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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個叫「永」，二十兒歲，有張善良細膩的臉，兩隻大耳朵。他是個大學畢業生，文革快開始時，分配到省委宣傳部工作。在幹校他是我父親所在「班」的班長。儘管他得服從命令，把最重的活分給我父親，但一有可能，他就悄悄減輕我父親的農活。有一次，我跟他簡短對話時，說我帶來的爐子沒有煤油燒，沒法為父親弄熟帶來的食物。

晚飯後，我們常溜躂到我最喜歡的「動物園」去。十多個奇形怪狀的石頭，散開在草地上，像一群稀奇古怪的動物地曬太陽。石頭上有些凹坑，正好可把身體靠上去，我們就坐在石頭上凝視遠方。不遠處的斜坡下面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樹，外面是安寧河，再往遠處就是無邊遠際的山嶺了。木棉樹猩紅色的花樣子像玉蘭，但是大得多，直接從赤|裸裸的、無葉的、筆直的枝椏上冒出來。我在幹校的那幾個月裡，眼看著這些碩大的花開放，大團大團的紅花浮在烏黑的枝條上。花謝了就結出拳頭大小的果實，爆開後吐出絲般的絨毛，隨著溫暖的山風滿山遍野地飄，像在飄雪花。

一九七一年夏季的一天，我母親發生嚴重的子宮出血，昏了過去，被抬進醫院。當權者不准我父親去看望她，雖然他倆都在西昌。母親病情穩定後，獲准回成都治療。在成都，子宮出血是止住了，但醫生發現她得了「硬皮病」，右耳後面的一塊皮膚變硬，並且開始萎縮，右下顎變得比左邊小，右耳聽力逐漸消失，右邊的脖子變得僵直，右手右膀也感覺麻木，動作不靈活。皮膚病專家告訴她，皮膚硬化最後會擴散到內臟器官，那時她全身和內臟都會萎縮，在三四年內會死亡。他們說西醫沒有辦法治這種病，只有試試靠口服「強的松」，脖子上注射「可的松」混懸液控制。

父親常常反省自己的過去。他告訴我他怎麼沒邀請姥姥參加他的婚禮，又怎麼在她千里迢迢從東北到宜賓的一個月後就打發她走。我聽見他多次責備自己，說過去對他母親照料不周，又太死板，結果連母親喪事，也是事後才知道的。他搖著頭說：「唉！太遲了！」他還責備自己五〇年代對俊英娘娘的做法。當時他曾努力勸她放棄佛教信仰，守著要她這位素食者開齋吃葷。

我當時正在父親幹校，接到母親來信說她患病，父親馬上就去請假要回家去看她。永先生很同情他，但是幹校領導拒絕了。我父親當著滿院的人痛哭失聲，他部裡的造反派都愣住了，在他們眼裡，他一向是個鐵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趕到郵局，等了幾個小時，開了門，他發了一份三頁紙長的電報，開頭是：「聞君病重，輾轉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見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個好丈夫』，萬望君勿撒手而去，容我朝暮謝過，以贖前愆。」

從成都出發乘三天卡車，到了西昌北部的牛郎壩。這裡南去的路分了叉，一條去西南面，通米易——我父親的幹校就在那裡；另一條往東南，通寧南。

大約四十天後，她不無惋惜地恢復了健康，搬回幹校營地，此時大家都搬進新土屋了。牛郎壩的氣候很奇特，「雷在中間打，雨在團轉下」，也就是說壩子中央小盆地四周山上下雨，盆地中卻無雨，只乾打雷閃電。因為盆地裡土壤太乾，而且一打雷就危險，當地農民不在這裡種莊稼。但是造卻是幹校唯一可以弄到的土地。他們種上抗旱玉米，從山凹低地擔水過來。大家都很想吃米，於是提出幫農民做活，以工換米。

她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達這裡的。同行是約五百名以前的東城區同事，既有走資派，也有造反派。他們從成都被匆匆攆走，到了這裡沒有住處，只有幾間曾在這兒建築成都─昆明鐵路的工程兵留下來的土屋。一些人搬進了這些土屋，另一些人則擠進當地農民家。建築材料只有泥土和茅草。泥土得從山上挖出，擔下來，混合著水做成泥磚。沒有機械，沒有電，沒有牲畜代工。牛郎壩高達海拔五千尺，一年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一天卻有四季。早上七點，當母親開始勞動時，氣溫在零度以下，中午則驟升到二十七攝氏度。下午四點，熱旋風捲起小石子往人臉上打，身上熱得想剝層皮。晚上七點收工時，溫度又往下跌。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母親和其他人每天得勞動十二個小時，只有中午短暫的吃頓飯才算休息一會兒。開始的那幾個月，吃的只有米和水煮甘藍菜。

