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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發現了「二挺」。通過陳伯達的關係，毛夫人接見了他們，結果一拍即合，江青熱衷於文化大革命，與其說是出自政策使然，毋寧說是報私仇——而且常常為了一些極瑣碎的小事。她操縱鬥爭劉少奇夫人就是典型一例。她對紅衛兵說，她非常憤恨劉夫人常陪著丈夫（國家元首）出國訪問。毛澤東只出過兩次國，都是去蘇聯，而且也沒有帶她去。這還不算，在出訪中，劉夫人身穿美麗合身的旗袍，還戴著項鏈。當時的中國，人人像苦行僧似的，沒人敢這樣穿戴。江青數次找到紅衛兵訴說對劉夫人的妒恨，說到傷心處還聲淚俱下。紅衛兵心領神會，在鬥爭劉夫人時，逼她穿上過去出訪時穿過的衣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項鏈」。劉夫人被定罪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逮捕入獄，差一點被整死。

父親不斷挨打，但不肯悔改。在我週遭的人中，他是唯一敢在批鬥會上和造反派硬頂而不肯低頭的人。許多人（包括造反派成員）私下都說很佩服他。有時，陌生人在街上遇見我們，會壓低聲音說他們十分敬佩我父親。一些男孩子告訴我弟弟，說希望有我父親一樣的硬骨頭。

母親頭一下垂到手裡，叫出聲來：「有什麼用呢？毛主席能聽你的話？你這不是明明白白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嗎？你這次別指望我去北京幫你送信了！」

那年冬季的一天，街道一家工廠開批鬥會，開會前，參加者在食堂裡吃午飯，要我母親和同事在露天的粗砂礫地上跪一個半小時。當時下著雨，她的衣服全濕透了，貼在身體上，寒風吹透濕衣，凍得她渾身發抖。會議開始後，他們命令她把腰弓成九十度，站在台上。她的雙腿因刺骨的冷而不斷打顫，得用盡全力才忍得住。當空洞粗野的口號呼喊得震天響時，她的腰部和脖頸疼痛難忍，於是稍稍扭動了一下身體，想抬頭減輕一下痛苦，突然，有人從背後一掌將她打倒在她。

我父親生了氣，高聲說：「不管我是什麼人，我自己做事自己當，不和你們攪在一起！」隨後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我父親說他認為過去共產黨組織給「二挺」的處罰是對的，他們根本不配擔任重要職務。「二挺」被這些意外的話弄得目瞪口呆，警告他說話要小心，是毛主席親自給他們平的反，還稱他倆是「好幹部」。

結果招來的是歇斯底里的狂叫和一頓毒打。在一次大會上，造反派命令所有挨鬥的人跪在一幅毛澤東大畫像前磕頭。別的人都服從了，我父親卻拒絕了。他說下跪和磕頭是封建禮節，共產黨不搞這一套。台下一陣大喊大叫，台上的造反派則狠狠地踢他的腿，狠命往下扯他的頭髮，要他下跪。他竭力掙扎，一邊喊：「老子就是不下跪，就是不磕頭！」造反派更被激怒了，要他「低頭認罪」。父親回答說：「我不低頭，也沒有犯罪！」

有人寄一封匿名信到四川省委揭發此冤案，省委下令進行調查。「二挺」身為被揭發的人，本來無權看這封信，但他們的一個密友私自將此信交給他倆。「二挺」利用權力把宜賓政府上上下下都召集起來「開會」，要每人寫一份報告，借此鑒別筆跡。但也沒能抓住寫匿名信的人。

早在三〇年代，江青在遇到毛澤東之前是上海的小演員，每每感覺被文化界的顯要人物冷落了。這些人當中有的是地下共產黨的領導人，一九四九年後，大部分都成了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的負責官員，為了報復這些人事實上或想像中對她在上海的羞辱，三十年後，毛夫人用盡一切辦法要在他們的工作中找出「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來。當毛澤東在飢荒時期相當孤立時，她更接近他了。結果整個中央宣傳部，甚至全中國上上下下的宣傳部，都被毛澤東定為「閻王殿」而被「砸爛」。

父親彎下身來吻吻她，說：「我沒有要你去送信，我用郵寄。」他雙手捧起她的頭，望著她的眼睛，無可奈何地說：「除此之外，我有什麼辦法？還有哪條路好走呢？我一定要說話，我想總會有點用，至少我問心無愧。」

