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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這樣得知姥姥去世的。

一走出漆黑的小巷子，擴音器的聲音就從四面八方襲來。市中心每天廣播十八個小時以上，除了頌歌就是聲討。內容且不說了，光是音量就大得無法忍受，我不得不強迫自己充耳不聞，以保持精神健全。

甚至上廁所也不是易事，得爬下一個陡峭溜滑的斜坡。廁所是一個深深的坑，坑上搭著木板，兩條腿分別蹲在兩塊板上。隔欄就是山羊圈，蹲下來時，要麼面對山羊，要麼屁股衝著山羊。這些傢伙不喜歡入侵者，總想用角把我們抵走。我一上廁所就感到神經緊張，幾天解不出大便。一旦走出來，又是一番奮鬥，才能爬上斜坡。每次回到住房，我身上總要添些新的傷痕。

我背上沉重的簍子，手腳並用爬上斜坡。這些糞便還算乾燥，但仍有一些糞汁開始慢慢浸透進我的棉布外罩，浸濕了我的內衣和背部，又從頂部濺到我的脖子上，滲入頭髮裡，當我終於走到那塊空地時，我看到背糞的農婦們十分靈巧地把腰斜著一扭，輕輕鬆鬆地把背簍裡的糞便倒了出來。但我怎麼弄也倒不出來，我累得要命，拚命想趕快把背上的重荷扔掉，於是慌慌忙忙脫掉右肩上的背帶。就在這一瞬間，背簍重量猛一下甩向左邊，我往左一屁股跌在糞堆上。不久後，一位朋友的膝蓋就這樣脫了臼。我還好，只是稍稍扭傷了腰。

彭德懷元帥也是被類似的殘酷折磨整死的，他的苦難持續了八年時間，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他的病房窗戶也是被報紙貼得密密實實的，他最後的要求是看一眼外面的樹枝和陽光，但仍被拒絕了。

第一天上工時，我們和農民一起幹活，我被派出背我們廁所和其他圈裡的糞便，放到一塊剛用火燒去灌水和雜草的空地上。現在這上面覆蓋著一層草木灰，與羊糞、人糞混和在一起，就是肥料，以備春耕。

不久後，我收到電報，說姥姥病倒了，她以前從沒有這樣過。俊英娘娘催我回家照料她，我帶著小方馬上乘火車回了成都。

除了門診部開的西藥和針劑外，姥姥說我需要中藥調理。一天她回到家，提著一隻雞和一些當歸、黃芪，說燉雞吃是「大補」。湯裡她還灑了些切得細細的小蔥，這些東西在商店裡買不到，她是顫著小腳走了好遠到農村集市上去買的。

文革初期曾幫助過我母親的政治局委員陶鑄，也被慘無人道的關押了三年。不斷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摧垮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膽囊癌，卻不給他治療，捱到癌細胞擴散全身的末期，才由周恩來出面批准給他動手術。他病房裡的全部玻璃穿都用報紙糊上，透不進光來。當他快斷氣時或終於去世後，都不准家屬來看他。

我們家最先走的是父親。一九六九年新年剛過，他就被發配到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東南的西昌地區米易縣。那裡是很偏遠的地方，今天是人造衛星的發射基地。它距離成都有三百哩，當時不通火車，坐卡車翻山越嶺要花四天。在古代，此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據說這兒山林谷壑中瀰漫著一種神秘的「瘴氣」。

這天秤出現在我姥姥病房裡，一雙眼睛青腫，說剛被溫先生打了一拳。溫是我所在四中的高中學生，不久前護送一位在寧南大山裡摔斷腿的姑娘回成都就醫。平故意滿不在乎地描繪他倆人打架的情形，暗示說溫不高興他與我過從甚密。後來我聽溫說他打平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這傢伙在我面前自鳴得意、齜牙咧嘴地笑。」

終於，我們看到了人家。門前是幾棵高大的板栗樹，四下伸展著威風凜凜的華蓋。農民請我們進去歇腳。我一眼看見灶台上放著一個大陶缽，就舔著乾裂的嘴唇不知不覺走了過去。陶缽裡可能盛著米湯，在這樣的大山裡，這是最可口的飲料。主人很客氣地請我喝，米湯本應是白色，但我看到的卻是一片暗黑。突然一陣嗡嗡聲爆發了，一群蒼蠅從米湯上面飛起，再往裡看，還有些被淹了的蒼蠅。平時，我看見蒼蠅就噁心，此刻卻熟視無睹，把蒼蠅吹開，大口大口吞下米湯。

第五天，卡車把我們送到一座山巔的糧站，目的地到了。大吹大擂的下鄉落戶光榮的宣傳，使我以為會有一個敲鑼打鼓的大會迎接我們，給我們戴大紅花。但是，歡迎儀式只是一個公社幹部來糧站接我們，他結結巴巴說了一通報紙上面的話。還來了一群農民幫我們提行李，他們面無表情，說的方言也令我們莫名其妙。

多虧一些醫生護士保持了職業道德和獻身精神，醫院還沒有關門。但醫院牆壁上有大標語，指責他們「以工作壓革命」——這是堅持工作者的標準「罪名」。那位替姥姥檢查的女醫生眼圈發黑，眼皮時不時地抖動。我想她一定是被大群大群的病人搞得疲憊不堪了，而且她還得忍受那些政治攻擊。醫院裡擠得滿滿的，到處是陰沉沉的男女，有些人臉部青腫，有的斷了肋骨躺在擔架上，他們都是批鬥會上的犧牲品。

我們走了一個鐘頭，才走一半。天色突然變了，狂風捲起塵土和大字報碎片撲面而來。姥姥踉蹌了幾步，我緊緊扶著她。接著下起大雨來，我倆頓時全身都淋透了，附近又沒有地方可以躲，只好一步步艱難地向前挨。濕漉漉的衣服貼在身上，妨礙我們行走。我覺得透不過氣來，姥姥瘦小的身體在我手臂裡越來越重。雨乘風勢密集得像大幕似地擋在我們面前，抽打著我們已經濕透的身體。我感到非常冷，姥姥啜泣起來：「老天！讓我死了吧！死了吧！」我也想哭，但只是說：「姥姥，馬上就到家了……」

我們找溫求助，他沒有半點猶豫就同意為我們製造這三張證明。偽造官方文件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可能會坐很久的牢。但是這位忠於毛澤東的紅衛兵對我們的告誡只是聳聳肩。

她得有人扶著才能走動，漸漸地，甚至連坐著也很困難了。但她不能老躺著，怕得褥瘡。我就坐在她身邊，讓她靠著我。她說我是個好護士，又說我一定累了，一定厭煩老坐著陪她。不管我怎麼堅持，她每天只坐一會兒，以便我能到外面散散心。

在戶口凍結二十四小時前，我們總算蓋到這個非同小可的最後一章。當然我們還得去找管理戶口簿的辦事員拿戶口簿，不過這只是手續而已。我一下子鬆懈了下來，結果是劇烈的胃疼和腹瀉。

這次代表大會中是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象徵毛澤東個人權力機構正式建立。一九五六年「八大」上的最高領導，沒幾個還留著。當時的十七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四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李先念進了新的政治局，別的人除了去世的，都已被批判、鬥爭和清除掉了，有些人也來日不長了。

