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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頭大象欣喜於牠沿途所見，並且讓跟隨護送的隊伍都知道牠的歡喜之情，雖然我們所挑選的路線上，沒有任何一處地方的景色，符合牠熱心保存的記憶。我們聽人說起，當時這頭大象，在騎兵師士兵一路伴隨下，向北行進，幾乎抵達邊界，而那個時候的道路狀況，是處在非常惡劣的狀態之下。和那些時日的旅程相比，我們這趟旅途，簡直就是在公園裡散步：平整的路面，舒適的下榻處，美味的餐廳。即便是習慣中歐奢華生活的奧地利大公本人，也會感到驚喜。這趟遠征是屬於工作性質的，不過卻像在度假一樣洋溢著樂趣。即使是那些最辛苦的挑夫，肩上必須要扛著超過十五磅以上的裝備，仍然十分欣然、甘願。有趣的是，此行我們的朋友，以及隨行的媒體記者中，沒有一個人熟悉我們即將拜訪的地方。既然這樣，對他們來說更好，因為他們等於有了這樣豐富的材料，可供記錄與講述。我們從康士坦西亞開始，這裡據信是賈梅士打造家園、居住的地方，從他家的窗戶看出去，必定看過上千次特霍與澤斯赫兩河交匯的景觀，這些輕柔的黑色深流，激發了他創作出最壯麗峻偉的詩句。由該地我們繼續前行，到新堡去看老市政廳，這棟建築的建造年代，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迪尼斯一世國王統治時期，瓊安寧噴泉就平靜的座落於一旁。我們也看到了那大澡盆，這是一塊巨石所鑿成的露天浴池，在那裡被踩踏的葡萄，其年代現在被看作是非常古老的。我們在基金會裡過夜，基金會座落在一片長滿美麗櫻桃樹的地方。接著在隔天，我們前往貝爾蒙特，這裡是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的出生地，而從這裡，我們直接到聖地亞哥的教堂去，我特別喜愛這座教堂。它收藏了在世上最能撼動人心的羅馬風格雕像：一尊只是大略上色的花岡石「聖母哀子像」，業已死去的基督，橫躺在其母的膝上。米開朗基羅所雕、那尊供奉在梵蒂岡的知名「聖母哀子像」則與此相反，更像是矯揉做作風格的臨終喘息。要把我們的同仁從瞻仰這尊雕像的深深入迷狀態裡拉回來，並非易事，不過我們還是成功的誘使他們離開，去觀看羅馬塔的建築之謎。這幢保持在未完工狀態的建築物，一直是各方熱烈爭辯的主題。它是守望塔樓嗎？還是給路過商旅提供住宿的客棧？又或者，是否它原來是作為監獄而造？儘管，其留置作為窗孔的數目太多，對監牢而言並不尋常。沒有人知道答案。我們對於景象的渴求，暫時獲得了滿足，遂繼續前往索提阿的行程，去遊覽那裡高聳的古城牆，而在該地遭遇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雷雨襲擊，雷霆閃電大作，暴雨傾盆，如槍林彈雨那樣對我們襲來。我們沒法沖泡咖啡，因為電力設施全告中斷。這場暴雨足足下了一個鐘頭，天空才開始恢復清澈。在我們重新上路、回到高速公路上時，雨還在淅瀝下著。往西達荷前進的這段旅程，現在我不會寫出來，請對此地有興趣的讀者，參考在《到葡萄牙的旅程》一書當中，專門寫此地的那四或五頁篇幅。我們同仁在那裡，先是為一七〇七年的競技感到目眩神迷，而後則在兩個村莊的遊覽當中，為各個建築物出入口、聖母教堂、墳墓上的淺浮雕以及聖徒肖像而倍覺讚嘆。他們踏上回程時，臉上因幸福而煥發著光彩。現在，我們只剩下卡斯德羅洛德里哥還沒見到了。該地的市政委員會主席在橫跨柯亞河的橋上迎接我們，這裡距離西達荷不算太遠。我還保留著對卡斯德羅洛德里哥的印象，那是在三十年前，我第一次來到這裡時所留下的：這是個衰頹的古老小鎮，這裡的古蹟都是廢墟中的廢墟，彷彿蓄意地添上某種多層次的偽裝。今日的卡斯德羅洛德里哥是一百四十餘人口的家園，街道清潔而且便利，這個鎮的外觀與內在都被修復了，而且——最重要的——原來那種哀傷已經消失，現今呈現出來的氣氛是這個小鎮最好的宣傳。人們必須回到這個充滿歷史的小鎮來看看，在這裡，他們可以重新體會生命。這就是此次旅程所上的一課。

我的這番議論，到底要發向何處呢？既朝向大學，也朝向民主政治。這是因為，大學院校是典型的精英人士的群集地，對於授予型塑公民與教育個人尊重人性與和平的價值概念所應具備的知識負有責任，並且應該為學子們準備好自由的概念，以及參與負責任的批判、討論的健康價值觀。你大可以爭論說，在上面這些責任裡，有很大一部分，應當移轉給作為社會根本核心的家庭來承擔。可是，如我們所知，家庭制度的本身，正經歷著一場認同危機，從而使其無法有效應對那些標誌著我們身處的時代變遷的改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之外，大多數的家庭，都傾向哄騙我們的社會良心入睡，直到我們上了大學，當我們在校園中見到各類新朋友，發現多元價值之時，也就是一個實用、有效的全面民主見習期的必備條件都具備的時候，開啟了對我而言，所有事物裡最為根本的價值：民主政治這項議題的本身。我們必須重新找到闡發這項概念的途徑，將它從因為因循泄沓、失去信仰所墮落、沉淪的癱瘓狀態裡拉拔|出|來。這種民主政治的癱瘓狀態，是由經濟和政治上的勢力所共同助長出來的，因為這些勢力發現，僅僅維持住表面民主的堂皇門面，而不讓我們當中的其他人察覺其內在究竟還隱藏了什麼，是件十分便捷的事情。以我之見，無論表象之下還存留了什麼，與其說是用來捍衛真理，還倒不如說幾乎全是些助紂為虐的謊言。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們所稱的「民主政治」，已經開始像件壽衣了，壽衣裡所遮掩的，是具腐敗發臭的屍骸。那就在一切都太遲之前，讓我們使民主重新復活過來吧。而希望大學教育能夠助我們一臂之力。問題是，大學會願意嗎？大學有這個能力嗎？

