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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父親是偶然成了國民黨軍官的。一九三七年，他和兩個朋友長途跋涉去延安參加共產黨打日本。快到延安時，國民黨的路卡攔住了他們，勸說他們留下。兩個同行的朋友堅持要去延安，戴的父親則留下來當了國民黨，心想反正是中國人的部隊，打日本就行。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時，他和那兩位朋友成了對敵。一九四九年後他去勞改，而那兩位朋友成了共產黨軍隊裡的高級軍官。

進了醫院院子，我們坐在低矮的石頭橋沿上休息，父親看上去迴腸九轉。終於他說話了：「你能原諒我嗎，女兒？我實在不能做這事……」頓時我覺得一陣憤怒，直想衝他大喊，說我也不想做這種事，但不這樣做就沒有希望。這不是我的錯，實在是沒有更公平的路好走啊！我想告訴他我是多麼想上大學，而且我有資格上：憑我的艱苦學習，憑我的考試成績，憑我是工人們選出來的。但話衝到嘴邊又吞了下去。我明白父親知道這些，正是他從小鼓勵了我對知識的渴求。然而，他有他的原則，我愛他，只能接受他這個人。我也理解他的困境，一個講道德原則的人生活在一塊道德的沙漠裡。我嚥下眼淚，簡單答了一聲：「當然。」我們沉默地拖著步子回了家。

這些新鮮空氣自然是林彪垮台後整個政治風氣的一部分，但尼克森的訪華也給鬆「緊箍咒」帶來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增加國外的信息說是因為中國人不能顯得對美國一無所知而丟了面子。學習英語不再是大逆不道了，而是革命事業的需要，為了「在全世界廣交朋友」。儘管尼克森沒有去成都，為了避免嚇壞了尊貴的外賓，文革初期被紅衛兵改成殺氣騰騰名字的街道和餐館，也恢復了舊名。「火藥味」改回「香風味」。

我母親是在成都家裡聽到林彪摔死的消息的。她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平反，獲通知不必返回西昌勞動了。雖然她可領取全額工資，但沒有復職，她原先的職位已被別人佔去。東城區宣傳部現在有了六七個部長，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又加上新平反的、從幹校返回的幹部。生病也是沒給她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父親沒有像大多數走資派那樣平反「解放」。

一九七五年春天，鄧小平平了反，升為副總理，實際是代理患病的周恩來。我高興極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明確無疑的信號：文革漸漸扭轉情勢了。大家普遍認為鄧小平是致力於經濟建設而不是搞破壞的人，是出色的治國人才。文革中毛澤東沒有把他整死，而是把他送到一家拖拉機廠保護起來，以在周恩來出意外時派上用場。毛澤東總是很實際，不會斷了後路。

結果我參加的考試被宣佈無效。大學入學這下子全由「政治表現」決定了。可是「政治表現」如何衡量呢？我的工廠推薦我的材料是在電工班的「集體鑒定會」後寫出來的，由戴起草，我從前的女電工師傅潤色。寫得我簡直像個天上難找、地下難尋的十全十美模範。我一點也不懷疑別的二十二候選人也有同樣的推薦資料，怎麼可能靠這樣的評語判出高低來呢？

四川省招生委員會的大多數當權者都是我父親的老同事，現在平了反。他們欣賞我父親的勇氣和正直，願意幫助他。我父親非常希望我能夠上大學，但他不願去找這些老同事。他說：「這對那些無權無勢的人太不公平了。要是辦事都得這樣，這國家有什麼希望呢？」我氣得和他爭執，說著說著就大哭起來。我必定看上去傷心透了，因為父親滿臉痛苦地說：「好吧！好吧！我去。」

