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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天晚上，母親去看她的老同事陳沫，給他看了周恩來的字條。陳先生在五〇年代初曾在宜賓和我父母共過事，關係融洽。他也和「二挺」過從甚密，「二挺」平反後，他投靠了他們。我母親流著淚求他看在共事多年的份上，解救我父親。陳先生答應在「二挺」面前說好話。

母親東奔西走，想給他治病。她去了省委門診部，去了精神病醫院，但是掛號室的護士一聽到我父親的名字就搖頭。沒經過新的權力機構批准，他們不敢收他，而他們也不能代我家申請。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母親正在屋簷下洗臉，這人走出他的房門招呼她，問她願不願意交換房間。他的房間有我們的兩倍大，下午我們就搬進去了。他還幫我們找來另一張床，這樣我們就能睡得舒服點了。我們非常感激他。

匡先生的「叛徒」罪名就是和這些人一樣得來的，他受盡折磨不堪忍受而自殺，但被救活。由於是他在一九五六年為我母親作了「無罪」的結論，如今這成了她有罪的證據。母親在各種名義下被關押了近兩年：從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她的處境好壞完全取決於看守的良心，有好幾個看守暗地裡待她很好，有位看守為母親搞來了治子宮出血的藥，還要她當軍官的丈夫利用軍隊特別的食物補助，每星期給母親帶來牛奶、雞蛋和雞。

我不知道母親到底怎麼樣了，坐臥不安，拉著六歲的弟弟小方的手又去了那家已沒有電影好演的電影院。我們在門前的大街上來來回回地走，兩眼搜索樓上的一排排窗戶。我們看不見母親，絕望地大喊「媽媽！媽媽！」行人都盯著我們看，我也不管，一心只想看到她，弟弟哭了起來，母親還是沒有出現。

一九六七年夏天，全中國的造反派之間的派戰變成小型內戰。他們敵對的情緒遠遠超過了對走資派的仇恨，因為他們棋逢對手，現在才是真正在為自己爭奪權力。以毛澤東的情報首腦康生和毛夫人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火上加油，稱兩派的武鬥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延續」，卻又不說明哪派是共產黨，哪派是國民黨。中央文革小組下令軍隊武裝造反派，讓造反派「文攻武衛」，但又沒有告訴軍隊應該支持哪一派，結果各個部隊紛紛武裝自己偏愛的那一派。

一俟母親健康好轉，我就回家看望父親。家裡糟得不成樣了，窗戶被打碎，到處是砸爛、燒焦殘留下來的傢俱碎片，滿地都是衣服。父親似乎對我在不在家反應冷漠，只是不停地一圈圈地走。

關押期間，母親簽了許多「認罪書」，說她同情資本主義路線，但她拒絕譴責我父親，也不肯承認是「特務」，因為她知道一旦承認就會牽連別人。

從周恩來的眼神裡可以看得出他很留心這件事。因為我父親是個高級幹部。他說：「學生現在可以走了，你留下來談。」

醫生說我父親有兩根肋骨被打斷了，但不能收他住院，住院要特別批准。另外，醫院也是人滿為患，天天的批鬥大會，派系武鬥也是家常便飯，受重傷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曾看見一個青年人躺在擔架上，頭有三分之一不見了，抬他的人說是被手榴彈炸的。

這餐豬肉蔥烙餅吃得很愉快。飯後，顏、翁兩人起身告辭。我母親送他們下樓。他們對她低聲耳語，要她一定要把周恩來給的字條藏到安全地方。那時我母親沒有對我們幾個孩子提及見周恩來的事。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紅成」向我父親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宣佈支持他們；第二，揭發「二挺」；第三，當他們的顧問，代表他們參加四川省革命委員會。

此時文化大革命已被造反派各派之間的激烈武鬥所支配。毛澤東一號召從走資派手裡奪權，這些戰鬥就爆發了。三個月後的今天，絕大多數造反派頭頭表現出他們的作風完全不同於被趕下台的共產黨幹部：他們要的是自己的權力，並非什麼理想、主義，甚至不是毛澤東的狂熱信徒。毛澤東不斷指示他們聯合起來分享權力，但他們個個只想獨吞。他們「打語錄仗」——引用毛澤東模稜兩可的語錄來互相攻擊。「毛語錄」裡很容易找到適用於各種情況或雙方各執一詞的話。

顏、翁及其他一些人替他說話。翁說：「有他這樣品德的人太少了，不能打他，而且，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會屈服，只會是我們的羞恥。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父親於是被進進了四川醫學院附屬精神病院。醫院坐落在成都郊區，周圍是稻田。一叢叢竹子從高牆和鐵門上探出輕輕搖曳。進去後是診病室，然後又是一道鐵門和磚牆，圍著醫生、護士居住的內院，內院滿地是綠茸茸的青苔，盡頭是一段紅砂石台階，伸向一座沒有窗戶的兩層樓房，它的兩側是堅固的高牆。那些石階是唯一入口，通入精神病房。

助手遞給周恩來一些紙，上面有國務院的抬頭。他開始以稍微費勁的方式寫起來——他的右手在延安時期從馬背上跌落下來時摔斷過。寫完後，他把字條遞給助手，由這人向大家宣讀。

