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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常告誡我們腦袋裡不要想自己是什麼高幹子弟，也不要只跟高幹子弟玩，我又少有機會和其他家庭背景的孩子們接觸，家庭背景的重要使得大家相互接近他們都不自然；彼此又缺乏共同經歷，也不投機。就這樣，我的朋友很少。

入學考試有兩門：數學和語文。我的數學得了滿分一百分，語文得了個不尋常的一百三十分。由於我父親常在我們耳邊叮嚀：不該靠父母地位，要靠真本事。因此我聽說上四中靠「階級路線」，覺得十分不服氣，但是我沒有多想，只要是毛主席的話就準錯不了。

就是在這段時期，「高幹子弟」開始形成一個特殊階級。他們具有某種特殊氣質，讓人一望而知「血統高貴」，有來頭，碰不得，不少「高幹子弟」變得比以前更高傲。從毛澤東起，全國上下都擔心這些人的行為。報刊上也時常討論高幹子弟問題，但越是擔心，越討論，就越使他們引人注目，顯出他們與眾不同。

因為她生活在省委大院內，所以沒什麼麻煩，如果姥姥住在尋常街道上，她就會在居委會管轄之下，像其他沒有工作單位的人一樣。居委會負責人主要是些退休者，家庭婦女，有的人喜歡管閒事，耍耍權。我姥姥要是受他們管，可能會遭到指指戳戳的非議。省委大院裡沒有居委會，她只每星期去開一次會。和別家的丈母娘、老太太、保姆在一起，聽讀文件，只此而已。姥姥挺喜歡開這些會，去那裡她可以跟別的女人們聊天，回家時往往眉飛色舞。

花倒是容易對付，但消滅它們一樣難——沒有人願意做。毛澤東早就對養花種草發過幾次異議了，他還選擇了替代物——白菜和棉花。但只有到現在，他的指示才得到實施。不過，老百姓太愛他們的花了，許多花壇還是保留下來。

我天生沒有運動細胞，除了打網球外，對跑跑跳跳總是退避三舍。在以前這不是什麼問題，但現在到處是標語：「鍛煉身體，保衛祖國」。一和政治掛鉤，事情變嚴重了。可惜我壓力越大，運動越糟。下水游泳時，我老想到自己正被入侵的美國兵追趕，逃到一條波濤洶湧的江邊，我不會游泳，所以要麼淹死，要麼被抓住受拷打，結果嚇得我在水裡直抽筋。有一次，我不小心走到深水處，一腳踩不到底就以為自己要死在游泳池裡了。雖然在夏天每個星期都有游泳訓練，我卻從來沒能學會。

當我在一九六四年秋季上中學時，生活中的政治氣氛更濃了。入學的頭一天，我們就被灌輸要感謝毛主席，提倡「階級路線」，我們才能順利入學。毛澤東指責中學、大學偏重資產階級子弟，現在「家庭出身好」的孩子要有入學優先權了，也就是說小孩的雙親，特別是父親要是工人、農民、軍人或幹部。「階級路線」使一個人生在什麼家庭更加重要了。

我一跨入校門就愛上了這裡：古色古香的大門，藍色琉璃瓦大屋頂，精雕細琢的屋簷。門前一級石階，門廊由六根朱紅大木柱支撐。進門是兩排整齊的柏樹，一直通向內院，加強了肅穆的氣氛。這所學校始建於漢景帝來年（公元一百四十一年），由蜀郡太守文翁所建，是中國第一所地方政府開辦的學堂。校園正中是一座宏大堂皇的孔廟，保存得很好，只是目前挪作它用，安裝了十幾張乒乓桌在廟內，由大柱子隔開。孔廟正門前面有一條巨石組成的階梯通往大廣場，使人走向孔廟時會產生一種敬仰的感覺。不遠處是一座兩層教學大樓，把廣場和一條小渠分開，渠上有三座拱型小石橋，石欄杆上雕著獅子和其他動物。小石橋再過去是桃、李、梧桐環繞的美麗花園。孔廟正面石階下有兩個巨大的青銅香爐，不過已不再有青煙冉冉。孔廟前的廣場成了籃球場和排球場，往外去是兩塊草坪。春季午飯後，我們愛在這裡坐著、躺著，懶洋洋地曬太陽。孔廟後面是一片草坪，草坪之外是果園，緊連著佈滿藤蔓、青草和矮樹叢的「後山」。

