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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茶館外，我可以看到大多數同學都對這種橫蠻無理的時髦說話方式感到羞愧不安，沒有幾個人跟著吵吵嚷嚷。一些人默默地在茶館牆上和槐樹幹上張貼長方形標語。

當林彪號召「破四舊」時，我們學校的一些學生也開始砸學校了。我們學校有兩千多年歷史，到處是古物。這些成了狂熱分子攻擊的目標。雕花屋簷的古老房頂被敲破，已成為乒乓室的孔廟大殿琉璃瓦屋頂也遭到同樣命運。大廟前的那對大銅香爐被掀翻，一些男孩子朝裡面撒尿。學生們拿著鎯頭和鐵棒走上後花園的小石橋，打碎石欄杆上的小雕像玩。大操場一側有一對長方形巨大石碑，約二十尺高，上面用漂亮的書法刻者孔子生平。現在，一根粗繩把它們捆了起來，兩隊學生使勁拉，要把它們拉倒。一兩天也沒拉動，因為地基太深。紅衛兵只好從外面請來些工人沿著基座四周挖了兩個大坑。當這兩塊碑終於在歡呼聲中倒下時，後面的小路也被掀翻了。

一九六四年後，由於毛澤東號召樸實的生活方式和強調階級鬥爭，我在褲子上打了補釘，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加「無產階級化」。頭髮也梳成了規矩的兩條辮子，沒有了色彩鮮艷的綢花，那時留長髮還沒有受到指責。姥姥在剪我頭髮時，邊剪邊心疼地嘀咕。她的長髮留了下來，因為她盤成髻，而且很少出門。

最初，紅衛兵是由高幹子弟組成的。不久，當其他階層出身的人漸漸加入時，有些高幹子弟就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特殊組織。毛澤東和他的心腹們採取了幾個步驟有意地增強他們的優越感。在毛澤東第二次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上，林彪佩戴他們的袖章，以示自己也算是他們其中的一員，江青還把十月一日國慶日在天安門金水橋前值勤的這種「神聖任務」派給他們。結果，一種荒謬「血統論」出現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種「謬論」的支配下，一些人橫行霸道，甚至在學校辦「勞改營」，折磨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

毛澤東要用紅衛兵作他的衝鋒隊，他感覺到人們對他攻擊走資派的號召反應冷淡。共產黨擁有為數頗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人們對一九五七年的教訓還記憶猶新。那時，也是毛澤東號召人民批評共產黨幹部，結果那些應邀提意見的人都成了右派，從此倒楣，好些人都懷疑這次又是故伎重施——「引蛇出洞」。

在那些瘋狂的日子裡，儘管我明顯地缺乏熱情，經常躲在家裡，我也沒有遇到麻煩。原因除了紅衛兵本身組織鬆散外，還因為我父親是個高級幹部，根據「血統論」，我是「自來紅」。雖然有些好鬥的紅衛兵對我不滿，但我只是挨批評，沒有人對我採取什麼「革命行動」。

紅衛兵把學生分為三大類：「紅五類」、「黑五類」、「麻灰類」。「紅五類」的人出身「工人、農民、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黑五類」出身「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麻灰類」介於兩者之間，是那些劃不進兩邊的人。我那個年級本已按毛澤東的「階級路線」招生了，所有學生理應是「紅五類」了。但文革使得每個班級好像都得找些「壞人」作為革命對象，結果我的年級有十多個人成為「黑五類」或「麻灰類」。

一位十七歲的女孩企圖跳樓自殺。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是學校共青團的一名負責人，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和雷鋒的模範，她常做「好事」，為同學洗衣服、打掃廁所，還不斷在學校裡講話，說她如何「聽毛主席的話」。我常看見她和同學散步、談話，顯然是在對那些想入團的人「談心」，臉上總是一副認真極了的表情。現在她卻突然成了「黑五類」。其實，她的父親是黨員幹部，在市政府裡工作。但是她班上有些父親職務較高的同學向來嫌她多事，討厭她，眼下有了權，決定把她算成「黑五類」。幾天來，她一直和其他「黑、麻」學生在一起，由紅衛兵看管在操場除草。紅衛兵為了羞辱她，剪掉了她美麗的黑髮，把她的頭剃成怪誕的禿子。那天晚上，她班上的紅衛兵又訓斥她和其他「黑、麻」類，她嚥不下這口氣，反駁他們說，她更忠於毛主席。有個男孩子甩了她一耳光，說她根本不配提忠於毛主席的話，她是階級敵人。她跑到窗口，跳了下去。紅衛兵在震驚之餘，趕緊把她送到醫院。她沒有死，但終身殘廢。好幾個月後，我在街上看到她時，她腋下夾著枴杖，雙眼茫然。

