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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和路克斷絕了關係，她的自尊心強，不願在對方家庭不歡迎她的情況下嫁給他。五〇年代初，共產黨掌權後，她回到中國，心想中國人的尊嚴終於會恢復了。但是她忘不了路克，年齡很大才和一位教英語的教授結了婚，她並不愛這個人，夫婦倆總是吵個不停。在文革期間，他倆被趕出了自己的家，擠在一間十尺長、八尺寬的小屋子裡度日，屋子裡塞滿了褪色發黃的舊期刊和滿是灰塵的書。這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妻一個坐在雙人床邊，一個坐在唯一的一張椅子上，那種無法忍受對方的光景，看到就叫我傷心。

這兩門考試我都得了最高分，雖然我口試贏得有點不尋常。我們是每次一個人進到一間教室，面對兩名主考官：羅教授和另一位老教授。他們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桌上散放著一些紙團，進去的人隨意拿一個打開，用英語回答上面的問題。我打開了一個，只見上面寫著：「最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二中全會的新聞公報的重點是什麼？」我當然一點也不知道，只站在那裡拚命搜腸刮肚想找出什麼話來說。羅教授看了看我的臉，伸出手來接過那張條子。她瞥了一眼，遞給另外那位教授看。然後她默默把紙條放進口袋，用眼神示意我另外揀一個，這次的問題是：「說一說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好形勢。」

萬千滋味在心中翻騰。多年第一次，我特別想念父親、姥姥和俊英娘娘。在這之前，我一直避免想起他們，因為他們的死是我心裡最痛苦的一角。現在我想像著他們該會為我多麼高興、多麼驕傲。

毛澤東的理論可能不過是他個性的延續。他的個性中騷動著喜歡挑起別人打鬥的一面，而且他理解人類本性中醜惡的東西，如像忌妒和由狹隘引起的憤恨，並知道怎麼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這些本性。他靠民眾相互忌恨來維持統治。這樣一來，在他統治下，一般中國人被用來執行在別的專制下由職業人員完成的任務，毛的中國就沒有KGB這種組織，因為無此必要。毛澤東把民眾變成了專制的最有力武器。由於他煽動、滋養了人性最惡劣的本質，他製造了一個道德荒野、一片仇恨的土地。但是一般人對此應負多少責任呢？我難以肯定。

中國越離越遠了。我從窗戶看出去，只見銀色的機翼外是一個無邊的宇宙。我再看了一眼過去，就開始憧憬未來。我一心想擁抱世界。

「二挺」從一九七〇年起被關押，但沒有送交法庭——因為沒人決定怎麼對待他們。現在他們唯一遭受的懲罰只是坐在非暴力的會議上，聽被他們迫害的人或家屬控訴他們。我母親在這樣一個大會上談過這對夫婦是如何整我父親的。對「二挺」的判決是在一九八二年，劉結挺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張西挺判處十七年。

兩位講師和我由系黨總支副書記帶領乘火車去西安，成都離西安有一天一夜路程，大半時間我都伏在我的硬臥舖位上忙著複習羅教授的筆記。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名額、去哪個國家。當時在中國絕大多數的資訊都是國家機密。到達西安後，我們聽說共有十二人參加這裡的考試，多半是來自西部四個省份的中年講師。密封的試卷臨考試前一天才從北京空運來。筆試佔一個上午時間，有三道題，一道是翻譯《根》的一大段。考試大廳的窗戶外面，四月的古城正是「長安無處不飛花」的時節，滿天飄舞著楊柳白絮。快到中午時，我們的試卷被收了上去、封好，直接送往北京和北京、上海的和-圖-書試卷一起評分。下午是口試。

系裡派我到四川北部群山去面試考生，我欣然前往。正是在從一個縣城到另一個縣城招考的旅程中，獨自乘車行在蜿蜒、塵土蔽天的山間公路上時，我突然第一次起到，如果能到西方留學該有多好！

一天，她的教材是一篇關於美國工業使用原子能的文章，羅教授解釋了這篇文章後，易小姐從書上抬起頭來，挺直了腰，以義憤填膺的口吻說：「這篇文章只能以批判眼光來看！美帝國主義怎麼可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呢？」聽到易小姐這樣鸚鵡學舌似的照搬官方宣傳，我的不耐煩一下子冒了上來，衝口說：「你怎麼知道他們不可能呢？」易小姐和班上大多數人都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眼光轉過臉來看我，對他們來說，我這樣的反問簡直不可思議，甚至夠格「反動」了。我心一懸，但就在過裡，我看到羅教授眼裡閃爍的一星火花，一絲只有我能看出來的賞識笑容。我感到被理解、受到了鼓勵。