我剛到這裡就患了嚴重的皮疹。以後三年，只要一到農村，這種濕疹就復發，而且無藥可治。我日夜為奇癢所苦，忍不住要去搔它。在開始新生活的三個星期內，我身上幾處流濃，小腿感染發腫，腹瀉、嘔吐也來了。公社的醫療所遠在三十多哩外。在最需要強壯身體時，我苦於擺脫不了虛弱。這時，我也醒悟到幾乎不可能從寧南去看父親。走到最近的公路要花一天時間，就算走到了，也沒有公共汽車。途經的貨車很少，去米易的更罕見。幸好，工宣隊員東安來我們村檢查安置工作，當他看見我病了時，就好心提議我回成都治療，他正好要乘最後一輛送學生到寧南的卡車回去。這樣，我剛到寧南二十六天後，就又動身回成都了。

我們還得上山砍柴。到森林保護規則允許砍伐的地區要走兩個鐘頭的山路。因為只許砍枝椏，我們得爬上矮松樹，用柴刀一個勁兒地亂砍。砍好的柴打成捆，背在背上。我是小組中最年輕的，所以只背了一筐松針。走回來又是兩個小時，翻山越嶺到家後，我累得心裡直想，這筐至少重一百三十斤，掛在秤上，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還不到五斤！塞進灶裡，一下子就燒光了，連一鍋水也燒不開。

在和村民們一起勞動的那幾天裡，我沒有多餘的精力，也就沒有和他們交談。他們似乎遠在天邊，與我無關，我們之間隔著難以翻越的寧南大山。我清楚我應該努力去接近他們，就像朋友們和我姐姐那樣，晚上下工後去拜訪他們。但是我每天都又累又癢又渾身不舒服。另外，去拜訪農民對我，意味著我要在那兒待一輩子。而我已在下意識裡拒絕了當農民，拒絕了毛澤東為我安排的一生。

三個星期的為生存而奮鬥，使我無心欣賞寧南大山。臨別時，我才突然愛上了這裡非同一般的自然美景。春天來得早，二月金黃的迎春花就在掛著冰凌的松樹旁怒放了。山澗裡，溪水形成一個接一個冰晶透明的水塘，奇形怪狀的岩石散佈在周圍。水裡的倒影是多彩多姿的雲朵和大樹儀態萬方的華蓋。無名的小花從岩石縫裡掙扎著冒出來，亭亭玉立地開著。我們在這些仙境般的水池裡洗衣服，洗完了在岩石上攤開。當艷陽和爽風帶走水氣時，我們躺在草地上聽松林在山風中呼呼地響。我對遠山滿坡的野桃樹總是不勝驚歎，想像有幾個星期後，那裡將是粉紅色桃花的海洋。

我離開和-圖-書寧南已經兩個多月了，雖然沒有規定不准這樣做，但是國家有辦法使我遲早必須回大山裡去。我的戶口已由成都遷到寧南去了，待在城裡沒有糧食和其他配給。這段時間我是靠家裡人的定量配給過活的，維持不了多久。我意識到必須趕快把戶口遷移回成都附近某個地區，因為農村戶口不准遷進城鎮，所以把戶口重新遷回成都根本不可能。把戶口從偏僻的山區遷移到像成都平原這樣富庶的地區也不行，除非有親戚在那兒願意接收我們。「發明」個親戚是容易辦到的，因為中國人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沒有人弄得清。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李安辦的辦公室，但他不在。遇到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們李安辦躲起來了，因為大多成都來的「知識青年」找他解決問題，忙得他不可開交。那位朋友也不知道他躲到哪裡去了，不過他建議我們去找一隊「老知青」，說他們可能知道。

京明決心為我做姥姥那樣的湯。他愛發明些小玩意的長處派上用場了。房前是一個曬穀場，周圍麻雀很多，他用棍子支起一個大圓簸箕，下面灑上穀子，一根繩子一頭繫在棍上，他握著另一頭，躲在屋裡，從一面擺好的鏡子裡觀察動向。只見麻雀蜂擁而至搶食，偶然還會來一隻大模大樣的斑鳩。京明把握好時機拉繩了，我就有鮮美的野味湯喝了。屋後的山坡上長滿了桃樹，現在結實纍纍。京明和姑娘們每天上山大簍大簍地背桃子。京明說我生吃不行，於是為我做果醬。

主人指給我們看河對面的一個黑暗山洞，洞頂懸吊著一把銹痕斑斑的青銅劍。山洞位於湍流的江邊陡壁上，人進不去。傳說這把青銅劍是公元三世紀三國蜀漢丞相諸葛亮留下來的，他七次遠征這一地區的歷史十分有名，現在故事裡的劍就近在眼前，我興奮得不得了。故事裡諸葛亮七擒當地部落酋長孟獲，又七次放了他，希望以寬宏大量來征服人最重要的是征服他們的心，毛澤東和共產黨對這種戰略很在行。我隱約想到，恐怕這就是為何要我們「思想改造」的原因——這樣我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做馴服工具了。這也說明為什麼要我們以農民為榜樣，因為他們是最不會思索地聽從指揮的。今天我們能看到這傳說的又一寓意：攻心要有強力做後盾。

關押我母親的那個廢棄了的電影院坐落在成都市從前最繁華的春熙路。我弟弟京明經常出入的那個半導體、收音機黑市就在旁邊不遠處。他幾次看到母親和別的被關押者排成一行拿著飯盒、筷子去食堂。由於電影院食堂不是天天營業，他們間或得外出到另一家食堂進餐。京明的發現意味著我們有時能在街道上看見母親。要是她沒有其他在押者一齊露面，我們就焦急萬分，不知她怎麼了。後來才知道這是那個虐待狂看守在處罰她，讓她挨餓。但可能第二天我們就見到她了，在一隊十幾個沉默不語、神情黯然的男女中，低著頭，戴著白袖套，袖套上是四個黑色大字：牛鬼蛇神。

兩天後，姥姥起床了，下廚給我們作烙餅，又像往常一樣忙忙碌碌打掃房間。我看得出她是強撐著，我要她休息，她不聽。已經是六月初了，姥姥不斷催我快走，並要京明和我一起去，說我上次在寧南病得很重，沒人照料不行。京明剛滿十六歲，暫時還未被送下鄉。我發了封電報，要姐姐回成都照顧姥姥。十四歲的小黑自靠奮勇地說可以信得過他，七歲的小方也鄭重其事地作了保證。

睡眼朦朧的南南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間，別的旅客也三三兩兩出現了，用手揉著眼睛，扣著衣扣，拉著鞋後跟。沒有一個人抱怨，沒人敢。早上五點鐘，我們又得起來，「向毛主席作早請示」。當我們重新上路對，京明說：「這個城裡的革委會主任一定是神經衰弱，睡上睡不著覺。」

兩天後，父親走了。儘管他顯得很平靜，我看得出他的神經繃得緊緊的。我很擔憂他的精神病會復發，特別是他要去「幹校」，將在孤獨中承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沒有家人在一旁支持、安慰。我決心盡快去看他、陪他。但怎麼去呢？通向邊遠地區的長途客車早就不開了。幾天後，當我得知我們學校的學生將去寧南縣，離我父親幹校只有五十哩時，我很高興。