軍隊此刻已處在大動盪中，林彪正忙於清洗軍隊裡的對手，安插他的親信。毛澤東明白軍隊不能亂，便約束住了林彪的行動。不過，他對造反派之間的武鬥態度曖昧。一方面，他希望各派大聯合，建立他個人的權力結構。另一方面，他似乎難以抑制自己對打仗的熱愛——當鮮血在中國到處流淌時，他說：讓青少年有機會練習一下玩槍是件好事，我們已經有好久沒有打過仗了。

我馬上就喜歡上顏、翁。他們也是造反派，但對我家是這樣和善、這樣友好、這樣溫暖！我簡直不敢相信。我也從他們對看的眼神裡，從他們忍不住在人前互相開玩笑、打打逗逗的舉動中，看出他們在談戀愛。我聽見姥姥悄悄歎著氣對母親說，應該送給他倆一些結婚禮物。母親說不可能，別人知道了會給他們惹麻煩。接受走資派「賄賂」可是一樁不小的罪過。

母親找到省委宣傳部的主要造反派，要求他們批准送父親就醫。他們是姚女士領導的，牢牢地掌握在「二挺」手裡。姚女士對母親惡狠狠地說父親是在裝瘋以逃避懲罰，還說母親利用從繼父夏瑞堂處學來的醫學知識幫他演戲。造反派引用一句標榜文化大革命冷酷無情的流行口號，說我父親是「落水狗」，絕不能留情，要痛打。

在「二挺」的指使下，造反派的批鬥會變得更加野蠻了。一天，父親回到家，一雙眼睛又青又腫。另一天，我看見他被狠狠地反扭者雙臂架在一輛緩慢行駛的大卡車上遊街示眾。一塊巨大、沉重的牌子用一根細鐵絲吊在他的脖子上，鐵絲深深陷進他的肉裡。他拚命掙和-圖-書扎，想抬起頭來，造反派則從後面使勁往下壓。這樣的摧殘下來，他卻看上去沒一點痛的感覺。我看著萬分難過，精神病似乎使他的心靈和肉體分開了。

一天下午，母親正在床上休息，父親躺在書房內他喜歡的那張籐椅上。猛地，他跳起來，蹬蹬地重步走進臥室。我們聽見腳步聲，衝了進去，只見他正掐著母親的脖子。我們驚叫起來，撲上去想把他拉開，又拉不動。母親看上去快要窒息了。幸而，父親鬆了手，一轉身大步離開了房間。

匡先生年輕時曾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國民黨對被捕的共產黨員承諾，只要他們簽下悔過書，刊登在地方報紙上，就釋放他們。起初匡先生和他的同志們拒絕了，但共產黨組織指示他們接受這個條件，說是黨需要他們出來工作，不在意簽署那份並非真心實意的「反共聲明」。匡先生執行了指示，被釋放了。

我母親擠進了滿滿的車廂，坐在那一男一女之間。他們自我介紹說是「紅成」的參謀人員，男的姓翁，女的姓顏。兩人都是成都大學的學生。

四〇年代後期，在錦州時，夏瑞堂曾租了幾間屋子給地下共產黨員毓武居住。毓武負責搜集錦州城內國民黨的軍事情報，並偷送出城，他一度是我母親的上司。毓武本人的上司當時潛伏在國民黨內。文革期間，這人被酷刑逼供，要他坦白是「國民黨特務」。最後他受不了酷刑而交出一個「特務網」，其中包括毓武。

從他們的言談裡，我母親看得出學生們對劉、張知之甚少。於是她講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宜賓的冤案，也提到一九五三年挺夫人勾引我父親的事。她告訴他們，最近「二挺」來我家拉我父親和他倆合作，他嚴詞拒絕了。母親還說，「二挺」現在把我父親逮捕了，原因是他寫信給毛澤東，反對任命他倆擔任四川省新領導。

母親臉色像死灰一樣，她慢慢坐起來，手捂著左耳，父親剛才一拳打了她的耳朵，把她痛醒了。她對站在一旁抽泣的姥姥說：「別擔心，我沒事兒。」她的聲音微弱，但是很平靜。她轉向我們說：「去看看你爸爸怎麼了，然後回自己房間去。」她半靠著嵌在樟木床頭的橢圓形鏡子，從鏡子裡我看見她的右手緊緊抓著枕頭。那天晚上，姥姥整夜守在父母的房門口，我也無法入睡，如果父親把他們的房間鎖起來打母親，該怎麼辦呢？

我下午回家時，發現父母親都不見了。姥姥只說父親被造反派抓走了，母親到北京為他申訴去了。她沒有說是公安局來抓的，那樣的話對孩子來說太可怕了，公安局出面逮捕比造反派帶走要嚴重多了。

她無數次仔細推敲過怎麼說這番話，對周恩來她得實說。但是她害怕在場的造反派學生，所以不敢一五一十地重複父親的信。她得盡可能地輕描淡寫：「我丈夫有一些十分嚴重的錯誤觀點，但是他並沒有在群眾中散佈這些觀點，他是按照黨章向毛主席陳述。按黨章規定，這是共產黨員的合法權利，不應該據此作為逮捕他的理由，請總理維護黨章。」

我母親大大鬆了口氣，不知說什麼好。這條子上沒有照一般情況寫明給誰，也就是沒有寫明要給四川省新領導。因此，我母親不必把紙條交給他們或其他任何人。周恩來的意思很明白，他要她保留這張條子，把它拿給任何有幫助的人看。

