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七月
我不曉得在任何當代建築風格的表達方式裡面，一堵原始的牆，會有如在西薩．維埃拉設計出的作品裡那樣的重要。頭一眼看過去，那些長而封閉的牆，其矗立之勢宛如與光線不共戴天的敵人，而當它們終於讓光線穿透而過時，又好似它們被迫不情願地退讓，遵守一道「讓建築運作」的迫切要求，然而，我所了解的真相，與此截然不同。在西薩．維埃拉設計的作品裡，一道牆不是阻擋光線的障礙，而更像是個澄清思緒的空間，從外面透進來的光線，不會只停留在表面。我們有個幻覺：物質能夠透光，我們的視線因此能夠穿透一道實心的牆，並且讓牆內與牆外共同歸屬到一個美學與情感的認知裡去。在此，不透明被轉變成為透明。這無法調和的相反兩端，需要一位天才，才有辦法使其如此和諧地融合為一。西薩．維埃拉正是這麼一位魔法師。
在提及這一種特定的繪畫風格時，毫無意外的，我使用了「趨勢」這個字眼來稱呼它，即便這種風格已建立起一種不會弄錯的類別，也就是我們容易過度廣泛用來描述的抽象藝術，它仍然拒絕徹底毀壞那座溝通符號與象徵世界的橋梁，無論典型或現代風格皆然。在我於阿爾拉孔的聖胡安．巴奧提斯塔教堂的外牆上，由傑蘇斯．馬提歐創作的壁畫前沉思默想時，所有上述這些想法，伴隨著讚嘆的雙眼，以及從前我鮮少體驗過的情感，同時湧現在我的靈魂裡。傑蘇斯．馬提歐是不是一位帶有寫實主義「趨勢」的抽象派畫家？還是恰好與此相反，他是一位朝向抽象「趨勢」的寫實主義畫家？而我在上面所提及的那些橋梁，是否只在連結「抽象」藝術與由透過對現實的大量探究，從而創造出來的符號與象徵時，才發生作用？或者，是否它們也存在於「寫實派」藝術和那持續擴張膨脹的抽象宇宙中間呢？於是，這讓我想起，傑蘇斯．馬提歐，他一面將自己從那嚴格寫實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便讓自己投身到一個使創作形式趨向自由的嘗試裡頭去，一面堅持著色彩的連貫邏輯（姑且不論我的理解取徑為何），同時還設法創造出一個特殊的、幾乎可以說是一種聯合表達的形式，一種眾聲喧嘩齊鳴的同步合音，像一幅四聯畫屏裡，所有的透視面，在消失不見的那個點上，匯聚到了一處（這都要感謝他睿智並細心的，將那些容易辨別出來的符號與象徵，都安排、介紹到這個形式裡頭去）。由地面升起拔高的巨大牆壁，聚集了所有大地柔和的顏色，向上與天空中的光彩顏色會聚在一起。在面對著這樣巨大又令人震撼的作品的時候，諸如抽象主義或寫實主義這類的概念，全都失去了它們現有獨立存在的重要性，而成為同一個軀體和諧的一體之兩面。我不知道阿爾拉孔的聖胡安．巴奧提斯塔教堂，在將來是否會被看成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西斯汀禮拜堂，而我確實知道，傑蘇斯．馬提歐是耶羅尼米斯．博斯與老布呂赫爾這條藝術傳承的系譜裡，所誕生出的最佳傳人。和他們一樣，透過可見與不可見之處，他已經闡明了人的意義。
七月三十一日 艾爾瓦洛．康霍
那流經里斯本的河流並不稱作里斯本河，而是特霍河；那流經羅馬的河流並不叫羅馬河，而是台伯河；那流經塞維利亞的河流並不是塞維利亞河，而是瓜達爾基維爾河……不過，那條流經西班牙卡斯崔（Ｃａｓｔｒｉｌ）的河流，是的，就叫作卡斯崔河。凡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很快便會獲得名稱，進而為人所知，但河流並不如此。數千萬年以來，這個世界上的所有河流，都必須等待某個人的出現，為他們行命名禮，如此他們在之後方能被標註在各種地圖上，而不僅僅是彎彎曲曲的無名線條。幾十個世紀以來，這條未經命名的河流裡，萬千水流奔騰湧過這個後來被稱作是卡斯崔小村的地方，在他們流經此地時，瞥見高處的山巒，並互相告訴對方：「現在還不是時候啊！」而他們繼續朝著匯流入海之路前進的時候，耐心這麼思忖著：當新的時代到來，會有新的水流奔湧過此，有朝一日他們將會看見在河邊擣衣的女人，在河裡學游泳的兒童，舟中垂釣鱒魚的男人，以及上鉤的獵物。在那個時刻到來時，奔湧而過的水流就會知道，這條河流已經給取了個名字。從那一天起，這條河流就不再叫流經卡斯崔的河流，而稱作卡斯崔河了；這個名稱如此強而有力，像是終身的契約，使得這條河流和那些在河岸台地建起第一排簡單房屋的人們，連結在一起；也和那些之後在這裡設立第二、第三批房舍的人們相連在一起，他們有些是在鄰舍之旁起屋，有些人則在前人的廢棄遺址上另造新樓，就這樣世代相續，直到今日。今日，卡斯崔河的水流已經被馴服，被高聳的堤壩圈圍起來，形成湖泊，不再猛烈咆哮沖激著石塊，他們不再像千年來那樣，於山巒始終徒勞的堵塞企圖底下，在高聳而狹窄的兩岸夾壁間喧騰而過。取而代之的，是卡斯崔的茁壯繁榮，這股發展的勢頭，馴服了湍急的水流。普天之下，最會計算得失的，就是卡斯崔人，他們在這個地方生根繁衍，而我只是個安靜又不起眼的葡萄牙人；在世界上我最摯愛之人的引領下，有天我出現在這裡。而他從那時起，就被冠上這塊土地所收養之子的榮銜，在河岸與村莊，村莊與河岸之間上下來回。他沿著河岸行走，在仍然保留赤足踐履於記憶中的古道上行走，猶如同樣也赤腳的他，在另一塊土地上走過的童年，那裡沒有從山陵與峭壁間躍湧而出的河流，而是特霍河與阿爾蒙達河平緩而蜿蜒的河道，平靜的河面上，隨時映照著天空飄過的雲彩，他們又為了給後方的雲朵開道，而加快了速度。縱然時光流逝，縱然逝者如斯，今日之我，已垂垂老矣，然而眺望著山巒與卡斯崔河，村莊裡陡峭的斜坡街道低矮的房舍，依舊是那雙天真童稚的眼眸。這裡的橄欖樹令他想起童年的橄欖樹，樹蔭底下曾讓他遮風避雨，也曾讓他採收果實；在花草間的蹊徑，一頭受驚嚇的小動物奔跑躲藏，牠經過之處的草叢，都留下輕微的震顫。有些人窮盡一生來尋找他們業已失去的童年。我想，我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
七月二十三日 五部電影
七月三十日 宣誓放棄異端邪說聲明
七月八日 卡斯崔河
這項民意調查的結果才出爐不久，《祖國》這家報社就已過來，要求我對伊比利亞半島的民族最終是否將要合併在一個聯盟之下這一議題，作出評論。下面這篇文章，就是我送交到馬德里去的、關於這個弔詭議題的評論。這個弔詭、微妙、具爭議性，而又挑釁的議題，至少我們都會同意，需要嚴肅的去探討它。