這裡面還包括了喬賽．佩瑞耶拉．杜爾特，他是在我生命裡所認識最慷慨善良的人們之一。我寫道，他看著旅人的表情，就好像見到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出現在他面前，那樣的歡喜、那樣的高興。他曾說，他畢生的遺憾之一，是妻子臥病在床：「如果她不是病得那麼重，我真的會很高興在我屋裡招待旅人的。」

親愛的埃內斯托，這就是遍布於我們所有人生命之中的震顫與恐怖，而你的人生，同樣也不能例外。或許，現今之世我們所面對的局勢，並不如你所經歷過的那樣劇烈極端，而對於這段你所經歷過的歲月，賦有人性關懷如你者，必然拒絕饒恕你所身屬的這個族類。你已經成為那種人，那種即使是連自己作為人類的身分，都不可能原諒的人。無疑的，這會使某些人因為感覺遭受冒犯而不高興，但是我懇求你，千萬不要卸下你這把思考的匕首。你將要邁向百歲之齡，我很確定，我們所剛走過的這個時代，將會像卡夫卡與普魯斯特那樣，被稱作是薩巴托的世紀。

一九五九年，我開始在色彩工作室出版事業群上班，我一定是在那以後，認識若澤．羅德里奎斯．米高思的。這家出版公司由柯瑞亞與坎豪共同經營，文學部門的主編是納坦尼爾．寇斯塔，在此一年之前，米高思出版了一本短篇故事與小說的全集，叫作《麗雅》，這個集子在當時，同時為讀者大眾與評論界所接受，並給予高度評價。這是我所讀過他的頭一部作品，至於我在讀的時候，有多麼被熱情充滿，就不需要在這裡贅述了。我不是很確定自己結識米高斯本人的確切時間，因為在那時候，他已經移居美國了。我所確實知道的，是從《半邊臉對死亡微笑的男人》於一九五九年問世開始，直到一九七一年，小說《尼可萊！尼可萊！》出版為止，中間還經歷了《天堂學校》與《通勤快車》的發表（兩者同於一九六〇年面世），一九六二年的評論集《第三階級的人們》以及一九六四年的《此為禁地》。在這段時間裡，我或多或少的和若澤．羅德里奎斯．米高思持續保持接觸：當他回到葡萄牙時，我們幾乎每天聯絡；而在他回美國時，我們則頻繁的以書信往來。這些書信往返，被若澤．歐賓諾．佩耶拉選中，認為值得作為他博士論文研究的主題（同樣入選的，還有我與荷黑．德西納的文字往來），讓我有權利這麼說：我並沒有在這個世界上丟人現眼。我和米高思的書信往來，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底，我離開了這家出版事業公司方才結束。從那之後，我就只是偶然才見到他；就我所知，之後我們沒有再通信，不過在我的記憶裡，他永遠是一位傑出的人，有著卓越的演說技巧，更有著能將最複雜的情形，以最少的話語陳述出來的才智。每天與他談話，是真正的禮物，而進入他的傑出心靈與之對話，更能使與他對談的人發掘出自身的才智。從我個人來說，已經盡我所能的掌握了大部分的機會，這麼說並沒有要吹噓的意思。他逝世距今，已將近三十年了，然而我仍然能記起所有與他往來的事情，一切宛若昨日。和圖書

在三十多年前，我和劇作家阿芳索．薩斯特里見過一面。這是我們僅有的一次會面。我從未給他寫過信，也沒收過他寄來的隻字片語。對於他這個人的個性，給予我一個沒有親切感、陰沉而且嚴厲的印象，這種印象，完全無法使當時我們之間的對談更容易些，雖然和他談話也並不是件特別困難的事情。除了偶然經由一些沒什麼意義的媒體評論之外（都是些提及他強烈支持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好戰立場的評論），我沒有再進一步聽過關於他的事情。在近來這幾個星期，阿芳索．薩斯特里的名字，重新出現在歐洲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名單上，這是一個新近組織的跨國政團的一部分。後來，這個政團並未在設於史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取得任何代表席次。

你所知的這個世界，如今還有什麼記憶留存下來？

令人十分好奇，同時實際上也存在著矛盾的，是本文標題所述的，自相矛盾的美國政治：美國，這個長久以來在每一個主要層面上，一直忙於建立起帝國主義與保守派政治形式的國家，此時此刻竟然將決定國家命運走向的權力，交到巴拉克．歐巴馬之手。這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素材。我之前已經講過，一個不過是嘗試著重新安排白宮內部家具擺設、裝潢的微小政治行為，竟然使得原來貪婪成性、巧取豪奪，甚至到了要吞噬自己的資本主義國度，搖身一變，現在成為左翼夢想的應許之地，不但如此，還有許多人，當中包括進步主義分子、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們，目前正在紛紛自問：「要是歐巴馬能是我們黨的領導人，會怎麼樣呢……？」或許這樣的情形，是到了該討論「歷史的嘲諷」這個詞語的時候了……。又或者，這其實只是因為歐巴馬個人的政治魅力而已。

或者，你是在留給我們的詩句裡，失去了生命？

旅程永遠不會終結。只有旅人會走到終點。即使如此，他們也能以其記憶，以回憶錄，以故事來延長、繼續他們的旅行。當一個旅人席地而坐並且宣稱：「這裡再沒有什麼可看的了。」他自己曉得，這句話並不真切。一場旅程的結束，不過是另外一次旅程的起點。你得看看先前遺漏的事物，再看一遍你已經看過的，在春季時看看你在夏日時曾瞧過的，在白晝時看看你在夜晚裡曾瞧過的，在你曾凝視落雨的地方，端詳那陽光的閃耀，看青翠的作物成長，看果實的茁壯成熟，看石頭從一個地方被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去，看從前沒出現過、而現在出現的陰影。你得重新追索以前的足跡，要不是再一次踩踏於其上，就是沿著舊足跡旁，再走出一列新的來。你得重新開始你的旅程。永遠如此。旅人要再一次的走向旅程。