我待了三個多月。幹校當局准許我在食堂裡吃飯，在一間有五個女人的屋子裡分給了我一張床。同室人自然不理我，非跟我說話不可時，也只是幾個字。大多數於校的人見到我都露出「橫眉冷對」的htｔｐs://m.hｅｔｕｂoｏk•ｃｏm•cｏm敵意，我也報以如入無人之境的樣子。但是這裡也有好心人，或者說是有勇氣表現他們好心的人。

每聽到一件自殺的事，我就多一層緊迫感，決心減輕父親精神和身體的壓力，要他感到自己被愛，生活中有值得為之生存的東西。鬥爭他的會上——現在已變得非暴力了，因為幹校的人已沒有那麼多精力了——我總坐在他能看見我的地方，使他感到有人陪伴而安心。會一結束，我們就一起去散步，我東拉西扯地說些閒話，讓他忘卻醜惡的鬥爭會。我讓他坐下來給他按摩頭、脖子、肩膀，他則背誦古詩給我聽。白天我和他一起勞動，自然是幹那些最髒最累的活。有時我幫他挑擔子，擔子有一百多斤重，我盡量顯得若無其事，儘管在沉煎的負荷下，我站都站不住。

我待了十天，在大年初一那天去父親的幹校。那位送我到這裡的好心卡車司機將在我下車的那個地點來接我。母親的眼睛濕潤了，雖然父親離這裡不遠，但是卻不准她兩人互相探望。我把原封不動的裝滿食品的背簍重新背在背上，母親堅持把所有的東西都帶給我父親。母親對我即將離去顯得很悲傷，不斷地說可惜她沒能給我吃上傳統的春節早餐——象徵閤家團聚的湯圓。但是我不能等，擔心會誤了車。

太陽越爬越高，仍然不見卡車的蹤影，遠處幹校的煙囪冒出的股股濃煙漸漸稀疏了。沒給我湯圓吃的遺憾情緒佔據著母親的心，她一定要回去拿。

著名的牛郎織女神話就發生在這兒。王母娘娘的小女兒織女（我家那條支機石街的那塊隕石據說就是支撐她織機的石頭）從天庭下凡到這裡的邛海中洗澡。在湖畔生活的一位放牛郎看見了這位女神，兩人很快墜入愛河，結了婚，生了一兒一女。王母娘娘認為織女下嫁凡人觸犯了「天條」，於是派天兵天將捉拿她回去。牛郎在後面緊迫不捨，在他快要趕上時。王母娘娘從頭上拔出一支玉簪在他們兩從中間一畫，畫出了一條巨大的河流——銀河。銀河把牛郎織女永遠隔開，只在每年七月初七，普天下的喜鵲飛搭橋，兩人才得以團聚一天。

沉默了好一會兒，他才又慢慢地說：「如果我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產黨了。」

夜裡，躺在稻草床墊上，時時回想自己孩子們的童年。她發現自己想不起多少故事。在我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她是一位忙於工作、經常不在家的母親，把自己獻給革命事業，犧牲了家庭生活。現在我母親悔恨地想她的一片忠心似乎毫無意義，她以一種無法忍耐的心疼想念著孩子們。

這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當時她的心情好像是隔了若干世紀，突然見我自天而降。我是第一個兒女來幹校探親的，激起了大夥兒對母親的羨慕和對我的親熱。六月從成都載我來西昌辦戶口的那輛卡車，這回又把我送到這裡。我背上的大背簍裡裝滿了香腸、雞蛋、糖果、蛋糕、掛麵、白糖、和罐頭，全是我們五個孩子和「眼鏡」從我們的配給及生產隊分配的東西中節省下來的，為的是好好款待一下父母。背簍沉重得好像要把我壓垮。