當他醒過來時，暴徒們不見了。他口渴難忍，爬出房間，從院子裡的髒水坑裡用手舀水喝。他想站，卻站不起來。院子裡滿是姚女士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伸出一根指頭幫他。

我總算使他離開了樓頂邊緣。我抓緊他的手，拉他進到樓裡，一邊渾身哆嗦著，眼裡含著淚。他似乎受到感動，一向漠然的臉上恢復了一種接近正常的表情，眼睛也不像往日那樣只瞪著沉思。他把我抱下樓，放在沙發上，甚至拿來一條毛巾為我擦去淚水。但是這種正常跡象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我還來不及從驚恐中恢復過來，他舉起手掌又要打我了，我只得逃跑。

我父親拒絕了。他說他不能捲進造反派之間的爭鬥，也不能提供反「二挺」的資料，因為這只會惡化情勢，製造更多的仇恨。他說他不會代表任何一派加入四川省革委會，他根本就不想進去。

另一個理由是：毛澤東說新的革命委員會包含革命幹部、造反派和軍人三種勢力。「紅成」和「八．二六」此刻都在過去的共產黨幹部中尋找「自己人」，以代表他們的利益加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此外，造反派也開始發現政治鬥爭太複雜了，他們需要有能力的官員充當顧問。「紅成」認為我父親是個理想人選。

那天晚上，我和母親、姥姥、小方睡在這裡，大家擠在一張床上，伸伸腳翻個身也不行。母親的子宮出血惡化了，我們非常驚慌，剛搬到一處新地方，沒有爐子，不能消毒注射器和針頭，因此不能給她注射。到後來，我疲倦有了，迷迷糊糊睡著了，但是我知道母親和姥姥都整夜沒有合眼。

總理點點頭說：「好吧！你說。」

省委宣傳部造反派不但不讓父親治病，反拿他的瘋來取樂。他們出了一系列大字報連載故事，配以花花綠綠的漫畫刊頭，標題是：「張瘋內史」，以戲弄我父親。大字報就張貼在省委大門對面最顯眼的位置上，吸引一大群人。我強迫自己去讀這些「故事」，我可以感覺得到四周人的異樣眼光，許多人認識我。我聽得見交頭接耳聲，那是在告訴那些不認識我的人。我為父親萬分難過。但我清楚我的反應會傳到迫害父親的那些人耳裡。所以竭力保持平靜，我要讓那些人知道他們不可能摧毀我們。我心裡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辱，只充滿蔑視。

父親寄出那封信後第三天下午，我家響起一陣敲門聲。母親打開門，進來三個人，穿著清一色肥大的藍色制服，這是那時中國人的標準打扮。我父親認識其中一人，他是宣傳部的公務人員，是個造反派。另一個不認識的、臉上疙裡疙瘩的高個子開腔了，說他們是公安局的造反派，奉令逮捕我父親，理由是我父親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和另一位個頭短小的人走到父親兩側，抓住他的胳膊示意他走。

精神病科的醫生蘇先生，年約三十，有一張文雅的臉，和一種讓病人一望便生信賴之感的氣質。他告訴我母親，在作診斷前，他得花一周的時間觀察我父親。一周後，他得出結論：精神分裂症。他用電療和胰島索注射治療我父親，每次治療時得把他緊緊綁在床上。幾天後，父親開始恢復正常了。一天他流著淚懇求母親要醫生換一種療法，「太難受了！做一次就死一次！」他說。但是蘇醫生說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有一陣，她被關在成都的主要商業區春熙路上的大華電影院和_圖_書裡。我們間或獲准送包裹給她，交給看守，由她們轉。有時也可以在看守在場時，跟她說幾句話。如果碰上一個較凶狠的看守，我們就只能在敵意的目光監視下交談。一九六八年秋季的一天，我給她送去一些食物，看守簡單地對我說不要再送東西來了，問她為什麼，她又不說，回家後，我姥姥一聽就昏過去，以為女兒已離開人世了。

母親很清楚她的話必須簡明扼要有份量。接見過程中，她腦子裡一直在轉著自己的話，以至沒有留意學生們都說了些什麼。她只注意到總理的反應：間或點點頭，表示聽明白了，他從不表示支持或不支持，只是聽，偶爾說些普通的話，如：「按毛主席指示辦」或「要大聯合」。他的一位助手在一旁做筆記。冷不防地。她聽見總理像是要結束會議了：「還有沒有別的事？」我母親立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總理，我有話要說。」

眼看著父親的身體和精神日漸惡化，我母親只得再去見陳沫，懇求他幫助，他也答應盡力一試。我們耐心等待著，但沒有回音，他的沉默說明他碰了釘子。絕望之餘。我母親來到「紅成」指揮部找顏和翁。

我母親的東城區委宣傳部對「二挺」命令置若罔聞，但姚女士的手下很願意效勞，一些跟我母親毫無關係的組織也出來幫忙整她，數不清有多少次她被揪去批鬥。有一次是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園，那裡聚集了上萬人，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她是何許人也，她的官還沒有大到那種程度。我母親被扣上各種各樣的罪名，包括她有個軍閥爸爸，儘管這個爸爸在她不到兩歲時就死了。

