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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縣查出作假田十五萬多畝。

當時間推進到一五八一年的時候，事情起了變化。那是萬曆九年張居正任首輔時，張居正頒布了《清丈令》，要求官民田地逐一查勘明白。清丈時要繪製魚鱗圖冊，逐戶載明田畝情況。強權人物本來以為還會像之前一樣給些壓力就會後退，然而，令他們想不到的是，張居正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

田賦繳納分為留存（由地方負責）、起運（解給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起運中，田賦繳納的倉庫地遠者被稱為重倉口，近者被稱為輕倉口，又根據輕重緩急稱為急項錢糧和緩項錢糧。役法由民戶承擔，分為里甲、均徭、雜役三類。

然而，土地兼併的主體是皇室和大官僚甚至推行者本身，他們不可能革自己的命。優免對象和人數涉及黃冊制度改革，這個改革與賦役改革難度不相上下甚至更難。而歷史已經難以再出現另外一個張居正了，因此一條鞭法根本無法做到公平。

外官為相應級別京官的一半。除此以外，教官、監生、舉人生員等儒戶，各免糧二石、人丁二。雜職、承差、知印、吏典等各免糧一石，人丁一。

很快饒陽和潞成兩個王府的軍官因阻撓丈地被處罰，明最高統治層發出，「不分宗室、官宦、軍民，據法奏來重處」的指令後，明帝國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敢明目張膽地對抗一條鞭法了。

一條鞭法非常不利於農民。農民的收入是糧食。為了趕稅農民急於賣糧，商人則可以趁機壓低糧價。如此，農民將更加貧困，更加沒有交稅的銀兩。因此，他主張用銅錢少用銀。

負擔不公平。李勝芳認為，將丁賦完全歸入田賦中，對有田的人不公平。丁賦是全民的責任，如今只加與有田的人，那麼既不公平又增加了田主的負擔，造成土地拋荒、土地兼併嚴重。

清丈的效果非常明顯，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巡撫應天等府右都御史徐民式對長洲、華亭、常熟、吳江四縣進行了清查。結果查出：

最終，正如梁方仲先生所說「一條鞭法僅為一種不徹底的改革。如果說它有些優點，那是純屬於徵收便利方面，公平的原則一點也談不上。」「破壞賦役公平的主要的惡勢力是豪強大戶（例如徐階、張四維等）。一條鞭法並不敢正面地向他們挑戰，只令有田的人多少增加一點徭役的負擔（和_圖_書其實，這是另外一個優點，增加了稅收）。」

面對官紳抵制，一條鞭法的推行者們開始反擊。例如龐尚鵬在一五六四年（嘉靖四十三年）任浙江巡按後先後對呂希周、嚴傑、茅坤等進行嚴厲處罰，浙江一條鞭法的推行才較為順利。

吳江縣原當差田二十萬二千畝，今查明九十多萬畝。

僅徵收便利這一點，危險也不小。由之前的民收民解制改為官收官解制以後，官與富戶豪強的貓鼠遊戲變為了官吏間的貓鼠遊戲。官作為短期為政者且大多不諳農村事務，根本鬥不過土生土長、熟悉農村事務的吏。結果實行久了，一條鞭法和之前的其他稅法一樣，變得異常混亂。

除了上述兩大優點外，至於「較為公平」一條根本屬於空想。里甲制度之所以遭到破壞，起源就在於戶籍、田籍不對應，因為土地兼併、優免對象和人數的擴大、貴族豪強與官吏及地痞相互勾結，賦役的負擔轉移到了底層百姓身上，使富戶權貴不在賦役徵收對象之列。而一條鞭法制定時，採取了最簡單且最難隱匿的丁、田徵收標準。這樣無論貧富都將按照一個標準徵稅，表面上很公平。

因為張居正被定位為「改革者」、「正面人物」、「有明第一人」，所以，反對他改革的人往往就被扣上了「保守落後」、「反面人物」的帽子。然而，反對者的觀點並非一無是處。例如張居正等人認為，實行一條鞭法有不少好處，但真正說得過去的也就是以下兩條。

另外，一條鞭法還有一個大大的遺憾，沒有趁機搞清人口數。明代的人口統計以黃冊為主，但黃冊則是納稅依據，編制的時候主要是為了搞清楚能納稅的人，並非我們通常意義上的人口普查工具。一條鞭法在實行過程中，頂住了各種壓力清丈了土地，但並沒有借此時機搞清真正的人口數量。

葛守禮除了指出這一點外，更指出：實行一條鞭法之後，既不分倉口，又不標明糧食數量，只規定每畝田應該收多少錢，這樣具體執行人就可以任意增減。

南北負擔有異。南方田賦負擔重差役輕。南方百姓多銀，一條鞭法施行起來阻力小。北方因為土地貧瘠，田賦輕差役重，役歸田貧瘠的土地不堪重負。正因為如此，北方官員反對一條鞭法者眾多。例如，葛守禮認為和_圖_書河南、河北地區每畝收入不過數斗，寸草不生者大有。在此情況下應該輕徭薄稅，但年年徭役眾多全部歸到田地，農民逃荒就在所難免了。