我們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北上，住在朋友家。現在大家可以互相聯絡而不怕帶來危險了。母親在北京和天津看了幾位婦科醫生，他們診斷出她的子宮裡有個良性腫瘤，建議她切除子宮。手術前他們說只要她注意休息，保持情緒愉快，流血就能控制住。硬皮病專家說她的硬皮病可能控制在局部，如果真能如此，她就沒有生命危險了。母親聽從了醫生的建議，在第二年切除了子宮，硬皮病後來也穩定在局部。

我父親依舊在米易，但是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以來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發了。我們突然有了天文數字般的銀行存款。抄家時造反派拿走的東西也都退給了我們，唯一未還的是兩瓶人人愛喝的茅台酒。還有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跡象：周恩來現在權力增加了，著手致力經濟建設。舊的管理體系大部https://www.hetubook.com.com分恢復了，強調生產和秩序，重新引進了如獎金這類物質獎勵，以刺|激生產。農民可以搞點副業賺錢，科研恢復了。在六年的空白後，學校也開始正常上課了，小方在十歲才開始讀小學。

一九七二年五月，當我們還住在童先生家裡時，母親和我收到電報，說准許我父親離開幹校了。林彪垮台後，醫生終於為我父親檢查了身體，結論是他的血壓高得可怕，還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肝硬化及動脈硬化等疾病。醫生建議他到北京來做徹底檢查。他乘火車到成都，然後飛來北京。因為到飛機場沒有公共汽車，非乘機人又不能坐民航的大汽車，我和母親只能在北京城內的民航大樓等他。他顯得又黑又瘦又蒼老。這是他三年半來第一次走出米易的大山。最初幾天，他好像被這個大城市弄糊塗了，說「過街」是「過河」，「上車」是「上船」。在擠滿人的大街上他猶猶豫豫地走，顯得很迷惘。我是又笑又流淚，拉起他的手做他的嚮導。我們住在他在宜賓一塊工作過的老朋友家裡，這人在文革中也受了很多折磨。

大規模「解放」幹部是毛澤東批准的，這並不是因他突然良心發現，恢復了理智，而是因為隨林彪的死和對林彪同伙的清洗，毛澤東喪失了掌握軍權的手。除林彪外，別的老帥都反對文革，毛不是清洗就是疏遠了他們，多年來完全依賴林彪控制軍隊。他倒是把他的夫人、親屬和文革明星們派到軍隊去任要職，但是這些人連仗都沒有打過，軍隊不服氣，不聽從他們的指揮。現在林彪垮了台，毛澤東只能回過頭來啟用那些已被清洗，但仍在軍隊裡享有很高威望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不久，鄧就將復出。把大多數趕下台的共產黨幹部請回來是毛澤東的第一個讓步。

我被分派到翻砂車間當學徒，一個人人叫她「韋孃」的女人是我的師傅。她童年貧苦，十幾歲時還沒有一條像樣的褲子穿。共產黨給她帶來了新生活，所以她很感激共產黨。她入了黨，在文革初期參加了忠於共產黨幹部的「保皇派」。毛澤東公開支持造反派後，她的組織被打垮了，她也落到被拷打折磨的地步。她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同樣感謝共產黨的老工人，被手腳倒綁在一走，吊起來折磨致死（這種酷刑稱為「鴨子浮水」）。韋孃含著眼淚向我講述她苦難的過去，說她的命運是和共產黨連在一起的，她恨林彪這樣的「反黨分子」。她待我像親生女兒，主要原因是我出身共產黨幹部家庭。我跟她在一起有點不自在，因為我愛黨的程度實在趕不上她。

一天，一個工人來報告說有個配電盤出了毛病。我轉到板子反面去查線路，第一眼就認定是一根螺絲鬆了。我的反應不是先去切斷電源，而是冒失地一手把試電筆螺絲刀捅了進去，想擰緊那顆螺絲釘。配電板背面是一團密如蛛網的電線，佈滿了三百八十伏電壓的接頭。我把螺絲刀伸入這片「電區」，小心翼翼地在間隙中推進。總算插上去了，但螺絲釘其實沒有鬆。此時我的手因緊張而輕抖著，我屏住氣把電筆退出來，快抽回到邊上，正要鬆口大氣時，一陣強烈的電流，流經我的右手傳到我的腳，彈得我跳了起來，螺絲刀從手上打飛了出去。原來它碰上了一個帶電的接頭，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想好險，要是螺絲刀在電網裡邊碰上了接頭，我恐怕就沒命了。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別的電工，不想使他們不放心，每次修理都陪我去。

