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次日八月二十八號中午，「法瑞號」再次開錨，朝香港前進。法屬東京灣首都河內的港口海防只能容納小型汽船進港，因此若要換船造訪該地勢必耽誤我太多時間。湄公河從西貢到河口水域處狹窄異常，深不見底，蜿蜒難行，因而我們在重四千噸的「法瑞號」上，只消轉個身，就可以把餅乾投上兩邊的河岸。

船上還有一位麥當諾先生（Mr. Macdonald），原先在緬甸當警長，不幸染上當地的瘧疾，目前正要到檳榔嶼（Penang）休養康復。瘧疾不僅是人類的天災、農業的大敵，每年在印度因瘧疾而死的人更是比霍亂和瘟疫多了好幾倍。

檳榔嶼可稱為珍珠之島，非常繁榮，居民將近有二十八萬人。據說——是不是真的我可不知道——第一個到島嶼對岸的英國軍官，娶了當地大財主的女兒，檳榔嶼便是這位千金小姐的嫁妝。

同船的有來自利明頓（Leamington）的派瑞特先生（Mr. Parratt），曾在瓦立克郡團服過役，現在正要去暹羅內陸的濟馬（Zimme），在那裏的孟買—緬甸貿易公司（Bombay-Burma Trading Company）當助理。這家公司握有價值不菲的廣大柚木林權，其中材質最佳的柚木均產自暹羅，千百年來，中國皇宮內的大柱和皇帝的陵寢均採用這種原料。

去香港一路風平浪靜，天氣燥熱，下錨處對面即是維多利亞鎮，此地臨近海岸，海水是美麗的湛藍色。

然而那時的我，還未自印度軍旅狹隘的氣氛中解放出來，因此無法欣賞這個人稱「模範殖民地」的地方。於是我的記事本上，對上海只有寥寥數句：

於是，在濕氣濃洌的八月十二日傍晚，我向仰光道別，收拾好簡單的行李，把心愛的獵犬「惡魔」託給朋友照顧，帶著輕快的心情，和我的印度家僕伊曼．汗（Iman Khan）登上「爪哇號」（Java）。

現在再來談談我對法國殖民地——西貢——的第一印象。法國人到哪裏，他們的風俗思想就跟到哪裏。因此當時的西貢（或說一八九七年的西貢）是個典型的法國式城市，有著鋪上石塊、綠蔭遍布的大街，寬敞的人行道、咖啡廳，極具藝術氣息的政府大樓，以及一座大教堂。市內的花園個個美侖美奐，其中還有一處被用來當做動物園；佩著劍的法國憲兵在街上巡邏，但從中午時分開始到下午五點就不見人影，原來全部的人都和老婆到樹下漫步，然後坐在咖啡廳外面，享受著他們用來開胃的啤酒，或者吞雲吐霧起來。

遊客如果沒登上海拔一千八百二十五呎的奧斯丁山頂（Mount Austin），實難體會香港何以就景色和規模而言，位居全球第三大港，僅次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和雪梨（Sydney）。

然而住在香港對中國人而言，卻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尤以那些住不起大船或是房子不堅固的人為然，因為這裏不定期有強烈颱風造訪。颱風要來時，奧斯丁山頂的瞭望台就會有人hetubook.com.com敲鑼警告，但在一九〇六年九月十八日這天，看守的人睡著了，於是颱風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登陸，造成慘重的災情，損失估計在一百萬英鎊以上。

廣東雖然是中國的國土，但是放眼望去是清一色的黑，而不是中國那種藍色長袍。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好像每個人都在服喪似的。廣東人衣服的色調是漆黑色，不論男女穿的都是發亮的棉質粗布做成的短上衣和寬鬆的長褲。這也許就是中國人具有大自然智慧的證明，或者是他們幾千年來觀察和經驗累積的結果？廣東的天氣像孟買、加爾各答、仰光、可倫坡、新加坡、香港一樣的潮濕，烈日一照就會流汗，因此到了廣東，我這個印度軍官自然以為看到的穿著一定都是白色的，然而廣東人卻刻意穿黑衣戴黑帽，來抵抗亞熱帶強烈的陽光。自然界也是這樣。馬是一身黑，大部分動物和水裏的魚被陽光照射到的部位不也是全身最黑的地方？白種亞利安人經日光曝曬無數年後，皮膚不也曬成深褐色，甚至黑色了嗎？一旦被太陽曬黑了，像是印度南部的農人，他們就比較能夠抵抗陽光，只在腰上圍一塊布就能終日在田地裏耕作。如此說來，為什麼印度北部的人和外國人反而喜歡用白灰粉刷房子，搭白色帳篷，穿白色衣服，戴白色頭盔，大熱天時還在傘面加白套子？為什麼？除非他們大自然的智慧不及廣東人。

