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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馬丁路德．金恩，這提醒了我，有一篇約刊載於一九六八或六九年的文章，題為〈殺害一個人的關鍵〉（Ｒｅｃｉｐｅ　ｆｏｒ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ａ　ｍａｎ）。我在此重新刊登這篇文章，作為對這位真正的革命志士的頌詞，他為了隨後美國種族隔離政策具有決定性質的終止，開啟了一條康莊大道。

本來，我想談談《大象的旅程》在聖保羅市的新書發表會，可是今天這個題目出現在我眼前，我覺得應該優先討論。書的事情，我們留到明天再說。

在美國總統選舉的前夕，我認為下面這個小小的觀察，於時機而論，並不算是不恰當。一段時間以前，一位葡萄牙的政治人物（後來執政），曾經對準備好洗耳恭聽的人們說，政治主要是不把真相說出的藝術。最糟的事情，是在他這麼說之後，根據我所知，竟然沒有一位政治人物（無論左派或右派），出來更正說，不，絕不是這樣的！真相應該是政治最初以及最終追求的目標，唯一的原因，就是如此才能同時挽救真相與政治——政治能追索真相，而真相可以挽回政風。

很幸運的，天底下所有事情都有文字可以表達意涵。而同樣幸運的，是「給予」這個字的意思，指的永遠是給予者應該雙手給予，如此他的手中才不會留有理應屬於別人的東西。就像不應該為施行仁慈而感到羞愧，所以正義永遠不該忘記最重要的，就是歸還，權利的歸還（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而所有一切，都要從有尊嚴的生活為基礎開始。如果我被要求，要在施捨、仁慈與正義之間排出先後順序，我會將仁慈擺在首位，其次是正義，最後才是施捨。因為仁慈已經在正義與施捨之間，劃出各自恰如其分的範圍，也由於一個公義的司法體系，當中已經包含了足夠的施捨慈愛。而在既沒有仁慈，也沒有正義的時刻，施捨才會出現。

不過，是否確實不可能像上述所說的那樣，只要一個行動，就能完成所有事情？沒錯，或許這確實是不可能的，但是，拜託，總統先生，至少起來做些什麼吧！和您在參議院的迴廊裡所聽到的相反，關塔那摩這個島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總統先生，我希望有朝一日，你會願意訪問古巴，與住在那裡的人們見面。至少，我可以向你保證，那裡沒有人會想傷害你。

但是一個人是由他個人的專屬標籤所歸類的，以便把他和那些已經下了生產線、跟他相像的夥伴，作出區分；並且把他分配到一棟大建築裡居住，這棟建築叫做社會。他將占住「社會」這個建築的這層或那層，但是他將很難能夠更上一層樓。往下沉淪是可以的，而偶爾甚至是上下起伏不定，這棟大建築的各個樓層，都含括許多家庭，分配的標準，有時候是依據社會地位，其他的時候則是根據職業。透過各個管道之間來回運動的，稱作習慣、風俗，以及偏見。在這些潮流當中游泳是很危險的，雖然有若干人在他們的生涯當中，還是這麼做了。這些人，他們當中有人在肉身誕生之時，就擁有那些幾乎臻於完美的特質，或者是那些審慎挑選這些特質的人，是無法以他們肌膚的顏色來區分的。他們當中，有些人是白人，有些是黑人，有些是黃種而有些是棕色皮膚，而當中很少有古銅色肌膚的人，因為他們正瀕臨絕種。

人的終極命運，正如我們在這個世界開闢之初，便已經知道了的，就是死亡。在生命終結的那一剎那，死亡對每個人都一樣。可是在最靠近死亡的時刻，卻大不相同。有些人可以像睡著了一樣，輕鬆簡單的離世；有些人死於緊握著眾多疾病當中的一項不肯放手，委婉來說，叫作不肯原諒；有些人遭受刑求拷打，死在集中營；有些人在原子武器爆炸的瞬間蒸發；有些人死在捷豹轎車的車輪底下；有些人死於飢餓或者是消化不良；有些人，也可能在下午時分，死於來福槍管之下，你絕不會想到，光天化日，死亡已經悄然逼近。但是人的肌膚顏色，依然是沒有任何的重要性。