對於在一般意義上，教育的主要責任，特別是大學教育中的責任，就是我們所稱的「型塑」這件事情，這一點我並非不知。大學為學生將來的生涯作好準備，傳達必須的知識給學生，這些知識，對於下列在某個特定社會的需求範圍內被選擇的職業能有效運作，是十分必要的：一種可能原本一度是職場召喚，但如今卻是越來越頻繁地，以伴隨著迫切的商業利益的科技優勢作為其基礎的職業。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形，大學教育都將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業已完成了它的各項義務，因為大學已將青年學子們提供給社會，這些年輕人已經準備好，等著要接受還有待學習的課程，並融入他們的知識主體，也就是將由經驗（所有人類事物之母）來教導他們。在今天，一所大學按照它所被賦予的責任，塑造了你；而假使這種所謂的型塑持續下去，完成其他部分，便會引來下面這個無可避免的疑問：「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就在於，我限制了自己對於型塑的討論，使之侷限在職業培訓養成的必要陶冶，而撇下了其他的型塑不論——對於作為一個個體，作為一個人，作為一位公民的型塑。這種型塑，是一組基本的三位一體，合三種要素於一身。現在，該是來討論這個棘手議題的時候了。很明顯的，任何動作、舉措，都會被預先認定是有著對象與宗旨的。對象——或許在這裡，我們該稱它是主題——就是作為型塑目標的人，而主旨則是這項型塑的本質與其目的。譬如說，文學上的型塑，只有在採用的教學方法，以及學生接受程度的多與寡方面，才會引起質疑。然而，當我們開始討論對於個人的型塑時，問題就徹底的不同了：永遠在於我們要啟發、激勵那位已經表明是我們「對象」的人，而不侷限我們自身在只是補充相關的特定規則或是特定方向。那麼這樣一來，就使我們在與任何職業活動建立起關係時，都不可或缺的，需要包含進整套複雜的道德價值，以及理論與實務的關係作為考量。可是，對個人的型塑，絕不是用來催眠自己的工具。那種以鼓吹種族或生理優越論為主旨的型塑教育，是對其內在本質的曲解和墮落，它以負面價值取代正面，以偏狹、排外來取代提倡尊重人性的概念。這類的例子，在古往今來的歷史當中，可謂史不絕書。讓我們明天繼續來討論。

在科魯尼亞大約有六家基金會組織，在那兒的每個人都認為，它們是這座城市中，以及鄰近村落裡最為活躍、最具效率的文化發動機。每個月他們都籌劃舉辦數十場文化活動，當中有屬於文學領域的，也有音樂和美術活動——更別提他們的社會面向，至少總體而言十分重要。科魯尼亞的人們活在他們的基金會裡，這些基金會對他們的公眾與文化教育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葡萄牙，我們也擁有受到大眾喜愛的基金會，這對於主事者和我們而言，都是一件幸事。但是，來自外界的批評，或者是過分的嫉妒，同樣的也從未少過。就像有位堅持己見的專欄評論家，當他被問及，創立如喬賽．薩拉馬戈基金會（請原諒我在此處提到自己）的可能原因為何時，他竟然回答說：任何基金會的成立，都只為一個目的，那就是漂白黑錢和規避課稅。願上帝能寬恕他，因為我們自己不能……。

這篇受到特別邀稿的文章，昨日刊載在西班牙的報紙《祖國》的社論欄中，由於本部落格業已容納了許多篇講述義大利現任總理「輝煌事蹟」的評論，如果沒有將這篇文字刊登在這裡，反而顯得奇怪。在未來，這類文字無疑會愈來愈多，除非將來有朝一日，貝魯斯科尼聲明放棄他現在的所作所為，方才罷休。而既然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我也不應該停筆不談。

如果我們所擁有的，只是你的詩句，那我們所知的你是什麼？

在寫這段結論時，我了解到其實我並不想談上帝的軀體。按照我寫作的習慣，總是讓一件事引出下一件事，而我下筆時真正想談的，是上段這名男子的身驅。這具身軀，打從見到第一個黎明開始，就遭到粗暴的虐待，受到鄙視、羞辱，違背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這具軀體從現在起，又失去了一條臂膀，而這失去臂膀的男子，竟然被要求保持沉默，以求別去傷害人家的生意。我只希望那些在今天趕著參加彌撒的信眾們，有時間讀讀報紙，騰出點心思來，想想這位男子受難的肉體，以及他濺灑流淌出來的鮮血。我所想的，可不是被安放在聖餐壇上的那位。我只是覺得，那些上教堂的人們，應該想想這名男子，也想想還有其他許許多多類似他遭遇的人們。他們說，我們全都是神的孩子，這句話並不真確，然而卻能為許多人帶來慰藉。佛蘭．瑞列斯，這位身受揉麵團機摧殘以及遭到眾多卑劣無恥的人剝削勞力的男子，上帝並沒有幫助他。這就是這個世界的運行之道，除此別無他途。

上個星期六我們離開藍札羅特，飛往塞維利亞，接著搭車前往里斯本。星期日時，我們到阿辛赫噶出席一座雕像的揭幕儀式。佇立在我們房子前面的那株梧桐樹，蔚為奇觀，那鬱鬱蒼蒼的豐富綠色，讓我陷入漫長的沉思冥想，我這麼想著：「千萬別改變，就讓你自己保持現在這個樣m.hetubook.com.com子。」這是個無用的渴求，當我們見識到夏日的熱浪，秋日第一波凜冽的寒風時，樹葉紛紛墜落，奇觀歸於消滅，而隨後樹木便進入冬眠，等待一個鮮活的春季開場，好取代現在枝葉蕭條的結局。