我掙扎著返回縣城，到達時天已大黑。我們找到了縣委招待所，這是一幢單調的兩層樓房，在一個四面有圍牆的院子裡。招待所登記處沒有人，整個大院也空空如也。大多數房間的門緊閉著，只頂樓上有些房門虛掩著。

姥姥的病床緊靠著窗戶，可以看到醫院的前園。現在這裡長滿了雜草，木凳也被砸壞了。我第一次透過窗戶看出去時，見到幾個小孩正圍著一棵瘦小的玉蘭樹，扯它所剩無幾的枝椏，要摘上面開著的幾朵孤伶伶的花。成年人從旁經過，也不干涉，破壞樹木的行為已屢見不鮮了。

國家主席劉少奇，共產黨「八大」的第二號人物，從一九六七年起一直被監禁，在鬥爭會上被毒打。他生病了，也得不到治療，既不能治療長期患有的糖尿病，也不能治療被監禁後所患的肺炎。等到生命垂危之時才給予治療，因為毛夫人下令無論如何得再讓他活些日子。她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要讓他活著重看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下活靶子！」劉少奇的判決書上稱他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纍纍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這個判決書是由周恩來宣讀的。九大後，才准許劉少奇死，他死得很慘。

這些司機跟他們的全世界的同行差不多，樂意載姑娘而不願帶小伙子。因為卡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男孩子就很憤怒。沿途都可以看到貼有樹幹上的標語：「強烈抗議五省車隊搭女不搭男！」有些膽大的男孩擋在路中間想強迫司機停車，我學校就有個男同學因沒及時跳開而被輾死。

忽然聽見一陣車鈴聲，有人問：「喂！要搭車嗎？」原來身後來了一輛三輪貨車，一個年輕人身穿襯衣，敞開胸，蹬著車，雨水順著臉頰小溪似地往下淌。他走過來，抱我姥姥上了車，上面已有個老人蜷成一團低頭坐著，這時點點頭向我們打招呼。年輕人說這是他的父親，他剛從醫院接他回家。他把我們一直送到家門口，揮手說了聲：「不用謝！」就消失在雨幕中了。由於雨水嗆得我張不開嘴，我沒問他的姓名。

接著我聽到近旁子彈的呼嘯聲和玻璃窗的破碎聲。擴音器在叫喚一個造反派組織的名字，警告他們趕快投降，不然的話，他們就要炸樓了。

一天，從開著的窗戶外，我一眼看見了我的朋友平先生從自行車上跳下來。我的心也跟著蹦跳了，臉一下子發了燒。我飛快地把玻璃窗當鏡子，照了照自己。在公共場合照鏡子會召來橫批，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嫌。那天，我穿了一件白底粉紅格子外衣。當時剛允許年輕婦女穿這類圖案的衣服。頭髮也可以留長了，但只能梳成兩條辮子。我經常左思右想：兩根辮子應該靠近一點呢？還是分開一點呢？梳得直挺挺的呢？還是辮梢微微曲翹呢？辮子部分比鬆散部分長一點呢？還是短一點呢？這類差別雖然細小卻無窮無盡。政府並沒有規定頭髮該怎麼梳，衣服的樣式、色調如何，但是大家怎麼打扮你也得怎麼打扮。因為大家差不多都一樣，稍稍有點變化就會引人注意。所以看上去既要吸引人，又要跟別人沒什麼大的不同，使人無可挑剔，便成了一門真正的學問。

在幾天焦慮地滿山亂轉後，我們終於在六月二十日找到了李安辦。我一直在腦裡演練該怎樣說出父親的職務，但和他一對話，卻發現原來完全沒有必要。李安辦主動問我：「你父親文革前幹什麼？」他又問了好多個問題，與其說是必要，毋寧說是好奇，問完後，他從外衣口袋裡掏出一個骯髒的手帕包，打開露出一個木頭印，還有一個扁平的小盒子，裝的是印泥。他慎重其事地把章戳在印泥裡。然後在我們的三張證明上一一蓋上了大印。

唱頌歌、背語錄、戴毛澤東像章、揮舞小紅書，早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當全國各地革委會在一九六八年末先後成立後，這類荒誕可笑的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的儀式更變本加厲。新上任的革命委員會成員們認識到：最安全、最划算的行動就是什麼工作也不做，除了整人，就是使勁搞毛崇拜。一次，我在成都一家藥店買藥，一個老營業員從他的灰邊老花眼鏡後面無動於衷地瞄了我一眼，嘴裡吶吶地說：「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乾巴巴地停住了。我愣了一下，才醒悟過來，我應該接下句：「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這是一段林彪討好毛澤東的話，這樣的對答成了打招呼用語。

男同學們也負責做飯，因為四位女孩子中連我有三個從未做過飯。在這裡學做飯可不是輕鬆的事，米是沒有去殼的谷粒，必須先倒進一個石頭缽裡，用沉重的石槌使盡全力錘打。接著把打出來的谷米混合物裝在一個大竹篩子裡，以一種特殊的手膀運動托著搖，輕輕的穀和-圖-書殼會集中在上面被劃拉出去，剩下來。一上陣我的手臂就疼痛難耐，不久便抖個不停，端也端不住篩子。每做一頓飯都像一場筋疲力盡的戰鬥。

我就這樣被「嬌慣」著，每天坐在門廳裡看遠處一重重的山。讀京明帶來的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書。我對屠格涅夫的小說情有獨鍾。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能背下《初戀》的許多段落。

前省委的幹部們在這兒建立了一所「幹校」，在中國起碼有好幾千個這樣的農場。它們並非學校，也不專為共產黨幹部所設。作家、學者、科學家、教師、醫生、演員，在愚昧至上的新秩序下，都變成無用的人，都被發配到這類地方來。

一九六九年，我父母、姐姐、弟弟京明和我一個接一個地被攆出成都，發配到四川偏遠地區。那時，千百萬城市居民被下放到農村。這樣，年輕人就不會再待在城裡「游手好閒，惹事生非」，我父母這樣的成年人也有了一個去處。過去的共產黨機構現在被毛澤東的革命委員會代替了，以前當官的現在全無職無位了，讓他們到農村做體力勞動，倒是一個簡易的解決辦法。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目，我的學校向寧南開拔。每個沉重可以帶一隻箱子和一個鋪蓋卷，坐在卡車上，每輛卡車約裝三十個學生。只有幾條凳子，大多數人坐在自己的鋪蓋捲上。一串卡車在鄉間公路上顛簸行駛了三天，把我們送到西昌邊界。過了成都平原後，我們沿著喜馬拉雅山脈東南走，翻山時卡車得繫上鏈條、我受靠著車尾坐，看鵝毛大雪和冰雹如何把世界側自，又如何一下子變成了藍天和耀眼的陽光。大自然變幻無窮的美麗使我目瞪口呆。西邊遠處幾立著一座山峰，有兩萬五千多米高。在它之外是古老的山野，世界上許許多多植物都發源於此。我來西方後才知道每天看到的花卉，如杜鵑花、菊花、大多數的玫瑰花都發源於此。那裡也是大熊貓的生息之地。

當我站在宜賓廣場的人群中聽廣播念九大中央委員會名單時，我提心吊膽地等「二挺」的名字出現。果然有他們，我感到我家已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盼望去寧南。我沒有親身體驗過體力勞動的艱苦。按我的想像，下鄉是去一個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遠離政治。一位來自寧南的公社幹部給我們講話，描述那裡的亞熱帶氣候：湛藍的晴空，碩大的紅木棉花，一▲米的香蕉，金沙江在明媚的陽光下閃爍，微風吹過江南，蕩起道道漣漪。

