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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當時若有所思地望著窗外血紅的夕陽，良久，他才轉身對著母親慢慢地說：「我無法理解文化大革命，但我相信現在所發生的事完全是錯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人們連最基本的權利和保障都沒有了，簡直不堪設想。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有責任要阻止這一場災難，我要寫信給黨中央，給毛主席。」在中國，除了向領導者上訴外，幾乎沒有其他反映民情、影響政策的渠道。現在又只有毛澤東可以改變局勢，因而父親只能向毛澤東上書。

錢同學的父親是駐西藏的一名軍官，因為漢人常把西藏想成是高山惡水，不適合漢人生活，絕大多數赴藏軍官就把家眷留在距西藏最近的大城市、入藏的門戶成都。以前，我很喜歡錢同學，特別是他那種略帶倦意的味道，使我覺得他很文雅。此時，我禁不住喃喃地說，一邊竭力控制不要顫抖，「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嗎？是不是……」

這個居委會主任令我十分反感，特別是她那張諂媚的笑臉，我也恨她弄得我第一次去抄家。很快，卡車停在一條狹窄的巷口，我們大夥兒跟著那兩個女人走進泥石子地的巷子。四下一片漆黑，只有連接屋牆的木板之間透出燈光。我高一腳低一腳地走，盡量落在後面。那位被告發的女人家有兩個房間，都很小，容不下我們一卡車人。我自然樂得躲在門外，但好景不長，有人在房間裡高聲嚷嚷，要房裡的人擠出地方，讓外面的人都進去「接受階級鬥爭教育」。

我一擠進屋，大糞臭、尿臊味和長久不洗澡發出的汗漬味馬上撲鼻而來，房裡已被翻了個底朝天。那個女人大概有四十好幾，跪在屋子中間，半裸著身體。屋裡吊了盞昏暗的電燈，在陰影下，她跪著的人形顯得奇形怪狀。她頭髮蓬亂，有些似乎被血粘在一塊兒，兩眼絕望地張大，嘴裡不斷尖叫：「紅衛兵小將，我沒有藏蔣介石的像，我沒有！」她又朝地上使勁地磕頭，響極了！血從前額滲出來，裸|露的背上佈滿鞭打的血痕。當她撅起屁股磕頭時，褲子上屎尿染成的污跡隱約可見，臭氣一陣中起。我嚇壞了，趕快移開視線。這時我瞥見了打她的人，一個姓錢的十七歲男孩子，此刻他懶洋洋地半躺在一張椅子上，一隻手拿著皮帶，另一隻手玩弄著皮帶上的銅扣頭，一邊緩緩地說：「講實話，不然，我還要打你。」

母親提高了嗓門，滿是怨氣地說：「好吧，好吧！你不要你的命了，你也不管你的妻子，這我知道。但是，你想過我們的孩子沒有？你要是倒了楣，他們就是『狗崽子』。你要我們的孩子變成『黑五類』嗎？」

兩個星期後，陶鑄又見了她，給她一封信，說我父親沒有做錯事，應該放回家，指責他的那兩件事應該由四川省委負責。陶鑄接受了我母親的說法，因為找替罪羊來保自己這種事在當時全中國太普遍了。陶鑄表示對我父親信中所擔憂的抓替罪羊和暴力混亂的情形深有同感。我母親看得出他也想控制這個局面，正因為如此，不久他自己也被打倒，成了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中國第三號走資派」。

「上訪接待處」很少接待像我父親這樣的高幹案子，也極少有妻子像母親這樣大膽來京替丈夫伸冤，於是母親引起特別關注。很快，副總理陶鑄接見了她，他當時管中央宣傳部，又是文化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我母親把父親的信交給他，請求他下令讓四川省委放我父親回家。

就像當時千千萬萬其他中國人一樣，我沒有理性的思維能力。我們已被恐懼和長期灌輸所扭曲，和_圖_書以致對偏離毛所設下的軌道簡直不可想像。另外，我們周圍到處是虛偽、欺騙性的高調與假信息，使我們幾乎不可能看清事實，作正確的判斷。

姥姥緊摟著四歲的弟弟小方哭了起來，我說我陪母親去火車站。我們沒時間等公共汽車，於是跳上一輛腳蹬三輪車。我又害怕又慌亂，母親也沒向我解釋前因後果。她看上去很緊張、心事重重。當我小心翼翼問她發生了什麼事時，她只簡短回答：到時就會明白。我想她一定是覺得太難解釋清楚了，我也習慣了大人說我太小，有的事理解不了。母親似乎在集中精神思索下一步該幹什麼，我也就不打攪她了。我沒有看出來的是：她自己也正努力想從這團亂麻中理出頭緒來。