挺夫人高聲喊叫起來：「你膽子也太大了！毛主席的話你也敢反對！林副主席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你難道不知道？」

周恩來沒有明確站在多數派一邊，他仍然忠於毛。毛澤東馬上展開反擊，個人崇拜賦予他魔法般的極力，在那萬眾頂禮膜拜的年代，他一示意，造反派就群起攻之。政治局委員和老帥們被粗暴地揪鬥批判，他們的家被抄砸，軍隊沒有起來支持他們。

我父親也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都可以在一夕之間變成普通公民，更何況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輩子當官不是好現象，這會造成濫用權力。」他還向我道歉，說他一直在家搞「一言堂」，「把你們搞得噤若寒蟬，現在，你們青年人起來造我們老一輩的反，我看是件好事。」他接著說，彷彿是一半對我，一半對他自己：「我覺得我們這些幹部挨批、挨鬥沒什麼了不起，就算狠了一點，讓我們威風掃地，又有什麼關係？」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二挺」來看我父親，他們想拉他合作。我父親一向享有正直、公正的聲譽。甚至「二挺」這樣的人也讚賞他的品德，特別是他們知道當他們被罷官軟禁時，我父親並沒有落井下石。當然，他們也需要像他這樣能幹的人。

同時，省委宣傳部的造反派對父親的攻擊也漸為猛烈了。宣傳部是省級機關最重要的部門之一，野心勃勃的人多。以前共產黨的馴服工具現在變成了激進的造反派，附屬於「八．二六」，由姚女士領導。一天，他們和一些年輕的紅衛兵闖入我家，直奔我父親的https://m.hetubook.com.com書房。他們指著書架大罵我父親「頑固不化」，竟然還收藏著這麼多的「反動書籍」。早些時候，當十幾歲的紅衛兵掀起燒書狂潮時，許多人出於害怕，都把自己的藏書付之一炬，但我父親沒有這樣做。在這個節骨眼兒，他為了保住藏書，就指指成套的馬列主義精裝書，但姚女士吼道：「不要想愚弄我們紅衛兵，看你藏了多少『毒草』！」她抓起幾本中國古典線裝書揮舞著。「什麼『我們紅衛兵』？」我父親反唇相譏，「你夠當紅衛兵的媽了——你也該懂點道理。」

又驚又怕的我好一陣子不敢說一句話來安慰他，最後我伸出胳膊從後面摟住他，但仍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他也一言不發。我父親把他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買書上，書等於是他的命。水泥槽裡的火慢慢熄滅了，我看得出他的腦子也發生了變化。

我姥姥聽見憤憤的腳步聲，跑出了廚房，雙手因為忙著包餃子而滿是麵粉。她迎面碰上挺夫人，笑著請他們留下來吃飯。挺夫人沒理睬，一扭頭登登地走出了我家。走到樓梯轉彎處，她停下來，轉身生氣地對站在樓上的我父親說：「你是不是瘋了？我最後一次問你：你後不後悔？想好沒有，還拒不拒絕我的幫助？你要明白，我現在要怎麼處置你都行！」

毛夫人的心狠手辣逐漸被小道消息廣泛傳播開來，從大字報登載她自己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稟性，她後來幾乎成了人人仇恨的對象，但在一九六七年年初，她的惡行仍然很少有人知曉。

父親很激動，但卻平靜地說：「溥儀嗎？他是個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棄了，留下他，他能復辟嗎？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長地看著母親。母親理解他的意思：毛澤東不可能忍受任何潛在的挑戰。不過她仍不解地問：「為什麼讓我們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為何要害這麼多無辜的人呢？又為何要造成這麼大的混亂呢？」

省委宣傳部那些把我父親從家裡帶走的人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姚女士是他們的領袖，她也當上了整個省級機關的造反派頭頭。造反派一出現就分裂成若干派系，為爭奪每個單位的權力而混戰，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反文化大革命」或者是「保皇派」。在成都，多如牛毛的派系很快在兩所大學的大旗下匯聚成兩大派：即四川大學的「八．二六」和成都大學校溫和的「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它們在全省內各自指揮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姚女士的組織依附於「八．二六」，而她的反對派則和「紅成」掛鉤，後者的成員多敬重我父親。

許多官員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共產黨的規定使他們不能向公眾流露，他們也不敢流露。所以一般群眾根本無法知道他們的共產黨上司的真正想法，更不用說靠這些想法來決定誰是走資派了。