出發後的第二天下午，我們來到一個叫石棉縣的地方，這是以該地主要的礦產石錦命名的。在山間公路上，車隊停下來讓我們上廁所。所謂廁所不過是兩個泥巴窩棚，裡面是一排挖在地上的坑，坑裡爬滿了蛆。如果說廁所裡的情景令人作嘔的話，廁所外面所見的讓人恐怖，這裡的工人臉都像死人似的灰白——鉛的顏色，個個表情呆滯。我嚇壞了，問負責送我們去目的地的工宣隊員東安，這些像殭屍一樣的人是怎麼回事。東安說他們是犯人，石綿礦有劇毒，主要由服苦役的犯人來採，在幾乎無任何安全保護和衛生環境下幹活。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親眼看見中國的勞改營。

幾天後，溫回來了，帶來蓋好章的文件：我們生活隊同意放我和姐姐。我們於是立刻上路去找縣裡管戶口的李安辦。雖然我仍然十分衰弱，走幾步就兩眼金花亂冒，但沒法子，離六月二十一日只有一個星期了。

我們到了寧南縣城，發現這裡的氣氛就像在打仗。此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大規模武鬥已經被制止了。但是在寧南這樣的邊遠山區，武鬥還在繼續。打輸的一派躲到了山裡，不時襲擊。縣裡裡到處是武裝人員在把守，大多數是彝族人。這些少數民族生活在西昌地區的深山老林中，傳說他們睡覺的姿勢不是躺著，而是蹲坐著，雙手抱膝，頭枕在膝上手臂裡。武裝派的頭頭，指使彝人在前面衝鋒或幹持槍站崗這些危險的事。我們到縣政府找李安辦時，得和彝人守衛用手勢比比劃劃解釋個老半天，因為我們不懂彝語，他們不懂漢語。一接近，他們就舉起槍對著我們，還把指頭扣在板機上，我們嚇得要命。卻又不得不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據說他們會把任何害怕的神色看作是心虛的表現，並會據此行動。

「那有什麼關係，有人宣佈撤他職了嗎？沒有？那就對了呀！你看，事情明明白白，共產黨老幹部氣數未盡，他就知道……」那位樂呵呵的小伙子指著諸葛亮留下的銅劍說。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中國老百姓似乎從來沒有真正認為毛澤東的個人權力體系足以取代文革的共產黨體制。他們似乎都相信被攆下台的共產黨幹部還會東山再起。這時，那位樂呵呵的小伙子還在繼續說話，搖著頭加強語氣：「這時的幹部誰敢得罪你們，將來給自己惹麻煩！」

一天晚上，大約十二點鐘，我們被一陣呼呼的敲門聲驚醒。每個人都得起來「向毛主席作晚匯報」。這種滑稽的表演和跳忠字舞是孿生兄弟，表演方式是晚上聚集在毛澤東畫像或塑像前朗誦語錄，一遍遍有節奏地揮舞著小紅書，高喊：「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為了讓我父親收拾行裝，在去米易前幾天，他被放回家了。回來後他只想一件事：看看我母親。母親仍在關押中，父親怕自己將來再也看不到她了。他寫信給革命委員會，語氣盡可能謙卑，求他們准許讓他去見她，但是石沉大海，沓無回音。

我們之中的一位男同學是領隊，負責和村裡人聯繫。他回來轉告我們，大家有幾天空閒時間準備生活用品，如煤油、柴火及挑水注滿水缸。幾天後，我們就得下田幹活了。

只要你想從政府劃死的框框裡走開一小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生活總是變得這般複雜困難。這還不算，節外生枝是家常使飯。當我們正在計劃遷移時，猶如晴天霹靂，中央政府發出一項新規定，在六月二十一日起凍結戶口。現在已經是五月的第三個星期了，在那之前，能找到一個真正願意接納我們的親戚，然後再把所有關卡打通，幾乎不可能。

我踏上了歸途，在空蕩蕩的卡車尾部被拋上拋下，忍受著胃痛、腹瀉的折磨。漫長的四天旅程後，我終於回到成都。逕直去了省委附屬的門診部。打針吃藥使我很快恢復了。省委門診部像省委大食堂一樣，仍然對我家開放。四川省委會力不從心，你爭我鬥，沒法形成有效的行政機構，甚至沒能制定出一套管理日常生活、工作的規章制度。結果是，舊規定還是起作用，新舊夾雜充滿漏洞，人們大半還是可以自行其事。大食堂和門診部沒有把我們拒之門外，我們仍然享受便利。

要走了，我才發現自己還不認得村裡的農民。我只認識會計，他是這裡識字最多的，常常來拜訪我們，顯然是因為大家都是「讀書人」。他的家是我唯一去過的農家，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年輕妻子那張經過日曬雨淋的臉上所表露的猜疑神情。她當時正在清洗血淋淋的豬內臟，背上背著個一聲不吭的嬰兒。當我對她打招呼時，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也沒開腔。我覺得和整個環境格格不入，不知如何是好，很快就離開了。

這種令人毛骨悚然地折磨共產黨上層領導的內情直到多年後才逐漸為人知曉。說出來後，沒有人感到驚愕，人們的親身經歷使大家對這類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只有一次我覺得他們腦裡或許有點兒與性相關的念頭。一次停車時，另外一輛車的司機邀請我和南南下一段坐他們的卡車。當我們告訴我們那位司機時，他的臉拉長了，酸溜溜地說：「那好，你們去好了，和你們那些好人兒們一起走好了，反正你們更喜歡他們。」南南和我面面相覷，喃喃地說：「我們沒有說過喜歡他們，你們對我們都很好……」結果我們沒有去。

我姥姥快滿六十歲了，無法忍耐的奇痛終於壓倒了她。她感到有千萬根針扎在身上，擴散著，最後集中到耳朵裡。門診部的醫生這說可能是神經性病痛，他們沒有辦法，唯一的建議是盡量保持心情愉快。我帶她去另一家醫院，從支機石街走路得半個多小時。

我到宜賓那天，娘娘坐在堂屋正門邊的一張籐椅上。堂屋中放著一口黑紅色上等木料大棺材，這是她自己的棺材，是她僅有的「奢侈品」。看見她時，我不禁悲從中來。她剛中了風，腿已經半癱瘓了。那時醫院斷斷續續的開診，醫療設備沒有人保養、修理，大都壞了，藥物供應也時有時無。醫院說對她的病無能為力，她只得待在家裡。

溫生得短小粗壯，大手、大腳、大板牙。和平一樣，他也是一個高幹子弟。但他總是捲起袖子、挽起褲腳、穿雙草鞋，打扮得像個家農民——完全是宣傳畫裡的模範青年形象。一天，他告訴我他要回寧南去繼續接受改造。我問他為什麼，他隨口回答：「為了緊跟毛主席呀！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嘛！」我一下子愣住了，無言以對。我還以為人們只在公開場合才說這種官活。然而他並非故作正經，他是脫口而出，使我覺得他是認真的。

