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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間，高幹子弟轉了風向，都穿清一色的深藍色軍便裝和中山服。雖然在文革期間，絕大多數人都穿藍色，但高幹子弟的「藍」藍得很特殊：顏色很深，從頭到腳清一色。腳上的鞋也有特殊樣式：黑燈芯絨面配上白色塑料鞋底，鞋底和鞋面之間嵌著一條黑塑料帶。在他們選擇定下這種打扮後，別的階層的孩子要不想被嘲笑成「業餘高幹」的話，就得避免了。

不久後，唐跛子就被逮捕了。一九六八年初，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個階段開始了。第一階段是中學生、大學生的紅衛兵運動；第二階段是造反派鬥爭走資派；第三階段是造反派內部的派系武鬥。現在毛澤東總算決定停止派系之戰，新的恐怖又製造出來，以表明誰不聽話都不行。於是，一大批迄今還沒受衝擊的人，包括造反派，成了犧牲品。整人的名堂層出不窮，有一個稱為「清理階級隊伍」。就在這次浪潮中，唐跛子遭了殃。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結束對他才從監獄裡放了出來。八十年代初，他奇蹟般地變成了一位企業家、百萬富翁，是成都市最有錢的人之一。他家被佔用的住宅現在退還給了他，他把它重建成一幢頗為洋氣的兩層樓房。在成都最豪華的舞廳內常能看見他坐在顯眼處，以長者的神氣看著同來的少男少女跳舞。他不跳，只付錢，用一種故作漫不經心的姿態點厚厚一疊鈔票，支付所有在場者的花費。他在享受新獲得的權力——金錢。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一九六八年底，幾千冊書流經他的手。他抓到機會，每天以兩本的速度貪婪地閱讀。每次從自由市場交易下來，他只敢在手邊保存十幾本書，帶回省委大院後小心翼翼藏好。他的一處藏書地點是省委大院內一座廢棄的水塔後面。一天，一場大雨毀掉了他藏在這裡的心愛書籍，包括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他也把一些書偷偷帶回家，藏在床上的草墊下面或貯藏室的黑暗角落裡。就在抄家那天晚上，正好有本《紅與黑》藏在他的床上。不過他耍了個花招，把藏在家裡的書都包上了《毛澤東選集》舊皮，姚女士和她的同志們沒有想到要檢查。

為了賺錢維持自己的科學實驗，他甚至買賣毛澤東徽章。這段時間，許多工廠都停止正常生產，轉而製造各式鋁質毛澤東頭像的徽章，優劣精粗，觸目皆是。那時，各種收藏如集郵、搜集繪畫等都被禁止，說是「資產階級惡習」。人們嗜好收藏的本能就集中到了毛的徽章上——當然只敢暗地裡交易。京明靠這項交易發了一筆小財。偉大舵手的光輝形象竟然也成了投機商品。

一九六六年還沒完，我們姐弟就結束了當紅衛兵的日子。那時，父母當了「階級敵人」，兒女被要求劃清界限，有不少人確實這樣做了。劉少奇的一個女兒寫了大字報揭發她父親。我認識的人中，有人改了姓，以示與父親脫離關係；有人從來不去看望被關的雙親；還有人甚至在大會上批鬥自己的父母。

我們三個姑娘在工廠唯一煽起來的風、點起來的火是一群小伙子的注意。他們屬於該廠正陷於癱瘓的籃球隊，我們一起到郊外散步，享受大片早春蠶豆花的濃香。很快我父母的情況惡化，我就回家了，把毛澤東的命令和參加文革的義務都一古腦兒拋開。我和小胖、青青及籃球隊員們的友誼保持了下來，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還有我姐姐小鴻和我們學校裡的幾個女孩子，她們都比我年長。我們經常在各自家裡聚會，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時乾脆留宿。除此之外，我們無事可做。

我們在省委大院裡住的是單調無特色的水泥大樓，而新住所是一棟別緻的磚木結構兩面對稱的樓宇。彎彎的八角屋簷下，精工細雕的窗櫺泛出柔和的棕紅色。後花園種滿了桑樹，前園則有一個大葡萄架、一叢夾竹桃、一棵茂密的枸樹，還有棵巨大的不知名的樹，果實像胡椒籽，含在船形的褐色脆莢裡。我特別喜愛那兒棵少見的芭蕉，長長的弧形葉子，給人夢的遐想。

京明經常出入這個書籍黑市。他最初的資金來源是一捆捆從廢舊物資收購站買來的書。有些嚇怕了的市民們把自己的藏書當作廢紙賣給廢品收購站，京明和一位收購站店員拉上關係，成捆地用廢紙價買下這些書籍。然後他再分門別類地以高價賣到黑市。在他很快通曉各種書籍價格之後，就在黑市上買書轉賣。他先自己看，看完後再賣掉，再買更多的。

