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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湖的東方和東北方，彷彿它是一個平靜的海洋，一艘艘的船兒點綴其中。這些船揚著白色、棕色和藍色的帆，像天鵝似的在金光粼粼的水面上滑行；大隻的白鶴鳥在空中飛翔；河岸兩旁陡坡的紅棕色泥土映著綠草地；帶著繽紛秋色的樹下站著一頭頭的水牛；舒適的屋頂；穿著藍衣、臉上洋溢著幸福的人們；棲息在船舷的大鸕鷀，在藍天、華氏六十五度怡人的氣溫下，這一切給人一種美麗、安詳、繁榮的感覺。雖然這種富庶的情況讓我有點驚訝，然而我發現華中大部分的地區都是這樣的。

我們從岳州橫越了洞庭湖（湖長七十五哩、寬六十哩），繞著湖的西南岸，進入該處一個很好的水道。長江水位低的時候，湖也變得非常淺。很久以前這個湖必定覆蓋了它現在的位置和漢口之間大部分的低窪地區，所以才會有湖北——洞庭湖以北——和湖南——洞庭湖以南——這兩省名稱的由來。

一進內門，就看到張之洞站在那裏。我們何其榮幸，竟讓張大人親自出迎！由於他和李鴻章相比之下身材顯得矮小許多，我差一點沒看到他就要直接走過去！

我先為華倫先生因為身體有恙，未克前來向張大人致歉（在中國「身體有恙」是很常見的理由，不過當然張大人他們並未採信，認為華倫是抗議俞鐘寅也在才不來的，因為華倫要求單獨會見張大人），然後開始討論我的旅行計畫。

整體而言，岳州並不是個有趣的地方，因此在收集到情報後，我拿著一籃軍隊送的柑橘和四盒舟山島出產的茶葉就上路了。

張之洞於一八三〇年生於直隸省，自一八八九年起接掌湖廣總督一職；卒於一九〇四年十月，享年七十四歲（編按：張之洞之生卒年應為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年）。

湖南省的動物似乎以雜色居多，我在一天之內就看到了黑白相間、粉紅和白色相間的水牛、烏鴉、狗、小馬和豬。

第一艘在湖上航行的砲艇是一八九四年八月法國的「獅子號」（Lion）；「山雀號」（Woodlark）則是英國第一艘在這裏航行的船隻，於一八九九年開到了長沙。

有一天，我們跟一位漁夫討價還價了好久，終於用四分之一便士的錢買了一條半磅重的魚；另外有一次，我想買一種看起來很漂亮的香魚，於是我們拖著那些漁船走了好幾哩，沿路一直討價還價，最後「小僮」覺得這些漁夫太貪心，結果我們什麼也沒買。本來想買的那一籃約有五磅重的魚，漁夫開價要五十三文錢（一便士半），在他們堅持不肯少算那三文的零頭後，我那位天津來的聽差就決定不買了。

中國人非常疼愛子女，把最好的都留給子女穿用。對他們而言，孩子是「掌上明珠」、「國家棟樑」、「美的化身」等等。因此，中國的孩童多半長得健壯、手腳靈活、快快樂樂，而且從很小就學會了獨立。此外他們也遺傳了慢條斯理的習性，更何況急躁會被認為「教養不好」。

大部分的人都只是出來「瞧瞧看」，並不想打架。我本來還預期路上會有人對我叫罵，會碰到想吸我的血的留著髮辮的野蠻人，然而除了少數幾次外——這點容後再敘——我所接觸到的人都很聰明、好客，雖然會問個不停，但一下子就很友善了。

第一次是我說，我覺得中國勇士雖不少，但似乎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帶兵打勝仗。張大人立刻舉出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曾國藩將軍反駁我的話，並肯定地說中國現在還是有這種智勇雙全的人。

對於我這個想法華倫先生頗不以為然。他說我以後要長途跋涉，容易生病，每晚睡前按照蘇格蘭人的習慣喝一杯酒可以預防病痛，勝過生病了用酒來治療。雖然我記得家父在我離家往赴印度時也這樣地告誡我，但是我一直把這些忠告當成耳邊風，只帶一點酒就動身了，而且還為此沾沾自喜呢。

華中的小河川是漁人的天堂，有秀麗的風景、洶湧的水流，而且春秋兩季氣候怡人。我的船正開往的沅江，就具備了以上的特色。河裏有各種魚類，有的重達六十磅，此外在上游一帶和小支流裏還有鱒魚。我來這裏的時候，尚未有外國人來這個美麗的省份從事狩獵或是參觀自然美景，至於在我之後去的外國人應該也不多吧。