我同時也在三十年前，提到了一些特殊的人：

將近百齡，精確來說是九十八歲，這是埃內斯托．薩巴托今天正在歡慶的壽辰。我頭一回聽到他的大名，是在里斯本的老奇朵咖啡館，那可是遙遠的一九五〇年代了。當時，有位參與我們聚會的朋友，表示他最近所關切的文學品味，朝向了當時鮮為人知的南美洲文學。至於其餘我們這些參與聚會的人（我們固定每天下午後晌聚會），幾乎完全一致的偏愛甜美卻不朽的法國文學，就除了這位偏要偶唱怪調的人，吹噓說他打從心底了解那些在美國所書寫的作品。而我應該要歸功於這位後來就不再見面的朋友，因為他這個古怪的念頭將我導引到下面這些作家的世界裡去——他們是胡立奧．柯塔薩、波赫士、比約．卡薩瑞斯、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理亞斯、羅慕洛，加利戈斯、卡洛斯．富恩特斯，還有其他許多當我嘗試著回憶時，從我記憶中溜逝的人名——薩巴托就在他們之中。基於某些奇怪的理由，我將「薩巴托」這三個快速由口腔迸發斷音的短音節，和一把匕首聯繫起來。如果考慮到薩巴托作為字詞，其實際上的意義便十分為人所熟悉的話，那麼我上面所作的這個聯繫，看來就愈發的不相稱了，但是據說，真相就在其意思當中。薩巴托的小說《隧道》（另譯為《外來者》）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但是那時我從未拜讀過。在那個時間點上，在我年僅二十六歲，還洋溢著天真無知且年輕的時候，在發現那條通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路之前，我仍然擁有極多條道路可供選擇……。與此同時，《隧道》成了我在各個咖啡館時，桌上的必備之書，我在咖啡館裡或沉思冥想，或瀏覽細讀，手上總有薩巴托的小說。在這部小說的頭幾頁裡，便精確的向我顯現了「從姓氏到一把匕首」這樣大膽而遙遠的聯想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在其後，我閱讀任何薩巴托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或是評論），都只是更加確認我對這位筆風清晰明暢的悲劇小說家的第一印象：他能夠從讀者靈魂中，那錯綜複雜的曲折迴廊裡，打通一條道路，並且逼使著他們目不交睫地，凝視自己最隱晦的角落、最黑暗的縫隙。如此，是否使得他的作品難於通讀？或許如此，但是這也讓他的作品更加的引人入勝。在他的行文當中，混雜著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與心理分析，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並由寫出《墳墓中的英雄》的作者，將其統整在一起；這使我們不容遺忘，這位自稱是理性之敵的人（埃內斯托．薩巴托的夫子自道），是如何在宗教啟示錄般驚世血腥的鎮壓加於阿根廷人民身上時，運用他那有缺陷而且卑微的理性精神，描述出在他眼前所見到的正確事實。那些令人回憶起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發生地點的小說作品，例如《隧道》、《墳墓中的英雄》、還有《滅絕者亞巴頓》，不但逼使人們聽見良心因為苦於無能為力所發出的哭喊，見到女卜卦師所預見的驚恐未來，同時也提醒我們，就像哥雅（他的畫家身分，較之作為一位哲學家，更為世間所知）在他著名的雕刻版畫「幻想畫」系列裡，所留下難以抹滅的回憶：向來都是理性先行撤守，陷入熟睡，才孕育、滋養、並且助長這批泯滅人性的妖獸種族，日漸繁衍壯大。

我講起這件事，只因為不可能再保持沉默。以色列總理，在被美國總統給逼到牆角之後，終於，同意（或者，不如說是「屈尊俯就」吧）讓巴勒斯坦人建立一個新國家。再沒有比這個還要來的清楚了。或者不如說，對，他另外責令這個未來即將成立的國家（如果在某個階段，當地真有一個國家的話），不應有武裝部隊，並且，該國的制空權應該掌控於以色列之手——換句話說，以色列擁有壓制巴勒斯坦人，使其政治地位維持在強制邊緣化狀態的手段。可是，納坦雅胡卻沒有對歐巴馬立場的其他重要方面，也就是針對屯墾區與屯墾者的部分，有任何的隻字片語。每個人都知道，約旦河西岸，這個在理論上本應屬於巴勒斯坦人民的「國有」土地，上面布滿了屯墾區，有些是「合法」的（意謂由耶路撒冷政府當局批准，並動工興建的），有些則是「非法」的（未獲批准，但是同樣這一個政府，卻故意視而不見）。這些屯墾區，總數目全部加起來超過兩百以上，居住著大約五十萬名屯墾者，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邁向和平路上的最嚴重障礙，其棘手程度，甚至要遠過於巴勒斯坦人其獨立建國權利要獲得承認的困難。在歐巴馬的前任，小布希的任期裡，就很能夠展現出這一點：當時，他迫使以色列政府了解到，想要於同一時間裡，既要舉行和平會談，又要美方承認屯墾區的既定事實，是相互牴觸的瘋狂之舉。以色列前總理歐麥特看來也了解這點，根據《國土報》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所提供的報導引述，當時他表示，如果兩國間不能迅速商議出解決辦法，「以色列這個國家很快就完蛋了。」但是他卻不作任何努力以求解決這個問題，而任憑其言猶在耳的話語在風中飄蕩。他們使我們了解，這些屯墾者為什麼總是能扮演那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以色列政府的頭頂上，現在，則伴隨著更加迫切的理由——懸在了納坦雅胡的頭上。而我認為，很多以色列的猶太人最擔心恐懼的，就是他們又要重蹈過去「大離散」的覆轍，在世界各地流離失所，看來似乎是他們的宿命。這個想法，使我無論如何無法樂觀，不過仍有待以色列當局的決定：究竟他們是否能證明，自己有辦法可以打造出和平的局面。如果你願意的話，時常拿這個問題去追問他們吧，回答仍舊會是負面的。

《黑色西班牙》是藝術家喬賽．古提耶瑞茲．索蘭納（一八八六～一九四五）著作的書名。這部作品有時不好讀，或者說，讀來令人感到不快，這並不是因為該書的行文深奧難懂，或是句法結構笨拙所致，而是由於本書描繪出的西班牙，是一幅殘酷的景象。作者在這部作品裡，僅只是按照原先他的畫像，轉為書寫的文字，而這些畫像裡充滿著陰鬱與醜陋，反映出那個時代裡，西班牙農村的落後氛圍，在其中揭露一切事物，而對於那人類行為當中，最為凶暴、可憎、或者殘忍的事例，都無所遁逃。古提耶瑞茲．索蘭納受到最黑暗的巴洛克風格，特別是瓦德斯．里爾的畫風影響，同時也受到哥雅「黑色圖畫」系列的啟發，他所描繪出的西班牙，在可想像的程度當中，是汙穢與醜怪的最高等級，這必定是他在所謂的大眾節慶裡，以及對於服裝與風俗的觀察之中，所發現到的祖國景象；除此，ｈeｔｕbｏoｋ.ｃｏm.cｏm再也沒有可供解釋的原因。

