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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活動在全國爆發了，並於一九七六年的清明節達到頂峰。在北京，數以萬計的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好幾天，以特製的花圈、充滿感情的詩詞、講話來悼念周恩來，用彼此心照不宣的話來發洩他們對「四人幫」的恨。四月五日夜晚，抗議活動被鎮壓了，警察衝散了人群，捉走了好幾百人。「四人幫」稱這次清明節示威是「中國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亂」。已為階下囚的鄧小平被指責為幕後指揮，說他是「中國的納吉」（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總理）。毛澤東正式罷免了鄧小平，並強化了批鄧運動。

一天，來了一艘巴基斯坦船。巴基斯坦駐華武官從北京來迎接，龍先生命令我們全體學生把俱樂部來個徹底清掃，他舉行宴會招待客人，讓我當他的翻譯，這使一些不能赴宴的同學非常忌妒。幾天後，巴基斯坦人在他們的船上回請我們，我也受到邀請，那位武官曾到過四川，他們還專門為我做了一道川菜。龍先生很高興他們請了我，當然我也很興奮。

中國社會很多人仍然要女人保持「端莊矜持」的舉止，面對男人的注目要垂目做害羞狀，笑不露齒，當然更不能用手勢。違反這些行為規範就是「輕浮」。在當時，對外國人「輕浮」簡直不可饒恕。

父親焦慮重重，憂心如焚。為了不再「亂說話」，進一步害自己和累及家庭，他只好依賴鎮靜劑來控制自己。當政治氣氛鬆弛時，他吃得少，運動風聲緊時他就多吃。精神病醫生每次開藥時都擔心地搖頭，說這種吃法非常危險，但是不吃又不行。一九七四年五月，他覺得自己快舊疾復發了，就要求進醫院。多虧他那些衛生部門的官復原職的同事，他這次入院很順利。

那天晚上學校照例停了電，我在宿舍裡伏在蠟燭光下看書。忽然來了一些省委宣傳部的人，沒有多加解釋，就驅車帶我回家。

公元前三十三年，漢元帝想和強大的北方鄰邦匈奴講和，決定把一名宮女嫁給匈奴的可汗。他從宮中三千名嬪妃的畫像中挑選，這些人中好些他連見也沒見過。因為是「下嫁番邦」，他選舉了畫像上最醜的王昭君。啟程那天，皇帝才發現她非常美。她被畫得難看是因為她拒絕向畫師行賄。皇帝下令砍了畫師的頭，可惜王昭君還是非走不可。她坐在江畔邊梳頭邊流淚，傷心自己要遠離祖國到野蠻番邦去生活。一陣風把她的梳子捲到江裡，就像是想要她的一件東西留在祖國，後來她自殺了。傳說中說她的梳子落水之處，江水變得像水晶一樣清澈，得名「清江」。我的旅伴咧嘴笑著說：「哎呀！壞運氣！看來你最終要在外國生活，嫁給一個野蠻人了。」我笑了笑，從話裡看到中國人一向把其他民族視作野蠻人的傳統。我想，那位古代美人王昭君如果嫁給了番王，會不會反而幸福呢？她至少天天與草原、駿馬、大自然做伴。而和中國皇帝在一起，她的天地只是豪華的牢房，連棵樹也沒有，因為樹可能使姬妾爬牆逃走。我想我們是多麼像中國傳說中的井底之蛙，說天只有井口那麼大。我覺得有股強烈、緊迫的慾望想去看外面世界。

這個朋友是我父親同事的兒子。其他城市長大的學生對我也很友好，他們和農民背景的學生很容易區分開。他們面臨一個新奇的世界比較自信，不像有些農民出身的學生幹部那樣充滿焦慮，也就沒有要壓人的心理。湛江對那些從前的農民，現在野心勃勃的人是強烈的文化衝擊，不安全感往往促使他們想讓別人也不愉快。

湛江離成都大約有七百五十哩，乘火車要兩天兩夜。它是中國最南端的港口。離越南邊界很近。到了這兒，就像是到了外國，有本世紀初的殖民風格建築物，模仿羅馬風格的拱廊，好似教堂窗戶的彩色圓窗，以及支著五顏六色陽傘的大陽台。當地人說廣東話，儼然是一種外語。空氣中有股不熟悉的大海氣息，異國情調的熱帶植物香味和一個新世界的感覺。

一九七六年六月，我們班被打發到一家工廠去「學工」一個月之後，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爬成都四面風景秀的峨嵋山。七月二十八日下山途中，我們聽見一個旅遊者背著的擴音機正在大聲嚷嚷。我平時對一些人嗜好帶這種宣傳機器已煩得要命，何況在此風景區！好像我們的耳朵還沒有受夠到處豎立的擴音器的騷擾。但是，這個廣播吸引了我的注意：北京附近的煤礦城市唐山發生了強烈地震。我猜這一定是空前大災難，因為新聞媒體一般都不報導壞消息。果然，官方的數據是二十四萬二千人死亡，十六萬四千人受重傷。