一九七一年初，消息傳出：「二挺」下台了。我父母，特別是父親，情況很快有了明顯的改善。他們開始有了星期日休息，幹的活也輕了些，有人和我父親說話了，儘管態度仍然很冷淡。說明形勢真的變了的證據是，一個新「學員」來了幹校——姚女士，那個過去折磨我父親最起勁的人，隨「二挺」垮台被攆了下米。隨後，我母親獲准探望父親兩個星期，這是他們幾年來第一次團聚，也是兩年來第一次見面。上一次是父親臨去幹校前跟我在成都大街上看了母親一眼。

他不准進廚房，身為「攻擊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他是危險分子，可能在飯菜裡下毒。這種事有沒有人相信並不重要，關鍵是要凌|辱他。我父親默默隱忍了種種折磨，只有一次按捺不住怒火。他剛到幹校時，造反派要他戴白袖套，上面寫著幾個黑字：「現行反革命分子」。他一把把袖套摔開，咬緊牙說：「來！來把我打死算了，我不戴！」造反派只得罷休，他們深知他說話算話，而上面又沒有下令要打死他。

農民還告訴城裡人，有時還會出現豹子。這些野獸都害怕火光。因而每到夜晚豬圈外都得點起篝火，有人守夜。就在這些火堆邊上，我母親度過了許多個不眠的夜晚，坐在火堆邊上望著流星閃著白光劃過繁星滿佈的蒼穹，二狼窩山的黑色輪廓映在天邊，狼嚎聲時隱時現，時遠時近。

在幹校被迫害的人不光和圖書是走資派，那些與國民黨有些微關聯的人、那些私仇的目標、妒恨的對象，連失了寵的造反派頭頭，都在挨整。有許多人死了，不少是跳進奔騰咆哮、切過叢山的安寧河裡自殺的。夜靜更深時，河水在山谷中激起陣陣回聲，幾重山之外都能聽見。幹校的人不寒而慄，說這聲音聽上去就像是冤死的鬼魂在嗚咽。

母親的幹校是按照軍隊編制，由一些軍官管理，受成都市革命委員會直接控制。最初我母親被當作「階級敵人」，中午吃飯時不准坐下，得低著頭站在一旁「認罪」。宣傳媒體說這種懲罰方式可以提醒人們不忘階級鬥爭，休息時還得留出一分精力來仇恨。母親向她的軍官連長抗議，說她總不能一天到晚幹活不歇口氣。這人是文革前東城區開裝部的軍官，和母親關係甚好，於是他下令停止這種處罰。不過母親仍被分配去做最笨重的活，也不像別人那樣有星期日可休息。結果她的子宮出血情況又惡化了，隨即還得了肝炎，又黃又腫，站起來都很困難。

父親則自責過去對小黑太嚴厲。他常摸著小黑的頭，歉然地說：「簡直不可想像我過去那樣打你，對你委實太粗暴了。」他又說：「我這段時間想了很多往事，過去對你們太厲害。真好笑！文化大革命反而讓我變了個人。」

一九七〇年二月，母親到牛郎壩三個月了。在春節的十天前，她的連隊列隊在住地前面準備歡迎一位來校視察的「首長」。等了老半天，只見土路上遠遠走過來一個人，大家都盯著看，低聲議論，說這不可能是首長吧？他應該是乘小汽車來的，而且還應有隨行人員。來人也不像當地農民：那種用長長的黑毛圍巾包著頭的樣子太洋氣了。等再近一點兒看，才發現這是個年輕姑娘，背上背著一個大背簍。看著她一點點走近，我母親的心怦怦直跳，覺得來人像是我。她心想：「這要真是我的女兒該多好啊！」突然，周圍的人興奮地用手肘碰她說：「是你女兒來了，夏德鴻，你女兒來看你了，是二鴻！」

我母親用一塊深藍色的頭巾包著頭，在下巴打了個結。她的臉不再細嫩了，在酷熱的陽光和狂暴的風沙下變得十分粗糙，皮膚看上去像西昌當地的農民一樣，比她實際年齡三十八歲要蒼老十歲。當她撫摩我的臉時，我感到她的手像是塊龜裂的老樹皮。

在西昌的夜裡，篝火幾乎是僅有的光明。這裡沒有電，蠟燭是有，但貴得嚇人，煤油很少。不過有燈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讀，不像我在德陽比較自由，可以看京明從黑市上買來的書，幹校控制得很嚴，能閱讀的只有《毛澤東選集》和《人民日報》。偶爾，幾哩外的駐軍兵營放映電影，總是毛夫人江青的樣板戲。