父親沉思了一會兒，說話了，像在對自己說：「沒有人不愛自己的子女，『知否興風狂嘯者，回頭猶看小於菟』。吃人的野獸尚且如此，何況人乎？但是共產黨員不比一般人，還要想想別人的孩子。這麼多被整的人，他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八月的最後一天，父母房內的喧雜聲使我從心神不定的午睡中驚醒。我踮著腳尖，悄悄走到父親的書房門口，透過虛掩的門，我看見父親站在正中央，幾個人圍著他。我認識這些人，他們是父親宣傳部裡的工作人員，此刻看上去個個表情嚴厲，失去了平時的笑臉。我聽見父親說：「請代我感謝省委領導，感謝他們的關心。但是我不想躲起來，共產黨不怕學生。」

母親赴京這段時間（九月一整個月），我一直待在家裡陪伴姥姥。她日夜焦慮，整晚睡不著覺。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父親在哪裡？被逮捕了嗎？還是被保護起來了？我的家倒楣了嗎？這些問題我都得不到回答——也沒人肯告訴我。

當我的手臂套上印著金黃大字「紅衛兵」的紅袖套時，我異常興奮。當時最時髦的打扮是穿舊軍裝，就像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的裝束。我也想趕時髦，等一戴上紅袖套，就飛跑回家，從一隻舊箱底層翻出一件已洗成灰白的列寧裝，這是母親五〇年代的制服。衣服有點不合身，稍大，不過我請姥姥為我改小，再配上一條從父親褲子上抽出的舊皮帶，就打扮整齊了。走上街時，我渾身不是滋味，覺得自己看起來太咄咄逼人了。儘管如此，我照舊穿它。

中國官吏一般要保持一種不動聲色、居高臨下的威嚴。但我父親卻像個學生一樣跟年輕人對吵，「你們到底是受過教育的學生，還是流氓？你們講不講道理？」可惜他的真誠、無官氣並不為學生所欣賞，反而召來更多反對的口號聲。事後，大字報、大標語馬上攻擊他「列硬頑固地鎮壓學生運動」。

當時我不知道父親被隔離了，只聽說這次行動是保護他。我那時才十四歲，還不懂得洞識虛偽手法。他們需要虛偽，是因為沒打定主意拿我父親怎麼辦。大多數像這樣的帶走人都不是由警察辦的，來的人都是父親部裡的下屬，憑的是省領導一句口頭命令。

父親的預感很快得到證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被召去參加四川省最有聲望的大學——四川大學學生所召開的一個大會。大學生已經開始批鬥校長、教授、系主任等，現在矛頭又指向省上領導。這次大會名義上是省上領導聽取學生的批評意見，在成都市最大的「錦江大禮堂」內（那時改名「東方紅」）召開。省的領導幹部齊齊一排坐在台上，台下擠得滿滿的。

我之所以能逃避到學校，待在家裡這麼長一段時間而平安無事，原因是紅衛兵組織和_圖_書從來沒有像共產黨那樣嚴密控制。另外，我在紅衛兵裡有個「保護人」，就是那個靦覥上司耿姓男孩，他沒有召喚我回校。九月下旬的某一天，耿打電話要我在十月一日國慶日前一定要回去，否則，我就不可能加入紅衛兵了。

姥姥按母親的話辦了，但省委領導說整件事是場誤會，他們只想保護我父親。他們堅持要我母親馬上回川，停止這種「干擾四川文化大革命的行動」。幹部們接奉指示，頻頻到我家來勸說，要我姥姥上京把我母親接回來。一位幹部這樣對她說：「我是替你女兒擔心，為什麼她一定要和黨鬧誤會呢？黨只想保護你女婿。你女兒不聽黨的話，跑去北京，再不回來，就是反黨。你知道反黨有多嚴重嗎？你是她的母親，你要為她著想。黨現在已經答應，只要她回來就沒事了。」

父親答道：「這是場不尋常的大火，不知又會有多少人要遭殃了，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火燒。」