在父親去世的萬事皆空的心緒裡，我開始懷疑所有這些格言、訓導。我不想要偉大的使命，不想要「事業」，只想要生活——平靜的生活，可能是瑣碎的生活，卻是自己的生活。我告訴母親暑假期間，我想沿長江旅遊。

雖然「四人幫」利用宣傳工具誇耀他們如何關心災區民眾，他們卻一再要全國人不要被地震分了心，忘記了「批判鄧小平」這個首要任務。毛夫人公然說：「唐山不過就死了幾十萬人嘛！有什麼了不起，批判鄧小平才是關係八億人民的大事。」這話就是出自暴戾的江青之口也好像太暴戾過分了，但這是正式向我們傳達的。

在這段時期，我父親和大多數以前的同事不同，沒有平反，也沒有復職。一九七二年，我們從北京回來後，父親一直住在支機石街的家裡，沒有事做。沒有平反是因為他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毛澤東。負責審查他的專案組同情他，想把一些他說過的反毛澤東的話算成是他在發精神病，但是這遭到省革命委員會的強烈反對，他們想給他定大罪。許多我父親以前的同事同情他，也欽佩他的勇氣，但他們也得為自己著想。另，我父親不屬於任何共產黨內的宗派，沒有強有力的保護人可以說一句話為他洗清罪名，相反地，他有一些身居要職的對頭。

追悼大會定於四月二十一日召開。按規矩，父親以前的同事們組成「治喪小組」，小組裡包括左先生。一切細節都有規定。參加大會約有五百人，大都是省級機關幾十個部、局的幹部，甚至有可憎的姚女士。每個部、局都要送一個紙花圈，尺寸按規格。我家也情願追悼會官辦，因為對我母親這樣的幹部來說，私人葬禮聞所未聞，不官辦會被看作是共產黨唾棄死者。大多數與會的人，ｈeｔuｂooｋ•ｃｏm•cｏｍ我都不認識，不過我的朋友們，像小胖、南南和廠裡的電工。川大的同學也來了，學生幹部明先生自然不例外。姥姥去世後，我拒絕見的老朋友平也來了，我們的友誼馬上恢復，好像沒有六年的間隔。

七月我和京明同下長江，他當時在長江邊上大城市武漢讀書。我們的第一站是廬山，山上到處鬱鬱蔥蔥，氣候異常涼爽。好些重要的共產黨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包括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元帥被罷了官的廬山會議，那次會議舊址成了「革命傳統教育聖地」。我建議去看看，京明白了我一眼說：「天天都有『革命教育』課你還沒有上夠？到這裡來也不想歇一歇？」

但是周恩來在文革中與毛澤東合作，是他宣讀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他幾乎每天都在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對他們發號施令。當政治局和老帥們於一九六七年二月想阻止文革時，周恩來沒有支持他們。他是毛澤東的忠實僕人，但他也可能是在盡量防止更大、更可怕的災難，比如公開對毛澤東挑戰後肯定會產生的大規模內戰。他維持了中國正常運轉，這使毛澤東的文革得以進行，但也使國家避免了完全崩潰。只要辦得到，他保護了許多人，包括寫條子救我父親。他還保護了中國最重要的文化遺址。他是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當然也有這種可能：生存是他的第一考慮。他一定很清楚，一旦站起來反對毛澤東，他自己馬上就會完蛋。

父親轉身向著我們說：「周圍到處有人這樣生活，你難道還有心思玩嗎？」我沒話說了，心想：「我一個人能幹什麼呢？我不玩、不愉快又能起得了什麼作用呢？」我沒說出來，這聽起來是自私得不可思議，我是在「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道德教育下長大的。

當時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的一員。但是說起來好像不是在簡單地陳述事實。而是在表示謙虛，以一種優越感的姿態把自己降低到第三世界去，好像我們列入第三世界是為了領導它，保護它，別人都明白我們其實是遠居第三世界之上的世界大國。

因為怕他跌倒，我時刻都和他在一起。他上廁所時，我在外面等候。如果他待在廁所裡時間太長，我就會胡思亂想，以為他發了心臟病，在門外不顧不好意思地大喊他，要他回答。每天我都陪他在後花園散步，這裡滿是精神病患者，穿著灰條紋的衣褲走來走去，瞪著呆滯的眼睛。他們的眼神使我既害怕又覺悲哀。

一旦出了校園，離經叛道的火花就多了。在成都大街上，大字報、大標語上儘是小字評語，有許多人圍著伸長了脖子看。一張大字報導：

我們沿長江而下，處處是文革浩劫的痕跡：廟宇被毀、雕像被砸、古老的城鎮受破壞，中國古老文明的印記幾乎喪失殆盡，但是損失還不只限於此。中國人不僅僅毀壞了自己大多數美好的東西，還失卻了對美好東西的鑒賞和珍惜，並且造不出新的來。除了傷痕纍纍，但仍然令人歎為觀止的風景外，可愛的中國變成了一個醜陋的國家。

