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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血都有自己的歷史。它永無止息的在一具軀體如迷宮般複雜的內部奔流，從沒有喪失該往何處去的方向感：當它突然湧到時，能使臉龐脹紅，當它離去時，又能使面容益發的蒼白；在皮膚表面被劃破的創口，它在形成保護傷口的疤痕之前，粗暴地流淌而出；它在戰場上流著，在拷打室裡流著，讓柏油路面上血流成河。血是我們的導引，它在我們體內高漲；我們在血液的脈搏節奏裡睡去，而在翌日清晨醒來；我們可能因為它而迷失，也可能因為它而拯救；血既是我們的生命，也可以是我們的死亡。它化作母親哺育嬰兒的乳汁；它化作被謀害身死的人們而流下的淚水；它化作起義造反，並且在緊握著武器的拳頭上，被高高舉起。血幫助我們的雙眼能看，能懂，並且能做判斷；它幫助我們的雙手，得以工作和愛撫；幫助我們的雙腳，到職責所在而導引、召喚的任何地方去。血同時屬於男子和女人，無論他們是否盛裝出席追悼還是狂歡，是否佩帶著花朵，而當它承襲了那並不屬於它的名字時，這是因為，這些名字屬於所有那分享著共同血統的人們。血知道許多事情，血曉得它所承載和運送的是什麼。血有騎在馬背上、叼著煙斗吞雲吐霧的時候；有從那泣血淚乾而痛苦的眼睛裡，望眼欲穿的時候。有時候它露齒而笑，有時它抿嘴莞爾；其他時候，它掩蓋了人的面目，卻容許一個靈魂赤條條的流露出來；有這麼一個時候，當它向一堵盲目而愚蠢的高牆懇求憐憫；有這麼一個時候，當一個滿身是血的孩子，被一雙臂膀所抱起；也有那些時候，當它在房屋的牆上，描繪出令人悚然的輪廓；當它盤據了對這些輪廓不變的凝視的時候；當它綑綁的時候，當它鬆綁的時候；當它成為碩大無倫的龐然大物，以求攀過高牆的時候；當它沸騰的時候，當它冷卻的時候；當它是具使周邊焚燒的熔爐的時候；當它是一道柔和的光芒，像一個訊號，一個夢境，一具頭顱，靜躺在離此不遠的血的陰影裡。有這樣一種血液，燃燒直到凍結方休。這樣的血，就如同希望本身一樣的永恆。

在米歇爾．巴赫汀的《小說的理論與美學》裡，他寫道：「在小說這個文類裡，能夠體現出其意義，並且開創其原創性的最重要主題，就是說著他所使用的語言的人。」我相信很少有對於上述這個普遍理論的聲明，能夠像法蘭茲．卡夫卡的文學與他的人這樣，如此準確的作為例證。至於有些理論派的學者，老是愛造「浪漫」潮流的反，在作家著作當中，到處找尋他所留下的自傳線索，結果反倒是在作家生涯的細節裡，尋找作品的意義，在此我希望將他們先擱在一邊。在卡夫卡描述他身為一個作家，那些造成他如此戲劇化的生命過程的因素，以及隨後，因為這些因素而產生的作品時，他並未隱匿當中的任何一個（在每一個例子裡都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他與父親之間的衝突、和猶太社群之間的誤解、因為不可能放棄原有的獨身生活而選擇不走入婚姻，以及他的病痛。這些因素當中的頭一個，也就是發生在父親與兒子，兒子與父親之間的對抗，而卡夫卡終其一生都未能克服，我將之視為建構他畢生作品的主旋律，就像分枝從主幹衍生那樣，從上述主旋律裡蔓生出來的那種深刻又貼近的心神不安，將他導向了形而上之路，從這條路看出去，那是一個因荒誕而感到痛苦，並且充滿神祕難解意識的世界。

無論是何時，每當我想起艾都瓦多．洛倫佐的作品時，總讓我回憶起杜勒的版畫《憂鬱》來。如果安東尼奧．諾布赫的詩集《唯獨》是以葡萄牙文所書寫的作品當中，最為哀傷的一部，那我們便還沒有省思那蘊含於其中的哀傷。然後艾都瓦多．洛倫佐來了，他向我們解釋，我們是什麼人，以及我們為什麼往這個方向走著。他開啟了我們的雙眼，但是那光線對我們而言太過強烈。那便是為什麼，我們決定要再次閉上眼睛的原因。

這個標題說明了所有事情，不論是好事壞事，都會過去；而且非常適合表達出本書在此即將結束，而作者也完成了這項任務。讀者們可能在這些文章裡發現某些好的事物，在這我得老實不客氣的恭喜我自己；而對於在文章裡讀到不好事物的其他讀者們，我道歉——但是只對沒能把這些主題寫得更好、更確切而道歉，而不是為沒能寫不同的議題而申致歉意，因為（如果你能允許我這麼說的話）那根本就不是選項。需要簡單說再見時所道出的珍重，永遠是最棒的。這可不是一齣歌劇裡的詠嘆調，能夠安插|進一首冗長又喋喋不休的〈再見，再見〉。然而，珍重再見吧！直到哪一天呢？我誠摯的希望不要再見。我已經展開另一本小說的寫作，而且希望將時間全數投入其中。如果一切進展順利，你就能知道為什麼我這麼說。與此同時，你們將讀到我的小說《該隱》。

在此我得做個結束。對於那些虛擲他們寶貴時間來閱讀這些文字的人，我想以下面這一個出乎意料的方式，來總結全文：人們期待佩卓．阿莫多瓦提供給我們的，是在西班牙電影當中，至今最為欠缺的、關於死亡的偉大電影。這個期待可以有上千個理由，但是絕大多數是因為，這會是將「馬德里文化運動」從諸多陰影裡面拯救出來的最後辦法。

