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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就這樣完結了，幾天後，我們動身回家。我算受夠了，一心只想溫暖、舒適，洗個熱水澡。但是，「家」籠罩在陰影中。我記得臨行前那段不安的日子。不管旅行有多麼不舒服，但它不使人擔驚受怕。我與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共同生活了一個多月，從未眼見任何暴力，也不感到恐怖。大家雖然如醉如癡般狂熱，但井然有序，和平無事，彼此都十分友善。

一個星期過去了，毛澤東似乎沒有再發動另一次檢閱的跡象。下意識裡我們都急於擺脫這個骯髒的環境，於是決定先去上海，參觀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的誕生地，然後再赴湖南，瞻仰毛澤東的出生地。這都是「革命聖地」，不算遊山玩水。

我們這六個姑娘沒有一人有花錢的習慣，再加上覺得買東西好像跟資產階級有某種關聯，所以我儘管一個勁兒想吃東西，也只買過一串冰糖葫蘆。買之前，還經過一段長時間痛苦的煎熬，和別的姑娘反覆討論。後來我回家時，一口氣就吞食了一盒走了味的餅乾，一邊把姥姥在我出發前給我的零花錢幾乎原封不動地退還她。姥姥一把將我摟在懷裡，不停地說：「真是個傻丫頭！傻丫頭！」

「犯人」有三名：一位上了年紀的男子、他的兒子和媳婦。這次抄家顯然早在他們預料之中。他們平靜地坐在板凳上，臉上露出聽天由命的神情，淡漠地盯著京明，像是在看一片空白。京明在他們這種注目下變得侷促不安，而意中人在場更使他覺得很彆扭。她看上去很不耐煩，不時地轉頭朝門外望。一會兒，幾個男孩子抬著五大箱瓷器走出院子。她嘴裡咕咕嚕嚕對京明說了些話，大約是說她要去看一看，隨之就消失了。一個人面對「犯人」，京明覺得越來越不舒服。

京明和我在同一所中學，他剛讀一年級，進校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他的志向是成為一名科學家，但文革譴責科學家是「資產階級」，又來勢兇猛，把社會翻了個底朝天。看來他科學家是當不成了，失望之餘，他從一開始就對文革深懷不滿。文革前，他和班上幾位要好的同學就互稱「鐵哥們兒」，像大多數青少年一樣，他們渴望一種冒險生活，到神秘的高山、原始森林去探險。京明算是「大哥」，他個子大，學業成績好，常利用自己的化學知識在班上表演魔術，對沒興趣或早已自學過了的課程公然曠課。京明為人正直，講公道，這些都使他的夥伴們對他頗為欽佩。

小黑的「部隊」也搞過一次抄家。有人告訴他們，說有一戶居民以前是國民黨。孩子們完全不清楚抄家該做什麼，只模糊地覺得，應該去找日記一類的東西，上面記著「盼望蔣介石回來」及「仇恨共產黨」的內容。這家人共有五個兒子，個個生得虎背熊腰。他們一字排開，雙手叉腰，一言不發地站在門口，瞪眼盯著小黑的「部隊」。小鬼們此刻全傻了眼，圍聚在門外裹足不前。終於有一個孩子鼓足勇氣，躡手躡腳想進去。一個兒子走出陣來，用一隻手提起他的後衣領，一把拋回「部隊」裡。從此。再也沒人提起要採取類似的「革命行動」了。

目睹青年們正狂熱地表達對毛澤東的忠誠，劉少奇一定感覺到他的處境是何等沒有希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他本人長期倡導對毛澤東的神化崇拜，在一個很少有宗教意識的國家裡引發了青年人對毛澤東的宗教狂。劉少奇和他的同事之所以助長神化毛澤東運動，可能只是想安撫毛，以為毛會滿足於當上帝而讓他們去管塵世俗務，沒想到毛要的是絕對權力，既要天上的，也要地上的。當然，不管是劉少奇還是別的人也許都無可奈何，無法阻擋崇拜毛澤東的澎湃潮流，毛就有那樣的威力。