像這樣的自我檢討是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特殊現象，彷彿這樣做我們的社會就能變得更新、更好。實際上，這是要把中國人訓練得絕對服從毛澤東，完全沒有自己的思想。

一九六四年，省委大院的周末舞會停止了，香港電影消失了，我母親的燙髮變成了短短的直髮，襯衫和外套也色調單一、上下一般粗了。我特別覺得可惜的是她不能穿裙子了，記得不久前的夏天傍晚，我常用竹編兒童車推著小方去大院外等她回家。街道兩邊是法國梧桐，我常靠在斑駁的樹上等母親騎著車出現，我愛看她從自行車上跳下來，藍白棋格裙跟著膝蓋優雅地像一面扇子那樣撩起，如今她只穿大管子似的褲子了。

然而，「家庭出身」的劃分本身並不精確。比如說：一位工人很可能一度是國民黨的僱員；職員又是屬於哪個階級呢？知識分子好像總有點問題，但如果是共產黨員又怎麼辦呢？應該怎麼對待這些人的孩子呢？許多招生幹部決定走一條穩妥的路，把優先權讓給共產黨幹部的孩子，因此我的同班同學有一半以上來自幹部家庭。

擲手榴彈顯然非常重要，可惜我總落在全班最後，木頭手相彈我最多只能投幾碼遠。我心虛地覺得同學們都在懷疑我對美帝國主義戰鬥的決心。果然，在一天政治學習會上，有同學問我為什麼手榴彈老是擲htｔps://wwｗ.hｅｔuｂｏok.ｃｏm.com不遠。眾目睽睽之下，我如坐針氈，覺得這些目光都在說我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躲在操場一角，兩臂平肩抬起，每隻手上各拿兩塊磚頭，這也是從《雷鋒日記》如法炮製來的，雷鋒就是這樣鍛煉臂力成了擲彈能手。幾天辛苦下來，我的手臂又紅又腫，看來真是朽木不可雕，我只好灰心喪氣地放棄了。從此以後，只要一拿手榴彈，我的兩手就不聽使喚地抖。

入四中後，有兩位老師專門來家拜訪，問我父母要我學哪種外語，英語還是俄語，我父母選擇了英語。當問到我第一學期要學物理還是化學時，我父母說讓老師決定好了。

鄉村看上去十分繁榮，我們停車吃飯的集市，農民摩肩接踵，身著新衣，面帶喜色，交談聲，叫賣聲、貨擔叮噹聲響成一片。年紀大的男人頭上纏著一條嶄新的白布，腰間圍著深藍色的圍裙。黃澄澄的油淋鴨在人頭攢動的飯館廚窗內鮮亮奪目，街道兩邊各種臨時搭起的小攤上傳出陣陣誘人的香味。我們的車按著喇叭擠過熙來攘往的集市開往縣府，縣府位於一處深宅大院，兩尊石獅蹲伏在大門兩邊。我父親在一九六一年大饑荒時曾在這裡住過，四年後的今天，當地官員想向他誇示他們的生活有了多大的改善。他們陪我們去一家飯館，之前已事先訂好了廂房。飯館裡人擠人，個個盯著我們看，看「縣老爺」畢恭畢敬陪著「大人」。我瞥了一眼他們的餐桌，上面滿是新奇的東西。除了省委小食堂的菜單外，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菜，面對滿桌美味，真的有點應接不暇。我特別喜歡那些新穎的名字，「珍珠丸子」、「三大炮」、「獅子頭」。飯後飯館經理送我們出餐廳，又引來一陣側目。往莊園的路上，我們的小車超過了一輛無蓬卡車。那輛車上有我的一些同學，他們顯然也是去地主莊園上「階級教育課」。一位老師站在卡車上，看見了我，對我微笑。我覺得很不好意思：自己坐的是轎車，而同學和老師卻迎著初春寒風在卡車上顛簸。我於是縮到座位下去了。父親抱著小弟弟坐前座，他也認出了我老師，微笑著打招呼，接著轉身想告訴我，卻發現我不見了。他高興地笑了，認為我對特權感到羞愧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