這已經是將近百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九一〇年十月五日，當一場革命在葡萄牙爆發，推翻了老舊且瀕臨崩潰的君主政體，並且宣告一個共和國就此成立起，在抉擇與錯誤之間，在承諾與失敗之間，以及在那為時將近五十年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和所有那些加諸於人民身上的苦難與羞辱之後，共和國屹立至今。當時，在一連串對抗衝突的混亂過程中，有七十六人（士兵與平民百姓）被殺，三百六十四人受傷。這場發生在歐洲極西陲小國裡的革命，當中有這麼一個事件，上頭累積了一整個世紀的塵埃，正好鑲嵌在我的記憶裡面——這是我很久以前讀到過，而現在又無可抗拒的從心頭回想起來的事情。一位平民革命黨人在羅西烏（里斯本的主要廣場）沿建築旁的街道上，受了致命的重傷，忍受著臨終前的劇烈痛楚。他孑然一人，深知自己必無倖存之裡——沒有救護車膽敢前來載送他就醫，因為雙方駁火，使得任何急救單位皆無法安全抵達此區域。接著，這位身分卑微的人（他的名字，據我目前所知，歷史未曾記載），幾乎就要昏厥倒下，以他顫抖的手指，沾上從他身上創口汩汩流出的鮮血，在牆上寫下「共和國萬歲！」這幾個大字。寫完「共和國」這個字以後，他便傷重而死，而「共和國」這個字所指明的意義，有如他也同時寫下了希望、未來以及和平這些字眼，那樣的豐厚。他沒有留下其他的遺願遺囑，對這個世界，他也沒留下什麼財富，只留下了這行字，對他而言，在當時的那個時刻，或許象徵著「尊嚴」，這是沒人能夠出賣，也沒人能夠買走的事物，這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偉大事物。

在這個片段發生的幾頁以前，格里高．薩姆沙這隻甲蟲，已經用他那昆蟲的口器，艱難痛苦的發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後一句人話：「媽媽，媽媽。」之後，猶如作為人的那個部分已經死去，他自發地進入了不言不語的沉默狀態裡，這是一個動物本質無法挽回的重要徵兆，在這當中，有一部分是他確實於自己的昆蟲世界裡，棄絕了父親、母親，以及妹妹。當小說末尾，僕役將格里高．薩姆沙那具早已乾癟、僅存甲殼的遺骸掃進垃圾堆時，他的缺席，從開始不言語那天算起，只是提供了一個證明：他早已經被家庭遺棄。稍後，於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函裡，卡夫卡寫道：「我生活在我的家庭當中，在人所能想像最好、最鍾愛我的人們當中生活著，可是他們對我而言，卻比陌生人還要陌生。最近幾年以來，我在一天之中和我的母親，平均說話不超過二十個字，而除了偶爾不經意的招呼之外，和我父親更是一語未交。」必須是最不漫經心的讀者，才能夠不去注意上面這段話裡，那隱含的痛苦、難堪的諷刺意味：「……在人所能想像最好、最鍾愛我的人們當中生活著」，只有這裡，看來與整句話的意思完全牴觸。而對我來說，似乎也需要有類似的漫不經心，才能看不出任何重要意義，將下列的事實輕輕放過：在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卡夫卡向他的編輯建議，他的文章〈伙夫〉（《美國》〔又名《失蹤者》〕的頭一章）、〈蛻變〉和〈判決〉應該合為一集，以《人子》之名出版（事實上，與此建議類似的著作合集，遲至一九八九年才付諸實現）。在〈伙夫〉裡的那個「人子」，因為讓女僕懷孕，有損家族的榮譽，從家裡被雙親驅逐出去；在〈判決〉裡，「人子」受到父親不斷的責備，直到他溺斃而亡的那一刻；而在〈蛻變〉裡面，「人子」則放棄了自己的存在，聽任自己被一隻昆蟲所取代……。比起寫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從未送交給收信人的《寫給父親的信》，正是上面這些故事（特別是〈蛻變〉與〈判決〉），憑藉著文學手法上的不斷置換，也就是如鏡子模糊與反像功能般隱匿或顯示交互切換的手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準確的描述。這個描述顯示出法蘭茲．卡夫卡與他父親之間的衝突，將他的靈魂撕裂開來，成了一道無法痊癒的傷口。《寫給父親的信》以訴說的方法，採取誹謗控訴的形式和聲調。其開場類似算總帳，一個平衡的動作，在相互對立、擁有與虧欠的對抗兩造之間謀取平衡，這使得讀者無法拒絕一個前提，即上面這些敘事手法，都是在對實際事實的扭曲與誇大的基礎之上所建立起來的，尤其是當全書結尾時，卡夫卡突然轉而使用父親的聲音作為敘述者，以便指責他自己……在《審判》當中，卡夫卡縱然得以將自己從父親的形象裡擺脫出來，客觀地敘事，但是他仍舊無法擺脫父權法則的影響。就如同在〈判決〉裡面，那位最後按照父權法則慣例選擇自殺的兒子那樣，《審判》裡受譴責的約瑟夫．Ｋ也是如此：領著行刑者到他接受槍決的地方受死之人，正是他自己，在那裡，直到死亡來臨的那一刻，他心裡還抱著一個念頭，有如臨終的懺悔，認為自己到死都未曾學會如何當好一個兒子，並且從未成功的饒恕權威……，也就是說：成功的饒恕父親。