「紅成」很清楚，要想打倒「八．二六」，就得先打倒「二挺」。他們也知道「二挺」濫用職權報復陷害的惡名。當時這兩人的惡行人盡皆知，有的人不敢明說，但仍有不少人公開議論，甚至毛澤東親自對他的支持也不足以使人們俯首聽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紅成」派人赴京告狀。因為「紅成」是四川的兩大造反派之一，人數約數百萬，所以周恩來答應接見他們。

以「六十一入叛徒集團案」為先導，幾十萬以前的共產黨地下黨員及跟他們有關係的人，包括那些最勇敢、捨身為共產黨打天下的人，都被冠上內奸、叛徒和特務的罪名，被野蠻地批鬥、拷打和關押。根據後來公開的官方文件，與四川相鄰的雲南省有一萬四千人死亡。在河北省，八萬四千人遭受酷刑，數千人致死。我母親後來才得知，她青梅竹馬的男朋友胡表哥就是其中之一。她原先還以為他早已被國民黨抓去槍斃，實際上他父親用金條把他贖了出來。共產黨掌權後，他一直在河北省政府工作，沒有人肯告訴我母親他是怎樣死的。

「爸爸！」我顫聲地喊，竭力想使聲音聽上去平靜自然。我的本能告訴我：不能讓他受驚。他停住了，轉身朝著我：「你來這裡幹什麼？」

我母親又去見陳沫，懇求他向「二挺」求情，不要再毒打她的丈夫了。幾天後，陳帶來答覆：「二挺」打算「原諒」我父親，只是他必須寫份大字報，讚揚「好幹部劉結挺、張西挺」。陳沫還強調說：「二挺」近來不僅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力支持，而且周恩來還特別稱讚他們是「好幹部」。陳沫告訴我母親，繼續和「二挺」作對等於是拿雞蛋碰石頭。當母親把這番話轉告父親時，他說：「我不寫，他倆沒有幹過好事。」母親流著淚求他：「你不要當官，也不要平反，這都算了。但你總要保住一條命嘛！」父親回答說：「我不出賣靈魂。」

我也常去看望父母，借了輛自行車在坑坑窪窪的鄉間道路上騎一個鐘頭。父親看上去似乎很平靜，他一再向學生們道謝，感謝他們替他治好了精神病。

「紅成」當然也知道我父親說過反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話，但是這些都是在他們對手的大字報上看到的，而大字報是個大雜燴，既有事實也有謠言，他們可以不予理會。最後「紅成」准許替我父親治病。

兩位男護士身著普通衣服從家裡帶走父親，說是押送他去參加批鬥會。到達精神病院時，父親拚命反抗著要離開。他們把他架上樓梯，拖進一闖空著的小屋子，然後關上了門，這樣我和母親就不會看見他們強行給我父親穿上緊身衣了。我看見父親被又拉又拖，心裡非常難過，但我知道這是為他好。

周恩來抬頭望著我母親，她顯然不是一名學生。他問道：「你是誰？」我母親通報了自己的名字和職務，緊接著報了我父親的名字和職務說：「我丈夫現在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抓起來了，我到這裡來是為他伸冤的。」

父親斜倚在宣傳部院子內的一堵牆邊，正掙扎著想站起來。他的臉上青一塊、紫一塊，腫得奇大，頭髮被胡亂剪成了陰陽頭。

這類事在當時極為普遍，許多共產黨員都是這樣出獄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六十一名被捕的共產黨員遵照當時的中央委員會指示，在國民黨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出了獄，劉少奇是直接下達指示的人。這六十一人當中有不少人後來都成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其中有人當上副總理、中央部長以及好幾個省的第一書記。文革期間，經毛澤東親自批准，這些人被定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殘酷折磨，跟他們稍有關係的人都陷入了苦難的深淵。

過一陣子，我去看父親時，他正坐在床上和母親、顏翁交談。他們都在笑，父親甚至時時開心地大笑，他看上去已完全復原了。我心裡非常激動，借口上廁所去擦掉眼淚。

父親把家裡相冊和「二挺」合拍的照片都翻出來撕個粉碎，他還燒掉了他的被套、床單及家裡的許多衣服，並把桌椅腿折斷，再放火燒掉。

一天，我發現他不見了，心裡霍然升起一種不祥的預感。我跑到門外，迎面碰見位頂樓的鄰居往下走。我們早已不打招呼了，以免飛來橫禍。但是這次他開了口，說他看見我父親到樓頂平台上去了。

晚上我反扣上臥室的門，怕他不能入睡，一個勁兒找我反來復去地說話。但是門上面有一扇小窗戶無法上鎖，一天夜裡，我驚醒過來，看見他正靈活地從那扇窗戶爬進來，敏捷地一跳就跳到地板上。他不注意我，只漫無目的地隨手毫不費力地舉起沉重的桃木傢俱，把它們摔回地上。精神病使他變得超乎常人地靈敏和有力。待在家裡像場噩夢，我無數次想逃到母親那裡去，但又下不了決心離開父親。

我們把父親放在手推車上，送到最近的骨科醫院。這次不像治精神病，不需要批准了，骨頭沒有意識形態的色彩，跟頭腦沒關係。當我看見那醫生滿臉同情地輕輕觸摸父親，小心翼翼地為他檢查時，我的喉嚨哽住了。仇恨、打鬥我見得太多，而愛心、溫m•ｈｅｔｕｂｏｏｋ•ｃom.ｃom柔卻太少太少。

