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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來看我，但我不理他，叫他不要再來了。他給我寫了許多信，我拆也不拆開就扔進火爐裡——這種方式我可能是從俄國小說裡學來的。溫從寧南回成都，帶來了我的戶口簿和行李，但我卻拒絕見他。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見他，擺出不認識的樣子，我只看見他迷惘的一瞥，好像深深受到傷害。

但是小屋子也好玩。水退下之後，床下和房聞角落處會長出蘑菇來，發揮點想像力，屋裡就好似神話故事的場景。一次我不小心把一勺豌豆灑在地上，水退下後，一叢纖細的豆芽頂著瓣冒出來，陽光從帶木框的牆洞——我們的窗戶——照進來，豆瓣伸著腰張開，好像在陽光下剛剛醒過來。

就這樣，姥姥只得躺在床上等死了。她的身子一點點變得僵硬，嘴唇時不時動著，顯然在說話，但是我姐姐和弟弟什麼也聽不見。他們不斷去母親的拘留地，請求准許讓她回家，但是每次都被拒絕了。

靠一張人體解剖圖和針灸詩歌的幫助，我大致知道了身上哪個地方可以插根針進去，治什麼病。我急切切地盼望有病人給我治，也有一些同樣急切切的病人來找我——從成都下鄉到附近村子裡的喜歡我的男孩子們。他們常常走幾小時來讓我扎上幾針。一個小伙子捲起衣袖露出肘部的針灸穴位時，擺出勇敢的面孔說：「來扎吧！不然要男孩子當朋友幹什麼！」

我和京明坐在金沙江邊等渡船。我雙手托著頭，凝視著野馬般奔騰的江水翻滾著從我面前流過，急匆匆地要走完它漫長的旅程——從喜馬拉雅山到大海。它在下游三百哩處的宜賓城，與岷江匯合，成為中國最長的江——長江。長江在下游舒展開來，蜿蜒平緩，把周圍大片的田園變成「魚米之鄉」。但是在上游的大山裡，它卻兇猛湍急，以致無法在江上架橋。只能靠渡船連接四川省和雲南省東部。每到夏季，融化的雪水奔騰咆哮而下時，常會淹死人，就在幾天前，它還吞沒了一條渡船，上面有我三個同學。

另一個百談不厭的話題是「性」。有一個來自德陽縣城的梅姑娘，落戶在我們鄰居隊上。風言風語說她與不少城市青年、農民都睡過覺。我在田裡勞動時不時聽到人們且粗話談論她。不久傳來消息說她懷孕了，但把肚子勒得緊緊的。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懷「野種」，梅姑娘故意做所有孕婦不適合做的活，像挑擔子等。後來在她村子裡的溪邊上的一叢灌木裡發現了一具死嬰，大家都說是她的，但沒有人知道是不是一生下來就是死的。她的生產隊長命令挖個坑把孩子埋了，就此了事，可是有關她的流言蜚語傳得更起勁了。

經過一天地裡筋疲力盡勞動後，農民們一心只盼回家做自己的事，夜晚的時間對他們來說很寶貴。但是沒有人敢「逃學」，他們只是坐在這裡打瞌睡。漸漸地，夜校不了了之。這種「教育」不是讓人變聰明，而是變蠢。我一點兒也不惋惜它最後廢除了。

母親仍在拘留中。小黑和姐姐對我講述姥姥臨終前的情形時，我痛苦得聽不下去，只好叫他們不要講了，幾年後我才知道我走後發生的事。每天姥姥做一陣家事後就在床上躺一陣，緊閉著眼睛忍痛。也不斷喃喃自語，為我的長途跋涉擔憂，為弟弟們擔憂。不時她歎著氣說：「這些孩子將來做什麼好呀？書也沒讀上！」

那天夜晚，在迷人的月光下，小黑倚著乾草堆，帶著初戀的激動心情，焦急地等待意中人。突然一聲口哨，一群班上的男孩子跳了出來，把他圍在中央，像皮球似地推來攘去，用粗話罵他，然後把一件外衣蒙在他的頭上，拳打腳踢。小黑好不容易才逃脫，踉踉蹌蹌跑去敲一個老師住處的門，大聲喊救命。老師開了門，一掌把他推了出來，說他管不了，不許小黑再打攪他。

因為同樣性別的人與人之間工分相差甚少，工分總值實際上取決於人出了多少天工，而不是這人怎麼工作，賣不賣力，成果如何。於是不但勞動沒有效率，還成了村裡人彼此不滿的原因。沒有人想比別的掙相同工分的人多幹活，大家兩眼總盯著別人，生怕多做，被人佔了便宜。女人們忿忿不平，認為有時男人和她們做同樣的活，卻多掙兩分。爭吵情事不時發生。

我仰面躺在甘蔗堆上，一頂草帽半遮著臉，透過草帽是一望無涯的深藍天空。一片葉子從甘蔗堆上伸出來，伸到我的頭上，看上去和天不成比例的大。我半閉上眼，感到沐浴在涼悠悠的綠中。

大多數農民也不關心學校教育。他們說：「上學有啥子用？你花錢讀書，一讀就是好幾年，最後還是個農民，得靠出力吃飯。會讀書也多掙不了一口，為啥要浪費錢、浪費時間呢？不如早早掙點工分。」一旦生為農民，就得一輩子當農民，幾乎沒有別的前途，這種政策使得農民喪失了受教育的動機。學齡兒童們待在家幫忙做家事，照看年幼的弟妹，十歲出頭就下田幹活了。女孩子們呢，農民覺得上學更是徹頭徹尾的浪費，他們說：「出了嫁就是人家的人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了水。」

生產隊怨聲不斷，農民卻仍讓我來去自由，部分原因是我和他們保持了距離。我學會了最好的處事辦法是當一個略顯高傲的外人，一旦你變成了「群眾的一員」，馬就會被別人干涉控制。

