽水馬桶的水缸啦，裝在牆上嵌了鏡子的壁櫃啦！我都覺得妙不可言。我用手撫摸著浴室牆壁上光亮的白瓷磚，覺得它們是那樣的涼爽宜人。

在我們小放映廳裡，有些片子是「保密」級的。外邊的人，甚至連大禮堂的觀眾也不准看。這些叫作「參考片」，大部分是西方電影的剪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迷你裙和披頭士合唱團。我記得有部片子演的是在一個海濱浴場，有個男人偷窺女人換衣，被那些婦女朝他頭上澆了一桶水。另一部紀錄片演的是抽象派畫家讓猩猩在一張白紙上塗墨作畫，一個男人用屁股彈鋼琴。

我卻不任性，還不滿十歲，大人們都說我懂事。我父母從來沒對我動過一根指頭，也沒罵過我。他們難得的批評也很謹慎客氣，好像我是個成人，自尊心容易受到傷害。他們給了我很多愛，特別是父親。晚飯後，他常常帶我去散步或去他朋友家拜訪。他最親密的朋友都是些老革命，聰明能幹，而且背景上似乎都有什麼「污點」，因此職位都不高。有一位朋友曾是毛澤東的挑戰者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的軍官；另一位是唐寅似的風流才子，他的妻子——也是位黨的官員，總扳著一張冷冰冰的面孔，我父親盡力迴避她。我喜歡這些成人聚會，但更喜歡一個人悄悄待在一邊讀我喜愛的書。學校放假時，我整天都一邊咬著自己的辮梢，一邊讀書。除了文學和一些較簡單的古詩集外，我還喜歡科幻和探險故事。我記得有一本科幻小說描寫一個人在另一座星球上只待了幾天，返回地球時，發現已是二十世紀了。所有事物都變了，人們吃裝在膠囊內的食物，乘氣墊船旅行，用電視通話。我渴望能生活在這些擁有神奇發明的世界裡。

有時父親被小黑惹火了，就打他一頓。但事後父親又後悔了，有機會就摸摸小黑的頭，說自己不該發脾氣。姥姥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和父親吵，父親又會怪她慣壞了小黑，結果他們之間的關係老是緊繃繃的，姥姥因此更疼小黑。

每個星期我們都有考試，成績貼在佈告欄上，我總是名列前茅，使落在後面的同學不大舒服，他們在背後叫我「千金小姐」，有時還惡作劇，把青蛙放到我書桌的抽屜裡，或把我的辮梢繫在座位靠背上面。他們還說我缺乏「集體主義精神」，瞧不起人，我知道我只是喜歡獨自行事。

父親對我們很嚴格，這使他和姥姥、和我們之間不時關係緊張。一九六五年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帕花公主到成都表演芭蕾舞。這對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社會來說是樁極為新鮮的事，我非常想看演出，由於父親的職務關係，他常有新上演節目的招待票，而且通常是貴賓座。他常帶我去，這一次，他因事不能去，但給了我一張票，不過卻要我不得坐在貴賓座上，得找人換到後排。那天晚上，我手裡拿著票站在劇場門口。觀眾們蜂擁而入，拿的全是招待票，座位好壞視職位高低而定。當演出就要開始時，我仍站在門口，不好意思吆喝換票。入場的人漸漸少了，我急得差點哭出來了，心想要是有個不那麼嚴厲的爸爸就好了。正在這時，我看見一位父親部門裡的青年幹部，就鼓足勇氣，從後面拉了拉他的衣角，懇求他換票。他笑了，立刻同意讓我去坐他的後排位子。他一點兒也不覺得意外，我父親對孩子管教嚴格在省委大院是出名的。

每次我被介紹給一位新教師時，人們總是說：「這是張部長和夏部長的女兒。」我母親常騎自行車到學校來檢查工作。一天，天氣突然變冷，她給我送來一件繡花綠燈芯絨外套。校長親自到我班上把衣服交給我，全班同學都盯著我看，令我感到非常難堪。我像其他小孩子一樣，總是不想在團和*圖*書體中顯得太突出，希望能被同齡的人接受。

童年時代，我急著快點長大，常夢想長大後要做什麼。從開始閱讀、寫字起，我就喜歡看儘是文字的大部頭書，而不喜歡小人書。我也很性急，吃水果糖從來沒耐性慢慢吮，總是一進嘴就幾口嚼了，甚至連喉片也咬碎吞了。

