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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以真正的興趣閱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部隊裡少有其他書，而他總得有什麼東西來滿足對知識的渴求。因為黨常說學習馬列主義是黨員的首要條件。所以小黑以為自己可以一舉兩得，既能滿足興趣，又能獲得實際的好處——入黨。可惜他的上司和同志們並不欣賞他學馬列，反說他是在炫耀自己。他們大多數是農民出身，半文盲，看不懂馬克思的那些大部頭書。小黑受到批評，說他驕傲，脫離群眾。

第二關是射擊。當我們朝射擊場行進時，我對自己說：這次可不能不及格，絕對必須通過。輪到我時，我趴倒在地上，透過準星瞄準目標，但是我看到的卻是一片漆黑，沒有目標、沒有地面，什麼也沒有。我抖得厲害，沉得全身軟綿綿的，一股勁兒向下癱。射擊命令聽上去是那麼輕微，好像是從遙遠的雲端裡飄來的。我扣動了扳機，但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看見，報結果時，軍官教練迷惑了，我十顆子彈居然一顆也沒有打上靶板，更不用說擊中目標了。

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個結果，我的視力十全十美。我告訴教練槍筒可能彎了，他覺得我有道理，這結果是差得太離譜了，不可能全是我的錯。我拿了另一枝槍，得到第二次機會，自然引起那些也希望打兩次但沒有獲准的人的不滿。我的第二次射擊稍有改善，十發子彈有兩發擊中的外圈。儘管如此，我的名次仍是全校倒數第一。看著貼在牆上的宣傳畫一樣的結果表時，我明白這下我被漂得更「白」了。我聽見一個學生幹部幸災樂禍地說：「哼！打兩回！多打一次對她有什麼用！要是她沒有階級感情，沒有階級仇恨，就是扣一百次也救不了她。」

大學生們只顧表現賣力，忘了效果。大家胡亂塞進地下的炸藥經常炸不了，這倒好了，因為根本沒有安全措施，我們造的圍梯田的石埂很快就倒塌了。兩個星期後，我們離開時，山已不成樣子，到處是炸藥眼，一灘灘固化的、不成形的水泥和一堆堆亂石沒有人過問。整個活動不過是一場表演、一齣鬧劇，一種毫無意義的手段來達到一個毫無意義的目的。

一人待在圖書館對我來說是進了天堂。黃昏時分，走近它時，我的心總是激動地跳躍，期待著獨自和書本待在一起，任外部世界消失的樂趣。當我急急忙忙跑上樓梯進入這幢中國古典式建築時，長久埋藏在不通氣的房間裡的舊書味使我興奮地發抖，我憎恨樓梯太長。

每天下午和一些晚上，我們必須「學習」那些望而生厭的《人民日報》文章，不是批這個就是批那個，還得進行毫無意義的「討論」，眾口一詞重複報紙上的陳詞濫調。我們得住在校園裡，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才能回家，而星期日晚上就得回校。

政委馬上說他只是徵求意見，無意包辦小黑的婚姻。小黑沒有因拒絕而受到懲罰，之後不久他也升為軍官，負責一個地區無線電通訊分隊的工作。一個出身農家的年輕人主動要求和那位殘廢女英雄結了婚。

即使通過正式渠道，為了保證不會節外生枝，私人關係仍然非常重要。一九七二年三月，有兩個單位在我弟弟京明所在的公社招收新工人：一家是位於德陽縣的東方電機廠；另一處是成都西城區，但未說明是哪個企業。京明想回成都，但我母親向西城區朋友們打聽，才知道是一家屠宰場。京明馬上撤回申請，進入德陽的電機廠。這是一家在一九六六年從上海遷來的大廠，當時毛澤東把工業疏散到四川大山裡，要防美、蘇襲擊。京明以工作勤奮和正直博得工人們的好感。一九七三年，他是廠裡兩百名申請者中選出來上大學的四個人之一。他輕鬆地通過了筆試。但是由於父親還沒有平反，母親得設法使大學在做必不可少的「政審」時，不會被京明的背景所嚇倒，反而會得到這樣一個印象：我父親就要恢復名譽了。她還得確保京明不會被別的有後台的候選者擠下來。就這樣，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我進入四川大學時，京明獲准進入位於武漢的華中工學院學習鑄造，他的愛好是物理，但不管怎麼說，他已覺得如登七重天了。