在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那滴淡水，並沒有落入海水之中，而是滴落在我的手掌上。我啜飲這滴水珠，宛如一位即將渴死之人，像啜飲希望那樣地啜飲這滴水珠；就在挫折連番降臨到我們所有人身上的日子裡面，我們看到右派的勢力（其中包括那些極右派），正在歡慶他們在歐洲各地獲得的政治勝利。民主政治雖然尚未面臨危險，但卻有賴我們的努力，避免有朝一日危險的到來。格瑞那達正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然而我原先下筆時想要談的，並不是這個經濟危機。無論如何，正像各位讀者現在所看到的，我並不是無端提及基督聖體，也並非借此來宣傳異端，我有自己一套遵循教規的看法，這是我的習慣。就在幾天以前，準確的說，是在五月二十八日，一位名叫佛蘭．瑞列斯的三十三歲玻利維亞籍男子，他是那種身上「沒有文件」、也沒有工作許可的非法移民，不過仍舊在西班牙的岡地亞一家麵包鋪裡打工。他是一場嚴重意外的受害者：揉麵團的機器絞斷了他的左臂。麵包店的經營者確實是發了善心，送他去醫院，可是卻把這位重傷者，放在距離醫院門口還有兩百碼的地方，走前還告誡他：「如果有人問你，別提到我們麵包店。」很自然的，負責救治的醫生索要那隻斷臂，好讓他們試著重新接上它，但是他們被迫放棄縫合手術的計畫，因為當醫師們找到那隻斷臂時，它的狀況已經不堪挽救了：斷臂被丟棄在垃圾堆上頭。

上面這些問句，取材自拙著《可能的詩》，出版於一九六六年。在超過四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在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我將永遠無法找到答案，我在六月十日寫下這些字句，這天，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作者的忌辰，這本作品，被認為是葡萄牙文學當中的基礎之作。儘管賈梅士死時身無分文，無人聞問，在今天以葡萄牙文寫作的人，卻仍然能以獲頒以他為名的獎項，當作是無比的殊榮。

或許對充滿懷疑與冷淡的苦澀海洋來說，在其中加入一個好念頭，不過像是一滴淡水落入浩瀚汪洋那樣微不足道，但是我認為，我們仍然應該歡慶這個目前正昂揚穿過西班牙的好念頭。精確的說，這個緣起自格瑞那達省的想法，是為了替「成年」年齡調降為十八歲而舉辦慶祝活動——這可不只是官方的法定年齡，還包括了社會對成年年紀的認可也一併調降。在這個慶祝活動中，每一位新獲得選舉權的青年人，都可以拿到《世界人權宣言》、《西班牙憲法》、以及《安達魯西亞自治條款》各一份作為賀禮。當然，另外還有許多更加滑稽、有趣，或至少不那麼莊嚴肅穆的慶祝方式，不過既然嚴肅的事情應該嚴肅的看待，那麼你可以這麼看待這件事情：見到這一萬一千餘位青年人，期待著在上述這些文件的導引之下，魚貫邁向未來，將會教育我們有關這些年輕人的社會公民責任。我說：「用這些重要的文獻來武裝他們吧，如此，你就能提供給他們完整而必要的教育，足以使他們在現在與未來，成為夠格的公民。」這個想法是好的，讓我們衷心盼望，它將能夠繼續推廣下去，要讓這項活動成為社會大眾共同慶祝的節日，還需要可觀的創造力與付出，但是我們卻願意相信，社會必定不吝於提供這些付出。

我現在要討論的世俗主義，據我看來，從來沒有被清楚的陳述表達過，這是因為當中有個應該要主導此項爭論的根本問題被忽略了：是否應該相信神的存在？是否應該相信這個神不但創造了宇宙萬物與人類，永遠超脫時間之外，而且還是我們在人世間一切活動的審判者，祂獎賞那些行善者，允許他們升上天堂，在上主的面前獲得永生；與此同時，一樣屬於永恆的，是那些作惡者，會在地獄永受烈火焚燒之苦？對於神，或者對於那些已能對自己給出評價的人們而言，這樣的最後審判並非易事，因為我不認為有人能在其一生之中，徹頭徹尾的只是行善或是為惡。不確定自己的方向、這一刻與下一刻的想法背道而馳、相互矛盾，這就是我們人類。在這一切事情當中，世俗主義問題對我而言，與其說是一個將對於「上帝並不存在」這樣深刻的信念，與習俗制度的必然邏輯，以及將違反人類認知的概念，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手段結合在一起，似乎還更像是個必須審慎看待的政治問題。我們討論世俗主義是因為我們恐懼去面對無神論。不過，在這個案例裡耐人尋味的是天主教會，他們尊奉其無惡不作、到處招怨的古老傳統，繼續悲嘆教會的命運不濟，說自己是「步步進逼的世俗主義」底下的受害者，這樣的立場是新的範疇，讓教會得以在攻擊全體的同時，仍可喬裝只是在批判某個部分。一向以來，口是心非都是羅馬教廷外交手法與教義策略上不可分割的特徵。

這就是事情的底蘊。因此，讓一切就這樣順其自然吧。

同時也以「基督聖體」之名為人所知，這是羅馬天主教的義務節日之一的聖體聖血節，也是法定假日的由來。所有信徒都被期待要出席彌撒，以便見證基督在主內的真實存在。假如，你對於神存在於彌撒所用的麥餅裡這件事有任何疑義的話，災難就會降臨在你的頭上，就像回到十三世紀時，那位被稱作「布拉格的彼得」的主教所說的：你最不想要重現的可怕「奇蹟」，就是真的發現主耶穌的血與肉，由象徵意義變成真實。你恐怕也不想要在一場莊重肅穆的宗教遊行當中，被迫像彼得那樣，帶上如此充滿血腥的證據，一路到奧維耶多的主教堂。我之所以知道彼得被迫如此，是由於為了這個相當複雜的題材，而求助於維基百科網站，而從該網頁十分親切體貼的解釋當中得知的。在那個時期，世界還真是個極度引人入勝的地方。而在今天，經濟的復甦與重振的奇蹟，是靠著印出無數的美元鈔票，並且以令人暈眩的高速投入市場流通，方能達成的；所以，這是拿一個真空來填補另外一個真空，或者，用比較穩妥的詞語來說，用來取代原先缺乏幣值的情況的，是假定的幣值，只要輿論在一開始時，就認定那就是所謂的幣值，那就能一直這樣冒充下去。

新堡的回憶，是旅人的諸多回憶裡，最能撼動心靈的一個。或許，他有一天會回到那裡，或許他不會，又或許，他會小心翼翼的迴避再經過那裡，只因為有些經驗，是無法重複的。新堡和阿爾佩德瑞那一樣，都是依山建城。如果你繼續往上走，很快就會到達葛敦納峰頂。旅人此時已無須重複他對這天的時間、光線以及潮濕空氣的描述。他只要求這一切，在他忙於攀行於陡峭的街道時，能不被遺忘；在他通過簡陋的民宅、建於十七世紀時的宮殿之時，在穿行於其門廊、陽台、帶出草坪的拱道之時，能不被遺忘。要找到比這裡的建築更為和諧的地方，怕是很困難的了。所以，這一刻的光線與這一刻的時間，猶如凝結一般，停留在天空之中：這位旅人將能夠看見新堡。