不久，我發現了一個避風港——「紅衛兵串聯接待站」。從一九六六年九月起，毛澤東鼓動年輕人在全國各地「串聯」、煽風點火，要人們起來「造反」。為此，交通工具、食物和住宿都免費提供。學校於是來了許多「串聯者」。我們學校的接待站是以前一個演講廳，成天晃蕩的串聯者來到這裡喝茶、談天。如果他們聲稱有重要公務，接待人員就為他們安排一個時間會見學校紅衛兵頭頭。在這裡工作的人不必去看守「黑五類」、「麻灰類」，也不必去抄家。另外，那五個女工作人員看上去一點也不狂熱，和她們在一起有種溫暖的感覺，使我不會老是緊張兮兮，於是我費盡心思地加入了。接待站裡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有時還排著隊。有的人成了熟面孔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有些男孩子不過是想找女孩子閒扯，並非一心來鬧革命的。我記得自己當時卻認真得不得了，把他們言不由衷的公事話都當了真，一個勁兒地把那些廢話做成筆記，從不迴避他們的注視，也不理會他們的眉來眼去。

父親開始寫信了。他一遍遍地打草稿，又揉成團重寫。他平時就認真得很，一個字、一個標點都要推敲半天，現在寫這封信給毛澤東，更是非同小可，不僅要準確地表達他想說的話，還得小心翼翼地措辭，盡可能減少潛在的，特別是可能禍及全家的後果。換句話說，他的批評不能叫人看出是批評，他得罪不起毛澤東。

父親剛一離開，母親就把幾件衣服塞進一隻提包，說她要到北京去。父親的信還是草稿，寫得很潦草，滿是塗改處。看見來人時，他加了幾句話，就把信匆匆忙忙塞到母親手裡。

一個悶熱的夜晚，接待站像平常一樣滿是人，一片吵吵嚷嚷聲。兩名有點粗俗的中年婦女出現了，自我介紹是學校附近一個街道居委會的正、副主任。她們壓低嗓門，表情神秘，好像在報告什麼重大機密。我一向很討厭這樣故弄玄虛，所以走開了。但看得出來她們一定是說出了什麼爆炸性消息，因為接待站馬上沸騰起來，不少人高聲喊叫：「上卡車！上卡車！」「都去！都去！」我還沒搞清楚出了什麼事，就被捲出房間，擁上了一輛卡車。當時毛澤東下令工人要支持紅衛兵，所以有的卡車司機到學校來聽候我們的調遣。我和那位居委會主任被擠到一起，她又開始重複說她的故事，眼睛裡儘是忙不迭地逢迎周圍紅衛兵的神氣。她說她的轄區內有一個國民黨官太太，丈夫逃到台灣去了，她在家裡藏了張蔣介石的像。

一陣沉默後，才聽見父親說：https://www.hetubook.com.com「好吧！我服從黨決定，我跟你們走。」此時，母親問：「去哪裡？」一個男人不耐煩地說：「黨指示，不讓其他人知道。」當父親走出書房時，他看見我，就拉起我的手說：「爸爸要外出段時間，聽媽媽的話，做個好孩子。」

當我母親告訴父親這張大字報時，他馬上說這一定是省委領導指使的，因為這兩件事只有省上少數幾個領導知道。我父親據此相信這些人已打定主意拋他出來做替罪羊了，當時成都各大學的學生開始把鬥爭矛頭指向省上的領導人，中央文革小組轉達給大學生的訊息比中學生多，他們告訴大學生說毛澤東真正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共產黨內握有權力的幹部。大學生中高幹子弟少，因為大多數共產黨幹部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結婚的，他們的孩子此時還不到上大學的年齡。所以大學生不必「保爹保娘」，樂意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幹部。

學生們是來找碴的，大廳裡的氣氛不久就沸騰了起來。他們一邊喊口號，揮旗幟，一邊往台上衝。要搶麥克風控制會場。雖然我父親並不是會議主持人，但是省領導卻指定他控制混亂局面。當他和學生對峙時，別的領導人都一溜煙地走了。

我的細弱聲音在房間裡引起幾個人的共鳴。但錢同學蔑視地掃了我們一眼，狠狠地說：「你們要和階級敵人劃清界線！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怕流血就不要當紅衛兵！」他的臉因狂熱而變得醜惡。我們大家都沉默了，雖然我們十分厭惡他的作為，但我們沒法和他爭辯。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不得同情「階級敵人」，不然，我們也會變成「階級敵人」。我盡量不引人注意地退出房間，來到後花園，那裡已被紅衛兵用鐵鏟亂刨過了，一些人還在弓著腰挖，想發現點什麼。房間裡又傳來抽打聲，混和著那女人的哭叫聲，使我頭皮發麻。別的人想必也感到不可忍耐，他們停止了挖掘，直起身來，一邊走，一邊說：「什麼都沒有，走了！走了！」擠出房門時，我看見錢同學漫不經心地站在那位婦人面前。告密的居委會主任還是那種討好的眼神，但現在加上了害怕的神情。她半張著嘴，好像想說什麼，但又沒說出來。瞥了瞥她的臉我明白了：這裡其實根本沒有什麼蔣介石像。她是假紅衛兵之手整那個可憐的女人，紅衛兵被利用來算舊帳、洩私憤。我爬上卡車，滿心是厭惡和狂怒。