我跑到省委宣傳部去問他在哪兒，回答我的是一陣訓斥聲。姚女士最厲害：「你要和你的現行反革命老子劃清界線！」「不管他在哪裡，都是他應得的下場！」我忍住憤怒的淚水，對這些所謂有知識的成人感到無比厭惡。他們何須如此冷酷無情！即使在那種年月，一個和善些的臉色、一種溫和點的口氣或沉默不語都不是不可能。

從那以後，我開始把中國人分成兩種：一種是有人性的，另一種是無人性的。不管他們是十幾歲的紅衛兵，還是成年的造反派、走資派，文革大動盪使人的本性全露了出來。

我母親一點兒也不知道監獄裡發生的事，當父親問她為什麼他會被釋放時，她無法給他滿意的答案。她不僅不能告訴他周恩來干預此事，也不能提到她去找過陳沫。陳是「二挺」的左右手，我父親不可能容忍他的妻子向「二挺」求情。於是，惡性循環形成了，母親進退維谷和父親精神失常都在加重。

她十幾歲時和國民黨有過的那些關係都被翻了出來，所有曾在一九五五年審查過的問題現在又被翻出來查。這一次不再是提問題要她回答了，而是簡單地命令她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她爭辯說這段歷史，在一九五五年已做了交代，沒有問題，但她被告知她那時的專案組長匡先生本身就是「叛徒」。

由於有「紅成」指揮部的命令，父親受到很好的待遇，有特別飯菜和專門護士。顏和翁常來看他，並帶來父親部裡那些同情他，也遭到姚女士迫害的善良、正直的人。父親很喜歡顏和翁，雖然他平素不留心個人私事，但他看出兩人在談戀愛，風趣地跟他們開玩笑。我看得出顏和翁跟他在一起很快樂。我心想，噩夢終於結束了，父親現在恢復正常，我們可以在一起頂住任何災難了。

他第一天回到家時，曾用懷疑的目光審視母親，盤問她前一陣都做了些什麼。母親說她去北京告狀，要求釋放他。他搖著頭，不相信她，要她拿出證據來。母親決定不告訴他周恩來字條之事，她看得出他的頭腦已不清醒了，擔心如果「黨」下命令，他就會把字條交出去，甚至交給「二挺」。她甚至不敢提顏和翁作她的證人，我父親絕不會同意她和紅衛兵造反派有關係。

我母親在火車站徘徊。突然，她看見一面大旗，上面寫著幾個大字「紅衛兵成都部隊赴京告狀團」。大旗下聚集著二百名左右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舉著標語，說明他們是大學生，要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二挺」。還有標語說他們到京後會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一天，姚女士的兩名部下到我家抓走了父親，說是要他參加批鬥會。不久，他們又來我家，通知我和弟弟們去把他領回來。

是什麼把人變成了魔鬼？為什麼人們會這樣盲目地殘忍？就是在這段時間，我對毛澤東的忠誠開始動搖了。以前，當別人受迫害時，我不能絕對肯定他們是無辜的，但我清楚我父母的為人。毛澤東不再是個十全十美的偶像了，但是在此階段，和許多人一樣，我詛咒的是他的夫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我仍然不敢懷疑毛澤東這位神一般的「皇帝」。

審訊者通知他可以回家時，對他說，允許他回家是讓他的妻子監視他，「她是黨派來監視你的。」還說他的家就是座新監獄。由於父親完全不知道突然被釋放的原因，加上精神已經分裂，這個解釋就深植在他的腦子裡。

一天，我父親突然出現了。我鬆了口氣，興奮極了！但喜悅馬上變成了恐懼，父親的眼神很奇怪，他沒說他一直都在哪裡，開口說話時，我幾乎不懂得他在說什麼。他整夜不睡覺，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大聲地自言自語。一天，他強迫全家人站到院子裡，當時正下著傾盆大雨，他說這是「經受革命風暴」。又一天，他收到工資袋時，一把將它扔進廚房的火爐裡，說是「與私有制決裂」。我們意識到可怕的事發生了：父親精神失常了。

「爸爸，快來幫我鑽過窗戶。」

文革期間，每個走資派最少有一個專案組，收集他們的資料，調查他們的過去，毛澤東想把每個為他工作的人的底細查個一清二楚。先後曾有四個專案組專門審查我母親，最後那組有十五人，被派到各地去調查。正是通過他們，我母親才得知多年失去聯絡的老朋友和親戚們的下落。當然，大多數調查者都是遊山玩水，回來時兩手空空，只有一個小組帶回驚人的「收穫」。

在醫院治療了四十天後，已是七月中旬，父親出院了，他和母親一起被載到成都大學，住進了一座小小的獨立院落。院門口有學生把守，「紅成」還給父親取了個假名字，他們請他不要在白天走出院子，說是為了他的安全。母親從一個特別的食堂取來飯菜繪他吃。顏和翁每天都來看他，「紅成」的頭頭們也來，他們對他都十分慇勤、周到。

我們搬走後，留下京明陪父親住。我待在母親的新住所照料她。我們的隔壁鄰居是區委造反派頭頭，很年輕。遇見他時，我沒有主動跟他打招呼，不敢肯定他是否願意和走資派的家裡人說話。出乎意料，每次相遇，他總是自然地招呼我們。他待我母親也很有禮貌，雖然態度有點生硬。見慣了省委宣傳部造反派凶神惡煞的樣子，我覺得在這裡非常輕鬆自在。