毛澤東為了製造他想要的恐怖和混亂，故意放手讓這些紅衛兵無法無天地幹。實際上，誰被打或誰打人，對毛來說，都無關緊要。文革初期的犧牲品並不是他真正想要對付的目標，他也不特別喜歡或信任他的小紅衛兵，只不過是利用他們m.hetubook.com.com。從紅衛兵的角度來看，那些熱衷抄家、拷問的人也不全都忠於毛澤東，他們不過是因本性殘酷，抓住這個合法的撒野機會，盡情享受。

毛澤東稱讚紅衛兵的行動「好得很！」，號召全國上下支持他們，並鼓動紅衛兵擴大攻擊的目標，增加恐怖。以往在共產黨統治下享有特權的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都被冠上「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罪名。紅衛兵的施暴對象還包括「老」階級敵人，以前的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有關係的人，以及先前政治運動中的犧牲品，如「右派」等，他們的孩子也包括在內。

這回他轉過臉來看我了，聲音有點激動，儘管話說得很輕：「家？什麼家？我和兩個孫子合住一間小屋子，我只有一個竹簾圍起來的角落，只夠放一張床。就這麼大點。當孩子們回到家時，我就來這裡找點清靜。為什麼你們連這個也不准？」他的話使我既震驚又慚愧，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竟然有這樣狹小的家。我沒再說什麼，轉身走開了。

紅衛兵們按照這個含糊不清的口號指示，衝上街頭，抄家、砸古董、毀文物、撕古畫、燒書。就這樣，幾乎所有的私人收藏品都毀於一旦。許多作家、藝術家受盡各種方式的凌|辱、毒打，強迫他們目睹自己的作品化為灰燼，不少人含恨自殺。博物館遭抄、砸，宮殿、廟宇、古墓、塑像、寶塔、城牆這些「舊」東西當然在劫難逃。只有少數地方躲過浩劫，如紫禁城，是周恩來派駐軍隊，並下特殊法令保護的結果。

當然，一九六六年八月，站在河岸旁的我並沒有想到這許多，只是感到迷惑。我和同學們一起走進茶館，有的要經理關門，有的貼標語，顧客紛紛悄然離去。但在一個角落裡，一位老人仍兀坐在他的桌子旁，平靜地呷茶。我走到他身邊，感到很窘，因為此刻我應按照紅衛兵的規矩用一種權威式的口吻說話。他看了看我，又繼續發出呷茶的聲音。他有一張滿是皺紋的臉，像宣傳畫上典型的「工人階級」。他的手使我想起一課短文裡描繪的老農民的手：它們可以抓起多刺的木柴而不感到痛。

一次我被我們班的紅衛兵叫去參加一個批鬥大會。當我看見十幾個老師被押上操場的台子，低著頭，手臂被扭成「噴氣式飛機」時，那種恐怖氣氛使我在盛夏的午後感到渾身冰涼。不久，一些人被踢得跪在地上。另一些人，包括我的英文老師，一位年長、學者味十足的男子，被迫站在一條長而窄的長凳上。我的老師年齡大了，開始顫抖，重心不能保持平衡，終於摔了下來，前額被板凳的尖角劃破。一個站在他旁邊的紅衛兵本能地伸手去扶他，但那位紅衛兵大概馬上發現自己「失態」，於是立即站直了身子，努力做出一副嚴厲的樣子，握緊拳頭，吼叫道：「滾上板凳去！」他不想讓別人看到他對「階級敵人」軟弱。血順著老師的前額往下流，在臉側凝成血塊。這些老師被指控有各種稀奇古怪的罪，但他們被押上台批鬥的真正原因是他們都是高級教師，屬「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不然就是有些學生對他們懷有怨氣。