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外國人講話，只聽過一卷靈格風語言學習錄音帶。當我開始學英語時，我借來錄音帶和錄音機，在支機石街家裡聽。一些鄰居聚集在樓下，睜大眼睛搖著頭說：「這聲音真好玩！」他們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放給大家聽。

坐在候車棚裡，我又說起旅遊，一個清潔工正在掃地，她掃的道上坐者一個北方農婦，旁邊是個破爛包袱和兩個衣衫襤褸的幼兒，還有個嬰兒正在她懷裡吃奶。她敞著胸，沒有半點不好意思，胸脯又黑又髒。清潔工逕直掃過去，對坐在地上的人視而不見，把垃圾都掃到他們身上。農婦完全無動於衷。

一個我不認識的女青年一頭趴在我肩頭上痛哭，我感覺有張紙條塞到手心裡。我後來看了這張條子，上面寫著：「我為你父親的高尚品德深深感動，我們一定要向他學習，完成他未竟之業——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我的發言真的使她得出這個結論嗎？我沉思默想，看來道德原則和高尚情操竟都成了共產黨的專有品。

這些針對我的批評使我怒不可遏。正是我的共產黨父母給了我自由開明的教育，他們把對女人的清規戒律看作是共產黨革命要革除的東西。但是現在對女人的傳統束縛和政治上的壓制卻結合起來了，二者都用來發洩指責者的無聊小氣的不滿和忌妒。

追悼會有一項是「死者家屬代表講話」，母親要我說。我回顧了父親的人格、道德原則，對共產黨的忠誠以及對人民的奉獻。我希望他去世的悲劇能引起與會者的深思。

我們乘公共汽車離開廬山。像中國的每一輛公共汽車一樣，這輛也爆滿。我們只得像鷺鷥一樣伸長脖子以維持呼吸。文革以來幾乎沒有新公共汽車出廠，而在此期間，城市人口增長了好幾千萬。車才開了幾分鐘，一個趔趄停了下來。前門吱吱擠開了，一個身著便衣，看上去頗帶權威的人一隻腳踮著站上來。他大聲喊道：「蹲下來！都蹲下來！前邊有美國客人！這麼多亂糟槽的頭看起來太有失國體了！」我們只得想法彎腰低頭，但人太多，辦不到。那人還在喊：「每個人都有責任維護偉大祖國光輝形象，我們必須表現有秩序、有尊嚴！快點蹲下！把頭都低下去！」

追悼會上的悼詞非常重要，人人都會把它理解為共產黨對我父親的評價。這份資料還會放進他的檔案，在他死後繼續決定孩子們的前程。悼詞有固定的規格，對已平反的幹部有標準的評價，任何跟標準評價不同的語句都會被理解為黨對死者有保留，或者是在譴責他。悼詞寫出來了，拿給母親過目，上面滿是暗示性的指責，母親清楚有了這樣的悼詞，我們家最好的結果也是永無出頭之日，壞的結果我們將一代一代地永遠受歧視和打擊。於是她拒絕了一份份悼詞草稿。

我請假離校到醫院去陪他。那位上次為他治病的精神病專家蘇醫生這次又負責給他治病。在「二挺」統治時期，蘇醫生因誠實地診斷了我父親的病而吃了很多苦。造反派命令他說我父親是裝瘋。他拒絕了，因而在大小批判會上挨鬥、被毒打，也不讓他當醫生了。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看見他時，他正在清掃垃圾箱，洗刷醫院的痰盂，那時他才三十多歲，頭髮就已經花白了和-圖-書。「二挺」倒台後，他平了反。這次他和其他醫生、護士對父親和我非常友好。他們告訴我他們會細心照料我父親，要我不必陪伴。但我堅持，我想他最需要的是愛。我還擔憂他一旦摔倒，周圍沒人，後果會不堪設想。他的血壓高得可怕，又發了好幾次輕度心肌梗塞，這使得他走起路來高一腳低一腳，就像隨時都會摔倒。醫生說跌倒可能致命。我搬進了男病，和他同住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住過的房間。醫院裡每間病房可容兩個病人，我父親獨佔一間，我就睡在另外那張床上。

姐姐沒有工作，因為她是在回城前結婚的，按條款她不能就業。但另有規定是：國家職工死了，他們的一個兒女可以安排工作。就這樣因父親去世，姐姐在成都中醫學院謀得了一份差事。

同時，越來越多的民眾公開表達對「四人幫」的憤恨。「四人幫」也叫「上海幫」，所以上海的自行車和其他商品突然都賣不出去了。當上海足球隊來成都比賽時，全體觀眾都對他們起哄。人群還擠在體育場出口，在他們進出時高聲辱罵他們，要他們滾回上海去。

三個星期後，我懷著既遺憾又如釋重負的心情告別了湛江。在回成都的路上，我和一些朋友去了廣西省的桂林，那裡山水如畫，有「甲天下」的美稱。外國遊客准許來這裡，一天，我們看見一對外國夫婦，男的手裡抱著一個嬰兒。我們互相微笑，用英文說了句「你好！」、「再見！」。當他們消失後，一個便衣警察把我們攔住盤問。