直到一八九八年以前，湖南省會長沙就和北京的紫禁城、西藏的拉薩一樣，幾乎沒有西方野蠻人踏過的足跡。

我的思緒開始翻騰起來。我想到從躺在捷布坡的床上那天起到現在，自己已經做了不少事，然而真正刺|激的一頁才剛要展開。到目前為止我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到處都有外國朋友的協助。現在我首度得靠自己的力量，沒有外國人可以隨時提供援助，遇到狀況也沒有公使或領事出面解決。那將會多麼刺|激有趣啊！

張大人則答道，他實在不願這麼說，然而事實是旅者在中國境內所遭遇的種種麻煩，皆因傳教士而起，因為他們的m.hｅｔuboｏk•cｏm.ｃom行為常受到不懂得西式做法的中國人所誤解，才會糾紛不斷。接著張大人推崇華倫先生，說道：「為什麼你們其他的領事不像他一樣呢？」

這天剩下的時間我忙著將船上的一切安頓好。太陽下山後，船停靠在一處小小的堤岸邊，這時我充滿寧靜的感覺。我這條船雖然是一艘二流的官船，但卻非常舒適寬敞，船內分隔成一個大廳和好幾個船艙。從船首到船尾皆漆著湖南產的桐油，十分亮麗，而船上所有的門亦雕刻地非常精美。船上工作人員包括一位七十歲的聾船長，他的兒子、媳婦、孫子孫女、一個小嬰兒，外加四名幫手。另外，船上還有小佟、老王、負責煮飯的老范（這姓倒是取得恰到好處，因為范與飯同音）、我的「小僮」——聽差小李——和我自己。我們來自七個不同的省分——直隸、山東、湖北、湖南、江蘇、福建和蘇格蘭。

在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的訃聞報導中，將張大人誇大成一位「對歐洲人充滿恨意」的人，說張氏拒絕會見她，以免看到她後更加深對外國人的嫌惡（編按：光緒二十七年八月英商立德欲在長江行駛輪船，並沿江購地，張之洞以於法無據，竣拒之）。關於這一點，貝思福贊同我的看法，表示張總督對外國人非常和善有禮。

這個繁榮的城鎮沿著河岸伸展了兩哩多，不下一千艘的船隻停泊在河面上，佔據了半哩寬的河面。我們走進時發現有幾個人正忙著把粗粗的竹纜繩拉到對岸，正對著徵收「釐金」的內陸關稅局。原來他們這麼做，是要提防船隻趁著天黑偷偷溜過去不繳稅。

最後值得紀念的一天終於來臨了。那是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二，我開始要深入未知的地方探險。澳洲傳教士富萊明（Fleming）也在同一天遇害。

常德是一個築有城牆的美麗都市，還有幾座美侖美奐的寺廟。它位於北京到華西的主要道路上，一二八二年元世祖派遣的使者便是沿著這條路從雲南帶黃金回京城；明、清的軍隊亦是走這條道路去征服湖南、貴州和雲南的部族。

我船屋上的這一家人全都住在一起；祖父、父母和孩子睡在上下兩層的木板床，床上鋪著草蓆和毛氈，另外身上蓋得是平常穿的棉襖。

我建議不妨派遣有才幹的中國官員及其他人組隊前往印度觀摩當地的治理情形。張大人雖然覺得辦法不錯，但他仍舊一再強調沒有朝廷的同意，他無權採取任何行動。

這個問題問得我啞口無言，我只能表示同意，說的確應該制止。

這時我回頭看著船尾華倫先生送的那面十呎寬的英國國旗，高掛在後方，昂然挺立在風中，令我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帝王在巡視這一切。對於一個單獨在遙遠、陌生的土地旅遊的人來說，英國國旗可說是個好伴侶，它所帶來的精神上的支持，讓我忘了其他船上的人所說的那些話——一些譏嘲我這種做法的話。

根據報上的消息，十月二十三日那天，我的幾個朋友——英國使館的坎貝爾先生，以及華北鐵路公司的考克斯（Cox）、諾瑞格德（Norregarde）先生在北京西南方數哩外的盧溝橋遭到一群中國暴徒攻擊，結果考克斯身受重傷，諾瑞格德被逼得掏出他的左輪槍，坎貝爾則用最流利的地方話向暴徒曉以大義，逃過一劫。