在那些日子裡，「美」成了受鄙視的概念，我們竟會被趕到這可愛的地方作懲罰。我們分到的主要房間是長方形的，又大又亮，木條鑲嵌的地板，三面全是玻璃窗。每逢天晴，隱隱可見遠遠的川西雪山。陽台不像一般的是水泥，而是木頭的，也漆成棕紅色，圍欄上是雲字希臘花紋。另一間朝陽台開的臥房有二十多高，一根褪色的猩紅房梁橫貫在半空中。我馬上愛上了我們的新住宅。後來我才意識到在冬天時，那間滿是窗戶的大房間是寒風馳騁的戰場；臥房每當颳風，塵土就像下雨一般從高高的天花板上飛下來。儘管如此，在風清夜靜時，躺在床上，看月光透過窗戶灑到床前，看高高的枸樹影子在牆壁上婆娑起舞，我的心裡就充滿了歡樂。我為能搬出省委大院，逃脫那兒骯髒的政治環境而感到輕鬆。我希望我們家永遠不要再進那個大院。

我父母當時正被拘留。照例我父親單位本應負責這次搬家，但是現在他們只是簡單下令要我們走。那時根本沒有搬家公司，要不是朋友們幫助，我們就連床也沒有了。即使如此，我們也僅搬走最必需的傢俱，父親那些笨重的書櫃只好放棄了，我們挪都挪不動，更不用說抬下三樓了。我們的新家原屬另一個走資派，他家原佔有兩套房間，現在得讓出一套給我們。大院的房子就這樣重作安排，騰空樓上的房httｐs://m.ｈｅｔｕbｏｏk•cｏｍ•com子作制高點。我姐姐和我合用一個房間，我們總是死死關著那面對著荒廢後花園的窗戶。因為一打開，淤塞的下水道惡臭味就會充滿屋子。晚上我們躺在床上常聽院牆外面高喊投降的聲音，還有不時的槍響聲。一天晚上，我被玻璃破碎聲驚醒，原來一粒子彈射穿窗戶，嵌入對面的牆壁。奇怪的是，我並沒感到害怕。生活中的恐怖太多，子彈已經失去威懾力。

但我並不是沒有虛榮心。我把幾大塊蠟染的抽象派圖案式的藍布片補到已褪色成灰白的褲子膝蓋和臀部，叫朋友們一看見就笑。我姥姥也莫名其妙說：「誰家女孩子像你這身打扮的。」但是我堅持要穿，我不是想把自己打扮漂亮，只是想跟別人不一樣。

不過，我在潛意識裡仍然避免指責毛澤東。從我孩提時代起，他就是我生命的一個部分，他是神，是偶像，是主宰，我活在世上的意義和他息息相關。幾年前我還會高高興興地為他犧牲。現在雖然他的魔力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是神聖的，不容置疑的，甚至在此刻我也沒有想到反對他。

我的二弟小黑在一九六七年初時十二歲，因為無所事事，加入街頭兄弟隊。這類集團在文革之前幾乎不存在，現在盛行起來了。一個兄弟伙稱為一個「碼頭」，領頭的叫「舵爺」。伙內每個成員都是「兄弟」，都有一個綽號，一般和動物有關係。如果男孩子很瘦，就叫「瘦狗」。有一撮灰髮叫「灰狼」。小黑的綽號是「黑蹄」，原因是他的名字有個「黑」字，皮膚又黑，此外，幫伙內跑腿做事也十分敏捷，他是他那個兄弟伙中最年少的。

要大家跳「忠字舞」是全中國所有革命委員會發佈的重要命令之一。這種荒唐可笑的舞蹈在當時到處可見，學校、工廠、街道、商店裡、火車站台上，人人都在跳。甚至在醫院裡，只要能走動的病人都被叫起來舞蹈。

一九六八年秋季，一支新隊伍接管了大、中、小學校，稱作「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由士兵或那些沒有捲入派戰的工人們組成，職責是恢復秩序。和其他學校一樣，我們學校的宣傳隊馬上把所有文革開始時在校的學生叫回學校管束。查到不在成都的學生下落後，發出電報召回，很少有人敢拒不返校。

一九六八年底，中國所有在校大學生一齊「畢業」了，沒有通過任何考試，都分配了工作——被打發到全國四面八方。宣傳隊警告翁和顏，如果他們不揭發我父親，他們的前途就完蛋了。他們兩人沒有屈服，結果被分發到四川東部山區的一處小煤礦坑做工，這是可能分配到的最壞的工作。那裡工作環境非常差，幾乎沒有什麼安全設施，女人也得像男人一樣伏在地下爬進低矮的坑道，用人力拖著煤筐把煤炭拉出來。顏的遭遇部分是因那個時代歪曲的漂亮話：毛夫人一直堅持說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毛澤東的口號是：「婦女能頂半邊天。」但是女人都知道，要叫你去做重活兒時，就說是給你平等。