「二挺」對我父親說，他們現在平反了，回四川來主持工作。他們已去過宣傳部，從造反派那裡聽說了他給自己惹的麻煩。儘管如此，他們念在宜賓同事一場，現在仍很看重他，希望和他一起工作。他們許諾他只要願意合作，他說的那些話可以一筆勾銷。他們還暗示他甚至可能官加一等。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又說：「這不能叫革命，跟馬克思主義一點兒邊也沾不上。他為了個人權力，讓國家和人民遭受這麼大的災難，肯定是錯的！」

一月九日，《人民日報》和新聞廣播宣佈「一月風暴」在上海爆發。上海的造反派奪了市委的權。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以他們為榜樣，從走資派手中奪權。

每次挨鬥後，父母回家都受到姥姥的精心照料。她此時已把對女婿的怨氣擱在一邊，父親對她也溫和多了。她在他的傷口上貼藥膏以減輕傷痛，還給他服雲南白藥治他的內傷。

一個過度性的權力機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委會成立了，一共四個人：兩個軍人，成都軍區（中國八大軍區之一）政委張國華、司令員梁興初，再加上「二挺」。毛澤東說，每個革命委員會都要由三種人組成：軍隊的代表、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幹部」代表。革命幹部代表從以前的共產黨幹部中選擇，完全取決於「二挺」的好惡。

我們省委大院圍牆外的樹木和電線桿上，「八．二六」、「紅成」各自安裝了擴音器，每天不分晝夜地謾罵對方。一天晚上，我聽到廣播說「八．二六」聚集了幾百名支持者武裝攻下了一家「紅成」控制的工廠，他們抓住了「紅成」派的工人，用各種刑法折磨他們，有「噴泉」（打破頭顱，血噴湧而出）。還有「風景畫」（用刀亂割受害人的臉）。「紅成」的廣播說有幾名工人從房頂上跳下來成了烈士。我猜想他們是不堪折磨而自殺的。

我母親先前已從街頭大字報上看到了有關「二挺」出任的事，告訴了我父親，父親卻說「千萬不要相信這種謠言，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完全不敢相信毛澤東會把這麼重要的職務讓這兩人來擔任。現在他竭力壓抑對來者的厭惡，說他很抱歉，無法接受他們的好意。

我母親開始遭受折磨，打她的人並非她的下屬，多是些刑滿釋放的盜竊犯、強|奸犯、毒品走私犯，還有鴇母。他們重返社會後，被分配到街道工廠裡。過去的政治犯現在也還是文革的靶子，這些刑事犯卻不受限制盡情地打走資派。雖然他們對我母親沒有個人恩怨，但她是這個區的高級領導之一，這一點就足夠了。

母親一陣揪心，感覺到大難臨頭了。她的丈夫既然這麼說，一定會有所行動。果然，他說：「我要寫信給毛主席。」

造反派的士氣一下子高漲起來。各種各樣的人：工人、教師、營業員，甚至政府機關的幹部，m.hetubook.com.com都當上了造反派。造反派以上海為榜樣，對失勢的保皇派大打出手，逼他們投降。全國早期的紅衛兵組織（包括我學校裡的）也在此時解散了，因為它們以高幹子弟為核心，而現在高級幹部全成了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北京一些老紅衛兵起來反對文革的這種新發展趨勢，結果都被逮捕。四川省主要負責人的一個兒子寫了張反對毛夫人的大字報，被亂棍打死。

打他的人喊道：「你好大膽，竟敢反對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父親提高了嗓門：「我就是要反對，毛主席發動的我也要反對！」

每個單位總有一些人很活躍，他們稱為「紅衛兵造反派」（造反派）。他們到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宣稱「打倒走資派！」召開批判大會鬥爭上司。這些大會往往聲勢浩大，而內容空泛，被鬥的人總是辨說，他們是遵照黨的命令行事。毛澤東以前總要求他們無條件服從黨，他從未告訴過他們還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怎會知道呢？又怎敢不服從。自己另搞一套呢？各個單位的領導也有許多支持者，組織起來保護他們，這些人被稱為「保皇派」。結果兩派互相指責，有時還動起手來。由於毛澤東從來沒有明說過要打倒所有的共產黨領導，有些造反派也猶豫了：如果他們鬥爭的領導最後又不是走資派了怎麼辦呢？除了寫寫大字報、大標語、參加批鬥大會外，一般群眾不知道究竟該做些什麼。