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是一九六四年從香港返回「祖國」的，回來就不准他離境了。直到一九七三年，由於尼克森訪華帶來的開放，他才獲准去香港探望他的家庭。到香港的當天晚上，他聽到他侄女打電話給東京安排到那裡去度周末。這件小事使我思緒萬千，從此一想起就心神不定。這種見世界的自由，一種我不敢夢想的自由，不斷地折磨我。因為出國簡直是聞所未聞，這願望就一直被牢牢地囚禁在我的下意識裡。在別的大學是有人拿獎學金到西方學習，但是去的人完全由掌權者指定，起碼要是黨員。我既不是黨員，又不被系裡信任。即使機會自天而降至系裡也落不到我身上，但是現在，第一次我腦子裡什麼東西動了一動，高考既然已經恢復，中國又正在擺脫毛主義的桎梏，那麼我是不是有希望去西方留學了呢？這夢想剛一萌芽，我就馬上強迫自己掐掉它——我多麼害怕那不可避免的失望！

到了五月底，我得到消息，說這兩門考試我都成績優異。母親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加緊活動——為父親恢復名譽。雖然父親去世了，但是他的檔案仍關係著他孩子們的前途。檔案裡現有的結論說他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母親很清楚，即使中國正在變得自由、開明，這樣的結論仍然會阻止我出國。她不斷去遊說現已重新做官的我父親以前的同事。她拿出周恩來的字條，上面說我父親有權向毛澤東上書。這張字條曾被我姥姥煞費苦心地藏在她的一個小腳棉鞋裡。現在，在周恩來寫這張字條的十一年之後，母親決定把它交給省委的新負責人。當時趙紫陽是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在中央主管平反工作。

我也真感到悲哀：偌大的中國，機會卻微乎其微，人們的才華得不到發揮。我明白我很幸運，儘管我的家庭遭受了種種巨大不幸，但畢竟有優越的條件。現在看來中國正在變得更開放和公正，我焦急地希望變化得更快，讓全國的人都一樣幸運。

正當我和母親努力爭取時，一道命令突然自北京下來——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留學生的選拔取決於全國統一考試的成都，首次全國統考將很快在北京、上海、西安同時舉行。

這一天什麼時候才會到來呢？真的能來到嗎？正義真的能伸張嗎？伸張正義會不會激起更多的怨恨呢？中國不能再多恨了，我們現在的已經夠多了。在我的四周，曾一度竭力打殺對手的各派現在得在同一和_圖_書屋簷下生活，走資派和過去批鬥、折磨他們的造反派天天得見面，一起工作。到處充滿勾心鬥角，緊張空氣是家常便飯。我們什麼時候擺脫文革留下的噩夢呢？

我飛到北京，和十三名其他大學教師（包括一名政治輔導員）會合，一齊飛離中國。我們飛機於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八點鐘起飛。我差一點誤了飛機，因為幾個朋友來北京機場向我告別，我覺得不應該老去看錶。當我最後靠在飛機座位上時，我才意識到沒有好好摟摟母親。她是在成都機場為我送行的，幾乎不動什麼聲色，沒有流眼淚，我去到地球另一端似乎也不過是我們曲折多事的生活中的又一段插曲。

在鄉間，我下田勞動，開無休止的單調沉悶的會議。壓煩、不滿以及二十四歲還沒有未婚夫的壓力使我先後對兩個男人有點昏昏然。其中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只迷上了他寫來的文筆優雅的信。後來，第一眼看見他，愛意馬上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另一位姓候，原是個造反派頭頭，他是時代的產物。機智又不擇手段，我被他的魅力迷惑。

我母親以她的經驗立刻意識到一個新紀元開始了。毛澤東去世當天，她回她原來的部裡報到工作。她在家裡待了五年。現在想再好好幹一番了。她的新職務是東城區委宣傳部的第七副部長，而在文革前她一直是部長，她對此毫不介意。