「當然願意！」我們齊聲回答。他作了個「噓」聲手勢，要我們保持安靜，又低聲問：「明天早上出發前，你們提議大家互相檢查以確保沒有人攜帶違反規定的物品，好不好？你們知道，年輕人容易疏忽……」他早先已宣佈過規定——不准攜帶任何金屬物品進入會場，甚至不准帶鑰匙。

那天晚上，京明所屬紅衛兵支隊開會，沒有要他參加，鐵哥們回宿舍時都迴避了他的眼神，不和他說話。這種反常情況持續了好幾天，他們才告訴京明發生的事。那天會上，那位女孩激烈地指責京明心慈手軟，堅持給他一個嚴厲處分，開除出紅衛兵，關押起來。但鐵哥們決心保護「大哥」，拒絕表態，並替京明說好話。他們說這個女孩對「革命同志」態度粗暴，她曾如此對待其他同學，引起公憤。

劉步奇看上去心事重重，情緒低沉，此刻，我對他沒有任何感情。雖然他是國家主席，但他對我這代人來說沒有什麼意義，我們是在崇拜毛澤東的環境中長大的。如果劉要反對毛，他當然該被打倒。

有一次，我急於小便。當時我靠窗坐著，被擠得緊貼著車壁，原為三個人的座位現在擠了五個人。經過一番不可思議的拚搏，我終於到了廁所，卻發現根本不可能使用。就算坐在水箱蓋上的男孩子願意把他的腳從便桶蓋hｅｔｕｂoｏｋ.com.coｍ子上抬起來一會兒，就算坐在他雙腳之間的女孩子能被人抱起來讓出便桶。我也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下方便。他們不可能讓出廁所到過道上去，那裡也滿是人。於是我又折騰一番擠回到座位，急得幾乎掉出眼淚。結果越急就越憋不住，我嚇得兩腿發抖，決定到了下一站，無論如何得下到站台去上廁所。時間和火車行駛都好像是蝸行牛步，終於我們停在一個薄暮籠罩的小站上。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我打開窗戶，爬了出去。但返回時，我發現進不去了。

那時，大字報已經在指名點姓地說他是「中國的赫魯雪夫」，反對毛主席。雖然他還沒有被正式打倒，但人人都清楚：他倒台的日子已不遠了。在歷次檢閱紅衛兵的新聞報導中，看得出他的地位無足輕重。這次檢閱，他沒有以中國的第二號人物身份站在毛澤東身邊，而是被安排在後而，幾乎是最後一輛車上。

母親馬上去父親的宣傳部，把陶鑄的信交給一位副部長。父親很快被送進療養院，母親獲准去陪伴他。療養院位於幽靜、秀麗的鄉下，兩邊都是綠色的小溪。父親有一間套房，會客室裡擺著一排空蕩蕩的書架，臥室裡有一張大雙人床，盥洗間嵌著發亮的白瓷磚。陽台外面有幾棵桂花樹，正散發著醉人的香氣。秋風吹來，一點點桂花瓣輕輕飄落在無草的泥地上。

當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於八月十六日成立時，京明和他的鐵哥們兒被並了進去。他們的工作是油印傳單，拿到街上去散發。傳單是由高年級紅衛兵寫的，內容不外是：「成都第四中學紅衛兵司令部第一軍第一師成立宣言」（所有紅衛兵組織都有類似的大招牌）、「嚴正聲明」（某同學宣佈改名為「黃衛東」——姓黃的要保衛毛澤東）、「特大喜訊」（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時說：「經科學檢查，毛主席身體十分、十分健康，至少能活到一百六十歲。」）以及「最新最高指示」（由中央文革洩露出來的毛澤東的一兩句話）。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們照常在男孩子的房間裡學習毛語錄，（軍官和男孩子們出於男女界限不進姑娘的房間）。我們和藹的連長邁著不尋常的輕快步伐走進來，提出打拍子指揮大家唱當時最流行的歌曲《火海航行靠舵手》。他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舉動，令我們十分驚喜。他揮舞著手臂打拍子時，兩眼閃閃發光，臉上喜氣洋洋。當他示意大家安靜，說要宣佈一項好消息時，我們馬上就猜到了。