我在大學裡那些文革前因學術優秀任職的教授、講師家裡找到安慰。好幾位教授在共產黨掌權前曾到過英國和美國，跟他們在一塊我感到輕鬆自在，有共同語言。儘管如此，他們仍很小心謹慎，多年的壓制使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這樣。我們避開危險的話題，那些到過西方的人很少談論他們在那兒的日子。雖然我很好奇，想問得要命，但是我管住自己，不希望給他們出難題。

我也不知道西方人不容易得到中國的信息，得到的大部分又被誤解了，人們不瞭解文革，相信了它的宣傳和高調。結果，我認定那些頌揚文革的西方人是不誠實的。朋友們和我開玩笑說他們是被我們政府的「盛情款待」收買了。尼克森訪華後，當外國人獲准進入中國某些指定地區時，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那裡就馬上出現一塊中國人不得接近的禁地。最好的交通設施、商店、餐館、賓館和風景點都為外國人保留，掛上「僅供外賓」的牌子。中國人最喜愛的茅台酒，普通中國人完全買不到，外國人卻可以隨意喝。最好的食物都留給外國人享用。報紙上自豪地報導基辛格說他訪問中國後，腰轉變粗了，因為享用了多次十二道菜的宴會。而正是這段hetuｂook.cｏｍ•cｏm時間，在四川「天府之國」，我們的肉食供應是每月半磅，成都街上是從北方逃荒來的無家可歸的農民，靠討飯過日子。老百姓普遍對把外國人當王公貴族款待十分怨恨。朋友們和我私下常說：「為什麼要罵國民黨掛『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我們不是在做同樣的事嗎？」

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從來不和父母討論我的想法。我能指望他們說什麼呢？說危險的真實思想還是安全的謊言呢？還有一層，我不想讓他們因我的異端思想而擔憂。我想讓他們蒙在鼓裡，這樣，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他們也可以誠實地說他們不知道。

我還是情不自禁被一些言論所激怒。一個西方人到中國看老朋友，一些大學教授，回去後撰文說這些人高高興興地告訴他，他們是多麼喜歡被批判、下鄉勞動、是多麼樂意被改造。作者的結論是：毛澤東使中國人變成了「新人」，這些「新人」把西方人認為的悲痛看成快樂。我氣得說不出話來。難道他真的不知道沒有抱怨的時候，壓制正是登峰造極嗎？是什麼樣的高壓才使人們挨了打還要叫好？難道他真看不出這些教授已被搞到何等可悲的地步？他們心裡有多少恐懼？當時我沒意識到，西方人少見中國人那樣的違心的表演，不知道他們在被迫做戲。

能交談思想的人是我同一代的朋友。那時候除了說話以外也沒有別的事可做，特別是和男性朋友。和一個男人「出去」，在公開場合被人看見在一起，就等於要訂婚了。出去又能去哪兒呢？電影院只放那幾部毛夫人批准的片子。偶爾演一部稀罕的外國片子，多是阿爾巴尼亞的，大多數的門票又都落入那些有關係的人的口袋裡了。瘋狂的人群擠在售票處，你扯我拉，像打仗似地要買那僅剩的幾張票。賣黃牛票的從中得高利。

小黑是同情這位姑娘的，但談到和她結婚則是另一同事了。不過他怎麼拒絕政委呢？他找不出理由。愛情？愛情不就是「階級感情」嗎？誰能比一位共產主義女英雄更應得到階級感情呢？說他不瞭解她，也不行。中國許多婚姻都是黨安排的。身為黨員，特別是一名想做軍官的黨員，小黑本應說的話是：「我完全服從黨的決定！」他痛悔自己先說了沒有未婚妻。政委繼續講他當軍官是不成問題的，與女英雄結合將是一段佳話，國家自然會派護士照顧她，也會讓他們生活得很好。可是小黑一心只想找一個得體的托詞來拒絕。