那時，我雖然已經二十三歲了，學了近兩年的英語。但從來沒有和一個外國人說過話。我只在一九七二年在北京看見過外國人。有個外國人曾來過我們學校，他是少數幾個「中國的朋友」之一。那是個炎熱的夏天，我正在睡午覺，一個同學興沖沖地跑來。把我們都叫醒，大聲說：「外國人來了！外國人來了！快去看外國人！」一些人跟去了，但我決定繼續睡午覺。我覺得傻乎乎的圍著外國人看實在太可笑。另外，我們又禁止和他談話，即使是「中國的朋友」也不行，看一陣有什麼用呢？

這樣的規定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每次宣佈都免不了使我憤怒一陣。一天，我被一股強烈的衝動所支配，一心非出去看看不可。我於是裝病，得到允許後到城裡醫院就診。我在街上徘徊，一心想去看大海，但沒有成功。當地人不願幫忙，他們不喜歡不會說廣東話的人，故意裝著聽不懂我說的話。我們在這個港市待了三個星期，只一次准許我們到一個島上看海洋。

到這裡來的目的是找海員練英語。我們分成幾個小組，輪班在兩個外國海員出沒的地方遭遇他們：用硬通貨購買商品的友誼商店和海員俱樂部，裡面有酒吧、餐廳、撞球室和乒乓室。

在擁擠的公共汽車、火車和商店裡，我經常聽見有女人罵男人，打男人耳光，男人呢，以髒話回敬，兩人開始對吵。我本人也曾多次遇到男子動手動腳，碰上這樣的事時，我總是躲開這些因激動而打顫的手和膝蓋。我替這些男人難過，他們生活的世界使他們的性|欲沒有發洩之處，除非他們幸運有門美滿的婚姻，但這種機會很少。我認識的一位上了年紀的領導幹部，一天在一家商店裡被抓住了，因為褲子上滲出了精|液。當時人群把他擠得貼在一個婦女身上，他被扭送到公安局，後來被開除出黨。在那年代女人也同樣倒楣，每一個單位裡總有一、兩個人因婚外韻事被罵成「破鞋」而挨鬥。

空白處還批了一行字：「『天地昏暗』，紅太陽（毛澤東）到哪裡去了？」另一幅大標語說：「油炸迫害周總理的劊子手！」邊上的話是：「你每個月的菜油定量才二兩，拿什麼來炸這些劊子手？」十年來，第一次看見了這種公開諷刺和幽默，我的心為之一振。

但是我在這個世界裡的激動心情總是被現實所壓抑。我們由一名政治工作幹部、三名講師帶隊。他們宣佈紀律：我們不得到海邊去，雖然住處離海邊只有一哩。港口是「閒人勿進」，怕有人破壞或從那兒「叛逃」。他們還講了個故事，說有個廣州學生不知怎麼地鑽進了一艘貨船，藏在貨倉裡，他不知道貨倉要封幾個星期，當到岸打開貨倉時，他已經人死屍爛了。我們除了住處那幾條街外，哪兒也不准去。

雖然她要達到要求是難之又難，我母親很清楚有很多人同情父親。死亡對中國家庭來說，可能是唯一的機會能爭取到非此得不到的東西。於是父親去世後臥床不起的母親在病床上毫不放鬆地「戰鬥」，她威脅說如果得不到一份像樣的悼詞，就要在追悼會上當面控訴當局。她把父親的朋友、同事請到病床邊，告訴他們孩子們的命運托付給他們了，他們都答應為父親說話。最後，當局軟了下來，悼詞改得大致無害。

九月初，對地震的恐懼漸消失，我回到成都。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在上英語課。大約兩點四十分，我們接獲通知說三點鐘有重要廣播，要大家全部到系上院子裡去聽。我走出教室，心裡一個勁兒氣憤。那是一個典型的成都靄靄秋日，我聽見沿牆的一排竹子在颯颯作響。快到三點鐘時，擴音器接通，發出一陣尖銳的噪音，我們系裡的總支書記站到集合起來的人群面前。她悲痛地看著我們，用低沉、哽咽的聲音吐出一句話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

花園裡五彩繽紛，白蝴蝶在草坪上淡黃的蒲公英花尖拍翅，環繞的花壇裡長著紫荊和婆娑起舞的竹子，大紅石榴花從一叢夾竹桃後探出頭來。我一邊散步，一邊作詩。花園的一頭是一間大娛樂室。病人在裡面打牌、下棋，翻翻屈指可數的報紙和書籍。一位護士告訴我，文革初期這裡是病人學《毛澤東選集》的地方。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發現毛澤東的小紅書能代替藥物治好精神病。但這種學習並沒持久，護士說：「病人一開口，我們就嚇得要死，天曉得他會說些什麼？」