黃昏降臨時，我朝宿舍走去。突然看見四十碼外教學大樓二樓一扇窗外有東西在晃動，緊接著傳來沉悶的一響。由於面前柚子樹杈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看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一大群人朝那個方向跑。從混亂的騷動和驚叫聲中，我判斷出是有人跳樓了。

四川的茶館猶如英國人的酒吧。人們，特別是老人，愛到這裡來消磨時間，一口一口地吸著長煙袋，面前擺上一杯茶和一碟瓜子。提著開水壺的服務員奔忙於座位之間，從一兩尺外準確無誤地往客人杯中加開水。高手可以把水加到高於杯緣而不溢出來。我還是個孩子時，總是著迷地看著水從壺嘴劃出一條弧線落入杯中。但是我很少被帶去茶館，它有一種安閒享樂的氣氛，是我父母不贊成的。

這時「批鬥大會」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現象，多由情緒激昂的人群參加，會中少不了肉體折磨。在毛澤東親自支持下，北京大學的學生帶頭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批鬥了六十多位教授、系主任、校長。他們戴著塗寫侮辱性口號的高帽子，臉上塗著黑墨，表示「黑幫」，身上也貼著標語，在地上一跪就是幾個小時。批鬥時，這些人由兩名學生從後面揪住頭髮，狠狠地反扭雙臂，好像要把骨頭折斷，這叫做「坐噴氣式飛機」。此模式很快風靡全國，大大小小的批鬥會都非有不可。

回校第二天，我就和另外幾十名孩子上街去改換街道的名稱，使它們更革命化。我住的省委大院所在的街叫「商業街」，我們來到街口，開始激烈爭論應該改成什麼新名字。有人提議「燈和-圖-書塔街」，以示省委燈塔般的作用。另一些人則說該叫「勤務員路」，因為毛主席說，共產黨官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最後卻不了了之，因為有一個基本問題無法解決，路牌掛得太高，摘了半天也摘不下來。據我所知，以後誰也沒有再去過問此事。

文革之前，私設公堂，嚴刑逼供是被禁止的。現在，謝命令公安人員：「不要受過去規定所約束，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他還說：「我不贊成打死人，但有人（紅衛兵）如果對階級敵人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我們也勸阻不住。」

這家茶館像四川其他茶館一樣關閉了十五年，一直到一九八一年鄧小平的改革政策使它重新開了門。一九八五年，我和一位英國朋友去到那裡，坐在那棵老槐樹下。一位服務員過來用開水壺從兩尺外給我們加水。周圍的人們在下棋、聊天。這是那次回中國旅行中最愉快的時刻。

酷刑拷打之風頓時盛行全國，特別是在抄家時。被抄家的人得跪在地上對紅衛兵磕頭，紅衛兵則揮舞銅頭皮帶連打帶踢。他們還多被剃成「陰陽頭」，頭髮被剃光一半。財產不是被砸爛就是被抄走。

我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要對年長者有禮貌，但現在的革命好像要我們殺氣騰騰。溫文爾雅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我受的批評裡就有這一條，這也是不讓我入紅衛兵的理由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目睹了人們因說「謝謝你」而遭攻擊，說是「資產階級虛偽」，文明禮貌快絕滅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一百多萬年輕人。日後，他又如此接見過七次，共一千三百萬人。在這首次大會上，林彪第一次以毛澤東代言人身份出現在毛身邊、公眾面前。他號召紅衛兵衝出學校大門，殺進社會，「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舊）。」

毛澤東如果想要動員老百姓，就得使他們不聽黨的話，只聽他一個人的。為了達到這一點，需要製造恐怖——一種可以斬除所有的顧慮，壓倒其他畏懼的強烈恐怖。對他來說，那些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是太理想了。這些人是在對他的狂熱個人崇拜及階級鬥爭的氣氛下成長的，具有年輕人的特質——愛造反、大膽、勇於為「正義事業」獻身，渴望冒險和行動。他們也無知、不負責任、易於操縱，稍一煽動就衝動，並容易傾向暴力。只有用這支大軍，毛澤東才可能使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氣氛，也才可以造成一場足以動搖甚至摧毀共產黨基礎的大混亂。有一條口號可扼要說明紅衛兵的使命：「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誰血戰到底！」