這段時間，母親停止使用「強的松」，改吃中藥治她的硬皮病。我們在農村集市上到處為她搜尋中醫開的各種古怪的藥，什麼龜板、蛇膽、蜈蚣、鱉甲。醫生們建議在天氣轉暖後到北京去找第一流的專家治療子宮出血和硬皮病。為了補償她過去遭受的種種磨難，東城區領導要派人陪她，母親就讓我陪她去。

就是因這偶然的機緣，戴成了「出身不好」的人。有人說他不知天高地厚糾纏我，甚至說他想往上爬。從他黯然的臉色和苦澀的笑裡，我看得出他深受刺傷，不過他什麼也沒對我說。從前我們用詩來暗示情感。現在，他連詩也不寫給我了。從前那股自信和熱情消失了，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表現得自卑而沮喪。在公開場合，他則笨拙地、有點討好地竭力向別人顯示他實際上並不喜歡我。我又傷心和*圖*書又生氣，氣他太窩囊，太沒有尊嚴。在特殊環境裡長大的我，沒有意識到在中國尊嚴是個奢侈品，社會底層的人得不到。我當時沒有理解到戴的內心矛盾，他不能公開向我示愛，因為他生怕毀了我。就這樣，我們倆逐漸疏遠了。

毛澤東還指示大學生不得來自傳統渠道——中學畢業生，而必須從工人、農民和士兵中選拔。這對我倒正合適，我是真資格的農民，而且現在又是工人。周思來決定舉行入學考試，雖然他得把「考試」這個詞改成瞭解考生「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根據毛澤東的另一條語錄，毛不喜歡考試。上大學的新程序是：首先由申請者的工作單位推薦，然後參加入學考試。最後招生單位權衡考試結果和申請人的「政治表現」來做決定。

只有一條路：後門。

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過去了，生活是死，是愛，是折磨，是喘息。在米易，旱季和雨季交替接踵而至。牛郎壩上，月亮圓了又缺，缺了又圓；風呼嘯又沉寂，沉寂又呼嘯；狼嚎了又停，停了又嚎。在德陽的藥園裡，草藥花一年年地開，我奔走於父母的幹校，母親的病床和我的村之間。我在稻田裡灑糞，對著蓮花做詩。

我參加了語文、數學和英語考試。考試前一天晚上我緊張得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覺。一上午考完後，我回家吃午飯，姐姐在家等著我，輕柔地按摩我頭部，使我迷迷糊糊休息了一陣。題目都很簡單，基本上沒有涉及我拚命塞進腦子裡的幾何、三角、物理和化學。我每門考得都很好，特別是英文口試，得了全市所有考生的最高分。

毛澤東也知道要搞好經濟才能保住他的權力。他的各級革命委員會裡滿是二流角色，又四分五裂，根本無法使國家經濟正常運轉。毛澤東沒有別的選擇，只好用老幹部。

電工班裡有位姓戴的年輕人，他在文革前讀過高中，算文化水準很高的人了。他寫有一手好字，還能彈好幾種樂器，我對他很有好感。每天早上，我總看見他斜倚在電工班門邊，等著向我打招呼。我呢，也不知不覺地老和他一起下車間幹活。早春的一天，我們完成一件修理工作後，靠在鑄造車間背後的乾草堆上，吃午飯，曬太陽，享受那年的第一個艷陽天。麻雀在我們頭上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又飛到稻草裡找谷粒吃。稻草堆散發著一股陽光和泥土的芳香。就在那時，我發現戴和我一樣喜愛中國古體詩，我們當即作詩酬和。我喜出望外，因為我這一代人很少有人懂得並欣賞古詩詞。下午我們很晚才回去上班，沒有人責備我們，別的電工只是望著我倆會意地微笑。