幹校倒不乏醫生，東城區醫院的一部分醫務人員也下放到這裡。只有革命委員會成員們最需要的醫生才准留在成都。為母親治病的醫生告訴她，他和同事們都非常感謝她，因為她在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沒整他們。因為缺乏西藥，這個醫生就走很遠的路為她採集草藥，像車前草、半枝蓮、魚腥草、仙鶴草等。

幾天後，永繃著張毫無表情的臉，做出閒蕩的樣子從我身邊走過，我感覺到有件金屬製品塞到手上：是一個鐵絲做成的爐子，高八寸，直徑四寸，這是他自己做的，可以燒捲成小團的舊報紙。報紙現在可以燒掉了，毛澤東的像已從上面消失了。毛澤東自己不要報上老登他的像。登像的目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已經達到了，繼續登只會適得其反。我在這個燒廢紙的爐子上所燒的菜勝過幹校伙食千倍萬倍。當誘人的香氣從小鍋裡冒出來時，我注意到父親同室的七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做吞嚥動作。我很遺憾不能給永一點，被同事聽到風聲，我們大家都要倒楣。

我家卻變得更親密了。小時候常挨父親打的小黑現在更愛父親了。他第一次去幹校時，當權者對父親總有孩子來陪很不舒服，於是不分給小黑住處。他只得和父親合睡一張單人床。為了讓父親睡好一點——睡眠對他的精神非常重要——小黑從來不讓自己熟睡，擔心會伸腿伸手碰醒了父親。

林彪之死有各種神秘的說法，但他的垮台與一年前陳伯達失寵有關。他們把毛澤東吹捧得太過神化，引起毛對他們的疑心。他懷疑林彪一夥人在耍陰謀，想把他架空，讓他享受抽象的讚美，而剝奪他的實權。毛澤東特別懷疑林彪這個他所選擇的接班人，懷疑他處處「紅書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動機。毛澤東斷定這個第二號人物想「搶班奪權」，結果，不是毛澤東就是林彪先採取行動，以保住自己權力和生命。

一天天、一月月過去了，繁重艱苦的勞動和圖書、單調枯燥的生活變得令人無法忍耐。每個人都想念家人和孩子，造反派也不例外。他們的怨聲可能更大，因為他們意識到過去自己賣力是白費了，什麼也沒得到，更不能回成都重新進入政府工作了，革命委員會的缺已經佔得滿滿的了。就這樣，在來到牛郎壩的幾個月後，消沉代替了大批判，造反派們的沮喪有時還得靠我母親的說笑來驅散。她由此得了個綽號：「觀音大士」。

農民答應了。當地風俗是女人不准擔水，男人不准插身，而且插身的婦女必須是生過兒女的，最好是兒子。農民們相信多子的女人插的身「結子多」，產量高。我母親成了這個風俗下的首選對象，她生了五個孩子，有三個是兒子。比大多數女同事都多。這下她得整天彎著腰在水田裡做十五個小時，子宮不時地出血。

那位醫生還向幹校的當權者誇大她的肝炎傳染性，這一下他們怕了，把她搬到半哩外一處廢棄了的豬圈裡，讓她單獨住。一些好心的同事幫她把豬圈打掃乾淨，鋪上乾草，睡上去簡直就像豪華的床墊。折磨她的人不敢沾邊，醫生卻天天來看她，悄悄替她向當地農民訂了份羊奶，逐日送來，一位同情她的炊事員為她每天送飯。當四下無人肘，她就會偷偷往菜裡打個雞蛋。幹校有肉吃了後，我母親每天都能吃到肉，而其他人只能每星期吃一回。她還有水果吃——梨子和桃子，是朋友們在市場上買的。害肝炎對我母親來說真是「天賜良機」。