富庶的成都平原景色很快就被連綿起伏的低丘所取代，西邊的雪山頂在遠方閃閃發亮。過了一段時間，我們開始在秦嶺隧道裡進進出出，秦嶺像一座天然屏障把四川與中國北部隔開，西藏在四川西兩，險峻的長江三峽在東部，南面被長期視為蠻夷之地。所以自古以來，四川總是自成一體，四川人也素有獨立精神之名聲。毛澤東擔心四川成為「獨立王國」，所以用各種辦法來牢牢控制這個省份。

更要命的是，有些農村來的孩子帶來了跳蚤和虱子。一天，我走進房間，看見一位朋友在哭，原來她在內衣的腋窩處發現了一串細小、白色發亮的虱子卵。我怕極了！因為虱子會引起無法忍受的奇癢，而且使我自己覺得自己很髒。從此以後，我無時不感到身上有地方在發癢，一天有好幾次仔細檢查內衣。所有的折磨使我天天祈盼毛主席快點檢閱我們，這樣我就能回家了。

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最愉快的日子。但是我心裡仍掛念父親，也時時感到旅途不適。火車上每一寸地都被佔滿了，行李架上、座位下都是人，廁所裡也滿滿的，根本無法擠進去，只有朝聖的虔誠信念支撐著我們。

小黑參加了兩次打教師的行動。一位犧牲品是體育教師，被定罪為「壞分子」，因為一些小黑年級的女學生聲稱這位教師在體育課上摸她們的乳|房和大腿。為了討得姑娘的歡心，男孩子揍了這個教師一頓。另一位挨打的是班主任，因為她常去學生家裡拜訪，把學生在學校裡的淘氣惡行報告給家長，所以學生們都很恨她。由於學校嚴格禁止體罰，老師有時不得不請家長管孩子，有的家長就痛打兒子一頓。

我的姐姐小鴻那年十五歲。她是她們學校首批紅衛兵之一，首批加入者有幾百人之多，因為這所學校有許多幹部子弟。她害怕暴力的作為，很快變得恍恍惚惚不知所措，於是在九月初跑回家，想從父母處得到幫助。但家裡空空如也，只有焦慮不安的姥姥在，這使她更加緊張，又回去學校，自願去看管圖書館。那裡和我們學校圖書館一樣，先被洗劫，然後封存。她在一片狼藉的書堆中翻閱，貪婪地啃讀所有能揀到的「禁書」。正是書佔據了她的思想和生活，使她免於精神崩潰。九月中旬，她和幾位朋友去全國旅行，也是到一九六六年底才回成都。

父親這次回家顯得怕人地平靜，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他不搭理我，既沒說他一直在哪裡，也沒說發生了什麼事，只深陷在冥想中和-圖-書。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整夜不眠地踱來踱去。夜深了，我聽著他的腳步聲，感到非常擔憂、害怕，睡不著覺。兩天後，當我看見母親、姥姥和小方從北京回來時，終於大鬆了一口氣。

我甚至洗了他們的內褲，但我的腦子裡從來沒有過絲毫性的念頭。大概很多我這一代的中國姑娘都被政治激變所支配，無從發展青春性意識。當然，並非人人如此。沒有家長的管束，有些少男少女便自由放縱。回到成都時，我聽說以前的一位同學自殺了。她是位俊俏的十五歲女孩子，和一些來自北京的紅衛兵一起去各地串聯。她和同伴在途中發生了性關係，回家後發現懷了孕。她被父親毒打了一頓，左鄰右舍以鄙視的目光看待她，紅衛兵戰友也在背後說長道短。她無法忍受，上吊自殺了，留下一張字條，說她「沒臉見人」。這種封建的羞恥觀本應是文化革命的真正目標，但沒有把這列在要紅衛兵破除的「四舊」之中。