現在毛澤東就是利用這些群眾來打倒走資派。他們並不知道誰像「走資」，毛澤東也無意讓他們獨立判斷。結果變成以官員職務來決定是不是走資派。這還不在於級別高低，關鍵是這個人是否為獨立單位的領導。在中國，人們分屬一個個「單位」，對一般群眾來說，權力的代表就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單位領導。不少人對頂頭上司難免有怨氣，毛澤東就利用了這一最普遍的心態。當初，他也同樣利用了學生對老師不滿的心理。各個單位的領導幹部也是共產黨權力結構中的關鍵環節，而毛澤東現在就是要除掉這個權力結構。

「二挺」利用他們的職權不斷製造冤案，迫害了一大批人。其中一個是挺夫人五〇年代初期的警衛。她數次勾引這位年輕人，有一天，她佯裝肚子痛，要他替她按摩腹部，慢慢拉著他的手去摸她的下身，警衛馬上抽回手，走出了房間。事後挺夫人對丈夫說警衛要強|奸她，這位無辜的年輕人於是被判了三年勞改。

他寫好了信封「北京：毛澤東主席收」，便拿著這封信去了街口郵局。在那裡，他對櫃檯後面的營業員說寄掛號信。營業員接過信，瞥了一眼，竭力不動聲色。我父親接過掛號信收據後，走回家——等待。

幾個壯漢強壓下他的頭，但一鬆手，他便昂起頭來，挑戰似地盯著台下。造反派又一擁而上，拽他的脖子。我父親於是和他們扭到一起，台下鬧成一團，罵他「反對文化大革命」。我父親憤怒地說：「這算什麼文化大革命！哪有半點『文化』在裡面？簡直是『武化大革命』！」

全場一下子鴉雀無聲，「反對毛主席」是犯死罪的。就是沒有反，別人說你反你也得死。造反派目瞪口呆，因為我父親似乎毫不害怕。他們從驚愕中恢復過來時，又狠命地打他，要他認錯。他又拒絕了。狂怒的造反派把他捆起來連拖帶拉地送往公安局，要求逮捕他。可是，不收他。警察喜歡法律、秩序，同情領導幹部，討厭造反派。他們說逮捕像我父親這樣的高級幹部需經上級批准，而當時沒人發出這一道命令。

在宜賓，幹部和群眾都被「二挺」的淫|威所懾服，不斷的政治運動不斷需要有犧牲品，為「二挺」提供了整人的機會。一九五九年，「二挺」整掉了宜賓地區專員李鵬。此人是在一九五三年接替我父親任專員的，是一位長征老紅軍，外號「李草鞋」，因為他總穿一雙農民的草鞋——以示自己不忘本。「李草鞋」在宜賓深受愛戴，使「二挺」妒火中燒。在大躍進期間，脾氣耿直的「李草鞋」不願強迫農民去煉鋼，一九五九年又直言不諱地警告農村正發生饑荒。「二挺」把他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解除職務，開除出黨，下放到一家釀酒廠的食堂當採購員。饑荒年中他餓死了，本來他的老紅軍資格和他的職務可以比別人更可能吃飽肚子，但解剖醫生切開他的胃時，發現裡面只有稻草。他至死是一位廉潔的人。

「奪權！」這在中國是一個極富魔力的詞語。有權並非意味著你能制定政策，而是意味你對下屬有生殺予奪大權。除了金錢以外，權力還能帶來特殊待遇，受人敬畏，被人討好，還有報復的機會。當時在中國，一般老百姓幾乎沒有出氣的安全閥門。這裡沒有狂熱的足球賽、壓力集團、出氣官司，甚至暴力電影。人民既不可能反抗國家體系和不公平現象，也不可能示威遊行。甚至議論政治是非——這種大多靈敏社會裡重要的緩和緊張氣氛方式——在這裡也嚴格禁止。下級不敢對上司發火，但有了權就有了發作的機會。由於這種種因素，毛澤東的「奪權」號召獲得許多支持者，他們都想對某些人展開報復。權力固然會帶來危險，但它到底比沒權強些，對從來沒有掌過權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對一般老百姓而言，現在毛澤東猶如降了一道聖旨，「權力」成了一個可以搶奪的東西了。