我想，我住在里斯本的近郊本那．德法藍夏區，必定有大約十二年。我先是住在盧亞．多派卓．西那佛瑞塔，隨後在盧亞．卡羅斯．李貝洛定居。我一直住在這許多年，直到我母親去世。對我而言，這個區域一直在擴張，將我可能會居住的地方一一納入。我對此地的回憶至今仍然十分鮮明。然後，即使是「黑暗谷」這樣一個不負其名的地方（因為此地是年輕人冒險和探奇之處），這樣一個化外之地，在頭一棟新建築蓋起來以後，也開始遭受威脅，然而這裡卻仍然具有一種植物，其根莖隆起的部位發出甜酸氣味，而這種植物的名字，我從來沒想要去了解。而這裡也是荷馬史詩風格的戰爭，能夠登場的地方……。那裡曾有帕修．多．帕德羅（麵包坊的天井，並不屬於本那．德法藍夏，而屬於奧圖．德．聖若望……），是個「正常」人不敢擅入的地方，而我曾經聽說，那裡甚至連警察也為之卻步，對於當地居民可能或確實的不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恐懼與不信任的程度，是由於這個小世界被包圍的情形所引起的，它和本地其他的社區隔離，顯得格格不入；這個地方的話語、姿勢以及態度，都和那行走於此地廣場中而憂心的靈魂們，那種靜謐、謙遜的風度毫不相配。有一日，在破曉與薄暮之間，帕修．多．帕德羅消失不見了，這可能是由於市府當局執行拆除而被夷平，不過更有可能是遭到建商的怪手拆毀了。在這地方上，豎立起一棟棟無趣的建築，每一棟都像是左右鄰居的複製品，沒幾年就已經顯得暮氣沉沉。無論再怎麼骯髒和惡臭，至少帕修．多．帕德羅曾經有過創造力，以及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風貌。如果我能夠分享當地居民的生活，倘若我有這個勇氣能和他們共同生活，並向他們學習請益，我會想要重建帕修．多．帕德羅。然而，這將會是枉然。之前住在這裡的人們已經被驅散，安置在不同地方，而他們的子孫，要不是已經過著更為優渥的日子，要不或許已經忘記，或情願不再想起那曾居住在此的艱辛歲月。本那．德法藍夏的記憶（或者是奧圖．德．聖若望的記憶）裡，已不再保有帕修．多．帕德羅的空間。有些人生而艱困不幸，走過而沒有留下痕跡。他們就這麼死去而被世人所淡忘。

我認為杭廷頓那自從提出後，便毀譽參半的「文明衝突論」，現在應該得到更加嚴謹而不帶有情緒的研究。我們認為文化是某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萬靈藥，而文化交流則是解決衝突的最佳路徑。對此，我個人並不這樣樂觀。我相信，唯有對於和平明確又積極的渴望才能打開那扇通往多元文明交流的大門，而不帶有任何一方想要起來宰制的意志。這種對於和平的渴望，或許早已存在，但是無法強求捏造。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還像一對宿怨難解的疏遠兄弟，而那長期被盼望、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若干程度和平的永不侵犯協約，也就沒有達成之日。自從我們創造出了上帝和阿拉，如我們所知的，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或許解決之道就是創造出第三位上帝，讓這個神擁有足夠的威能，迫使這對糾纏不休又剛愎自用的神們放下武器，將和平還給人類。而接下來，這第三位上帝可以幫我們一個忙，擺脫這個現在還在持續上演的老悲劇場面：人類，作為神的發明創造者，被他自己的創造物——上帝所奴役。可是對於上述這些情況，還是沒有任何有效的解決辦法，而各個文明彼此之間的衝突，還是會繼續發生。

卡夫卡頭一次提到《審判》，可以追溯到他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所寫的《日記》（前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才開打），以下面這樣的文字作為開場：「有一晚，富有的貿易商之子，約瑟夫．Ｋ，在與父親那場冗長的爭執之後……」他做如是宣稱，正如將近兩年以前，他在《蛻變》裡寫下的短短三行，將成為《審判》的中心主題。格里高．薩姆沙於夜裡m.hetubook.com.com，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形下，突然變形成一隻介於甲蟲與蟑螂之間的惹人厭昆蟲。他抱怨那降臨在他身上的冤枉遭遇時，他表達了這種看法：「很多時候他是無根謠言的受害者，是偶然提及或者是無端抱怨的受害人，而他完全沒辦法保護自己，因為對於自己到底被指控什麼罪名，他已經一無所知。」整部《審判》可以濃縮成上面這個句子。確實，父親，那位「富有的生意人」，從故事裡消失不見了，而母親只在兩個章節裡被約略的提到（轉瞬即逝，而且毫不帶子女對父母的情感），但是對我而言（除非我對卡夫卡身為作者的意圖完全理解錯誤），透過小說的書寫，將那全能而又具強烈威脅性的父權，搖身一變成為宇宙終極法則的傲慢勢力，而這股勢力不分青紅皂白，不詳細指明犯罪之人觸犯了哪一條戒律，就逕自施以懲處，並不算是過分大膽的想像。格里高．薩姆沙的父親將這個變成蟲的兒子從家裡客廳驅趕出去，還一直對他扔擲蘋果，直到有顆蘋果就此嵌在了他的甲殼上，這段令人讀來同時感到痛苦又醜怪的極端侵犯行為片段，描述了一種無以名之的巨痛，那是一切情感溝通的希望，俱皆死滅的痛。

如此一個光耀輝煌的壯舉，最後竟然是這樣收場，真是丟臉。不過，既然我打從心底，就是個明智又通情達理的人，我也將以對杜華特．布拉干薩公爵提出一個建議，來作為本文的結束。他已經糾集起一支足球隊，完全都是由保皇黨人的球員所組成，搭配保皇黨的訓練員，以及保皇黨的按摩師，所有人都是保皇黨，而且，不論出身何方，身上都流著藍色的血液。我可以保證，如果這支隊伍贏得了聯盟冠軍，這個國家——這塊我們所有人都如此熟悉的土地——將會屈膝臣服在他的腳下。