除了這人和童先生外，我父親沒去看任何人——因為他還沒有平反。和我充滿樂觀的心情相反，他心事重重。為了使他高興，我纏著他和母親在三十八攝氏度的高溫下遊覽全城。有一次，我硬拉著他和我去爬長城，我們乘上一輛擠滿人的長途汽車，車裡汗臭熏天，塵土又嗆得人透不過氣來。我不停地東說西說，他呢，掛著抑鬱的微笑聽。突然，坐在我們面前的農婦抱著的一個小孩大哭起來，農婦一巴掌打下去。父親忽地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朝她大喊：「你怎麼這樣打孩子！」我連忙拉他的袖子要他坐下，車裡乘客都在看我們，因為公開干涉他人的這類事很不尋常。我歎了口氣，想起父親從前怎麼打京明和小黑。他變多了！

我所屬車間裡還有另一名申請人，她是我的朋友，十九歲。工人對我們倆都喜歡，但他們只能在我們之中選一個。選舉時，她的名字先念，我看見一排排工人在不安地耳語、對看，大家顯然不知該怎麼辦。我心裡亂糟糟的——選她的人越多，選我的人就越少。突然她站起身米，略不好意思地笑著說：「我想放棄申請，選張戎。我比她年輕兩歲，我明年再爭取。」工人爆發出一陣放心的笑，都答應第二年再推薦她。果然，她於一九七四年進了大學。

雖然我很賣力，但是在一個月後聽說要調換工作時，我還是鬆了一口氣。我實在有點兒支撐不住一天打八小時的夯錘。廠裡出於對我父母的和圖書好意，提出幾個工作機會讓我選擇——車工、行車工、電話接線員、木匠或電工。我想當木匠，又想當電工。當木匠能造出可愛的木頭玩藝兒，滿有意思的，我明白自己沒有一雙巧手。如果當電工，我就成了廠裡唯一的女電工。電工班還有個姑娘，但此刻她要調去做別的差事了。她一直是大家讚美的對象，當她爬到高高的電線桿頂端時，過往的人都會停下來舉頭欣賞她。我跟她一見如故，她告訴我當電工最大的好處是不必在機床旁邊一站就是八年小時，只需坐在電工房裡等人召喚，這意味著我有機會在上班時間看書，我於是拿定了主意。

近十個月時間，我把傍晚、周末及在工廠裡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細心啃教科書上。這些書是朋友們的，僥倖逃脫了紅衛兵焚書的大火。我還有好幾個教師，他們樂意放棄傍晚和假日休息時間，熱心幫我補習。高度發達的中華文化在文革中面臨滅絕的危險，使熱愛這個文化的人們都感到有一條紐帶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我攙扶著他朝一哩外的一家醫院走去，一位招生委員會負責人正在這裡住院，檢查身體。幾乎所有文革被整的人都身心交瘁。父親拄著枴杖慢慢地走著，過去的生氣勃勃和敏捷已沒有半點影子。看著他拖著艱難的步伐一點點往前走，不時停下來喘氣，顯然內心也像手腳一樣掙扎著，我真想說：「回去吧！」但是，我又太想上大學了。

幸運的是，母親是個在死胡同中也要衝出條路來的人。她去見招生委員會主任的妻子請她向丈夫轉述我的情形。她還去見別的招生委員會負責人，向他們強調我的考試成績，她很清楚那些以前的走資派一聽這個就會動心，結果他們都支持我。一九七三年十月，我進了四川大學外語系。