全中國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員會忙於修建毛澤東塑和_圖_書像，成都市中心就豎立了一尊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毛澤東站像。為了容納它和興建「毛澤東思想萬歲展覽館」，炸掉了成都市雄的古城樓。記得幾年前，我站在這個城樓上興高采烈地觀看國慶煙火。大理石取材於西昌，由專門稱為「忠字車」的載重卡車運來。那種車隊每輛都插滿小旗，披上紅綢綵帶，還有朵大大的紅綢花束在車頭。車隊從成都只能空車出發去載大理石，而往西昌基地運物資的卡車即使空車返回，也不准載大理石，做毛澤東雕像的石頭得專車專用。

夜晚，蜿蜒的遠山輪廓就像一條神話中的火龍出現在黑沉沉的天邊。由於西昌的氣候十分乾燥，森林保護法又沒有施行，沒有防火設施，許多山天天在燃燒，只有當一道峽谷擋路或一場大雨自天而降時，山火才會熄滅。

擴音器聲把我驚醒，大聲播放毛澤東語錄，特別震驚的一條是：「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憑經驗，我馬上意識到有人在攻打這座樓了。

我想起「二挺」駭人聽聞的報復性迫害。中國人總得防著有權勢或可能有權勢的人哪天報復。

敲了敲，裡面沒人，我就進一間。窗戶開著，可以看到一處後院牆半塌，外面是一片田野，走廊對面是另一排房間，四下似乎連個鬼也沒有。從房間裡一些私人物品和喝了一半的剩茶，我猜出有人剛在這裡，走了沒多久。我實在太疲倦了，沒有精力去想這人是什麼人，為何離開。我甚至沒有力氣把門關上，就一頭栽在床上和衣睡著了。

我們進了海拔約五千尺的寧南，我的腸胃病又犯了，一吃東西就吐，眼前天旋地轉。但是我們不能停下來，必須盡快到生產隊，以在六月二十一日前辦完遷移手續。南南的生產隊較近，我們決定先去那裡。我們在大山裡爬上爬下，走了一整天。夏季的山洪咆哮而下，山澗裡的水面上沒有橋樑。溫走在前面探水的深淺，京明把我背在他瘦骨嶙峋的背上。我們常常得在兩尺寬的羊腸小道上走，一面是陡峭的石壁，一面是萬丈深淵。學校裡有同學就是在夜間行走時跌落懸崖摔死的。太陽火辣辣地照在頭頂，我們都脫了皮。我渴得忍不住，很快就喝光了每個人水壺裡的水。但還是渴，每到一個山澗，就一下子撲在地上大口大口喝冰涼的山水。南南想阻止我，說甚至農民也不渴這種沒煮沸的水，但我顧不得許多。當然，緊接著是翻腸倒胃的嘔吐。

吃苦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照當時的理論，我們都應吃得津津有味，因為它使我們一步步變成新人，更像農民，在文革前，我天真地抱著這種態度，故意去做笨重的體力勞動，希望自己變成個好點兒的人。在一九六六年春的一天，我們班去幫助築路。女孩子分配到輕活：把各種石頭分開，再由男孩子砸碎。我自告奮勇做男孩子的事，搶著用我舉也舉不起的大錘砸石頭。一天下來，兩臂又紅又腫。現在，還不到三年，我所受的灌輸崩潰了，盲目信仰的心理消失後，我發現自己厭惡寧南大山裡的艱苦生活，吃苦似乎毫無意義。

主人的話打斷我的沉思。他們熱心建議我們見到李安辦時向他暗示父親的職務。一位笑瞇瞇的小伙子說：「他一聽就會馬上拿出大印來給你們蓋上。」因為我們學校頗有名氣，他們都知道我們是高於子弟。我對他們的提議半信半疑，有點猶豫地說：「但是我們的父母都成了走資派了……」

大躍進起，農村組成了人民公社，每個公社包含許多村子，大約有兩千到兩萬農戶。一個公社管幾個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又分成若干生產隊。一般每個生產隊就是一個村子，是農村生活的基本單位。在我們學校裡，最多八個學生安插到一個生產隊，可以選擇同伴自願組合。我選擇了小胖子的同班同學。我姐決定和我一起去，而不跟她的學校走。政策允許「投親靠友」。我弟弟京明和我在同一所學校，他不到十六歲，所以留在成都，十六歲是下鄉的起碼年齡。小胖子也不用下鄉，她是獨生女，政策准許她留在父母身邊。

然而，當我父親在文革中倒楣時，他們卻常來看我們，盡力幫助。俊英娘娘不斷往來於成都和宜賓之間，後來乾脆把小方帶到宜賓去照顧，以減輕姥姥的負擔。她和我父親最小的妹妹「八娘」各住一半從前祖母的房子，她無私地再把自己的一半分了一部分給一門遠親。因為那家的房子舊得不能住了。

我還在翻來覆去不滿自己的形象時，平已經走進病房來了。他樣子很平常，但有某種氣質使他與眾不同。那是一種玩世不恭的味道，在當時毫無幽默感的時代裡可算得鳳毛麟角。他父親是文化大革命前共產黨省委某個部的部長，但平和絕大多數高幹子弟不同。「為什麼我要下農村？」他說，而且說到做到，為自己搞了一張「病情證明」，留在成都。他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思想自由、不以任何事為神授皇頒而不可懷疑的人。他是第一個打開我頭腦裡的禁區的人。

開頭一次砍柴時，我從樹上跳下來，把褲子的後襠撕破了。我很窘，只好躲在樹林裡，最後才走出來，心裡巴望著別的人都走在我前面，看不見我的破褲襠。但是，所有的男同學都擁有十全十美的騎士精神，死活都要我走在隊伍前面，免得他們走得太快把我拋在後頭。我只得一再解釋我不是客氣，而是真的想要走在最後。

賀龍元帥是另一位政治局委員、共產黨軍隊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在九大後兩個月去世的。懾於他在軍隊裡的威望和權力，在兩年半的時間裡，打手們慢慢折磨他。用他自己對夫人的話說就是：「他們硬是想把我拖死，殺人不見血。」折磨他的辦法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在嚴寒的北方動機，幾個月溫度都在零度之下，關掉了暖氣；不給她藥治他的糖尿病。最後，當他的糖尿病惡化時，一夜之間給他輸了兩千多毫升葡萄糖。注入幾個小時後，賀龍就去世了。

找回家拿來一些廚房用具，以便在醫院裡為她燒飯。一張竹蓆鋪在她病床下，就是我的床。整夜，我不斷被她的呻|吟聲驚醒，比薄被子下面鑽出來給她按摩，暫時減輕她的痛苦。病房裡，到處是濃濃的尿臊臭，每個病人的尿壺都放在病房旁邊。我姥姥很講究清潔，一定要自己起身到廁所去大小便，甚至夜間也如此。但別的病人並沒這樣做，他們的便盂有時幾天也不倒掉，幾個護士忙得團團轉，顧不上這些細節。

村裡已為我們安排了住所，兩個柱泥牆的大房間，分別給了我們四個女孩和四個男孩。一條走廊通往村子裡的大廳，這裡有一個磚砌的爐灶，供我們做飯用。

快走了，我又不想走，放不下心，姥姥還在醫院。她極力催我動身，說她要出院回家，以照看年幼的弟弟。我沒勸阻她。因為醫院實在是個令人壓抑的場所，不僅氣味不好聞，而且還吵得不得了。每日每夜不是呻|吟聲就是過道的上喧嘩聲，還有叫個不停的擴音器廣播，每天清晨六點鐘就把每個人都吵醒了。最糟的是不斷有病人在眾目睽睽下去世。