還有其他一些雜事，最要緊的是種糧食。基本糧食供給非常少，甚至對軍官也不例外，每個星期只能吃一回肉。因此每個連隊得自己種穀物和蔬菜，為自己養豬。在收穫時，連指導員常常會做如此動員講話：「同志們，現在是黨考驗你們的時候了！我們必須在天黑之前做完整塊地！當然，我們任務很重，但是我們革命戰士一人能頂十個人！黨員要起帶頭作用。爭取入黨的同志們，這是黨考驗你們的關鍵時刻！通過這場考驗的人可以在勞動結束時火線入黨！」

我和另外五個女孩合住一間寢室，三張上、下鋪的床對面而立。床之間是供我們學習用的一張桌子和六把椅子。剩下的一點空地放洗臉盆。窗戶下面是惡臭的污水溝。

借助於一些教授借給我的字典，我開始讀朗費羅、惠特曼以及美國歷史，《獨立宣言》我從頭到尾背了下來。當我讀到「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所有人都生來平等」，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時，我的心為淚水所鼓脹。這些觀念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為我打開了一個美妙無比的新天地。我隨身總帶著的筆記本上寫滿了這樣的段落，都是我含著眼淚一字字抄下來的。

林彪垮台已有兩年時間了，我的情緒從希望轉為絕望和憤怒。唯一使我寬慰的是現在不像文革初期那樣瘋狂、為所欲為，現在有人不斷和瘋狂鬥。在這段時間，毛澤東對兩派都不全力支持。他不喜歡周恩來和鄧小平想要扭轉他的文化大革命，但也清楚他的夫人及其追隨者們治理不了這個國家。

通往黨大門的最直接的道路是養豬。連裡有兒十頭豬，是全體官兵的寶貝兒。大家都喜歡圍著豬圈轉悠，左看右看，品頭論足，眼巴巴地盼望這些可愛的動物快快長大。要是豬長得好，豬倌就成了全連隊的寵兒。這個位置有許多競爭者。

我們的教材裡儘是一些荒謬的宣傳。學習的第一個英語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但沒有人敢從語法上分析這個句子。在英文裡，表達祝願或希望的語法術語叫「虛擬語氣」。一九六六年，四川大學的一位講師因膽敢說「毛主席萬歲」是虛擬（即非現實）而遭毒打。有一篇課文講的是溺水身亡的青年英雄金訓華，他跳進洪水搶救電線桿，說是電線桿載著毛主席的聲音。

黨員確實要起「帶頭作用」，但是，渴求的申請者才真正得竭盡全力。有一次，小黑累得筋疲力竭，倒在田裡。當「火線」入黨的新黨員舉起右手宣誓「為光榮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時，小黑被送進醫院，住了好多天。

除了這些實際問題外，恐懼的心理也絕非沒有。對許多人而言，入黨有點像拿保險。有黨員資格就表示會少受點懷疑，這種相對的安全感叫人放心。此外，在小黑所處的那種政治氣氛極端濃厚的環境裡和*圖*書，如果他不努力入黨，他的檔案中準會記上可疑的一筆：「他為什麼不想入黨呢？」申請入黨沒有被接納也會產生疑問：「為什麼他沒有被吸收呢？這其中一定有點什麼問題。」

在那些年月裡，我全身心地渴望外界信息，千方百計、削尖了頭腦地找尋。懂英文給我很大便利。儘管大學圖書館在文革中被查抄，損失的多是中文書。英文藏書被翻了個底朝天，但大部分保留了下來。

教育成了毛夫人和她的同夥搞亂的前線，因為教育對經濟建設不產生直接影響，而且教學每走一步都等於是否定文革所提倡的愚昧。我入大學後，發現自己身居戰場。

在學習會上，每個人都說自己參軍是為了「聽黨的召喚，保衛人民、保衛祖國」。但是大家都有個更實際的動機：城裡的年輕人想躲避下農村，來自農村的人想利用部隊作跳板跳進城市。從窮鄉僻壤來的農民呢？參軍意味著至少能填飽肚子。

有一條批評，明先生更說得嘴唇顫抖，顯然是深深發自內心：「群眾反映你驕傲，脫離群眾。」在當時的中國，要是你想自己單獨待一待又沒能掩飾這種願望，人們準會說你瞧不起他們。

