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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們必須忠誠勇敢的同時，還有一個選擇標準，即缺乏某些突出的品質，這一點和他們具備某些品質差不多同等重要。很顯然，對他們來說，想像力太豐富、盲目或者莽撞都是不可取的。想像力太豐富會多疑；太盲目會不穩定；太莽撞會粗心。一個反恐突擊隊要減少風險，似乎得找到兩個問題的答案：怎樣找到目標以及突襲後怎樣脫身。（第三個問題——怎樣突襲——通常是由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決定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來自線人，這是一成不變的。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脫身——占了整個難度的百分之九十，是最需要準備和組織才能的。

關於他那位倖存下來的夥伴「史蒂夫」，我只知道，直到今天他還在安全機關工作，繼續為國效勞。

除非他是個變態。這是另外一種類型，我們也能接受。我們習慣那種高深莫測的冷面殺手，也就是黑手黨式的職業殺手、暴徒。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野蠻的暴徒和非常老練動機高尚的高級特工也許都存在，但畢竟很少（尤其是後者）。儘管都是虛構的，都是神話，我還是相當系統地閱讀了當時的記錄。我認為，情報機構的大多數雇員——包括「摩薩德」，儘管是傳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這一點常常被事實所證明，只要祕密行動一曝光，就可看出來了——無論是利勒哈默爾還是一九五〇年那次著名的「蘇珊娜行動」都是普通人。在「蘇珊娜行動」中，以色列特工企圖破壞西方國家在埃及設立永久性軍事基地的企圖，並希望歸咎於埃及民族主義者。

在敘述那些從本質上來說屬於祕密進行的活動時——後來提供給記者的那些資料也許只是為了糊弄人——一個人說自己收集的資料比別人收集的資料更為精確是輕率的。

這種性格特點不會因為訓練而消失。一個希望出類拔萃的人，一個尋求刺|激或危險只是為了保持穩定的人，即使環境改變了，判斷能力提高了，原來的條件不具備了，他們的這些需求也不會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氣和意志時也不會消失。比如，如果這類問題過早出現，如職業運動員，情況就會更糟。就阿弗納而言，我覺得他講述這些經歷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過講述，他能夠再一次體驗這些經歷。

這種方法有充分的理由進行實驗並旗開得勝，從而讓一些研究者以為它是複雜龐大的組織，在這個組織背後有一些品質非凡的特工。然而，實際上，他們只是利用了幾個普通的前突擊隊員和特工，給他們一些資金讓他們自由支配，讓他們在形式上基本獨立。正是這種大膽創新才保證了這次行動的成功。

薩拉梅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後，以色列電視新聞也適時地進行了報導。在葬禮上，一位巴勒斯坦領袖站在那裡，攬住薩拉梅非常英俊的十三歲的兒子哈桑。這張照片在全世界的媒體上廣泛傳播。「我們失去了一頭雄獅。」媒體援引這位主管的話說。斯圖爾特．史蒂芬在其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務頭子》一書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薩拉梅被殺的經過。一九八三年，以色列作家邁克爾．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出版了一本《尋找紅色巨頭》，其中的部分內容也講述了這段歷史。

首先，以色列人聲稱給慕尼黑慘案以後進行的這次反恐行動取了一個代號，叫「上帝的憤怒」——這次行動幾乎全都是由西方記者報導的，他們是克萊爾．斯特寧、埃德加．歐巴藍斯、理查．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羅納德．佩恩和大衛．B．汀寧等等——我認為這個代號也許是事後發明的，不是西方記者發明的就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以色列人發明的。根據我掌握的資料，當時執行這次任務的時候還沒有使用這個代號。（有趣的是，兩位以色列作家，邁克爾．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在他們的書中都沒有提及這個代號。）

眾所周知，在兩個對立的情報部門中這種欺騙的伎倆一直存在——不過，這也是事實，即，不管現實多麼錯綜複雜，傳聞比現實更為複雜。和_圖_書唯一知道的事實是，薩拉梅的汽車確實爆炸了，車裡的幾個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開的立場都是，這位恐怖組織頭子是其中之一。