姥姥還站在樓梯口，驚慌失措，父親逕直進了他的書房。他幾乎馬上又出來了，手上拿著硯台走進了盥洗間。他往硯台上滴了幾滴水，沉思著返回書房。他在寫字檯前坐下，一圈一圈地磨墨，磨好後，把一張紙攤在桌上。不一會兒和-圖-書，就寫出了給毛澤東的第二封信，信的開頭是：「毛主席，我以一名共產黨員的身份，請求你停止文化大革命。」他接著寫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種種災難，信的結尾說：「像劉結挺、張西挺這樣的人居然被授以要職，掌握千百萬人民的生殺大權，我實在為我們的黨和國家感到十分擔憂。」

「一月風暴」也觸發了對走資派的野蠻施暴。現在這些人已被奪走權力了，人們受煽動，放膽地折磨他們。那些過去仇恨共產黨上司的人抓住這個機會進行報復，當時四川流行的話是：有仇報仇，無仇打破頭。當然，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人沒機會這樣做，因為中央明文規定不准他們造反。這段時期，毛澤東還沒拿定主意該讓誰去執掌權力，於是野心勃勃的投機分子都忙於表現好鬥精神，以便順桿爬上去。對立的派別也爭著比狠。人們紛紛捲進這場運動，或是懾於形勢，或是隨波逐流，或是對毛澤東忠誠，或是期望清算個人宿仇，或者就是出出悶氣。

好幾次，我母親被押著遊街示眾，頭上戴一頂醜化她的高帽子，脖子上掛一塊沉重的牌子，上面用粗黑字歪歪扭扭寫著她的名字，還打了一個大×，表示她是「罪該萬死」。每走幾步，她和她的同事就被迫跪在地上向圍觀群眾磕頭，孩子朝他們扔石子、吐口水，有些高喊他們的頭磕得不夠響，要重新來。我母親和她的同事只得在石頭路面上使勁再磕。

我從北京回來的第一晚，姥姥忙著給我做餛飩、蒸八寶飯。飯桌上母親樂觀地述說她和父親的遭遇。她說他倆商量好了，文革之後不再當官了，要當一般老百姓，享享天倫之樂。我以後才瞭解到這只是他們自我安慰的幻想，他們不會不知道，一旦加入共產黨就沒有退出去的餘地。但在當時，他們得抱點希望才能支持下去。

這些傳單是北京懷仁堂內激烈交鋒的結果。一月下旬，毛澤東第一次號召軍隊支持造反派。絕大多數共產黨軍隊的高級將領，除了國防部長林彪以外，都怒不可遏。在二月十四日和十六日，他們和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開了兩次長會。毛澤東沒有參加，林彪也沒有參加，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這些軍隊的統帥、長征的英雄、革命的元勳們和還沒被清洗掉的政治局成員聯台起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他們譴責文化大革命殘害了大批無辜，使國家陷入混亂。一位叫譚震林的副總理憤怒地說：「我一輩子都跟毛主席，現在我不跟了！」會議後，老帥們開始採取步驟停止暴力。由於當時四川的情況特別嚴重，他們專為這個省委發了二月十七日信件，用飛機在成都上空散發。

她後來才知道出了什麼事：當她抬頭的那一瞬間，一個坐在台下前排的女人霍地跳起來，舉起一把長錐子，向她左眼猛刺過來。這人過去是妓院老鴇，共產黨取締妓院，判了她的刑。現在她盯上了報仇的目標——我母親，大概是因為我母親是挨鬥人中唯一的婦女。眼看錐子就要刺到時，站在母親身後的造反派看守趕快把她打倒，躲過迎面而來的錐子。要是沒他，母親的一隻眼就瞎了。

我父母親都是各自單位的領導，所以他們成了走資派。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突然間，大大小小單位的領導都被譴責說是執行了「資本主義」政策或「反毛主席革命路線」。如：農村自由市場、工廠工人搞技術、文學藝術相對自由、體育競賽（這項如今成了「資產階級錦標主義」）。大多數官員此時如夢初醒：原來毛澤東並不喜歡這些政策，但這些政策不是來自黨中央嗎？毛澤東不是黨的主席嗎？現在猶如晴天霹靂，他們被告知原來黨內還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發佈資本主義的政策。

我下午回到家時，看見父親站在廚房的一個大水泥槽前，槽裡燃燒著熊熊的火，他正把藏書一本本扔進火裡。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他落淚，他的哭聲好像不能痛痛快快地放出來，不時，在狂烈的抽泣聲中，他用力跺腳，以頭撞牆。

我母親在不斷的折磨下得了子宮出血症，以後的六年時間裡，幾乎是天天淌血，直到一九七三年做了子宮切除手術才根治。有時她昏倒了，被送進醫院，醫生開的處方是用荷爾蒙來控制流血，我和姐姐輪流替她注射。母親深知依賴荷爾蒙很危險，但她沒有選擇的餘地，這是她能熬過批鬥會的唯一辦法。