縱觀歷史，權貴子弟往往驕橫無禮，令老百姓大為反感。有一次，一位新來的門衛沒認出一個住在大院的女孩，不讓她進來，結果她對他大吼大叫，還用書包打他。有些孩子常粗魯地衝著廚師、司機和其他公務員直呼其名，這樣對長輩是一種大不敬。有一次我目睹一個男孩子把飯菜退回小食堂，指名道姓地說廚師飯菜做得不好吃。那位廚師流露出深受刺傷的眼神，但什麼也沒說，顯然是不想得罪孩子的父親。有些家長對孩子的紈褲作風不以為然，我父親卻非常生氣，「這種幹部怎麼會是共產黨員！」我父母親教我們要懂禮貌、尊重別人，稱服務員「叔叔」、「阿姨」。我們在餐桌上吃完飯後，總把用過的碗筷送回廚房，我父親說這樣做是尊重廚師。這些瑣碎小事使我們贏得大院職工的好感。我們回來遲了，廚師會把飯重新溫熱。花匠給我們花和水果。司機會樂意繞路接送我們——當然是瞞著我父親，因為如果他不在車上，我們不得坐他的車。

我的二弟小黑出生於一九五四年，是姥姥的寵兒，但我父母很少關注他，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他已從姥姥處得到不少愛了。他本能地覺得父母不太喜歡自己，所以總在他們面前畏畏縮縮。這使得我父母很煩。特別是父親，他不能忍受照他看來不直接了當的行為。

我姐姐在她童年時代很任性。不知為什麼，她絕對拒看電影或戲劇，也拒絕旅行。有許多東西她討厭吃。要她喝牛奶、吃牛羊肉，就好像給她灌毒藥似的。我小時候因為跟她學，錯過了許多電影和無數美味佳餚。

夏季晚上，小巷裡居住的男孩子常常沿街叫賣蚊香。他們吆喝著一種特別的調子，「蚊香喲蚊香」以吸引買主。我的夜讀就這樣被這種悲傷的調子所縈繞。由於父親的不斷提醒，我明白能在寬敞、涼爽、有嵌木地板和防蚊紗窗的房間裡看書是一種特權。「不要認為你們比那些賣蚊香的孩子高一等」，他說，「你們不過是運氣好。我們為什麼要搞共產主義？就是為了讓每個人都住進像我們這樣的房子，住進更好的房子。」

父母和姥姥共同營造了一個愛的家庭。我們只看見父母相愛，從沒有見過他們吵架。饑荒年之後，我父母和大多數幹部一樣，不再像五〇年代那樣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了，家庭生活佔據了較重要的位置，也不再被視為對共產黨不忠誠。我父親這時已四十出頭，人也成熟了，變得和我母親更親近。他們有較多的時間在一起，隨著年紀漸長，我看見他們越來越相愛。

年幼的我以為西方是個充滿貧困和悲慘生活的世界，就像《安徒生童話》裡無家可歸的「賣火柴的小女孩」。當我還在幼稚園裡，不想把飯吃完時，老師會教訓我，「想想資本主義世界那些飢餓的孩子們！」上了小學後，老師們想要我們勤奮學習就說：「你們能上學，有書讀，是多麼幸福啊！在資本主義國家，孩子們得出去幹活養家。」只要大人們想要我們接受什麼事，便說西方人想要卻得不到，我們該珍惜我們的好運氣。我不知不覺也就這樣思考問題了。一次，我看見班上有位女孩穿了一件我從未見過的新式粉紅色透明雨衣，就想要是能把我那把陳舊的蠟紙傘換成這種雨衣該有多好！但是轉念一想，又立刻責備自己有「資產階級傾向」。我在日記中寫道，「想想資本主義世界的孩子們吧！他們甚至連傘都沒有一把！」

也就是因為這分勇氣，她被派來主管我們掌校。按地理位置，這所學校應屬成都市西城區，但市政府想讓學校擁有最好的師資，而好教師往往來自「成份不好」的家庭，我們的教導主任的丈夫就是前國民黨軍官，當時還在勞改。通常這類背景的人不可能有好工作，但市政府知道我母親敢對他們委以重任。我父親多多少少是她的靠山，她比西城區的同事更安全。