我的德陽新公社是一片丘陵，小山上長著灌木叢和桉樹。大部分的農田都是良田，一年兩季收穫：一季小麥，一季水稻。也大量栽種蔬菜、油菜籽、番薯。來此地對我最大的解脫是不必爬山了，可以正常呼吸，不必整天都氣喘吁吁了。我一點不在乎在這裡老得走狹窄泥濘的田坎小路。我總是走得搖搖晃晃的，不時一屁股滑坐在地上。有時在摔倒前，我本能一把去抓前面的人，結果總把南南一掌推倒在田裡。我也不在意另一種危險：走夜中可能會被狗咬傷，有些狗還有狂犬病。

在路上折騰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和京明到了家，家裡只有姥姥的空床。我還記得她躺在上面的樣子，渾身繃緊，頭髮蓬鬆但仍整潔，緊閉著嘴，臉頰凹陷下去。她總是靜靜地忍受無比的痛苦，從不哭叫，從不翻滾，只有忍。因為她的堅忍，我當時竟沒有意識到她的病有多麼嚴重。

村民們似乎對這家地主沒什麼仇恨，只是保持距離。但是，像所有「階級敵人」一樣，這家人總被分派沒人願幹的活。他家的兩個兒子儘管是村子裡幹活最賣勁的人，但比其他男人每天少掙一個工分。在我看來，他倆又聰明、又能幹，是遠近最溫文爾雅的人，看上去與眾不同。在村裡所有的年輕人中，我本能地跟他倆最接近。然而，儘管他們有種種美德，也沒有姑娘願意嫁給他們。他們的母親嘮嘮叨叨地告訴我，說她為少數幾個好不容易由媒婆引見來的姑娘不知花了多少錢買禮物。這些姑娘總是接下衣服和錢後就不來往了。換上別的農民，會把禮物要回來，但這位地主只好自認倒楣，當母親的常歎道，兒子們沒有希望結上一門好親事，又感歎道他們倒處之泰然，每次失望之餘，總盡力使她開心，說要放棄趕集來掙工分，把失去的禮物錢掙回來。

在以後的兩個月時間裡，我一直待在成都、和南南、姐姐一起忙於尋找個家在成都附近公社的「親戚」，以收容我們。我們必須在秋收結算分配糧食之前找到這個人，否則下一年我們就沒飯吃了——國家只供應我們一年，下一年一月就到期停止了。

由於缺乏教育，農民的世界狹小得令人傷心。他們的談話集中在極瑣碎的日常小事上。一個農婦花了一上午時間抱怨她的小姑子用十把「毛毛柴」煮早飯。她hetubook.com.com說本來只要九把就夠了（柴也是由生產隊分配的）。另一個則喋喋不休地幾個小時數落婆婆，說她在米飯裡放了太多的番薯（米比番薯寶貴得多）。我知道他們天地狹窄並不是她們的錯，但仍覺得這類聊天令人難以忍受。

回成都後，小黑向他的兄弟伙求援。他們來到他的學校「走一轉」，耀武楊威一番，還牽著一隻大狼狗。他們把帶頭打小黑的那個學生從教室裡拖了出來。那人渾身發抖，臉色死灰。但在兄弟伙要動手「教訓」他時，小黑髮了憐憫心，要他的舵爺饒了那人。

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因素導致了她的死亡：她沒得到適當的治療，在她病入膏肓之際，甚至不准女兒來照料。這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問自己：這樣的革命有哪點稱得上好呢？平白無故給我們帶來這麼多苦難！我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我恨文化大革命，使我無法解脫的是我無能為力。

德陽縣也像寧南一樣，很少有農民能閱讀報上最簡單的文章，能寫最起碼的信，許多人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共產黨早期致力於掃盲的激|情已被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擠掉了。

我有時在想，毛澤東把城裡學生娃娃趕到鄉下去，讓他們接觸現實，睜大眼睛，他到底知不知道這會產生什麼後果呢！我又想，他也許十分有把握大多數人不可能根據支離破碎的信息來推斷出合理的結論。確實如此，十八歲的我只有模模糊糊的懷疑，並不能理性地分析這個制度。不管我多麼恨文化大革命，懷疑毛澤東的念頭仍然沒有進入我的腦子裡。

小黑不敢回住處。只好在乾草堆裡躲了一夜。這時他才明白是心上人叫來那些打手，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一個「走資派」的兒子居然敢厚著臉皮向她求愛！

就像大多數「階級敵人」一樣，他沒有進監獄，而是由村民們監督，這是毛澤東的一個法子：使老百姓總有個近在眼前的仇恨對象。一有政治運動，這個人就和其他「階級敵人」一起拉出來當靶子打。他分的最重的農活，得的只是一天七分工，比同等勞動要少三分。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人和他交談，全是看見過好幾次村裡的小孩子朝他的兒子扔石頭。

我們砍來的都是一些「毛毛柴」，意思是頂不了用，一下子就燒光了。有一次我禁不住說：這些山怎麼連一點兒樹也沒有。和我一起的農婦們告訴我，以前不是這樣，大躍進前，山上儘是松樹、桉樹和柏樹。它們已統統被砍倒塞進土高爐煉鋼去了。農婦們說著這番話時，顯得無動於衷，好像速與他們每日為柴火拚命的悲劇毫不相干，好像生活本來就是如此，不是天災，就是人禍，無可奈何。我吃驚極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大躍進是「輝煌的勝利」。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它的惡果。

分完基本口糧之後，剩下的收穫按每人掙得的工分分配。每年兩次農民聚集在一起評定每人每天掙多少工分，沒有會錯過這種會。評來評去，大多數青年、中年男子最後都是一天十分，女人都是八分。一兩個村裡公認最強壯的人則多一兩分。像以前的地主這種「階級敵人」和他們的家屬一般則比別人低兩分，儘管他們並不比別人做得少，還常常做最重的活。南南和我算是沒有經驗的「知識青年」，只評了四分——和十來歲的孩子一樣。他們說這只是「開始」，然而我的工分從來沒有提高過。

我還發現了許多其他的事。農村經常召開「訴苦會」，讓農民訴說國民黨統治下的苦難，激發對毛澤東的愛戴，讓年輕人「受教育」。農民們講起挨餓的童年，感歎道：現在的孩子慣壞了，要小心哄著才肯把飯吃完。