只有一位成年人曾對我說過「離經叛道」的話，這人就是鄧小平的繼母。她有時會住在女兒那裡，她女兒在四川省委工作，是我們家的鄰居。鄧奶奶很喜歡小孩子，我總在她家進進出出。每當我和朋友從食堂偷來泡菜，或從大院的花園裡採來南瓜花或野菜時，我們就帶著這些收穫到她家，因為帶回家會挨罵的。她總替我們洗乾淨炒熟，我們吃得津津有味。特別是這些東西都是偷來的。鄧奶奶當時已快滿七十歲了，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她小腳，性情溫和，有張堅強的面孔，平常老穿著一件灰色布褂，腳上的黑布鞋是自己做的。她對我們很親切，完全沒有長者的架子，和她在一起十分輕鬆自在，我喜歡坐在她的廚房裡和她閒聊。十三歲那年，在一次揪心揪肺的「訴苦會」後，我跑去看她，心裡對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過的所有人充滿同情。我問她：「鄧奶奶，你在黑暗的舊中國。一定受過許多苦吧？！那些士兵一定搶過你的東西！那些吸血鬼地主是怎麼剝削你的？」「嗯——」她回答說：「他們並沒有常常搶東西，也不儘是壞人……」她的話彷彿一顆炸彈，驚得我目瞪口呆，以後從不敢對人提起。

老工人、老農民也被請來作報告，告訴我們他們小時候如何挨餓，在寒冬臘月沒有鞋穿，他們的小兄弟如何在小小年紀就餓死了。他們一再反覆地說多麼感謝毛主席救了他們的性命，讓他們吃飽穿暖。有一次還來了位涼山彝族奴隸，他說那個地區一直到五〇年代後期才取消奴隸制度。他邊說邊撩起衣服讓我們看以前主子毒打他留下的疤痕。每當作報告的人繪聲繪色地描述他們的苦日子時，坐得滿滿的禮堂內總是一片啜泣聲，我總想：國民黨怎麼這樣壞呀！毛主席實在太偉大了，我要一輩子忠於你。

我們大家都很恨這個懶人和他骯髒的自行車。他該是階級敵人吧！但我們知道他不是。他在一家機械廠工作，是工人階級，革命的領導階級。我感到迷惑不解了。

我常常做的一件「好事」是在放學後幫人推板板車（手拉車）。這些板板車經常滿載水泥包、石塊或電纜桿，沉重得可怕。拉車人每邁一步都像使盡了渾身力量，甚至在嚴冬時，也見他們光著膀子，汗流浹背地吃力工作。上坡就更艱難了，每次看到他們拚命地拖著車子時，我總感到揪心地難過。自從掀起學雷鋒的運動後，一放學，我就站在斜坡下等待，遇到板板車經過時，我就從後面使盡全力幫著推。拉車人總會稍稍偏過頭來給我一個感激的微笑。當然他不能停下來，一停下來就拉不動了。

一九六四年後，一些地主莊園被闢作「階級教育展覽館」，展示以前的地主如何剝削農民的血汗，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一九六五年春節，父親帶我們去參觀川西平原著名地主劉文彩的莊園，坐車約兩個半小時。雖然說是去受階級教育，實際上是藉機踏青，我們幾乎從來沒有機會全家出城到鄉下去玩。

我要軍事味的名字是因為毛澤東號召全國學解放軍。林彪和*圖*書於一九五九年接替彭德懷元帥當國防部長後，解放軍成為崇拜毛澤東的開路先鋒。毛澤東也想使整個中國軍事化，他在不久前還寫了一首詩，要女人「不愛紅裝愛武裝」。我們得知美國人正在等待時機入侵中國，恢復國民黨政權，為了抵抗美國和國民黨入侵，人人都得加強軍事訓練。據說雷鋒就是日夜苦練臂力，終於成為一名優秀的手榴彈投擲手。體育一下子變得非同小可，短跑、游泳、跳高、平衡本、體操以及擲鉛球和模擬手榴彈，統統非做不可。除了每星期兩小時專門的體育課外，四十五分鐘課外運動也由自願變成必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們，他們都是各個學術領域的佼佼者，不是特級就是一級教師。聽他們講課是十足的享受，往往下課鈴響，我仍興味盎然不想離開。

我的中學是一所全省重點中學——成都四中，它收錄省內的統一考試中分數最高的學生。前些年，入學資格完全取決於考試分數，到了我們這一年，考試成績和家庭背景都同樣重要了。