一百零六年以來，她看盡世事變遷。或許她所見到的現在這個世界，就像我的祖母所見到的那樣，老邁、可愛、窮困，然而美麗。或許在昨晚歐巴馬演說裡對我們訴說的這位女士，已經感受到至為喜慰的平靜，這種美好，或許我們有朝一日也將會明白。不過，我們還是要恭賀總統當選人，因為他對安．尼克森．庫柏致上了敬意，可能她並不需要，但是我們卻需要。當歐巴馬談到安．尼克森．庫柏的同時，我們明白在她的故事裡，字字句句都讓我們更好，更有人性，向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更靠近了一步。是否能讓這種感覺持續下去，關鍵就掌握在我們的手上。

給這個棘手又精巧的產品一個名字：男人。按照緯度，該年的季節，以及年紀，給予熱或者冷的感受。當你準備好要把這個原型版本在市場發售時，給他們灌輸若干特質，能使他們有別於市場上的存貨：勇氣、智慧、敏感、耿直、對於公義的愛好、仁愛的胸懷、對周遭以及陌生人們的尊重之心，次級產品將或多或少的，擁有其中一項上述的特質，而與之相反的性格則具有主導地位。中庸之道使我們認為這些產品的性格，不論全然正面或是全然負面，都是不恰當的。不管怎麼樣，請注意，在這種情形之下，膚色仍舊沒有任何的重要性。

我作品的巴西版編輯路易士．史華茲曉得我會受到這個奇景所吸引，這也就是他帶我到這裡來的緣故。我同時也深受「公司書屋」感動，看到該書屋那ｈｔｔｐs://m.heｔubooｋ.ｃom.coｍ還在成長中的書架上，擺滿了重要的典籍，永恆的經典與新書一起，在書店裡到處陳列。而舊經典與新流行一起，呈獻於讀者面前，留給讀者一個困難卻有趣的兩難，不知道該如何抉擇。

我們正啟程前往巴西，在那裡等著我們的，是有如威脅臭氧層的酸雨那樣沉重的節目。然而我相信，還是可以安排一些機會，好讓我和讀者的對話不致於因為我必須缺席一星期，就要被迫中斷這麼長的時間。在巴西，我們知道物資方面不會有任何匱乏之處，如果要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可用的時間實在太缺乏了。我們看著辦吧！請祝我們一路平安，並且請發發好心，在我們不在家的時候，替我們看顧這頭大象。

作為對蘿莎．帕克斯入獄的回應，馬丁路德．金恩二世（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Ｊｒ．），一位尚未打響知名度的浸信會牧師，起來領導對蒙哥馬利巴士公司的抗議運動，並且迫使該公司終止原先在車輛內所實施的種族隔離政策。這是一個信號，隨即引發了其他對於種族隔離政策的抗議運動。一九五六年，蘿莎．帕克斯一案終於上告到聯邦最高法院，並宣告巴士上的種族隔離政策違憲。蘿莎．帕克斯從一九五〇年起，就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會員，這時她發現自己已經轉變成為民權運動的一個象徵，她在餘生當中，為了這個運動繼續奉獻心力，於二〇〇五年時逝世。如果沒有她的努力，今天巴拉克．歐巴馬或許還當不上美國總統。

我才剛從里斯本的「阿勒特鳩之家」（Ｃａｓａ　ｄｏ　Ａｌｅｎｔｅｊｏ）回來，在那裡我參加了一個活動，和巴勒斯坦人民團結在一起，向犯下愚蠢罪行的以色列爭取完整的主權和自由。我在那裡提出一項建議：從明年一月二十日開始，也就是巴拉克．歐巴馬開始執政的第一天起，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訊息，應該如洪水般湧入白宮，要求立刻解決以巴衝突。如果巴拉克．歐巴馬想要洗刷美國種族主義的惡名，他應該對以色列採取同樣的態度。六十年來，巴勒斯坦人民已經遭受到國際社會無論是默許，還是明目張膽的冷血共謀對待。現在是到了要停止這一切的時候了。

「性|交易剝削是一項對人類十分重要的議題，吾人對此無法採取偽善的立場。我們必須說服這世界上的父母們，家庭中的性教育，就和桌上的食物同樣的重要。如果我們無法在學校裡傳授性教育，我們處在青春期的孩子們，就將會像街頭上的動物那樣，去探索性知識。我們必須要根除宗教的偽善，而且這是對所有的宗教一體適用。」