社會半癱瘓了六年多，大量社會問題出現了，並且積壓了下來，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幾百萬年輕人被送去了農村，現在又都削尖了腦袋想返回城市。林彪垮台後，國家開始重建經濟，城裡需要勞動力，因此一部分人有可能回城。但是政府同時也得對回城人數嚴加限制，因為在中國，國家保證城裡人的食物，住房和工作，於是爭取有限的「回城證」的奮鬥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小黑成了一名全日制的豬倌。這是一項又髒又累的活，更別說心理上的壓力了。每天半夜，他和他的同事們輪流起床餵豬吃額外的飼料。當母豬產子時，他們又一夜接一夜地值班觀察，以防母豬壓死小豬。珍貴的黃豆經過精心挑選、洗淨、磨碎、過濾後，製成豆漿，滿懷感情地餵給母豬催奶。空軍的生活和小黑想像的真正相差十萬八千里，生產糧食佔據了他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一年艱苦地養豬後，小黑終於被吸收入黨。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他算是船到碼頭車到站，可以歇口氣了。

我和朋友們經常談到西方。那時我想像西方一定是個美妙的地方。可笑的是，第一個把這種思想灌輸到我腦子裡來的正是毛澤東與他的政權。許多年來，我天性傾心的東西統統被斥責為西方的罪惡：漂亮的衣服、花、書、娛樂、有禮貌、溫文爾雅、自然無拘、憐憫、善良、自由、對殘酷和暴力的憎限、愛而非「階級仇恨」、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希望獨處、專業好……。有時我問自己：誰能不嚮往西方呢？

在讀這些書時，一旦有什麼人來了，我就一把用報紙把書蓋起來。一部分原因是因書的「資產階級」內容。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表現得太用功了，也不能顯得超越別的同學太遠而引起他們的忌妒。儘管英語是我們的主修科目，而且政府也出錢供我們學習——「工農兵上大學的優越性」之一，但是我們不能讓人感到太熱衷學習，這叫做「白專」。在那個邏輯混亂的年代，「專」（擅長自己的專業）就一定是「白」（反革命的顏色）。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我開始醒悟到毛澤東應該對文化大革命負責，但我依然沒有明確地在腦子裡譴責他，就是想也沒有想過。打破一個偶像實在是太困難了！當然，譴責毛澤東已是只隔一層薄薄的紙了。

不幸的是我的英語比同學們好。於是招來一些「學生幹部」的不滿意。大學裡的學生幹部是最基層的當權者，主持政治學習，檢查同學們的「思想狀況」。我班上的學生幹部大多數來自農村，他們想學好英語，但他們往往底子太差，又沒有多少語言天分。我同情他們焦慮和不得志的心理，也理解他們對我的忌妒。但毛澤東的「白專」概念使他們對自己的學習落後感到理直氣壯——他們覺得自己是「紅」——給他們的忌妒穿上了漂亮的革命外衣，讓他們以政治口實發洩個人的壓抑心理。

學生幹部之上是政治工作幹部，對英語他們是知之甚少或一竅不通。他們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他們。我不時得向一個管我們年級的政工幹部匯報思想，每次去之前，我都在校園裡徘徊好幾個小時才能鼓足勇氣去敲他的門。儘管我相信他不是壞人，但我怕他，更討厭他千篇一律的說教、話裡帶話的旁敲側擊。像許多人一樣，他喜歡弄權，玩貓捉老鼠的遊戲。我得做出一副謙卑和誠懇的模樣，保證一些我不想答應也無意去做的事。

毛澤東讓周恩來繼續管理國家，但他的夫人又咬周恩來。毛發動了一場「批林批孔」新運動。這運動表面是譴責林彪，實際上矛頭是針對周恩來的。人們普遍認為周恩來是孔教大儒的典範。儘管他一直都十分忠於毛澤東，但仍不被放過，即使他身患癌症，生命垂危。