讓我再次申述：我作為一個作家的角色，和身為公民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作家身分與政治激進分子的角色之間，我並未有過混淆。我確實以作家的身分，較為世人所知，但是也有些人，無論他們是否認定我以作家身分寫出那些作品，相信身為一個普通公民的我所說出來的話語，符合他們的利益，與他們密切相關。即使沒有旁人，這個作家也要將表達出這樣聲音的責任，拉在自己的肩頭。
讀者將會同意，無論是好還是壞，看來我的這些想法在四十年來沒有多少改變。我實在不知道，究竟該恭喜自己，還是該告訴自己：省省吧。
七月二十四日 「福音書」的章節
七月十四日 艾奎里諾
七月十七日 移民的故事
我，伽利略．加利萊，已故的佛羅倫斯人文森索．加利萊之子，今年七十歲，親自出席受審，匍跪在閣下——最顯要與尊貴的紅衣樞機主教、代表全基督宗教信眾對抗異端邪說的宗教審判庭法官——面前，以我手按覆《聖經》，並且起誓：我永遠相信，並在上主的幫助下，於未來亦將如此虔信，每一條羅馬天主教神聖公教會所贊成、教諭、傳揚的條款與文章。然而因為神聖的宗教裁判所法庭業已諭令我徹底揚棄謬誤之見解，並禁止以任何方式抱持、捍衛或教導此種謬誤之見解，此種見解，即主張太陽乃宇宙固定之中心之說法（……），我希冀能消除主教閣下，以及所有的公教信徒對我所正確抱持的疑慮之心；是故，出自於虔誠之心以及真切之信仰，我棄絕、詛咒、並厭棄從前所言之錯誤與異端邪說，以及所有其他違反神聖教會教諭之錯誤和派別；我亦在此起誓，未來我將永遠不再以口頭或字面，言說或宣揚任何可能近似引起上述對我懷疑之主張，而倘使日後我聞聽到異端邪說，或有異端邪說嫌疑之任何人，我將向神聖的宗教審判庭告發，或是不論身處何地，逕向宗教裁判官員舉報。除此之外，我宣誓並承諾，將實踐並奉行裁判庭所諭令，以及未來將諭令的所有悔過自贖指令。然則倘若我偶或違背、違反任何前述之承諾、裁定或聲明（願上帝保守我），我情願服受神聖經典以及其他頒布之通用與特殊敕令中，對於冒犯教律者施以的所有痛苦與懲處。職是之故，在上帝與我以手按覆之《聖經》幫助下，我，即下方署名之伽利略．加利萊，業已公開棄絕邪說，宣誓，承諾，並以道德和*圖*書自律，遵守上述所列各項，並且親筆簽名，以資證明我已詳述之此一聲明棄絕異端文件字字為真。
這位馬德拉的領袖，對於當前的政治體制，所亟欲去之而後快的其中一個礙眼障礙，就是遭受鄙夷的共產黨。我擔心他嘗試不成，反倒會傷了自己。共產黨人對於地下祕密活動，有著漫長而艱苦的經驗；宣告他們為非法政黨，只更加意謂著必須要舉高遍布葡萄牙境內的每一塊石頭，才能找出是否有共黨分子藏身於下。最近即將要來臨的取有意思的事情，會是那在本地議會上演的虛情假意愛國活動。與此同時，各地議會的議長們，將會擁抱地方的標誌徽章，而踐踏、甚至焚燒上頭有葡萄牙共產黨徽的旗幟，因為共黨取得的三分之二紅色席次，已經讓賈爾汀本來就紅潤的臉龐，被激怒得益發火紅。同樣也十分有趣的，是觀察曼紐拉．費瑞耶拉．雷特，這頭歐陸政治界的山貓，要怎麼想辦法來迴避這件事情。我想對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四個人提出建議：睜隻眼睛瞧著事態的發展。你們將會看到某些老來足以告訴孫輩的故事。
請原諒我的虛榮，因為我作了如下的宣告：現在我成了巴西文藝學院的院士了。這個院士的位缺，是由於法國作家莫里斯．圖翁去世而空出來的，在這多年以來，我無數次的閱讀這位作家的作品，在阿卡迪亞編輯的葡萄牙文版本中（如果我的記憶準確的話），他的小說《大家族》是以十九世紀文學最優良的傳統寫成的。我從艾伯托．達寇斯塔．席爾法那裡，得到這個愉快的消息，席爾法是一位優雅的詩人，同時也是一位大使，巡迴於包括葡萄牙在內的各個國家，他同時還是位傑出的非洲史學者——任何還不認識他的人，都該去讀讀他的優秀著作，譬如，《鋤頭與魚叉：葡萄牙殖民前的非洲》。所以，我在這裡，成為除了我的祖國外最熱愛的國家——巴西的院士。在這裡就像回到家一樣，但是還是有些許環繞著情感的差異，它們並非全都微不足道，有些是我們身處各自的國家有的時候忘了要表達的，例如想方設法要在里斯本或阿辛赫噶誕生，就是十分榮耀的事情。十月時我將來到這裡介紹一本新作，並且將要坐在馬夏多．迪亞西斯雕像的蔭涼處下。而人們卻說，生命中沒有什麼美好的事物……。
如果有人的家族歷史裡，能絲毫沒有沾染到丁點曾經移民過的汙漬痕跡，就讓他來丟第一顆石頭吧……下面這幾句話，是改編自寓言故事裡，萬惡的大野狼控訴著無辜的小羔羊，把狼與羊共飲的那條小溪河水弄渾的話語：如果你不曾移民，那便是你的父親移民；而倘若你的父親不必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這只是因為你的組父在父親需要搬遷之前，就已經別無選擇，必須離開，將他昔日的歲月都拋諸腦後，到異鄉就食，因為故土不得溫飽。許多葡萄牙人，就這樣在闃黑的夜晚，嘗試著游過畢達索雅河到對岸時，淹死在途中。而那遙遠的彼岸，據說是天堂般的法國。在庇里牛斯山以北，所謂文明有教養的那塊歐洲，人數達數十萬的葡萄牙人，必須忍受著可恥的工作待遇，以及侮辱人的薪水。他們當中有些人，在那與舊日無異的暴力和新形式的剝奪，茫然無緒的活在這個蔑視他們、羞辱他們的社會裡，迷失在他們所不懂得的語言裡，能夠熬過這一切，倖存下來的人，開始一點一滴的，以一種近乎英雄式的自我犧牲，積攢一個又一個的銅板，一分一毫地構築出他們子孫的未來。這些男子和女人當中有某些人，對於當他們被迫必須忍受這些低薪勞動的羞辱，以及被社會孤立的苦痛，既不想也沒有片刻忘懷。他們理當為了設法保存這些對過去的敬重而受到感謝。其他的許多人，也就是絕大多數，則已經和他們那些黑暗的過去一刀兩斷；他們恥於遭受忽略，恥於貧窮，有時則恥於自己的悲慘境遇；簡而言之，他們表現得像是已經過著體面的日子，而這種有福氣的日子，在他們能夠買下生平第一輛汽車時，就已經開始。這些人正是那永遠準備好，要以殘酷與輕蔑來對待其他移民的人。而與此同時，那些外來移民正在橫渡畢達索雅河其他更深更寬的河段，正在穿越地中海。在這些地方，有許多人溺斃，如果浪潮和風沒有將他們沖刷到海灘，而海巡警察沒有過來帶走他們的遺骸，他們全都會葬身魚腹。那些僥倖逃過船難而倖存下來的人，如果上了岸又沒有遭到遣返，等著他們的未來，就會是永無止盡的苦刑剝削、偏狹迫害、種族主義、因他們膚色而起的憎恨、懷疑猜忌、以及道德上的墮落淪喪。那些曾經受盡剝削，而業已失去受剝削記憶的人，將會成為新的剝削者。那些曾遭受蔑視，並裝作已經忘卻的人，將會蔑視他人。那些昨日曾受盡窘辱的人，今天將會更加殘酷的羞辱他人。而就是他們這些人，所有他們這些人，正對著過來畢達索雅河此岸的人們扔石頭，好像他們自己從來不曾移民，他們的父母、祖父母也不是移民——好像他們從來不曾遭受飢餓、絕望、憂慮與恐懼之苦。而老實說，我老實地告訴你們，還真有這樣讓自己開心的方法，是如此的令人厭憎。