鑑於此，「摩薩德」的一個著名的「復仇者」突擊隊的領導人是一個趣味、見解、動機和成就都相當普通的人就不足為奇了。跟克格勃不一樣，「摩薩德」通常似乎連「謀殺」或「骯髒的把戲」都不會依靠犯有罪行的變態者去做。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控制和提供支持。把五個拿著瑞士銀行存摺的暴徒派去搜捕恐怖分子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每次轉折的時候，他們都得制訂計劃，提供指導。與此同時，初露頭角的愛因斯坦也完成不了這個工作。傑出的人物通常選擇別的方式為社會做貢獻——或者如果他們選擇情報工作作為職業（這種情形很少）的話，他們就會以別的能力來為社會做貢獻。而開槍殺人的事只有留給普通人了。

當邏輯和常識不能用來檢驗被報導事件的真實性時，難度就更大了。因為即使最不符合邏輯和最沒意義的報導都可能是事實。在政治恐怖活動中尤其如此。這裡只舉一個例子。認真負責的法國新聞記者賽吉．格魯薩德認為馬赫穆德．哈姆沙里要為「處決」威爾．茲威特負責，因為那是「黑色九月」組織其中一次行動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他的消息來源通常是可靠的。而這條消息恰恰不實——假若哈姆沙里和茲威特是並肩戰鬥的同志，那顯而易見就不可能是這樣——但在一九七三年格魯薩德第一次報導的時候，以為恐怖分子們喜歡因為派系鬥爭而互相殘殺，所以當時這個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阿弗納現在對那次任務的看法是，雖然欠考慮，但也不感到遺憾。雖然他聲稱從個人情感來說對自己幹掉或協助幹掉的那些人沒有敵意，但卻一直把消滅他們的肉體看作是必要的、光榮的。他完全支持讓他和他的夥伴們去執行這項任務的決定，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疑慮。

所有的報導都肯定阿里．哈桑．薩拉梅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貝魯特被暗殺。據報導，整個七〇年代期間，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務機關》一書中，描述了兩次早期的暗殺行動，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一次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擊兵用一支伸縮式步槍從窗戶裡朝他開槍——結果把一顆子彈打進了酷似他的人的身體裡。按迪肯書中的說法，一九七六年的那次重創了薩拉梅。但有消息來源，如大衛．B．汀寧報導說，只傷了他的一個朋友。

還有幾點比較重要，雖然在整本書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對阿弗納這個人的評價隱藏起來，但是現在談談我對他的印象也許有點意思。

世界地圖是用鮮血繪就的。這是個悲慘的事實。如果和平不是通過外來更強大的武力強加給戰爭雙方的話，那麼邊界則完全是由勝利或者筋疲力盡來確定的。只要戰鬥精神尚存，國家除了每天必須戰鬥之外別無選擇，不管一天的戰鬥是否能「解決」什麼問題。否則的話，就只能是投降和失敗。歷史較為悠久的國家是偽善的，他們的祖先用鮮血在地球上畫下了自己的版圖，卻讓歷史較短的國家克制——不是在道德上克制就是在一些具體事情上克制——如果他們過去也這樣克制的話，那他們就不會出現，也不會生存下來。