今天下午我在巴西文藝學院介紹了《大象的旅程》。在該院前主席艾伯托．達寇斯塔．席爾法的開場白裡，他說我們所有人是一座座的圖書館，因為我們保存了所讀過的文字，像是自己身體裡最好的那部分。艾伯托和我是老朋友了，這也是這位前任學院主席、大使願意擔任開場引言人的原因，因為他和這部作品素有淵源。我們事先和學院的會員們見面，出席者還包括像克麗歐奈絲．柏拉丁立和泰瑞莎．克麗絲汀娜．希爾岱拉．達席爾瓦這樣大方允諾出席的好朋友，她們不是學院成員，但是仍屬於精神思想上的傑出人物，也是社會進步發展所實在需要的人物。在那之前我們和齊戈．博瓦基在一起，他才剛完成一部新作。如果這部新作像《布達佩斯》那樣，我們就可有本大部頭書要讀了。齊戈既是歌手，是音樂家，也是作家，他是那種多才多藝的人，既有出色作品，又是一個好人。今天毫無疑問的，是貨真價實、非常值得的一天。

安．尼克森．庫柏（Ａｎｎ　Ｎｉｘ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也就是歐巴馬在當選總統後，第一場演說當中所提及的這位高齡一百零六歲的女士，或許會和她當年在公車上，拒絕起身將座位讓給白人男子的事蹟一起，在美國閱聽大眾所鍾愛的人物當中，躋身一席之地。這位女士的英雄事蹟，被記載下來的並不算太多。歐巴馬所告訴我們關於安．尼克森．庫柏的事蹟，並不包含眾目睽睽之下的英勇氣概，而是發生在日常生活當中，這些沉默的舉動所能給予的教訓，與那些形諸於文字相比，並不遜色。一百零六年以來，她靜觀世事變遷，看盡變亂動盪，看興旺與衰敗，看人們失去信仰，看他們欣慰活著，勝過於一切事物。到了昨晚，這位女士又見到了一幅景象：一位來自與她相同族群的人，他的頭像，出現在成千上萬支持者所高舉的標語海報上頭，她明白（不可能不明白）局面已然來到了。或者，她只是把這一幕放在心裡反覆懷想，希望她的喜慰能夠被認可，能夠被確證。老人們有時候就是會這樣：他們會突然一改常態，力反潮流，提出不合時宜的問題，並且頑固地維持冷場的緘默。身為非洲裔黑人，身為女性，身為窮人，安．尼克森．庫柏曾經遭受各式各樣的奴役。她活在一個屈順的人生裡面；外面世界的法律或許會改變，但是它們對於她心底所恐懼的事情，卻無能為力，就好比她自己，以及其他女人的遭遇：永遠被男人虐待、被利用、被羞辱、甚至被謀害。她見過女人和男人同工卻不同酬；她們必須一肩拉起家庭的重責大任，雖然這些責任是必要的，卻使她們的努力難被看見；她曾見過女性們堅決踏出的步伐，是如何橫遭阻礙，而她們又是怎麼跨步向前，或者是在巴士上拒絕起身讓位——我們在這裡應該再提一次羅絲．班克斯（Ｒｏｓｅ　Ｂａｎｋｓ），這位非裔女性，大名也同樣載於史冊。hｅｔubｏｏｋ.ｃoｍ•ｃom

要到達巴西並不容易，甚至要從機場離開，也不簡單。機場擠滿了對我們充滿不信任的人，男女都有，好似在我們的臉上，確實寫著恐怖主義的過往前科記錄，或者有潛在恐怖主義分子的危險，譴責我們吧！這些人被稱為安全人員，而且十分諷刺的，根據我個人以及我身邊的人過往經驗來判斷，沒有任何的旅客會對於安全人員出現在身邊，感覺到一丁點的安全。我們所遭遇到的頭一個問題，是出現在我們登機的隨身手提行李遭到檢查的時候。由於我還正處在從先前罹患的疾病恢復的狀態中（很幸運的，目前我已經康復了），必須每兩星期一次，接受定期的藥物治療，所以我在機場通關的時候，必須隨身攜帶一張醫療證明。我們出示了這張證明，上頭有符合規定的印戳和簽名，認為只需要一分鐘，我們就能順利通關。但事情並非如此。這紙證明先是由一位「安全人員」（是位女性）非常賣力的逐字透讀，她又認為最好讓她的上司也瞧瞧，上司讀得眉頭都糾結在一起，或許他試圖在字裡行間找到若干啟發吧。接下來，開始了一段推和擠的遊戲。這位女性「安全人員」，二或三次憂慮的宣稱說：「我們必須要徹查。」她這樣說，背後有上司力挺，上司重複了不只二或三遍，而是五或六遍。他們要徹查的物事，就擺在他們眼前，一張關於藥物治療的紙，上面根本沒什麼可看。這場熱烈的討論，到了我因為不耐與煩躁而發話後，才劃下句點，我說：「好吧，如果你們非要檢查，那就檢查，然後快點搞定。」這位上司搖頭並回應道：「我已經檢查過了，但是這瓶藥罐必須要留下。」這瓶「藥罐」——如果我們稱這個塑膠優格瓶是藥罐的話——被拿出來，加入那些先前遭沒收的危險爆裂物的行列。當我們離開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機場安檢人員的重責大任，照這樣來看，最後將會交到夜店保鑣崇信會的手裡……。