一九六九年初夏，他的學校被派往成都郊區農村幫忙收割麥子。男孩和女孩們分別在兩間大倉庫裡打地鋪。一到晚上，滿天繁星的蒼穹下，田坎路上是一對對漫步的少年們。愛情的蓓蕾萌發了，我十四歲的弟弟愛上了同組的一位姑娘，幾經躊躇後，他終於鼓足勇氣，利用在田裡割麥子的機會，緊張的接近那個女孩，約她晚上出來散步。她低著頭，什麼也沒說，小黑以為她默許了。

有一天她終於爬不起來了，沒有醫生會來我家。我姐姐的男朋友「眼鏡」背她去醫院，姐姐走在一邊支撐著她。幾次這樣進醫院後，醫生叫他們不要再來了，說他們診斷不出她身體哪裡出了毛病，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黃昏隆臨，我感到渾身難受。京明把自己的外套鋪在地上，使我不必直接坐在被暮氣潤濕的草上。我們的目的是渡江到雲南省去，設法搭便車返回成都。穿越西昌的公路已因造反派武鬥而中斷，我們只得繞路而行。南南和溫去了我的生產隊替我拿我和姐的戶口簿，還將把我們的行李運回成都。

就這樣，一點一點地，真相顯現出來了。那個灰頭灰腦的人在大躍進時期是這個村子裡的生產隊隊長，他帶頭砸了農民的鍋灶，鐵鍋拿去煉鋼，不准農民在家開伙。他又浮誇收成，結果國家收購糧食像天文數字，把農民傾其所有也交不夠。村裡餓死了幾十個人。在大饑荒後，所有罪責都歸他，公社讓村民們把他選下台，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

那時，我抓住每一個機會獨處，明顯地表現出不想和外界有任何關係，這必定使我看上去顯得清高。又由於官方命令以農民為榜樣，我老是看到他們的缺點，不想努力去結交他們。這一切都使我在村子裡不大討人喜歡，雖然農民也沒有管我。

十幾個健壯的男子劃著渡船逆流而上，齊聲唱著號子。划到江心，他們停了下來，任江水把船順流而下沖到對岸。巨浪幾次劈頭蓋臉撲過來，船孤弱無援地顛簸起來，我緊緊抓住船舷。要是在平時，我準會嚇得要死，但現在我只有麻木的感覺，腦子裡全是姥姥去世的消息。

農民們感謝毛澤東懲辦了他。沒有人問他到底有沒有罪，沒有人懷疑細究，他應負多大的責任，一次，我找到機會單獨向他問起往事。他顯得受寵若驚，可憐巴巴地說：「我只是執行上級指示，我只是執行呀！……」隨後他又歎息著說開了。「當然我不想扔了官，我不當，別人就會當，我和我的孩子們怎麼辦？可能早就餓死了。生產隊長官不大，但起碼可以死在全村的最後。」

多年來，我常常夢見姥姥，從睡夢中哭醒過來。她充滿個性——生氣勃勃，多才多藝，非常能幹，但她從來沒有機會發揮她的才華。無論是生活在她父親那個野心勃勃的小城警員家裡，還是給軍閥做姨太太；無論是做一個滿族大家庭的繼母，還是一對共產黨人的母親。在她的一生裡，幸福對她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就在跟夏醫生一起的日子也籠罩在夏家破裂的陰影下，忍受著貧窮、日本人的佔領和內戰。她本來可以從照看外孫兒女中得到歡樂，但她又總在為我們操心。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恐懼中度過，還多次面對死亡。她是個堅強的女人，挺過了一個又一個磨難。但是，最後她支持不住了，災難降臨到我父母身上，外孫兒女沒有著落，周圍充滿罪惡與敵意。所有這些合在一起，終於壓垮了她。對她來說，最無法忍受的還是女兒受罪，我母親挨的每一次鬥、每一次打，都痛在她心裡，她是被這種累積起來的痛苦所殺。

一天，我們生產隊做豌豆麵，借我的搪瓷盆裝水，那天，麵沒做成，變成一灘稀糊。圍在製麵大桶周圍焦急地等著分麵的人群變了臉色，當他們看見我走過來時，都大聲抱怨起來，恨恨地瞧著我。我感到很害怕和*圖*書。後來，一些女人告訴我，村民們把製麵失敗歸罪到我頭上，說我必定是在來月經時用過臉盆，害得他們「倒了灶」。女人還說，因為我是城市來的，所以還算運氣。要是換上她們，家裡的男人一定把她們痛打一頓。

南南、姐姐和我常在一周一次的逢場天去趕集。我喜愛喧喧嚷嚷的小巷，擠滿了背簍、扁擔，摩肩接踵，熱鬧非凡。農民們會走上好幾個小時去賣一隻雞或十幾個雞蛋，要麼一捆竹子。絕大多數賺錢的營生，如像種經濟作物、編竹筐，養豬賣錢等，都被禁止個體搞，說是資本主義。這樣，農民們只有很少東西可以賣錢，沒有錢，他們不可能進城去，所以趕場幾乎是他們唯一的消遣。他們利用這個日子探望親戚、看朋友，男人們一群群地蹲在泥濘的道路邊上一口口抽旱煙。

對於農民來說，婚禮是一大事。一旦得知結婚的消息，他們就紛紛擁進我姐姐的茅草屋，向新婚夫婦祝福。他們也帶來禮物：一把乾麵、一斤大豆、幾個雞蛋，仔仔細細地包在紅草紙裡面，用草繩在上面紮成花結。這些禮物份量可不輕，是農民們自己捨不得吃捨不得用省下的。我姐姐和「眼鏡」深受感動。當我和南南來看這對新人時，他們正在教村裡的孩子們跳「忠字舞」，逗大象開心。

我愛這山巔遠離村落的生活。每天早上，我早早起身，蹁到山邊，迎接初升的太陽，背誦講解針灸的古詩。腳下，田野和茅屋在雄雞的啼鳴中甦醒，一顆孤單單的太白星靜靜地放著微光，天空每分鐘都變得更加明亮。我忍受晨風中冬的芳香，愛天仙子大花瓣拌落一串串珍珠般的露水。小鳥在四處嘰嘰喳喳的歡叫，使我從吟誦中分心。我徘徊再三，才回去點燃爐灶做早飯。