她極力贊成我去，姐姐也支持我，她當時已回到成都和「眼鏡」一起住在我家裡。「眼鏡」的工廠本應該供給他住房，但是在文革中沒有建過新住宅。有許多像「眼鏡」這樣的職工，進廠時是單身漢，八個人m.hetubook.com.com住一間單身宿舍。十年之後，大多數人結了婚，有了孩子，沒辦法，只好擠在父母或岳父母家，三代同堂很普遍。

病人們都不狂暴，治療削弱了他們生理、精神上的活力。即便如此，和他們待在一起也是件怕人的事，特別是在夜晚，當父親的藥物發生作用使他熟睡後，整座樓都悄然無聲時。和所有病房一樣，我們的病房也不能從裡邊上鎖。有好幾次我從夢中驚醒，看見一個陌生的病人站在我床邊，撩起蚊帳，以精神病人特有的直勾勾的眼神看著我。我冒出冷汗，拉上被子塞住嘴不讓自己喊出聲來，怕吵醒了父親，睡眠對他的康復太重要了。最後，病人像幽靈般拖著腳步走開。

大學裡，大會不斷召開要批判鄧小平，但是大多數人都消極抵抗。台上在發言，台上做什麼都有，遊蕩、大聲交談、織毛衣、看書、睡覺。發言人拿著事先準備好的稿子，以一種平淡、無感情、幾乎誰也聽不清楚的聲音照本宣科。

男同學，特別是男學生幹部，被賦予保護女生的任務。黑人水手每和一個女生說話，他們就互使眼色，趕忙過來「救」我們，接過話題，或簡直就插身站在我們與黑人水手之間。那些黑人可能並沒有察覺到這些預防措施，特別是男生們總會立即大談「中國和亞、非、拉人民的友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會背誦從書本上搬來的話：「中國將永遠和被壓迫、受剝削的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們反對美資本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黑人看上去有點如陷五里霧中，有時也很感動，於是擁抱中國男人，男生們也回贈以同志似的摟抱。

實際上，我們優越在哪裡？我們人多？我們地大？在湛江，我看見那些第三世界的水手戴著華麗的手錶，拿著新穎的相機，喝著奇特的飲料——這些東西沒有一樣我們見過。他們的生活顯然與絕大多數中國人有天壤之別，更不用說他們有中國人無法比擬的自由。

以後幾天，我都在默默地流淚。我反覆想著父親的一生，想他白費了的忠誠，粉碎的夢。他不該死，然而他的死似乎又不可避免。那個時代容不了他，因為他想做一個誠實正直的人。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理想欺騙了他，這欺騙使他無法繼續生存。

我對外國人非常好奇，渴望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和中國人有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但是我得隱藏我的好奇心，那時對外國人顯示好奇除了有政治的危險外，還算丟臉。在毛澤東領導下，就像過去的封建王國一樣，中國人把在外國人面前顯得「尊嚴」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上。所謂「尊嚴」其實是做出來的傲慢，莫測高深。一種普遍的做法是表現得對外部世界沒有興趣，我的許多同學根本就不向外國人提問題。

示威被鎮壓了，新聞媒體大肆譴責。但是它居然能發生這個事實改變了中國的氣氛。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對當權者的公開挑戰。

因為鄧小平是四川人，四川省有許多他的傳聞，時不時說他被放逐到成都來了。我經常看見一群群人圍在街口，原來他們聽說鄧小平要從這裡經過，在等著看他。有時圍的人數多達萬餘。

毛澤東指定華國鋒來繼承周恩來，並發動了一場名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四人幫」把鄧小平的言論彙編成冊散發下來叫大批判。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講話裡，鄧小平承認延安地區農民的生活水平比四十年前紅軍長征到達時還要苦。另一次，他說共產黨幹部應該對專家們說：「你領導，我來當助手。」還有一次，他規劃下一步工作，重心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允許更多的自由，結束政治迫害。人們拿這些話與「四人幫」的行為對比，鄧就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對「四人幫」的憤恨上升到了極點。聽到傳達這些材料後，我覺得很不可思議：這些人怎麼把中國人都當成傻瓜，他們真以為這些材料會使我們恨鄧小平，而不讚美他嗎？他們真以為我們會愛戴他們？

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告訴父親我想在暑假到長江三峽玩，我對他說：「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玩。」父親搖頭不同意說：「年輕人應該多學習、多工作。」