許多「紅成」成員撤到宜賓附近仍在「紅成」掌握中的城市瀘州。「二挺」派遣了一支五千多人的「八．二六」槍打炮轟，最後奪佔了這座城市，打死了近三百人，受傷的更是不計其數。

那時，我們有好幾個月見不到母親，也不知道她被關在哪裡。我常常在可能的拘留處大門外，晃來晃去，希望能僥倖看到她。

「二挺」知道我父親很愛他的妻子，所以想通過我母親來摧毀他的意志。他們派人給我母親施加壓力，要她揭發他。我母親本來有很多理由埋怨我父親：他不邀請她母親參加婚禮；讓她艱苦步行了數百里；在她處境困難時沒有給她多少同情；當她難產時，不送她到更好的醫院救治；他總是把黨和革命看得比她重要。然而，我母親瞭解他、敬重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愛他，現在他身陷困境，她更覺得自己要跟他同生共死。不管受到多大壓力，她絕不跟他「劃清界限」。

我母親跟在「紅成」隊伍後面通過檢票口進入車站，只見開往北京的特別快車噴著白煙，停在站台。我母親正想隨學生登上車廂，卻被一個男學生擋住了。那人大聲問：「你是誰？你不是和我們一起的吧？快下去！」我母親那時三十五歲，看上去當然不像學生。

原來那天並沒有什麼批鬥會。他一到宣傳部，就被推進一間小屋子裡，裡面站者幾個不認識的大漢，正在等他。他們一看他就揮拳猛打，專打他的臉部和腰部，用腳狠踢他的下身和*圖*書。他們還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嘴裡，然後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糞便強壓出來，父親昏迷了過去。

翁顯然可有點時髦的意識了。他穿著一雙草鞋，褲腳總是挽起，以為襯托。穿草鞋在當時學生中很流行，以示「農民化」。翁非常機智又善解人意，我覺得他很不平凡。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的這一年多，我父親和大多數以前的四川省委領導幹部一樣，不斷地被拘留、釋放，我們的家也不斷被抄來砸去。拘留幹部現在有了個時髦的名字：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學習班上，「二挺」對那些膽敢反對他們的幹部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有些人自殺了。但是我父親抗住了壓力，拒不答應跟「二挺」合作。他後來說，多虧他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沒有家人的愛，他也會走上絕路。當時我們全家的心思都關注在父親身上，父親被拘留時，一准探視，我們就去看望他。他每次短暫回家，我們都盡力安慰他，使他感到家裡充滿愛。

他反反覆覆盤問母親上京這件事，每問一遍，母親的「供詞」就出現新的漏洞，父親的懷疑和紊亂思緒就加劇一層，他對母親的怒氣近乎暴力的邊緣。我們幾個孩子想幫母親說話，努力解釋一件我們也不清楚的事。當然，父親一開始追問我們，事情就更一塌糊塗了。

那天夜裡，父親不斷發出一陣陣不由自主的呻|吟聲。他是個很堅強的人，以前多次挨打，回家後從來沒有哼過一聲。第二天清晨，十四歲的弟弟京明跑到食堂門口守候，門一開就進去借了輛手推車，拉父親去醫院。行前，十三歲的小黑借來一把發剪理光了父親的陰陽頭。父親從鏡子裡看見自己的光頭時，露出一絲苦笑說：「這也好，下次批鬥會，我就用不著擔心被揪頭髮了。」

從周恩來的眼睛裡，我母親看出他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父親信裡的實際內容，也明白我母親不能講出來的苦衷。他低頭看了看我母親寫的信，然後轉身對坐在身後的一位助手耳語了幾句。這時，整個大廳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眼睛都看著周恩來。

到了北京站，一位總理辦公室的人已在等待他們。代表團被送到一家政府招待所住，周恩來第二天晚上要接見他們。第二天白天，當學生們外出時，我母親待在房間裡寫信給周恩來。她可能沒有機會說話，而且不管怎麼說都需要有書面資料。晚上九點，她和學生們一起到了位於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這次接見是在四川廳，我父親曾於一九五九年負責該廳的裝飾。學生們圍成一個弧形坐下，面對著周恩來。椅子不夠，有些人就坐在鋪著地毯的地板上，我母親坐在後排。

友好的氣氛於是變成了不快的爭執。「紅成」指揮部在此事上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說，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此固執和不識好歹的人，他幾乎被「二挺」迫害致死，卻拒絕讓別人替他報仇。他還膽敢對強大的造反派說「不」字，而正是這個造反派救了他的命。更奇怪的是，他還拒絕平反和重新掌權。「紅成」領導越來越生氣，一些人大叫說「狠狠捧他一頓，打斷他幾根骨頭，教訓教訓他！」

但是，要見周恩來就好比走進白宮或單獨覲見教皇那樣難。就算她順利到了北京，到了「上訪接待站」，她也不可能指名道姓地說她想見哪位中央領導，因為這會被看作是對別的領導不敬，甚至是侮辱他們。她更焦慮了，特別是想到她離家出走可能已被造反派發現了。他們是不准她任意出門的，只許待在家裡等著挨鬥。她僥倖希望如果造反派找不著她，會以為她落入另一夥造反派手中了。