我父親的省委宣傳部開批判會鬥爭他，朝他喊口號。和大多數政治鬥爭一樣，群眾的真正動力其實來自個人怨恨。鬥爭我父親最積極的要算姚女士，一個看上去正經得要命、「革命」得了不得的副處長。她一直渴望有扶「正」的一天，認定是我父親擋了她的路，眼下報復的機會終於來了。她在一次批鬥會上，朝父親吐口水，還抽他耳光。但一般說來，憤怒的程度是有限的。許多我父親的下屬喜歡他、敬重他的為人，對他並不凶狠。那些隸屬他管轄範圍但非直接領導的單位，如《四川日報》，也鬥爭他，但那裡的幹部對他沒有個人恩怨，鬥爭會只是形式。

一段沉默後，父親才猶猶豫豫地說：「那麼你就和我離婚吧！帶大孩子。」他不再往下說了，這使我母親揣測到，他可能還沒有打定主意寫信，他很清楚後果實在太嚴重了。

姚女士跳上前狠狠抽了我父親一記耳光，人群跟著咆哮，當然也有幾個人閃在一邊想忍住笑。隨後他們從書架上扒下書來，胡亂塞進預先準備好的大麻袋裡。拖著裝滿書的麻袋下樓時，他們對我父親說，這些書將在第二天的批鬥會後燒掉。他們「勒令」他觀看整個燒書過程，以「接受教育」。同時他們要他必須自行燒掉沒拿走的書。

毛澤東派來四川的m.hetubook.com.com代表竟是我父母的熟人——宜賓的劉、張二挺：劉結挺、張西挺夫婦。在我家離開宜賓後，他夫妻兩人完全控制了這一地區，挺先生當上了地委第一書記，挺夫人任宜賓地區首府宜賓市委書記。

她還整那些在上海時期她所忌妒的演員。一名女演員叫王瑩，三〇年代與江青爭演《賽金樺》的女主角而取勝。三十年後（一九六六年），江青把王瑩和她的丈夫弄成死囚。王瑩於一九七四年三月在獄中自殺。另一名著名演員叫孫維世，延安時期曾與江青同台在毛澤東面前演過戲，顯然比江青更像個明星，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共產黨上層人物都喜歡她。孫是周恩來的養女，不覺得自己有必要去巴結毛夫人。一九六八年，江青下令將她和她哥哥逃捕。她死在獄中的酷刑下，甚至周恩來的勢力也不足以保護她。

一天又一天過去了。二月下旬，一架飛機飛掠成都上空，成千上萬的傳單從灰暗的天中閃落下來。這是一封中央軍事委員會簽署的信，信上日期是二月十七日。這封信要造反派停止暴力行動，雖然沒明說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制止文革的努力顯而易見。我母親的一位同事帶給她一張傳單，我父母心裡頓時燃起了希望，看來中國德高望重的老元帥出面干預了，成都街上出現了若干支持老帥們的遊行。

父親無數次在批鬥會上挨鬥。姚女士和她的造反派每次都從其他地方請來戰友以壯聲勢。批鬥會的開場白總是千篇一律地呼口號：「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這時，每個人都舉起小紅書邊喊邊從胸前向家中畫弧形。我父親拒絕這樣做，他說「萬壽無疆」是對封建帝王喊的，不適合毛主席——一位共產黨員。

在批鬥她的大會上，這些刑事犯最活躍。一天，她挨鬥後回到家，臉部痛苦地抽搐著，原來在鬥爭會上她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整個晚上，姥姥用鑷子和大針一點一點挑出陷進她膝蓋肉裡的玻璃渣。第二天，姥姥給母親做了一對厚厚的護膝、一個護腰，因為打人的人最愛打腰部，引起內傷。

一天，我們從前的保姆和她丈夫來看我們。在整個文革期間，很少有人像他們這樣做。我很感激他們帶來的安慰，特別是他們得冒著被指責為「同情走資派」的危險。交淡中，保姆不小心說漏了嘴，對姥姥提到她剛看到我母親遊街示眾的情景。姥姥頓時神色大變，抓起她的手催她往下講，結果還沒等她開口，就一下失去了知覺，身子直挺挺地往後一倒，頭「砰」地一聲碰到地板上。待她慢慢醒轉過來時，眼淚就順著臉頰往下淌，嘴裡說：「我女兒到底犯了什麼法？要受這種罪？」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天，在恐怖氣氛最濃時，我父母曾做過一次長談。當時母親坐在床邊，父親坐在一張籐椅上，兩人面對面。他告訴母親，他現在總算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不是真的要搞「大民主」，讓一般群眾說話，也不是打倒幹部的驕氣，取消他們的特權，「文革」是用非常手段來擴增毛澤東個人的權力體系。