我討厭這些活動，反感我們的勞動、我們的整個存在被用來玩弄劣等政治把戲。一九七四年末，當我和全校一起被送到一個軍營去「學軍」時，我已厭煩之至。軍營離成都有兩個小時的卡車路，其實這裡是個美麗的地方，四周有稻田、桃樹和竹林環繞。但是我們在這裡待的十七天對我來說漫長得就像一年。每天早上的長跑使我喘不過氣來，身上也因不斷臥倒，在假想ｍ•ｈeｔuｂoｏk.cｏｍ.ｃｏm的坦克火力下匍匐前進而傷痕纍纍，我們還得幾個幾個小時地用槍瞄準目標和扔木頭手榴彈。這些軍事活動都是政治任務，儘管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也非表現得滿臉熱情不可，還得在其中取得好成績。英文好，軍事不好，那簡直是大逆不道，是「白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軍隊本身，軍事技術又算業務不算政治了，強調軍事就是「以軍事壓政治」，是要倒楣的。

政委又點了一支煙，等著小黑作答。小黑仔細地措詞，問是不是組織上已經決定了。他知道黨總是喜歡人們「自願」。如他所料，政委說不是，並說：這取決於小黑。小黑決定放手一搏，他「供認」自己雖然沒有未婚妻，但他的母親已為他物色了一個女朋友。他心裡明白這位女朋友必須有懾服力，本人也應「條件很好」。於是他說女朋友是某大軍區司令員的女兒，現在一家軍區醫院工作，他們剛剛開始「談戀愛」。

孰料政委點燃了第二根煙，開始講述一家棉紡廠失火的事：一位女紡織工衝進火海搶救國家財產，被嚴重燒傷。她的四肢不得不切除，只有頭和軀體留了下來。儘管如此，政委強調說，她的臉沒有被毀容，更重要的是她還有生育能力。政委說報上正準備大力宣傳這位女英雄，黨想滿足她的希望，她說她想和一位空軍軍官結成革命伴侶。小黑年輕、英俊、未婚，又是軍官提拔對象……。

因此我們只得坐在家裡聊天了。我們坐得規規矩矩，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在那些年月裡，和男人交朋友是不尋常的事，一位女友一次對我說：「我從來不知道哪個女孩有你這麼多男朋友。女孩子通常只有女朋友。」她說得對。我認識的許多女孩都和第一個接近她們的男人結了婚。我自己的男朋友呢？他們對我唯一的表白是傷感的詩和克制的信，當然其中有一封是血書，來自我們大學足球隊的守門員。

我每天心情壓抑，退縮進了自己的天地，幾乎沒有注意到指導我們的士兵——二十歲剛出頭的年輕農民。只有一件偶然的事吸引了我對他們的注意，一天晚上，當一些女孩收回曬在繩子上的衣服時，她們發現內褲上有乾了的精|液。

四川大學曾是「八．二六」造反派的司令部，是「二挺」依靠的力量。學校的建築物上到處是七年文革留下的傷痕，完好的窗戶寥寥無幾。校園中央原先以優美的蓮花和金魚出名的池塘現在成了臭氣沖天的蚊蠅滋生地。學校大門內的法國梧桐林蔭道也不成蔭了。

我一進校門，一場反對「走後門」的政治運動就開始了。當然，沒有人挑明這樣一個事實：正是因為文革當權者自己堵死了「前門」，人們才不得不走「後門」。我可以看出新的「工農兵學員」中有許多人是高幹子弟，其他所有人也都多多少少有點門路才進得來，要麼自己就是小幹部，要麼和生產隊長或公社書記或工廠頭頭有關係，「後門」是唯一的門。我的同學們對過場運動都不太積極。

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不同於我的生活的西方生活是什麼樣子，我和朋友們交換傳聞和從官方出版物中挖出的隻言片語。西方技術發達和高生活水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最使我感歎的是他們沒有整人的政治運動，沒有無時不在的猜疑，好像人人有尊嚴，更有難以置信的自由。對我來說，西方自由的最終證明是那兒居然有那麼多人抨擊西方、讚揚中國。幾乎每隔一天，專門登載外國新聞的《參考消息》的頭版就有一些對毛澤東和文革的頌揚。最初我對這些報導很生氣，但是很快地，我從中看到那些國家是多麼寬容，那裡的人們可以有不同意見，甚至是極端「錯誤」的意見！我心想這正是我想生活的社會！我開始認識到正是這種對反對派、異議者的容忍，才使西方不斷進步。