幾天以前，巴斯克分離組織「祖國與自由」（ＥＴＡ）殺害了一位名叫艾德華都．佩列斯的警員。他們以使用近似遙控簡單引爆裝置的手法，將炸彈擺放在這名警員座車的底盤下。這名警員的死亡，十分駭人聽聞：炸彈爆炸引發的大火嚇人地焚燒著這位不幸男人的身體，沒人能夠幫助他。這樁犯罪當即激起了西班牙全國各地所有人的憤怒。或者，必須要這麼說，不是所有人都同感憤怒。就像阿芳索．薩斯特里才剛在巴斯克喉舌的《吾人報》，刊載了一篇充滿威脅意味的文章，談到了過往的「巨大痛苦，而非和平」，同時替此次的恐怖攻擊開脫，說這是「政治鬥爭」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而且還表示，倘若西班牙當局拒絕與ＥＴＡ重啟談判，就必然會有進一步的攻擊行動。我對於竟會讀到這樣一篇文章，深感難以置信。誠然，在警員艾德華都．佩列斯汽車底盤下放置炸彈的人，不是阿芳索．薩斯特里。可是同樣的，我也從未期待見到他文章裡的這些說詞，替那些謀害人命的劊子手狡辯脫罪。

今天我們與喬m.hetubook.com.com賽．佩瑞耶拉．杜爾特的女兒和孫子在一起。那位老婦人已經不在了，但是有其他友善的面孔出現在新堡這裡；而我也將再一次的，一如我在三十年之前那樣，以高昂的精神從這裡離開。如果，那頭名叫所羅門的大象正好是打從這裡經過，那些組成牠隨從護送隊伍的人員，感覺必然與我相同。因為像這樣溫暖的歡迎，你是沒有辦法編造發明出來的。

你是否每一天都在生與死之間得勝，

在三十多年以前，我曾這麼寫道：

如果天主教廷與東正教會停止胡亂干預那些他們實際上並不關心的事情，這裡指的是干預人們的社會與私人生活，那麼這樣的改變會受到歡迎的。然而我們卻不應該為他們的行為而感到驚訝。天主教會對眾靈魂最後的歸宿不太注重，卻永遠以控制人們的肉體作為其主要目標，此時世俗主義便作為肉體試圖想和靈魂一併逃脫時所途經的第一扇門，這是由於靈魂與肉體都無法單獨地到任何地方去。因此世俗主義不過是爭端的初步開場。真正的爭端將會在信仰與非信仰之間終於白刃相見時來到。在爭鬥之中，對立的一方會呈現其真正的名稱：無神論。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文字遊戲。

有些人如果看來不是屬於這個世界，就是不屬於他們所生的那個時代。馬寇士．安納就像他那個世代裡，許許多多被逮入佛朗哥政權監獄裡的人那樣，身心都遭受了無法言喻的痛苦折磨，他從被判兩個死刑的絕境裡逃出生天，成為字面與實質上雙重意義的倖存者。即使監獄剝奪他的自由，耗費了他二十三年的光陰，也未能將他打倒。他目前甫於葡萄牙上市的著作，是他對那個黑暗年代的憶述，客觀直述的同時卻又慷慨激昂。這些回憶以《告訴我樹是什麼模樣》為其書名，寓意極其深刻。隨著時光的推移，他囚獄歲月的殘酷現實，因為出獄後的外在現實層層堆疊而告結束，然而由於現實是如此層層覆蓋，將過去如同迷霧般包裹起來，使得他必須在每一個日子裡，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來驅散這些迷霧，以求保持他的信仰、信念，不因自己的內在自我日漸脆弱而終致淪喪。馬寇士．安納不只是拯救了他自己，他還拯救了許多同繫於囚牢之中的同志，喚醒他們的精神，排解他們的疑難與爭議，以一種新的和平正義形式活躍於世。他的政治信念堅定不移，然而卻不讓其批判的能力受到影響，馬寇士．安納給予他所接觸的每個人一種無法壓制的希望，就好像他的朋友們到最後都做下這樣的結論：「如果他能夠，那麼或許我也能夠。」他在重獲自由以後，並未就此回家休養，而是冒著再次入獄的風險，又投入政治鬥爭當中，並且發起一項計畫，幫助並支持那些依舊繫獄的難友們。在西班牙，這個卓越人物的朋友與仰慕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渥雷．索因卡），已經提名他為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的候選人。再沒有其他事情，比這樣的舉動要來得更適當了，而更需要對西班牙人民證明的，是這個歷史回憶依舊鮮活的存在著，就存在於我們之中。

我看不出還能給他起什麼別的名字。一個近似人類的危險東西，一個舉辦派對、狂歡縱飲漫無節制，並且統治一個叫作義大利的國家的東西。這個東西，這種疾病，這型病毒，使得這塊培養過威爾弟的土地，面臨道德淪亡的威脅，更是個深切的心腹大患，需要義大利人覺醒過來，在牠的毒液最後蔓延全身、摧毀歐洲最富饒的文化心臟以前，趕緊擺脫牠的危害。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價值，每天都在遭受這個叫作貝魯斯科尼的東西的臭腳踐踏，而這只是牠多項「才能」的其中之一，牠還具有能顛倒黑白的誇張本事，曲解語言的意義與目的，就像牠所統領、在義大利掌權的自由黨，這個政團的名稱那樣。我選擇稱呼這個東西為罪犯，並且對這樣稱呼毫不感覺有懺悔的必要。「罪犯」這個字眼，其定義與在社會中所指涉的語意，就留給其他比我更能闡釋的人去說；在義大利文裡，「罪犯」一詞所蘊含的負面意思，要遠高過歐洲任何一種語言。我選用這個詞，很清楚、銳利的表達出我對於這個叫貝魯斯科尼的東西的態度，接受這個但丁的語言裡，所慣常賦予的意義，雖然但丁向來使用的詞彙「犯行」（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ｚａ），在現在，其意義已經更加顯得模糊不清了。犯罪，根據我的母語葡萄牙文——在此我同時參考了字典和通俗的說法，這個詞意謂「犯下罪行，違背法律或道德規條的活動」。上述定義，套在這個稱作貝魯斯科尼的東西身上，完全符合，簡直天衣無縫，更像是牠全身自然生長出來的皮膚。許多年來，這個叫作貝魯斯科尼的東西，已經犯下眾多罪行，而且永遠都是顯而易見的重大犯行。這麼說吧，牠不只是違反法律，更糟的是，牠還炮製出一堆新的法律，來保護牠作為一個政客，生意人，以及身為那一小撮人的捍衛者的公、私利益；至於從道德標準來說，提起牠顯得毫無意義，因為在義大利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無人不曉這個叫貝魯斯科尼的東西，老早就墮入最為卑鄙、徹底邪惡的境地中。這就是義大利的內閣總理，這就是義大利人民，連續兩次，使其連選連任，作為全民表率的東西；這就是人民選擇走上的毀滅之路，將烙印在威爾弟音樂中的自由和尊嚴價值，全部拖扯到爛泥之中；以及知會加里波底的政治行動，知會所有那些在十九世紀統一鬥爭裡，創造出義大利這個國家的人們，也就是那些讓義大利成為歐洲與歐洲人精神導引的價值。這個叫貝魯斯科尼的東西，正是想要將上面這些全給扔到歷史的垃圾堆上頭。義大利的人民，果真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上面這些非我原創的想法，讓我回憶起《到葡萄牙的旅程》裡最後那個簡短的章節，它對旅程這回事有著若干獨到創見的蛛絲馬跡。而在我們又從另外一次旅程踏上歸途回國，這一次途經科魯尼亞入境，我認為將書中的這些想法抄錄在這裡，並不是什麼壞事。所以，讓我們開始吧：