在我的想像裡，尚．紀沃諾在他的生涯當中，一定栽種了不少樹木。只有像這樣一位願意掘開地面的束縛，找出樹根，以求能滋養樹木的人，才能寫得出像《種樹的男人》這樣獨特描述的作品，這本書在述說故事的技藝上，毫無爭議的是一部巨匠之作。自然，這樣一件事情要能夠發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像尚．吉歐諾這樣的人存在，但是對我們來說十分幸運的是，這個基本前提早已經是個根深蒂固的事實：這樣的作者確實存在，而且只有他繼續存在，才能將這部作品寫出來。對於這一點，需要時間的流逝，需要老年的到來，也需要他出來，並且說：「我在這裡。」想必，只有到這個時候．等到尚．紀沃諾來到這樣的高齡時，才有可能如他這樣，創造出如此生動寫實、而又色彩鮮明的一部歷史，從中構思出最為隱密的精巧細節。艾爾薩德．包菲爾，這位不曾存在過的植樹人，不過是一個從兩個文學創作的成分運用裡汲取出來的角色，而這兩個神奇的成分，就是他所用來寫作的墨水與紙張。多虧了上述這些，我們才得以在頭一次認識這個角色時，就曉得這是我們已經等待多時的人。這位虛構的艾爾薩德在法國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區，栽種了數千株樹，而對於這數千株樹來說，透過大自然適當的協助，你可以添加上幾百萬隻鳥雀，牠們將回到樹上棲息，以及無數的動物，同樣也回到這裡，更還有那淙淙的流水，重新流過這一度受苦於乾旱的地方。事情的真相是，我們所有人都在等待那真實的艾爾薩德．包菲爾出現（無論有多少位），對我們，以及對這個世界，在一切都太遲之前，等待著真實的植樹人出現。

許多年以前的我，既年輕又天真，有人說服我去買一份人壽保險，不必說，當然是當時市場上最基本的那款——二十年後如果我還沒死，就能領回二十里奧（ｒｅｉｓ）現大洋，而自然的，在這份保單裡，保險公司也沒有義務提供我那投資所產生的滋生利息，也仍然不讓我分享收益。然而，要是我沒能準時繳交保險費，那一切就全沒了。那時，二十里奧大洋對我來說代表著一筆可觀的金額；我幾乎需要努力工作一年才能賺到與這筆錢相同的數字，所以我期待著能得到不錯的回饋紅利，儘管我從來沒有想辦法去免除這整件事情裡，那種令人不舒服的不信任感，這種感覺，很堅決的告訴自己：我已經被詐騙了，即使我並不曉得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在那些日子裡，不只是那眾所周知的附屬細則條款欺騙了我們，就算是那主要條款裡規定的數額，都還比不上一撮灑在我們眼睛中的沙子。這就是在其他的時候裡，平凡的老百姓（我把自己也包括在這群人當中）所知甚少的人生。而即使是這「甚少」的所知，能派上的用場也是微乎其微。誰會有這個膽子，不但敢於和保險精算師爭論，又和投資公司經紀人或是理賠專員理論呢？他們可是永遠都有著舌粲蓮花的天分啊！

從我覺得自己應該學開車起，到現在已經有整整六十年的時間了。在那距今已十分遙遠的時代裡，對於怎麼讓這些悠閒的老爺車裡大量的機械運轉，我可是知之甚詳。我會拆卸它們的引擎，然後重新組裝回去；清理它們的汽化器；調整排氣閥；弄清齒輪箱的不同之處，並且改換它們；更換剎車皮，以及輪胎內圈——總之，我穿著那件寬鬆的藍色連身工作褲（能夠讓我不被濺出的油汙弄髒衣服），可以在一輛汽車或是貨卡車到了不得不進入車廠，進行機械、電力，或是任何形式的檢修時，讓車輛發揮本來該有的性能。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哪天在方向盤前面坐下來，然後上幾堂駕訓班教練的駕駛課，而最後應該是以通過路考，拿到那張盼望已久的駕照、讓自己投身到「有照駕駛人」這個日漸成長的社會秩序裡頭去，做為整件事的終點。可是，那個值得紀念的一天始終沒有來到。這個問題不只是嬰兒時期的創傷，影響到成人之後個性所留下的影響，因為那些在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苦痛，也同樣有災難性的後果；而且，就像最近所發生的例子，這些創傷經驗在未來的人車關係上，非常負面的決定了看待汽車的角度：將引擎載具視為陳腐的日常東西。我有充足的證據相信，我正是這樣一種衝擊之下的可悲結果。我還要更進一步補充（不管底下我要說的，在那些把因果關係看成是基本概念的人眼中有多麼矛盾），如果我沒有在鐵工廠和修車廠裡度過那些青澀的年少歲月，那麼或許我今天就知道如何開車，而我就能是個驕傲的駕駛人，不是區區一名被載送的人了。

附記：左思右想以後，覺得沒有必要把事情說得如此斷然決絕。倘若有朝一日，我感覺有需要評論或對某事表達意見，或許我會再開闢出一條像「筆記本」這樣的道路來，在那塊園地裡，我最能夠根據自己所欲，將我自己表達出來。