生產隊長好心不讓我挑東西，派我去和孩子、老人、孕婦一起幹「輕活」，可是這樣的活對我來說並不輕。舀大糞很快使我雙臂疼痛，更不用說看見肥大的蛆蟲在糞上蠕動時所挑起的噁心感。在一片白得耀眼的棉海中採棉花似乎充滿詩意，但是我很快發覺並不是那麼愜意：無情的烈日，高達三十攝氏度的濕熱，更不用說東戳西捅的棉枝扎得我渾身是傷。

到德陽一年之後，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加入了醫生行列。我們生產隊隸屬的生產大隊有一個醫療站，醫療小傷小病。它的經費由大隊下屬的所有生產隊共同分擔，免費提供有限的醫療服務。站裡有兩個醫生，一個是青年人，有張文雅、聰明的面孔。他五〇年代從德陽縣衛生學校畢業，回到家鄉工作。另一個是中年人，長著山羊鬍子，最初從師於中醫，一九六四年，公社送他去讀了一個西醫速成班。

實際上，院子裡並沒有開過鬥爭會。但就是這樣的幻覺纏繞著她，直到她嚥了氣。母親回家第三天，姥姥去世了，兩天後，一火化後，母親馬上得回拘留地去。

結婚沒能使我姐姐脫離農村，她不能回成都與「眼鏡」住在一起。當然，「眼鏡」如果願意放棄他的城市戶口，就很容易到農村和我姐住，我姐的農村戶口卻去不了成都。就像幾千萬中國夫婦一樣，他們兩地分居，一年享受十二天法定的探親假，幸運的是，「眼鏡」的工廠停了產，他有很多時間待在鄉下。

在那些溫暖的夜晚裡的，坐在小小的藥用植物園爬滿喇叭花的竹籬笆旁，彈我的三弦。一旦隔壁的小賣部關了門，我便孑然一身。夜色茫茫，只有柔和的月亮和遠處茅舍透出的眨眼的燈火。螢火蟲一閃一閃的，好像是無數小隱身人舉著火燭追逐嬉戲。植物園的花香使我沉醉，雖然我的音樂完全不能和高歌的青蛙與低吟的蟋蟀組成的鄉間合唱隊比美，但我從樂聲中尋得了慰藉。

然後他們的話題轉到一次大饑荒，說當時他們只有番薯葉吃，要不就在田坎上挖來挖去希望找到草根充飢。他們說，村裡死了好多人，我為他們的故事難過得流淚，在說完他們多麼仇恨國民黨和多麼熱愛毛主席後，農民提到饑荒發生在「公社那年」。突然我醒悟了，原來這次饑荒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他們顯然是把兩個政權搞混了。我問道：「那段時間是不是發生了空前的自然災害？是不是自然災害引起了饑荒？」「才不是這麼回事！」他們異口同聲答道，「天氣好得不能再好了，田裡的穀子很多很多，但是那個人——」他們指著一個畏畏縮縮的四十來歲男子說：「他下令我們都得去煉鋼，結果是到手的莊稼一半都爛在地裡了。他卻對我們說：『沒關係，我們已經進入共產主義天堂了，再也不用擔心沒糧食吃了。』以前我們總是控制著吃，但是那陣大家吃公社大食堂，敞開肚子，吃剩了就丟，大米也拿來餵豬，後來，食堂沒有糧食了，他卻命令民兵把守倉庫，不准開倉，一說糧食要運到北京、上海去，那兒有外國人。」

正是在德陽，我瞭解到中國農民是怎樣生活的。每天一早，隊長分配農活。所有農民都得幹活，每人每天掙一份固定的「工分」。工分積累總和是決定年終分配的要素。農民從生產隊分得糧食、燃料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外加一點再款。收穫後，生產隊向國家上交公糧，剩下的大部分用來分配，每人先分基本口糧。每個男人都一樣，女人則比男人少四分之一。三歲以下的孩子分男人基本口糧食的一半，三歲以上就算成人了，因為孩子顯然吃不完一個成年人的口糧，所以孩子越多越好。這種分配法顯然使人們不熱衷計劃生育。

她說屬於姚女士造反派的那些鄰居在院子裡開會鬥她。她在朝鮮戰爭期間捐獻珠寶得來的收條在抄家時被造反派發現了。他們說她是一個「大剝削階級分子」，不然哪裡會有這麼多珠寶。姥姥說造反派令她站在一張小桌子上，地面高低不平，桌子搖搖晃晃，她頭昏。鄰居們圍著她罵，那個指責小方強|奸她女兒的女人用棍子敲桌腿。她沒辦法保持乎衡，從桌上背朝下跌到水泥地上。她說從此以後身子就痛起來了。

一九七〇年春季，我姐姐和「眼鏡」結婚了。在那種氣氛裡，他們沒有心思舉辦婚禮。他們只是一同到公社辦結婚證書，然後走回我姐姐的村子請村民們吃喜糖、抽喜煙，農民們都很興奮：糖煙可是難得的款待。

有時，我們單獨在一起，他會開始訴苦。「張戎，」他有一次說，「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看了這麼多書，知書識禮。你來評評這個理，這事公道不公道！」他講起他怎麼會弄上一頂地主帽子。四〇年代後期，他在成都一家餐館當跑堂的，千辛萬苦攢下點錢。那年一些有遠見的地主已意識到共產黨將會到四川了，到了會搞土改，所以他們賤價賣地。跑堂先生沒有政治眼光，買了些地，還滿心歡喜，以為佔了便宜。他不僅很快就在土改中喪失了這些土地，而且還一下子成了「階級敵人」。說到這裡，他長歎一聲：「一失足成千古恨呵！」

千篇一律，一上課，生產隊長總要我和南南給大家讀《毛澤東選集》或《人民日報》社論。然後他開始講話了，一講就是一個鐘頭，都是報上最新的政治術語，毫不連貫地串在一起，不知所云。不時地，他也發些具體的指示，而且都借毛澤東的名義：「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天要吃兩頓稀的，一頓乾的。」「毛主幫教導我們不要浪費番薯去餵豬。」如此等等。