一九六五年春節，為慰勞教師舉辦了一場特別演出。這次父親帶我去看，但他不讓我和他坐在一起，把我換到最後一排，說我坐在教師前面不合適。結果我幾乎看不見舞台，心裡直氣爸爸。後來我聽老師們讚揚他的周到，教師們看到一些高幹子弟懶散地半躺在前排座位上，感到很刺眼。

我們的現代化公寓在第三層樓上，陽台面朝大院院牆，牆外是泥巴石子路面小巷，對面是一排穿透式木板連簷平房，是成都人的典型住所。這些房子都是泥巴地面，沒有廁所或自來水。房子正面是用直立的木板一塊接一塊拼成的，其中兩塊木板構成了門。前面的房間直通裡面一間，這一間又通到另一間，一連幾間就是一戶人家。房子後門通向另一條街道。由於ｈｅｔｕboｏk.cｏm•ｃｏm房子兩側的牆與鄰居共有，這些房子都沒有窗戶。居民們為了通氣透光，得讓前、後兩面門敞開著。盛夏夜晚，他們坐在狹窄的街沿上讀書、補衣或聊天。從他們坐的位置可以直接仰視我們寓所亮晶晶的玻璃窗和寬綽的陽台。我父親說不要刺|激住在小巷裡的人們，不許我們在陽台上玩。

除了上學，我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時，我和姥姥一塊去百貨公司，但我從來沒有慾望買什麼東西，「消費」對我而言，是個生疏的概念，我父母只在特別日子才給我零花錢。我們的小食堂像飯館，飯菜很好吃。除了饑荒年間，每頓總有七八樣菜可選擇。廚師們是精選來的，不是特級，就是一級（和教師一樣，廚師也分等級）。家裡也總有糖果和水果，除了冰棒之外，我說不出還想買什麼別的吃，一次「六一」兒童節，父母給了我一些零花錢，我一口氣吃了二十六根冰棒。

比我晚一年出世的弟弟京明和我不一樣，從小思想就很獨立。他酷愛自然科學，讀了許多流行的科學雜誌。儘管這類雜誌和其他出版物一樣不可避免會有政治宣傳，但它們也報導了西方科技進步的情形，這些讓京明印象十分深刻。他完全被這些雜誌所介紹的鐳射、氣墊船、直昇機、電子儀器和汽車等圖片所吸引。此外，「參考片」也使他見識到西方科技進步的情形。他開始對學校、新聞媒體和大人所說的話表示懷疑。

我和弟弟、姐姐相處融洽。按傳統，男孩子和女孩子很少在一塊玩，但我們是好朋友，彼此關心，不會忌妒或競爭，也很少吵嘴。我姐姐一看到我哭，自己也會哭起來；聽到別人表揚我，她會很高興。我們之間的良好關係常被人誇讚，別的孩子家長常請教我父母是怎樣教育孩子的。

一九五八年，我母親帶我去「實驗小學」報名。我身穿一件粉紅色燈芯絨外套和綠色法蘭絨褲子，頭髮上扎個粉紅色大蝴蝶結。我們直接走進校長辦公室，校長、教導主任及一位教師正在等我們。她們笑著迎上來，敬稱我母親為「夏部長」，把她當大人物看待。後來我才知道這所學校隸屬我母親管轄。

母親是我們的數學教師，父親輔導我們國文。這些晚上對我們來說是個嚴肅的時刻。我們可以進父親書房去看書，書房裡硬皮精裝書和線裝古書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翻書之前，我們得先洗手。我們讀過大作家魯迅的作品，也讀了唐宋詩詞，有些詩即使是大人也難理解。

一次他訓斥京明。原因是他用公家信箋做紙飛機，我們用家裡的電話得先徵求他同意。由於他的工作包括新聞媒體，公家提供給他多份報紙和期刊。他鼓勵我們看，但不許拿出書房。每到月底，他就把它們拿回部裡上交，因為舊報紙都賣給舊貨收購部門，他不要佔國家一丁點兒便宜。為了幫他檢查報紙是否齊全，我不知花了多少枯燥的星期日。