蘿拉．瑞斯特瑞波是哥倫比亞作家，也是和我們理念一致的好朋友。她跟隨「無國界醫師組織」到葉門去，以記錄她在那裡的所見所聞與感受。她的葉門紀行被刊載在《祖國》週報上，以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報導作為開場。在文中，蘿拉拒絕採取的那種訴諸於打動讀者情感的矯揉做作，她固執地尋求真相。她提及那些由索馬利亞而來的船隻，上頭超載許多亡命之徒，他們因為種種問題而被迫漂流海上，希望在葉門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這些描述十分罕見，帶給讀者具有啟發性質的震撼。在這些人當中，你能看到男人，他們身邊也總有婦女與孩童，但是蘿拉毫不猶豫的指出，當談到這些男人而不去提及他們身旁的婦女與孩童，是件多麼普遍的事情；當你一旦說到這些孩童，就不可能迴避提及生育他們的母親m.hetubook.com.com們，在這些母親的肚子裡還懷著更多的胎兒。這些婦女一登上葉門的陸地，便發現自己處在道德與身體的羞辱之中，而之所以必須承受這樣的羞辱，只因為她們生為女子。在蘿拉寫下關於她們的每一個字句背後，都有她的淚水、哀嘆以及哭泣。如果我們的良心還沒習慣於「這個世界正走向控制世界者所想要的模樣」這個想法，那我們將會因為她的文字而失眠。對我們來說，這也足夠補充我們對事情如何發展的最好認識，並且對於自己客廳牆外到底將會有什麼事情上演，不會造成困擾。畢竟，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

附記：杜華特．布拉干薩公爵是對的：他所大肆責難的，是我的小說《耶穌基督的福音》，而不是《修道院紀事》；不過，當他說到我在這部小說裡將耶穌的父系宗譜歸給一名羅馬士兵的時候，就不是那麼正確了。截至今天為止，在看過這部小說的數百萬讀者當中，還沒有任何一位會贊成他的這種講法。我曉得這種理論，但當時我想，基於對美好品味的迫切需求，我不會在寫作的時候，將它運用進這部小說裡頭去。為了補償，我花了若干篇幅在描述約瑟與瑪利亞（耶穌的雙親）懷胎的經過，請容許我對杜華特．布拉干薩公爵作個建議，他應該去讀讀我的小說《耶穌基督的福音》。去讀吧，別害臊，大膽的嘗試吧！我保證在讀的時候，會有所助益的。

這個可能會成為國王的人，是杜華特．布拉干薩公爵，有人很適度的告知了他這一點，這都要多謝從他出生起，就負起對他教育責任的那些教師們。不過這個人，在大致上是厭惡文學的，特別是討厭我所寫的作品，這首先是因為他認為，我的《修道院紀事》侮辱了他的家庭；第二個理由是因為，上述這本作品，套用這位覬覦王位者那優雅又有教養的術語，是「一大坨狗屎」。他還沒有讀過這本小說，不過很明顯的，他已經對之嗤之以鼻了。所以，請明白這麼多年以來，我還沒有想過，要將杜華特．布拉干薩公爵（就這麼記下吧）列入我所選定的政治盟友名單裡。從以前到現在，成為被連續追打的對象都不會使我感覺困擾，不過基督徒那種「當有人打你的臉頰，連另一邊也轉過來由他打」的美德，並不是我個人修身養性的習慣。事實上，我已經透過對他這個人德行的理解，完成我的復仇了：他其實沒發現，自己是個滑稽演員。這一點，在這位葡王若望五世的姪兒每回開其尊口時就能得到證明。我漫長的一生當中，有許多次捧腹大笑的歡樂時刻，都要感謝他。而這種時刻已經隨著君主政治復辟而告終，人們已經需要極度的警惕，讓這些字眼不要到處出現，或許它們是由像大主教皮納．馬尼克或特別督察羅薩．卡薩科這類人所喚醒出來的。那些被我嚇得目瞪口呆的讀者們將會問：君主政治復辟，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是的，先生，君主政治復辟，就如同擁有最好、最可能理由的他所說的那樣（意思是這王位覬覦者正考慮當中）。從今以後他也不需作如是的描述，因為隨著那藍白相間、象徵王室的旗幟飄揚在里斯本市政廳的陽台上時，對我們來說，君主政治就已經被復辟了。自稱「三十一軍團」的那群小夥子（這個名稱，是他們自己在市政廳外牆上所刻下的）現在可以放心了，他們已在葡萄牙的歷史上留名，和阿勒祖巴洛特戰役中那位女麵包師傅並列，而這位師傅——或者，至少目前處於爭議之中——從未殺過一個西班牙人。這並不是當前的情勢。那面旗幟高掛在原地好幾個小時（是否有保皇黨人或君主主義者滲透進市政廳，以避免那面旗幟立即被拔除？），他們如此嘗試，據推測，目的是要建立對於那煌煌權威的認同——結果，所有這一切，到了最後一如往常的，變成喜劇，鬧劇和滑稽的片段。杜華特．布拉干薩公爵並沒有非凡的魅力能夠讓他號召市民廣場上的大眾，準備好向他呈獻皇冠、權杖、以及寶座。