今天早晨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出版社裡給許多本《大象的旅程》簽上名字。大部分的簽名贈書會留在葡萄牙，當作送給朋友和同事的禮物，但是其他部分會遠渡重洋，到遙遠的土地去，像是巴西、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瑞典——在瑞典收受這本贈書的人，分別是阿瑪迪歐．巴特爾，我們葡萄牙的同胞，斯德哥爾摩大學葡萄牙文學教授；還有凱伊爾．艾斯普馬克，他是詩人、小說家，以及瑞典學院的會員。在我於這部小說上題詞給凱伊爾．艾斯普馬克的同時，我想起他曾告訴我和琵拉爾，當時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幕後祕辛。《盲目》已經迻譯為瑞典文，而且令學院會員印象良好，事實上，印象實在太好，以致於使他們幾乎已經作下決定：一九九八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就是要頒給我了。然而如此情形，卻使得我在前一年出版的另一本小說《所有的名字》（當然在原則上，這本作品不應該成為學院作出頒授決定時的任何阻礙），浮現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來自於我的評審們的顧慮：「那要是這本新小說寫得不好怎麼辦？」他們於是責成凱伊爾．艾斯普馬克去找出答案，授予他全權，以這本小說寫作時所使用的語言來閱讀。艾斯普馬克確實對葡萄牙文有一定的熟稔，他以最高的紀律，完成了這個任務。在八月中旬，在字典的協助下，當這個任務可能會有更多要求協助的請求，往返於瑞典沿海的小島之間時，他逐字讀完這本小說，這個關於職員何西和他所深愛、卻從未謀面的女人的故事。結果我通過考試了：這本小書絲毫未比《盲目》來得遜色。呼！

可是這確實是眾人憂慮之所在。就在幾分鐘之前，一家葡萄牙廣播電台想要知道，如果是在由巴拉克．歐巴馬——如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在一年半以來，所夢寐以求的——出任美國新總統的情況下，我將建議新政府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我很快就能作出回答：撤除在關塔那摩的軍事基地，撤回駐守的海軍陸戰隊，摧毀由集中營（我們別忘了還有虐囚監所）所代表的羞恥標記，翻向歷史新的一頁，並且請求古巴的寬恕。與上述這些同時進行的，是解除對古巴的封鎖，也就是美國試圖（但始終無效）套在古巴人民頭頸上，用來扼殺古巴人民意志的絞索。那麼這次大選的最後結果，或許就能讓美國人民得到新的尊嚴與敬重——讓我們希望它將會如此。但是我要提醒那些假裝不去注意關心華盛頓從這當中學到這寶貴教訓的人們：古巴的人民在這幾乎五十年的時間裡，是日日夜夜都在進行愛國抵抗的。

文章標題的這三個字母，是葡萄牙廣播俱樂部電台的葡文縮寫——我不認為會有任何葡萄牙人不曉得它的意思。今天，十一月十三日，我寫下這篇短文的日子，該廣播電台決定要以部分節目時段來作《盲流感》的首映介紹——這是部以我的小說《盲目》改編、由巴西製片費南多．梅瑞爾斯執導的電影。永遠都有好想法的琵拉爾，覺得我們應該去這個廣播頻道作一次禮貌性拜會，並且向「敞開的窗戶」（Ｊａｎｅｌａ　Ａｂｅｒｔａ）——這個還在討論中的節目的名字——的主持人們致意。我們在極度保密的狀態下前去了，相信給了他們一個不是很愉快的驚訝。而我們所沒有預料到的，是他們回報給我們的驚喜，比起我們所給予他們的，要好上這麼多，兩位主持人都看不見——他們的雙眼由一塊黑布蒙住……。有很多時刻，他們設法要愉快的活動著，這只是許多時刻當中的一刻。我要在這裡記下我的ｈｔtｐs://www.hetｕbｏｏk•ｃoｍ.coｍ感激，以及對於他們所給予的友誼，我深刻認可的證明。