我曾經無數次的自問：到底左派將往何處去？今天我得到了答案：左派還在那裡，還在繼續計算著其候選人們所得到的，那悲慘又恥辱的得票數字，並且還在尋求解釋：為何得票數字如此之少。左派運動，這個在早年曾經是人類希望之一的象徵，原先能夠激勵我們，為著「促進人群的福祉、臻於至善」這樣的簡單訴求，而起來採取行動；隨著時光流逝，其社會成分經歷了一次改變，顯露出日漸誤入歧途與犯錯的趨勢，遂在運動的內部，產生墮落的現象，日益與當初的許諾背道而馳，面目變得愈來愈像其之前的對手、死敵，好似這麼做，才是獲得人民接受的唯一途徑。所以，左派運動到了後來，就淪為其原來面貌的黯淡複製品，援引各種理論概念，替自身後來某些行為開脫，而這些理論，之前曾被用來指責同樣這些行為。隨著他們愈來愈向中間路線靠攏，左派運動的主要人物一度宣稱說，如此才是出色的策略與無與倫比現代化方向的證明，可是左派卻毫無察覺：他們和右派早已十分相似。倘若事已至此，左派還能夠學到任何新的教訓的話，那必然是他們在創立「泛歐洲統一戰線」的過程時，業已將其出賣給了右派，而一旦左派了解到這一點，便能自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左派與他們的天生支持者——窮苦大眾與懷抱夢想的人們——之間，產生了如此根深蒂固的隔閡與鴻溝？他們本身的信條，又還有多少迄今仍留存下來？如果左派業已停止運作、名存實亡，那麼投票給左派，就成為不再可能的事情。

卡洛斯．卡薩瑞斯這位加利西亞作家，過去曾經帶我到科魯尼亞去，而現在，他的作品將會陪伴我度過即將來到的日子。他死於二〇〇二年三月，而在他逝世的幾個月後，也就是同年的九月，一個以他為名的基金會成立了，這些年這個基金會已經在整個國家裡創辦許多非凡的文化活動。我參加過不只一次由該基金會主辦的「馬力尼安對話論壇」，而這一次是第六屆，主題為記憶的機制與其在文學創作上的運用。我的對談人是曼紐爾．瑞華士，他追隨著托倫特．巴勒斯特與康奎耶羅的步伐，是繼承加利西亞文學傳統的最傑出作家之一。設在凱夏．加利西亞基金會的演講廳，是舉行我們此m•ｈｅtuｂoｏk•cｏｍ•ｃom次對話的所在，裡頭滿座的聽眾，從頭至尾展露出極高的熱誠。而我覺得曼紐爾．瑞華士與我合作愉快，彼此都向對方的作品提供若干自己的坦率意見。這可以從我們並未在某些有爭議的事情上退卻就能看得出來，像是記憶的無意識運作這方面……。

我的讀者們將會回憶起在那場到卡斯德羅洛德里哥的遠征裡，互相遭遇的兩個村莊的名字，而故事的敘述者在之前，則從未提過他們。這些村莊，如同所述，是基於敘述上的需要才創造出來的，而從來不像現在這樣，與真實的現狀有任何的關係。對於那些愛好歷史考證的熱心人士而言，知道今天大象所羅門準備要踏上旅途，可能會感到羞辱，因為雖然在可考的史料上，找不到任何文獻記載，證明這是個歷史事實，況且如今也沒留下什麼蛛絲馬跡，它卻可能是確實發生過的事實。生命本來就是由各種偶發事件所構成，無法排除各種可能性，就拿這裡的故事當作例子，歷史正好與故事情節發展相吻合。的確，歷史未曾記載這頭喚作所羅門的大象，用沉重的步伐履踐過新堡、索提阿、或者西達荷的土地，但是同樣也不可能指天誓地的說，這樣的事情從未發生過。我們薩拉馬戈基金會的同仁，便利用了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策劃並組織了一次旅程，在今天出發，從聖傑若米修道院的貝倫塔開始，一路帶我們到當時的邊境前線，那裡正是奧地利鎧甲騎兵嘗試想將這頭大象獻給該國大公此一事件發生之處。讀者可能會抗議說，這是何其武斷、隨性的路線啊！然而就我們而言，沒有任何人會願意將這條路線，描述成只是數不盡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之一。讓我們動身離開幾天，讓我們在遊歷之外，編織成一個故事。誰要和我們一起出發？讓整個基金會的同仁，伴隨著幾位所羅門的摯友，以及若干葡萄牙、西班牙媒體記者一道啟程，他們都是很好的人。讓我們和諧融洽的上路吧。再會，再會，直到我們回來，再次相會。