有人曾說：在非洲，死者是黑色的，而武器則是白色的。對於存在於非洲大陸上，長達幾世紀、並且接踵而至的浩劫而言，很難找到比上面這句話還更貼切的題詞了。這個據信是人類誕生之地的世界一角，在首位歐洲的「發現者」登陸上岸之時，確實不是人間天堂（與《聖經》神話所告訴我們的截然相反，亞當並不是被趕出伊甸園的，他壓根從來就沒進去過），但是對於當地土著而言，這些白種人的到來，接二連三的開啟了通往地獄的大門。這些大門至今依然洞開，而一代又一代的非洲人，相繼被拋入門內，遭受地獄烈火焚燒，這都多虧了世界上的公眾輿論幾乎不加掩飾的冷漠，或是漫不經心的與之共謀串通所致。一百萬非洲人死於戰爭，飢餓，以及原本能夠治癒的疾病，而這些性命在任何一個新殖民主義國家所占的分量，根本就微不足道，在報紙上的版面還比不上那謀害十五條人命的連續殺人犯。我們知道，這種恐怖，在每個它所呈現出的形式上（無論有多麼冷酷、殘暴、或是可恥），每天都像詛咒一樣，使我們這個不幸的星球添上日漸加深的陰霾。但非洲看來已經回到它慣常的位置，也就是供我們作實驗的實驗室，在這個地方，通常大部分經歷到的恐怖，是生在其他地方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犯罪。非洲人猶如生下來就被當成實驗用的天竺鼠，以至於容許每個施加於他們身上的暴力行為，每一次的酷刑拷打都屬正當，每一宗犯行都能得到赦免。我們許多人還堅持主張那種天真的信仰，認為既非上帝也不是歷史，能夠評判人類所犯下的殘殺同胞暴戾罪行。那永遠樂意頒發全面赦令的未來，頒發的看似是寬恕，其實在偽裝的表相底下，隱藏著遺忘。同樣的，無論是含蓄還是直接明白，只要符合新的經濟、軍事或者政治秩序，對於那些摧殘人們肉體或者精神的醜惡行為，其幕後直接或間接的始作俑者，未來也十分熟練於免除他們終生的責任，所以，將評判今日受害者的遭遇以及責任交託給未來，是個錯誤；因為未來自身也會製造自己的受害者，而且同樣也無法抗拒誘惑，拖延到更久遠之後的未來，或是極其無法想像的時刻，才去計較那公平與正義。這就是今日的我們嘗試著以一種熟練而偽善的態度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拒絕接受自己就是那在今天唯一需要負起責任的人。當一個人以「我不知道」當作藉口，是否有人能了解背後的責任？而甚至「我寧願選擇不知道」這句話，對我們來說是否更加令人無法接受？這個世界的運作之道不再如從前那樣，是個徹底的謎團；各種陰謀詭計如今暴露在所有人面前；那些操弄局勢、翻雲覆雨的幕後黑手，並沒有夠長的手套，好來遮掩斑斑血跡。因此，要區分真相與謊言，要分別對於人類同胞是尊重還是輕蔑，要釐清誰是為生命謀福利，而誰又是反其道而行，應該是件容易的事。很遺憾的，世間的事情向來就沒有如此直接了當。個人的自我中心、懶憊、缺乏器量、那每天都上演的微小懦弱，所有這些都為理盲的惡劣心態作出貢獻。這種理盲的心態，使我們無法看見、察覺構成這個世界的事物，僅能見到自己的蠅頭私利。我們實在難以指望自己的良心有天會突然覺醒，猛烈的搖撼我們，直接的問：「你要往哪裡去？你正在做什麼？你覺得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場由已解放的良知所發動的起和圖書義。但是這樣的事情，還有可能發生嗎？

但是這宗卑劣的貪瀆案並不單純。足足有兩年的時間，富吉出版公司成了騷擾的目標，這種騷擾，必須放在壓抑情勢的大架構裡來看，而這種鎮壓在瓜地馬拉十分普遍。在這裡官方的權力總是被用於撲滅、壓制那些異議，而這些異議經常譴責國內侵犯人權的種種惡行。看來那句古老的雙關語，說「瓜地馬拉」（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總是會成為「刮地皮噢」（Ｇｕａｔｅｐｉｏｒ）還是有某種正確性的。瓜地馬拉的公民們現在必須要盼望這句無傷大雅的雙關語，不要變成嚴峻的現實。

作家們被區分成兩種團體（姑且假定他們向來就同意被分類……）：一邊是人數較少的團體，也就是那些有辦法鍛造出文學新道路來的人，而人數較多的一邊，則以那些跟隨著前面那群人腳步、亦步亦趨的作家組成。這就是在天地初開伊始便已如此的，作者的虛榮感（正當嗎？）在如此確鑿的證據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加夫列爾．賈西亞．馬奎斯憑藉著他的天賦，開闢並建立出一條稍後被（錯誤地）命名為魔幻寫實主義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許多追隨者們輪番奮勇前進，而總也會有誹謗者出現。馬奎斯的作品裡，第一本來到我手上的是《百年孤寂》，而這部作品所帶給我的震撼是如此之強烈，讓我必須得在讀完前五十頁以後，先停下腳步。我需要停下來略為整頓自己的思緒，讓猛烈的心跳回復正常，以及最重要的，學習如何控制我手上的羅盤。我盼望能夠以這個羅盤，沿著這條「魔幻寫實」的道路，探索那個方才出現我眼前的新世界。在我作為一名讀者的生涯裡，像這樣的遭遇著實不多見。要是「遭受衝擊」這個字眼能夠有正面的意思，我會十分樂意將這個字運用在此一例子上。但是既然這個字已經被寫了，我就把它照原樣放在這裡吧。我深信它的意思，會被人懂得的。

正義在事情的結尾時，並沒有獲得伸張。由於聲稱有程序上的謬誤，墨西哥最高法院最後開釋了將近二十名「紅色面具」的成員，他們已經服完「非法攜帶槍械」的刑期（這只是想像）；法院如此宣判，是蓄意無視於這些人手上的武器曾經開火，並且用來取人性命的事實。據我看，那些還在監獄裡服刑的人，距離獲釋也不會再隔太久了。可是，那四十五位死去的索西族人，遭到極端殘忍手段謀害的索西族人們，根本沒有辦法獲釋，甚至是復生了。幾天以前，我寫到司法的問題，並不在於司法本身，而在法官身上。阿克特爾的案例，又再一次的證明了這一點。