為了使我們仇恨階級敵人，學校還經常召開「憶苦思甜」會，說我們這代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完全不知道國民黨統治下的生活有多麼悲慘。他們說，雷鋒就曾經受過苦，七歲時，他母親被地主強|奸後懸樑自盡，這就是為什麼雷鋒憎恨階級敵人而全心擁護毛主席。

我們的汽車行駛在一片蔥綠的成都平原上，桉樹整齊地排列在柏油路兩旁。我目不轉睛地凝視窗外秀麗的景色，一叢叢翠竹環抱著農家小院，透過竹葉隱約可見澄黃色麥草覆蓋的屋頂，屋頂上炊煙裊裊。每個竹叢都有小溪環繞，溪水映著沿岸盛開的迎春花。父親在行前說要我們每人寫一篇散文，描寫早春的鄉村景色，我於是不得不細心觀察。但有個現象使我大惑不解：田野裡稀疏散佈著樹木，光禿禿的枝幹上只在頂端有一小撮葉子，彷彿是旗桿上戴著頂小綠帽。父親解釋說成都平原人口稠密，農民缺柴燒，就把能砍得到的枝葉都砍光了。他沒有告訴我，其實幾年前這裡的樹多得很，「大躍進」時，樹都被砍去煉鋼了。

我第一次讀毛澤東的書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時毛澤東的兩條相互補充的口號——「為人民服務」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主宰了我們的生活。雷鋒的一首「四季詩」裡就是這兩句口號的詩化，這首詩我們都背得滾瓜爛熱：

幾乎所有的事都被政治化了。一天，在朝會上校長宣佈以後每天課間十五分鐘做眼部保健操，說這是毛主席對我們的一片關心，因為他老人家看到許多學生戴眼鏡。我們聽到後個個心情激動，有人還哭起來。眼部保健操是醫生們設計的，我們合著音樂節拍用手指按揉眼眶周圍的穴位，然後凝視窗外的白楊或柳樹，因為綠色有助於消除眼睛疲勞。每當做完操，看完葉子，我覺得很舒服，於是感謝毛主席，發誓要忠於他。

為了讓我們嘗嘗沒有毛主席生活會是什麼滋味，學校食堂不時地給我們做「憶苦飯」，說這是國民黨統治下窮人吃的食物。這些飯是由各種稀奇古怪的野菜做成的大雜燴，難吃得不得了，我第一二次吃時還吐了出來，不禁心想，炊事員不是在惡作劇吧？這是人吃的嗎？

毛澤東好像是中國人的上帝。他總很神秘，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從不上電台廣播（當時還沒有電視）。除了幾個「朝臣」外，很少人能和他接觸，甚至連他的同事也不能隨便見到他。我父親離開延安後，只看過他幾次，都是在大規模的會議上。我母親則僅見過他一次：一九五八年他來成都時，有一天，十八級以上幹部被召到金牛壩他的住所與他合影。大躍進慘敗後，他有相當一段時間完全不露面了。

雷鋒開始支配了我的生活。每天下午我們走出校門「學雷鋒做好事」。我們模仿雷鋒，跑到火車站去幫旅客提行李。當我們逕直從鄉下來的老太太手上抓過行李時，她們緊張萬分，死死按住自己的財物，一面高喊「抓小偷」。每逢天陰下雨，我就拿著雨傘，守在街頭，眼巴巴地盼著有個老人迷路，使我有機會像雷鋒一樣，把他送回家。每當我看見有人挑水——大多數普通民家沒有自來水——我就想鼓起勇氣上前幫他擔，只是說不出口，我當然完全不知道一擔水有多重。

有一天，一位同學跑來用嚴肅的口氣告誡我：拉板板車的人就是「階級敵人」，他們在勞改。我幫錯了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我忙趕去問老師，當時我們都把老師的話當作「聖旨」。但是這回她喪失了平時的權威模樣，看上去像是不知該說什麼好。她沉思了一會兒，才說她也不知道，不過要我以後別再去幫人推車了。老師也不知道！這更使我如陷五里霧。事實上，那些人很多是跟國民黨有關係的，或是歷次運動的犧牲品。他們確實是在勞改，而教師顯然不想告訴我。從此，我只要一見到拉板板車的人，就強壓住沉重的心情，轉過臉迅速走開，不忍心看那些弓著腰、步履艱難的苦力。