憐憫已成了一種陌生的觀念，被看作是愚蠢的表現。結果小黑受到變本加厲的欺負。他想再請他的兄弟伙幫忙，可是這此人對他說他們不會幫助一個「蝦子」。

我和圖書們經過了宜賓，道路曲折地環繞著城邊的翠屏山。看著山上優雅的紅杉翠竹，我又想起了四月從宜賓回到支機石街家的一樁事。我告訴姥姥，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我去過翠屏山山邊為夏瑞堂掃墓，俊英娘娘還給了我一些紙錢到墓前去燒，天曉得她是從哪裡搞來這些「封建東西」的。我在山上轉來轉去怎麼也找不到墳，墓地已被摧殘得七零八落。紅衛兵說土葬是封建風俗，夷平了墓地，砸爛了墓碑。我忘不了當我開始提起這次掃墓時，姥姥眼睛裡頓時燃起的激動火焰，忘不了那火焰陡然熄滅，因為我傻里傻氣地又加上一句說沒找到墳。她的失望神色一直緊揪著我的心，一想起就恨自己為什麼不撒個謊。現在太遲了！

有一天，我整整忙了一個早上，用鐮刀砍甘蔗。一邊砍一邊吃靠近根部最甜的那段。甘蔗要送到公社糖廠去換糖。我們得交出一定數量，但不管質量如何，所以我們總把最好的部分先自己吃了。大家回家吃午飯時，得留個人在田裡看守以防偷竊。我主動要求留下來，這樣我就有些自己獨處的時間，農民回來了，我再加吃飯，於是又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我沒有愛上他們當中的任何人。姥姥去世後，我曾下決心不交男朋友，以全心全意照顧父母。現在這個決心正在減弱，但是我發現很難傾心於誰，而我從小受的教育使我不傾心就不會以身相許。周圍城裡來的很多小伙子和女孩子過著相當隨便的生活，但是我卻孤獨地坐在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位子上。大家還傳說我會寫詩，這就使我顯得更加「神聖」了。

宜賓老百姓嚮往過安定的生活，渴望有不濫用權力的共產黨幹部，嚮往有致力於建設的政府，於是懷舊的情緒全集中在我父親當專員的五〇年代初期。那是共產黨最得人心的時期——他們剛取代了國民黨，結束了飢餓，建立了秩序，還沒有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也還沒有發生人為的饑荒）。在民間，我父親和過去的美好時光等同起來了，成了與「二挺」鮮明對比的好官。

這片葉子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叢綠竹，也是這樣一個夏季中午，天氣也是這麼炎熱，父親坐在陰影裡垂釣，作了一首帶幾分惆悵的詞。如今和著他的格律，我開始寫自己的詞。天地一切好像都不復存在，只有微風吹過甘蔗葉子發出沙沙聲。那一刻，生活也似乎變得美好。

小小山村的景色永遠對我充滿魔力。門外正對著村子的水塘，滿池的睡蓮和茶花。房前小道向左爬上一座約三百五十尺高的小山，太陽在山背後，在黑色的岩石群中落下。天黑之前，銀色的薄霧輕輕懸浮在山腳下的田野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在一天勞動後乘著暮色回家，挑著筐，扛著鋤，拿著鐮刀，看上去就像在雲中飄。他們的狗搖頭擺尾地跑出來接他們，在主人的周圍歡跳。炊煙從草屋頂上，冉冉上升，木水桶碰著石頭井壁卡嗒卡嗒地響，人們在挑水點火做晚飯了。竹叢中是高聲交談的人群，男人們蹲著，一口口吸著細長的旱煙桿。女人們既不吸煙也不蹲著閒談，因為傳統認為女人這樣做有失體統，而革命的中國沒有人提出要改變這類風俗。

我們生產隊裡受到最高教育的人是從前的地主。由於宣傳的結果，我以為地主就是惡人。現在我才發現，我其實和這家地主最合得來，儘管一開始我有些侷促不安。他們和那些深深印在我腦中的宣傳機器所鑄造的形象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丈夫沒有一雙殘忍、貪婪的眼精，妻子也不扭動屁股，甜言蜜語地勾引幹部。

人人都要找的醫生是那個讀過衛生學校的年輕人，他的中藥處方治好了許多人。他也勤勤懇懇，不習東村來西村去地看病，就是種草藥。另外那位有山羊鬍子的醫生，他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把我嚇壞了，他用同一根針對若干病人注射而不消毒，打青霉素也不做皮試——這很危險，中國的青霉素不純，會引起嚴重的過敏，甚至死亡。當我客氣地接管了他的消毒和皮試工作時，他笑了，沒有被我的干涉所得罪，又寬慰我說，從來沒有發生過醫療事故：「農民不像你們城裡人那麼嬌氣。」

溫回到了寧南。一九七〇年夏季的某一天，他的村子附近發生林炎火災。溫和一個朋友拿起掃帚就衝出去救火。風捲起一團火向他朋友迎面撲來，使這個年輕人的臉部留下一道道疤痕。此後不久，這兩個朋友離開了寧南。越過邊界進入老撾，這裡左翼游擊隊正在和美國人打仗。那段時間，雖然政府禁止，許多高幹子弟，仍偷偷越過邊界到越南、老撾去和美國作戰。這些年輕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幻想破滅了，希望從打「美帝」中重新找到自己的青春理想。

就這樣，我家天南海北，七口人分散在六個地方。小黑倒很高興離開成都，他正在讀中學，用的語文教材是一些老師和工宣隊員編的，裡面有課文指名點姓譴責我父親。小黑因此成了同學們歧視、欺侮的對象。

這裡就像寧南和四川大部分地區，完全沒有機械。作業情況和兩千年前差不多，只是有了從政府那裡用糧食換來的化肥。除了水牛拉犁外，也沒有牲畜代勞。所有的東西，包括水、糞、柴、蔬菜、穀物、番薯等等，都得用肩挑。我對挑東西最感頭痛，只挑水做飯這一樁事就使我的右肩終日紅腫疼痛。一有喜歡我的小伙子來玩，我就顯得可憐巴巴的，他們當然也就自告奮勇，把水缸給我裝滿。我還乘機把罐子、臉盆，甚至大碗統統拿出來讓他們裝。