母親站起來，走開了。她知道父親已打定主意，再勸也沒用。她獨自一人時，才抽泣起來。

我母親手抄下陶鑄給她的信，寄給我姥姥，要她把此信交給宣傳部，並告訴他們，不放父親回家，她就不回成都。她擔心回去後省上可能控制她，仍不放我父親，權衡利弊後她決定待在北京，以便通過繼續上訪向四川當局施加壓力。

我蜷成一團靠著她，靜靜挨過這漫長的一夜。車站前的水泥地廣場上，有幾盞沒有燈罩的路燈掛在木燈桿上，發出黯淡的光，映出地面上的一灘灘積水。那天上午剛下了一場雷雨，我只穿了件襯衫，現在冷了，母親就用她的雨衣把我包起來。夜深了，她要我睡一會兒，我太睏了，頭倒在她膝上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朦朧中我感覺到她膝蓋在抖動，把我搖醒了。抬起頭來，只見兩個身穿帶帽雨衣的人站在我們面前，正低聲說什麼。我仍睡意朦朧，聽不清楚和圖書他們的話，也看不出他們是男是女。只聽見母親平靜、克制的聲音，「那我就喊紅衛兵。」那兩人沉默了，相互低語一陣走開了，顯然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

這次大會成了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里程碑。四川大學紅衛兵組織因此得名「川大八．二六」。以後「八．二六派」成了四川省文革兩支主要勢力之一，成員有數百萬之多。

就在這次會議後，省上領導規定我父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離家，理由是要保護他。我父親明白他是先被故意拋給學生當靶子打，後又被軟禁在家。他馬上把這些遭遇加進給毛澤東的信裡，一天夜晚，他流著眼淚，請求我母親把信交到北京去，因為他已失去了自由。

我和母親隨父親走到樓下，朝大院門口走，沿途站著宣傳部的幹部。我的心怦怦亂跳，雙腳就像踩在棉花堆上。父親看上去激動不安，他握著我的手，我感覺到他在顫動。我伸出另一隻手撫摩他的手背。門外停著一輛汽車，車門打開者，顯然是在等他。車裡坐著兩個人，一個坐前排，一個坐後排。母親的臉緊繃著，但看起來並不慌亂。她注視著父親的眼睛說：「我一定去北京。」父親沒有摟我，也沒有擁抱母親，就上車去了。中國人通常不在公共場合裡擁抱、親吻，即使是在非常時刻。

到了北京，她拿著我父親寫的信來到「群眾上訪接待站」。中國自古以來都沒有獨立於政權之外的法律體系，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沒有專門機構，讓老百姓投訴上告，共產黨繼承了這個傳統。文革期間，一度看上去共產黨官員好像要失去權力了，於是成千上萬曾被迫害的人湧入北京。但中央文革小組很快宣佈，「階級敵人」不准翻案，告走資派也不行，膽敢這樣做的人罪加一等。

姥姥一想到女兒惹出了這麼大的麻煩，就坐立不安。如此幾次談話後，她產生了去北京的念頭。一天，來人告訴她，我父親的精神已經有點不正常了，只有我母親回家才能送他進醫院，於是姥姥下決心去北京。省委宣傳部給了我姥姥兩張火車票，一張給她，一張給小方。他兩人坐了三十六小時火車到了北京。母親一聽父親生病了，就馬上發電報給宣傳部，說她正搭車返回。十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她、姥姥和小方都回到成都。

我母親原先並不贊成他寫信，現在卻改變了主意，原因是父親就要成了替罪羊，孩子們也要變成「黑五類」，要吃苦受罪了。不管希望有多麼渺茫，到北京去申訴是救丈夫和孩子的唯一辦法，她答應父親去送信。

母親的經驗告訴她，這樣做非常危險。過去上書的人大多受到打擊報復，還累及全家。但她一聲不響，兩眼盯著遠處被夕陽染紅的天空，竭力壓抑自己既擔心又生氣又有怨說不清的複雜情感。最後，她說，「你這不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嗎？」