這次我卻一下緊張起來：他們發現我的詩怎麼辦？記得父親開始被批判時，叫母親把他的詩都燒掉。他很清楚，任何作品都可能被斷章取義地歪曲，用以陷害作者。我母親捨不得把所有的詩都燒完，保留了一些寫給她的。結果造反派以這些詩為「罪證」，專門開了幾次批鬥會折磨我父親。父親在一首詩裡，曾自嘲沒登上四川峨嵋山頂峰：「雖無壯志攀金頂，卻有閒情涉玉溪」。姚女士和她的同夥據此硬說他有野心，要篡奪最高領導權。

我弟弟京明這晚也受了驚。從文革一開始，他就常去專門買賣書籍的黑市。中國人做生意的天賦是如此強烈，毛澤東最反對的資本主義活動——自由市場，居然還能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存活。

書的價格取決於多種因素。如果書上有圖書館的印章，價格就會大跌。大多數買主那時仍然對公家財產敬而遠之。共產黨多年的鐵腕統治已樹立了控制和秩序的威望，如果被捉到「盜竊國家財產」的罪證，將受到嚴厲懲處，大家寧願買私人藏書。色|情|小|說在共產黨掌權後發行量非常少，所以賣價最高，當然買這種書也要冒很大的風險。司湯達的《紅與黑》被認為有情愛描述，能賣到極高價，相當於一般人兩星期的工資。

這都是後話了。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抓了唐跛子，也毀掉了數百萬人的生活。僅所謂「內蒙古人民黨」一案就約有十分之一的成年蒙古族人遭受迫害，至少有兩萬人致死。當時所謂「六廠二校」經驗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典範，由毛澤東親自指揮。六廠之一的北京新華印刷廠有這麼一段報告：「在給這個女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後，在勞動時，她趁著看管她的民兵一時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衝上女宿舍的四樓，跳樓摔死了。當然，反革命自殺是難免的，但是少了一個反面教員。」毛澤東在這個資料上批道：「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

我愣住了。他們似乎以為高幹子弟以前都有特權買高級消費品，而我很清楚並非如此。我也很驚訝地顯然覺得和我們交朋友很光彩，好像提升了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的父母還在拘留中，我們剛被攆出了省委大院，四川省革委會剛成立，走資派被打倒了——總之，文化大革命已經勝利了。但是阿爾和他的朋友們顯然相信我父母這樣的幹部還會東山再起。

在約定的那天，小黑的兄弟伙邀約了七八十個男孩子，在跑道上等待，眼巴巴地等了兩個多小時，才見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小伙子一瘸一拐出現了。他是成都市黑社會有名的唐跛子，雖然還很年輕，但已「德高望重」。唐跛子是因小兒麻痺症變瘸的。他父親曾是國民黨官員，他只能去做那種無人肯於的活兒，在一家街道工m.hetubook.com.com廠當工人，那裡的工人沒有國營工廠工人的福利待遇，如鐵飯碗、公費醫療和養老金。那家工廠就建在共產黨沒收的他家住宅裡。

醫生檢查完畢，出來宣佈：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個女孩被強|奸過，腿上的擦傷不是新傷痕，而且不可能由小方的那根小木棍引起。為了證明這一點，她舉起小木棍給大家看它漆得很光滑，大腿上的傷痕可能是小孩爬樹造成的。人群不情願地散開了。那天晚上，小方發高燒滿床亂爬，臉通紅，眼睛瞪著，嘴裡不停地說胡話。第二天我母親帶他去醫院檢查，醫生給他開了大量的鎮靜劑。幾天以後，他恢復了，但是他不再和別的孩子一起玩了。從此，六歲的小方就告別了童年。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間，毛澤東努力建立他個人的權力體系，把所有像我父母這樣的犧牲品置於一種前途未卜的狀況下和不斷的折磨中。毛澤東是不管受害人有多痛苦的，人們不過是他棋盤上的車馬炮卒子。不過毛的目標不是滅種屠殺，我家像許多其他受害者一樣，並沒有被蓄意餓死。我的父母仍然按月領工資，儘管他們不僅沒有工作做，而且是鬥爭折磨的對象。省委大食堂還是照常營業，一方面讓造反派吃飽以搞革命，一方面也給我們這些走資派家庭飯吃。我們和所有城市居民一樣，也有配給的東西。