七月二十八日 違反教規的權利
七月十六日 大地的顏色
七月十三日 院士
如果一個作家屬於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倘若他沒有受到過去的鎖鏈綑綁，他就必須知道他生而為人的這個時代當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那麼，當今之世的問題是什麼呢？是我們活在一個讓自己無法接受的世界；更有甚者，我們活在一個每況愈下，並且毫不慈悲的世界裡。但是請注意，別將我的抱怨與任何形式的道德說教混為一談；我並不是在說，文學的目的是要告訴人們行為的準則。我在這裡所說的是另一件事情，是一種道德內涵的需求，沒有丁點煽動意味存在。而——這是最根本、最要緊的——當世界需要批判觀點的時候，文學就不應該遺世而孤立。
大約四十年前，有幾個月的時間，我為《新麥田》撰寫文學評論稿，對於這項任務，我認為自己不具備什麼天賦，但是《新麥田》裡兩位慷慨善良的好朋友，卻覺得我有能力可以勝任。這兩位朋友，分別是奧古斯特．柯斯塔．迪亞斯，他是動念邀稿的那位；以及羅傑里歐．費南德斯，在那個時候，他所擔任的職務，是後來備受懷念的評論主筆。一般來說，我不覺得自己該為一些嚴重的不公義的事情負責，除了我在給予喬賽．卡爾多索．派瑞斯的小說《皇太子》意見時的不用心，這件事情例外。之後我經常自問，那天我的腦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說任何人都會犯錯，但是這可不是個小錯而已，而是徹徹底底的搞砸了（如果你覺得這個用詞失之於粗俗，請見諒）。幾年以後，在羅馬，我在荷黑．亞馬多的大力協助之下，竭盡全力地在「拉丁聯盟獎」資格審議委員會的衝突爭辯當中，為了卡爾多索．派瑞斯應當獲頒這個獎項而力爭到底，而我之所以這麼做，極有可能是受到過去那痛苦不堪的回憶所驅使的緣故。能與卡爾多索．派瑞斯在這獎項上的競爭者，莫過於瑪格麗特．杜拉斯了……。
因此，一個人的翻譯作品，本來就是種迻譯的作品，從原來的語言，轉譯到另一個來（通常是他自己的母語）。這當中翻譯的，是對一個特定的社會、歷史、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層面的現實所得到的認知，這種現實並非是翻譯者所身處、認知的現實，而這個在語義與語境之下落實的認知，也不是翻譯者本人的。原來的文本，只是原作者對於現實經驗的其中一種可能的「翻譯」，而翻譯者必須將「翻譯的文本」，轉化成為「文本的翻譯」；這無疑會造成某種矛盾，因為，既然翻譯者已經開始將領略現實經驗當作他著意的目標，那麼他就必須承擔起更大的使命，將這個他預備將要翻譯的現實經驗，完整無缺的帶進（另一個）現實經驗的語義和語境裡去，對於「它從何處來」以及「它將往何處去」，展現出同步而應有的尊重。對譯者而言，那先於文字而出現的靜默時刻，是一個煉金質變過程的起始點，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將「本來就是這麼回事」的事物，轉換為另外一種事物，而又能維持「事情曾是如此」的面目。作者與譯者之間所進行的對話，在「現在」的文本與「未來」的文本的關係裡，不只是兩個必須相互補足的人格，歸根究柢的說，還是兩個必須相互認可的文化的一次遭逢相會。
致任何對此或感興趣者：
所有的建築風格，都以其使用的建材所造成的自然陰影，與外在光線之間的特定關係，來作為前提。在粗厚的羅馬式樣牆上，很難製造出這樣的開口：它既能容許足夠的日光投射進來，照出陰影，又能使排斥這些陰影的空間，看來十分有意義。正是有了這些陰影的存在，讓理解光線成為可能。哥德式的牆，由落地的彩色玻璃所分開，讓光線灑入，並且同時改變光線的顏色，以重新創造出陰影的神祕效應。甚至在現代，牆壁大量地被出入口取代，而這些出入口的設置，則幾乎要否定了牆的功能，這使和圖書得它們的身影，在玻璃的滑稽包覆之下消失，透過萬花筒般的光線折射與投射過程，來稀釋它們的體積；人們的眼睛，在其中找尋著必要的支撐，焦急地尋找一個牢靠的落眼處，在那裡，可以讓眼睛休息，可以讓人進行沉思。
七月九日 頭髮的分邊
有些人會說，這都已成往事了，何苦重提。然而，既然這件事情關係到我的下一本小說（這一次，我不會稱它是個故事），而我的下一部作品，其爭議性又將不會低於目前的作品，甚至還將更有過之；所以我想或許該採取某些預防措施。這麼做不是為了保護我自己（有些事情從未顧慮到我自己），而是因為既然我們談到這些部分，有言在先、事前便發出警告的人，就不應該被當成叛徒看待。
他不是有些人所崇拜的聖徒，也並非另外一些人所憎惡的惡魔，他就是一個人（雖然並非如此簡單）。他的名字艾爾瓦洛．康霍，許多年以來，他的名字對於許多葡萄牙人來說，代表著一種希望的同義詞。他以堅定不渝的忠誠，體現了他所堅持的那些信念；他是這些信念昌盛時的見證人兼執行代表，他也生在這個理念腐鏽，判斷能力衰頹，習俗扭曲的時代裡。他生前拒絕留下回憶錄，這部未能問世的回憶錄，或許有助於吾人更了解這株低矮瘦弱樹木的一些基本事實：今日我們發現，葡萄牙人躲在這株低矮樹木的蔭影下，吸收消化著那些能餵養精神的冗長文字食糧。我們確實不該讀艾爾瓦洛．康霍的回憶錄，而這所造成的損失，是我們必須要習慣、容受的。從現在立足之地回顧過往，我們同樣也不該讀那些出自於他的巧思與匠手的文件，那可能是所有文件裡，最具啟發意義的：這是一個對各種帝國的輝煌和衰敗所進行的反思，包括那些我們自身內在的建構，以及那些使我們昂然挺立，日日促使我們對其負起責任的理念架構，即使當我正視、注意它們時，亦復如此。反過來說，猶如一扇門關閉，自然有另一扇門開啟那樣：倡導理論的思想家成為一位小說作家，而政治領袖退休後，卻在多年以來、且幾乎是唯一與之有關聯的政黨，最可能該走向何種命運的問題上，陷入了沉默。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層面上，我無疑的有過那些苦痛的時日，而艾爾瓦洛．康霍曾經歷過。他不是一個人孤軍奮戰，而他也明白這件事。有時候我不同意總書記採取的種種激烈態度，我也悉數向他奉告。可是，在這個距離底下，一切事物看來都漸漸消逝了，甚至包括那些我們當時用來試圖說服對方的理由（並未得到顯著的結果）亦然。這個世界持續前進，而將我們遠遠拋落在後頭。日漸老邁，便是日趨昏昧。在他告老退休後，我們依然需要他。而現在已經太遲了。每當我們想起他的時候，那種突然襲來、深感遭受遺棄的情緒，便揮之不去。每當我想起他的時候，也是如此。而我現在懂了，我可以向各位保證，我確實明白了有一次格雷安．葛林對艾都瓦多．洛倫佐所說的話：「至於葡萄牙，我夢想與艾爾瓦洛．康霍見面。」這位偉大的英國作家，替所有同有此感的人，說出了心聲。你一定能夠了解，我們是多麼的思念艾爾瓦洛。