我的另一位弟弟小黑那年十二歲。他就讀的是我曾讀過的實驗小學。當紅衛兵在中學風起雲湧時，小黑和他的朋友也急於參加。對他們來說，加入紅衛兵意味著天天可以住在學校裡，不必回家受家長管束，還可以欺壓、指揮成人。他們來到我的中學，要求加入紅衛兵。一個紅衛兵為了擺脫他們的糾纏，就隨口說道：「你們可以自己組成紅衛兵四九六九部隊第一軍嘛！」他們馬上拿雞毛當令箭，成立了一支軍隊，有二十名小學生，小黑成了宣傳部頭領，其他孩子也全有官做，諸如「司令」、「政委」，沒有一個兵。

事實上，客觀條件也使我們無法觀光：大學遠在郊區，離市中心有十哩之遙。而每輛公共汽車都擠得滿滿的，門上吊著、頂上爬著都是人。儘管如此，我們還得為不出去玩耍找個革命的理由。

當那位兒媳婦站起身來，說她想到隔壁房間去奶孩子時，京明馬上同意了。那女人離開後不久，京明的意中人衝進房間，問京明「犯人」為何不見了。當京明回答說是他允許時，她一下子狂怒地衝著京明破口大罵，罵他「對階級敵人發慈悲」、「喪失階級立場」，一面從纖細的腰上解下軍用寬皮帶，捲成個圈，一隻手握著，晃動著指點京明的鼻子——紅衛兵標準的姿勢。京明驚待了，平素如此嫻雅端莊的姑娘一下子竟變成了凶神潑婦，他心目中美好的女神粉碎了。初戀就這樣破滅了。

文化大革命也產生了許許多多咄咄逼人的道學先生，大多數是年輕姑娘。我的一位同班女孩曾收到一封情書，寫自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她大筆一揮，回信指責那個落入情網者是「革命的叛徒」，「當階級敵人仍猖獗一時，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時，你卻盡在想些不知羞恥的事！」當時這種風氣流行一時。毛澤東號召「不愛紅裝愛武裝」，女性溫柔成了指責對象，不少姑娘說話行事都努力像個粗野的男人，誰不這麼做誰就被看不起。當然，那些日子也沒有表現女性特徵的機會，我們只准穿沒有體型的藍色、灰色或軍綠的衣褲。

連長告訴我們，從現在起任何人都不得離開校園，大家得互相監督。「互相監督」在當時是很正常的事，更何況現在是要保護毛主席的安全，我們當然樂意從命。飯後，連長找到我們六位姑娘，壓低嗓門，一本正經地說：「你們願不願意為保衛毛主席的安全出力？」

「明天我們要見毛主席了！」他話音未落，我們便歡呼起來。一陣無詞的大叫後，我們的興奮變成了一陣陣的口號：「毛主席萬歲！」「跟著毛主席，永遠鬧革命！」

當他從失落的木呆情緒中醒轉過來，想回嘴時，女孩子已跑出房間，稍後和一位高年級紅衛兵隊長一起回來。他也用皮帶指著京明大罵，不過他很快就住口了，因為意識到在「階級敵人」面前爭吵太不合適，紅衛兵家醜不可外揚，於是下令京明回校，「聽候處置」。

因為盤腿坐在地上的時間太長，我的下肢麻木了。有好幾秒鐘，我看到的只是一片上下起伏的後腦勺。當我終於趔趔趄趄地站起來時，只看見汽車長蛇陣的最後幾輛，其中一輛上站著劉少奇——國家主席，他的臉正好朝著我這個方向。

清晨時，北京大街在沸騰，紅衛兵從四面八方列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就像大海的浪濤聲。每喊一句口號，小紅書就舉上頭，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形成道道紅光。天亮時，我們到達廣場，在天安門東頭、寬闊的長安街北面，沿著慢車道和街沿整齊排列成行。我站在第七排，後面還有許多排。列隊完畢，大家原地盤腿坐在冰涼堅硬的水泥地上。我的關節紅腫，很痛，坐了一陣，屁股就麻木了。又冷、又困，又無法打盹，就更累了。軍官們不停地打拍子，指揮大家唱歌，要不同的紅衛兵連隊互相挑戰，讓大家保持高昂的情緒。

我去探望他們時，父https://www.hetubook.com.com親看上去很平靜。母親告訴我，他們每天到門外小溪去釣魚。我覺得他們都平安無事了，於是告訴他們我想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和所有人一樣，這是我一直最渴望做的事。可是我到現在還沒去，原因是我感到父母需要我，我應該在他們身邊。