我姥姥當時五十多歲，但打扮上比我母親女性化。雖然穿的仍是傳統式淺灰色外套，她特別小心維護自己又長又黑的頭髮。中國傳統（共產黨仍繼承下來），中年以上的婦女頭髮不能長過肩膀，而過了三十就算中年了。所以姥姥只能把她的頭髮做和*圖*書成一個圓髻，但她總在上面插朵花，有時是一對象牙色木蘭花，有時是一朵帶兩片深綠色葉子的純白梔子花。她從來不從商店買洗髮精。說這類化學藥品會使頭髮變乾，失去光澤。她是用煮皂莢的水洗頭的，先用手搓泡在熱水裡的皂莢，搓出噴香晶瑩的泡沫，然後把濃黑的頭髮緩緩散開，撒入這一盆亮晶晶滑溜溜的白沫中。她還用柚子籽的汁液泡木梳，使木梳滑潤，梳起頭來份外舒服，還留下淡淡清香。洗完頭，她再淋一點自製的桂花水，這時候香水已開始從商店裡消失了。我總記得她盤著腿從從容容地梳理頭髮的情景，這是她唯一慢慢做的事，做家事她可利落極了。姥姥也用一支炭畫筆稍稍描眉，並在臉上輕撲一點粉。看她眼含微笑、專注地照鏡子的神態，我就想這一定是她心情最愉快的時刻。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歲那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週年。十月一日夜晚，成都市人民南路廣場上舉行了一場盛大的煙火慶祝晚會。廣場的北面是一座建於公元三世紀的皇宮城樓，那時成都是蜀漢的首都，四面城牆環繞，已是個繁榮的城市了。城中剛被修復一新的城樓，顯得富麗堂皇，很像北京的天安門，不過顏色不盡一樣，綠色的琉璃瓦大屋頂下是灰色的城牆。白色大理石欄杆圍著的城樓樓台上聳立著深紅色立柱，此時作觀禮台用。我和全家人及四川省的高官和家屬們正站在城樓上，享受節日氣氛，等待煙火晚會開始。下面的廣場上聚集了五萬名群眾，唱歌、跳舞。「砰！砰！」放煙火的信號槍在我身旁幾碼處發射，頓時天空變成了絢麗的火樹銀花，變成了一波接一波五彩繽紛的海洋。人們的歡叫聲與煙火聲此起彼落，一派喜氣洋洋。突然，天空無聲無色了幾秒鐘，隨後無數束煙火驀然騰空而起，像天女散花般在夜空幾乎同時爆開，只見一條繫在氣球上的長而奇大的白綢帶標語從半空中飄飄而下。廣場上的火光照亮了上面的大字：「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我頓時熱淚奪眶而出，一遍遍對自己說：「能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我實在太幸福了！」我不明白資本主義世界的孩子們沒有毛主席怎麼辦？而且他們還沒有希望親眼看見他！我直想把這些可憐的孩子救出苦海，當場下定決心要努力工作，建設強大的中國，支援世界革命。此外，努力工作還有個更重要的目的——當上勞動模範去北京見毛主席，這是我生活的目標。

講解人員帶我們參觀這座莊園，我一路上都感到震驚。有一組塑像描繪農民向地主交租的情形，其中一個場面是地主用不同的量器盤剝農民：用大斗收租、小斗借出，利息還高得不得了。莊園裡有刑訊室和陰森森的水牢，牢內有個鐵籠子浸在污穢的水裡，鐵籠子小得讓人關在裡邊既不能站直又不能坐下。講解人員說這是地主用來懲罰抗租的農民的。據說有所院子曾住過三個奶媽，專門擠奶餵成年的地主劉文彩，因為人奶最能滋補身體。另外，他的五姨太，一天要殺三十隻鴨子，她不吃肉，只吃鴨掌。

我們的老師根據這首詩告誡我們在做「好事」時務必小心，否則會誤幫了「階級敵人」。但誰是階級敵人呢？當我問老師、父母時，他們也都說不出個所以然，有時回答：「像電影裡的壞人。」但是在我週遭根本碰不到像電影裡那種一望即知是壞蛋的反面人物。這樣一來，我從老太太手上拿包袱時，心裡就不踏實了，我總不能問她：「你是階級敵人嗎？」