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放電影。一九六二年，隨著政治氣氛的鬆弛，甚至有些來自香港的片子，大多數是愛情片，使人們一窺外部世界。當然也放映振奮「革命精神」的片子，根據等級，在兩個不同的地點放映：上層人物在一個座位寬大舒適的大廳內，其他人則擁擠在一個大禮堂裡。我曾去過一次，因為大禮堂要放映一部我想看的片子。早在電影開始前座位就全部佔滿了，後來的人得自帶板凳。許多人站著看，後面的人得站在椅子上才看得見。我以前並不知道會是這樣，沒帶凳子，又被擠到後面，什麼也看不見。這時認識的一位廚師，正站在一張能容納兩個人的長凳子上，看見我擠過來，就把我也拉了上去。凳子很窄，我站不穩，人們不斷推來推去，一會兒就把我擠倒了，跌下去時，我的眉角碰到一張凳子的稜角上，傷痕至今還在。

但父親並沒有打京明，甚至沒責備他。他只盯著京明看了一會兒後說，他已經嚇得夠厲害了，應該到外面散散步。京明如釋重負，連蹦帶跳地跑走了。他沒有想到自己能如此輕鬆過關。等他回來後，父親對他說，在沒有大人指導的情況下，不得再做任何實驗。不過父親沒有嚴格約束他，京明很快就又我行我索。

我對西方工人的穿著——沒有補丁的整潔西服感到迷惑不解，這與我腦中所想的資本主義國家「被壓迫人民」的衣不蔽體大不相同。電影結束後我問母親這個問題，她說了一些「相對生活標準」之類的話，我仍不懂，這個問題後來一直留在我腦海裡。

她們之所以安排這次特殊的面試，是因為我只有六歲。按規定，小學只收七歲以上的孩子。而這次甚至連我父親也不在乎打破規定，他和我母親想讓我早點上學。面試時，我流利地背誦了古詩，寫了一手漂亮的漢字。使學校確信我的能力已超過了學齡。後為校長和她的同事們又讓我做標準入學考試，結果也令她們十分滿意，就這樣我破例入了學。我父母為我感到自豪，因為好些他們同事的小孩都被這所學校拒收。

我父母認為只有兒子可以hetubook.com.com打罵，對女兒則不能這樣。我姐姐小鴻只挨過兩次打。一次是在五歲時，她非要在飯前吃糖果不可，飯菜端上桌後，由於嘴裡還在嚼水果糖，她又嚷嚷說吃什麼都沒有味道。父親回頭瞪了她一眼說：「叫你不要吃糖偏不聽。」小鴻一聽覺得挨了罵，哇的一聲就哭了起來，把筷子扔到房間對面。父親一下子火了，隨手給她兩巴掌。她馬上抓起一把雞毛撣子就打父親，他從她手中奪過雞毛撣，小鴻又抓起掃帚。一場混戰後，父親把她鎖進了我們的臥室，嘴裡不停地說：「慣得不成樣子了！真給慣壞了！」我姐姐沒吃成這頓午飯。

越來越靠近教堂時，我心情越來越緊張。到達門口時，心彷彿快跳出了喉嚨。我似乎從沒見過這樣威嚴的大門。我的同學踮著腳扣了扣門上一個金屬環。門邊一扇小門嘎吱一聲開了，昏暗中一個滿臉皺褶、背駝得厲害的老頭出現了，他的樣子簡直和神話故事裡的女巫一樣。我看不清他的臉，但憑想像他有一隻很長的鷹鉤鼻，戴頂尖帽子，就要騎上掃帚騰空而去。我完全沒想到他是個男的，不可能是女巫。我躲開他，趕快邁進大門，躍入眼簾的是一個小巧玲瓏的花園。我由於太緊張，也沒看清花園裡有些什麼，只記得花草儘是鮮艷奪目的色彩，形狀稀奇古怪，還有一眼小噴泉，泉水從假山中涓涓流淌下來。那位女同學拉著我的手，領我沿院子周圍的長廊走。走到遠遠的那一頭時，她打開一扇門，告訴我那兒是神父布道的地方。布道！我曾在一本書裡見過這個詞，說是傳教士利用布道把國家機密洩露給帝國主義間諜。我跨過門檻進入這間很大但光線很暗的廳堂時，更加緊張了，有一陣子什麼也看不見。後來我終於看清大廳那頭有一尊塑像。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耶穌受難像，我走近時，十字架上的那個人似乎懸在半空中，籠罩在我頭上，朝我壓下來。那血淋淋、受刑的姿態和臉上的神情，令我十分恐怖，我轉身跑出大廳，差點在門口和一位身穿黑袍的男子撞了個滿懷。他伸手想扶我，我以為他要抓我，馬上閃身急躲，飛快逃走。身後不知什麼地方有一扇重門嘎吱響了，接下來是死一般地沉寂，只聽見噴泉輕輕的流淌聲。我拉開小門，一路逃到街口，心咚咚亂跳，頭陣陣發昏。