十分重要、而必須要注意的是，在開始替《新麥田》寫文章時，我的作品產量並不豐富：我在一九四七年時已經出版了《罪惡之土》，在一九六六年時，則發表了《可能的詩》。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作品。在當時的葡萄牙，沒有任何作家，作品的數量與質量比薩拉馬戈來得少、來得差。我了解，有些人認為像我這樣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竟然膽敢接受我朋友那不明智的評論邀約，臉皮之厚，著實無法為之開脫。這大概是奧古斯媞娜．貝薩．路易士在偶然翻閱《新麥田》時（奧古斯媞娜．貝薩．路易士讀過《新麥田》嗎？），發現自己正看著一篇由我署名、評論她新書的文章，心中所產生的想法吧。如果她真是這麼想的，我也不會責怪她。儘管，文章後面隨即提到的文字可能會令她滿意。在記憶中，我是這麼說的：「如果葡萄牙能找出一位具有天才氣息的作家，那必定是奧古斯媞娜．貝薩．路易士。」我當時是這麼說的，而這番話我今天還要重複一遍。沒錯，我的確繼續寫道：「讓我們盼望，她可別在自己的音樂聲中，沉沉睡去。」在整篇評論裡，或許此處是否有點輕涉惡意的味道？可能吧，但是這也是情有可原的，尤其是一名菜鳥評論家，當時正在知識界的就業市場裡，找尋自己的棲身處的時候……。
七月二十九日 「可是它的確在動」
七月二日 翻譯
既然憲政改革法案的宣示，是由令人無語的亞柏托．若望提出來的，就像他受到友人與支持者深情召喚那樣，那麼這裡面很清楚的，一定是隱瞞著某些不對勁的事情，某些即使嘗試隱藏，卻也無處隱匿的事情。我們對他的坦白無隱表示祝賀、肯定。賈爾汀的的確確想要當這個自治行政區的主席，想要保持擁有否決的權利，哪怕遭否決的藉口，是多麼微小。而十分合理能夠相信的，是這個續任的念頭，早就在他腦袋裡滋長壯大了，而當時他還示意說（雖然頗為謹慎，並且語帶含糊）決心要退出政壇。他這種退出政壇的宣示，帶給我們的快樂，就像馬勒畢筆下的玫瑰，必然不能綻放長久。賈爾汀的才智並不出眾，但是出於一種補償，他的奸巧則很明顯的不受侷限。他那沒有侷限的奸巧，正如我們那沒有節制的天真。如果不在政府公職權位上想像這個馬德拉群島版的貝魯斯科尼，就有如嘗試去想像那絕不存在的事情一樣的矛盾，賈爾汀生來就是要掌權的，他將會一直掌權，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為止。像他這樣痛恨葡萄牙的人，是永遠不會想出任共和國總統的；對他來說，擔任馬德拉群島、波爾多桑塔、以及薩維吉群島自治行政區的主席，便已心滿意足。實際上，他之所以要提出憲法修正草案，目的是想要在葡萄牙樹立起一部按照他想像而制定的憲法，意思就是：簡短，約略，沒有重點。
七月七日 主題是討論他自己
七月二十日 賈爾汀主義（Ｊａｒｄｉｎｉｓｍｓ）
「可是它的確在動。」這是一六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那天，伽利略．加利萊以湊過去才能聽見的耳語音量，在唸完天主教會宗教審判法庭強迫要他寫下的棄絕異端宣誓書後，所說出的話。如讀者所知，這份聲明是教會的一項嘗試，要伽利略公開的否認、譴責並且駁斥他長年以來所深刻抱持的信念。這個信念就是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的科學真理，證實地球繞著太陽進行公轉，而非太陽繞著地球。伽利略的棄絕聲明全文，在這顆行星上的每一個教育機構都應該仔細、全心的研讀。這樣並不是為了要向每個人確認這個在今日已經是鐵證如山的真理，而是一種預防之道，預防新的迷信、洗腦、愚識成見的發展，以及對智識和常理的攻擊。
在一份調查上，我看到對於女性的施暴，列在西班牙人民所憂心的問題清單裡，儘管有著以下的事實，只排名在第十四：如果你試著統計一下，每個月被自認為是她們主人、擁有者的人所殺害的女性人數，你兩手的手指都將不夠數。我同樣也看到這個社會，透過國家的宣傳以及眾多民間活動的力量，逐漸認定（縱然十分緩慢）：這樣的暴力是男人的問題，也必須由男人來解決它。一陣子之後，我們得到來自塞維利亞與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馬杜拉的新聞，這是一個好的榜樣：男人們遊行反對暴力。到那之前，一向只有女性走上街頭，在公眾廣場上抗議她們的丈夫與伴侶（真是令人感到悲傷的諷刺）所施加在她們身上的虐待；而雖然在為數極多的案例裡，她們遭到冷血而蓄意的折磨，卻並未使她們從可能遭致更糟情況的可能裡退卻，那就是被勒殺、被毆打致死、被酸劑或火灼傷、或者是喉管被撕裂的可能。這些總是用來對付女性的暴力，已經使得共同居住的處所（讓我們別用「家」來稱呼它），變成了一座監獄，一個日夜施加羞辱的理想地方，利於經常性的毆打，利於精神上用作宰制手段的冷酷。他們說，這是女人的問題，但這並非事實。問題出在男人身上：男人的自我中心、男人那種不健康的占有觀念、男人的怯懦，那可鄙的懦弱，使他們對某些身材比他們弱小的人，還有那些心理上耐受能力日漸衰退的人，施用暴力。就在幾天前，一群韋爾瓦的十三、四歲青少年，幹下了一樁應該是較他們年長者才做得出來的事情：輪|暴了一名與他們同齡的心智障礙女孩。或許他們相信自己使用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東西，是有資格而正確的，才犯下這樣的罪行，或施加如此的暴力。這起新近發生的性別暴力案件，還要加上那些發生在這個週末的案件——在馬德里，一名女孩被謀害；在托萊多，一名三十三歲的女和圖書子，在她六歲大的女兒面前，慘遭殺害——這應該足夠讓男人們走上街頭了。或許，該有上萬的男性，全部、每一位都該是男性，上街示威抗議，而女性們則站在路旁，為他們灑花喝采。如此，或許會是一個信號，表示這個社會刻不容緩地，需要開始從內部起來，與那些無法容忍的恥辱戰鬥。並且還要讓這種性別暴力，無論是否造成致命案件，都成為我們公民主要的哀痛與關懷之一。這是一個夢想，也是一項職責，可以不必只存在於烏托邦的世界裡面。