「二挺」在幹校盡情地整治他們的敵人。有位官員曾於一九六二年參加過調查他兩人的專案組。這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從事共產黨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受嚴刑拷打，摧毀了健康。在幹校他已病得很重，但還得去幹活，不能有一天休息。他做得慢，就強迫他晚上接著做。大字報說他「裝病偷懶」。我看見一張大字報是這樣開頭的：「同志們，你們可曾注意到這個面目猙獰的活死屍？……」在西昌無情的陽光下，他的皮膚曬乾了，大塊大塊褪皮。他也餓得不成人形：他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得少食多餐，但他無法多次進餐，所以總是挨餓。一天，他餓得受不了，就走進廚房找些泡菜水喝，結果被人說是他想下毒。他預感死之將至，寫了封信給幹校領導，說自己快死了，可不可以減少點重活，結果唯一的答覆是更狠毒的大字報浪潮。不久後的一天，他正在田裡施肥時，在灼熱的陽光下一頭栽倒了。他被送到幹校醫院，兩天後去世。臨終前沒有人在他的身邊，他的妻子已經自殺了。

有兩件事使我又吃驚又放心。第一，母親看上去很好。她後來告訴我她剛從肝炎中康復。第二，她週遭已沒有敵意氣氛，不少人還叫她「觀音大士」，這簡直使我不敢想像，她還算是個「階級敵人」啊！

我得走一兩個小時才能到達父親的「連隊」。途中有座鐵索橋架在深河谷上，一走上去就搖個不停，使我幾乎失去平衡。背簍很沉，我筋疲力盡，但仍禁不住驚歎群山的壯美。雖然此時只是初春，鮮艷的山花已開了滿山遍野，在木棉樹下，番木瓜叢旁。走近父親的營地時，我看見幾隻五彩繽紛的野雞在梨、李、杏的花枝下大模大樣地漫步。幾星期後，樹上抖落下來的粉紅、潔白的花瓣，會淹沒這些泥巴小路。

幹校的伙食老是水煮大白菜。由於長期欠缺油水，大家一天到晚都覺得餓，每次吃肉都翹首以待，好像過節，甚至最狠的造反派也有了笑模樣。這時的父親會把肉從自己碗裡夾出來，塞到孩子的碗裡，於是你讓我，我讓你，筷子和碗打起仗來。

十一月中旬，我父親聽到林彪事件的文件傳達。馬上，一些造反派就對他面帶微笑了。會議上他們史無前例地讓他坐下，要他「揭發葉群」——林彪的夫人，她和我父親是四〇年代初延安時期的同事。我父親一聲不吭。

已有一年沒有看見父親了，看到他的第一眼使我翻腸倒肚地心酸。他挑著一擔磚一路小跑著進了院子，舊藍外套空蕩蕩地掛在身上，挽起來的褲腳露出一雙青筋凸起的腿。風吹日曬的臉上滿是皺紋。頭髮灰白斑斑。他看見了我，一陣手忙腳亂地放下擔子，顯然是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向他，中國傳統父女不擁抱撫摸，他用眼睛告訴我他是多麼高興。他的眼神裡都是愛和溫情。我也從中看見了磨難留下來的痕跡，他昔日的朝氣和活力變成了一種衰老的茫然，雖然猶帶一絲不屈。他才四十幾歲啊！應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我的喉嚨哽住了，馬上又緊張地審視他的眼睛，擔心他的精神病是不是復發了。不過他看上去還好hｅｔｕｂｏoｋ.ｃom•ｃoｍ，我心裡一塊大石頭落了地。

我和母親步行了半小時來到公路邊，坐在高高的茅草旁等候。周圍的山脈像大海一樣起伏著，厚厚的茅草就是海中的波濤。太陽變得耀眼溫暖了。母親摟著我，整個身體似乎都在說她捨不得讓我走，擔心再也看不見我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她的幹校和我的公社都有結束的一天，還以為這些地方就是我們的終老之地、有成百上千的可能性使我們將天人永隔。母親的悲哀心情感染了我，我想起姥姥，我去了一趟寧南回來就失去了她。

但是我父母受的罪還沒結束，文化大革命仍在繼續。「二挺」下台並不是因為他們幹了太多壞事，而是毛澤東懷疑他們與陳伯達關係密切。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現在毛澤東要整掉他。這次運動又多了犧牲品，「二挺」的左右手陳沫自殺了，他曾幫助我父親從監獄中釋放出來。

晚上，她和其他人輪流守夜看守豬圈，防止狼來偷豬。茅草土屋住地背後是連綿大山，叫「二狼窩」，可是名符其實的狼窩。農民告訴他們：狼很精，偷偷鑽進豬圈後，對豬是又用舌頭舔，又用爪搔，特別是搔豬耳朵後面，使豬舒服得迷迷糊糊的，不發一點聲音。然後狼輕輕咬住豬耳朵，牽著它走，邊走邊用尾巴輕輕拍打豬身，此時豬還以為是情人在愛撫它，會乖乖地跟著狼，把自己送入狼口。