當然，我們六個人原本就毫無鬥氣。我們的座位總是車上嘰嘰喳喳聊天的中心。我們之中最年長的姑娘十八歲，也是最受歡迎的人物，大家稱她「小胖子」，因為她實在是胖嘟嘟的。她笑得最多、最開心，具有一種深沉渾厚的歌劇般嗓音。她也愛唱歌，當然只唱毛澤東的語錄歌和一些歌頌毛的歌曲。除此之外，所有的歌曲幾乎都在十年文革中被禁止了。

一天，京明所在的紅衛兵支隊被召集到一家宅院抄家。高年級紅衛兵說這家主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紅衛兵們開始到各房間翻箱倒櫃時，這一家子全被集中到一間房裡看管。京明被指派為看守，他暗自欣喜，因為另一名看守是他的意中人。

當晚，我們無法入睡，整夜大家都在興奮地交談。早上四點鐘，我們起了床，排列整齊，步行一個半鐘頭到天安門廣場去。隊伍開拔前，連長使了個眼色，小胖子就站出隊列，提議互相搜身。我看得出一些人覺得她在浪費大家的時間，但連長笑瞇瞇地讚許，讓我們先搜他。一個男孩走出隊列來執行，在連長口袋裡發現一大串鑰匙。我們的連長做出一付恍然醒悟、懊惱自己不夠細心的樣子，對小胖子眨眨眼，笑了笑。接著，大家互相搜身。整個成功的表演反映了毛澤東統治下的一種做事方式：即使是命令，也做得要像是老百姓自發的。

火車連續行駛了兩天一夜，列車員不斷跑來對我們說：他們很羨慕我們就要見到毛主席了。北京站前是一幅巨大的標語：「歡迎你們，毛主席的客人！」這時雖然已是午夜，站前廣場仍被照得如同白晝。探照燈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掃來掃去，大家都戴著紅袖套，說著相互不懂的方言，又笑又叫又吵。背景是北京站，它是一所巨大敦實的蘇聯式建築，唯一的中國特色是兩邊鐘樓上的仿古大屋頂。

擴音器引導我們來到站前廣場一角「接待站」。就像其他中國城市一樣，北京幹部們被派來為串聯的紅衛兵安排食宿。住宿安排在大學、中學、招待所裡，甚至機關辦公室也騰出來。在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後，我們被分配到清華大學。公共汽車載我們過去，到達後，通知我們在學校食堂吃飯。安頓數百萬年輕人的工作是由周恩來親自負責，他還得處理國家繁雜的日常工作，毛澤東不會管這些事的。要是當時沒有周恩來或其他這樣的人物來管理國家，中國經濟及文化大革命都可能會垮掉。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的重要性，所以明令大家不准攻擊周。

我們六位姑娘都很嚴肅，來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見毛澤東。不幸的是，我們剛好錯過了他第五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怎麼辦呢？觀光遊覽是不算革命的，所以我們把全部時間都花在清華校園裡抄大字報上。毛澤東說旅行是串聯，目的是「交流文化大革命經驗」，我們得把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抄下來帶回成都。

離京前，我接到母親的來信，上面說，父親已經康復，全家都很好。不過她最後加了句話，說她和父親都成了「走資派」，得接受批判。我的心為之一沉，當時我已明白：「走資派」——共產黨幹部——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靶子。我就要看到這會帶給我家和我本人什麼命運了。

京明很快就厭倦了這種生活。他開始逃避這些活動，把注意力轉向一位同齡的女同學。她在他心目中算得上是十足的窈窕淑女——美麗、溫柔、未語面先紅，臉上卻又略帶高傲的神氣，像個冰美人。不過京明是在單相思，僅止於崇拜她，從沒有想過找機會和她接近。