清丈法得以推行後，一條鞭法也開始順利施行。然而鬥爭並未結束，面對官紳抵制，改革派也開始反彈，提出了更為激烈的主張：均田均役，與官紳地主展開了激烈鬥爭。在反對一條鞭法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人是從國家、百姓角度出發反對該法。其實，只要對這些人所說的弊端進行某種改革，他們就會成為改革派新的血液。然而，張居正等人並沒有這樣做，而是不分對錯一概排斥。

就這樣，明後期最有可能讓中國重新走上陽關大道的改革失敗了。在白銀帝國的光環下，一切問題都被掩蓋了，所有的人都在為能過上奢靡的生活而努力著。突然之間，天災人禍起，大明帝國轟然倒在了堆積如山的白銀旁。

均糧（均則）遠動：把之前的各類田地無論肥沃還是貧瘠都給予統一化，按照一定面積徵收同一稅率。

其實，和一條鞭法類似的各種賦役名目還有很多，例如綱銀法、征一法、十段錦、一串鈴等。這些都是由各地的一把手按照本地區情況進行的改革創新，和一條鞭法相比，本質相同，只是在範圍上略有不同。

一是簡化賦稅項目，簡單明瞭。因為舊賦役條目紛繁容易作弊，例如歲辦（每年必須辦理的物料）、額辦（兩三年一辦的定額物料）、雜辦（隨情況而定），此三項共有物料種類二十多種。除此之外，還有正編、加編等，而如今全部納入田地中。

一條鞭法主要內容包括：

一條鞭法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土地兼併過於嚴重、稅目過於龐雜、優免對象過多。

在實行一條鞭法之前的賦役制度不可謂不系統，執行也不可謂不嚴格。然而，由於複雜瑣碎，官員低薪吏員無酬，為此，法律定得越細緻，反而營私舞弊可以多方轉圜的機會越多。貪腐繼續存在著，一條鞭法不能解決。優免問題，一條鞭法更不能解決，甚至連解決的願望都沒有。相反，對優免問題，海瑞改革派則考慮到了。但海瑞作為被邊緣化的改革家連自身都難保，還怎麼能去整治別人呢？

長洲原當差田二十萬畝不到，今查明為五十五萬六千九百畝。

一四五一年（景泰二年）十二月廣東按察副使韓雍轉調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到任後在崔恭的和_圖_書輔助下推行均徭法。一四五七年（天順元年）二月轉調山西按察副使後在山西也推行均徭法。與此同時，南直隸、陝西等地也先後推行均徭法。均徭法與一條鞭法在本質上相同，只不過一條鞭法賦役折銀為主糧為輔，一年一編。均徭法則仍是秋糧很少折銀，十年一編。

在這種況下，一條鞭法在一些地區遭到了強烈抵制。如一五五六年（嘉靖三十五年）江西巡撫蔡克廉倡議推行，但由於王府反對而作罷；一五六八年（隆慶二年）巡撫劉光濟受到了官吏、地方豪族等多方反對，而只好先進行試點（南昌、新建）再視情況推行到全省。

納稅單位轉變：之前的納稅單位以戶為主、丁為輔，一條鞭法則統一為丁，並且人丁也不分等級統一編排。

將各項雜役統歸於田畝，將臨時攤派合法化、制度化，這種做法將遺禍無窮。雖然在短時間內這有利於財政增收、降低百姓負擔，然而雜役即亂攤派就將死灰復燃。因為腐敗官員的貪欲是無法抑制的。在張居正當政時期，南北各地就重現一條鞭法徵收的同時，里甲重出江湖的情況。

除了錢以外，稅糧也容易出現貪腐。以前輸往重倉的稅糧由於距離遠消耗多，所以要附加的糧食就多，過去一般都由富戶來承擔，而貧民負責輕倉。這種調劑貧富差距的方法被破壞了。因為，一條鞭法施行後不再區分距離遠近，起運與留存合一。

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施行，即使張居正被清算後仍然有許多地區實行該法。然而，部分反對該法的官員卻忽然發現：一條鞭法並非無隙可乘，反而可操作的機會很多。

二是徵收便利。一條鞭法根據往年經驗和來年預測，預計本地一年內的支出，攤派於丁田內。給定額，一丁派銀四錢，一畝派銀六錢；給定率，丁銀五錢，田糧一兩。開徵前，每戶都會收到「由帖」（易知由單）一張，裡面寫該戶丁地情況和應該繳付的賦役銀數、規定徵收時限。為了防止過去那種富戶里長借解運之機貪腐的弊端，百姓只需繳銀即可，一切都由官方承擔收解。

除此以外，葛守禮又認為富（上）戶、中戶、貧（下）戶無論家境都按同一稅率徵收，對弱小納稅者不公平。

在嘉靖時期，優免對象實行「京官按品級優免辦法」。一品免糧二十石，免丁二十。二品到九品，各減二，到九品免糧四石，免丁四。

陝西鞏昌府編寫的《徭役論》認和*圖*書為一條鞭法不適合北方的理由更加詳盡。其理由和葛守禮相同。他指出：有錢的人出錢、沒錢的人多盡力役就行了，如今全都徵銀有錢的人就不用說了，沒錢的人沒有銀子又不能用自己的力氣去抵銀，這讓他們怎麼辦？只能是帶著全家背著僅有的財產——碗瓢盆啥的——逃荒去了。