有一次，我們年級的一些學生接受了一項編輯英文縮寫字典的「任務」。系裡認為現有的一本是「反動的」，因為書中的資本主義的縮寫詞選多於「革命的」縮寫詞。「為什麼羅斯福有FDR這個縮寫詞，而毛主席卻沒有呢？」有些學生義憤填膺的問道。他們極其嚴肅地到處去找「革命的」縮寫詞，真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但最終不得不放棄「歷史使命」——英國國家還沒有搞我們的文化革命。

和大多數軍隊不同，中國軍隊不把討厭的雜活簡單地分派給下級，而是要人們主動去做。早晨六點三十分起床集合，那些想入黨的人得提前起床去做打水、掃地這樣的「光榮任務」。這些人人數之多，以至於大家爭來爭去。為了弄到一把掃帚，人們起得越來越早。一天早上，凌晨四點剛過，小黑就聽到有人在掃地了。

在此期間，毛夫人和她的同夥又在加緊活動，阻止國家恢復正常。在工業方面，他們的口號是：「停工停產也是革命」。他們開始干擾農業了，說：「寧要長社會主義的草，不栽資本主義的苗。」吸收外國技術成了：「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在教育方面：我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精神貴族。」他們又號召中、小學生對老師造反，一九七四年一月和一九六六年一樣，北京中、小學一些教室的窗戶、桌椅被砸得稀爛。毛夫人聲稱這是「和十八世紀英國工人破壞機器一樣的革命行動」。所有的這些煽動只有一個目的：給周恩來和鄧小平製造麻煩，在全國重新引起混亂。只有害和圖書人、搗亂，毛夫人和其他文革明星才有機會生存下來，搞建設他們是一竅不通。

周恩來和鄧小平竭力使國家開放，因此毛夫人發動了對外國文化的攻擊。一九七四年初，她在報上大規模地譴責義大利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執導的一部有關中國的電影。儘管在中國誰也沒有看過這部電影，連名字也沒聽說過，更不用說安東尼奧尼這個人了。這種對外國的畏懼和憎恨又在費城交響樂隊訪華之後，延伸到貝多芬身上。

凡是毛澤東號召的活動，我們都必須表現出莫大的熱情。許多同學的幹活方式好像是在大喊：「快看我幹！」我被認為「不積極」，一方面是我藏不住對這種活動的厭惡，另一方面是因為無論我怎麼使勁也不出汗。那些汗流浹背的同學總是在每晚的總結會上大受表揚。

圖書管理員很高興有人來借閱這些書，特別是一個學生來借，他們非常熱心地幫我找。因為目錄系統亂七八糟，他們得從一堆堆的書中翻找出我想要的。正是通過這些善良的年輕男女的大力幫助，我才看了一些英文古典書。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婦人》是我讀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我發現閱讀像她及奧斯汀和布朗特姐妹這樣的女作家作品比狄更斯等男作家要容易得多，描述的人物也更能引起我的共鳴。我讀了一本歐美文學簡史，對希臘的民主傳統、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啟蒙運動的懷疑主義大為傾倒。當我在《格列佛遊記》中讀到皇帝發佈一道文告，命令他所有的臣民必須從小的一端打雞蛋、違者處以重罰時，我想斯維夫特（Swift）到過中國吧？眼界大展，茅塞頓開的驚喜是難以描繪的。

入黨後，每個人都嚮往當軍官，所有黨員的好處，軍官都可以加倍得到。要升為軍官得由上級決定，所以絕不能讓他們不高興。一天，小黑被叫去見這個航校的政委。因為吉凶未卜，他惴惴不安。那位政委五十多歲，身材肥肥的，眼睛有幾分浮腫，說話聲音宏亮。當他點燃一根香煙，問小黑家庭背景、年齡、健康狀況時，他顯得特別親切溫和。他還問小黑是否有未婚妻，小黑回答說沒有。政委這麼關心他，小黑感到是個好兆頭。政委繼續稱讚他說：「你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工作也很勤奮，群眾對你印象很好。當然你必須保持謙虛謹慎，謙虛使人進步……」諸如此類等等。到政委捻熄煙頭時，小黑猜想他的軍官委任狀已是囊中之物了。