從一九六六年六月起，學生們不再上課了。教師不是被批鬥，就是也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不上課就表示沒有人管，但是年輕人能利用這種自由幹些什麼事呢？沒有書、音樂、電影、戲劇、博物館、茶館，幾乎上沒有什麼路子可以消磨時間——人們只能偷偷打撲克牌，當然官方沒有明說可以打。跟絕大多數革命不一樣，毛澤東的革命叫人無所事事。結果，當紅衛兵就成了許多年輕人唯一可做的事。暴力批鬥會、寫標語、喊口號、武鬥等成了他們唯一能發洩青春活力的方式。

省革委的另一個決定是命令所有的走資派統統搬出省委大院，騰出房間給新當官的。我們家搬進一棟三層樓小洋房的頂層，這裡原是個雜誌社，現在關了門。頂樓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我們洗臉刷牙，甚至倒掉一杯剩茶水都得下樓。但是我並不在意，小樓是如此之優雅，生活中我已好久沒有看到美麗的東西了。

我們學校的宣傳隊還算寬厚，有的宣傳隊就不是這樣了。成都大學的宣傳隊是「二挺」親自選派的，因為這所大學是他們的對頭「紅成」的司令部。翁和顏這下遭了大難，「二挺」下令要宣傳隊對他倆施加壓力，要他們揭發、批判我父親。翁、顏拒絕了。後來他們告訴我母親，他們欽佩我父親的骨氣，決心挺起腰桿子來。

文藝宣傳隊的另一位「音樂家」是正誼的冊友，木匠，卡車司機的兒子。他是個快快活活的年輕人，有一隻奇特的大鼻子，使他看上去不太像中國人。在文革時期，我們能從照片上看到的外國朋友都是阿爾巴尼亞人，當時這個小小的、遙遠的國家是中國唯一的盟友——甚至連北朝鮮也被認為是墮落的「修正主義」國家。於是他的朋友們都他「阿爾」。

京明也在別的黑市上進進出出。他對科學的熱愛並沒有因文革而降溫。那時，成都唯一一處科學器材的黑市交易無線電零件、半導體材料，因為當時半導體、無線電工業可以「傳播毛主席的聲音」而得以發展。京明買了零件，自己安裝成收音機後，再以高價賣出。這樣他就有錢買更多的零件來達成他真正的目的：實驗種種一直困擾著他的物理理論。

通往頂樓我家的是一圈圈暗紅色螺旋形扶梯。底部有一個很大的半月型桌子，過去上面放著一個大瓷花瓶，插著一束梅花或桃花。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三個孩子經常在上面玩。一天，他們玩「醫生和病人」：小小扮醫生，小方扮護士，五歲的女孩扮病人。她趴在桌上，撩起裙子準備讓小方「打針」，小方拿起一根小木棍作他的「針」。就在這時，女孩子的母親從樓外沙石梯上走了進來，她尖叫起來，從桌子上一把抓起女兒。她在女兒大腿內側發現一些擦傷，她的反應不是帶小孩子去醫院，而是跑到兩條街外的省委宣傳部召來一群造反派，吵吵嚷嚷擠了一院子。

加入紅衛兵並不是強迫性的，隨著舊共產黨體制的土崩瓦解，政權對個人的控制鬆弛了，人們有獨自行事的機會，許多人只是懶懶散散待在家裡做「逍遙派」。精力無處發洩的後果之一是瑣碎無聊的爭鬥，暴戾之氣取代了文革前的祥和、講禮貌的氣氛，街上到處有人吵架。另一個後果是，沒有人管計劃生育，文革中人口猛增兩億多。

外國人於七〇年代大批來到中國時，許多人都稱讚中國人社會道德好。一雙被扔棄的短襪會緊跟它的主人跨越千山萬水，從北京追到廣州，洗得乾乾淨淨，折得整整齊齊，重新放到主人的旅館房間裡。外國來訪者沒有意識到只有外國人和受到密切監視的中國人才會享受到這種照料。他們也不知道，沒人敢偷外國人的東西，因為即使是只偷了一條手帕也會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那雙洗淨摺好的襪子並沒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只是在演戲。

阿爾拉來一輛板車幫我們把傢俱搬到支機石街，為了不使他負擔過重，我提議放棄一些笨重的傢俱，但他堅持要我們帶走所有東西。他臉上掛著若無其事的微笑，握緊拳頭，得意地露出自己隆起的塊塊肌肉。我的弟弟們都羨慕地用手指戳那些硬邦邦的疙瘩。

我們對哪個籃球隊員喜歡哪個姑娘談了又談。焦點是隊長，一位長得很帥的十九歲男孩，叫「山」，他不愛開口，姑娘們就猜他到底是不是喜歡青青。青青非常喜歡他，每次見他之前，總是緊緊張張地把她那頭垂肩的黑髮洗了又洗，梳了又梳，仔仔細細地又熨又拉她的衣服，以看上去漂亮些。她甚至還撲了一點粉，擦了一m•heｔｕbooｋ•ｃｏm.ｃｏm點口紅，用炭筆輕輕畫眉毛。我們大家都友善地跟她開玩笑。