早期的紅衛兵多是高幹子弟，只有他們才有膽量搞這類活動。此外，他們是在政治環境中長大的，比其他人更熱衷政治活動。江青注意到他們，她在七月接見了他們。八月一日，毛作了一個頗不尋常的舉動：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公開信，對他們的「造反有理」，表示「最熱烈的支持」。在這封信中，毛還微妙地把他早先的說法修飾成「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對這些十幾歲幼稚狂熱的中學生來說，這封信簡直就像上帝發來的聖旨。很快，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並迅速擴及全國。

四川人當時並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恐怖氣氛，紅衛兵在四川較少暴行，部分原因是沒有中央文革小組在煽動。另一方面，四川的警察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命令裝聾作啞，並不賣力把「階級敵人」交給紅衛兵。當然，四川的紅衛兵和其他省一樣，也模仿北京。這兒有著同樣的混亂情形——控制下的混亂。紅衛兵抄那些指定的犧牲者的家，卻不去商店搶東西。大多數的機關、商業、郵電和運輸仍運作如常。

我有個好朋友叫艾玲。我經常到她家去玩，和她家很熟。她的祖父是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全家過著優越的生活。他們的住宅寬大，有一個精巧的小花園，雅致又奢華——比我家的住所好得多。我特別為她家所收藏的古董所吸引，尤其是一套鼻煙壺，那是艾玲祖父二〇年代在牛津大學留學時，從英國帶回來的。

北京的紅衛兵比我們狂熱得多。我們不斷聽到他們成功的消息：英國代辦處現在位於「反帝路」了，蘇聯使館則位於「反修路」。成都街道也開始拋掉了像「五世同堂」（舊道德）、「楊柳青」（非革命的紅色）、「玉龍」（封建權力象徵）這樣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破舊」、「東方紅」和「革命」路。一家叫做「香風味」的著名餐館橫匾被砸個粉碎，新名字是：「火藥味」。

其實只和_圖_書有一小部分的紅衛兵真正捲入殘酷的暴力活動，大部分的人都盡量避免參與，他們可能避開是因為紅衛兵是鬆散的組織，總的來說，沒有人用槍逼著你幹壞事。事實上，毛澤東本人從未下令叫紅衛兵去殺人，他的指示曖昧不清，一個人無須捲入暴力或邪惡行動也可以感到忠於毛澤東，那些選擇暴力的人不能把罪過全推在毛澤東身上。

現在艾玲突然成了「黑五類」。我聽說她同學抄了她家，砸爛了所有的古董，包括那些鼻煙壺，還用銅頭皮帶打她的父母和祖父。我第二天見到她時，她頭上圍著頭巾：同學給她剃了個「陰陽頭」，她只好把頭髮都剃光。她見到我時低頭流淚，我覺得無能為力，找不到半句話來安慰她。

那天小辦公室裡擠滿了人，我縮在外圈。一開始打老師時，有人用肘部碰我，要我到前排去打，我沒理會。我的老師被前排的男孩子們用腳猛踢，躺在地上痛苦的翻滾，頭髮散亂著，哭著求他們住手。打她的男孩子則用冷冰冰的語調對她說：「現在你知道求饒了，你過去不是凶得很嗎？現在好好求饒！」他們一邊踢她，一邊令她向大家磕頭，並喊：「請革命小將們饒我一命！」磕頭求饒是一個人最大的恥辱。老師坐了起來，茫然地看著前面。我從她披散在臉上的亂髮中，看到她的眼裡是極度痛苦、絕望而木然的神情。她急促地喘氣，臉色像死人一樣鉛灰。我轉身溜了出去，好幾位同學也離開了。背後傳來口號聲，聲音有點兒勉強，想必是大家都害怕才喊口號壯膽，我加快步子逃走，一顆心怦怦亂跳，擔心自己會被抓去挨打。但沒有人追我，後來也沒有受到懲罰。

成都著名的茶館也因「腐朽」受到了攻擊。我不明白為什麼，但也沒有問。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學會了遇事不問為什麼，許多中國人早就這樣做了。四川的茶館是個獨特的去處，通常位於竹林叢中或一棵大樹的華蓋下，一圈竹椅圍著低矮的方木桌，用了多年的竹椅仍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沏茶時，一撮茶葉投入茶杯裡，開水傾注進去後，茶碟鬆鬆地蓋在上面，蒸氣透過縫隙飄逸而出，帶來茉莉花或其他茶葉花的芳香。四川有很多種茶，僅茉莉花茶一種就有五級。