我父親說：「如果一個人能說一句頂一句，就不錯了，怎可能一句頂一萬句呢？通都不通。」

我父親回答：「我不和你們打交道，我和你們不是同一路人。」

母親沒有告訴我們這件驚險的事，她很少講述挨鬥的經過。當她不得不提到跪碎玻璃渣這樣的事時，也總是小心翼翼地盡可能輕描淡寫。她從來不給我們看身上的傷痕，始終顯得沉著，甚至樂觀。她不想讓我們為她擔憂。但是，姥姥看得出來女兒受了多少罪，她焦慮的目光總跟著我母親轉，一面還得盡力掩飾自己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二挺」設法逃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告狀。他們說自己是狠抓階級鬥爭的英雄，說正是由於勇於和階級敵人鬥爭，他們才被舊的共產黨當權派所迫害。當時我母親也在北京，與他倆在「上訪接待站」巧遇。他們很熱情地問她在北京的住址，但我母親沒有告訴他們。

毛夫人和「二挺」是同一類人，他們的行為有個專有名詞：「整人」。他們整起人來從不知疲倦，手段之毒辣血腥，實在是登峰造極。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澤東簽署了一項文件宣佈給「二挺」平反，並授權他倆人來四川省組建革命委員會。

我父親以應有的禮貌接待他們，我姥姥則十分熱情，她對他倆害人的事不知道，只記得在我母親懷我時，是挺夫人下令把寶貴的美國藥物都給了我母親，治好了她的肺病。

我父親說這番話時說得很慢，字字斟酌。我母親問：「毛主席不是很寬宏大量嗎？他都能容納得下溥儀，為何要把那些與他一起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戰友置之死地呢？」

當「二挺」走進父親書房時，姥姥就在廚房裡忙開了，準備包餃子招待客人。她忙著揉面、剁肉餡、切香蔥、拌調料、做辣椒油。廚房裡一片抑揚頓挫聲。

我父母被「勒令」在家，隨時等待被架去批鬥。逃跑、躲藏都是不可能的，那時候中國就像一座大監獄，每個家庭、每條街道都被人民自己監視著，在這麼一塊大地上，沒有地方可以藏身。我父母也不可能出門輕鬆輕鬆。「娛樂」這個概念已不復存在：書、畫、樂器、體育、撲克牌、棋類、茶館、酒館統統都被掃蕩。公園荒蕪了，裡面的花、草一塌糊塗，籠鳥、金魚也都死光。舞台、戲院、電影院只准上演江青參加製作的八個「革命樣板戲」。有的地方，連「樣板戲」也不敢演。一位導演被關進監獄就是因為江青說他把戲裡面英雄人物受拷打後的妝化得太淒慘了，「誇大了革命鬥爭的殘酷性」。我父母更m.hetubook.com.com不敢想上街散步了。街頭時有遊街示眾的場面，到處是殺氣騰騰的大字報、大標語，街上的人像行屍走肉，個個表情不是生硬就是恐懼。另外，我父母是走資派，被認出來會有被羞辱、謾罵甚至毆打的危險。

我的父母是在竭力想理解文化大革命。他們對丟官、丟特權並無怨言。但是，不久文革摧毀了他們最後一絲幻想。一九六七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突然加大了馬力。第一階段的紅衛兵運動已製造了「紅色恐怖」。現在毛澤東把目標轉向了他真正想打擊的人，以他的班子替換「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原有的層層共產黨組織。劉少奇、鄧小平，還有陶鑄，都被正式點名批判，並被關押。

走資派本來是指那些推行資本主義路線的共產黨官員。其實，共產黨官員對他們推行什麼路線完全沒有選擇的自由。毛澤東和中央機構裡那些與他意見不同的人，都是以黨中央的名義下達指示，各級官員的責任只是無條件服從，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得執行。如果他們實在不喜歡某項指示，頂多能做的是消極抵抗，即使如此，還得盡力掩飾。因此不可能根據官員的工作決定誰是走資派。