新當權派根本不關心小老百姓出門交通，因為他們出門有專門司機開小汽車接送。公共汽車對革命並非生死攸關，他們就由它停開。人力三輪車又被禁止，說是壓迫勞動人民。我姥姥因劇烈疼痛不能行走，我只好借了輛自行車，在後面的行李架上放一塊軟墊，扶她坐上去。她手抓住車座，我推自行車，小黑扶著她，小方則坐在自行車的橫槓上。

我有個好朋友南南剛從寧南回來找路子，我跟她計劃一塊轉，還加上我此刻仍在寧南的姐姐。遷移戶口首先得搞到三張證明：第一張是親戚所有的公社，說明他們願意接納我們；第二張是這個公社所在的縣政府，批准公社的請示；第三張是四川「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辦公室」，批准這次遷移。有了這三張，我們還得回寧南生產隊，獲取他們的批准，然後再到縣城找管戶口的，最後由他同意放我們走。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可拿到那份對每個中國公民都至關重要的文件——戶口薄。到了新地方，再把它交給當地政府。

姥姥出院那天傍晚說，覺得尾椎骨刺痛，不能坐在自行車車的行李架上。小黑騎上車，帶走她的衣物、毛巾、洗臉盆、熱水瓶和碗筷，我扶著她慢慢走回家，那天黃昏天氣悶熱，姥姥邊走邊咬著嘴唇，身子不時抖著，顯然在竭力抑制痛得忍不住的呻|吟聲。我對她說些閒話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街旁的梧桐樹曾是綠蓋成蔭，現在只剩下稀疏的枝葉——三年文革無人管理的結果。建築物傷痕纍纍，這是造反派戰鬥所留下的。

溫表現得好似南南和我的監護人，不斷要我們小心司機，小心男人，小心小偷，小心吃東西，晚上不要出門……他幫我們提東西，給我們送熱水，吃飯時間總是要京明、南南和我隨司機一起去吃飯，而他待在旅館裡替我們看行李，當時小偷遍地都是。我們吃完後再帶些東西回旅館給他。

姥姥自己也病了。過去她總是精力充沛，忙hｅｔｕｂｏok.ｃｏm.ｃｏm個不停，很少見她坐一坐。現在我有時見她躺著，兩眼緊閉，狠狠咬著自己的嘴唇，像是忍受巨大痛楚。我小心翼翼問她哪不舒服，她卻總是簡單地說沒事，仍去為我買藥，排隊買東西，回來做給我吃。

在朋友處，有一個消息正等著我。我姐姐從成都發來電報，電報到時我們剛好離開南南村子去縣城找李安辦。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在哪裡，朋友們便把它拆開，並逢人就告訴電報的內容，使得不管誰看見我都能把話帶到。

我病倒在床，無法去自己的生產隊。溫就獨自前往辦理姐姐和我的手續。南南和她隊上的女伴們盡力照料我，給我喝反覆煮沸的東西。但我仍躺在床上渾身難受，想念姥姥和她美味的雞湯。在那些歲月，雞是珍品，南南開玩笑說，我的腸胃病害得妙，只想吃最好的東西。她和別的女孩及京明都四下為我買雞。但當地農民既不吃雞，也不賣雞，他們養雞是為了下蛋，是這裡祖宗的規矩。朋友們卻聽說原因是這裡的雞帶麻風病菌，這種可怕的疾病在這些山區相當普遍。這一說嚇得我們連雞蛋也不敢吃了。

寧南的農活全靠手工，跟兩年年前幹活的方式一樣。沒有機械——連牲畜也沒有，因為糧食太寶貴了。為了迎接我們，村民們替我們擔滿了一缸水，第二天我就見識到每滴水有多寶貴了。擔水得爬三十分鐘狹窄的山路才能到達井邊。裝滿水後，每擔有八十斤重；即使是空桶，扁擔一上肩，鐵肩膀也馬上疼痛難忍了。當男同學們騎士般的宣佈擔水的事歸他們時，我登時放了心。

住旅店得有證明。溫、南南和我的證明是各自的寧南生產隊開的，京明的是四中開的。住旅館很便宜，但是我們的錢不多，因為父親的大部分工資被扣發。所以南南和我同睡一張珠，溫和京明則在另一個房間擠一張床。旅店很髒，設備又簡陋。上床前，南南和我總要一遍又一遍細細地檢查被單，看有沒有跳蚤和虱子。旅店的洗臉盆上是一圈圈黑灰色或深黃色的污垢，極容易染上沙眼，我們就用自己隨身攜帶的臉盆。

進了屋，我一頭栽到一塊硬邦邦的大木板上就爬不起來了。這木板是我和姐姐合用的床。有些村裡的孩子尾隨著我們，發出興高采烈的鬧嚷聲。他們圍在我們門口拍門，我們開了門，他們又一哄而散。待我們關上門，他們又跑回來使勁敲。他們也從窗外往裡看，嘰嘰喳喳的議論，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所謂的窗戶，一過是牆壁上挖了個方形的洞，當然沒有百葉窗，也沒有裝玻璃。我們露出笑臉，請孩子們進來玩，但沒人敢進來。我非常想洗澡，於是把一件舊襯衣掛在穿洞上，權作窗簾，然後把毛巾浸在臉盆內冰冷的水中。我努力不去注意孩子們的吃吃笑聲，他們不斷撩起「窗簾」，我們只得穿著棉襖馬馬虎虎的擦身體。

離開時，我問他們該怎樣向李安辦暗示父親的職務而又不至於顯得庸俗。他們都大笑起來，說：「他只是個農民！沒有那麼細膩的感情，怎麼說都行，反正他們也辨別不出來。你乾脆就直接了當地說，你爸爸是什麼長……」我注意到他語氣時的輕蔑。後來我發現大多數「知識青年」，不管是老的還是新的，在農村落戶後都漸漸看不起農民。這結果與毛澤東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載我們的司機很善良，行為無可指責。當黃昏停車住宿時，他們總是先幫我們找好住處，才去專門接待他們的招待所，還請我們一起吃晚飯，使我們能免費享受豐盛的飯菜。

到南南村子天已經黑了，第二天，她的生產隊長十分樂意地在三張證明上簽字蓋章，巴望她快離開。幾個月來，農民們明白了，他們得到的並不是額外的勞動力，而是額外的供養的嘴巴。他們沒法把這些城裡的攆走，現在有人自願離開，自然求之不得。

京明總愛說這樣不敬的酸話使我們大家笑個不停。這在那些年月很罕見，幽默很危險。毛澤東雖然鼓勵大家「造反」，但並不想要任何人真正犯上，對權威不恭也不行。想問題沒有「忌諱不恭」的約束，是我啟蒙的第一步。就像平一樣，京明幫助我解脫了腦裡的桎梏。

我父親在宜賓的親戚對我家一直都非常好，儘管我父親沒能好好照顧他們。中國歷來兒子孝順的表現是為母親準備一口上好木料、滑漆多層的棺材，並在她去世後不拘財力很講排場地辦喪事。但我父親不但沒有做到這一點，相反地，我祖母一九五八年去世時，親戚們在葬禮後才告訴他。原因是共產黨政府提倡喪事從簡，推行用火葬以節省土地。親戚們因此擔心父親會反對他母親土葬和隆重的葬禮。自我家搬到成都後，親戚們很少來拜訪。