父母也十分注重我們的道德教育，父親想讓我們長大後成為誠實而有人格的公民。對他來說，共產主義革命其實說是道德革命。他給每個兒子各取了個能表達他理想的名字：「直」，正直、誠實，給了京明；「樸」，樸實無華，給小黑；「方」，廉正、不圓滑，給了小方。我父親相信這些都是舊中國缺少的品質，共產黨革命就是要復興這些東西。

我母親在若干年後告訴我達力先生曾是位兒童科幻作家，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因為他寫了一篇關耗子偷食養肥自己的文章，被指控為含沙射影，攻擊共產黨幹部。他不能寫書了，要下放去農村。我母親全力運用關係把他調來實驗小學，當時很少有幹部敢用右派。

我心目中的外國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國人都是黑頭髮黑眼珠，西方人有不同顏色的頭髮、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腦子裡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傳的寫照：亂蓬蓬的紅頭髮、顏色怪異的眼珠，又高又長的鼻子，走起路來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裡倒可口可樂，大腿以一種極不雅觀的姿態扭曲著，還老是怪腔怪調地說：「哈囉！哈囉！」我不知道「哈囉」是什麼意思，以為是句罵人的話，當男孩子們玩「打游擊」遊戲（類似「牛仔打印第安人」）時，敵方一定在鼻子上粘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裡還要不停地說：「哈囉！哈囉！」

父親注意到我性格的這一面，曾稱讚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當我的老師要求我要有「集體主義」精神時，父親卻告訴我，過分「甜如蜜」、「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沒什麼好處。父親的教育，實際上就是給我英文所說的privacy與space。這兩個詞中文沒有完全對應的字，但這不等於中國人沒有這類要求。京明也堅持要有自己的生活，不瞭解他的人以為他孤僻、脾氣古怪。事實上他愛交際，也惹人喜愛。

每個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實驗小學，因為它是成都市及全省最好的「重點」學校。當時進重點學校非常困難，入學嚴格按考試成績，即使是高幹子弟也沒有優先權。

泡桐樹小學並不是特權學校。在和校長及一些教師見了面後，我父母很滿意，覺得他們有信心要樹立良好的德育典範和紀律。更難得的是，每年級只有二十多名學生。而實驗小學僅我的班上就有五十名學生。當然，泡桐樹小學的這種師生比例是方便照顧住在附近的高級官員，我那位不再那麼認真執著的父親為了我的教育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我想這些參考片一定是被選來表明西方有和_圖_書多頹廢。雖然觀眾都是高級幹部，可是就連他們也只能接觸到一丁點西方信息。偶爾有西方電影在一個小電影放映室內放映，這裡是不准孩子進去的。我很好奇，求父母帶我去，他們答應了我一兩次，那段時間我父親已對孩子隨和多了。門口有一名警衛，因為我是和父母一塊，他也就沒有阻攔。電影遠超過我的理解範圍，有一部片子講的是一位美國飛行員在日本投了原子彈以後發了瘋。另一部黑白片有個場面是一位工會領袖在小車內被兩個惡棍毒打，鮮血從他的嘴角淌出來，我嚇壞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逼真的流血暴力行動（學校體罰已被共產黨廢除）。那時候，中國電影都是溫和、傷感或振奮人心的，哪怕是有一點點暴力也只是做做樣子，彷彿京劇裡的武打。

十一二歲時，我就是這麼一個嚴肅的姑娘。我喜歡獨自沉思，想著那些令我困惑的道德問題。兒童樂園、做遊戲早已引不起我的興趣，和別的女孩子在一起說長道短，我也覺得沒意思。儘管我容易接近，也招人喜歡，但是我和別人之間似乎總有一段距離。在中國，人們相互間很容易熟得不分你我，特別是女人們。但我從孩提時代起，就喜歡獨處。