在喬賽．馬力歐．席爾瓦刊載於最新一期的《快報》一篇對於「筆記本」部落格的書評裡，他說道，我不是個真正的部落客。他不但這麼說，還舉出實例以資佐證：我在文章裡，不提供超連結；我和讀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對話：我和本部落格社群的其他作者，沒有什麼互動。這其中有些事情是我早已經知道的，不過從現在開始，無論任何時候，當有人問起時，我就能夠以喬賽．馬力歌．席爾瓦舉出的各種例子當成我自己的理由，好將這個問題一勞永逸的給說清楚、講明白。無論如何，我對這篇書評並沒有怨言，這篇文章寫得十分有禮而得體，且又真誠坦白。然而，接下來的兩點，把我從自己的地下碉堡裡拖出來，違背了自己從前所立下、嚴格實行至今的決定——絕不回應、甚至是評論任何對我作品的批評指教。第一點，與我分析問題時，明顯採行的過分簡化本質有關。我固然可以答稱，這是由於空間有限，不容許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所致，但是實際上，不容許我作更多分析的，就是我自己。我欠缺作為一位有深度的分析家所必須具備的能力，但是像那些出身自芝加哥學派、學識淵博又有深度的分析家們，縱然天資甚高，他們那有上天眷顧的腦袋卻依舊是徹底失敗，還遠不如那些頭腦簡單、普普通通的分析師，早早就能預測出一場金融的毀滅性浩劫。另外一點，要嚴肅得多，而且這一點本身就足夠能證明我這次出乎意料的站出來說話，是合理之舉。我指的是自己所斷言的，我那過度的義憤。任何事情發生，都在我的意料之內，但是這一次是像喬賽．馬力歐．席爾瓦這樣一位智慧之士出來說話，著實讓我料想未及。所以，我的問題就如我的分析那樣簡單：義憤該有限度嗎？而進一步講，在一個特別缺乏這類義憤，而其後果又全擺在眼前的國家，誰又能說義憤過剩了呢？我親愛的喬賽．馬力歐，請思考這個問題，然後以您的高見來指教我，拜託。
七月十日 夏季的閱讀
寫作永遠都是一種翻譯，即使我們使用自己的語言寫作，亦復如此。我們運用約定俗成的字彙寫作，來表達我們所見與所感（讓我們在此先假定所「見」〔ｓｅｅ〕與所「感」〔ｆｅｅｌ〕，如同我們通常對它們的理解，並不只是些相對來說，有可能表達我們所看到、所感受到經驗的字眼），而我們希望情勢環境，以及意在言外的溝通，能使這些表達讓讀者了解，如同我們想要傳達的完整經驗（有時並非完整無缺）——我們所傳達的文字，不可避免的，只是些我們所經歷過現實的殘破片段——因而，至少在我們的靈魂深處，有片陰影遮蔽的地方，我們知道，那是無法被翻譯出來的：突如其來的遭遇當下所產生的純粹情感，因為一次發現而起的讚嘆，這些在言語所及之前，轉瞬即逝的短暫靜默時刻，將會存留在記憶當中，就像腦海裡夢的痕跡那樣，時間永遠無法將之完全抹煞。
七月二十七日 一個男性的問題
喬賽．曼紐爾．孟德斯和我曾悲嘆我們國家那諸多無可救藥的缺陷，因此之故，我們彼此成了對方的哭牆。這堵哭牆的位置，並不在耶路撒冷，而位於亞耳可多塞戈社區，而當我們按照他的風格，縱論國家政治當中的魈魅魍魎，給予曼紐爾．皮尼奧的「觸角」以適當的評語（祝他下台快樂，慢走不送），並且圓滿結束時，我們之間便陷入深深的沉默裡。我甚至想要提起，在羅馬的那尊米開朗基羅所雕的宙斯塑像上頭也長了一對觸角，但又覺得這樣會混淆焦點，因此閉口不談。實在是出於計無可施，也實在是為了想打破快將我們壓垮的難受沉默，喬賽．曼紐爾．孟德斯作了一個觀察，評論「中間偏右」與「中間偏左」這類詞語的用法，也談論了使用這些詞語自我定義、歸類的政黨、團體以及人民，要想找出他們之間的差異，有多麼的困難。就在這個時候，我想出了堪稱本日最經典的笑話，而笑話成真的那一天，已開始靠近了。我說：「我親愛的澤曼紐啊！政治呢！就像是人頭髮的分邊，有時候頭髮中分，有時候旁分。而即便這些分邊稍嫌有些離譜，就表示分邊的人目光短淺，已經近視。分邊與近視，近視與分邊，我們這個親愛的國家的政治生活，不外乎都是這兩件事。唯一沒有改變的是髮型。」我們相對大笑，然後改換話題。這個閒聊的下午真是愉快。
我曾經被要求舉出五部令我銘記於心的電影。我並不擔心這些電影是否屬於最佳作品，是否最為聞名，或者最常被人提起。只要這些影片能夠深刻的打動我，就已經足夠，或許片中只要一次凝視，一個姿態，一個語調聲音，就已足夠使我感動。挑選影片並不困難；不但不困難，它們簡直就像是自然而然的從我腦海裡浮現出來，好似我根本無須考慮其他片子。下面就是這五部電影，不過它們的排列先後順序，並不暗指其有高低優劣之分，也不應該做這樣的猜想。首先（我總得從一個地方開始這份名單），是赫伯特．畢伯曼所導演的《世上的鹽》，我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在巴黎看到這部使人感動落淚的電影；電影講述的這場由齊卡諾礦工發起的罷工，以及他們勇敢的妻子所編織而成的故事，使我的靈魂受到深刻的震撼。下一部，我提名雷利．史考特的《銀翼殺手》，我同樣是在巴黎，在該片全球院線首映後不久，於拉丁區的一家小戲院裡觀賞這部電影的。片中所提到的未來，在當時看來似乎不會如此實現。沒有人能對費里尼的《阿瑪柯德》有任何質疑，這絕對是一部巨作，依照我的看法，可能也是這位義大利大師最好的作品。然後是尚．雷諾瓦的《遊戲規則》，這部電影以其無懈可擊的編、導、演，電影節奏，敘事技巧，以及其「時間鋪排」——好吧，不管從哪種角度，都讓我讚嘆不已。而最後要提出來的，是一部浮現在我記憶中的電影，彷彿是來自爐邊故事，講述著歷史的第一個夜晚。這是一部關於兩名磨坊工人故事的默片，由帕特與帕特冏飾演。這對偉大超群（絕不誇張）的丹麥演員，在我六歲或七歲的時候，比任何人還能逗我發笑。比起卓別林、巴斯特．基頓、哈洛．洛伊德、或者是勞萊與哈台，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你還沒看過帕特與帕特冏，你不會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七月二十一日 布蘭卡山峰