我自己的頭髮也成了同學們批評的目標，我只好把它剪成齊耳根的短髮，在責備自己「小資產階級情調」之餘，我為失去心愛的長辮而落淚。小時候，我的奶媽喜歡把我的頭髮梳成一根「衝天炮」。六〇年代早期，我的頭髮盤成兩個小抓髻，用一圈小綢花繞起來。早上，當我匆匆忙忙吃早飯時，姥姥或保姆會用慈愛的手給我梳頭，我最喜歡粉紅色的綢花。

我下意識地用手摀住眼睛，飛快跑回宿舍。我怕極了，腦裡浮現出空中那一具模糊、扭曲的人形。我趕緊關上窗戶，但人們緊張的嘈雜聲仍透過薄薄的玻璃窗傳來。

可能因這位老人自信無可挑剔的背景，或因他的高齡，或者他不把我放在眼裡，反正他就是坐在那兒，不理會我。我鼓起勇氣，小聲地請求他：「請你離開，行嗎？」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說：「去哪裡？」「當然是回家。」我說。

雖然照規矩我應該參加「革命行動」，但跟大多數學生一樣，我躲避開了。之所以能逃過是由於這些破壞行為不是有組織的，沒有人強迫我們參加。我可以看得出來，許多學生不願意做，但也沒有人敢站出來勸阻。一些同學可能和我一樣在壓抑自己離經叛道的意識，訓斥自己要改造思想。我們心裡也都有數，任何異議都會給自己惹來大禍。

把年輕人導向控制下的暴力，犧牲品必不可少。學校裡最明顯的目標就是老師，其中一些早已成了工作組和學校當局的犧牲品，現在，青少年們又開始攻擊他們。比起父母，老師是更理想的靶子，因為父母分散在家，造反沒法集中，而且在中國文化裡老師是比父母更重要的權威人物。幾乎在每一所學校裡，老師都被污辱、毆打，有的學校裡學生私設公堂、「監獄」，有的甚至把老師折磨致死。

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以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每個人必須整天泡在學校裡，以示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我呢，總想躲在家裡。現在再這樣做就危險了，我只得住進學校。當時男孩子都把宿舍讓給女孩子，自己睡教室，非紅衛兵成員也由紅衛兵帶著一塊兒參加各種活動。

在後來的年月裡，我才得知我們學校的學生表現還算溫和，因為四中是明星學校，學生多是用功讀書和成績優秀的。在一些性情較野的孩子集中的學校，有的老師被活活打死。在我的學校，我只親眼見過一次打老師的情形。我的哲學老師對成績較差的學生有時有點太嚴厲。有些學生恨她，就說她「道德破壞」，理由是她和她丈夫是在和圖書公共汽車上認識的，婚姻源自偶然一面。「一見鍾情」也成了罪，這說明文化大革命其實是最封建、最「舊」的。男孩子們把老師帶到一間辦公室，說要對她「採取革命行動」——打人的代名詞。他們動手前，特別要我到場，說：「當她看到你這個得意門生也來了，那才好呢！」我之所以被稱作是她的得意門生，是因為她經常讚揚我。同學們也覺得我太軟弱，需要接受「革命教育」。

所有我喜愛的東西都消失了。對我來說，最心疼的是圖書館。那些金色琉璃瓦屋頂、精緻的雕花窗框、漆成藍色的飛來椅……都被打得稀爛，書架也被推倒了。一些學生著了魔似地撕書取樂。然後，寫上黑字的白紙條以×形貼在門上、窗上，以示查封。

我的學校在一些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幫助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成立了紅衛兵。那段時間我一直待在家裡，裝病逃避開會和可怕的口號，所以幾天後，一通電話要我立即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有這麼個組織成立了。一到學校，我馬上看到許多同學都自豪地戴著印有「紅衛兵」金字的紅袖套。