不過我穿越時，湖水看起來相當不錯，湖上大大小小的船隻和木筏，形成了一幅絕美的景致，不但在世界其他地方難以見到，甚至在中國境內，也沒有別處的美景，能比得上這個連結東西部各省分的通道。

針對此事張大人冷冷地答道，恐怕中國人不喜歡這樣的安排。

對我這個剛要去探險的「洋鬼」來說，這消息真是令人振奮！現在除了武力外，其他任何事都嚇阻不了我勇往直前的決心。我發了一張中式的紅色邀請卡給「清傲號」指揮官，他也禮貌地回覆，表示一切就緒，隨時可以啟程。於是船兒起錨，華倫先生、吉爾斯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在岸上向我揮手道別。早上十一點三十分，船隻經過了武昌，很快就將漢口拋在後頭。

第三天早上十點四十五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岳州。它立在一個懸崖上，居高臨下地俯視洞庭湖。岳州當時尚未開放貿易，因此這裏並不歡迎外國人。此外，我很快就得知岳州縣官出城去了，加上當地正在舉行科舉考試，所以我得格外小心才是。

之前有幾個人也試著進去，但皆無功而返。而我要去的時候，適逢戊戌政變，全國動盪不安，加上所有外國人皆認為進入湖南等於是自找麻煩，因此我心中充滿了冒險犯難的快樂。

在中國內地旅遊的外國人，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的買賣方式。他們在談生意時，都是客客氣氣，而且稱兄道弟的。賣主用他的頭腦來推銷他的貨品，想讓買主上鉤，不過和-圖-書買主也同樣提高警覺，雙方均小心翼翼，不讓對方多賺一分一毫，不過表面上還是顯出大方勁兒，很講人情的樣子，最後生意就在講個笑話、引句名言或者是諺語中成交了。

在印度鄉間露營雖然有其吸引人的地方，但美中不足的是塵沙太多，而且搭蓬頗為費勁，貨品補給也有困難。

然而我的耐心和恆心終於有了回報。十月三十一日，我和負責翻譯的吉爾斯先生（Mr. B. Giles，是Ｈ．Ａ．吉爾斯教授的公子）身著軍裝，前往武昌衙門拜會。我們各乘坐一頂綠轎，還帶了聽差和數個長十二吋寬六吋大的紅絨盒子。到衙門途中便有好幾個總督府的人出來接我們，等我們到達總督府大門時，離約好的早上九點正好還差五分。按照中國的規矩，我們必須在外面等候，直到鐘敲了才能進去。不過鐘敲第一下時，大門就打開了，然後我們走進寬敞的庭院。

張大人答應要盡力保護我，並表示可以派一艘砲艇將我的船屋拖到洞庭湖的入口岳州（編按：即今岳陽市）。

舟山島的茶葉在中國可以說是上品，其中大部分都運往北京宮裏。這種茶葉的味道細緻清香，用中國式的喝法（亦即不加牛奶、糖或者檸檬）來品嘗，味道非常好，僅次於大吉嶺（Darjeeling，編按：位於印度東北山區，介於不丹與尼泊爾之間）的茶葉。不過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英國人看法都和我一樣。他們比較喜歡喝味道重、顏色深的茶，香不香還是其次，只要有味道，能提神就好，至於泡起來呈淡黃色的上等中國茶葉，反倒不是那麼吸引他們。

有一天我在湖上看到三百多艘像鳥兒一樣的船隻，逆著強風以五到十哩的速度前進。這些美麗的船隻平穩地航行，大大的船帆配上長長窄窄的船身，更增添其優雅的姿態。比較起來我這艘大船屋就顯得笨重許多，只能吃兩呎的水，裝貨後吃四呎，航行時一天也不過走五、六十哩。這裏有的木筏相當大，我就看到一隻長一百二十碼、寬三十碼的木筏。最長的木筏甚至有三百碼長，可以載一整個小村莊的居民，另外船上還有較小型的木筏做為他用。在中國待久了，就能體會到中國人在內陸航行方面除了還不懂得利用蒸汽外，就其餘各項看來實在是內陸航行的專家。一旦他們開始利用蒸汽時，相信鐵路事業也必定會突飛猛進。