但是，當他的革命沒完沒了時，經濟大部分陷於癱瘓。城市人口增加了好幾千萬，卻很少蓋新住宅，公共設施更別提了。幾乎所有的東西——從食鹽、牙膏、衛生紙、布匹到各種食品，不是憑票供應，就是完全從貨架上消失了。整整一年內，在成都買不到食糖，半年裡竟買不到一塊肥皂。

小黑的兄弟伙也以追逐女孩子為樂。像小黑這樣的小男孩因為太害羞，是不敢跟姑娘們正面交鋒的，於是成了大男孩的信差，負責傳遞錯別字連篇、語法混亂的情書。小黑扮演的角色是去敲女孩子的家門，那時他總是祈禱：來開門的是女孩子本人而不是她父母或兄弟，後者肯定會迎頭就是一巴掌。有時，他實在太害怕，就把信從門縫裡塞進去。

正誼在一家飛機發動機廠當工人，一九六八年初認識我姐姐。像這家工廠許多工人一樣，他也參加了廠裡的「八．二六」派，但不是積極分子。在那些完全沒有娛樂活動的日子裡，造反派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唱歌、跳舞隊伍——文藝宣傳隊——以為消遣，演唱一些毛澤東的語錄歌及頌揚他的歌曲。正誼愛好音樂，參加了廠文藝宣傳隊。雖然我姐姐並不是這家工廠的工人，但她喜歡跳跳蹦蹦，於是和小胖、青青也參加了。她很快就和正誼墜入愛河了。他們的關係引起各方面的反對，正誼的姐姐和他的同事擔心他和走資派聯姻會毀了他的前程，我們的高幹子弟圈子嫌正誼不是幹部子弟，而我則不近情理地把我姐姐想擁有她自己的生活看作是背棄父母。但是他們仍繼續交往，這股愛情力量支持我姐姐度過了文革的艱難歲月。我和全家人不久就都喜歡上了正誼，十分尊重他。因為他戴眼鏡，我們都叫他「眼鏡」。

我開始在閒暇時寫古體詩。第一首令我滿意的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十六歲生日那天寫成的。當時的氣氛照常是很黯淡，沒有人幫我慶生，我父母都在拘留中。晚上，我躺在床上，聽著遠處的槍聲、造反派的擴音器聲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叫罵聲。對我而言，此刻是個轉折點：過去的教育使我相信生活在人間天堂——社會主義中國，而資本主義世界是黑暗的地獄。現在我問自己：如果這是天堂，地獄又是什麼樣子呢？我真想看一看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痛苦。第一次，我自覺憎惡自己的社會，渴望能有另一種選擇。

就是在這種黑暗中摸索、探尋的心情下，我想好了我的詩，描寫過去那種被灌輸、單純的日子已消逝了，好像一樹黃葉被颶風吹落，捲向天邊，一去不返。我也描繪新世界所帶給我的迷惘，因為我不知道該想什麼，怎麼去想。我寫好詩後，躺在床上開始推敲。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馬上反應過來：又是抄家。姚女士的造反派已光顧我家好幾次了，找整我父親的證據。他們拿走了所有「資階級奢侈品」，像我姥姥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前所穿的雅致的綢緞衣服、我母親的狐皮大衣，以及我父親的毛料制服——即使是道道地地的毛裝。他們甚至把我的禦寒毛褲也抄走了。我已經對家被翻個底朝天習以為常了。

小黑的兄弟伙終日四處遊蕩，消磨時光的方式之一是偷東西。不管偷到什麼，都得拿出來，上交給舵爺，由他平均分配。小黑膽小，不敢偷，他的「兄弟伙」沒有表示異議就分給他一份。在文化大革命期闊，小偷到處都是，特別多的是摸錢和偷自行車。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有皮包被扒的經歷。我每次上街買東西，不是自己的錢被偷，就是見到有人在尖叫哭喊抓扒手。警察已分裂成幾派，無人對盜竊執法。

兄弟伙的第三大消遣是打群架，只要稍受挑釁就大打出手。小黑對打群架非常興奮，遺憾的是，他的膽子實在算不得大，每當有惡鬥徵兆出現時，他的辦法是拔腿就跑。多虧他缺乏所謂大丈夫氣概，他沒缺胳膊、斷腿。當時許多孩子在這些毫無意義的打鬥中受傷，甚至死亡。