人家告訴我說，接受訪問是有意義的。我一如往常，傾向對這樣的說法抱持懷疑的態度，這或許是因為，我已經厭倦聽到自己講話。接受訪問，也許對其他人來說算是新鮮的事情，隨著時光的流逝，於我而言，已經成為一道老是回鍋的陳年舊菜。或者還要更糟，我的嘴裡還留有苦澀的滋味，這確乎是由於在我的生涯當中，曾從我的口中說出少數幾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到最後卻變得毫無重要性的緣故。而這些事情為什麼應該要有重要性？蜜蜂在蜂巢裡面振翅嗡鳴，又有什麼重要性？牠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彼此溝通交流嗎？或者這是個自然界的單純效應，只是活著的必然結果，而不帶有早已存在的意識或意圖，就像一株蘋果樹結下纍纍果實，絲毫不擔心是否會有人過來吃掉蘋果，是這樣嗎？那我們又是怎麼樣呢？我們說話，和我們流汗，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嗎？我們真的只是因為這樣嗎？汗珠蒸發了，被洗刷掉了，消失了，遲早會回到天空的雲端裡。而文字呢？它們到哪裡去了？有多少文字會留存下來？又能留存多久？而留存下來，到底是為了什麼？我曉得，它們是閒置空轉的文字，被一個即將年登八十有六的老頭子給挪用了。當我思及我的祖父傑羅尼莫時，這些文字或許並未被蹉跎，他在生命最後的幾個小時裡，和他親手栽種的幾株樹道別，擁抱它們，並且流下眼淚，因為祖父知道，經此一別，人、樹再無相見之時了。這是個值得效法的榜樣。所以我擁抱我已經寫下的這些文字，我希望它們的生命能夠長久，並且能在我已無法寫作時，繼續我的文章事業。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回應了。

另外一條新聞，是西班牙國家文學獎已經頒授給璜．哥耶提索羅，我回想起他住在藍札羅特島時，和莫妮克、哥梅茲．阿奎列拉一起，談論著他們的作品，以及寫作的使命。莫妮克已經不在了；她沒能見到哥耶提索羅終於獲頒國家文學獎，在我們讀過他的頭一本作品這麼久之後（而這本作品直到最近才剛出版）。璜，我要向你送上一個擁抱，還有我的恭賀之意。

我很驚訝，有好幾位媒體記者想要問我關於身為部落客的看法，當時我們的背後是一張大規模展覽的巨幅海報，這場展覽由瑟薩．曼立克基金會策劃，在托梅．大竹會館展出，最重要的參展人與贊助者都來參與，我的新書介紹會也在該展覽的展出活動之列。可是許多記者卻對我選擇在「網際網路的無邊頁面」上寫作，感到興趣。讓我們說得更清楚些，是否正是在網路頁面上，我們所有人彼此看來都相似？這是否是我們行使公民權利時，最緊密的一件事？當我們在網路上書寫時，是否更加的友善而容易接近彼此？對此，我只是提出上述的問題，並沒有答案。而現在，我十分樂於在網路上書寫。我不知道在網路上書寫，是否表示更加的民主，我只知道自己現在的感受，就像是有著一頭狂野長髮、戴圓框眼鏡的小伙子，在他二十來歲時，向我問這樣的問題。對於在部落格書寫文字，毫無疑問是民主的。

上面我引述的這段話，是出自於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之口。他當時正在一場全球性的會議上發言，這個會議討論全世界各地所面臨的，兒童和青少年遭到性|交易剝削的問題，這已經是第三次召開會議了。瑞典王后也在會上發表演說，呼籲各界起來行動，終結縱容青少年濫用網路的行為，上面兩則談話，都提到了影響社會最脆弱部分的嚴重問題，特別是對那些居住在地球上最貧困區域的兒童與青少年危害甚鉅，在這些地方，缺乏學校，家庭觀念根本不存在，而人們則受二十四小時不停放送著性與暴力的電視控制。誰又能聽見這些在「國際防制性|交易剝削會議」上面說出的真知灼見呢？