我所在的中學和姐姐的中學都滿是走資派的孩子，自然被發配到最荒涼的地區去。革命委員會成員的孩子沒有和我們一起去「接受再教育」，他們當了兵，這是當時唯一的、比下農村更舒適的選擇。從那時起，某人重新得勢的徵兆之一就是他的孩子參了軍。

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照料七歲的小方身上。我常帶他出去散步，有時他覺得沒味道了，就鬧著要玩具槍或炭塊模樣的糖果——商店裡只有這些可憐巴巴的東西陳列著。但是我沒有錢，我們連基本的生活費都很少。小方才七歲，不懂這些，常常一屁股坐在滿是灰塵的大街上又踢又叫，扯我的外衣。我蹲下來，好話相哄，在智窮計盡時也跟著哭起來。每當這時，小方就不哭了，和我言歸於好，兩人都筋疲力盡地回家去。

當我向姥姥告別時，她哭了，說她不知道這輩子還能不能再見到我了。我撫摸著她瘦骨嶙峋、青筋凸起的手背，把它貼在我臉上，強抑住要奪眶而出的眼淚，說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來「幹校」的人不僅有像我母親這樣的「走資派」和其他「階級敵人」，絕大部分政府裡的造反派也落到同樣的下場。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容納不下他們，因為這個新的權力機構得包括工人、學生背景的造反派，外加軍人。「勞動改造」成就了處理剩餘造反派的現成方式。我父親同事裡只有少數人留在成都，姚女士算一個，她準備當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宣傳部副部長了。她不再當造反派頭目了，此時所有選反派的組織都解散了。

當然，外面沒有什麼可散心的。我渴望看書。但是除了四卷《毛澤東選集》外，房子裡只剩下一本字典，別的書都燒掉了。我靠研究字典裡的一萬五千個字消遣，努力記住那些不認識的字。

京明衝了進來。一些端著槍、戴著籐帽的人跑進走廊對面面向大門的房間，其中有一個滿臉稚氣的少年，背的槍比他還高。他們什麼也沒說，就衝到窗戶邊用槍托砸碎玻璃。端起槍往外打。一個人看上去是這夥人的頭領，要我們趕快離開大樓。原來這是他們這一派的司令部，現在反對派來攻了。我們當然越快逃離越好。但現在從樓梯下去已經不可能了，樓梯面對大門，出去就挨打，怎麼辦？

關鍵是印章。在中國，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有印章蓋在上面。溫寫得一手好字，也會模仿官印的字體刻章。他用一塊肥皂來刻，一個晚上的時間，我們三個人所需的全部證明就都有了。沒有他，就算運氣好，這些至少也要花好幾個月才能搞到。溫還提議和我、南南一起回寧南，幫助我們處理剩下的手續。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輛去西昌的卡車。從六〇年代中期以來，毛澤東命令許多重要工廠（包括我姐姐男朋友「眼鏡」工作的那家工廠）遷移到四川，還特別在西昌地區建設了一個新的工業基地。毛澤東的理論是四川的大山是最好的掩體，可防禦美國或蘇聯的攻擊。從五個不同省份調來的卡車組成了車隊，不停地向西昌的工業基地運輸物資。通過一位朋友介紹，一個北京車隊的司機答應讓我們搭便車。我們得坐在卡車尾部，因為駕駛室裡坐了一位副駕駛員，以換班駕車。每輛卡車屬於一個車隊，每天黃昏時會合。

溫對我們沒有任何不恭的地方。進入西昌地界後的那天黃昏，南南和我想去河裡洗個澡，天氣很熱，而西昌的月夜又是那麼美。溫替我們找到一個僻靜的河灣，我和南南在彎彎的蘆葦旁邊。在野鴨的陪伴下洗澡。月光灑在河面上，散成千千萬萬閃閃的銀環。溫坐在路邊，一絲不苟地背對著我們，為我們放哨。像許多小伙子一樣，文革前的教養使他們覺得要有騎士風度。

我們和那位載我們到西昌的司機揮手告別後，搭的就是這樣一輛「忠字車」去寧南。路上，我們在一個大理石採石場停下來休息。一群汗流浹背的工人光著膀子、蹲在地上喝茶，抽幾尺長的細煙桿。有人告訴我們，他們沒有用任何機器採石，全靠一雙手，以表示對毛主席的忠心。他赤|裸的胸膛上別著一個毛澤東徽章，使我又吃驚又為他痛。當我們又上路時，京明說那個徽章可能是用膠布粘上去的。至於他們赤手空拳採石，他說他們大概本來就沒有機器。

這些和其他千千萬萬的迫害事件體現了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典型手法。並不簽署死刑判決書，他只是點點頭，暗示幾句，就有人心領神會，變著法子折磨。他們的辦法包括精神壓力https://www.hetubook.com.com、肉體摧殘、不給治病——甚至以藥殺人。這種整死人的辦法在中國有個特殊名詞，叫「迫害致死」。毛澤東當然清楚所發生的事，他默許卻不背惡名。他的責任毋容置疑。但執行者也有份兒。他們會察顏觀色，揣摩他的意向，想討他歡心。當然，他們喜愛施虐的天性也得以盡情發揮。

俊英娘娘最痛苦的是排便。吃完飯後，她會感到無法忍受地脹痛，每次都得經歷一番掙扎才能排出大便。親戚們的偏方有時有用，有時沒用。經常給她按摩肚子，一次，她脹痛得忍耐不住，叫我用手指伸進她的肛|門把大便摳出來。所有的這些方法只能暫時讓她解脫一下，結果是她只敢吃一點點東西，變得很虛弱，只好常常坐在客廳的籐椅上望著後院的番木瓜和芭蕉樹。她從不訴苦，只有一次輕言細語對我說：「我好餓，要能吃就好了……」

這群「老知青」對我們十分友好，招待我們吃了一餐豐盛的野味，又去幫我們問李安辦在哪兒。我們在等答覆時，坐在寬敞的松木陽台上，面對一條叫做黑水河的咆哮河水談天。河中高高的礁石上，鷺鷥一隻細長的腳獨立著，一隻展伸著，好像在擺出優美的芭蕾舞姿。有些鷺鷥在飛翔，優雅地揮動白雪般的翅膀，我還從沒見過這樣自然而千姿百態的舞者。

「幹校」不是集中營或勞改營，但是它們與外界隔絕，成員們被限制了自由，在嚴格的管理下做笨重的體力勞動。中國每塊可用耕作的土地都擠滿了人，所以「幹校」只能建在荒涼地區或大山裡，「學員」們得種糧養活自己。雖在他們仍拿工資，但是什麼也買不到，生活十分艱苦。

我病好之後，沒有人命令我回寧南，我開始計劃去看父親。正在這時，一封電報從宜賓發來，說俊英娘娘患了重病。她一直在照料我最小的弟弟小方，我馬上啟程去服侍她。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我們到農村是去「改造」。毛澤東說每個人都要「勞動改造」，但他從來不解釋兩者的關係。當然，也沒有人敢請他說清楚，甚至想一想這個問題也算「犯上」。事實上，上上下下的中國人都心知肚明：笨重的體力勞動，特別是落戶農村，是一種懲罰，最明顯不過是的：毛澤東的親信們——那些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成員、軍隊裡的軍官，都不用到農村改造，他們的孩子也大都沒去。