不久我就看到大門的石柱，心想是飯店的入口吧。只見車伕腳步加快，轉了個彎，衝上步道，煞然而止。他放下車柄轉向我，滿頭大汗而得意揚揚地對著我微笑，手指著標示給我看：「瀑布！」

廣東人是純正的中國南方人，不像長江以北大部分城市混有韃靼和滿洲人血統。狹窄的街道和苦力是華中和華南城鎮的特色，和華北截然不同，後者以北京堪稱典範。這裏除了擁擠外，還有一些中古時代的城堡（實際上是當鋪），在一排排單調的矮房子中間顯得鶴立雞群；街道盡頭便是急轉彎，轎子經過時常會擦到牆；轉彎後便是深溝，處處可見水上人家；街上隨時可見蜂擁的人潮，他們赤|裸著上身，散發一股氣味，勞動著、吆喝著、抖動著，兢兢業業地賣力工作。他們是聰明的黃種人。除了這些以外，廣東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高超的烹飪技術。這裏的居民可能是文明國家中能以最低的成本從事養殖的一群人。這些美食主義者不管是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上的、水底的都可以做為食物。舉凡雞鴨鵝這些需要孵育的家禽，我們用的是昂貴的設備和複雜的孵育過程，廣東人卻能用極簡便的方式隨處進行，也因此雞鴨鵝在市場上幾個便士就買得到。

有一回我想去郵局，路人指給我看是在一個荒涼的廣場上一棟很氣派的建築物，很像我們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我在那厚重的柚木旋轉門前，透過玻璃向裏面偷瞄，我實在很怕誤闖富麗堂皇的皇家劇院，尤其裏面大廳的那個小亭子，怎麼看怎麼像是售票處。裏面一個人影也沒有。我想一定是我的法文講錯了，因此跑進了歌劇院。不過我還是硬著頭皮進去，畏畏縮縮的敲敲售票處關著的窗口。窗口立即打開，裏面一個法國人客氣地問我有什麼事。我唯唯諾諾的說要買一便士（相當十生丁〔centime〕）的郵票，對方便非常有禮貌地把郵票拿給我，然後我走出這個荒涼的大廳，走出這個荒涼的廣hetubook.com.com場，離開時附近的鐘正好敲響正午時分，聲音在無人的廣場顯得特別宏亮。

我以打過足球的身手，擠了半天才擠到櫃台，櫃台後一個表情肅穆的中國人友善地告訴我：「出到外面左轉就是存局候領部。」那裏又是一團混亂，工作人員忙著分類成堆的信件，我等了好久總算拿到一封小小的郵件。

九月十六日早上八點鐘，我搭上火車，完成從七月一日自捷布坡啟程的六千哩旅程中的最後一段路。下午兩點十五分，我在馬家堡下車，迎接我的是一個寒傖的泥地月台和附近的幾家小客棧，離北京市只有五哩。由於迷信，也由於保守，所以中國人只讓「火輪車」（火車）開到這裏。我從這裏步行到這座中國城市的南門，沿著中間、北邊和南邊的街道，經過了右側的天壇和左側的地壇，然後我走上三層大理石建造的橋，走進城市南面牆正中央的主要出入口——「前門」（馬可波羅、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大使，以及後來的數千名外國軍隊都走過這個「前門」）；沿著舊使館街走，中國商店和房舍分立兩邊，最後再上一座大理石橋，就來到北京飯店（Hotel de Pékin），此時已是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沿途有太多奇怪的景象和聲音，使我十分眩惑，以致於無法清楚地說出我對此地的第一印象。