到老撾後不久，有一天，溫聽到警報聲，美國飛機來了。他第一個跳起來，拿槍向外衝。但是他沒有戰鬥經驗，又剛到不熟悉地形，一腳踏上自己人埋的地雷，頓時被炸得粉身碎骨。我對他最後的記憶是他在成都一條泥濘挑戰巷口望著我的那雙困惑、受傷的眼睛。

我寧願插秧，這被看作是重活，因為得整天彎著腰。一天下來，最能吃苦的人也在抱怨中伸不直腰。但是我喜歡在無法忍耐的炎熱中把雙腳浸在涼水裡，看著面前一排排纖細、翠綠的秧苗，踩著軟軟的稀泥，實在舒服。我只怕螞蟥。有一次我感到小腿肚癢癢的，抬起腳來正要搔，只見一條肥胖、滑溜溜的東西一頭正紮在我的皮膚上，似乎拚命要鑽進去。我尖叫了一聲，旁邊的農家姑娘吃吃地笑了起來，覺得我大驚小怪。儘管如此，她還是趟著水過來，衝著螞蟥上方我的腿部就是一巴掌，螞蟥撲通一聲掉進水裡。

由於我父親的緣故，小黑在宜賓過得很愜意——雖然他從學校裡什麼也沒學到。新編教材除了《毛澤東選集》就是《人民日報》社論。而且誰也管不了學生——毛澤東還沒有收回他鄙視正規教育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以那年早些時間在中蘇邊界上發生武裝衝突為借口，下令全國處於緊急戰備狀態。他以疏散為名，把軍隊裡的反對者和那些被清洗的最高層領導人攆出北京，把他們軟禁或關押在全國各處。各地的革命委員會也利用這個機會加速驅逐他們不要的人。東城區的五百多名幹部被逐出成都，下放到西昌地區一個稱為「牛郎壩」的偏遠山鄉。我母親也在被趕之列，臨行前允許她回家十天安排子女、收拾行李。她把小黑和小方送去宜賓，雖然俊英娘娘半身已癱瘓。但是宜賓還有別的伯父、娘娘可以照料他們。京明則被下放到成都東北方五十哩外的一個公社落戶。

剛到時，我們住在豬圈旁邊，晚上在豬的哼吱哼吱聲、蚊的哀訴聲和狗的叫聲組成的交響樂中睡著。房間裡總有股豬糞臭、蚊香味。不久，生產隊為我和_圖_書和南南蓋了一所房子，有兩個房間，在一塊過去取土造磚的泥地上。這塊地比一埂之隔的稻田還低，春季和夏天，當稻田灌上水後，或一場大雨之後，房間裡的泥巴地就變成沼澤。我和南南只得脫下鞋子，挽上褲腳，趟著泥水在房裡走來走去。幸好我們兩人合睡的雙人床腳高，使我們可以在泥水的兩尺之上睡覺。上床後，我們把一盆清水放在一個板凳上洗腳。生活在這樣潮濕的環境中，我的骨頭、肌肉老是疼痛。

醫療站在一座小山頂上，離我的茅屋有一個小時路程。隔壁是大隊小賣部，賣火柴、食鹽和豆油，全憑票供應。醫療站有一間大屋，另有一間小屋是我的住處。

我也貪婪地閱讀父親收藏的還沒有被燒掉的書，包括一套《魯迅全集》。魯迅是中國二三〇年代最偉大的作家，他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去了世，遠在共產黨掌權之前，所以他逃脫了政治迫害的劫難，甚至變成了毛澤東所推崇的英雄。而魯迅最得意的門生、最親密的同事胡風，卻被毛澤東親自點名為「反革命分子」，並押了幾十年。迫害胡風導致了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我母親就是在那次運動中被隔離。

教師們和工宣隊想要小黑幫忙維持秩序。但是在這裡甚至我父親的威望也無濟於事。小黑漸漸被一些男孩子稱為老師的「走狗」。有關他的流言蜚語傳播開來，說他在街燈柱下摟抱他的女友——這在當時可是一種「資產階級罪惡」。小黑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被責令寫檢討，還發誓要思想改造。那姑娘的母親到學校來大吵大鬧，要學校送她女兒去做檢查，證實女兒的貞操。在這幕鬧劇後，她帶著女兒退了學。

《魯迅全集》一直是父親最心愛的藏書，當我還是個孩子時，他便常常給我們讀魯迅雜文了。那時，即使有我父親解釋我也似懂非懂。而現在我完全被迷住了，我發現這些雜文筆鋒銳利，沒有黨派的語言，只有強烈的人道主義。他以懷疑的天才向所有被奉若神明的觀念挑戰，他是另一位用他自由的才智把我從教條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人。

在冬天，早飯前得幹兩小時的工。我和體弱的婦女們爬上山坡去砍柴。山上光禿禿的，幾乎沒有樹木，甚至灌木叢也稀疏疏的。我們經常得走很遠的路才會有點收穫。我們一手抓，一手用鐮刀割，多刺的灌木叢的每天都在我的手心和手腕裡留下幾根刺。開始時我花很多時間把它們挑出來，後來挑不勝挑，只好乾脆讓它們留在肉裡，發炎化膿後，自己鑽出來。

農民們還不滿意我做事不賣力。勞動是他們整個生命，也是他們判斷其他人的主要標準。他們對哪個人勞動努不努力，看得一清二楚。他們看得出我討厭體力勞動，一有機會就躲到屋裡看自己的書。其實，我在寧南患上的腸胃病和皮疹一到達德陽就立即復發了，幾乎每天都拉肚子，腿也因搔破皮膚感染而流膿發炎。我時常虛弱頭暈，但是向農民訴苦也沒有用，他們的艱辛生活使他們把所有死不了人的病痛都看得微不足道。

父親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對我也不無幫助。我是挑著讀的，用手指跟著那些晦澀的語句一字字啃，心裡納悶：究竟十九世紀德國的論戰與當代中國有什麼關係？但是有一個東西吸引了我，是我很少在中國見到的，那就是論證的邏輯。讀馬克思幫助我理性地分析問題。