不到十二歲，京明就根據兒童科學書上的圖片，完成了幾項「發明」。其中有一個是他想用來觀察哈雷彗星的望遠鏡和用燈泡的碎玻璃片燒製的顯微鏡。有一天，他想改進一把可連續發射鵝卵石或羅漢果的橡皮筋「槍」。為求逼真的音響效果，他向一位父親是現役軍官的同學討一些子彈殼，以燒製撞擊發聲裝置。這位同學找到一些子彈，拔去彈頭，掏空彈藥，把彈殼給了京明——沒想到雷管還留在裡面。京明用剪碎的牙膏錫管充填到彈殼裡，用火鉗夾著放到廚房的煤爐上烘烤。當時爐上有個水壺，京明把火鉗伸到水壺下面時，突然一聲巨響，壺底炸出一個大洞。大家都跑來看出了什麼事。京明給嚇壞了，倒不是怕爆炸危險，而是怕我父親——父親在我們心目中很嚴厲。

一九六二年，我父親應邀把他的孩子送進一所緊靠省委大院的新學校「泡桐樹小學」，得名於校園裡成蔭的泡桐樹。學校是西城區辦的，這個區一所重點學校也沒有，現在想辦一所。他們從別的學校調來優秀的教師，因為省上大人物的孩子們都送來這裡，所以這所學校馬上以「貴族學校」聞名。

由於美國具有最先進的科技，京明就特別注意這個國家。十一歲那年，一天他興奮地在餐桌上向全家描述美國在鐳射方面的新發展，說著說著向父親表示他很崇拜美國。父親一下子茫然以對，不知說什麼才好，看上去非常憂慮。好一會兒，他才摸著京明的腦袋，對母親說：「我們該怎麼辦呢？這孩子長大了一定是右派！」

我很喜歡我的教師，他們都很優秀，上起課來我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達力的自然科學課教師。他為我們講解把衛星送入軌道的理論（蘇聯人剛剛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登訪其他星球的可能性。在他的課堂上，就連最不守規矩的男孩子也會入迷地粘在座位上。我偶然聽到有同學在背後說他是「右派」，但誰也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影響我們打心眼裡對他的尊敬。

父親的教誨，使我逐漸對自己的特權感到羞愧，每聽到大院裡一些男孩子，站在陽台上模仿窮孩子叫賣蚊香的小調，我都為他們感到羞恥。當我隨父親乘轎車外出，司機按著喇叭穿過擁擠的人群時，我覺得窘得不得了。人們一往車裡窺視，我就往座位底下滑，以避開他們的目光。

所有在大院內工作的成年人進出大門時都需出示證件。我們小孩子沒有證件，但警衛認識我們。如果我們有朋友來玩，就複雜了。他們得填表，然後警衛再打電話到我們家，家裡人得走到前門把人領進去。工作人員不歡迎別的孩子進入省委大院，因為怕吵鬧。這使我們不便帶朋友到家裡來玩。我在實驗小學的四年內，只請過幾次女同學來家玩。

小學三年級時，我們班想用花草裝飾教室。有個同學提議她可以從平安橋街的天主教堂花園裡拿來一些稀奇的花卉，她的父親在那裡做花匠。這個教堂從前曾有個孤兒院，後來關閉了。教堂仍開放著，但在政府控制下。共產黨要天主教徒與梵蒂岡脫離關係，加入「愛國教會組織」。由於共產黨的宣傳，教堂在我心目中是個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我就是在一本描寫外國傳教士的小說中第一次讀到「強|奸」這個字眼的。傳教士還被說成是帝國主義間諜和用孤兒院的嬰兒做醫學實驗的凶殘角色。

一天，我聽到父親告訴母親，他的一位同事對她的恭維話。這位同事的妻子素有美人之稱。「這是我們倆人的好運氣，老婆這樣出色。」他對我父親說，「看看周圍，她們倆是無人可及的。」我父親很是得意，以一種喜不自勝的表情回想當時的情景，「當然，我客氣地笑了笑，心裡可在想，你老婆怎麼可以跟我老婆比？我老婆才更出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