不管怎麼威脅打他，不管他多感謝「紅成」，父親仍不願違背他的原則。一九六七年九月底的一天夜晚，一輛車把他跟母親送回了家。顏、翁保護不了他，他們送他到家，依依不捨地說再見。

有一兩次他打我耳光，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遇到這種情況，我就逃到後院裡，躲到陽台下。春夜的寒風裡，我瑟縮著，傾聽著樓上父親的動靜，全心盼著一切歸於沉寂，這意味著父親睡著了。

他們既沒有出示身份證，也沒有逮捕令，但是毫無疑問，他們是奪了公安局大權的造反派便衣警察，顯然有權命令我父親，因為他們是和父親部裡的造反派一塊兒來的。

多年後，母親告訴我，那天她聽見了我們的喊聲。事實上，那個虐待狂看守還有意稍稍打開窗戶，讓我們的聲音傳進去。她告訴我母親，只要同意與父親劃清界線，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就能馬上和我們團聚。「否則，」那看守加強了語氣，「你就別想活著從這棟樓出去！」我母親仍說「不」，一邊用指甲戳進掌心，不讓眼淚掉下來。

天黑後，他可以出小院，我們就在校園裡散步。身後不遠處跟著兩名學生。我們沿著彎曲的小道走去，路邊拳頭般大小的梔子花在夏日黃昏的涼風中散發著濃濃的香氣。這種安寧好像是一場夢，遠離暴力和恐怖。我知道這裡是父親的監獄，但我希望他永遠待在這裡。

與對敵「八．二六」相比，「紅成」算是溫和派。「二挺」明顯地偏袒「八．二六」，儘管「二挺」背後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撐腰，他們倆也沒能樹起絕對權威，「紅成」不願甘拜下風。

原來在父親被關押期間，審訊他的人不斷對他說，如果他拒絕寫「認罪書」，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就會和他脫離關係，唾棄他。要人「認罪」是標準的整人作法，使犧牲品承認自己「有罪」，在摧毀他們的精神方面，佔有極重要的份量。但我父親說他無罪可認，也沒什麼可寫的。

那時人道主義已被譴責為「資產階級的虛偽」，對「階級敵人」更不能發慈悲。顏和翁得為治療我父親找出個政治理由來。他們有個好理由：我父親是受「二挺」迫害而致病的，他瞭解「二挺」，能夠為「紅成」提供攻擊「二挺」的有力證據，甚至可能幫他們打倒這兩人，從而使「紅成」的對敵「八．二六」垮台。

我們住的那幢公寓有五層，相連的大樓只有四層。我們的頂樓有一扇小窗戶通往那座四層樓樓頂平台，上面鋪著砂礫、塗著瀝青，邊沿圍著一圈低矮的鐵欄杆。我跑到平台小窗戶邊，一眼就看見父親正站在遠處平台邊緣，我看見他的左腳好像正往上抬，要跨過欄杆。

母親的左耳耳膜破了，幾乎全聾了，她覺得待在家裡太危險，第二天便到她的部裡找房子要搬過去。區委的造反派很同情她，把花園一角的花匠住房撥給她一間。房子很小，只有八平米、十長，放進一張床和一張書桌，就連走路的地方也沒有了。

打我父親的暴徒是「八．二六」在重慶的夥伴「反到底」的成員。重慶是座距成都一百五十哩的山城，這裡爆發了大規模武鬥甚至重炮轟過長江。「反到底」被趕出山城，許多和_圖_書成員流落到成都，有些人就住進省委大院。這些人怒氣無處發洩，找到了姚女士等人，說他們的手心「發癢」，想「開齋」，嘗嘗血肉的滋味，於是父親被抓過來「貢獻」給他們。

當我跑來跑去找父親時，母親正在火車站等火車，準備第二次赴京。比起六個月前的那一回，她的情緒要低落得多。那時，還有一點伸張正義的希望，這次卻十分渺茫。但我母親並不甘心就此作罷，她要爭取。

毓武也受到嚴刑折磨，最後無法忍受時，為避免牽連無辜，他割腕自殺，他至死也沒提到我母親，但是專案組卻發現了他們的關係，硬說她是「特務網」的一員。

顏二十四歲，在成都大學讀三年級。姓生動的臉上架著一副顯眼的厚眼鏡，她很愛笑，笑時不斷把頭向後伸，令人暖洋洋的。在那些日子裡，深藍和鐵灰色的中山裝、軍便服是男人、女人和孩子們一律的服裝。有些女人穿上這些還顯得刻意打扮。顏就不同了，她看上去馬馬虎虎、不修邊幅，好像鈕扣老會扣錯位置。短髮像是不耐煩地向後拉到一起，束成亂亂的一把。甚至熱戀也沒能使她更留意自己的外貌。

她緊抓住車門把手不放，喊了起來：「我也要去北京，去告劉、張二挺的狀，我以前就認識他們，讓我上車！」男學生看著她，一臉不相信，這時，從他背後傳來一男一女的聲音：「讓她上來，聽聽她說些什麼。」