父親的健康狀況一直在惡化，因為巨大的精神壓力，幾年的野蠻批鬥、毒打，再加上惡劣條件下的繁重體力勞動。五年時間裡，他一直靠服用大量鎮靜劑來控制自己。有時，他要服用二十倍於常人的劑量，毀壞了他的身體。他每時每刻都感到身上某處在劇痛，後來開始咳血，氣喘心跳，一陣陣頭暈。他剛滿五十歲，看上去就像七十歲的人了。有的醫生板著臉，不耐煩地給他開藥，不給他好好檢查，也不聽他細說病症，去看一次病回來總要聽一些造反派的訓斥：「不要以為裝病就可以躲掉了！」

在西昌格外晴朗的夜空中，銀河這億萬顆星組成的洪流顯得份外蒼莽浩瀚。明亮的織女星在銀河一岸，牛郎和兩個孩子的牛郎星座則在另外一岸。多少世紀以來，這個神話故事一直口口相傳，因為中國人的家庭老是被戰爭、土匪、貧窮及冷酷無情的政府所拆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母親就是被送到這裡。

一天傍晚，她蹲在小池塘邊洗衣服。洗完直起腰來時，她看見對岸二十多碼外有一隻狼瞪著眼睛望著她。她頭髮一下子豎起來，但馬上，她記起了童年時大老李告訴她的故事，遇到狼時得退著慢慢走，不要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來，不要回身，不要跑。她照這樣倒退著一步步往住處走，臉總朝著狼，狼也跟著她。翻過山坡她到了住地邊，狼站住了。這裡可以看見火光，聽見人聲。這時她才猛地轉過身飛快地跑進一扇門裡。

一天，當我們正在「動物園」裡休息時，一個農民路過，嚇了我一跳。他像個侏儒，又怪模怪樣。父親告訴我這地方與世隔絕，近親結婚十分普遍。然後他歎息著說：「這個山區裡邊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真想來這裡當個公社社長，或者生產大隊長，做些實際工作，做些有益的事，要麼就當個普通農民。我當官是當夠了。要是全家搬到這裡來，過農民的單純生活多好啊！」從他的眼睛裡，我看到了一個精力充沛、能幹的人渴望有個發揮的地方。我也看出他有點像歷史上的士大夫，宦途失意後對世外桃源充滿夢想。我還能體諒得到父親的另一層苦衷：一旦成了共產黨的官，就不能平安地退出不幹，田園生活於是可望而不可及，成了美夢了。

俊英娘娘於一九七〇年夏天去世，她的癱瘓情況逐漸侵襲了全身，而始終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她死時鎮靜自若就像她的一生。我們對父親封鎖消息，因為知道他對她的愛與尊敬有多深。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眼鏡」來德陽看我，帶來一則爆炸性新聞：「林彪死了！」「眼鏡」聽了正式文件傳達，說是林彪想暗殺毛澤東，未遂後逃往蘇聯，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

一九七一年冬天，京明在幹校陪父親。他很擔憂父親的身體，一直待到一九七二年春天。這時，他接到他落戶的生產隊的一封信，說他如果不立即歸隊，秋結算就不給他分口糧。他離開的那天，父親送他去火車站，當時鐵路已從成都修到戰略基地西昌。去火車站的路很遠，一路上兩人沉默著。突然父親劇咳了起來，京明忙把他扶到路邊坐下，給他捶背。過了好半天，父親才緩過氣來。他抬起頭和圖書，長歎口氣說：「唉！可能活不長了，人的一輩子好像一場夢啊！」京明從未聽他議論過生死，吃了一驚，忙說些話安慰他。父親繼續說：「我問自己怕不怕死，我現在這個樣子哪點有死了好？苦海無邊，看不到個了結。有時我也很軟弱，站在安寧河邊心裡想往下一跳了事。但我又想，死不得，我這樣問題沒說清楚就死了，你們大家就沒有出頭的日子了……」他停頓了片刻，接著說：「我這些日子一直在想過去。我是學徒出身，童年很若，眼看著社會有那麼多不公平，我參加共產黨，就是想建起個公正的社會來。結果這個社會有多公正呢？這麼多年來走南闖北，沒日沒夜地工作，從來沒有想過為自己、為家庭謀私利，到頭來還是落得這麼個下場，累及妻兒。老百姓說：落壞下場一定是做了虧心事，得了老天的報應。我想著我這輩子所做過的事，我是判過幾個人的死刑……」