天津在義和團沒出現以前，已有驚人的成長。它對於華北的重要性，就像香港對華南、上海對華中一樣重要。它是一億中國人取得外國貨品的門戶。我在天津的時候，這個城市從一八六一年後就再也沒見過印度人或是英國軍團。像廣東一樣，他們對外國人的回憶應也摻雜著各種情緒吧。

曾經是一塊光禿禿大石的香港，如今有著美麗的花園，美侖美奐的街道和建築物，宏偉秀麗的港口，一流的教會，以及新近完工的大學學府，這些英國殖民政府的努力，加上當地富裕市民贊助下所完成的建樹，早已經人傳頌多時，我在此無須贅言。另外有趣的是，中國大陸的一億人口等著由這個水門運送進口的外國物資，然而從香港到珠江這麼一小段航程，卻仍可以聽到我們祖先所熟悉的冒險故事。據說在英國海軍的巡邏下，這一帶仍有真正的海盜出沒，提供了真實的寫作材料給小說家。

我在天津並沒有停留很久，那時我也沒有在天津久居的念頭。雖然停留時間很短，但天津人的好客卻使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在此我要特別提一下熱忱招待我的英國領事史考特先生（Mr. Scott）和崔西將軍（Admiral Sir Richard Tracey），以及首屈一指的富商狄氏兄弟（Brothers Dickenson）。史考特領事是李鴻章的朋友，一八九七年李訪問英國時曾經做他的顧問。

這時是一八九七年，國與國間根本還沒有出現友好協定呢！不過話說回來，當時的船運公司亦是各自為政，並無任何聯合企業。

「法瑞號」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點離開新加坡，一路上風平浪靜，暑氣逼人。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三點十五分，船隻抵達風景如畫的湄公河河口，然而卻因水量太少，船過不了沙洲，於是我們不得不在一旁等候，一直到次日清晨五點半，「法瑞號」才得以繼續前行，朝西貢碼頭出發。

然而當高壓氣管爆炸時，船身顛簸時，那些中國人雖然知道大事不妙，和圖書卻不驚慌。居中當翻譯的買辦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並囑咐他們保持安靜，乖乖地玩樂賭錢，直到抵達香港——或另一個世界。對於後者他們倒是早有準備，像是理性的動物。也許這就是東方的宿命論吧。然而若不是這一千個中國人沒把自己的命看得太珍貴，我們最後也不可能有驚無險地抵達目的地香港。

路人告訴我，沒錯，這裏就是英國郵局。

在西貢發生了一件事，令我至今難忘。

往北京的下一步是搭乘麻沙加利海運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的「法瑞號」（Varra）前往交趾支那。走這條路線的主要原因是經濟方面的考慮，因為Ｐ＆Ｏ船運新加坡分公司的業務員無禮地拒絕給我頭等艙票價的折扣。想當年，軍官搭頭等艙都可以打七五折。我氣憤的離開Ｐ＆Ｏ船運公司，心想就算別家也沒打折，我以後也不再跟這家打交道了。然而我到麻沙加利公司時，卻受到業務員親切招待。他一聽說我是軍官，立即就要給我打折。我跟他解釋：「不過我是英國軍官。」他回答：「沒關係，您還是可以打七五折。」

每當颱風一來（北中國海稱為旋風），就有好幾千個貧窮但辛勤工作而且樂觀的人會漂流到海上，有時還包括了一家三代。他們幾小時內就被海浪吞噬，消失得無影無蹤。「乞丐死的時候是沒有流星的。」然後這些人住的地方，立刻被數百萬個等待棲身之所的人填滿，也不怕他日可能遭到同樣屍沉大海的命運。