梅姑娘的故事使我寒心，但還有別的事更可怕。我的鄰居有四個女孩，全是黑皮膚、圓眼睛的美人。不過村民們覺得她們不美，說她們太黑了，在大多數中國農村，白皮膚是美的標準「一白掩百醜」。當這家大女兒到了該出嫁的年齡時，她父親決定招個女婿上門。這樣他不僅能保住他女兒的工分，而且還能多個勞力。農村風俗是女人嫁進男人家，上門女婿對男人是一大羞恥。這個鄰居總算從窮山區找到了一個青年，這人拚命要擺脫山區，眼前只有結婚一途可幫他了。新女婿於是在人前地位很低，成了岳父的出氣包。我經常聽見他岳父高聲罵他，時不時禁止女兒跟他同房。女兒不敢違抗，怕被說成是不孝，又怕別人譏笑她太想和男人睡覺。女人要求享受性生活，甚至和自己的丈夫做|愛都被認為是件可恥的事。一天早上，我被窗外的喧鬧聲驚醒，原來這個青年頭天晚上灌了好幾瓶酒精濃度很高的番薯酒，第二天一早，他的岳父使勁踢他的房門，要他下田幹活，等破門而入時，才發現女婿已死在床上了。

我喜歡這兩個醫生，他們對我很好，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不厭其煩。他們自然不把我看作一個潛在的對手。在農村，大家看重的職業技能，而不是政治口號。

那位男孩一聽說，抓起一把菜刀就衝進這個教師的辦公室，要和她拚命。同學把他拉住了，那老師嚇得躲了起來。小黑看得出這件事給他的朋友的傷害多麼大：他第一次失聲痛哭。晚上，小黑和一些同學來陪他。第二天，他不見了，直到後來屍體被沖上金沙江岸。投江之前，他先緊緊捆住了自己的雙手。

一九七一年初，公社下達命令要醫療站設一名「赤腳醫生」。這個新鮮名稱的意思是：醫生要和農民打成一片，像珍惜鞋子的農民一樣打赤腳。當時「赤腳醫生」被捧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我們生產隊趕緊抓住這個機會來擺脫我。到了醫療站，我的口糧食和其他收入就由大隊而不是生產隊供給了。

就在這沉靜的小村子裡，在無數個萬籟俱寂的深夜。我在那間潮濕的小茅屋中看了很多書，想了很多事。剛到德陽時，京明給了我幾大箱子他在黑市上買來的書。那時他敢在家裡藏書了，因為被抄家的人和抄家的人都一塊兒被趕到米易幹校去了。每天我一下田幹活，心裡就巴望能早點收工回房看書。

所有的男孩子們都表現得像十全十美的騎士，有一個送了我一把三弦，還花了好幾天教我彈。獲准可唱的曲調都是歌頌毛澤東的，而且少得可憐。但是對我沒什麼關係，我的演奏技能更加有限。

這時，我姐姐小鴻在鄰村做得很好。雖然她和我一樣，也被跳蚤咬得渾身是傷，兩腿被病毒感染得紅腫，還經常發燒，但是她仍然堅持賣力幹活，評上了一天八個工分——女人的最高級別。「眼鏡」經常從成都來看望她，幫她出工。他的工廠像大多數其他工廠一樣停了產。因為舊的行政管理被「砸碎」，而革命委員會又只關心讓工人鬧革命，而不是搞生產，結果大多數工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眼鏡」於是常到田裡幫我姐姐幹活，讓她能休息一會兒。有時，他也和她一起做。村民們喜笑顏開地說：「好划得來，我們收了一個女子，結果得了兩個勞力。」

我一直想當醫生，家人的病，姥姥的死，都使我痛感醫生的重要性。來德陽之前，我已向一個朋友學針灸，也讀過一本本叫《赤腳醫生手冊》的書，這是很少的幾本官方批准出版的書之一。

我們經常在田裡磨磨蹭蹭待上十個小時，幹五個小時就能完成的活，我們不得不磨夠十個小時，因為這才算一個整天。我一到地裡就兩跟盯著太陽，一心指望它快點下山，度時如年地計算離收工哨還有多久。我很快就發現無聊與繁重的農活同樣令人筋疲力盡。

另一次，一群小伙子擔著番薯經過我們村子，在狹窄的路邊休息。他們的扁擔放在地上，擋住了路。我沒有留意，抬腳跨過了一根。忽地一聲，一個小伙子跳了起來，一把抓起扁擔，衝到我面前，兩眼冒火地瞪著我，就像要一扁擔打過來似的。從別的農民議論中，我才明白女人跨過男人的扁擔，男人肩上要長扁https://m.hetubook.com.com瘡。我只得又跨回來，以示「清毒」。我在農村全部時間裡，從來沒有看過掃除這類迷信的努力。人人習以為常，提也不提。

所有這些不幸都是以平淡的口氣敘述的，沒有多少戲劇情節，也不怎麼動感情。在這鄉野，甚至死亡消息也只像石頭投進了水池，濺起一陣浪花後，波紋很快散成了平靜的水面。

南南、我姐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德陽縣的公社願意接納我們，此地離京明落戶的公社不太遠。我姐姐男朋友「艱鏡」的一位同事是這裡的人，他樂意把我們算作他的侄女。雖然我們沒有證明證實親戚關係，但沒有人想查個究竟，只要我們是勞動力就行。這個地區的一些公社缺人手。

第一次用新方法組織我的思維，使我不勝快樂！其他時間，我則讓思維滑到朦朧的意境裡，寫我的古體詩。在田裡勞動時，我也往往沉浸在詩的構思中，繁重的勞動變得可以忍受了，甚至還有了樂趣。因為寫詩，我喜歡孤獨，不願和別人閒扯。

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清除中國文化中的封建東西，相反地，它賦予這些東西政治上的尊嚴地位。現代專制和古代的偏狹互助互長，封建道德的罪人現在變成了政治上的犧牲品。

農民最不高興的事就是我經常不在村裡幹活。三分之二的時間我都在父母幹校陪他們或在宜賓照料俊英娘娘，每次一走就是好幾個月，沒有規定不准走。我顯然沒有掙夠我基本口糧的工分，但我卻照樣在村裡分糧食。農民們擺脫不了這種平均分配的分糧制度，也擺脫不了我，他們無法把我趕出生產隊，他們很自然怪罪於我，我也覺得對不起他們。但我也擺脫不了他們，我想走也走不了。