多虧有像她這樣的好心看守，母親才獲准回了幾次家，每次待幾天。不久，此事讓「二挺」發現了，好心腸的看守被換成一名酸黃瓜臉的婦女。這人是誰，從哪裡來的，我母親一概不知。她以折磨我母親來取樂，心血來潮就命令母親在院子裡彎著腰站上幾個鐘頭。冬天，她強迫母親跪在冷水裡，直到昏迷過去。有兩次，她還強迫母親坐在一根長條板凳上，兩腳直直地伸向前，不能彎曲，她在母親的腳後跟下塞磚頭，目的是折斷膝蓋或坐骨。這種刑罰叫老虎凳，二十年前，在錦州時，母親曾在國民黨審訊室裡見過。那次是嚇唬她的，這次卻來真的了，不過只坐了兩次。原因是每次用刑時，女看守一人做不來，得找男看守幫忙，男看守很不情願地幫了兩次，就拒絕再做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這名女看守被診斷是個虐待狂患者，進了精神病院。

顏和翁兩位大學生就坐在我母親左邊，當她轉身看他們時，兩人都笑容滿面，為她高興。兩天後，母親乘火車回成都。她一直和顏、翁待在一起，擔心「二挺」會得知周恩來紙條的消息，派人搶走它並把她抓走。翁和顏也認為和她待在一起是他們的責任，說：「八．二六可能會來搶走你！」到成都後，他們堅持把我母親送回家。我姥姥招待兩人吃豬肉香蔥烙餅，他倆吃得狼吞虎嚥。

這位年青人眼略微斜視，他的女朋友長得很美，晚上總在他房間裡長久地說笑。這種事在那個時代極少見，他們似乎並不在意我們知道。當然走資派也無權搬弄是非。當我早晨與他們碰面時，他們總給我一個愉快而和善的微笑，看得出來他倆很幸福。從這裡我發現人們只要心情愉快，就會變得很和善。

翁和顏答應讓她和他們一起去見周恩來。我母親整晚都在盤算該對周恩來說些什麼、怎麼說。

母親成了他發狂的對象。他罵她「不知廉恥」、「是個懦夫」、「出賣靈魂」。但不一會兒，又對她異常親熱，當著我們的面一遍遍說他是多麼愛她，他配不上她，懇求她「原諒我，回到我身邊來吧！」

在四川，武鬥格外激烈。部分原因是這個省是中國軍火工業的基地。坦克車、裝甲車和大炮被造反派從裝配線、軍火庫裡調出來武裝自己；另一個原因是「二挺」想利用武鬥來消滅自己的反對派「紅成」。在「二挺」發源地宜賓，殘酷的武鬥還用上了步槍、手榴彈、迫擊炮和機關鎗，僅宜賓城裡就有一百多人被打死。「紅成」被迫放棄這座城市。

成都的派戰武鬥是零零星星，只有最瘋狂的人才被捲了進去。即使如此，我仍親眼目睹過多次有數萬人之眾的「抬屍遊行」，抬著武鬥中喪生的渾身是血的屍體，邊走邊對空中鳴槍。

雖然來者並沒有提到那封寫給毛澤東的信，但父親知道這封信一定是被截了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有心理準備，因為這封信不僅是對毛澤東、對文革太不敬，而且「二挺」現在有了權，可以下令逮捕他。他還是寄了信，不願放過一線希望。眼下，他壓制著激動情緒，一言不發隨來人走出去。出家門時，他住了腳，輕聲對母親說：「不要和黨記仇，黨正在犯錯誤，群眾不會允許，無論錯誤有多嚴重，相信將來黨會改錯。和我離婚，把我們的孩子帶大。」

我父母馬上又落到「二挺」和姚女士的造反派手裡。姚女士希望用折磨我父親來討好「二挺」，在即將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中擔任我父親那一職位。「二挺」還把意思表達得很清楚，誰要是對我父親好，誰就會自毀前程。省委宣傳部中同情我父親、不肯隨波逐流的人也遭到批鬥。

她意識到此次赴京只能找一個人——總理周恩來，別人都不行，反而可能葬送她丈夫、她自己和全家人。她清楚周恩來比毛夫人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組溫和得多。他還有權指揮造反派：他幾乎每天都在下令給造反派。

字條說：第一，張守愚身為一名共產黨員，有權給黨中央寫信，不管信的內容有什麼錯誤，都不能作為定反革命的根據；第二，張守愚身為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必須接受群眾的審查和批判；三，張守愚的所有問題都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處理。最後署名：「周恩來」。

控制著四川醫學院的造反派「川醫九．一五」隸屬「紅成」。這家醫學院有個附屬精神病院，只要「紅成」指揮部開個口，就會收下我父親，顏和翁同情我們，但他們還得說服其他人。

我母親迅速清晰地說我父親是因寫給毛主席一封信而被逮捕，信中提到不同意任命「二挺」作四川省的新領導，因為這兩人濫用職權，這是他在宜賓親身體會的。除此之外，我母親還含混地說信中包含了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意見。

我母親非常希望能和周恩來單獨詳談，但她覺得不能讓學生走。她說：「總理，我希望留下學生在場作見證。」她邊說邊把寫好的信請前面的學生傳遞給周。

於是審訊人告訴他，我母親和他「劃清界線」，不要他了，他要求見她一面，他們說她拒絕來。當審訊人意識到他已經出現幻聽現象——一種精神分裂症的徵兆時，他們引他注意隔壁傳來的微弱嘰嘰喳喳聲，說我母親就在那裡，但不會來看他，除非他寫認罪書。他們的戲演得如此活靈活現，父親覺得自己真的聽到母親的聲音。他的精神終於崩潰，不過，他仍是一字未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