沒想到旅程艱難萬分，火車大爆滿。在這段時期，高幹子弟控制紅衛兵的時代已結束了，因為他們自己的父輩已被攻擊為「黑幫」、「走資派」。過去一直受壓的「黑類」和「灰類」開始組成自己的紅衛兵，也參加了串聯。「紅」變「黑」了，「黑」又變「紅」了。我記得有一次在火車上碰到一個美麗苗條年約十八歲的姑娘，有雙非常大的黑眼珠，長長的眼睫毛。一如慣例，我們見面就互通「家庭出身」。當我聽見那位可愛的女孩子毫無窘態地報出自己出身「黑類」時，我簡直驚呆了，她似乎完全確信我們這些「紅」姑娘會友好待她。

在戲劇學院裡，空軍軍官們天天指揮我們圍著籃球場一圈又一圈地操練。操場旁邊是食堂，一列上隊，我的雙眼就不斷朝那個方向瞟，即使是剛吃了早飯也如此，我每天腦子裡想的都是吃飯，不知是由於肚裡缺少油水，還是太冷，或是操練太枯燥，我不斷想著各種四川菜：香酥鴨、糖醋魚、醉雞，還有數不盡的小吃。

我半醒半睡、跌跌撞撞地走入探照燈下的人群裡，面對這種現代化建築物的浮華、宏偉和閃亮的大理石，感到驚https://wwｗ•ｈeｔuｂooｋ•ｃom•ｃom歎，我過去常見的是傳統暗色的木柱形粗糙的磚牆。出站後，我回過頭來，一股激動的情緒霍然湧起，我看到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掛在建築物的中心，下面是毛手書的三個金色大字「北京站。」

我是帶著風濕病回家的。北京冷得水管裡的水都結冰了，可我們得在露天操場上頂著刺骨寒風訓練，又沒有大衣穿，一天下來沒有熱水暖暖腳。我們剛到時，每人分到一床毯子。幾天後，更多的姑娘到了，毯子就不夠用了。我們六人一起商量，分給新來者三條，我們合用三條。大家長久以來受的教育是要義不容辭幫助同志。軍官們曾告訴我們，毛毯是戰備物資，是毛主席下令拿出來給他的紅衛兵用的，那時我們都不禁感謝毛主席，現在，毯子沒有了，我們應該更加感謝毛主席，他傾其所有地都給了我們。

這個念頭一閃而過了。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我在下意識地衡量自己對多年夢想的破滅到底有多失望，特別是為了追求這個夢想，我受了很多苦，爆滿的火車、紅腫的關節、飢餓寒冷、虱子奇癢、臭水四溢的廁所、終日筋疲力竭。所有這一切換來的只是一眼背影而已。

我找了個借口請假，第二天上午從學校回到家。家裡空無一人：父親仍被隔離，母親、姥姥、小方在北京，另外兩個弟弟和姐姐都待在各自的學校裡。

接近正午時，只聽得一片片狂熱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自東面似暴風呼嘯而來。我此時已因筋疲力盡而反應遲鈍，好一會兒，才意識到毛澤東站在敞篷車上向我們這個方向開過來了。突然，雷鳴般的歡呼聲在我四周爆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坐在我前面的紅衛兵們一下子都跳了起來，不斷發狂地跳躍，拚命舞動小紅書。「坐下！坐下！」我大叫，但徒勞無益。我們連長反覆交待過，整個檢閱過程都必須坐著，但現在極少有人遵守這條紀律了，大家爭著站起來看毛主席。

當我們於十一月中旬回到北京時，這裡已是冰天雪地了。接待站已不再設在車站，站外面積太小，不足以容納四面八方湧來、日益增加的年輕人。一輛卡車把我們載到一個公園。整整一個晚上我們站在霜地上不斷跺腳，排隊等待分配住宿。地上全是冰霜，坐也不能坐。我又累又倦，站著站著就打起盹來。我這個四川人是第一次見識到北方嚴寒氣候，而且我是秋天離家的，沒帶任何冬衣。此時此刻，我真正體會到北風刺骨的滋味了。黑夜彷彿無止盡的漫長，隊伍也一圈又一圈地繞著公園中心冰凍的湖。