我加入「馬德里文化運動」的時候，她已經離去了，留下的是她一身城市丑角的連身裝扮，她留下了虛假的淚水，邊緣還有著黑色的睫毛膏，她還留下了假睫毛，她的假髮，她的笑聲，以及她的憂傷。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運動在意義上必須悲傷，或是說那些偉大的成就需要停止在一次節慶，或是一場狂歡的中途，由人們的唇中迸出這麼一個關鍵性的疑問：「我們正在這裡做什麼？」請注意，我正在對你訴說的故事，並不是我自己的。我從來就不是「馬德里文化運動」裡面的人，而就算我讓自己被引誘過去，我也十分確定自己所出的洋相，不會比在公爵豪邸中的唐吉語德好到哪裡去。「滑稽荒誕」不僅是一種觀點，而是一個事實。基於這個原因，在我料想佩卓．阿莫多瓦這位馬德里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向他的小靈魂（所有的靈魂都是微小的，小到肉眼幾乎無法辨識）詢問：「我在這裡做什麼？」時，我不覺得自己對此有什麼大錯特錯的誤解。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阿莫多瓦的電影裡，他已經給了我們，讓我們在開懷暢笑的同時，又感覺如鯁在喉，而電影畫面背後所蘊含暗指的事物，又邀請我們說出它名字，不吐不快。當我觀賞完《玩美女人》以後，我給佩卓傳了個訊息，在這封訊息裡面，我對他說，「那絕對的美，你已經碰觸到了。」大概（或者必定）是出於謙虛，他沒有給我回音。

在此之前，當我聽卡洛斯．帕瑞德斯（Ｃａｒｌｏｓ　Ｐａｒｅｄｅｓ）彈奏他的吉他時，沒有作此想法，而當今天我又回想起他的音樂時，我明白這是由許多日子的拂曉所合成的聲音，是黎明時分鳥雀的合唱，迎接旭日的升起。即便我們必須要等上十年，才能迎來另外一次黎明——那自由而又令人難以忘懷的〈青澀歲月〉（Ｖｅｒｄｅｓ　Ａñｏｓ）聲調，這首極度歡悅的歌曲，伴隨著那混合的快速琶音和弦，當中帶有一種靜謐而無法壓抑的憂鬱，對我們而言，成為一種現世的祈禱，又像是一種呼喚，統合我們的希望和慾望。這首歌曲本身就帶有某種意義，而又不僅止於此。我們還需要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是這位擁有天才般手指的人，是這位教導過我們，吉他的聲音可以如此美妙與強烈的人，以及，是這位不但身兼傑出的音樂表演家，同時還是一個樸素坦率和大器雄渾這樣偉大性格的少有模範。卡洛斯．帕瑞德斯永遠不需要敞開心扉，他的心扉已經永遠敞開了。

他們的名字是雷蒙．羅柏以及恩立克．龔薩列茲。他們從事媒體工作，在這門職業裡，他們將它發揮到你所能找到的任何報紙版面上的最高報導水準。不過，我比較傾向把他倆看成是作家，這並不是因為我對於媒體記者與作家這兩種行業有什麼高下之分，而是由於他們所寫的報導裡，所表達出的情感，以及所界定的觀點，至少在原則上，是在高水準的文學作品裡才找得到的。我拜讀雷蒙．羅柏的文字已有許多年，不過恩立克．龔薩列茲則是最近才發現到的。雷蒙作為戰地特派記者，擁有一種傑出的能力，能夠將每一個字，根據它所指涉的意義，擺放到最精準的位置上——避免修辭和煽情上的用語——報導出他的所聽，所見，以及所感。讀來很明確，但實際上要辦到並不如聽來容易，而是只有在極為確實掌握所運用語言的情況下，才能辦得到。恩立克．龔薩列茲的文字和之前我所讀過的並不相同。我看過他在《祖國》上的專欄，不過我對他的好奇還不足以讓我將他全部的作品，放進我每天的閱讀裡面去。這種情況，至少一直持續到有一天，我發現手上有他的作品《紐約的故事》為止。用令人讚嘆來形容他的作品，並不誇張過分。關於城市的書寫，簡直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樣普遍，不過據我所知，還沒有別的作品能像本書這樣。我以為，自己對曼哈頓以及周遭地區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但是當我讀到這本書的頭一頁，就知道自己實在是錯了。近年來，很少有文學經驗能夠帶給我如此的愉悅之感。我謹將這篇短文向這兩位傑出的媒體記者致敬，以及表達我的謝忱，他們同時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家。

在開頭提到的那些車輛性能之外，我還會更換它們當中一樣必須的組成部分，也就是汽化器，所謂更換，就是置換那些沿著銅扇排列的薄細金屬板。如果沒有這些零件，就不可能防止在引擎前部與汽缸之間，空氣和外洩可燃性油料的混合（如果上面我使用的這些用語，對於今日那些只靠電腦駕駛、不用人腦開車的人來說，是古早到老掉牙程度的話，這可不是我的問題：我談我懂的事情，不談我所不懂得的，而各位讀者也確實夠好運，因為我並沒有從四輪馬車的構造、還有把牲口套上韁繩的最妥當辦法開始描述起。關於這個主題，我算是駕輕就熟，那可是同樣的久遠古老）。有一天，在我把拆卸下來檢查的引擎裝回去，並且把連結引擎到汽缸的螺帽全部都鬆開以後（這是我傾注十九年之力所做的事情），我開始了這項工作的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把汽車散熱器用水注滿。我一直努力想拔開栓塞，並且開始從水桶裡注水到散熱器裡，這個水桶，是我在車房裡事先為了這個（或是類似的）目的而盛滿的。散熱器是一個容器；它的容量很有限，甚至沒辦法多裝載比設計容量多出一毫升的水。你持續注入的水，哪怕是多出一絲一毫，都會從邊緣溢出來。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水不斷倒進散熱器裡，而且我倒入的水愈多，散熱器裡的水位就愈沒有注滿的跡象（這跡象是注水程序接近完成的信號）。我倒進下方這個永不滿足喉嚨裡的水量，應該已經足夠裝滿二或三輛大卡車的散熱器，然而這些水全都憑空消失了。事隔六十餘年，有時我想起這件事情來，如果我始終沒有察覺流水像小瀑布那樣，從車庫裡淅瀝嘩啦流洩聲音的話，我覺得自己還是會試圖用水把這通往戴那俄斯眾女兒（Ｄａｎａｉｄｅｓ）的通道給填滿。我過去查看究竟。從汽車的排氣管噴射出一道激流，在目瞪口呆的我面前，最後激流逐漸削弱成幾滴憂鬱的水珠。出了什麼事呢？我很拙劣的連接汽化器，把它塞進引擎的前端，而且堵住了該是開啟狀態的通道；然後，比起上面這些來得更加嚴重的，是因此開出原本不應該有的通路。我從來沒找出究竟是我的哪個動作，讓這些可憐的水終於找到一條從排氣管離開的生路。現在我也不想知道。這件丟臉事情的本身，就夠令人刻骨銘心的了。可能就是從那天起，我立志要成為一名作家吧！這是個我們可以同時身兼引擎、水、方向盤、儀表板及排氣管於一身的事業。或許到頭來，這個創傷經驗還是挺划算的。m.hetubook.com.com