在毛澤東引導下，年輕一代總想著哪一天會與階級敵人戰鬥，而新聞界對「文化大革命」閃爍其辭的號召，使人們覺得大戰即將來臨。一些對政治很敏感的學生嗅到他們的偶像毛澤東和這場運動有直接關係，而所受的思想灌輸使他們毫不猶豫地跟著毛走。六月初，一些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舉行了幾次集會，對形勢進行分析，決定稱自己為「毛主席的紅衛兵」。他們還引用了一條經常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毛語錄「造反有理」，作為他們的座右銘。

但毛澤東鼓勵暴力也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他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曾問一名紅衛兵叫什麼名字？當她回答「宋彬彬」時，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說：「要武嘛！」毛澤東很少在公開場合講話，這三個字被大肆宣傳。被紅衛兵當作真理似地遵從。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時。他的代言人林彪站在他身邊宣佈：「紅衛兵小將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那些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吸血鬼及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台下馬上響起一片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狂呼聲，天安門廣場上黑壓壓的人群激動地流下熱淚、誓言忠誠！毛澤東像慈父般地揮手致意，更引起狂喜。

交通混亂的情況持續了好多天。紅衛兵對指揮交通的紅綠燈提出抗議，說用紅色代表「停止」是非常反動的，紅色應該是前進呀！車輛也不應該靠右行駛，而應靠左。我們要交通警察靠邊站，自己指揮交通。我被派到一個街口告訴騎自行車的人靠左騎。成都很少汽車和交通信號燈，但在幾個大十字路口仍出現混亂情況。結果周恩來出面說服了北京紅衛兵，舊的交通規則得以恢復。年輕人為此找到了一個借口，我們學校的一位紅衛兵告訴我，英國的車輛是靠左行駛的，因此我們得靠右，以體現反帝精神，當然她沒有提到美國。

毛澤東通過中央文革控制了北京的紅衛兵。他又發出號召，要他們到各省去串聯，鼓動外地以北京為榜樣。我姥姥在錦州的弟弟玉林和他的妻子被毆打後，連同兩個孩子一道下放到農村。共產黨剛到錦州時，玉林因有一張國民黨特務證而受到懷疑，但那時並無事。到現在，才遭了大殃。那時我家完全不知道這些事，人們避免通信，以免不知何時誰會牽連到誰，禍從天降。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策和命令都是通過黨組織逐級下達的。毛澤東現在撇開這條渠道不用，直接轉向千萬年輕人。一方面，他通過新聞媒體，發出一些堂皇的號召。這些年輕人就像六〇年代許多西方人一樣，被「造反」、「教育革命」、「砸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造就一代新人」這些動聽的言詞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通過中央文革，特別是他的夫人江青直接到學生中去發具體指示。毛澤東深知年輕人潛在的暴力性，他說：「現在停課又管飯吃，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叫鬧事幹什麼？」

在她跳樓那天晚上，我整夜無法入睡。一閉上眼，一個巨大、模糊的人形就在眼前晃動，渾身上下都是血，我嚇得發抖。第二天，我跑去請病假，被批准了。現在似乎只有家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我只想能永遠不出門。

這些同學情緒一下子落了千丈，滿臉頹喪，平素的激動和熱情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的一位女同學低著頭，眼淚一個勁地流。我們曾是朋友，會後，我走過去，想說點什麼。她卻抬起頭來，滿眼儘是憤恨。我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就走開了。我在校園內htｔｐs://ｍ•ｈｅtuｂoｏｋ•coｍ.cｏｍ若有所失地走著。已是八月底了，梔子花開了，香味好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與周圍的氣氛完全不協調。

在那些日子裡，新生的紅衛兵象徵是「毛主席的孩子們」，具有不可言喻的光榮。我當然也要參加，所以立即向班上的紅衛兵頭頭交了申請書。他姓耿，是個十五歲的男孩子，過去他總是找機會跟我待在一塊兒，在一起時又變得侷促不安。

就像歐洲的咖啡館一樣，四川茶館也提供報紙，它們通常放在竹筐內。有些顧客到茶館閱讀，但茶館主要是一個會友、談天、交流訊息以及閒言碎語的去處，有時也有合著竹板節拍說書的。