四十年前，我家中並沒有裝設電視機，五年以後，也就是一九七四年，我買了一部十分袖珍的電視，用來追蹤收看四月革命的新聞報導，對我們來說，這樣的經驗有如一場另類的登陸月球壯舉。因此對於那原版的登陸月球，我是依靠某些走在科技尖端的朋友們的幫助，才能夠收看的：當時我可能邊喝著啤酒，邊啃著果乾，見到了太空人登陸月球的經過。在那段時期前後，我為最近才剛復刊的《首都晚報》撰寫專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在一段時間過後，集結成書，名為《這個世界與其他》。在這本書裡，我以兩篇評論的篇幅，使用一種既不狂熱也不懷疑的語調，來評論美國登陸月球的這項成就——這種調性，在後來很快就蔚為風氣。現在重新閱讀這些文字，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類自此之後，再無這般偉大的壯舉；而既然吾人的前途並不在那些星球之上，卻永遠只在於我們所立足的這個地球，正如我在這些評論裡的第一篇所說的：「讓我們別失去地球，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是保住月球的唯一道路。」在第二篇我命名為「時代的一次飛躍」的專欄裡，想像著此刻從月球遙望正掛在天空的地球，我開始寫道：「這一切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部以基本技術拍成的科幻電影裡的某個片段。甚至太空人的動作都令人想起牽線木偶的舉動，彷彿他們的手腳都由看不見的線所牽引，這些極長的線，綁在休士頓工程師們的指頭上，透過這些線，他們能橫越太空，在彼端作出必須的動作來。每件事情的絲毫分秒，都被計畫妥貼，甚至危險也被囊括在計畫之內。在歷史上最偉大的冒險裡面，不容許有絲毫冒險的空間存在。」而就是從那裡起，我的思緒由想像力全面接手，並且告訴我，這趟到月球的旅程，不只是宇宙空間的躍進，還是一次時間上的跳躍。據說太空人發射升空，展開旅程後，經過一段時間，又重新降落在地球上，但並非我們所知的這個地球——雪白、翠綠、褐棕以及蔚藍的地球——而是未來的地球，一個仍然在同樣的軌道，繞行著業已熄滅的太陽運轉的地球，也同樣的死寂，失去了人鳥花草，沒有笑聲，也沒有愛的隻字片語。這是一顆失去作用的行星，有如一個遠古而無人述說的故事。地球將會死去，將會像今日的月球一樣的死寂荒涼——那就是這篇文章的結語處。至少那冗長的災禍故事，那些直到今天的戰爭、饑饉，以及折磨，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以免我們嘗試著從今天起，開始說人類不應該落得如此下場。
我從ｈｔｔps://ｗwｗ.hｅｔubｏｏk•ｃom•com來不認為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認同，與身為一位公民的良心曾有過區分。我相信這兩者應該是緊密相隨、並行不悖的。我不記得自己曾經寫過任何隻字片語，違背牴觸我所擁護支持的政治信念，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將文學置於政治意識形態底下，並且讓文學為意識形態服務。然而，這件事情蘊含的意義，在於我所寫的每一個字句，都是在表達我這個人的所有面向。
七月六日 評論
當人們的手在大地勞作時，它們便沾染了大地的各種顏色。靠近畫架的畫家，雙手上有大地的印記。畫家們不能忘懷大地的顏色，即便他們曾經想要忘記，在他們著手開始畫一張臉龐，一具不著衣衫的胴體，一片玻璃閃耀的光彩，或者只是一只花瓶裡的兩朵白玫瑰之時，他們也無法將顏色忘卻。光線也是為這些畫家而存在的，但是他們捕捉光線，猶如它是從黑暗的泥土裡散發出來的那樣去理解光線。當他們在畫布、在紙端、或者是在牆頭構思光影時，湧現在他們腦海的，是一具具溫熱而柔和的軀體，是黑暗的土壤腐質層，是棕色的樹根，是如血般鮮紅的赭石。他們以大地的各種顏色來描繪人世，以及一切屬於人世間的事物，因為捨此最根本的顏色，就別無他途能夠描繪。你永遠也不會說，一幅由大地的顏色繪成的（就像那些塞尚繪製的作品）的畫作，是與現實相類似的寫|真：並不是像，而是完全一樣，與原型完全一樣，和事物的精髓完全相仿；至於相像的程度究竟是多是少，應該是最不重要的事。以大地顏色畫成的人物肖像，總是在那些人物的臉龐上，他們如麥田穗浪受風吹撫而高低起伏的髮漩裡，以及他們看來才剛從大地最深處所採下的果實那樣，有著若干粗略而堅定的整體形象。天地之間的顏色，所有的顏色，永遠希望能化為具體的形體，以求使我們在這些形體之中，顏色之外看見更深一層的意義。在形體當中，相互矛盾的內在推力與意涵，一向受到色彩的挑戰與落實，因此在對於傳統習俗的狂亂反叛與被動順服之間，進行著一場永恆的戰役。不必懷疑，上面所述這些，在繪畫過程中，並不是那麼受到注意，因為繪畫能使畫作本身與表面所見的現實，作模仿上的調換；這類的畫作尤其渴望受到認可，受到辨識，以及被人歸類，但是或早或晚，它們終將成為幻影消退效應下的囚徒，逐漸逐漸地，將其重要意義消磨殆盡。與之相反，藉由保護自身，違抗那些容易被辨別出是周遭現實的通俗表達形式，抽象藝術——或直接，抑或至少帶有這類傾向——「保護」並通常「解放」了色彩，使之相對的獨立出來；這並不是在一個受到極度限制拘束，又或多或少能夠預測出來、通常受到正確社會模式所認可的繪畫構圖裡面去「扼殺」它。
現在我的雙腿已經逐漸恢復它們的力道，能夠正常行走，這要感謝它們的主人，以及璜（我盡責的物理復健師）的共同努力所致。我很高興的回想到那個五月的下午，我帶著「早前怎沒有想到」的心情，開始攀登布蘭卡峰，雖然在一開始時，我對於自己是否能夠登頂成功，根本不具任何信心。這是整整十六年前的事了，當時是一九九三年，我正好滿七十歲的時候。在我住家不到幾公里處藐然聳立的布蘭卡山，是藍札羅特最高峰。它靜默無語，俯視著藍札羅特這座島嶼，雖然極度的崎嶇不平，布滿上百個死火山，並沒有任何地方能撇下特內里費的泰德峰而歡喜慶賀。它的海拔大約六百多公尺，形狀則像是完美的圓錐體。如果我有辦法攀登上去，任何人都能夠攀登——你不必須是絕頂登山高手，就能辦到。不過，要挑雙適合的靴子來穿倒是正確的，就是那種靴底有金屬釘的登山靴，因為山坡陡峭，很容易滑脫。每走三步，你就會滑一步。即便我告訴自己，我可是穿著靴子，靴底釘還用家裡的地毯擦得發亮才來的……。到達山腳下時，我問自己：「就算我爬了，又怎麼樣呢？」在我的腦海裡，登山意味著往上爬二十或三十公尺的高度，如此就能夠回家說，自己已經攀登過布蘭卡峰了。但是當第一個二十公尺被征服在我的腳下時，我就已經曉得，無論付出任何代價，我非得登頂不可。這就是當時我心中所抱持的念頭。我花了超過一個鐘頭的時間，才攀到環繞山峰、石脈露出的地方，那裡一定是古老火山爆發而形成的凹坑。人們問：「這樣值得嗎？」如果今天我的腿力還能像十六年以前那話，我會馬上放下筆，停寫這篇文章，然後再一次攀登到山頂上，好好地凝視整座島嶼：從北邊的柯羅亞火山到南邊的盧比孔平原，拉葛利亞山谷，乃至提曼法亞，連綿無盡的山丘當中，從地底噴發出的野火。風拂過我的臉龐，吹乾我身上所流出的汗水，讓我感到歡喜。那是在一九九三年，當時我年滿七十。