同時，毛澤東播下了對他個人絕對忠誠的種子，我和同輩的人都在這種簡單而有效的灌輸中成長。個人崇拜成功的部分原因是毛澤東好像總是有理，對階級敵人狠就是忠於人民，完全順服於他即是無私。這些詞藻後面的含義小孩子很難看透，特別是成年人也幫著毛說話，當時他們也都捲入了崇拜毛澤東潮流中。

另外，這段時間沒有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人們心滿意足。當然把所有的成就都歸功於毛澤東，只有中央高級領導階層心裡明白毛澤東實際上的貢獻有多少，而人民什麼也不清楚。在那幾年裡，我寫了不少滿腔熱情的頌詞，感謝毛澤東的領導，不斷宣誓永遠忠於他。

到了一九六四年，這種童子軍式的「每日一善」已逐漸轉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老師們告訴我們：要傚法雷鋒，最重要的是學習他熱愛毛主席的精神。雷鋒每做一件事前總會想起毛主席的教導。《雷鋒日記》現在成了我們的道德教科書，它裡面幾乎每一頁都有類似的誓言：「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我們都宣誓：「要像雷鋒叔叔一樣，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毛主席指向哪裡，我們就奔向哪裡。」當時毛澤東和雷鋒的崇拜，其實是一枚鎳幣的兩面：一面是絕對權力，另一面是絕對服從。

我對剷除花草也感到十分難過，但是我並不怪毛主席，反責備自己不該有這種「小資產階級」情調。那時，我已養成「自我批評」的習慣，不斷壓抑自己與毛澤東指示相違背的任何一點想法。在心裡，這些想法還使我害怕，又不敢跟別人談。我時時壓制這些情緒，努力要自己「端正」思想，我經常生活在不斷的自責之中。

劉文彩地主莊園是全國有名的，當然我當時完全ｗww•ｈetｕbｏｏk•cｏm•ｃｏｍ不知道他的兄弟正在北京任某部部長。一九四九年底共產黨大軍壓境時，他是地方軍閥，在成都不戰而降，所以共產黨讓他當部長以示獎勵。整個展覽教育我們的是「國民黨治下的吃人社會」，我們該感謝毛澤東。的確，崇拜毛澤東就是利用人們對昔日痛苦的回憶。我們的「階級敵人」據說是那些用心險惡企圖使國民黨復辟的人，他們想把中國拉回到從前，使我們沒有學校唸書，冬天沒有鞋穿，因此我們必須粉碎「階級敵人」。我們還聽說，在一九六二年「困難時期」——這是官方對饑荒的委婉說法——蔣介石曾準備反攻大陸。

兩千多年來，中國一直都由皇帝統治，皇帝既是國家權力的象徵，也是人民的精神領袖。中國人的宗教情感常投注在皇帝身上。我的父母就像其他幾億中國人一樣，深受這種傳統的影響。

平和建設令毛澤東窒息。他是個天生軍事領袖、一位戰鬥的詩人，他需要行動——特別是暴力行動。他常說「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人跟人鬥才能使社會發展。他屬下的共產黨員現在變得越來越不合他的胃口了，他嫌他們太寬容，一心要和諧，而不要鬥爭。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就連政治運動也沒有了！他的對手成功復興了經濟，使他更顯得無能，他要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厲害。毛深知這些人在黨內受支持，因此他要增大自己的權威，為達到這種目的，他必須被人奉若神明。就在一九六四年經濟明顯好轉之時，他開始行動了。六〇年代早期剛放鬆的弦又拉緊了。

一九六三年三月，毛澤東號召全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向雷鋒同志學習」。雷鋒是位士兵，一九六二年二十二歲就死了，生前做了許多善事——專門幫助老人、病人，把自己多年的積蓄捐獻給災區救災，還把定糧分給生病的同志。