賦役徵收與解運主體變更：之前，服役的徵收和僉派往往依靠民間的富戶里老，而一條鞭法則改為由官府辦理。

明代田賦分為官民兩大類，根據土地肥沃程度分為上中下三等九則，同時，又根據田地山塘四大類的稅率高低進行確定。田賦分夏秋繳納，夏稅以小麥為主，秋稅常被稱為秋糧，以米為主，麥米被稱為「正色」。如果遇到水災、戰爭等出現運輸、繳納困難的情況，允許用絲絹棉帛錢鈔等折納，稱為「折色」。

對於一條鞭法反對最為強烈的地區就是蘇州和松江的吳中。吳中當時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該地奢靡之風盛行，孕育出了像唐伯虎、祝枝山、張靈等一大批特立獨行的人物。但從另一方面說，該地區反對中央政府的賦役改革也最為堅決。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因為，此時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官紳以及走私經濟者，其後是商人。

賦役合併：將一些絲綿絹馬等獨立的稅項歸到夏稅或秋糧中，甚至有的地方將夏稅都歸入到秋糧內。役的里甲、雜役歸入均徭中，力差歸入銀差。

吳中地區的官紳們的對策竟然創立「官甲」，官甲是民間組織不受官府支配。地方官推行一條鞭法時，這些人紛紛破產進入豪門尋求庇佑。

針對各地官員開始在背後恢復里甲制的行為，改革派官員提出了均田均役。一六一一年（萬曆三十九年）浙江湖州烏城縣的朱國楨（日後的首輔，當時尚為教育方面的官員）建議均田均役，在他背後有新上任的按察使馬從聘。但烏城縣縣令則出面阻撓，攛掇豪族子弟闖入知府衙門辱罵知府，並組織千人要火燒朱國楨家。十天後，巡撫、巡按趕來，這才正式施行了均田均役。

均徭則是服務於官府的經常性差役的統稱，僉派對象以丁為主，分為力差和銀差。均徭出現於一四三六年（正統元年），江西僉事夏時和按察使柯暹（永樂末年因為批評朱棣被貶交趾）編制均徭冊。該法以稅糧多寡定上中下三等徭役。然而，隨後推行到四川時遭到反對，重慶府提出三點：違反祖制、科條太多、賦和-圖-書役較重。最終停止推行。

華亭縣原當差田十多萬畝，今查明為三十四萬五千畝。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隆慶三年）任巡撫應天十府後對豪強地主進行了大規模整治，結果卻遭到戴鳳翔等人的彈劾。海瑞的改革中途夭折，並落下了只會說空話不會做事的評價。

對於一條鞭法的具體內涵，明清時期的人已經有了非常好的概括。一條鞭法總的來說就是：一州縣的賦役，按照土地丁口計算。賦役官員為之僉募。役則給一定的工錢糧食，賦則增加一定耗費之後進行繳納。所有額辦、派辦、京庫歲需、存留、起運、土貢等歸為一條，需要根據田地數量徵銀，把所有賦役都折成一條交由官府。

一五九三年（萬曆二十一年）五月河南陳州發生兵變，原因就是一條鞭法使軍餉變成了銀兩定額，軍官不能從中剋扣。官員們實行低薪制，他們要養家，還有各種消費支出，他們需要更多的錢。最終，釀成了一五九三年的兵變，兵士們借著閱兵的時機包圍了同知趙貞明，趙貞明只好給了幾千兩白銀兵士們才散去。

反對者的理由主要是：

雜役則是為官府、公共服務進行的臨時役，它是隨時編派。

請注意這個「免糧額」，不要理解為田產減去免糧額數。而是指官紳們所占田地中按納糧額以計算應免的一定面積。例如一品為二十石，即應納田賦二十石的畝數。以當時每畝按低稅率納糧三升到五升計算，納糧二十石的畝數應該是四百畝到六百畝。即使如此，官紳階層仍然要求提高優免額度以應付不斷提高的消費水準，沒有辦法，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優免額度大幅度提高：一品免糧三十石，免丁三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免丁二十四；三品免糧二十石，免丁二十；四品免糧十六石，免丁十六；五品免糧十四石，免丁十四；六品免糧十二石，免丁十二；七品免糧十石，免丁十；八品免糧八石，免丁八；九品免糧六石，免丁六。

容易導致腐敗。一條鞭法統一徵收賦稅並統一支出，使得官府可以不公示收入支出情況。一條鞭法施行後，不像之前每項徵收都有名目，而且支出都按規定款項既定去向支出。朱元璋創立了一個非常好的規矩即政務公開，然而一條鞭法施行後，政務公開無法實現。支出項目只能有一個總項目而不能像過去那樣逐條列明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