與司法正義有關的問題——問題並不出在司法本身，而是在法官的身上，這個情況在每一天都顯得愈發明顯。正義存在於法條當中，在民事法典裡面，所以直接運用法條應該就已足夠。上述這些，所需要的，是識字能力，理解所寫為何的能力，以及公平聽取來自控方與被告兩造聲明的能力——或許，除了任何證人證詞之外，還有一樣，那就是要按照人的良知來作判決。貪腐有千種面孔，而在司法這個例子裡，犯行最重大的貪汙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審判者與受審者之間這種關係的本質。最近，一個相當經典的司法墮落案例發生在瓜地馬拉：一位名為拉烏爾．費傑羅．薩爾提的編輯，他在「富吉」（Ｆ＆Ｇ）出版公司工作，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一天刑期折抵二十五格查爾（ｑｕｅｔｚａｌ），總金額為五萬格查爾，另再加上訴訟程序的所有花費。到底拉烏爾．費傑羅犯了什麼罪呢？他在一本富吉剛出版的新書裡面，刊登了一幅照片，而這幅照片還是應他的作者馬爾多．阿爾圖洛．艾斯科巴要求，並且在他完全知情的情形下刊登的。被告帶了該出版品參加討論。據說，馬爾多．艾斯科巴已經承認給予拉烏爾．費傑羅照片，也作了口頭授權，可以在該書上使用，但承審法官對此說法根本不感困擾。對承審法官而言，真正要緊的，是原告為他們的同事：馬爾多．阿爾圖洛．艾斯科巴在刑事判決庭工作，這就表示，他是那些法官、官員、以及地方行政首長的同僚……。

當今之世，事情已經非常不同了。我們業已失去了原來的天真，不會夢想著要迴避爭議，而虛張聲勢的標榜著最強烈的信念，這其中還包括了我們或許最缺乏概念的議題。就讓他們別在事後帶著他們那些個故事來找上我們，因為，偽裝的面具啊！我們已經學會要好好的認清你了。事情的壞處在於，這些面具即便一直劇烈、大幅的改容換面，面具底下的真容卻從來不曾變樣。同樣，我們也無法拿捏得十分篤定的，是我們已經真的不再那麼樣輕信、天真了。當巴拉克．歐巴馬在競選總統最為熱烈的階段，宣示要推動健保改革，讓在美國被現行健保體系（也就是意謂保障那些直接或間接繳交形形色|色保險費的人）排除在外的四千六百萬人能夠獲得保障之時，我們曾盼望有一波狂熱的改革浪潮，能夠橫掃美國。但這並沒有發生，現在我們全都知道其中的緣故。能夠導引（或者將會導引？）改革確立的那些過程，在那頭沉睡的巨龍甦醒之後，方才勉強的展開。正如奧格斯托．蒙特羅索寫道：「恐龍還在那裡。」大肆反對這項改革計畫的，並不只是控制著現行體系的那五十家美國保險公司，還有整幫共和黨的參、眾議員，以及為數可觀的民主黨籍男、女參、眾議員，也全都參與其中。清楚暴露出美國國家體制底下所真正信奉的哲學：如果你沒有錢，那一定是你自己的錯。四千六百萬美國人沒有錢繳交健保費用，這四千六百萬窮苦之人，現在看來，甚至連個葬身之地都沒有。到底我們需要多少位巴拉克．歐巴馬才能把這類的醜事作一個了結？

時光飛逝，距離發生在阿克特爾的那場大屠殺，已經有將近十二年的時間了。阿克特爾位於墨西哥東南部的恰帕斯州，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當拉斯阿比亞斯（「蜜蜂」之意）的索西族（Ｔｚｏｔｚｉｌ）原住民成員聚集起來，在他們那棟簡陋的教堂（由未上漆木板搭建的鄉間建築）舉行禱告的時候，九十名隸屬於「紅色面具」組織的民兵蓄意攜帶輕型武器與大砍刀，抵達該地，發動持續七個小時的攻擊。當他們離開此地區時，造成四十五位原住民（當中包括男性、婦女與孩童）死亡，其他許多人受傷。對這些受害者所犯下的罪行，已經增長了本地人們對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支持。距案發地點兩百公尺的距離，就有一所警察局，而從那裡看過去，完全無法了解這場屠殺的過程，甚至沒辦法看見正發生什麼事情。對於這類閉目塞聽的事情，他們已經知道得太多了。琵拉爾與我在本案發生後不久，就造訪阿克特爾，我們和若干僥倖逃出的生還者對談，並且相對哭泣。我們看見留在小教堂牆上的斑斑彈孔，那裡也是挖掘墓穴的處所。而沿著墓穴，我們來到山坡上的避難洞入口，在這裡，許多婦女試著讓她們的孩子在此藏身，而這裡也是她們的殞身之處，有些是被大砍刀殺害，另外一些則斃命於近距離開火射擊的機槍。幾個月以後，我們再次回到阿克特爾，你仍舊能在空氣中嗅到那恐怖的氣息，不過正義即將要伸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