還有一些成就，也大大增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這件事在報刊、廣播上大為宣傳，說它顯示了國家在科技和工業方面的長足進步，有能力和欺凌弱小的帝國主義者相抗衡了。正巧，赫魯雪夫下台，成了毛澤東英明偉大的證明。一九六四年，法國作為第一個西方大國承認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這被歡呼成是對美國的一大勝利，因為美國仍拒絕承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實驗室分散在校園各處。我們在裡面做生物、化學實驗，學習用顯微鏡或解剖動物的屍體。我們在階梯教室裡看教學片，我還參加課外生物小組，跟著老師爬上後山，走進花園，學習辨識各類植物。我們通過控溫孵化箱，觀察卵蛋如何變成蝌蚪和小鴨。春天校園是一片粉紅色的花海，桃花滿樹。但我最喜歡的是傳統中國式建築的圖書館，兩層樓都有涼廊環繞，靠外是一圈欄杆又是椅子，油漆鮮艷，向外斜伸出去，叫做「飛來椅」。我有個最喜愛的角落，我常坐在這裡看書，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只有近在咫尺的兩棵稀罕的銀杏樹會使我分心。它們像兩位高貴、優雅的樹中君子，翩翩搖著小扇般的葉子，總讓我想摸一摸。

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我十二歲那年，毛主席開始漸漸主宰我的生活。饑荒後，他不得不讓步，「退隱」了一段時間。現在，當經濟情況明顯好轉時，他又開始東山再起。

儘管有這一大堆教育，「階級敵人」對我和同一輩的人來說，仍十分抽象，只是個朦朦朧朧的概念。他們似乎屬於遙遠的過去，毛主席也沒有告訴我們身邊的人中誰是敵人，原因之一是他自己特別徹底粉碎了過去。然而，階級敵人的形象已深植在我們的腦海。

但是政治已漸漸滲進校園。朝會變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灌輸大會，還有定期的學習會，閱讀宣傳資料和報刊社論等。我們的中文課多了政治文章，少了古典文學。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政治課成了必修課。

有一天，我們去參觀西藏的「階級教育展覽」。有張照片是地牢。裡邊爬滿吸血的大毒蟲。還有可怕的刑具，包括挖眼睛的勺和割腳筋的刀。有位藏民坐著輪椅車到我們學校來作報告，他從前是個奴隸，被主人割斷腳筋，終身殘廢。

如果沒有在經濟方面的驚人成就，這種崇拜毛澤東的宗教情緒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傳統世俗社會裡是不可能成功的。饑荒過後，中國迅速復原過來，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在成都，雖然米仍然定量供應，但肉類、蛋、蔬菜都很充足。冬瓜、蘿蔔、茄子等在菜店內堆不下，就在門外人行道上堆積如山，夜間也無人看守，沒人來偷，因為便宜到幾分錢就可以買一大堆。一度珍貴的雞蛋現在在店裡成筐成筐地變質腐爛。幾年前，市面上還一個桃子也看不見，現在買桃子算「愛國」，幹部們挨家挨戶要居民買「愛國桃」，非常便宜，幾乎白送。

雖然我自幼就看她梳妝打扮，但每次都覺得新鮮。畫裡、電影裡常把愛打扮的女人稱作是「壞女人」，如「姨太太」之類。我隱隱聽說我親愛的姥姥也曾是「姨太太」，但我此時已習慣於腦子裡裝滿各種矛盾的說法和想法，學會讓它們「和平共處」，各不相擾。當我陪姥姥上街購物時，我看得出她的打扮不論是多麼謹慎細微，都有點與ｈｅｔｕｂｏｏｋ.cｏｍ•coｍ眾不同。姥姥總是惹人注目，而她挺直著腰走路，有點不自然，又有點得意。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突然傳來命令，要我們拔草坪上的草。毛澤東認為，栽花種草和飼養寵物是資產階級的惡習，要清除。學校草坪上的那種草後來我在世界各國都沒有見過。我們叫它「爬地草」。它爬遍泥地表面，千千萬萬鋼爪的根扎入地裡，四下伸展，互相纏繞，形成地面和地下兩個網絡，又緊緊捆綁在一起，彷彿一團亂麻似的鐵絲絞進泥土。倒楣的是我的手指，每次拔完草下來，就佈滿了又深又長的血口子。學校發下鋤頭和鐵鏟進行殲滅，但一場春風，一陣細雨，它們就又綠了大地，我們又得重新開戰。