國家定的若干規定，使相當多的人不能參加競爭。已婚是排除一些人的一條規定，一旦結了婚，城裡哪個單位都不要你。正是如此，我姐姐不能向城裡申請工作或上大學，而進工廠上大學又是回成都的唯一合法渠道。她非常難過，因為她想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當時他的工廠已經正常開工，他不能待在德陽了，除非是官方規定的探親假時間，一年只有十二天。她只剩一條回成都的路，那就是弄一張得了某種嚴重疾病的醫院證明，許多和她情況類似的人都是這樣回成都的。為此母親不得不去找一位醫生朋友，幫姐姐搞到一張肝硬化的證明。她於一九七二年底回到成都。

有一套文革前出版的教材，裡面節錄了奧斯汀、狄更斯和王爾德等大師的作品，還有歐美歷史的故事，我讀起來津津有味。但我得千方百計從系上講師們那裡一本本地借，叫京明從他的大學圖書館裡設法為我借到寄來，兩周到了期又寄回去讓他續借。生活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找書上了，找到後又想方設法要多留幾天。

像周圍的每一個人一樣，小黑想入黨。這對他倒不是像對那位農民士兵那樣生死攸關。他知道他在退役後不會下鄉，按規定是哪裡來就回哪裡去，他自然可以在成都工作，無論他是不是黨員。但如果他是黨員，工作就會分得好些。他也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信息，這對他極為重要，因為那時的中國是一個知識的沙漠，除了簡單的宣傳外，很少東西可讀。

現在要辦什麼事都得通過私人關係，走後們。每天都有人來找我母親，有老師、醫生、護士、演員和下層幹部，都來求她幫忙把自己的孩子弄進城。她常常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儘管她沒有工作，但她總是熱心為他們東奔西跑。父親是不可能幫別人的忙，他已經固守在自己的原則裡永遠也學不會「靈活」了。

英語是我的專攻科目，但幾乎沒有辦法學習。四周沒有母語是英語的人，根本就沒有外國人。整個四川當時都不對外國人開放，偶然有一兩個人進四川，總是「中國的朋友」，但即使是跟他們說幾句話也會受到懷疑。收聽ＢＢＣ或美國之音可能進監獄。外國出版社一概沒有，只有毛主義的英國共產黨黨報《工人》，就連它，也被鎖在個特殊的房間裡。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獲准看此報紙時的激動心情。當我的雙眼落到頭版支持批林批孔運動的文章時，激動頓時煙消雲散，坐在那裡發呆。這時一位我喜歡的講師走了過來，帶著微笑對我說：「這張報紙可能只在中國看得到。」

我是少數幾個沒能把木頭手榴彈扔在危險範圍外的學生之一，我們因此沒資格參加投擲真傢伙的隆重場合。當我們幾個人可憐巴巴地坐在一個山頂上聽遠處的爆炸聲時，一個姑娘和圖書痛哭失聲。我也憂心忡忡，這又證明了我「白」。

自一九七二年秋，從北京回來後，照顧五個孩子成了母親的主要工作。我最小的弟弟小方那時已十歲了，需要每天輔導以補上他缺的課。其他孩子的未來也大部分要仰仗她。

我開始懷念鄉下和工廠的歲月，那時相對來說沒人管我。大學控制得緊多了，因為毛夫人對它特別感興趣，而且現在我落在那些文革受益的人群之中了。沒有文革，系裡很多人絕不可能在大學學府裡。

一九七四年秋季的一天，一位朋友很神秘地遞給我一份《新聞週刊》，裡面有張毛澤東的照片，還有一張江青的。這個朋友不懂英語，她很想知道這篇文章說什麼。這是我接觸到的第一本外國雜誌。文章中有一句話像一道閃電照亮了我的腦子，這句話是：「江青是毛澤東的眼睛、耳朵和喉舌」。直至此時，我從不讓自己思索江青的所作所為和她的丈夫有什麼關係。但是，現在毛澤東的名字清清楚楚地點出來了。我的腦海中，對他模模糊糊的懷疑一下子像調準焦距似的清晰。是毛澤東製造了這一切毀滅和災難啊！沒有他，江青和她的那些二流貨色連一天都維持不了。這是我第一次在腦子裡明明確確地肯定：毛澤東是個罪人。我是既興奮又覺得毛骨悚然！