錦江蜿蜒著從校園旁邊流過，在成都的最後幾天夜裡，我總是沿著它的堤岸散步。在夏季傍晚的薄霧裡，河面閃著月光，我回想著二十六年走過的路。我享受過特權，也遭受過磨難，有過勇氣，也有過恐怖；見過善良、忠誠，也見過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在痛苦、毀滅和死亡之中，我更認清了愛及人類不可摧毀的求生存、追求幸福的能力。

在毛澤東死後的日子裡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他被看成是個哲學家，我努力思考他的「哲學」實際上是些什麼，想來想去，我悟出他的哲學的中心思想是對永恆鬥爭的需要和慾望。他的思想核心似乎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人鬥人是歷史前進的動力。為了創造歷史，得不斷大量製造「階級敵人」。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別的哲學會像他的這樣，引起這麼多苦難和死亡。我想到中國人所經歷的恐怖和災難，都是為什麼呢？

雖然外語系讓我日子難受過，但是他們需要教師，一九七七年一月我成了四川大學外語系的助教。我又想要這份工作又不想在那裡，我得住校，在政治輔導員的眼皮下過日子。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得知我頭一年時間什麼事也別想做，到了一個星期後，我就被編入工作組送到成都郊區的鄉下，作為一種「再教育」。

我沒有歡喜得忘乎所以，我的成功對周圍的人來說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以至於我對他們感到某種歉意，表現得興高采烈好像對不起朋友們，甚至會刺傷他們，而把欣喜藏在心裡不外露似乎又不誠實，所以不知不覺地我的情緒變得憂慮。

在這封詞藻華麗的信發出之後，母親要我去見二輕局局長慧先生。他和我母親是老同事，當我還是幼兒時，他非常喜歡我，我母親知道他會被我的話打動。我見他後的第二天，二輕局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討論我這件事。委員會共有二十多人，事無鉅細都得大家坐在一起決定。慧先生說服了大家：應該給我機會使用英語。於是他們給四川大學發了封公函。

歸來和圖書時，我聽說系裡真有一個名額，讓一名青年或中年都是到西方去留學。系裡已確定了一個人。這個驚人的消息是羅教授告訴我的，她七十歲出頭，走路不太穩，拄著根枴杖。除此以外，她十分精幹，做起事來急急忙忙，說英語也非常快，好像是要把所有她知道的都一下子說出來。她在美國生活了大約三十年。她的父親是一位國民黨高級法院的法官，希望女兒受西方教育。在美國她取名露西，愛上了一位名叫路克的美國學生。他們計劃結婚，但是路克的母親說：「露西，我很喜歡你，只是我不敢想像你們的孩子將來面孔是什麼樣子？我很為難……」

思緒萬千，我走完了那時出國前必須走的過程。首先，我去北京參加一個專門為出國人員辦的一個月短訓班，接受愛黨愛國思想灌輸。然後是一個月時間周遊中國，目的是使我們愛上祖國的大好河山，而不會打主意「叛逃」。官方為我們辦好了一切出國手續，我們還得到一筆置裝費：在外國人面前我們得衣冠楚楚。

我們系上奉命送三名候選人赴兵馬俑的出土地古都西安應考。系裡撤消了易小姐，改派兩名中年教師，一名青年教師做候選人。兩名中年教師是指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四十出頭的講師，文革前一直在教英語。部分是因為北京要求注重學術水平，部分是因為我母親的爭取，系裡決定第三名年輕候選人須通過筆試、口試，從二十幾個文革期間畢業的學生中選擇，考試時間定在三月十八日。

在我急躁的心情裡，生活似乎像過去一樣，沒有變化。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的大學課程結束了，既沒有考試也沒有授學位。雖然毛澤東不在了，「四人幫」倒了台，但毛澤東所定的畢業生從哪裡來必須回哪裡去的規矩仍然有效。對我來說，這意味著要回那家手工機具廠。受高等教育後應該有不同的工用照毛澤東看來是「培養精神貴族」。我一心不想回原來的工廠，回去了我就再也沒有機會用英語了。廠裡沒有英文資料要翻譯，也沒有人說英語。再一次，母親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她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工廠拒絕收我。我在廠裡的朋友說服了廠長，寫了一份報告給二輕局，說雖然我是個好工人，但是他們瞭解到他們該犧牲局部利益以完成更偉大的事業——讓我的英語造福祖國。