在十四歲時，我對父母的愛是超乎尋常地強烈，我的整個生活都圍繞著他們。每當他們短暫在家時，我總是小心注意他們的情緒，盡力讓他們開心。在他們被關押起來時，我不斷去見那些惡狠狠的造反派，要求見父母親。見不見得到，我都設法讓他們知道我是多麼愛他們。我因此在父母親部門的造反派中出了點名，引起迫害我父母的那些人惱怒。他們恨我，還因為我有意顯得不怕他們。一次姚女士對我咆哮，說我不把造反派放在限裡，進省委宣傳部如入無人之境。他們的憤怒使他們在一張大字報上造謠，說「紅成」為我父親治病是因為我引誘了翁。

回到學校裡，即使是那些沒有受迫害的教師也不敢教書。所有教材全被說成是「散佈資產階級毒素」，沒有人敢寫新的。我們只好坐在教室裡一遍遍地背誦毛澤東的文章，閱讀《人民日報》社論。我們也唱毛澤東語錄歌，集體跳「忠字舞」，隨著音樂節拍，扭動身體，手裡搖晃小紅書。

我一次又一次遇到別人以類似的態度看待我們。每當我跨出我們住處那道高高的黑漆大門時，我能感覺得到支機石街居民們注視的眼神，混合了好奇和敬畏的神情。我看得出來，老百姓心裡都明白，革命委員會只是過眼煙雲。

一連串以各種名目整人的大小運動都是由全國各地紛紛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指揮的。四川省革委會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成立，核心領導仍然是那四個主持籌備委員會的人——張、梁、劉、張。委員會包括「紅成」和「八．二六」兩大造反派的頭目，以及一些「革命幹部」。

我也被山先生吸引，一想起他就心跳加速，有時夜裡醒來會看見他的臉，感到渾身發熱。時不時，我還喃喃地叫他的名字，害怕或擔心時，會和-圖-書自言自語地同他說話。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他、對朋友，甚至對自己表露過這種感情，只是羞澀地想著他。我父母的遭遇支配了我的生活，支配了我的思想，我不允許自己想一點自己的事，把這看作是對不起爸爸媽媽。文化大革命剝奪了我正常的少年生活，使我沒有過拌嘴、耍脾氣和交男朋友的少女生活。

一位朋友的父母都是名演員，一天，她告訴我們：他們雙雙自殺了，因為無法忍受批鬥。不久之後，另一位姑娘的哥哥也自殺了。他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和一些同學被指控組織反對毛澤東的政黨。警察來抓他時，他跳出三樓窗戶。他的夥伴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判處終身或長期監禁——這是對付任何想組織反對黨者的通常處罰。極嚴的懲罰使組織反對黨的情形很少發生。悲劇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也很喜歡我們的新街道，它的名字是「支機石街」。幾百年前，有一塊巨大的隕石落到這裡，傳說它是支撐天上織女的紡織機的石頭。這街道用碎鵝卵石鋪成，我喜歡它遠勝過省委外那條柏油路。只有一件事時時使我想到省委大院——我們的一些鄰居，他們在我父親部裡工作，並屬於姚女士的造反派。一看到我們，他們就鐵著個臉，當不可避免和我們交談時，用的也是訓斥的口氣。鄰居中有一位是關了門的一家雜誌社編輯，妻子是位中學教師，他們有個男孩子，名叫小小，和我小弟弟小方年齡相仿。一次，一個機關幹部帶著五歲的女兒來串門，住在他家。三個孩子老湊一塊兒玩耍。我姥姥對小方和他們一起玩是說不出的憂慮，但她不敢禁止——鄰居也許會說這是仇視毛主席的造反派。

她們也給了我很多實際的幫助。一九六七年底，「紅成」開始進攻由「八．二六」派控制的省委大院，我們那座公寓大樓被改建成堡壘。我們奉令從三樓住宅搬到隔壁那幢樓底層的一套房間。

在另一首詩裡，父親描繪自己熬夜工作的情形：「燈隨深夜白，走筆到天明。」造反派說他把社會主義中國描繪成「漫長的黑夜」，說他用自己的筆迎接天邊發白——國民黨反攻回來（白色是象徵反革命的顏色）。諸如此類歪曲文學作品荒唐可笑的解釋，當時大為風行。毛澤東雖然喜歡古體詩詞，但仍免不了要興文字獄。寫詩仍是危險的消遣，我太清楚這種危險性了，一聽到敲門聲，就飛快跑進廁所，拴上門。姥姥去開門時，我努力控制住顫抖的雙手，把詩稿撕得粉碎，拋進便池內，放水沖掉。我仔細搜索地面以確保沒有碎片落下，但是沖一次水並沒把碎片沖乾淨，我只得等著再衝一次。造反派已經來到廁所門邊了，敲著門命令我馬上出來，我沒有答理。