那時，我們中間無人意識到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和階級鬥爭是他準備整肅政敵——特別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計畫的一部分。毛澤東不喜歡劉、鄧的作為。大飢荒後，他們採取了一系列務實的做法，放鬆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對毛澤東來說，他倆簡直是在走資本主義路線而沒有一點社會主義味道。使毛澤東更感憤怒的是「資本主義路線」證明是行得通的，而他選擇的「正路」卻帶來了巨大災難。毛是講究實際的人，當然意識到了這點，不得不讓劉少奇、鄧小平繼續主事。但他仍一心想搞他的一套，只等時機成熟：等國家經濟恢復到足以承受他的實驗的時候，等準備工作就緒而能夠摧毀黨內強敵的時候。

毛澤東當皇帝也很符合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典型模式：他是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領袖，掃除腐敗朝廷，取而代之變成新皇帝，掌握絕對的權利，毛澤東掙到了神皇帝的地位。他結束了內戰，帶來了和平安定，實現了中國人的夢想。中國人早已對連年戰爭深惡痛絕，所謂「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中國在毛澤東的統治下，變成了世界刮目相看的強國，中國人不再自卑，不再以當中國人為恥，這一點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其實，中國是在美國的逼迫下，回到了閉關自守的「中央王國」，關起門來「精神勝利」。雖然如此，民族自尊對中國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們衷心感謝毛澤東，認為對他崇拜理所當然。一般中國人幾乎接觸不到真實的消息，無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無法分辨共產黨的成就中哪些應歸於毛澤東，哪些應歸於別的領導人。

家長們的自我控制，使孩子們不知道最基本的事實。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玉林或我姥姥的那些親戚。家裡沒人告訴我母親曾在一九五五年被隔離審查，也沒人提大饑荒，我對毛主席簡直沒有一絲異念。我的父母就像其他父母一樣，從不對自己的孩子說任何違反正統的話。一九六五年新年時，我的「新年決心」是要「聽姥姥的話」，父親搖搖頭說：「這樣不對，姥姥也要聽毛主席的話，把這條改成聽毛主席的話。」三月二十五日，在我十三歲生日那天，父親給我的禮物不再是科幻書，而是一套毛澤東四篇哲學著作的合訂本。

我們有時到學校附近的小巷打掃民宅。有一所房子裡住著一位年輕男子，他總是懶洋洋地半躺在竹椅上，臉上掛著譏諷的笑容袖手旁觀。當我們累得滿頭大汗替他擦窗戶時，他還得寸進尺地把自行車推出來，要我們替他洗淨擦亮。我們一邊洗，他還一邊挖苦：「真是可惜啊！你們當不成真正的雷鋒，因為這裡沒有攝影記者拍下你們拿去上報紙。」（不知怎麼回事，雷鋒每次做好事時，總有記者在場攝影。）

有一個反覆宣傳的主題是防止中國「變色」，意思是防止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意識形態已有分歧，剛開始時對公眾秘而不宣，到了一九六三年初爆發成公開論戰。我們聽說，自從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死後，赫魯雪夫掌握了權力，蘇聯向國際資本主義陣營投降，蘇聯孩子重新過著悲慘的生活，就像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孩子一樣。有一天，我們的政治課老師又講到蘇聯時說：「如果我們不警惕，我們的國家就會逐漸變色，從鮮紅鮮紅的，變成二紅二紅的，再變灰，最後變黑。」這時全班同學都笑了起來，有的還偷偷看我，因為我的名字「二鴻」與「二紅」同音。當天晚上，我要爸爸給我取個新名字。他建議改為「張章」意為「文章」和「立早」，表示他希望我能在年紀輕輕時就成為一名好作家。但我不喜歡這個名字，我說我要個有「軍事味的」。那時，我有些朋友已改了名字，叫「軍」、「兵」什麼的。我父親選的字展露他的古文學識，我得名「戎」，「武裝」的意思，這個字除了古詩和成語之外，已不在別的地方出現了。它給人的意思是身披鎧甲的古代武士，手持長矛，足跨千里馬，馳騁於刀光劍影的疆場。當我帶著新名字回到學校時，甚至有些老師也不認識這個「戎」字。

恐懼也是個人崇拜的重要因素。許多人甚至不敢思想，怕說漏了嘴惹來大禍。就算他們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敢向自己的孩子說，孩子們不知輕重，一旦說給他人聽，不僅給自己，也會給家人帶米麻煩。通過學雷鋒，忠於毛主席的意識更強烈。一首人人都會唱的歌說：「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們被反覆灌輸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家長也鼓勵自己的孩子奉行毛主席的話，如此未來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