我很高興鄧小平復出也有個人原因。當我是孩子時，他的繼母鄧奶奶對我很好，他妹妹是我家在省委大院裡多年的鄰居。鄧阿姨和她丈夫因為是鄧小平的親戚而被批判鬥爭，省委裡那些在文革前討好奉承她的人，在文革中都極力避開她，有的在鬥爭會上大罵她，但是我家像以往一樣對她。她呢，也是省委大院少有的幾個在我父親被迫害時，偷偷對我們表示佩服我父親的人。在那些日子裡，一個點頭，一絲微笑，都是罕見而寶貴的，我們兩個家庭發展出彼此信賴的感情。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回到工廠，看見了戴。我的悲傷心情已變淡了，他也顯得平靜，只是偶爾露出一絲憂鬱。我們再次成了好朋友，但不再談詩了。我埋頭學習，準備上大學。雖然不知道上大學要念什麼。這可由不得我，毛澤東說過「教育要革命」，內容之一是大學讀什麼專業由國家分配，而不由個人興趣——個人興趣是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罪惡。我只得學習所有主要的課程：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英語。

我對電擊很快習以為常，也沒有人對這類事大驚小怪。一位老電工告訴我一九四九年前，當工廠還是私人老闆時，他是用手背去檢測電流的，只有在共產黨統治下工廠才給電工們買了電筆。

不靠評語又靠什麼呢？一個廣為宣傳的「英雄」喊道：「你問我憑什麼上大學，我憑的是這個！」話音一落，他舉起手，露出老繭。但是我們大家的手上都有老繭，我們全部在工廠幹過，絕大多數人還在農村待過。

一九七三年夏天，大學招生開始了。我感覺到自己像是在等待生死判決。四川大學外文系的一個名額分配給了成都市二輕局，而這個局管理了包括我的廠在內的二十三家工廠，每個廠推薦一名候選人士參加考試。我的廠裡幾百名工人中有六個人申請，各車間舉手表決選舉，五個車間有四個選了我。

我們拜訪了我父母的許多朋友，他們都已平反了。一些人剛從監獄裡放出來。大家頻頻舉杯慶祝，淚水也不斷泉湧而出。每家都有親人因文革而死，一位老朋友的八十歲母親從家裡被趕出來，睡在樓梯口上，半夜滾下來摔死了。另一位朋友看見我時，忍不住流下眼淚，因為我像他的女兒，她和我年齡差不多。她和同學們一道下放到氣候惡劣的西伯利亞邊界落戶，在那裡懷了孕，心裡害怕，就私下向一個產婆求助。那人把麝香拴在她的腰上，要她從牆上往下跳墮胎，結果她大出血死去。每家每戶都有悲劇，但是我們也談到希望，談到好一點的將來。

很快和-圖-書，戴和我在休息日裡也盼著回廠待在一塊兒了。在工廠裡，我倆盡量找機會彼此接近，靠近時，我們中間像有一股特別的電流，使我們既興奮又緊張，引我們要碰碰對方的手指。半句話、一個眼色，都會引起無數的東猜西想。不是煩惱就是甜蜜。

車間裡有約三十名男、女翻砂工，把砂土夯實在鑄模箱裡。熾熱的、冒著氣泡的鐵水被行車吊起往鑄模裡倒時，會濺起火花飛舞。那行車開起來吱吱嘎嘎地響，使我提心吊膽，生怕滿鍋鐵水會一下子掉下來潑到下面幹活的人身上。

伴隨著經濟復甦，工廠開始招新工人，為鼓勵大家好好幹活，工廠職工在農村落戶的子女有優先權招進工廠。雖然我父母不是工廠職工，但是一家以前屬東城區管轄，後來劃歸成都市二輕局的工廠樂意收我。就這樣，我在二十歲生日前幾個月，離開了德陽。我姐姐走不了，因為城市青年在下鄉後結了婚的，禁止被招工回城，即使他們的配偶是城市戶口也不行。