毛澤東為農民想出個「高招」，大量製造醫生——「赤腳醫生」。他說：「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又說：「書可以讀一點，但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這些話是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說的。同一天，他還講了句名言，變成了衛生、教育領域的指導方針：「書讀得越多越蠢。」我於是沒有半點培訓就走馬上任當醫生了。

當時，「夜校」被鼓吹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把教育帶到鄉村」。有一天，我們隊裡宣佈要辦夜校了，並要我和南南當老師。我很高興，然而，上了頭一堂課後，我便看出這裡根本沒有教育可言。

因為每個隊最多只能接納兩個，我們被分配到了兩個生產隊，我和南南同一個生產隊，我姐姐獨自去了三哩外的另一個隊。這裡還有火車，不過得在鄉間田坎小路上步行約五小時才能到達火車站。

宣傳赤腳醫生是毛澤東的政治策略，他指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說它不去照顧農民，只關心城裡人，特別是只關心共產黨幹部。他還譴責醫生不願意到農村去工作，尤其是不願意去偏遠的山區。毛澤東身為這個政權的頭號人物並沒有為這種局面承擔責任，也沒有下令建醫院和培訓更多的合格醫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醫療狀況變得更糟。毛的指責只為增加人們對文革前共產黨體系和醫生護士這樣的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

我也責備自己沒能照顧好姥姥。當她在醫院裡時，我認識了平和溫。他們的情誼好像是一堆軟軟的棉花把我包起來，使外界的悲慘和姥姥的痛苦對我刺|激都不那麼強烈。現在我告訴自己，當時的任何歡樂是多麼不應該，特別是姥姥原來病已垂危！我決心不再交男朋友，我想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贖罪。

這個村子有所公社補貼辦的小學，文革一開始，孩子們就盡情的折磨老師，把可憐的老師弄來鬥爭、游村、頭上頂一個沉重的鐵鍋，臉用油煙塗得漆黑。有一次，他們差一點打裂了老師的頭骨。從此之後，不管怎麼勸，沒有人敢當老師了。

小黑在班上有個好友，一個人人喜歡的十七歲少年。他有個很敏感的痛點：他母親從未結過婚，但卻生了五個孩子，每人有不同的、不知名的父親。這種情況在當時的社會十分罕見，雖然官方說不應該歧視「私生子」，可這還是個不光彩的名聲。如今，在一次政治運動浪潮中，這個少年的母親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批鬥，男孩對有這樣的母親感到恥辱，他私下告訴小黑說他恨她。一天，學校頒發最佳游泳者獎（毛澤東喜歡游泳）。學生們一致選了這個少年，可是審定會後卻沒有他。原來一個青年女教師反對說：「我們怎麼能選這種人，他媽媽是個『破鞋』呀！」

逐漸地，姥姥的整個身體似乎都已死去，只有她的眼睛仍然睜開著，像是在期待什麼，她不肯閉上眼睛，因為她還沒見到心愛的女兒。終於我母親獲准回家了，之後的兩天時間，她沒有離開姥姥的床邊，姥姥時時對她輕輕說話，告訴母親她是怎麼病的。

我的醫療職責不清不楚。迄今為止，我摸過的醫書只有那本《赤腳醫生手冊》，現在我一頭鑽了進去，這本書沒有什麼醫療理論，只是羅列症狀和開處方。每天我和那兩個醫生都穿著日常服裝坐在診斷室裡，我的桌子在最前面。患病的農民一個個繞過我的桌子，去見後面兩個醫生，顯然對我這個十八歲的不時翻書的姑娘放心不下。我與其說被得罪了，毋寧說感到鬆了口氣。我要是病人，也不想看這種醫生：我給他講病狀，他翻書，再抄處方！有時，在一種諷刺的情緒裡，我想：是否我們推崇赤腳醫生的新領導——不包括毛澤東，我仍然不敢懷疑他——會請我當他們的醫生呢？當然他們不要。赤腳醫生本來就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當官的」服務。我很高興只當了一名護士：按處方單發藥、打針。我早就因治母親的子宮出血學會了打針。

到宜賓後，小黑對又要上學憂心忡忡，擔心再受氣。沒料到，他甚至可以說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教師、管理學校的工宣隊和學生們似乎都聽說過我父親，公開表示敬佩。小黑馬上被另眼相看，學校裡最漂亮的女孩子成了他的女朋友，最霸道的男孩子都讓他三分。小黑看得出來，我父親在宜賓是個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儘管人人都知道，他現在倒了楣。知道「二挺」大權在握。在「二挺」統治下的宜賓，民眾過著恐怖的生活，數以千計的人在武鬥或私刑拷打下身殘、死去。我家的一位朋友僥倖逃生：當他的孩子到停屍房為他收屍時，發現他還有一口氣。

他的話和農民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第一次我無意中發現了共產黨中國在文革之前的醜惡的一面。事實和漂亮的官方說法相距太遠！正是在德陽的山野田間，我的懷疑加深了。

一輛孤伶伶的卡車停在雲南岸邊巧家鎮的籃球場上，司機樂意載我們一程。當卡車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下抖動行進時，我不停地苦思我當初該怎樣做就可以救了姥姥。我們經過了雲遮霧障的群山，在它們的懷抱裡有許多泥巴房屋，背後總是一叢叢芭蕉樹。看到那些頎長的芭蕉葉，我想起姥姥病房樓門口的那兩盆小小的，不結果實的觀賞芭蕉。當平來看我時，我總和他坐在這些芭蕉旁邊，交談到深夜。姥姥不喜歡他，見不得好玩世不恭的神態和目無尊長的樣子。有兩次，她蹣蹣跚跚走下樓來，生氣地把我叫上去。雖然當時我也恨自己讓她著急，但是卻無法控制自己，忍不住想見平。現在我只希望一切能重新開始！我再也不會做任何惹她生氣的事了。我會一心一意守護著她，使她恢復健康——可怎樣做她才能活下來呢？我一點兒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