一些街頭孩子於是創了自己的時髦風格：在一件外套內穿上許多層襯衫或運動衫，把領子一層層翻出來，翻出來的領子越多越時髦越瀟灑。小黑經常在夾克下面穿六七件襯衫或運動衫，即使是炎炎夏日也要穿兩件以上。穿在裡面的運動褲則從有意裁短的外褲下面露出來。他們穿白色或藍色的橡皮底、帆布面運動鞋，但不繫鞋帶。他們也戴軍帽，用硬紙板墊在裡面，使周邊挺起來，希望能看上去儀表堂堂，像個大人物模樣。

有些女孩子只得在兄弟伙裡找保護人，更能幹的，自己就成了女舵爺。那些捲進這種男性世界的姑娘給自己取了些生動的綽號，如「黑牡丹」、「破酒壺」、「女蛇妖」。

搬到支機石街，靠的也是姥姥和我們五個孩子。但是那次我們有我姐姐小鴻的男朋友——正誼的幫助，正誼的父親曾是國民黨政府職員，一九四九年以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背景，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患有肺結核、胃潰瘍。他只得做些臨時工，打掃街道或在公共水管處當收費員。六〇年代初的大饑荒時，他和太太都又餓又病，死在重慶。

城市裡的人大都什麼工作也不做，只搞革命，但毛既要中國人互相鬥爭，也要他們活下去。他保護了精明能幹的總理周恩來，使經濟能夠運行。他也清楚得儲備另一位第一流的治國人才，以防周恩來有何不測，所以他也保證了鄧小平的安全，毛澤東不想讓中國分崩離析。

新權力體系的建成對我們家有重大的影響。首先是走資派的工資被扣發了，家裡每人每月只給發一定數量的生活費，現在我們家的收入少了一半多。雖然我們沒有挨餓，但是已買不起黑市上的東西了。國家供應每況愈下，例如肉每月只有半斤。我姥姥一天到晚都在操心，怎樣才能使我們這些孩子吃得好一點，怎樣才能送食物給被拘留的女兒、女婿。

把大學生都打發走後，輪到中學生了。我們很快就發現大家都得「上山下鄉」去做繁重勞累的農活，毛澤東要我一輩子當農民。

阿爾很喜歡小胖，那次搬家後，他邀請小胖、青青和我到他家去吃飯。這是一個普通成都居民住的臨街連沿房，沒有窗戶，泥巴地面，我是第一次走進這種住宅。當我們到達阿爾住的街道時，我看見一群年輕人站在街角，眼光跟著我們。他們對阿爾打了個招呼，阿爾掛著有點得意的神氣，走過去和他們搭話。回來時，臉上換成了活潑的微笑，有意漫不經心地對我們說：「我告訴他們，你們都是高幹子弟，我和你們交上朋友，文革完了好走後門買高級商品。」

除了父母，我大部分的自由時間都和朋友們一起度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北京回來後，我和小胖、她的女友青青一塊去了成都郊外一家飛機維修廠，在那裡待了一個月。那時我們沒事幹，正好毛澤東又因為工廠變革開展不起來而要年輕學生去「煽風點火」。

在成都市中心區最繁華的春熙路邊，豎立著一尊孫逸仙先生的銅像，這是共產黨掌權以前立起來的。當時很少提及毛澤東之前的革命領袖，包括孫先生，但是出於政治考慮，保留了孫先生的銅像。周圍的草和_圖_書地成了一個苗圃，買賣花卉。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鬧鬧嚷嚷要砸爛全中國所有的孫逸仙先生的紀念物。只因周恩來出面發出一道保護令，孫先生的銅像才倖存下來。而苗圃荒廢了，說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愛好的玩意兒。當紅衛兵開始抄家焚書時，一群人聚在這塊地方買賣那些逃過大火的書籍。來這裡露面的，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有紅衛兵，他們想倒賣沒收來的書籍賺零用錢；有不甘寂寞的生意人，他們嗅到了錢的氣味；有教師、研究人員一類的學者，他們不想使自己的藏書付之一炬，又怕繼續保存它們惹來大禍；當然還有那些熱愛讀書的普通人。上市交易的書一般是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權後至文革開始這段時間出版的。除了中國古典文學之外，還有莎士比亞、狄更斯、拜倫、雪萊、蕭伯納、薩克萊、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訶夫、易卜生、巴爾扎克、奠泊桑、福樓拜、大伸馬、小仲馬、左拉等許多作家的名著，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在中國非常受歡迎。

當女孩拒絕求愛對，失戀的人會想辦法報復，小黑和別的少年就成了工具，不是去姑娘家門口大吵大鬧，就是用彈弓打碎她家的玻璃窗。姑娘一出門，小男孩們就一擁而上朝她吐口水，叫罵他們自己也不會懂的髒話。中國語言裡罵女人的話是極有聲有色的，如：「梭葉子」——婦女的生殖器；「馬鞍」——即騎上去的形象；「漏燈盞」——性|交次數太多；「破鞋」——「用」得太舊。