在我們相識的四個月時間裡，「愛」這個字誰也沒提過，我甚至在腦子裡壓住了這個念頭。那個年月的人們不可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因為家庭出身這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總像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在每個人的心頭上，與戴這樣的「階級敵人」家庭結親，後果實在太可怕了，所以我在下意識裡自我約束，從來沒有和戴墜入愛河。

就是在這種氣氛裡，我在北京待了五個月。我一個人獨處時，總想到戴。我們沒有通信，我給他寫了詩，但都沒有寄出去。慢慢地，對前途的嚮往戰勝了對舊情的眷念。特別是一則消息使所有別的想法都黯淡無光，自十四歲以來，我第一次看見了一個從不敢夢想的前途——上大學。在北京有很少數的學生已於前一兩年入學了，看來全國大學不久就要統統開學。周恩來強調了毛澤東的一條語錄，「大學還是要辦的」，以使重開大學合法化。我焦躁地等著回成都去準備功課考大學。

在北京我也看到了做夢也不敢企望的新書。那年二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了中國，中國官方說他是「打著白旗來的」。美國人是頭號敵人的這種想法和我所受的一些別的灌輸一樣，早已從找頭腦裡消失了。我很高興尼克森訪華，因為隨著他的訪問，中國出現了一種新氣氛。在這種氣氛裡，一些外國書籍翻譯出版了。這些書都是「內部發行」，但「內部」是什麼，沒有明確規定。結果是只要是一個通過職務、身份得到一本書，他的朋友們就都能看到。

就和當赤腳醫生一樣，當電工也完全沒有正式訓練：毛對正規教育不喜歡，要在「幹中學」。頭一個月，我觸了五次電。電工班的六位師傅耐心教我，但我連最基本的常識都沒有，甚至不知道什麼是保險絲。那位過去的女電工送給我一本《電工手冊》，我廢寢忘食地閱讀，看來看去還是把電流、電壓混在一起。最後我覺得自己實在不可救藥，浪費其他電工的時間，決定不再學理論，他們怎麼做，我就跟著怎麼幹。我居然幹得不錯，逐漸能單獨做些零活了。

我正想鬆口氣，卻遭到當頭棒喝。七月二十日《人民日報》上出現一篇關於《一張白卷》的文章。有名考生叫張鐵生，是落戶錦州附近農村的青年，他答不出大學入學考試題，只好交了一份白卷。他在捲上寫了一封信，罵考試是資本主義復辟。他的信被主管那個省的毛澤東侄兒兼助手毛遠新發現，讓新聞媒介大力宣揚。毛夫人和她的同夥把強調學術水準斥責為「資產階級專政」。他們說：「就算整個國家都成了文盲又算什麼？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最偉大的勝利！」

工廠位於成都東郊，從家騎自行車到那裡要四十五分鐘。一半的路沿著錦江河岸騎，隨後穿行油菜、小麥地間的泥巴路，最後到了一個破舊大院，裡面是一堆磚頭和廢鋼爛鐵，這就是我的工廠「手工機具廠」。它是個相當老的企業，一些機器是本世紀初的產品。五年的批判鬥爭、大標語、大字報和派系武鬥後，廠長和工程技術人員重新被啟用，廠裡開始又生產機具。工人們歡迎我，一半是衝著我的父母：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使人人嚮往昔日的共產黨體系，那時至少有秩序和穩定。

我為她的好心和投票結果而深受感動，工人們好像都幫我實現夢想。我的家庭背景也不無作用，戴很想讀書，但沒有申請，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m•hｅｔｕｂｏoｋ.coｍ•ｃom功。

當工人是我唯一的出路。絕大多數大學還沒有招生，也沒有其他職業可供選擇。當工人一天只工作八小時，不像農民得從黎明做到天黑。工人也不必挑重擔，我還可以住在家裡。最重要的是我變成了城市戶口，這意味著保證有糧食供應及其他配給。