船一靠岸後，我勇敢地坐進綠轎子裏。綠轎子在中國是大官坐的，雖然照理說我不應該坐，但是我實在喜歡那層不會腐蝕的綠帆布——因為它可以擋雨——所以我還是把這種綠帆布蓋在轎頂。如此一來，我坐著它進城時，不知情的民眾敬畏地注視著它。不過後來，我這個簡單的裝置就不是每次都能奏效了。

以我對倫敦、巴黎、印度、中國、日本各地的民眾印象而言，我認為倫敦人性情最好，日本人最整潔，再來就是中國人。只要你可以講幾句他們的語言讓他們高興，一切就可以順順利利了。我就曾經按照孫先生教我的辦法，向湖南人這麼說道：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我們看到一座美麗的九層寺塔，矗立在右岸曲流處一個小山坡上。繞過這個曲處後，位於河左岸的常德市就立刻映入了眼簾。

當民眾發現轎裏坐的只是一個野蠻人，根本不是大官時，膽子大的人就會丟一、兩顆石頭，表示他們可不是那麼好騙的。

前三天的航行平靜地過去了。十一月十日黃昏時，一艘汽船經過，我聽見有人大聲叫我：「文格德上尉！」這個人是紐曼先生（Mr. Newmann），也是在我為期兩個月、長達六百多哩的旅程中，所聽見最後一個歐洲人的聲音。

湖裏魚量甚豐，奇形怪狀、顏色特別的魚不少，不過在中國人看來，這些魚都可以當做食物。其中有一種魚——名叫中國魚——滋味非常鮮美，經常是主人用來歡迎我們的一道佳餚。

出發前我想到行程會從水路轉到陸路，為免走陸路時搬運困難，我決定將我的行李和儲備品帶得愈少愈好，於是我打算喝的只帶茶葉，另外再帶幾瓶威士忌、一瓶白蘭地、半打半品脫的香檳，以便發燒時用。

每天晚上我們將船泊在村莊或城鎮的河岸邊，等日出後再出發。每到日落時分，船上人員就會敲鑼、燃放鞭炮，目的是要嚇跑黑暗中的鬼魅。我敢擔保光聽那鑼聲，就可以把「洋鬼」嚇得半死。

我的路線並沒有經過長沙，不過前半段的路線和已故的英國領事館人員馬嘉理先生（Mr. Margary）行經的路線相同。一八七五年，馬嘉理成為第一位進入湖南省的英國官員。後來他在緬甸邊境遇害，留下一本記載他行程的遊記。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英國官員越過湖南邊界，而我即將成為下一個，也是第一個再做這樣嘗試的英國軍官（編按：一八七四年英政府派二百人組成的探險隊，前往滇緬邊境探察，北京英使館翻和*圖*書譯馬嘉理奉命經湘、黔赴滇往迎，時值回變期間，馬嘉理於回程行至允蠻遇害。此即中英滇案）。

我談好的租金是四萬文，不過當時漢口的行情是九十八文就算一百文；我從印度那兒收到的薪俸是盧比，盧比得按每日的匯率先兌換成銀行主要使用的單位——「銀兩」，然後再把銀兩換成「銀元」，通常是墨西哥元，不過當時市面流通的銀元有十幾種，每一種銀元能換多少銀兩或多少文又各不相同。

總督大人喟嘆府中財庫空虛，並怪罪朝廷是禍首，然而他又說沒有朝廷的同意是很難採取行動的。

船兒繼續前進時，我注意到河岸有美麗的白色山羊，毛非常地長，另外在水牛群當中，還出現了幾隻不常見到的白色摻雜粉紅色的水牛。整體而言，這些水牛比印度的水牛要大，而且牠們並不會像印度牛那樣對白人有敵意。我把這種現象歸因為中國人的體味和歐洲人相近，至於吃葷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和吃素的印度人氣味的不同就逃不過水牛靈敏的鼻子。水牛的視力不敏銳，跟膚色也有關係，西方人和中國人的膚色差異比較小，和印度人就相差很多了。

張之洞為官清廉，所有的公帑均用之於民，這種做法在中國高官中並不多見。中國人將他歸類為「貪名」——即是追求虛名；將李鴻章列為「貪財」——亦即追求財富。張氏寫過一本書，書名為《勸學篇》，討論中國的前途。書中他預言滿清若不自行革新，將會走向滅亡之路。他倡議廢除婦女纏足制，讓女性接受教育，同時他對吸食鴉片大加韃伐。書中的許多論點得歸功於張大人的首席傳譯辜先生。辜氏在蘇格蘭念過書，愛國心切，極力支持改革和西學的引進，但是他不喜歡外國人，對教會更是恨之入骨。