一九五九年還發生了另一樁案件。一名醫生被「二挺」定罪為「階級敵人」，理由是他說了有的病人是餓死的——那時誰也不敢這麼說。「二挺」製造的冤案有數十個，許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寫信給省委控告他倆。一九六二年，溫和派在中央佔上風，在全國各地為以前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四川省委也組織專門的人調查「二挺」，結論是兩人濫用職權、陷害無辜。「二挺」被解除了職務，軟禁起來。一九六五年，當時任共產黨中央總收記的鄧小平簽署一項決定，把他倆開除出黨。

當時恐怖到什麼地步呢？沒有人敢燒掉或扔掉報紙，因為張張報紙的頭版都有毛的畫像。版面內容都有「毛語錄」，都得妥善保存起來。如果有人發現你燒燬或撕掉的話，就大難臨頭了，保存這麼多的報紙也是個大問題：偉大領袖的面孔可能被老鼠咬，也可以腐爛。兩者都會被說成是有意侮辱毛澤東，都是殺頭之罪。成都第一次大規模的派系戰鬥就是因這種事觸發的，一次開大會時，有些紅衛兵不小心用有毛澤東像的畫報墊在屁股下坐，另一派就指責他們褻瀆偉大領袖。我母親的一個朋友在寫大標語時，把「衷心熱愛毛主席」的「衷」字寫得有點像「哀」字，結果受到殘酷的折磨而自殺。

這是中國最高層僅有的一次反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嘗試，毛稱它為「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掀起對走資派更殘酷的鬥爭。二月的政治局會議對毛澤東來說是個轉折點，他看到了他是何等的孤立，幾乎人人都反對他。他於是下決心拋棄整個共產黨，讓它名存實亡，政治局實際上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林彪著手清洗軍隊中忠於老帥的將領，中央軍委被他個人的辦公室「林辦」所頂替，由他夫人葉群主持。現在毛澤東的核心圈子就像個道道地地的封建小朝廷，由妻子、兒子、女兒、侄子以及善於拍馬屁的廷臣掌大權。毛澤東選派他信得過的人到各省去組織「革命委員會」，這是他個人權力的新工具，取代了過去的共產黨體系，把以前的人馬換掉，一直換到最基層。

挺夫人衝口而出：「我們是在幫你的忙，換了別人，求都求不來。你知不知道你現在是什麼人？我們又是什麼人？」

我母親的宣傳部根本就沒有開過批鬥她的會。身居此位的人一般都難免會挨鬥。但沒人鬥她。她平素待人和善，又總努力幫助下屬解決像住房、調換單位這樣的切身問題。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她總是盡力避免整人。大家都喜歡她，不願意整她。

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回到成都時，感覺到四周充滿茫然的氣氛。我父母現在回家裡住了，療養院要父親這種走資派離開，不得再享受特權，住院醫療，省委大院的小食堂也關了門。我們得到還在正常營運的大食堂去搭伙。儘管共產黨的機構已經癱瘓，我父母也不需要再上班了，他們卻照常按月領工資。我父母的單位都和文化有關，中央宣傳部領導人又是毛澤東不喜歡的對象，所以我父母跟全國宣傳部長們一樣首當其衝。大字報、大標語一個勁兒地猛烈抨擊他們：「炮轟張守愚！」「火燒夏德鴻！」攻擊全中國別的宣傳部長們的話也都大同小異。

「二挺」後來對造反派說，他們當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們警告我父親，說他的思維方式、言論都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領導的。父親說有機會的話他要找毛主席辯論。這些話在當時聽上去不啻是自殺，「二挺」無言以對，沉默了一會兒，站起身就走。

我父親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了，他說：「毛主席怎麼可能知道你們兩人的全部作為呢？你們算什麼好幹部？你們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沒說「犯罪」這兩個字。

「你的心就這麼重要？」母親說：「比孩子還重要？你要他們當『黑五類』、『狗崽子』嗎？」

父親說：「可能毛主席覺得他不把整個世界翻個底朝天就達不到目的。他辦事從來就喜歡徹底，而且他不是說過嗎？搞革命就是要有犧牲，就是要付出代價。」

造反派鬥爭目標之一是各單位拔尖的業務人才，不僅包括傑出的醫生、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還有工程師、熟練工人，甚至掏大糞的模範。造反派指責他們是走資派的紅人，當然，仇恨的真實原因往往是妒忌。不少人假革命的名義要踩著別人頭頂爬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