下棋的是兩個年輕人，其中一個往前一衝，拳頭也捏了起來。他的朋友忙拉了拉他的衣角，止住了他，兩人默默俯下身去揀棋子。扯棋盤的男孩繼續喊：「不許再下棋了！你們不知道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他彎腰抓起一把棋子就朝河裡扔。

我當時心裡納悶：耿怎麼一下子成了紅衛兵？還神秘兮兮的。我看得出來，紅衛兵大多數是高幹子弟，學校紅衛兵領袖就是四川省共產黨主要領導的兒子。因為我父親的級別比許多人的父親都高，所以我理應是紅衛兵的一員，但耿私下告訴我說，我「太軟弱」、「太不積極」，得經過考驗才能參加。

我們學校沒有點燃焚書的火把。因為學校紅衛兵頭頭是一位好學的學生，一位溫文爾雅的十七歲男孩子。他當上紅衛兵領袖是因為他父親的地位，而不是他本人的野心。雖然他無法阻止普遍的破壞情形，但盡力保護了書籍。

可能正是因為它的悠閒氣息，坐茶館的人沒在搞革命，所以茶館得關門。一天，我和幾十個初中學生（大多數是紅衛兵）來到一個坐落在錦江河畔的小茶館。竹椅、方桌散佈在一棵大槐樹下，夏日微風吹來一股股花香。當我們沿著河岸高低不平的卵石路走近茶館時，顧客們（大多數是男子）從棋盤上抬起頭來。我們在樹下停住，幾個同學開始喊道：「起來！都起來！別在這個資產階級的地方鬼混！」同年級的一位男孩子抓起就近桌子上的棋盤紙一角，猛然一扯，棋子撒了一地。

我從小就討厭集體活動。現在，十四歲的我更討厭這一切了。可是，我努力壓抑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因為這有違毛主席的主張。我所受的教育是：思想一與毛的教導相衝突，就產生一種愧疚感。我不斷告誡自己：要跟上新的革命理論與實踐，不能理解時得努力改造自己。然而，儘管費了很大的努力，我仍拚命躲避紅衛兵剪行人的長頭髮、窄褲管、裙子或敲掉半高跟鞋鞋跟等激烈活動。這些東西成了紅衛兵攻擊的目標，據說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

北京打人最厲害，這裡有中央文革小組在旁煽風點火。城區的一些劇場和電影院被用作審訊室，受害人痛苦的哀嚎聲使人們都避開這些地方繞道而行。

文革前大多數的「階級敵人」沒有被處死或送去勞改，而是放在群眾中「監督」。警察只准對指定的人提供檔案資料。現在政策改變了，新上任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下令把「階級敵人」交給紅衛兵處置，並把這些人的「罪行」告訴紅衛兵，如「陰謀推翻共產黨」，以激發青年人的怒火。

書籍是毛澤東的「破」的主要目標。由於它們不是在最近幾個月寫的，沒有在每頁引用毛的語錄，紅衛兵宣佈它們都是「毒草」。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已故魯迅的作品外，大多數的書都付之一炬。魯迅的書倖存的一個原因是江青覺得可以藉他的名字來攻擊她的敵人。焚書使中國失去了一大筆珍貴的文化遺產，即使有的書逃過紅衛兵的手，後來也因為「讀書無用」而成了人們爐裡的燃料。

在我們班上，紅衛兵召開會議，要大家自報家庭出身，以供分類。我說出「革命幹部」時，大大鬆了口氣。有三四個學生說他們的出身是「職員」，這其實也是「幹部」。但按當時紅衛兵規定，只有高幹才算「革幹」，一般幹部不算。但界限不清，結果所有出身「職員」的孩子和一個父親是營業員的女孩一塊被班上的紅衛兵劃成「麻灰類」。會上宣佈將監督他們打掃學校操場、廁所，他們得隨時保持低頭狀，聽從紅衛兵的管教，還必須每天匯報思想和行動。

顧客們開始靜靜地沿河岸散去。看著他們離開的身影，一種失落感籠罩了我。幾個月之前，這些成年人可能會擺擺手把這幫小孩子趕走，但現在他們知道毛澤東賦予紅衛兵無上權力。後來我回想時，才明白好多孩子一定是因為能指揮大人而興奮。不過，紅衛兵並未享受到自我表達的真正自由，從一開始，他們就只是工具，一條口號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我們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