雖然這裏很少看到外國人，而我還得去審查他們的軍事情形，然而這裏的官員和人民依然熱忱地招待我。這一方面是張總督的面子大，再來則是湖南人自己聰明。

我租這艘寬敞的船屋到常德——走水路是三百三十哩，要花將近三星期的時間——只花了四萬文錢，換算成英鎊差不多是四鎊。如果是中國官員來租，可能用不著一萬文錢就可以租到了。我說「差不多」四英鎊，是因為當時在中國，外國人實在搞不清楚他到底付了多少錢。

中國人喜歡釣魚，因此我在江邊湖旁處處可以見到人拿著釣竿（通常是竹子做的）和絲線。魚鉤是倒鉤的那一種，釣線的捲軸很大，整個裝置看起來甚為簡單，不過效率可是一等一的。中國人用這樣的釣竿鉤著小魚或活餌，來引誘狡猾的鯉魚上鉤。

我要走的路線是我和莫里遜博士兩人仔細討論後選定的，因為從我們收集到的地圖和遊記來研判，湖南和貴州東部（湖南西部的鄰省）是中國境內最不為人知的地區之一，雖然這裏以富庶聞名，位居中央地帶，而且緊鄰著亞洲最重要的水路。此地不為人知主要是因為好鬥、獨立的湖南人成功地將外國人阻擋在前門外，這個前門，就是湖南的岳州。也就是砲艇正要送我去的地方。

我根據張之洞的說法，研判他認為要是中國須借助外力來拯救，就得靠英國人，因其在亞、非兩洲訓練軍隊已有兩百多年的經驗，而且成效斐然；然而辜先生卻認為中國可以自力救濟，不需依賴外力。不僅是他，其實所有留學過的中國人都相信日本能，中國也一定能；不過這是日俄戰爭之前的想法。

次日清晨我被嬰兒的聲音給吵醒，這種聲音在中國船上好像都無可避免。英勇的小砲艇不畏長江湍急的水流，以每小時七、八哩的速度靜靜地拖著我們前進，我躺在長椅上曬太陽，看著晴空下河岸兩旁變換的景色。

在經過中國式的打躬作揖之後，我們就開始往前走——張大人經常客氣地要我先走，不過我也經常退後一步請他先行——走到一個房間，裏面擺著一張長桌，桌上覆著白布，旁邊圍繞六張彎木製的椅子。張大人在桌首坐下，他的傳譯要員辜鴻銘坐在他對面。我坐在大人的左手邊，我左手邊是另一位滿清官員俞鐘寅（音譯），吉爾斯坐我對面，張大人的祕書黃體芳則坐在吉爾斯右邊。

張之洞是中國最偉大的學者之一，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深遠。他經常上書向皇帝陳情，其中一封一八八〇年的〈熟權俄約利害摺〉還為中國保住了喀什噶爾。該次事件中他對皇帝一片忠心，反對慈禧太后和她的心腹——李鴻章。一般認為李是親俄派人士。

我立即回答：「為什麼你們其他的官員不像大人您一樣呢？」語和*圖*書畢大家都笑了起來。我告訴張大人，英國並不會以武力來支持傳教事業，我也提到英國有不少傳教士在印度和中國遇害，但英國沒有因此佔據對方國土做為賠償。

雖然中國不像印度那樣把牛看得很神聖，然而中國人對待牛的方式卻更人道。牛不能宰來吃——這一點跟印度一樣。因為牛要用來耕種，所以很自然地，中國人也不會讓牛變得很瘦弱。至於印度的牛，則多半是瘦巴巴的，這絕不是因為印度人窮，他們可都是家財萬貫呢。

一艘飄揚著英國國旗的船隻，在常德居民眼中看來頗不尋常，因為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並沒有見過英國國旗，於是河岸迅速擠滿了圍觀的群眾。上次馬嘉理經過這裏，已是二十三年前的事，難怪另一個英國軍官的出現，會讓中國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了。

事實證明華倫確實有先見之明，他這些「強迫接受」的禮物送得正是時候，可以說救了我的命。經常我在啜飲他送我的溫熱的酒時，心中不禁就對他充滿感謝。在船上的第一夜，當「清傲號」號手吹起英國最後的熄燈號時，我也舉杯遙祝華倫身體健康。