一向以來，凡談起我的，都說在耶穌死後，我悔改了那被稱為可憎罪過的賣淫生涯，並且在往後的餘生裡，成為一名受赦免的悔過者。這是不對的。如今我已被擺放到祭壇之上，僅以長垂及膝的頭髮遮蔽身體，我的乳|房已枯癱，而我口裡齒牙全落；如果這些年來，我原來滑順緊致的肌膚變得乾涸，那只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抵擋得住時間的穿透，而並非因為我已鄙棄、冒犯了這具肉體，這同一具令耶穌渴望、想要擁有的肉身。那些談論著關於我的虛假事蹟的人，不論是誰，必定不懂得愛情。我之所以不再是一名娼妓，是在那日，耶穌帶著受傷的足，來到我的屋中，要求我治療它；但是，對於這個被那些人們稱之為淫|盪原罪的人類活動，我找不出可懺悔的理由，因為正是我這樣一名娼妓，在與所鍾愛之人相逢之時，他就已遍嘗了我的肉體，並且知曉我是如何維生，他並未因此而背棄我。每當耶穌親吻我——有許多次，當著他所有的門徒面前這麼作時，他們問他，為什麼他愛我，遠超過愛他們？而耶穌回答說：「我不能像愛她那樣的愛你們，這是何故呢？」他們不知該回答什麼，因為他們永遠不能夠如我對耶穌那樣絕對而純粹的愛，那般的愛他。在拉撒路死後，耶穌至為沮喪悲傷，因此在某個晚間，在被褥蓋著我們赤|裸的身體時，我對他說：「我無法了解你現在的心思，因為你已將自己閉鎖在一扇門後，而那扇門卻非人力所能打造的。」而他，像一頭長年遭受苦難折磨的動物那樣，發出哀嘆與呻|吟，說道：「即便你無法進來，也別離我而去，讓你的手盡量向我處伸長，即使當你無法見到我，也要如此，因為你若不這樣做，我將會忘卻人生，或者，人生即將把我遺忘。」而幾天以後，當耶穌動身與門徒聚會時，我走在他身旁，說道：「倘若你不願我望著你，我願望著你的影子。」他回應說：「如果你的目光落在我的身影上，我願與那身影同在。」我們彼此相愛，並互訴衷情如上，這並不只是因為這些話語美好而又真實（如果可能同時將這兩者兼而得之），而是因為我們感覺到，那被陰影遮蔽的時候正要到來，而在我們依然相守之時，必須要習慣那永恆缺席的黑暗。我看見耶穌又回到人世，而在起先，我以為自己看見的，是為墳穴外打理花園的那人，但現在我知道，在他們放置我的祭壇上，我將永遠無法見到他，無論那些祭壇多麼高聳，無論它們如何與天空貼近，無論它們如何以鮮花裝飾、以香膏薰沐。死亡並未將我們分開；而將我們永遠分開的，是時間的永恆。隨後，當我們互相擁抱，靈魂團結在一起，而我們的肉體，雙嘴四唇也交纏在一起，耶穌便不是為人所稱頌的那人，而我也不是那遭受鄙棄之人。對我而言，耶穌不是上帝之子，而我，對他來說，也並非抹大拉的馬利亞，我們只是同在愛裡感受震顫的世間男女，而環繞我們的這個世界，則活像嗜血的禿鷹。有人說，耶穌從我的身體內驅出七隻鬼，但是那個說法同樣也不是事實。耶穌真正做的，是喚醒在我體內沉睡的七名天使，他們正等待著耶穌前來，要求我施以援手：「幫助我。」正是這些天使，讓他的傷足痊癒；正是這些天使，引領著我顫抖的雙手，將創口上的膿汁抹去；正是這些天使，將問題放在我的唇上，沒有這個問題，耶穌就無法幫助我：「你知道我是什麼人，我做的是什麼事，靠什麼維生。」他回應：「沒錯。」「你不需要看，而你便已知道。」我說；「我什麼也不知道，」他回道；而我堅持：「我是個妓|女。」「這我知道。」「我為了錢對男人們撒謊。」「對。」我說，「那麼你已曉得關於我的一切，」而他，他的聲音平靜，有如湖泊潺潺拍岸的柔順濤聲：「我全都知道。」那時，我仍然不知道他是神的兒子，我甚至不能想像上帝會想要一個兒子，但是在那一刻，我的靈魂因了解而發出令人目眩的光芒，我了解只有人子才能說出那五個簡簡單單的字眼：「我全都知道。」我們互相凝望，甚至沒注意到天使已經離去，而從那一刻起，在話語與靜默交替之間，在夜晚與白晝交替之時，透過存在與透過缺席，我開始對耶穌訴說我是誰，而直到他們將他殺害時，我尚未深達自己的靈魂深處。我是抹大拉的馬利亞，我懂得愛。除此而外，無復他言。
如何？容我對讀者們作一個建議：製作一份屬於你的名單，劃定感覺中與你最為接近的「知識系譜」吧！在海灘，或者是在鄉間，這是個消暑的良方。或者是在家裡，如果今年也有無薪假的話。
儘管人們時常說，未來已經被寫就，可是要解讀這被寫下的未來，所必須擁有的科學技術，我們卻還未能擁有。今天的抗議，或許會轉而成為明日的協議，相反的情況或者也同樣會發生。但有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而伽利略的那句話正好能夠說明它。是的，伊比利亞半島。可是它的確在動。
七月十五日 西薩．維埃拉
七月二十一日 月球
不過，這篇文章所要談的主要議題，並不是伽利略，而是某件在時間和空間上更靠近我們的事情。我所說的，就是由薩拉曼卡大學的社會分析中心所進行的「西班牙葡萄牙情勢調查」，結果於今天公布，調查了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個國家最終創立一個聯盟的可能性，以及組成一個西班牙─葡萄牙聯邦，是否可行。我的讀者如果時常閱讀關於這方面，以及我其他的評論，必定會回想起那個由一些羞辱的選擇，以及背叛我的國家的指控裝飾而成的爭議，而我對於這樣一個西葡聯盟所做出的預言，已經被喚起有段時間了。但是，事情並非如此：根據薩拉曼卡大學做的這項調查，有百分之三十九點九的葡萄牙人，以及百分之三十點三的西班牙人，表示他們將會支持這個聯盟。在這兩個國家，就最近的統計而言，這個百分比顯現出一個可觀的優勢。在受訪民眾裡，那些反對這個想法的人，略低於百分之三十，這就是說，在本年度四月和五月為此議題而受訪的八百七十六位公民裡，只有兩百六十位表示反對。