「邁克」、「塔瑪爾」、「喬納森．茵葛彼」這些代號——有幾個作家在描寫暗殺茲威特和布迪亞的行動以及利勒哈默爾事件時都用到了其中一個或幾個代號——我不這樣認為。在利勒哈默爾時，也許有一個特工使用了「茵葛彼」這個假身分，但是沒有人使用這樣的假護照，無論是在羅馬還是在巴黎都沒有。「塔瑪爾」——大概是突擊隊長的漂亮的金髮女友。根據描述，她也參加了襲擊茲威特的行動，在利勒哈默爾還親自開槍了——純粹是胡編亂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編亂造，而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和*圖*書人的胡編亂造。）我認為，說襲擊茲威特和布迪亞的時候茲弗．扎米爾也在場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在利勒哈默爾現場也是不可能的。「摩薩德」的頭頭跟金髮女突擊隊員「塔瑪爾」一起，幾次親臨歐洲現場，帶有徹頭徹尾編造的味道。但是，這種大膽的虛構行為尤其應該得到「摩薩德」「公共關係」部門的鼓勵。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三十分，當薩拉梅乘坐的「雪佛蘭」客貨兩用車經過一輛停在貝魯特弗爾頓街和居里夫人街轉角處的「大眾」牌汽車時，薩拉梅及其貼身保鏢被炸飛了。很顯然，有這種可能，因為薩拉梅一直是個老謀深算的目標，但他在一九七八年娶了前環球小姐（一九七一年）、黎巴嫩美人喬治安娜．瑞茲克之後，生活變得有規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傳統，薩拉梅沒有與他的第一任妻子離婚。這樣他就在巴解組織總部、第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那裡以及弗爾頓街喬治娜的公寓裡來回奔波。行蹤有了一定的規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據說他的行蹤已被一個以色列特工盯上。這個特工化裝成一個古怪的、非常喜歡貓的英國老處女。其化名為埃瑞克．瑪麗．「彭妮洛佩」．錢伯斯。她在離弗爾頓街喬治．薩拉梅住處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幾個特工租了一輛「大眾」牌汽車，在車上裝上炸彈，停在薩拉梅每天去喬治娜公寓的必經之路上。一個消息來源認為，「彭妮洛佩」在薩拉梅的客貨兩用車上裝了一個小小的無線電發射機，（而另外一個來源則認為）當她看見薩拉梅的汽車經過停在她窗戶下的街道時，她按下了裝在自己汽車上的無線電發射機按鈕。不管是哪種來源，結果都是「大眾」汽車爆炸了，炸毀了薩拉梅的汽車和緊跟在後面的貼身保鏢的「陸虎」，也炸死炸傷了幾個路人。

在執行任務期間，阿弗納的突擊隊沒有找到的那三個恐怖分子——阿里．哈桑．薩拉梅、阿布．達烏德和瓦地．哈達德博士——仍然活躍在恐怖網路之中，時間長短不一。一九七五年，哈達德博士從喬治．哈巴希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也許是事實，也許不是。他一直是一些重大國際恐怖活動的策劃者。一九七八年初，他住進醫院，幾個月後死在那裡。據報導說是自然死亡。作為一位組織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無人能與他匹敵。從戰鬥精神來講，他很可能超過了以前的夥伴哈巴希博士。正因為如此才導致了他們一九七五年的分道揚鑣。這一點當時曾大肆宣揚。他與哈巴希博士的關係轉入地下也同樣有可能。哈達德博士死在醫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沒有證據否認這一點。

雖然他聲稱對自己有妻有兒的平靜的生活感到滿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這個詞語我是從深諳辯論術的精神病學家安德魯．I．馬爾科姆那裡借用來的）。而這一點，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幾乎是無法實現的。雖然現在從事祕密活動跟他的願望和考慮相抵觸，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滿緊張刺|激的體驗。因此，我不相信他的聲明，說什麼他之所以參加反恐戰爭，只是因為集體農場、部隊、自己家裡甚至整個以色列的同齡人都很重視愛國精神。但我不懷疑這是一個因素。

人們對圍繞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貝魯特炸毀薩拉梅的「雪佛蘭」汽車的一些事實似乎沒有異議。但有一個傳聞，說薩拉梅沒有被炸死。原因很簡單，汽車爆炸的時候他不在車上。（爆炸時屍體都撕成了碎片，無法辨認，所以至少從理論上說有這種可能。）