非正規騎兵隊隊長終於抵達這個有兩千年歷史的首都，一了他在印度平原炎熱乾燥的盛夏之夢！然而對於我自己這個劃時代的創舉，我竟只記下這麼一段話：

類似的事在香港就完全不同了。經人指點後我從旅館走進狹窄的街道，到街角一間又暗又髒的房子。這裏正對著大馬路，四周擠滿了中國人和各國的人。

「好的。」車伕這麼回答，然後我氣定神閒地坐在黃包車上，那種「架勢」一點都不輸給檳榔嶼或新加坡的華人呢。

「要去飯店，大陸飯店，懂嗎？」

「爪哇號」在馬來海峽整整走了兩天，然後在八月十六日正午時分抵達檳榔嶼，也就是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s Island）。因為這艘船要停泊數日，於是我改乘第二天早晨就啟航的「西坎卓號」（Secundra）。當晚我住在大陸飯店（Continental Hotel），這家飯店在檳榔嶼、新加坡，以及海峽殖民地，皆享有盛名。

「好的。」於是我們繼續往前走，比剛才走得更快。

之後我搭乘一艘從加爾各答到香港的貨船，途中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讓我體會到中國人的個性。這艘貨船的時速最高可達十海里，不過製造它的人沒想過它真會開到十海里。過了新加坡後我們碰上了東北季風，因為那時是十一月。由於引擎負擔不了這麼強烈的風浪，於是船長決定朝東走。一切都很順利，直到我們再度朝北前行時就發生了狀況。當時船上只有我和另外一個乘客是西方人，其他約有一千名從新加坡返鄉的中國工人。一天夜裏，我們一面看著航海圖，船長一面跟我們說，這和*圖*書一帶有許多暗礁，大部分的暗礁都是船難之後才發現的。不過船長也安慰我們說：「船現在的狀況很好，只要引擎不出問題，就可以安全度過。」然後大家把酒喝完，各自回房就寢，我則打定主意睡在船橋正下方的甲板上。

次日清晨五點四十五分時，我被一聲巨響吵醒，感到整個人像是要被吹離開床似的。我環顧四周，發現船身中央霧茫茫的一片，然後我發現高壓氣管已經爆裂。主舵手立刻冒著生命危險關掉引擎，防止整個機器解體。船很快就停了下來。然後一陣強風，把船頭吹得轉呀轉，船身整個傾向浪濤凹處，一個顛簸，船上的東西紛紛掉進水裏，包括船長的鋼琴，也從船長室穿壁而出。

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鐘之後，我盤算應該快到飯店了，便叫住車伕，再跟他說明一次。

在此之前我就看過了楊哈斯本少校（Major G. J. Younghusband）所寫的《半年假期日本行》（On Six Months Leave To Japan）這本既有趣又實用的書，所以我知道當地拉黃包車的人經常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外國人載到植物園裏一處聞名的瀑布。於是我上車前，不但清楚地告訴車伕我要去的地點，還請人再幫我向他說明我要去的是飯店。

那時我心想，香港簡陋的郵局和西貢皇宮似的郵局實應互相對調，以不辱做為英國的屬民。然而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香港也有了一家現代化的郵局，足以處理繁忙的業務。

「獅城」新加坡，是要到那塊「繁華之地」（Flowery Land）的西邊入口，守住東側入口的，則是檀香山。新加坡又是完全不同的風俗習慣，雖然這裏有印度人，但基本上是中國人的風俗，不過法國殖民者所經之地又是另一番景象。我在緬甸，尤其在仰光，甚至在印度，已見過不少中國人，因此對這項轉變並不覺得突兀。雖然中國人是孟子所謂的「梓匠輪輿」，正如現今的印度鞋匠，但自從名探險家法顯（三九九～四一四年）和玄奘（六二九～六四五年）首開風氣之後，中國人就成了偉大的旅行家。他們的遊記對亞洲人所帶來的影響，就像馬可波羅的遊記對歐洲人的影響一樣，彷彿一座指示方向的燈塔，蘊含了無限的想像，激發起人的冒險心。特別喜愛冒險犯難的中國人，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散布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雨後天青接近日落時分，從山頂上看到的景致多年都難以自記憶中磨滅。這種景色，必須有印象派大師泰納（Ralph L. Turner）的畫筆，加上吳道子和山水畫工，才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中國人口中的這座「香江之島」，不過一年中有大部分時候，此地反而更符合崔維士爵士（Sir Frederick Treves）所稱的「霧中之島」。