我去看了父親三次，每次都待上幾個月。我們幾個孩子輪流去，所以父親一直都有家人陪伴，享受家庭溫暖。他經常自豪地說：他是幹校人人羨慕的對象，別的人中罕有不間斷地有孩子陪伴的，連來探望的人也少。文化大革命惡化了人與人的關係，使無數個家庭親情淡薄。

幾年之後，她告訴我當她看見我爬上卡車時，碗從手上落了下來。但是她依然跑著，想弄清真的是我上了車，雖然上卡車的不會是別人，在這灰黃的世界裡沒有一點人跡。她一連幾天神志恍惚地走來轉去，心裡若有所失。

我的村子聽公社傳達了這件事的官方說法。這個消息對農民沒有任何意義，他們連林彪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卻欣喜若狂。那時我還不敢懷疑毛澤東，對文革我是恨林彪。我還把他和毛澤東的分裂當作是毛決心與文革決裂，要結束這場災難了。林彪之死重新激起我對毛澤東的忠誠，很多人和我一樣樂觀，因為當時有種種跡象表明文革正在扭轉。果真如此，緊接著林彪事件，走資派開始平反，離開幹校。

父親向京明說起朝陽的惡霸和宜賓的土匪頭子，然後說：「這些人血債纍纍，老天有眼也會要他們死呀！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我這輩子到底做錯過什麼要受這種罪。」

然而，儘管他的同事紛紛平反，準備回家，當權者卻對父親說：「你不要以為自己沒事了。」我父親對毛澤東的批評仍是不赦之罪。

那年秋天，我弟弟小黑和小方在幹校陪父親。一天吃完晚飯後他們正在散步，八歲的小方脫口說出俊英娘娘去世的消息。父親臉色頓時變了，一動不動，像發傻似地站了很長時間，然後他轉向路旁，蹲下身去，雙手捧著頭，肩膀因抽泣而抖動。弟弟們從來沒見過父親哭，一下子都驚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她離開後，卡車開來了。我往幹校方向望去，遠遠見她正朝我跑來，白金色的乾草在藍頭巾四周飄，她手捧著一個彩色瓷碗，小心翼翼地跑著，看得出不想讓湯圓的湯灑出來。她還離得很遠，約莫二十分鐘才能到。我不能讓司機等那麼長的時間，他已經幫了我很大的忙了。我爬上卡車，回頭看見母親還在跑，只是那個碗好像不見了。

他和省委宣傳部的另外七個人同住一間小屋子，牆上只有很小的一扇窗戶，門總得開著，以透氣透亮，甚至晚上有時也得開著門睡覺。屋子裡的人互不打招呼，沒有人理會我的到來。我馬上感到這裡的氣氛比我母親的幹校要緊張得多。看得出來，這地方是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也就是在「二挺」的直接控制下。院子裡的牆壁上貼滿了一層層大標語和大字報：「打倒ＸＸＸ！」「ＸＸＸ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大字報下靠著些用破的鋤頭、鏟、鍬。很快，我就發現父親在一天繁重體力勞動之後，還得在晚上挨批判鬥爭。既然只有一個法子可離開幹校，這就是回去為革命委員會工作，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只有討「二挺」的歡心，於是一些造反派就競相比賽誰最狠。我父親成了當然的犧牲品。

經過好幾個小時的顛簸後。我到了父親的幹校，它坐落在大山之間，過去曾是勞改農場，犯人們在荒山野嶺中開拓了這個農場，然後遷移到別的處女地去開發，把這塊已耕出一點成果的土地讓給這些比他們處境好一點的被貶人士。幹校很大，容納了幾千名以前省組機關的幹部。

多虧有永先生和其他正直的人，我家姐弟才得以到幹校看望父親。也是永先生允許我父親在下雨時歇工，這成了他唯一的休息日，星期日別的人不幹活，父親卻像母親一樣得勞動。下雨天雨一停，父親和我就到松林裡去採蘑菇，打野豆子。回到營地，我把這些收穫和一個鴨罐頭或別的肉煮在一起，跟他享受一餐美味佳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