我難以忍受這個環境，我可以理解無知，但不能接受對它的頌揚，更不能心甘情願地由它統治。我們經常得離開大學去做那些和我們專業毫不相干的事。毛澤東說過我們得「學工、學農、學軍」。但我們究竟學什麼呢？他又照例不講清楚。我們先「學農」，進校一月後，一九七三年十月，整個學校都打點行裝出發到成都郊區的一個叫龍泉山的地方。這裡是副總理陳永貴一次訪問的犧牲品，陳以前是山西省山溝裡一個叫大寨的生產大隊的隊長。這個大隊成了毛澤東在農業上樹立的模範。說是因為它靠農民的社會主義熱情而不是靠物質刺|激來生產。毛澤東沒有注意到或不在乎大寨的大多數成績都是欺騙性的。陳永貴副總理訪問龍泉山時，一時興起說：「嗯，原來你們這裡也有山。想想看你們能造出多少梯田來！」在他眼裡，成都肥沃的果園和他老家貧瘠的山崗一個樣。可悲的是他的話具有效力，成群的大學生趕來炸毀為成都提供蘋果、李子、桃子、花卉的果園和花圃，接著從老遠肩挑手推運來石頭以建設水稻梯田。

就在京明和我準備功課考大學時，我的二弟小黑很傷心，進大學的基本資格是當過工人、農民或士兵。而他一樣經歷也沒有。政府仍不斷把城裡的年青人大批送到鄉下去，除了下鄉，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參軍了。每個名額都有幾十個人報名，要進得去只好通過關係走後門。

不時地總有個學生幹部找我「談心」。我們班有個班幹部姓明，以前是個農民，參過軍，又當過生產隊長。他的學習能力很差，但是老愛一本正經地給我上政治課，大講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形勢、「工農兵學員的光榮使命」以及「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我不斷地被叫去「談心」是因為我有「缺點」，但明先生從來不直接了當地指明，他會讓批判的利劍懸在半空中，說：「群眾對你有意見，你知道是什麼嗎！——」然後觀察我的反應。他最後也會洩露出一點天機，今天是老生常談的「白專」，明天又說我沒有爭著去做像打掃廁所、洗同學們衣服之類的「好人好事」。有一天，我被指責說我不願把大量時間花在輔導同學們身上，還給我加上一個罪惡的動機，說是我不想讓他們趕上我。

父親還沒有平反，母親幾乎是克服了不可逾越的障礙而使小黑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參了軍，小黑被分到中國北部一所空軍航校。三個月基本訓練後，他成了一名無線電通信士。他每天只需工作五個小時，極為輕鬆，其餘時間都花在「政治學習」和種糧食上。

想入黨，他得另找路子。很快，他意識到最重要的事是取悅他的直接上司。還有就是跟同志們搞好關係。除了隨和、幹活賣力外，他得按最字面上的「為人民服務」辦事。

七〇年代，像參軍一樣，入黨變得與思想越來越少有關聯。每個人都在入黨申請書中說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入黨意味著把生命奉獻給人類最偉大的事業——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但對許多人來說，真正原因是為了個人利益。不是黨員就當不了軍官，軍官退役後可自動轉為「國家幹部」，有固定的工資、相應的特權，更不用說拿城市戶口了，而一名士兵退伍後得回到他的村莊再做農民。每年快退伍時，總有人自殺、發精神病或意志消沉。

一天晚上，小黑正和一千多名士兵、軍官及軍官家屬們一塊看露天電影。突然之間響起了半自動步槍的砰砰聲，接著是猛烈的爆炸聲，觀眾們紛紛尖叫著四散逃開。開槍的是一名即將復員回去當農民的士兵。他沒能入黨，因此沒當上軍官。他先開槍打死了他連隊的政治指導員，他認為是這人不讓他入黨，然後他朝人群亂開槍，還扔了一枚手榴彈。有五人被打死，都是軍官的妻子，還有十多個人受了傷。後來他跑進一座樓裡，戰士們把樓團團圍住，用擴音器向他喊話勸降。但當這個衛兵向窗外開火時，他們立即中止喊話一溜煙四散了，這使眾多激動的圍觀者樂不可支。最後，調來一支特種部隊，經過一陣激烈交戰，他們衝進了被士兵佔據的房間，發現這個士兵已經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