根據老生常談的智慧，亡羊可以補牢，而或許這是真的。所以我才有這個機會，可以回來談談蘿莎．帕克斯，這位時年四十二歲的女裁縫，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郡搭乘巴士時，拒絕聽從司機要求把座位讓給一名白人的指令。她隨即因為這項行為，被控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而入獄。應該要講清楚的，是蘿莎．帕克斯當時正坐在公車裡劃定給黑人的席位上，但是因為白人座席已被坐滿，那名白人便想要她的座位。

就在我撰寫此文的同時，美國的選舉人團投票，尚需要幾個小時才能見出分曉。在這個早晨的幾小時以前，對於下一任美國總統的預測人選，還不會開始浮現。假使出現的是最不討喜的結果，由馬侃（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ｉｎ）參議員勝出，那麼我正在撰寫的這篇文章，就活像是一篇由一個想法與他所生活的世界徹底脫節的人所寫出的作品，同時也是一篇徹底忽略和這個星球上各種重大目標交織在一起的政治現實的文字。特別是由於馬侃參議員是一位戰爭英雄（正如各式宣傳永不厭倦的傳誦，可憐的小老百姓如我者，從來不敢去反駁這點），是越戰退伍軍人，他絕對不會撤除設置在關塔納摩（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軍事基地的集中營和虐囚監所，也不會去拆除這個軍事基地，把所有的物品，以及占據的空間，原原本本的交還給它合法的擁有人，也就是所有的古巴人民。因為，無論你是否喜歡，雖說穿著袈裟的未必就是僧侶，但是身著軍和_圖_書服的將軍，是絕對不會放下兵權的。撤除？拆除？是哪個天真的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寫下這篇文章的那天，有數以百計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搭乘脆弱不堪的船筏來到了西班牙和義大利，他們總是以為自己來到了想像中的天堂，那富裕的歐洲。這些小艇當中的一艘，來到加納利群島當中的耶羅島（Ｈｉｅｒｒｏ），帶上岸的，是一具孩童的屍體，而一些遭遇海難的人們說了，在這次航途當中，超過二十位的同行者殉難了，屍體被拋入海中……。拜託，請不要向我提起尖酸刻薄的犬儒心態……。

而這算怎麼回事呢？當我們在這裡．憂慮著如何克服內部的風風雨雨，百轉千迴地為葡萄牙建立一個更有意義的未來，而其他的勢力卻打算從外部來對付我們；我們的鄰居，我們的兄弟之邦，正與美國共同陰謀策劃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或許不但會毀滅我們，也將使西班牙遭受重創。自從佛朗哥與希特勒會談——他們同意共同分贓葡萄牙各殖民地，你拿一塊，我拿一塊——之後，入侵的陰影就再清楚不過的在我們的頭頂盤旋不去，這個威脅，或許只需要美國一個點頭，說聲同意，就可能成真。我還需要告訴各位，這不就是我撰寫小說《石筏》（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Ｒａｆｔ）的理由嗎？

馬丁路德．金恩和我們之中的任何一人，沒有什麼差別。他擁有我們所知的各項美德，而無疑的也有若干缺陷，但是瑕不掩瑜，無論如何不能減損他高貴的品德。他任重道遠——而且當時他正在半途，他正在和習慣、風俗以及偏見的洪流對抗，和那幾乎令他滅頂的洪流對抗。直到那來福槍的槍聲響起，提醒了我們這些缺乏心眼的人們：肌膚的顏色，確實事關生死。

是蘿莎．帕克斯，不是羅絲．班克斯。這個在記憶上令人遺憾的失誤（不是第一次，也確然不會是最後一次），讓我犯下一個在複雜的人際關係網路裡，所可能犯下最嚴重的錯誤之一：張冠李戴，誤植姓名。除了向耐心讀完上列幾行已加以節制文字的讀者們致意之外，我並不需要向誰求得寬恕，但是在我立刻意識到我犯下多麼嚴重的錯誤時，我已經飽受因為這個錯誤所帶來強烈窘迫感的懲罰了。我甚至暗自盤算，想要裝聲作啞，由它去吧，但是我拒絕了這個誘惑，而在這裡坦承我的錯誤，並且承諾，此後我會更謹慎的查證每件事，即使那些對我而言十分篤定的事情，也是一樣。