候被關押時，我有許多晚上睡不好覺。他很快就被釋放了，但那些短短的清算「四人幫」的日子勾起的悲憤回憶淹沒了我對他的感情。雖然我不可能知道他本人究竟負有多少責任，但是我很清楚身為一名大規模紅衛兵組織的頭目，在那個野蠻的年代裡，他是不可能清白無辜的。我仍無法使自己恨他這個人，但是我不再為他難過了。我希望他罪有應得，所有犯下罪行的人也都受到懲罰。

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東山再起，取代了華國鋒。鄧的每一次談話都是一陣春風。政治運動停止了，「政治學習」被稱作「苛捐雜稅」。共產黨的政策要由實踐來檢驗，而不是教條。最重要的是，對毛澤東的每句話都照辦現在是錯誤的了。鄧小平在改變中國，我緊張地盯著這一點點擴散的光明，就好像注視著黑暗中的一星搖曳的燭火，唯恐一般寒流襲來把它撲滅。

一九七七年夏季，清查「四人幫」追隨者的運動開始了，侯被關押起來。清查對象是「造反派頭頭」和參加過含混地定義為「打、砸、搶」的人：指行兇打人、殺人及破壞、搶劫國家財產。幾個月後這個m.ｈｅｔubｏoｋ•cｏm.cｏm運動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沒有觸及毛澤東，也沒有清算文化大革命，幹壞事的人都簡單地聲稱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忠於毛澤東。另外，也沒有確切的標準來衡量犯罪，只有一些明顯的殺人犯和大搶劫犯被抓了起來。參於抄家、破壞文物、燒書、派戰武鬥的人太多。文革最恐怖的地方——籠罩全國的使千千萬萬的人精神失常、自殺、死亡的高壓空氣——都是人民集體做出來的。幾乎每個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參加過野蠻的鬥爭會。許多人動手打過人。更有甚者，被整的也整人，整人的也被整。沒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來執行調查審判。新當權的共產黨幹部決定誰應受懲罰，個人感情經常成為關鍵因素。一些造反派罪有應得，一些錯輕懲重，還有些人輕飄飄就過了關。左先生仍當三朝元老，姚女士只是換了個不那麼如意的工作。

我想毛澤東主義的另一個特色是把愚昧捧到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因為他明白在文盲佔很大比例的中國，有文化的階層是一個易於攻擊的目標，因為他個人不喜歡正規教育和受過正規教育的人，因為他對中國文明中像建築、藝術和音樂之類他不懂的東西不屑一顧，他領導下的中國大量文化遺產被摧毀，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遺跡竟很少留存，也很少受人珍視。

多年來的強制性謳歌社會主義祖國大好形勢早已使我厭煩得要死，可這一次我有滿肚子話要說，我甚至還剛寫了一首詩歡迎一九七八年的春天。鄧小平的左右手胡耀邦當時擔任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開始替各種各樣的「階級敵人」平反。中國顯然正從文革的陰影裡掙脫出來。工業正在全面復甦，商店的貨架上多了商品，學校、醫院和服務行業都恢復正常工作。長期受禁的書籍也紛紛出版了，人們等在書店外面排隊購買，有時要排上兩天。街道上是笑臉，家庭裡也有了笑聲。

在系裡正式通知我之前，興高采烈的朋友們就告訴了我，到英國留學的消息。甚至不認識我的人都為我高興。我收到許多賀信和電報，去了一個又一個慶祝聚會，流了一場又一場興奮的眼淚。到西方去留學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中國封閉了幾十年，每個人都因缺乏新鮮空氣而感到窒息。我是我們大學的第一個，而且就我所知，也是整個四川（那時有九千萬人口）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一個到西方去留學的。並且，我是憑學習成績爭取到的——我連個共產黨員都不是。中國開始變了，我能出國表示了人們有希望、有機會了。

新的頭號人物是毛澤東選擇的繼承人華國鋒，我相信他唯一的資格是他的平庸。他上任首先做的事，是宣佈在天安門廣場建毛澤東的陵墓。而數十萬人在唐山地震後沒有房子住，還睡在街道臨時搭起的窩棚裡。