儘管很多人都習慣了有關現代情報機構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別是「摩薩德」而建立起來的神話，但他們還是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即：為什麼會派這樣一位普通的年輕人去領導這樣一次特殊的行動？除此之外，對超級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強了這種感覺——比如：詹姆士．龐德和斯密勒——他們有非常高的造詣，性格豐富多彩，已成為我們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個層面上，我們知道這個虛構的特工只是和_圖_書想像的產物，把馬基雅弗利的俗氣和亞瑟王的騎士精神結合在一起。在另一個層面上，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人聲稱自己是詹姆士．龐德，卻明顯達不到他那樣的成就，我們就覺得受了欺騙。

雖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這次任務是正確的，但他不再對其有效性發表任何意見了。他承認這種辦法絕對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動，減少仇恨與緊張。但總體上他是這樣認為的，即：如果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他的突擊隊和其他突擊隊沒有幹掉幾個高層恐怖分子的話，以色列和西歐會有更多無辜的人成為恐怖活動的受害者。他認為在瑞士和西班牙殺死那幾個年輕的敢死隊走卒是令人遺憾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荷蘭殺了那個女殺手，但並不後悔。如果說有什麼的話，那就是如果她那個時候沒死，即使到了今天他一個人也會對她窮追不捨的，直到把她抓住為止。

他做噩夢的時候——這樣的時候非常少——夢見的主要是在集體農場度過的孩提時代。他幾乎沒有做過關於部隊或「六日戰爭」的很緊張的夢，關於那次任務的夢完全沒有。

「摩薩德」很可能派出了幾個反恐突擊隊對不同的滲透方法進行實驗，「摩薩德」在組織方面表現出來的第二個本事就是讓一個突擊隊——阿弗納的突擊隊——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除了一份名單和一筆資金之外，什麼都不給他們，讓他們像那些小型恐怖組織一樣，在歐洲祕密活動。

我確實覺得他參加反恐的動機不是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回報，也不是因為可以對其他人動武而得到任何病態的滿足。他樂意參加反恐戰爭是因為另外一些需求。他與生俱來的喜歡冒險的個性需要一個充滿危險的環境，這樣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這種性格的人通常見於盡量延緩張傘的跳傘運動員和摩托車賽手等等）。他也有一種高度的競爭性，而這種競爭性通過其他的愛好和能力找不到發洩途徑。

雖然他覺得委屈，對以色列「加里西亞」權力精英們的誠信完全發生了動搖——他們要求別人絕對忠誠，不要任何回報，把信賴他人和充滿激|情的年輕人當作爪牙而無視他們的情感和幸福——但他作為一個以色列人的愛國心仍然沒有減少。當他想起每次衝突時，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他都毫不含糊地站在以色列一邊。在以色列和她的敵人之間，他也是堅定地跟自己的祖國站在一起的。他甚至承認，那些權力精英們同樣具有愛國衝動，也有愛國精神作指導，但他認為以色列的真正的利益再也不能按他們那種種族排外的、不留情面的、只顧自己的方式來實現。他承認，也許一切從事情報活動的政府部門的本質就是這樣，憤世嫉俗，不留情面——對自己的雇員是這樣，對外人也是這樣——他還指望別的很可能就是愚蠢的。

阿弗納和他以前的上司在一九七六年早春的這次談話不是他們最後一次接觸。但就跟主題有關的事件的敘述而言，這次談話卻是一個很好的結束。阿弗納從所有的特務活動中退出，把名字改了，把家也搬了。據我所知，他現在和家人住在北美的某個地方。

談到「摩薩德」對待自己特工的問題，對和錯的界限非常模糊。假定確有那些事的話，按照一般的標準來說，特工是被騙了。但是，有沒有一個根本的前提，即一個特工應該意識到，他是不能隨心所欲地「放棄」特工工作的？有沒有要求在更高的層次上忠於這份事業？有沒有一個雖然沒簽但已達成默契的服從合同，或者有沒有一個在不願意繼續冒險時再枯燥也要耐著性子幹下去的協議？如果一個特工拒絕的話，能不能說他違反了合同？雖然我不知道這些答案，但——作為一個人，我對特工的失望充滿了同情——我覺得這是「摩薩德」心胸寬廣的最好表現——首先可以容許就這個問題進行爭論。克格勃的特工是別指望這樣跟他的上司對立的——編造了虛假的故事還能活下來也是別指望的。