左先生是我父親以前的同事，他是少數幾個在文革中幾乎沒有挨整的高幹之一，姚女士的造反派捧他，「二挺」跟他酒飯往來，「二挺」、林彪倒台後，他居然安然無恙，繼續掌權。

恨毛夫人江青的傳聞最多。從宣傳媒體裡，大家老看見她和一個京劇演員、一個乒乓選手、一個芭蕾舞演員過往甚密，她又把這些人提拔為他們各自領域的頭目。因為這幾個人都是面目姣好、體格魁偉的青年男子，老百姓就私下議論說他們是江青的「面首」，江青曾公開輕飄飄地說：「女人，……可以有『面首』，什麼叫『面首』，……『面首』就是除了丈夫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自然人人都清楚，這些話不適用於除她以外的女人。事實上，正是在毛夫人的控制下，在文革中中國人遭受了極端的性壓抑。毛夫人控制了新聞媒體、文化娛樂十年，任何與愛情有關的情節都從老百姓的視聽中刪除了。越南軍隊歌舞團來中國演出時，有幸觀看他們表演的人聽解說詞說歌中所唱的愛情是「同志似的友愛」。寥寥幾部主要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進口的歐洲電影裡，所有男女靠近一點兒的場面都被剪掉了，更不用說摟抱親吻。

母親要追查冉先生的責任。如果不是他瀆職，我父親可能不會死。她的要求被看作是「寡婦的感情用事」而不加理會。她也決定不在此事上糾纏，她得集中精力打更重的一仗，為我父親爭取到一個好一點的悼詞。

父親去世前幾個星期的一天，我陪他到成都火車站去接他的一位朋友。我們坐在半敞的候車棚裡等候，十年前就是在這個候車棚裡，我送母親去北京為他申訴。如今候車棚依舊，只是更加破爛，更加擁擠。更多的人擠在站前的廣場上，有些躺在水泥地上睡覺，有些人呆坐著，不少婦女在奶孩子，還有人在乞討，這些都是從北方逃荒的農民，被天災加上毛夫人小集團製造的人禍所驅趕南下。來時他們大多擠在火車頂上，坐不穩摔下來跌死的，火車穿越隧道時被撞死的時有所聞。

暑假快結束時，我乘船從武漢長江逆流而上過三峽回四川，旅程是三天時和_圖_書間。一天早上，我正靠著船舷跟一個乘客聊天，江風吹來，吹散了我的頭髮，把髮梳吹落到江裡，那乘客目瞪口呆，指著我們剛經過的一條支流入江口對我說起一段故事。

校園變成了白花圈、悼念大字報和對聯的奇特海洋。每個人都臂戴黑紗，胸前別白花，看上去很哀傷。追悼會半自發、半組織。因為人人都知道在周恩來去世時，「四人幫」還在猛烈攻擊他，而且下令不准開追悼會，所以對他的哀悼無論對老百姓還是對當官的來說，都表達了他們對「四人幫」的反抗。但也有許多人悼念周恩來是出於別的原因，我們班上的明先生和有的學生幹部就盛讚周恩來所謂的對「粉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的貢獻，感謝他樹立了毛澤東在全世界的領袖地位，歌頌他對毛澤東的絕對忠誠。

到後來，專案組終於起草了一份結論，上面說他「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和「階級敵人」只有一步之遙。按共產黨的規矩，草稿給我父親看，接受就在上面簽字。他看完後，滿臉淚水，但簽了字。

就是不去，我也招來非議。明先生尖酸的問：「為什麼外國人這麼喜歡她呢？」好像這裡頭有鬼。湛江之行結束時，有關我的報告裡說我：「表現有問題。」

我頓時明白了，毛澤東死了。

不過清規戒律對上層領袖並不適用。八十餘歲的毛澤東本人為年輕貌美的女人們包圍著。雖然有關他的傳聞只是私下小心翼翼地低聲耳語，有關他夫人和「四人幫」的故事則是公開地大談特談了。一九七五年底，人們憤怒地議論就像一鍋沸騰的開水。有一陣，大家都得受「社會主義是天堂」的教育，有許多人就公開暗示我八年前曾問過自己的問題：「如果這是天堂，地獄又是什麼樣子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去世了。對於我和千千萬萬中國人來說，周恩來代表了一種較講道理、開明、致力於國家建設的政府。在文革那些黑暗的年代裡，周恩來是我們的一線希望。我和朋友們都十分悲痛他去世。對他的悼念和對文革的厭惡是交織在一起的。

冷不防地我聽見京明大聲說：「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絕不要向美資本主義低頭嗎？」我吃了一驚，這樣的話是自找麻煩，幽默在當時很危險。不過那人只是朝我們這個方面瞪了一眼，什麼也沒說。他又大略掃視了一遍整個車廂，就匆匆下車了。他顯然不想讓「美國客人」看見大吵大鬧。任何中國人不一致的現象都不能讓外國人看見。

父親始終不認罪。當專案組要把他反毛的話說成是精神病造成的時候，他無可奈何、痛苦萬分地承認了。每日，他生活在強烈的精神壓力下，不知他們會給自己定什麼罪，更不知會如何「禍及妻兒」。他還憂國憂民：老百姓跟共產黨現在都沒有行事的準則，腐敗開始蔓延；官員們首先照顧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教師們因為害怕挨打，給學生一律打高分；公共汽車售票員既不賣票也不查票；著眼於公共利益的人受到公開嘲笑。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毀掉了共產黨的紀律和社會道德。