艾奎里諾．里貝洛的浪漫主義風格作品，是頭一部，也可能是唯一的一部，在審視貝耶拉省分的葡萄牙農村世界時，不帶有錯覺誤解之作。沒有錯覺，卻有熱情，倘若我們能了解這種熱情的話——就以艾奎里諾的例子來說，熱情不是漫無節制的溫柔表露，也不是如此容易抹去的慈悲淚水，甚至不是簡單的歡愉感受，熱情卻是一種質樸而實在的情感，寧肯將自己藏身於一種粗魯簡慢的聲音與姿態之後。艾奎里諾沒有繼承者，即便總不乏有人宣稱自己是他的徒子徒孫。我不認為這樣自己編派師承的聲明，會比因虔誠信仰而犯下錯誤來得更糟。艾奎里諾是一塊巨石，一塊孤單屹立的巨石，從地面橫空出世，就擋在直通往二十世紀前半葉、我們那繁盛而通常多變的文學花園路徑中央。講到煞風景的人，他不是唯一一位，但是論及藝術層面，並且也就他的長處和缺陷來說的話，他實在是最為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人。在總體上，那些個新寫實主義論者不曉得該如何去了解他，他們因為這位大師有時古樸而豐茂的用詞遣字而感到讚嘆，因為他筆下諸多角色那「出自本能」的行為而暈頭轉向，如同這些角色處在邪惡之中，卻成就了善事，甚至當他們身處在一種令人驚異、快活，但是卻首先是在那厚顏無恥地與人性有關的遊戲當中，而顛倒一切善惡意義的時候到來時，更復如此。或許，艾奎里諾的作品在葡萄牙文學史上，是一個極端點，一個高峰；或許是一個暫停處；又或許是受到內部最深沉的衝動，而造成中斷的地方；但是仍有待新的觀點，好讓它重新啟動前行。而這種新的觀點產生了嗎？或者說得更精準些，帶有這種新觀點的讀者，出現了嗎？每個葡萄牙人現在都沉溺於這個暗中為害，並且從根本上屬於低能、喧鬧的現代性裡面。它混淆我們的思緒流通，並且以其謊言來殘害葡萄牙世界的心靈，所以，艾奎里諾的著作將存活下來，我們——那些於今日書寫的人，寫下關於當今每個葡萄牙人，集體的以及自身的記憶淪喪之人——也將存活下來。時間，那知道一切的時間，終將證明這點。我們不能理解，倘若我們忽視自身的記憶，而出於屈順或是懶憊的心態，而忘卻我們慣常的來時路，其所造成的真空將會（也已經是）由不是我們自己的記憶來填補，而我們會開始以為，那就是我們自己的記憶。這些「新」的記憶，將成為我們唯一的回憶，而在這個無法逆轉挽回的歷史與文化殖民過程裡面，我們每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幫凶。你或許會說，艾奎里諾筆下那些真實和虛構的世界，已經滅亡了。或許如此，但是那些世界，是屬於我們的。而這正應該是它們繼續存在的最好理由。至少，當我們正在閱讀時，理當如此。
在人類所創造產物的長串清單上頭（另有與人類毫無關係的產物，像是蜘蛛為了捕捉獵物而造出的網，或者是做為一種魚類棲息處的水底氣渦），我想要申辯的，是在這份清單上，還沒見到一樣應該被包括進去的事物，這件事物一向是控制我們的靈魂與軀體最有效的辦法。我現在提及的，是產生於原罪這項發明的審判體系，它將罪行區分為可饒的輕罪與不可恕的大罪，而接下來又有一連串懲處、查禁、以及補贖的發明。這個根基於原罪概念之上的審判體系，雖然今天已然名聲掃地，淪落至無用的境地，有如已被時間毀棄的古代遺址，不過卻還留存著它們之前權力薰灼時的記憶與印象，餘威猶存。這套系統帶來根深蒂固的觀念，至今仍穿透、充塞於我們的良知裡面。
七月一日 奧古斯媞娜
那麼她是否沉沉睡去了？我認為沒有。有些奧古斯媞娜的讀者，希望她能以其永不衰竭的自由精神（她確實擁有），另闢新路，投身於其他大膽的文學嘗試，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看來奧古斯媞娜向來最感到興趣的是記錄安崔．多羅．米尼奧省的「人間喜劇」，在這方面，她已經開了風氣之先。認為奧古斯媞娜．貝薩．路易士那強有力的作品裡面所蘊含的諸多看法當中，帶有一種社會學的觀點，這並不是在貶低它的重要性。巴爾札克與貝薩．路易士，在他們各自的土地上，在他們各自的時代裡，根據他們各自秉持的個人與藝術風格，所作出的是完全一樣的事情：觀察，並且講述。閱讀巴爾札克的作品，你能夠更加了解十九世紀的法國。從奧古斯媞娜作品裡所煥發的光芒，幫助我們更為看清二十世紀的一個特定社會的精神心態——對十九世紀末的社會來說，亦然如此。真的、真的，寫得出這部作品的人，絕不是已經沉沉睡去了……。
我對這件事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那是在當我見到因為出版取名為《耶穌基督的福音》的小說而引發種種爭議的時候。這些爭議又往往因為各種惡意誣衊和胡言攻訐，都指向這位大膽魯莽的小說作者而更形加劇。因為《耶穌基督的福音》只是一本小說，將它自身限制在「重新演繹」（雖然拐彎抹角）耶穌的性格與一生，因此有那麼多的人起來反對這本小說，將它看作是對基督宗教世界本身基礎（尤其是天主教這個版本）的穩定與力量的一種威脅，這就令人十分驚奇了。那麼對我們來說，就十分應該去質問自上古承襲下來、已成歷史遺跡的觀念裡，所帶有的真實力量到底有多大？這種反應，從本質上來說，這難道不是明顯地表露、證實出一種趨向的存在，一種以原罪為基礎的審判體系（在我們自身就是會以各種形式不一而內容一致的方式，即帶著這種體系的思考方式）的反映？教義對此的反應，僅以當中最為和平的一種來說，裡面包含了對《耶穌基督的福音》作者的抗議，因為他既是不信神的人，便沒有書寫耶穌的權利。先撇下作家可寫作任何題材這個基本權利不論，我想將這個例子加入到討論裡，那就是這位寫出《耶穌基督的福音》的作者——如果你徹底想過這件事情的話——已經約束過自己，對於確實感興趣、並且有直接影響的題材，才進行寫作，因為作為猶太─基督教文明與文化底下必然製造出來的結果，在每一個層面上，就他的心性狀態而言，他都是一個「基督徒」，儘管在哲學思考層面，以及日復一日的生活行為表現上，他同時也將自己定位成一個無神論者。因此，可以很公平的說，我，不輕信如我者，和那些最虔敬、最守戒並且最激進的天主教徒一樣，完全同樣具有書寫耶穌的權利。在我們之間，我只看出一個差別，這個差別是重要的，也就是我能夠將事情書寫下來。但是，在這個根據我自身的意願、冒著自找的風險所加上的差別之外，另一個不同之處則是天主教徒遭到禁止的，也就是違反教規的權利。換句話說，是那最具有人性的離經叛道、發出異議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