這個傳聞很可能是薩拉梅傳奇的延續，表達了人們對傳奇人物的良好https://m.hetubook.com.com願望。尤其是對一個活著時就充滿了神祕感和曾經多次死裡逃生的人來說，就更是這樣。同時，如果薩拉梅那天不在客貨兩用車裡（這是慣用的欺騙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稱他已經死了，那就有原因了。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來說，沒有什麼辦法比讓以色列人相信他們已經成功地把薩拉梅殺死了更讓他安全。而對「摩薩德」來說，他們也許想讓巴勒斯坦人相信，你們讓以色列誤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這樣的話，如果薩拉梅還活著的話，他就會有一種安全感，但實際上這只是假象。

這樣說可能會誤以為我在暗示不要克制戰爭，但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從道德判斷方面來說，人們能夠把戰爭行為和戰爭犯罪區分開來，同樣也能把反恐活動和恐怖活動區分開來。標準就是：恐怖主義站在錯誤的一邊，反恐不是。我們可以說，巴勒斯坦的事業是光榮的，以色列的事業也是光榮的。但我們不能說：反恐活動是光榮的，恐怖活動也是光榮的。反恐是否道德，是否有效，要看不反恐是否不道德，是否無效。

正是因為謹慎起見——不是要提出跟其他報導相反的說法，而是出於興趣——我覺得還必須指出幾點分歧。

公平地說，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們面臨的困難也是相當大的，甚至出現過起初不認可的信息後來證明是正確的這種情況。就拿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我原來得到的威爾．茲威特在羅馬的一個澳大利亞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馮．布勞恩」。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不真實，是別人憑記憶提供給我的。我決定，除非我能確認，否則就不把它放入我的敘述之中。由於在報紙上也找不到這個名字，我決定將其刪除。這本書已經寫完了，我才發現沒有確認馮．布勞恩這個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除了對與錯這個問題以外，最後一個有趣的問題可能就是反恐有沒有用了。阿弗納的任務最終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人們常常認為，反恐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它沒有使潛在的緊張局勢緩和下來，反而使它惡化了；它沒有使恐怖事件減少，反而使它增加了等等。這些說法都是事實。在慕尼黑慘案之後的大約十年中，以及從一九八〇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之間，至少有二十次恐怖行動都是由「法塔赫」、阿布．奈達爾的「黑色六月」，賽誇和喬治．哈巴希的「人民陣線」，以及最近的「解放巴勒斯坦五月十五日運動」幹的，致使巴黎、貝魯特、奈洛比、開羅、布宜諾斯艾利斯、伊斯坦堡、維也納、雅典、安迪衛普和羅馬的三十六人死亡，幾百人受傷。在我看來，反恐有沒有用，不能用它解決了什麼問題或者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來決定。武力衝突從來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除非有一場像滑鐵盧那樣的決定性的軍事戰鬥。即便來一場「滑鐵盧」，最終解決還要一兩代人。

第二個問題的解決要歸功於這個現代都市社會時刻處於動態之中。在當代社會中，彼此陌生、流動性強和擁擠不堪——甚至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外——使旁觀者，甚至權力機構變得漠不關心。幾乎誰都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再加上突然襲擊的環境和不願意干涉別人所謂私事的想法，就使得在突襲之前進行監視和突襲之後脫身成為可能。政治刺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頑固不化的神風隊隊員或者單獨行動的亡命之徒之外——很少有被當場抓住的。跟他們的受害者一樣，刺客們撤到他們事先準備好的安全之所以後，再受到襲擊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除非他們的同夥叛變。如果沒有人叛變，他們被當局搜出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認為，「摩薩德」的本事——其他特工組織也是一樣——就在於他們對用什麼簡單的辦法完成任務有了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摩薩德」的這種認識也許來自於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最主要的武器一直是大膽、自信，依靠奇襲和速度，只在行動之前或之後暴露一分鐘——或和圖書者只離現場一個街區的距離——這些都使他們能夠融入到一個彼此不認識的、現代的、充滿自由和流動的社會之中。「摩薩德」發現，正是這些因素才使得恐怖分子們非常容易地受到運用同樣策略的反恐人員的攻擊，同時也使得防止恐怖活動變得更加困難。