我母親當時碰巧從拘留所回家待幾天，馬上被抓了下來，小方也被抓住了，大人們圍著他大吼大叫，威脅要打死他，逼他說出是誰支使他「強|奸」小女孩。他們想強迫他承認是他哥哥們支使的。小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連哭好像也不會哭。小小看上去也嚇壞了，哭著說是他要小方打針的。小女孩也哭起來，說並沒有真打。但是大人們叫這兩個小孩閉嘴，繼續嚇唬小方。最後，在我母親建議下，人群推著我母親，拖著小方，吆三喝四地朝四川省人民醫院走去。

黑市不斷被取締，常是幾輛滿載造反派的卡車突然風馳電掣般開來，截斷整條街，捉拿看似可疑的人。有時派來許多暗探，假扮買賣人模樣，混到正熱心交易的目標身邊，一聲哨子響，立即抓住這些人。被抓人的所有物品、錢財統統被沒收，還被毒打。一般懲罰是「放血」——用刀子戳屁股。釋放前都受到警告：下次再犯，懲罰加倍。但人們照來不誤，黑市上仍滿是做交易的熟面孔。

小胖子、青青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家庭沒有遭殃，可他們一直是我的朋友。迫害我父母的人權力沒大到無孔不入，沒有給他們施加壓力。當然，朋友們仍因不隨波逐流而承擔風險。像千百萬人一樣，他們奉行中國傳統道德：「雪中送炭」。他們的友誼使我熬過了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歲月。

一進候診室，小女孩的母親和造反派們就怒氣沖沖地對醫生、護士和別的病人說：「走資派的兒子強|奸了造反派的女兒！一定要和這個走資派算賬！」當醫生在房內給小姑娘檢查時，一個陌生的年輕人在走廊上大聲嚷道：「為什麼你們不打死這個走資派呢？」

一天下午，他和一些兄弟伙像往常一樣四下閒逛，一個兄弟飛快跑來報信，說一個兄弟的家被另一個碼頭的人抄砸了，這個兄弟本人也被放了血。大家一聽，群情激昂，馬上跑回自己碼頭「倉庫」取武器：木棍、磚頭、刀子、鋼鞭及鐵棒，小黑把一根三節棍掖在腰帶裡。他們迅速跑到出事地點，發現「敵人」已經撤走了，受傷的兄弟已被父母送往醫院。小黑的舵爺寫了一封錯字連篇的挑戰書，由小黑負責送到對方的碼頭去。信中提出到空曠的人民體育場決鬥。體育場此刻已不再用來舉行體育比賽了，毛澤東說那是「錦標主義」，而且運動員也得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

母親處在要她和父親離婚的巨大壓力之下。一天，她問我們的看法。繼續和父親在一起意味著我們會變成「狗崽子」，我們親眼見過這類孩子受到歧視和虐待。但是我們說，不管怎麼樣，我們要跟著父親。母親說她很高興，為我們感到驕傲。我們對父母的忠誠在他們遭受迫害時變得更加強烈了。我們心痛他們受的苦，欽佩他們的骨氣，厭惡迫害他們的人。在文革這場大動亂中，我們對父母滋生了一種新感情。我們也迅速脫離童稚，姐弟間沒有嫉妒、競爭、口角，沒有一般十幾歲孩子通常的麻煩，也沒有他們的歡樂。文化大革命摧毀了我們正常的青春期，使我們早熟。

唐跛子的家庭背景也使他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此人腦袋很靈光，很快成了成都黑社會的首腦。眼下他是應另外那個碼頭之邀來講和的，他先掏出幾盒最好的香煙，散發給所有在場的人，然後拿出一封道歉信：賠償一切損失，包括受傷者的醫療費。小黑的舵爺不得已地接受了：唐跛子的面子很大，很難對他說「不」字。

起初，兄弟伙待小黑像客人似的客氣，因為這些人很少能和高幹子弟交朋友。他們多來自貧困家庭，文革前常因種種理由離開學校。他們的家庭不是文革的鬥爭對象，他們自己也無心捲進這場運動。儘管高幹現已倒了楣，看上去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勢，兄弟伙的一些孩子還是愛模仿高幹子弟的派頭。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時，高幹子弟嗜愛共產黨綠軍服，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通過父母的關係得到這些裝束。有些街頭男孩子就設法通過黑市搞來一些看上去不太走樣的舊衣服，染成綠色。但是他們還是缺乏那股子神氣，而且染的顏色也不是很正確，一看就是冒牌貨。這些可憐的孩子們成了他們的朋友和高幹子弟雙方嘲笑的對象，譏諷他們是「業餘高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