使大沽聞名的，並不是它河岸泥濘的漁村，而是其他地方要往北京的水路要塞，中國與歐洲國家有三場戰役亦發生在此地。我從大沽搭火車到天津，當天下午一點半，我已經在艾斯特飯店（Astor House）享用午餐了。艾斯特是天津當時唯一的一家高級飯店，如今至少有三家以上。在天津我第一次看到直隸省沖積平原的風貌（某些方面和印度的旁遮普平原很像）。本來這塊沖積平原被稱為北直隸，「直隸」乃直轄之意，久而久之便成為這個省份的名稱，如今最新最好的地圖均https://www.hetubook.com.com沿用「直隸」，略去了「北」字。

當務之急是要先使船恢復運轉，然而船一邊在搶修，一邊就朝一個危險出了名的暗礁漂過去。我們檢查了所有的帆，發現只剩船首的三角帆尚稱完好。在這緩慢的時刻，天氣雖然寒冷，然而我一想到那個暗礁和下面的一千名中國工人，汗就冒個不停。船上只有六個救生艇，按理說我毋須擔心，因為船上的工作人員個個操守良好，可是那一千個中國人可就難說了。他們擠在甲板上，一天就有兩、三個人因為腳氣病去見閻王。

九月九日一早，我搭上中國商船「安平號」（Anping），「安平號」是一艘整齊清潔的船，由史都華船長（Captain Stewart）掌舵。十四日早上八點，我們抵達山東港口煙台（當時尚無德國人修建的青島港）。

顯然我的心思仍然只注意到軍旅生活時的唯一娛樂——狩獵。

新加坡是一個臨近印度的英國殖民地，也是馬來人的國家，然而卻為中國人所「把持」，實在令人驚訝。這裏到處都可以見到中國人駕著豪華馬車，那種氣派，不但使馬來人相形失色，連當地許多英國人也自嘆不如。事實上，中國人對新加坡的繁榮亦有很大的貢獻，幾乎所有的對外貿易都是由他們經營，同時他們擁有馬來亞四分之三的礦產。總之，我們遠東屬地大部分人口和活力泉源，就是中國人。

從香港搭郵船不到三天，就到了上海。

香港還不算是真正的中國，廣東就是了。自古以來文人旅者對廣東著墨甚多，其中歐美人最熟知的故事，應是鴉片和貿易紛爭那一段，至今想起仍感不快。第一場戰爭在一八五九年（編按：應為一八三九年）兩萬兩百八十三箱鴉片遭到焚燒後爆發；而後雖有傳教士在中國教導了七十三年的貿易方法，然而到了一九一二年時中國人仍在南京焚燒成箱的印度鴉片！所以我僅將這個中國南部的主要城市略加敘述。這裏有數百萬居民住在陸地，但也有差不多數目的人住在水上，因此這個中國威尼斯雖無宮殿，卻比威尼斯更有水的味道。

當時的天津四周築有華北地區常見的城牆，有點與外界隔絕的味道。天津沒有德國、日本、義大利或俄國的殖民地，只有英國和一小塊法國租界相互為鄰。泥做的城牆是在一八六〇年由蒙古大將軍僧格林沁指揮築成的。北運河右岸的租界地和左岸的鐵路，僅僅由一條搖搖晃晃的船橋所聯繫，因此這條船橋注定了要在一九〇〇年的亂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到北京的鐵路最近才開放直達火車通行。

這是我第二次體會到堅忍不拔的中國人的「毅力」：一心一意要達成目標，什麼都阻擋不了。第一次則是從仰光那位家教身上體會出來的。

這個年輕人，夢想到一個未知地，裏面的居民殘酷嗜殺。到了上海，他發現自己想的和親眼見到的完全兩樣，於是失望驟然升高。這裏有和亞洲其他地方同樣水準的飯店，有一家擁有各式設備的俱樂部，不過它的會員一定不滿意，因為俱樂部如今已被改建成一家名為Pall的百貨公司（Pall Mall）。上海還可見到雙馬車（當時連倫敦都還看不到），一座可以和墨爾鉢（Melbourne）比美的田徑運動場，以及女性會員居多的那家鄉村俱樂部，在在顯示「流放」中國一點也不沉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