雖然這些細節並不是非常重要，但它們卻是所有作家面臨的難題。因為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不能通過打個電話就能確認。正因為這樣，我在這裡要補充一筆。根據我得到的資料，沒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斷哈姆沙里的電話線，也沒有人假裝電話維修人員在哈姆沙里或者他貼身保鏢的眼皮底下，把炸彈裝在電話底座上。

雖然阿弗納對同伴們的犧牲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他在講述當時的情形時感動得流淚了——但他認為他們的犧牲自己沒有責任。唯一例外的是「卡爾」。在這個事件中，雖然他認為避免跟自己尊敬、年紀比自己大的人發生衝突的想法蒙蔽了他作為一個領導者應有的判斷，但他立即指出，無論是他的同伴還是他的頂頭上司都沒有責備或責難他。作為一些高級特工名義上的領導，他不希望去管他們的私事。他雖然排在第一，但他們是平等的。鑑於這次任務的性質，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只是他一個人。任何人都不能拿著他一個人的命令就去冒險，部隊裡也許可以，但在這裡要冒險的話只有通過大家的集體決定才行。

鑑於此，那份未經證實的報告就有了某種意義。按照這份報告，槍擊阿布．達烏德事件確實是以色列特工幹的，但是是一個在酒店裡發現了這個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時衝動之下幹的，而不是這個特工在波蘭的任務就是暗殺他。雖然有人會說，一個精心挑選、訓練有素的特工，其行動不可能超出任務規定的範圍。但是由於此類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對立陣營內部採取行動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雖然報導的恰好相反，但暗殺阿布．達烏德的行動也可能是巴勒斯坦運動爭鬥的結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達爾的「黑色六月」組織——或者是克格勃設下的陷阱。）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實是，阿布．達烏德是在波蘭遭到槍擊而受傷的。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阿布．達烏德（穆罕默德．達烏德．歐德）在波蘭一家酒店的大堂裡遭人槍擊，不過並不致命。報導說，企圖行刺達烏德的那個人——這個人事後逃跑了——是個以色列特工。如果這一消息屬實，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疑問：以色列特務機關是否大膽地把它的行動——不僅僅是收集情報——延伸到了對立陣營國家。在阿弗納的突擊隊存在的那些年，這些地方是嚴禁進入的，所以它們就成了恐怖分子們非常安全的藏身之處。反恐人員在某些國家從事反恐活動很難。在這些國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動，如租房、入住酒店和結賬離開以及租車都要經過非常仔細的檢查和嚴格的限制。而且，特工一旦被捕，別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則的保護。按照「人道限制原則」，在西方國家，即使被懷疑為間諜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護。這樣的行動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許都非常嚴重。但在同樣的條件下，另一些國家對那些策劃惡意滲透的國家的報復要比西方國家厲害得多。

我們見面的時候，我發現他是一個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緒的人：沉著冷靜，冷靜得幾乎讓你犯睏——而幾乎不用提醒——又會像蜥蜴一般動作敏捷地突然行動起來。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的手勢很少。無論是說話還是傾聽，他都很放鬆，幾乎是一動不動。但只要一動，就非常迅速、專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個爬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麼思考就開始行動——如果他走在前頭，不會轉身來看別人是否跟在後面。（「你們怎麼進入那棟大樓的？」有一次在歐洲我指著一個限制區問他。「像這樣。」他回答道。可在接下來的一分鐘裡，他就從門裡走了進來。）他非常注意自己每個細小的習慣，極度重視整潔和閃亮的儀容，喜歡沉思，與人打交道時慷慨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