我們瘋狂地把被單撕成條，結在一起，好像根繩子，一頭拴在窗框上，另一頭拋下樓。當我們手抓著被單兩腿亂蹬到地面時，子彈颼颼打在四周的硬土上。我們弓著腰跑，跳過倒塌的圍牆，一路飛奔，奔得像快斷了氣，直到覺得安全後才停下來。此時天色和玉米地都開始泛白，我們前往附近一個公社的朋友處歇口氣，以決定下一步怎麼辦。路上，聽一些農民說那個招待所已被炸飛了。

甚至在文革中，宜賓也是個充滿詩意的小城。波濤起伏的江水和寧靜的山峰外是模糊的天邊，給我一種無窮無盡的永恆感覺，使我在重重悲劇中得到短暫的紓解。每當黃昏降臨時，刺目的大字報，護音器都朦朧隱去，沒有街燈的小巷子包裹在霧氣中，只見街道兩邊木板房的縫隙中透出一閃一閃的燈光。不時有一處明亮的小天地：臨街的小吃店，總有一張木桌擺在人行道上，四條窄板凳圍在周圍。桌、凳都因年長日久和人來人往而磨得油光閃亮，桌上放著一盞光小如豆的菜油燈。儘管從沒有人坐在桌邊交談，店主仍把小吃店開著。在過去的歲月，一到黃昏時，這樣的小店就會擠滿了人，七嘴八舌「擺龍門陣」，一口品呷著當地名酒「五糧夜」，面前放一盤佐酒的醃豬舌頭或滷牛肉，要麼就是麻辣花生。那時，生活還沒有完全被政治所支配。而現在只剩空空的小吃店，喚起我恍若隔世的遐想。

文革中，全國約有一千五百萬青少年被送到農村，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人口遷移。這次行動組織之迅速，之井井有條，說明文革的混亂其實是在控制下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補助金，用以買衣服、被子、床單、箱子、蚊帳以及包裹鋪蓋卷的塑料布。連發膠鞋、水壺、手電筒這樣的細節也注意到了。大多數東西都得專門生產，因為它們在貨架空空的商店裡買不到。貧窮家庭的孩子還可以申請額外的津貼。下鄉落戶後的頭一年，由國家供給我們零花錢，定量的食物，如大米、食油和肉等。這些錢、物從落戶的公社領取。

我姐姐和我以及另外兩個女孩、四個男孩一齊去新家，我們八個人組成一個小組。有四個農民幫我們提行李，一路上誰也不說話。他們似乎聽不懂我們問的問題，大家只好沉默。我們一個跟一個，走了好長時間，一步步走進墨綠色的深山，我筋疲力盡，無心欣賞它們的美。有一次，我勉強靠一塊巨石上喘氣，四下望去，發現我們的隊伍在這個無窮無盡山連山、綿延起伏的世界中十分地渺小。這是山的天下，沒有道路、沒有房屋、沒有人煙，耳朵裡只聽到風在林中呼嘯，還有不知何處傳來的潺潺流水聲，我感覺到自己完全消失在這份寂靜神秘中了。

黃昏時，我們來到一個黑濛濛的山村，沒有電。煤油又太昂貴，不到天黑透是不會點上的。人們立在門口半張者嘴，瞪著眼睛看我們，表情不知是感興趣還是冷淡。大概像七〇年代中國剛開放時許多外國人在中國遇到的情景一樣，的確，我們對農民來說像外國人，他們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

幾人齊聲回答掃除了我的顧慮。「這有什麼關係？他是老共產黨員吧？」「是。」我喃喃地回答。「是高幹吧！」「也算是，」我含糊地說，「但這是文革前的事了，現在……」

長久以來，我生活在一個陰沉沉、霧濛濛、滿街白紙黑字大字報的世界裡，陽光燦爛、萬紫千紅對我來說像是一場夢，我一邊聽那位寧南縣幹部在台上講，一邊在下面想像自己坐在奇花遍野的山坡上，腳下是金光閃閃的金沙江。那人也提到「瘴氣」，我曾在古文中讀到它，一聽更覺得這個地方古老、神秘了。我一點兒也沒想到疾病的可怕，心目中的危險僅限於政治運動。我急著趕快出發，另一個原因是以為距離父親很近。我沒想到寧南和不遠的米易之間隔的是一萬多米高的無路可通的崇山峻嶺，對地圖我從來一竅不通。

「老知青」是指文革前下鄉的青年人。共產黨一直在動員大學考試落榜的青年到農村去，說他們可以「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中大顯身手」。這鼓舞了青年的浪漫熱情，許多人響應了共產黨的號召下鄉落戶。農村生活的嚴峻，去了就出不來，又眼見幹部子弟即使落榜也不下鄉的現實，不少人由理想破滅而轉為玩世不恭。

四月的一天傍晚，廣播卻吸引了我的注意：共產黨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了。和往常一樣，中國人不知道他們的代表在這個最重要的大會上幹些什麼。廣播說將宣讀新的中央委員會名單，我的心頓時一沉，這意味著文革的組織機構將被確定下來。

一九六九年一月，成都市所有的中學生都被送到四川農村。我們得和農民一起生活，接受他們的「再教育」。他們究竟教育我們些什麼，從來沒有明確說過。毛澤東只是一再說受過教育的人比文盲農民更愚蠢，需要改造得更像農民。他的一句名言是：「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醫生仍說不出我姥姥患了什麼病。X光和其他臨床診斷設施都壞了，沒法給她檢查，只給了她各種止痛藥。當這些藥都不管用時，醫院沒收她住院。病房爆滿，病床一張挨著一張，連走廊也排滿了床。護士們從這間病房跑到那間病房，無法細心照料如此多的病人。於是我決定陪姥姥住院。

偶爾也聽說幸運搭上便車的姑娘被強|奸的事，不過，多的卻是浪漫的戀愛故事，這些旅途造成了不少眷屬。參加戰略基地建設的卡車司機享有一些特權，其中包括允許把他的妻子的農村戶口遷到他所住的城裡，有些姑娘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至此為止，我一直想避開談戀愛，因逆境而變得更強烈的對家人全心的愛，蓋過了其他感情。雖然在我的內心一直有另外一種性|愛的感覺存在，渴望衝出禁忌，但是我成功地把它鎖了起來。認識平使我內心交戰不已。

溫的思維方式並沒有使我對他敬而遠之。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不要按人們的信仰來區分他們，而該看他們是否心術不正，是否殘酷。我知道溫是個正派人，當我想永遠脫離寧南時，就是請他幫的忙。

我和父親去守候了幾天，從凌晨等到中午，但是她始終沒有出現。我們在街上徘徊，在結霜的人行道上跺腳取暖。這天早上，當濃霧消散，毫無生氣的水泥樓房顯現時，母親出現了。她已有好幾次在這條街上看見過她的孩子們，所以此時兩眼飛快地尋找著我們的身影。當她的眼睛遭逢到父親時，兩人的嘴唇都微微顫抖著，沒有發出聲音，他們只是目不轉睛地凝視著，直到看守喝令我母親低頭。我母親轉過街口消失了，父親依然站在那裡，兩眼呆呆地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