一天，我們去看望童先生，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此時剛釋放出獄。他是從東北到四川的「長征」途中我母親的上司，後來當上了公安部一個局的局長。文革開始時，人家說他是蘇聯間諜，又說他主持了在毛澤東房間裡安錄音機，搞「竊斷」——這件事他是受命做的，因為當時毛澤東說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寶貴得無以復加，必須加以保存，而毛澤東說話的湖南口音太重，秘書們很難全懂，有時他們還沒在場，所以得把毛的話錄下來。一九六七年初童先生被捕了，關在專關上層人物的秦城監獄。他在單身牢房裡戴著手銬腳鐐關了五年，腿變得像木棍般的細，上身則腫大得像木桶。他的妻子兒女被逼著和他「劃清界限」，家裡的大部分東西，包括所有的衣物，都在抄家時被沒收。林彪垮台後，由周恩來批准，童先生從監獄裡放了出來，他的妻子也從東北邊界幹校被召回來與他團圓。釋放他的那天妻子給他帶了些新衣服，他劈頭第一句話卻是：「你不應該只給我帶物質東西，應該給我帶精神糧食（《毛澤東選集》）」。一套《毛澤東選集》是童先生五年單獨囚禁期間的唯一讀物。我那時住在他家，看見他每日召集全家學《毛選》，認真得使我覺得悲傷而不是可笑。

幾個月後，童被派往一個南方港口城市去執行公條。長期的監禁使他身體無法承擔繁重工作，他很快就發了心臟病。政府派一架專機把他送往廣州大醫院，醫院裡的電梯沒開，他堅持自己走上四樓，說被人抬上去不合共產黨員的道德。他死在手術台上，死前留下話，不讓家裡人去看他，因為：「他們不應該停下手上的工作。」

不久我就聽到人家議論紛紛，說戴配不上我。這一半是因我在廠裡受到另眼相看，這裡只有我是唯一的高幹子女，許多工人沒接觸過別的這類人物，只聽傳聞說高幹子弟如何妄自尊大，嬌慣壞了，我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使廠裡人又驚又喜。有人似乎覺得廠裡沒人配得上我。還有一個原因是戴的父親曾是國民黨軍官，又勞改過。工人們相信我的前途遠大，不該跟著倒楣。

我們電工班有兩間屋子，電工們一有鑒定會就在外面那間玩撲克牌，我呢，在裡面看書。在當時的中國，不和大家一起玩總會受到「脫離群眾」的指責。剛開始時，我對獨自躲在裡面房間看書憂心忡忡，別的電工一進來，我就趕緊把書放下，笨拙地試圖和他們閒扯，結果是他們很少進來了。我看得出他們並不在意我的不合群，相反的，他們不想打擾我，從此放了心。他們待我這麼好，我於是主動多做點工作。

我也看到幾本，有尼克森的《六次危機》（Six Crisis），當然經過一點刪節，特別他有那麼段反共歷史；胡伯斯坦（David Halberstain）的《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Brightest）；夏勒（William L．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以及沃克（Herman Work）的《戰爭風雲》（The Winds of War）。這些書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動態，使我喜不自勝。《出類拔萃之輩》對甘迺迪政府的描寫讓我對美國政府的鬆弛氣氛驚歎不已。書中寫實的筆調也令我大為折服，它們是多麼冷靜、超然！對照中國宣傳媒體的說教、譴責和斷言，甚至尼克森的《六次危機》也成了平和文風的典範。我為《戰爭風雲》中氣勢雄偉的時代描述所懾服，更被它偶然提到的西方婦女穿著講究、多選擇所吸引。我當時二十歲，只有幾件衣服，式樣跟大家一模一樣，不是藍的、灰的，就是白的。我合上眼，想像著撫摸那些我從來沒見過、穿過的漂亮衣服。

我的翻砂工作又髒又累，猛夯模子裡的砂土很快就使我手膀紅腫了。不過我的情緒高昂，天真地以為文革快結束了。我一頭栽在工作裡，那股幹勁會使德陽縣的農民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