練習英語的機會其實是零零碎碎的。輪船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所有的海員都要上岸，絕大多數海員的母語並非英語，他們是希臘人、日本人、南斯拉夫人、非洲人，菲律賓人最多，他們也只會寥寥幾句英語。偶爾也有幸運的時候，如曾來過一位蘇格蘭船長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會說一口漂亮英語的北歐人。

和外國人交談是每個學外文的學生的夢想，我的機會終於來了。游長江返校後，我聽說我們這一年級的學生在十月份要被送到南部港口城市湛江去和外國海員練習英語。我興奮極了！

我看見父親側躺在床上，面部表情異常平靜，好像是在沉睡。他看上去不再衰老，甚至比他實際年齡五十四歲還要年輕。我覺得肝腸寸斷，無法控制地痛哭起來。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母親從被關的地方短暫釋放出來，在路邊一家小吃店裡，忽然，她看見一個我父親過去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也在那裡吃飯。五〇年代初在宜賓工作時，我母親和「挺夫人」是他們兩口子的媒人，文革中他們投靠了「二挺」。這時，他們朝我母親點點頭，顯出不想和她多說話的樣子。我母親不管三七二十一，逕直走到他們的桌邊坐下，請求他們向「二挺」求情放過我父親。聽完我母親講述後，那男的搖了搖頭說：「事情沒這麼簡單……」隨即他把手指伸進茶裡，沾上水在桌上寫了個「左」字，然後意味深長看了我母親一眼，和妻子一道站起來，一句話也沒再說就走了。

可能部分原因是我無法抑制好奇心，部分是我的英語較好，海員們似乎都樂意跟我說話。我小心謹慎，盡可能少說，讓別的同學有練習的機會，但是有些海員卻拒絕和別的學生交談。我和海員俱樂部主任的關係也很好。他姓龍，個頭大極了。我的引人注目引起了明先生和別的頭頭的不滿。在政治會上，有人指責我違反了「涉外紀律」，說我看上去「太感興趣」、「笑得太多」、「嘴張得太大」，還用手勢——我們女學生得把手放在桌子下面，坐得紋絲不動。

但是，老師們不准我去，儘管巴基斯坦船長本人專門來請，龍先生又威脅以後不再接待川大學生了，他們仍然說誰都不准登上外國輪船：「誰負得起這個責任，跟船跑了怎麼辦？」他們要我去撒個謊，說我那天晚上另有安排。我無奈地去了，傷心地想我這是拒絕了唯一一趟出海的旅程，唯一一頓外國餐，唯一能盡興說英語的場合和唯一次置身一個新奇世界的機會。

當我們在俱樂部裡等待寶貝的海員時，我愛坐在後院的陽台上看書、凝視那一叢椰子樹和棕櫚樹在深藍色天空上的剪影。一有海員閒逛著走過來。我們便跳起身來迎上去，就像是趕過去搶他們似的，一面盡可能保持尊嚴，一面如饑似渴地要跟他們說話。當我們拒絕他們請喝飲料的邀請時，我常常看見他們的眼神裡透著一分不解。我們不能接受他人請喝的飲料，因為這是命令，更有甚者，我們完全不能喝飲料。櫃檯櫥窗裡的五顏六色的瓶瓶罐罐只供外國人消費，我們只是乾坐著，四五個臉色嚴肅得令人望而生畏的年輕男女。我完全沒想到這對外國海員來說該多麼奇怪，這光景和他們對港口生活的期待差了十萬八千里。

我們在山上照了許多相m.hetubook.com.com，一卷三十六張的底片只剩最後一張了。在下山途中，我們經過一座兩層樓別墅，若隱若現地從一片梧桐、木蘭、松針中露出來，看上去就像亂石砌成，與身後山巖混成一體。我覺得這裡十分美，就照下了最後一張相。突然有一個人好像是從地下冒出來的，他低聲但嚴厲地命令我把相機交給他。他身著便衣，但我注意到他有支手槍。他打開相機把我的整卷底片曝了光，然後才把相機還給我，隨後就消失了，就像又鑽回地下去了。一些站在我身邊的遊客悄悄地告訴我們說：這裡是毛澤東的消夏別墅。我頓時升起了一陣強烈的反感，倒並不是對毛的特權，而是他的偽善。他自己享受奢侈，卻對他的人民說舒適也是壞事。到了那個好像有隱身術的警衛聽不到的地方，我開始惋惜三十六張相片白照了，京明咧嘴笑著說：「你總算領教了看聖地的厲害了。」

和海員說話的內容有嚴格規定。除了在友誼商店櫃檯邊的幾句問答外，我們不得單獨和他們交談。如果他們詢問我們的姓名地址，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得給真的。他們都準備了假名字和根本不存在的住址。每次交談後，我們得作詳細的報告，寫上我們都說了些什麼。這是與外國人接觸的標準規矩。我們一次又一次被告誡要服從這些「涉外紀律」，否則，不光自己倒楣，還要影響其他人——別的學生也不准再來了。