昨晚在聖保羅，有場不錯的送別。在赴托梅．大竹的寓邸晚宴以前，我們去看了一場名為「夢的濃稠度」的展覽。今天一整天，在參觀這項展覽的七百位民眾之中，我們是最後一批；瑟薩．曼立克基金會在費南多．哥梅茲．阿奎列拉主持下，把和《大象的旅程》作者相關的一切（在藍札羅特和里斯本時就已經見過了），組合在一起。阿奎列拉應該要高興：他自己的作品就像這些作品所歸屬的大陸那樣為人熟悉，就像文化書坊那樣引人興致、鐘錶般精準而美麗。有時候好消息是會一直累積的，我們相信這件事。

我們才剛從聖保羅的一個記者會裡出來——照他們的說法，這叫作媒體聯訪。

然而，最糟糕的還沒有來到。在超過半小時的時間裡，我不知道有多少與我們同行的旅客，像塞進罐頭的沙丁魚那樣，被硬塞到一輛預備載我們前往登機的巴士裡頭。在巴士上超過半小時以上的時間裡，我們被擠得寸步難移，巴士車門還敞開著，以便使早晨的冷冽空氣可以任意的流通。沒有一句解釋，沒有任何道歉。我們被當成牲畜來看待。要是這架航班後來不幸失事，或許很可能會有人說，我們這趟巴士之旅，活像是趟載送牲畜前往屠宰場的旅程。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以及隨後的這個月，關於西班牙政府對葡萄牙感到不快的謠言，已經在我們之中傳開。在當時，西班牙政府是由卡洛斯．阿利亞斯．納瓦羅當政，根據他的判斷，由於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的緣故，已經使得危機浮現。該年三月十一日，由史賓諾拉將軍所煽動和領導的右翼軍事政變失敗，所立即引發的後果，就是包括貿易聯盟在內的左派政治勢力，重振旗鼓。對此情勢，阿利亞斯．納瓦羅顯然感覺十分惶恐。在他與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羅伯特．英格索會面時，提出「葡萄牙對西班牙構成嚴重威脅」的想法，這不只是因為當時情勢仍在發展之中，更由於葡萄牙或許會獲得與西班牙敵對諸國的支持。根據阿利亞斯．納瓦羅的說法，情勢再發展下去，下一步或許就是戰爭。在與西班牙總理會面後，英格索馬上給國務卿亨利．季辛吉上了份報告：「倘若情勢需要，西班牙已經準備要投入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該國實力雄厚，並且繁榮昌盛。阿利亞斯．納瓦羅並未要求協助，而確信將能取得其友人的合作與諒解，因為這不但符合西班牙的利益，也符合所有志同道合者的利益。」四月九日，在另一次與美國駐西班牙大使威爾斯．史岱伯勒的會談當中，阿利亞斯．納瓦羅表示：「西班牙軍隊從內戰的經驗中，已經了解到共產主義的危險，而其絕對團結一致。」

有些人會說，冷嘲熱諷的犬儒心態是一項折磨著老年人的疾病，是和_圖_書一個人在最後時日當中受苦的病痛，是一種意志的僵化症狀。我不敢說這個診斷是徹底錯誤的，不過我想說的是，用這種方法來規避我們的問題，未免太過方便，就好似說，當前世界情況之所以如此，純粹是因為「老者年邁」這個事實……。到今天，充滿希望的年輕人，從來沒有成功地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而老年人日益增加的尖刻，也並沒有讓世界變得更糟。當然，這個世界，這個可憐的老世界，不需要為自身所遭受的禍害負責任。我們所稱為世界局勢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局面，悲慘的人類境遇，無可避免的，就是由曾經青春過的老年人，終將老去的年輕人，以及那些不再年輕、卻也還沒老去的人所構成的。那誰該被譴責？我曾聽人說過，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受到譴責，沒有人可以誇耀說自己是無辜的；可是我感覺這樣的聲明，看似想要均衡地散布公義，卻只是在稀釋和掩蓋某些想像中的集體罪責、那些真正該被譴責的人所應負起的責任。這樣做，不是為了世界局勢，而是在掩蓋真實的人生狀態。

昨晚從巴西離開時，我們裝進行囊的，是對一間可愛書店的記憶——這是個書的聖殿，現代、有效率，而且美麗。這間書店名叫「文化書坊」，位於國家聯合購物中心。這間書店當然是供人選購圖書的所在，但同時也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落，這麼多的書籍以吸引人的姿態擺放著，好似這不是堆放書的處所，好似我們正在看待的，是一件藝術作品，文化書坊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