我們一共旅行了兩千多哩，我從來沒有這麼疲憊不堪過。我們去了韶山，參觀了毛澤東的故居，修得像座博物館。使我十分驚奇的是，毛家住宅看上去很寬大，一點兒也不像我想像中的「受剝削」的貧苦農家。一幅巨大的毛澤東母親照片下有一行註腳，說她很仁慈，因為毛家富有，她經常把糧食分給貧苦農民。這樣說來，我們偉大領袖的父母原來竟是富農！但富農是「階級敵人」呀！為何偉大領袖的父母是英雄，而其他富農是仇恨的對象？一連串閃現的問題把我嚇壞了，我不敢往下想。

校園的生活極不舒服，時至今日我似乎仍能聞到當年我們的房間來自走廊那頭廁所的臭味，由於下水道不通，洗臉槽流不下去的髒水和便池的屎尿都溢出來，淌滿了瓷磚地。多虧廁所有個門坎，污水屎尿不致流到走廊上。學校管理機關陷於癱瘓，沒人來修理。可是農村來的學生還在使用這些廁所，他們已習慣於和糞便打交道。當他們拖泥帶水走出廁所後，過道房間便留下一串臭哄哄的污跡。

到了十月第二個星期，小黑仍待在他的學校，京明、姐姐在外旅行，母親和姥姥還在北京，我獨自一人在家。一天，父親突然不聲不響地出現在門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腦子裡並沒有想到這麼多，我全心全意想的是看毛澤東。我把目光飛快地從劉少奇身上移開，掃向車隊前列。我看見了毛澤東寬大結實的背影，右手正穩穩地揮動著。一眨眼間，他就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這就是我朝聖的全部？這麼久的艱苦等候換來的就只是他的背影？太陽似乎失去了光輝。周圍呢，紅衛兵還在又跳又叫。我注意到身旁的一位姑娘正在刺破右手食指，擠出鮮血在一張整整齊齊折疊的手帕上寫字。我知道她在寫什麼，千千萬萬紅衛兵都做過這樣的事，報上也不厭其煩地報導：「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看看她，我更絕望了，生命彷彿失去了意義，一個念頭閃過腦海：也許我該自殺？

拂曉來了又去。我們仍在排隊，我已筋疲力盡。天又黑了，我們才挪到接待窗口，分到了住處：中央戲劇學院。我們的房間以前是歌唱教室，現在地上鋪著兩排草墊，既沒有床單，也沒有枕頭。一些空軍軍官來接待我們，說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照料紅衛兵的親人」，並指導我們軍訓。我們為毛主席的這份關心感動得痛哭流涕。

我的錢包放在外衣口袋裡，在ｍ•ｈeｔｕｂｏok•ｃｏｍ.ｃoｍ爬窗戶時露了出來。那個男孩用兩根指頭把它一夾就夾出來了。顯然，他先前一直在等火車啟動這個時機。我一下子哭了起來，那個男孩子愣住了，他看著我，露出躊躇的神色。然後，他很快把錢包又塞回我的衣袋，雙手托起我的右腿，把我舉起來。火車開始加速了，而我已爬上了車內桌面。

紅衛兵進京朝聖並沒有組織，但受到極大的鼓勵，享受免費提供的食物、住宿和交通工具。兩天後，我和學校「接待站」的另外五位姑娘就乘火車離開了成都。當火車噓噓地噴著白煙駛向北方時，我的心情既興奮，又擺脫不開為父親擔憂的陰影。窗外是廣闊的成都平原，一些稻子還是金黃金黃的，另一些已收割，露出一塊塊黑色泥土，好像一大幅拼花織錦。城裡的動亂對農村的影響很小，儘管毛夫人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不斷煽風點火，但是毛並未全力支持她，因為他很清楚：老百姓得先有飯吃，才可能去「鬧革命」。而且，農民也都明白，如果他們像城裡人那樣停止生產跑去鬧革命，第一個挨餓的就是他們自己，幾年前的大饑荒就是前車之鑒。綠竹環繞的農舍看上去仍然十分安寧，像田園牧歌。綠竹叢頂端隱約可見的煙囪上，縷縷炊煙纏綿著，由微風輕輕地搖散。文革開始還不到五個月時間，我的世界已經完全變了樣！我凝視著靜靜的田野，讓憂鬱籠罩著我。慶幸是，此刻我不必擔憂被批評為「小資產階級情調」，和我同行的五位女孩子都沒有挑剔別人的嗜好，和她們在一起，我感到很輕鬆。