父親早在六月份就開始考慮寫這封信，那時省裡拋替罪羊的浪潮已經掀翻了幾位他的同事，從那時起，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他自己也將要成為替罪羊。一天，我母親在市中心一個顯眼處看到一張大字報，上面指名道姓說我父親是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頭號反對派。大字報上面主要批評的是兩件事：一是去年冬天他抵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此文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號角；二是他起草《四月意見》，力圖把文革局限在純學術討論範圍裡，「轉移鬥爭大方向」。

一兩天後，姥姥去了北京。我因剛加入紅衛兵，得待在學校。家裡發生m.hetubook.com.com的劇變，如今令我終日膽顫心驚。當我看見「黑五類」和「麻灰類」成天低著頭打掃廁所、操場時，恐懼就爬遍全身，好像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當紅衛兵夜晚外出抄家時，我的兩腿也不禁顫抖，好像他們是去抄我的家。一看見同學在附近交頭接耳，我的心就怦怦亂跳，忍不住心想他們是在議論我，說我已變成了「黑五類」，說我父親已被捉起來了。

他的語調雖然平靜，但話裡深藏的激動卻使我害怕。這時一個男人大聲說：「不過，張部長，你應該相信黨組織。大學生會攻擊你，他們不講道理，還可能打你，黨認為你應該轉移到安全地方。這是黨的決定，你知道共產黨員要無條件服從。」

回到學校後，我得知一些沒能加入紅衛兵的「紅五類」們發了很多牢騷，埋怨他們被拒於紅衛兵之外。學校紅衛兵只好讓大家都在國慶日前一古腦兒全加入，耿因而要我在那時趕回學校。就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帶給我家災難時，我反倒成了紅衛兵。

沒有人強迫我加入紅衛兵，我自己非常想加人。儘管這幾個月來在學校、家裡所發生的事使我覺得厭惡和恐懼，使我從來沒想到要怪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文革和紅衛兵是毛主席領導的，而毛主席在我心中是個神，我是想也不敢想他會錯的。

天濛濛亮時，母親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幾年以後，她告訴我，那兩人都是她認識的婦女——父親部裡的工作人員。她們對她說，省委命令她回去。我母親引用黨章反駁，黨員有權到中央申訴。兩位使者則說，還來了別的人，車子就在站外等候。暗示她如果勸說不聽，就要強行抓她回去。母親說：要是他們敢動手，她就向車站一帶的紅衛兵喊救命，說他們阻止她去北京見毛澤東。我問她何以確信紅衛兵會幫她，而不會幫那些人來捉她，「要是這些人對紅衛兵說你是逃跑的『階級敵人』怎麼辦？」母親笑說：「我算準他們不敢冒這個險，但這個險我非冒不可。」

四川省的權力核心雖然已被中學生無法無天的暴力行動弄得昏頭轉向，但大學生們的進攻才真正使他們心驚膽顏。他們覺得必須拋出一個夠份量的替罪羊來安撫大學生。我父親是四川文化領域負責人之一，這個領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擊目標，而且他向來以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而聞名。此刻正逢大家最需要全體一致服從時，他們覺得最好能把這個不聽話的人打啞。

就這樣，我們沉默而緊張地坐在三輪車上，手握著手。母親不斷回頭張望。她知道省上是不准她到北京去的，母親讓我陪她，就是擔心可能出事，我好做個見證。到了車站，她買了張硬坐票，乘下一班車赴北京。由於第二天凌晨才發車，我們就坐在一間大棚子似的候車室板凳上過夜。

父母親沒有告訴我幾天前他們的一次談話。他們坐在臨街的窗前，不遠處的電線桿上架著擴音器，不停地呼喊毛澤東語錄，特別是那句：「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些翻來覆去的叫聲挑起了人們害怕的情緒，也掀起了某些人興奮的情緒。擴音器還不時宣傳紅衛兵取得的勝利成果：他們又抄了多少「階級敵人」的家，砸爛了多少「反革命狗頭」。

但是家已不再是避風港。父母顯得心事重重，幾乎沒注意到我。父親不是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就是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母親不時地走進廚房，拿著塞得滿滿的字紙簍，把成團的稿紙往爐裡塞。姥姥看上去好像預感到大禍臨頭，焦慮的眼神直跟著他們轉。我提心吊膽地觀察著大人的情緒，又不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