一個月後，父親回家了。但是他沒有復原，他的大腦神經受非人壓力的時間太久，依舊存在的高壓空氣又完全談不上放鬆，他只能照舊不斷地服用鎮靜劑，精神病專家也毫無辦法。他的腦子和身體就這麼折磨壞了。

冉是個很能幹的人。文革之前，他負責省委上層官員的保健工作，經常出入我家，慇勤備至地對全家的健康問長問短。文革開始我家倒了楣後，他也變了張臉，不答理我們了。在那些年頭裡，像冉那樣的人，我見得多了，但總想不透他們何以要如此。

結束時，所有人都排成隊從我們面前經過，和我們握手。我看見許多從前的造反派臉上掛著眼淚，甚至姚女士也是一副悲哀相，這種人在各種場合好像總有相應的面具。有些造反派喃喃地對我說：「你爸爸受了很多罪……」可能他們真的是內疚。但內疚又能什麼用呢？父親已經死了——他們中有不少人都捅過一刀。我想，下次運動會不會照樣對別人下毒手呢？

可是省革委主管部門的當權者還是不滿意，他們要寫得更嚴重些，給他處罰。拖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一天，我姐夫「眼鏡」的工廠準備提拔他，派人到父親部裡進行必須的「政審」。一位過去姚女士造反派的成員接待了來訪者，告訴他們我父親「反對毛主席」，問題很嚴重，結果「眼鏡」的提拔告吹了。「眼鏡」並沒有對我父母提到過這件事，擔心這會使他們不安。但是省委宣傳部的一位好心人到家來悄悄告訴了母親。父親無意中聽到了，他心痛欲裂，萬般無奈地向「眼鏡」道歉，怪自己誤了女婿的前程。他流者絕望的眼淚對母親說：「我究竟犯何罪，讓女婿也受牽連？我到底要怎麼辦，才能救你們呢？」

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發現那裡人們情緒激動，都在反江青及上海的三個人，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四個人結成一幫，是此時文革的支柱。毛澤東也曾在一九七四年七月警告他們不要搞「四人幫」，當然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毛澤東的這番話。八十一歲的毛澤東逐漸對周恩來、鄧小平的務實做法感到無法忍受，「四人幫」變得更加得勢。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因癌症住了醫院，鄧小平繼之主政。「四人幫」呢，沒完沒了地搞了一個又一個胡鬧的運動，全國人民的忍耐限度已到了極限，各種傳言四起，全是罵「四人幫」的，人們只有用這些傳言才能表達他們的激憤。

在那個可愛的港口城市裡、在陽光下、海風中、椰子樹旁，每個愉快的時刻都變成了悒鬱。我同學中有位好朋友，他盡量想使我高興，要我想開點，比起那些文革初期因忌妒而挨整的人所受的罪，我所遭遇的不過是小小的不愉快而已。但一想到我的生活最好也就是這個樣子，就更加沮喪。

以後四天，父親不管吃多少鎮靜劑也無法入睡。四月九日下午，他在院子裡對母親說他想去睡一會兒，就獨自上樓了。母親在我家樓下那間小廚房裡做好了晚飯，沒叫他吃，想讓他多睡一會兒。等了半天，她心裡不安，上了樓，來到臥室，發現喚不醒他了，她馬上意識到父親發了心臟病，我家沒有電話，母親連奔帶跑，到了一條街外的省委門診部，輾轉找到主任冉先生。

在成都也有許多地震警報。從峨嵋山回來後，我就和母親、小方去了聽說較安全些的重慶。我姐姐留在成都，睡在一張橡木大桌子下面，上面覆蓋著被子和毛毯。幹部們組織老百姓到處搭起臨時窩棚，動員人手一天二十四小時觀察動物的表現，據說它們有預知地震的天賦。但「四人幫」的追隨者卻張貼大標語說：「警惕鄧小平的罪惡用心用地震壓革命！」還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嚴厲聲討走資派利用地震破壞批鄧」，參加大會的人多是來走走過場。

母親找到冉先生時，他一副不耐煩的樣子，說做完手上的事就來。母親說心臟病不能等，但他只是瞟瞟她，意思是催他也沒用。一小時後，他才帶著一個護士大駕光臨，兩人都空著手，沒帶任何急救物品。護士見事不妙，轉身回去拿，冉先生把我父親的身體翻來翻去地檢查，這對心臟病人很危險，半小時又過去了，急救品才到，我父親已經停止了呼吸。

當第一批黑人水手露面時，我們的教師委婉地告誡女學生要小心。他們說：「這些人開化程度低，還沒有學會怎麼控制自己的本能。所以他們隨時隨地都要表現自己的感情，如撫摸、摟抱、甚至親吻。」教師面對著一屋子露出震驚和厭惡的面孔，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故事：上次來的一個女學生在一次對話中突然尖叫起來，原來有個岡比亞海員想摟抱她，她以為自己要被人強|奸了（在一群人、一群中國人中）。她恐懼的心理是如此強烈，以後隨便怎麼勸她也不敢跟外國人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