今天的西班牙已經大不相同了；它已經成為一個已開發而且有教養的國家，能夠給這個世界上些關於文明社會的課，可能讀到上一段的人，會抗議我這麼說。我不否認上面這個觀點，在西班牙話裡，在普拉多美術館裡，在鄰近莎拉曼卡的地區裡，或是在巴塞隆納的通衢大街上，都顯得合乎情理；但是，倘若古提耶瑞茲．索蘭納仍然在世，西班牙依舊不缺地方，讓他架起畫架，畫出和從前一模似樣的陰暗圖像來。我所指的，是那些由大眾捐款或是在地方政府財政補助下，舉辦鬥牛的城鎮。鬥牛和鬥牛場在每次地方節慶到來時，為當地的人們提供了娛樂。樂趣與快事並不在於殺掉鬥牛，讓那些最需要食物的人們分享牛排。除了高失業率之外，西班牙人民也享有豐富的飲食。這件愉快的樂事同時有著另一個名字。鬥牛蒙住眼往前猛衝，血流不止，腹脅的兩側都被長矛刺穿，或許還被十八世紀葡萄牙所用的那種灼燙的倒鉤標槍給炙傷，然後，鬥牛就被追趕下海，溺斃：牠們實際上，算是一路被凌虐至死。幼童們攀著他們母親的脖頸，一面鼓掌，興奮的丈夫緊抓著同樣興奮的妻子，因為每當鬥牛試著想逃脫處刑者的手掌心，在行走過的地方，留下一條條血跡的時候，這些人們就被逗得樂不可支。這是凶暴，這是殘忍，這也十分令人厭憎。但是，想必人們真正在意的事情，是究竟克利斯帝蘭諾．羅納度會不會替皇家馬德里效力踢球？或是像全世界都為麥可．傑克森之死而哭泣這類的事情，有什麼重要？或者，一座城市讓無法自衛的動物遭受預謀的凌虐，在其大眾節日，在接下來的年代裡，都將無情的重複上演，又算得上什麼事呢？這是文化嗎？這是文明嗎？難道，這看來不更像是種野蠻落後嗎？

有位老婦人從飲水槽旁的門階裡探出頭來，旅人向她問路。老婦人耳聾了，但是如果大聲對她說話，她就能從你的唇形裡，讀出你的意思。當她了解旅人的問題時，便露出笑顏，而使得這位旅人大為騖奇，因為雖然她的口裡全是假牙，但是她的笑容，是如此誠摯；她是如此欣然於綻開笑顏，讓旅人想要擁抱著她，請她再笑一次。

我的雕像就暨立在阿辛赫噶，在廣場的中央，有書在手，默觀世事變化。他們把我的身形雕得比真人還來得稍大些，我猜想這是為了要讓這尊雕像能更為人所看見的緣故。我不曉得這尊我的雕像將會在這裡矗立多少年。我總是認為一尊雕像最後的下場就是給撤下來，不過我願意這麼想：對於我這個注定要來世上兩遭的人——頭一回是凡胎肉身，然後則是銅像，他們終將會把平靜的日子還給我。這就是使我的心靈陷入無比滑稽、無比錯亂狀態的事，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未膽敢懷抱此一期望：一尊雕像某日在我面前就這麼豎立起來，就在誕育我的土地上。究竟我做了什麼，才發生這種事情？我寫了幾本書，讓阿辛赫噶這個地方的名字和我一起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到底，我確定自己從來沒有忽略那些誕生和養育我的人們：我的雙親與祖父母。在斯德哥爾摩一場講座上，我談到了他們，然後，我明白了。我們所看見的事情，好比只是一株樹木，地面上的枝葉只是某個部分，而樹根毫無疑問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在我直系血脈的根源裡，背負著若澤法和傑羅尼莫、喬賽與佩達德這些名字，但是到我這裡時，其他的名字也加入行列，它們是各個城市和地方——卡薩琳諾與狄維索斯、卡博．得斯卡薩斯和阿爾蒙達、特霍與拉博．多斯卡加多斯，以及其他以橄欖果園、柳樹、白楊木與白蠟樹為名；尚有在河流來回航行的狩獵隊伍為名、以果實纍纍的無花果樹為名、以及被帶回家裡與我的祖父母同睡一張床上，以避免其受寒凍死的乳豬為名所起的名字。我這個人，是由上述所有部分所共同構組而成的，而每一個部分，又都包含在這尊他們澆鑄而成的銅像裡面。不過，你必須要知道，這可不是自然生成的。要是沒有維托爾．貴雅和喬賽．米蓋爾．寇瑞雅．諾拉斯這兩位的決心、努力以及堅持，這尊雕像不會豎立在廣場之上。出於我最由衷、最深刻的感激，我在這裡擁抱他們，同時也擁抱阿辛赫噶的所有人們，因為在他們關懷照料之下成長的子弟，不是別人，正是在下我。

我們的基金會，在昨天滿兩周歲了。按照習慣說，我們開端肇始的蓽路藍縷，一切都彷彿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倘若我們嘗試要開出一張清單，將所有我們做的事情，以及所有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全部開列其上，那麼我們便有十足的把握能夠向你擔保，我們從未有片刻偷閒。首先，對於決定如何才能提供這個新生的基金會養分、使之茁壯，以便在下個階段能夠健康發展，完成承諾，一直有疑慮。接下來，難關在於說服那些信心不足的人，信任我們不是在這裡心心念念都從贊助者的角度來考量事情，而是為了葡萄牙文化，以及整體社會的益處而工作。我們並未狂妄到以為，之前能改變你的想法心意，接著在現在又可以改變他們的。但是向民眾說明的任務，讓我們得以獲得機會，將基金會的各種想法與提案，提供給那些善心人士參考。幸運的是，這個國家並不缺少這樣的人，然而卻只是偶爾才被人說起。基金會目前已呈交兩年來的整體業績送付審查，而看來業績不只是合格，前途還十分看好。尖石宮的修復工程，三天前我們才去訪視過，現在正取得穩定的進展，很有可能在六個月或更短的時間裡，在計畫完全上軌道之後，就能更加的自由來去這棟原本就已屬於我們的房子。我們希望坎波斯．達斯賽波拉斯這個地方的修復工程完成後，該地能成為愛好文化、不只是將文化當作膚淺精神裝飾品的人士，日常散步的必經之處。最近我們舉辦了紀念若澤．羅德里奎斯．米高思的活動，回憶他的作品與生涯。下一步，或許是在二〇一〇年一月，我們將舉行紀念維托利諾．尼梅希歐的活動。在他之後，則是拉烏爾．柏蘭道。我國的法律，儘管有時不公不義，但確實為文學市場提供了機會與出路。尤其是在這麼一個時代，當最近時期的偉大作家們都不再為知識界所提及談論的時候。我們應當盡一切可能，來阻遏，甚至是扭轉這樣一個惡劣的趨勢。還有許多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兩年的時間微不足道，但是基金會這個幼兒，健康狀況良好，並且值得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