我確實試著用我自己的方式，作一個務實的清心寡欲者（ｓｔｏｉｃ），可是將萬事漠不關心作為幸福的條件之一，從來就不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如果說，我執著於追求精神和平此事為真的話，那麼我還沒有將我自己從激|情當中解放出來（這不表示我要解放），也是確然無疑的事情。我試著讓自己習慣這樣的想法（沒有太多的戲劇性）：我們的肉體，不但有朝一日必然腐壞，而且確實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的肉體每時每刻，都正在腐壞當中。然而，假如每個姿態、每個文字、每個感情都可以在每個時刻裡，否認它必然死亡的歸宿，死亡對我又有何哉？事實是，無論我因為這個或那個理由，必須談及死亡的時候，我感覺我自己還活著，非常之活著……。

根據各自的比例，拿取幾十公斤的肌肉，骨頭，以及血液。然後把它們和諧地安置在頭、軀幹、四肢上面，並且在其中填充以內臟，還有血管、神經網路。要小心避免造物主會犯下的錯誤，導致畸形的外表。至於皮膚的顏色，倒是無關緊要。

最具傷害性的教條，實際上並不是那些已經清楚昭告於世的，就好比像那些宗教的教歸，因為它們訴諸於信仰，而信仰本身卻並不知曉，並且無法討論。真正糟糕的，是那些根本就未渴望成為教條的世俗理論，卻被轉化成為教條。比如，馬克思本人，並不固執己見、死守教條，但是很快的，就冒出一堆偽馬克思主義者，將《資本論》轉為新的聖經，使活潑的思想淪落為貧瘠的評註和偏執的詮釋。後來發生了什麼，想必讀者都已經目睹了。有朝一日，如果我們能夠衝破限制思想的古老鐵籠，並且蛻去那層阻礙我們成長的舊皮囊，我們就能再見到馬克思。或許經由馬克思主義者重讀過後的馬克思思想，能夠幫助我們在思考活動上，打開一條康莊坦途。然後我們便必須開始尋找一個基本問題的解答：「為什麼我的思考，會是現在我思考的方式？」換句話來說，「意識形態是什麼？」這些問題乍看之下，重要性似乎不高，但是我卻覺得，事情再沒有比這還來得要緊的了……。

在巴西，在一個個專訪的空檔之中，我得知了兩條新聞，當中一條是壞的、非常不好的消息：風暴意外的摧殘了聖保羅市，而在短短幾分鐘的肆虐之後，留下了碧晴如洗的天空，感覺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卻造成了南邊五十九人死亡，數千人民無家可歸，他們今晚沒有屋頂可堪遮風蔽雨、度過一宿，也沒有棲身之地。不管我們讀到這類的故事多少次，都沒有辦法無動於衷。恰好相反，每一次聽到新的自然災害，我們的痛苦與不耐就又增加一些。而我們要問一個無人可回答的問題，即使我們知道有一個答案存在：在我們知道，對於所有的自然現象，都可以找到解決方法，來安頓我們的生命安全時，我們還要活多久，或者最貧困的人還要活多久，才能不用單靠上天的慈悲恩賜，免去風雨乾旱？我們還要把眼光避開多久，猶似人命無足輕重？在我目前身處的巴西，在該國的聖塔卡塔琳娜喪生的五十九條人命，根本無須這樣死去。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情。

琵拉爾和我，我們還在巴西，並且為發生在聖塔卡塔琳娜的悲劇，深深受到震撼。隨著這場災難裡，從那些滿目瘡痍而絕望的倖存者那裡，向我們傳遞過來的，不僅是死亡和失蹤的人數持續上升，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也隨之出現。我們透過管道和盧拉（Ｌｕｌａ）總統連繫，和他一起訪問受災區域。他到那裡去，必須帶著大量的安慰同行，以求能夠說服人民：國家在這種時刻，是派得上用場的。安慰可以是言語上的，也可以是行為上的，身為人類，我們二者都需要。他們告訴我們說，在公司行號上班的人們，自動自發的組織起來，收集各項物資幫助受害者。對於那些和我們一樣，沒有親身經歷過這類悲劇的人來說，像這類的行為也可以撫慰我們。這些自發救災的人們，讓我們相信出版社那位年輕女子，心繫於她從未謀面過人們的命運，這樣的情感是真切可信的。這樣一幅世界景象，是可能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