過了秦嶺，窗外驟然是另一番風情：柔和的綠野變成了蒼涼的黃土地。成都平原的草屋也變成一排排山邊掘出的窯洞。就是在這樣的窯洞裡，父親度過了五年歲月。火車距延安只有一百哩，毛澤東長征後在那裡建立了他的指揮中心。在延安父親編織了他的夢，變成了忠實的共產黨員。想到他，我的眼睛濕潤了。

有了這次經歷後，我對小扒手們總心懷同情。文革期間，當經濟一團糟時，小偷到處都是。有一次，我全年的糧票被扒光。即使如此，每當我看到警察或別的人打小偷時，我就覺得揪心地難過。那位小站上的扒手比偽善的「社會棟樑」們表現了更多的人性。

我可能是六個人當中最缺乏運動神經的一個。以往當我必須由窗戶爬進火車時，一位朋友得到站台上把我托起來，別的人在車裡全力接我。這一次，雖然有四個人合力在車上拉我，我仍無法把頭和手肘伸入車窗。儘管當時是嚴冬季節，我還一個勁兒流汗。就在此時，火車緩緩啟動了，恐慌萬分的我四下張望，想找找有沒有人可以托我一把。我的眼光落到一個瘦小、黑臉的男孩子身上，他正悄悄挨近我，但是他的目的卻不是想幫我。

軍訓對紅衛兵來說，是個新發展。毛澤東此刻已決定剎住他造成的混亂局面。住在中央戲劇學院的紅衛兵被空軍軍官們編成了班、排、連、營，由他們指揮操練。我們幾個姑娘和軍官們關係處得很好，特別喜歡兩位直接指揮我們的軍官。按慣例，我們一見面就互相通報了家庭背景。連長是位北方農民，政治指導員生長在著名的園林城市——蘇州，出身知識分子家庭。一天，他們提議帶我們六個人到動物園去，但要我們不告訴其他人，因為他們的吉普車裝不下太多人。他們也暗示說他們不想製造一種壞印象：帶我們去玩耍，偏離了「文化大革命」。由於不想給他們惹麻煩，我們謝絕了，說「要一心一意鬧革命」。結果那兩位軍官帶來大包成都少見的大紅蘋果，還有冰糖葫蘆——早有所聞的北京一大名產。為了報答他們的盛情，我們偷偷溜進他們的臥室，把他們的髒衣服收集起來，清洗乾淨。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自己是如何使盡全身力氣對付在冰冷的水裡又硬又重的卡其布軍服。姑娘們幫戰士洗衣服是許多書籍、文章、歌曲和舞蹈的題材。原因是毛澤東要「全國人民學解放軍」，上上下下都要像軍隊那樣服從他、於是學習軍人與愛軍宣傳齊頭並進。

毛毯太小，不足以蓋住兩人，除非緊緊擠在一起。可我無法靜臥在一處。自從目睹學校那樁自殺事件後，我便愛做惡夢。父親被帶走，母親去了北京之後，惡夢更加頻繁。我老是睡得不安穩，翻來翻去的，不時翻出毯子外，房間暖氣供應有氣無力，一旦要睡著了冰冷的涼氣就襲來。離開北京時，我的膝關節紅腫得幾乎沒法蹲下。

京明仍被處分了：和「黑五類」、「麻灰類」一起去拔草。毛澤東不喜歡草，所以中國人就得不斷拔草。草難根治，總會重新長出來，這就提供了一種不斷懲罰「階級敵人」的方式。京明只拔了幾天草，他的鐵哥們實在不忍心看著他受罪。但他已被定為同情分子，不再被派去做「抄家」這樣的大事了。京明求之不得，不久便和鐵哥們乘火車外出「雲遊天下」——玩去了。京明和大多數紅衛兵不同，竟沒想過要進京朝聖——去見毛澤東。他在一九六六年底才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