在這樣的春意裡，我開始拚命地準備西安的考試，只剩下不到三周了。幾位教師慷慨地幫助我，羅教授整理出一個書目，還給了我十幾本英語書。遞給我時她又想到我不可能有時間讀完它們，於是飛快地在她堆得滿滿的寫字檯上清出一個空間，放上她的手提打字機，花了兩個星期打出這些讀物的大要。她俏皮地眨眨眼說，五十年前路克就是這樣幫她參加酒會、跳舞的她應付考試的。

中國人似乎在衷心地哀悼毛澤東，但是我懷疑有多少眼淚是真的。人們不得不時刻做樣子，他們有時自己也無法分辨出什麼是虛情假意，什麼是真心實意。為毛澤東流眼淚可能只是他們演戲生涯中的又一齣表www.hetubook.com.com演。然而毫無疑問的，人民的情緒反對繼續毛澤東文革的政策。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十月六日，毛夫人和其他「四人幫」成員就被捕了。誰也不支持他們——軍隊不支持、警察不支持，甚至他們自己的警衛也不保護他們。他們能挨到現在靠的只是毛澤東。

除了羅教授外，別的老教授、老講師也都希望是我、而不是易小姐去留學。但是，雖然在新的政治氣候裡他們開始受到尊重，他們說話還是不頂用。除了我母親，誰也幫不了我。我聽從她的建議，去見主管大學的父親以前的同事。我告訴他們我有一點意見：鄧小平同學說大學入學必須看考試成績，而不能走後門，為什麼留學生選擇不這樣做呢？我懇求他們給我一次公平競爭的機會，讓我們大家考試。

聽到那四個人被逮捕得那麼輕而易舉，我感到一陣悲哀。就這麼幾個二流的跳樑小丑居然壓迫了九億中國人整整十年！當然我主要的感覺是欣喜若狂。文革最後的暴君終於垮台了！許多中國人都和我有同感，當我上街買酒準備和家人、朋友舉杯慶賀時，竟發現店裡的酒都已賣光了——到處都有人在慶祝！官方也舉行慶祝集會，和文革中的群眾大會形式一模一樣，這使我很生氣。我特別氣憤的是在我的系裡，政治輔導員和沉重幹部們又在組織大會，儼然一向是反「四人幫」的英雄。

這是個幸運的時刻，毛澤東的魔力正一點點失靈。六月十二日，省委組織部一個處長出現在支機石街我家，帶來黨對我父親的新結論。他遞給我母親一張薄薄的紙，上面寫著：我父親是好幹部、好黨員。這表示他正式平反。在這之後，我的獎學金才由教育部批准了。

羅教授很喜歡我，說從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青年時代。五十年前，她也像我一樣，急於從生活裡尋求幸福。她最終沒有得到，她告訴我她希望我能如願以償，聽說有出國留學名額，還可能是到美國時，她又興奮，又著急，怕我在出差，沒法提出要求。這個名額系裡給了易小姐，她比我早一年畢業，當了幹部。當我在鄉下時，她和系裡文革期間畢業的青年教師都參加一個培訓班以提高英語水平，羅教授是他們的教師之一，她的教材摘自原版英文刊物，是她從在北京、上海等比較開放的城市朋友那裡要來的。當時四川仍然完全對外國人關閉。每次我從鄉下回成都，都去聽她的課。

這消息使我頓感輕鬆，一剎那間，我反而失去感覺。長期灌輸的自我約束馬上起作用，我注意到四周是一片哭聲，我也得做出適當的表情來。我缺乏正確表情的面孔該往哪兒藏呢？似乎只有前面那位同學的肩膀。他是個學生幹部，此刻顯得心碎。我一下子把頭埋在她的肩膀上，背也一抽一抽地，還發出恰當的呻|吟聲來，結果假裝被當了真，那女學生幹部一邊大聲抽泣，一邊扭動身體好像要轉過來抱住我哭似的。我把整個身體重重地壓在她背上使她動彈不得。一邊也希望她以為我是悲痛欲絕了。

按照鄧小平的新規定，我在公社的「徒刑」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完結了，比原訂的一年減少了一個月時間。短短一個月之差使我的心飛上了天。我回到成都，學校正準備姍姍來遲的一九七七年入學考試，這是自一九六六年以來首次正規考試。鄧小平宣佈：大學入學必須通過考試，而不能走後門。因為從毛澤東的政策上變過來需要時間使老百姓有思想準備，秋季招生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