中國人向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因此只要張之洞總督答應幫我忙，我的生命安全就比較有保障了。當時外面謠傳我在替貝思福爵士做事，加上張之洞前不久才上書給皇帝，懇請清廷接受英國的協助，不巧這封陳情書傳到北京時正好是政變當天！此時這事鬧得滿城風雨。由於皇帝持的是改革的態度，因此很自然地大家都認為政變是殺雞儆猴，慈禧太后不會放過所有的外國人。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梭，在城牆上拍了幾張照片，一路上並沒有受到嚴重的騷擾。不過當然，我走到哪兒都有人跟著，甚至我登梯回到船上時，都有好幾百個民眾跟隨，幾名官差在一旁監視他們。

張大人很容易激動，在這次的會談當中我不自覺地讓他激動了兩次。

每當逆風時，我們船上的人員就會用好幾條束在一起的短繩綁住拖繩，來拖著船前進（編按：即拉縴）。拖繩是由好幾束竹子（或藤）纏起來的，我們船上的拖繩就是用八束竹子纏起來的，直徑約有一吋：不過想在長江急流處航行的船，拖繩的直徑起碼要有兩、三吋才行。

沿途有不少相當好的客棧，因此在這一帶旅人經常是走陸路而不走較長較沉悶的水路。

第二次是我提到說，我認為中國人找不到真正有能力的英國或其他國家的軍官來訓練軍隊的原因，在於優秀的人不願屈居下屬的職位，因此中國政府應該賦予這些外國人權力，並且信任他們，否則就成不了事。

新泡好的茶現在端上來了，張之洞將他的茶杯舉到唇邊，表示這兩小時的會面已經結束了。我們起身告辭，這位老邁的總督（雖然他當時不過六十四歲，但是他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老很多）再度陪我們走到剛才迎接我們的地方，最後對我優雅地鞠了一躬。

在岳州時，雖然沒有人丟石頭，民眾也跟我的轎子保持一段距離，不過我還是從湖南人懷疑的眼神中感受到他們的敵意。我心想，除了這頂綠轎子之外，最主要還多虧了江上那艘總督的砲艇，才使我沒有受到攻擊。

總之我就是用這樣一番話去跟他們講道理，通常都能打動這些信奉儒家思想的民眾。雖然他們並不一定每次都相信你說的話，但是他們都很願意聽聽你有什麼話要說。

張大人同意我的看法，表示英國政府行事算是公正的。不過他又問道：「可是為什麼貴國政府看到傳教士惹出那麼多麻煩，還不加以制止呢？」

我的錢的處理手續是這樣的：先用盧比開一張支票給銀行，然後銀行以當天的匯率把支票轉換成銀兩。之後我在漢口用銀元開支票，可能是墨西哥元、港元或者湖北元，銀行則用銀兩為單位記下這筆金額。我用這些元換成文，最後以九十八為一百文的算法付給船家。可是當我繼續前行時，「銀元」變得沒有用，得換成像鞋子形狀似的小銀錠，每個銀錠以重量來論銀兩數。我需要用錢時，就請鐵匠把銀錠切碎，然後換成文。不過通常買方和賣方自己都有一把秤，雙方對銀子的重量是多少很少會一樣，到最後好不容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時又開始爭論起銀子的純度。由此可見，想在中國記一筆「清楚帳」，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兒。

我向張大人暗示，在英國都是由警察來保護外國旅者的，希望我在中國也可以受到同樣的待遇。

這裏還有一群一群的紅色公牛，背上有小小的隆肉，直直長長的背脊、短短的角和頸子，跟英國的牛很像，使得從印度來的我突然想起英國的家鄉。當我看到那些大大的豬、鵝、鴨（白色的鴨子）、鴿子和蛋，思鄉的情緒不覺又浮現出來。

十一月十六日，我們從洞庭湖西南角轉進沅江，河面約有半哩寬。當太陽西沉時，景色看來美不勝收，我看著兩岸的帆船和大木筏，覺得煞是有趣。

其和*圖*書為人精明正直，愛國心切，但不流於頑固。事實上，他屬於自由派的保守分子。他一方面希望中國為中國人所有，對外國的介入抱持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運用西方的金錢和方法為自己的國家謀福，然而他的難處（也是中國每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所遭遇的難題，尤其是一九一二年時的袁世凱）便在於如何在和西方國家保持距離的情況下達成他的目標。

然而在中國，沒有其他的事情比得上水上露營生活那樣地安詳愉快，行經千變萬化的景致，可以從事各種不同的娛樂活動，而且毫無陸路的那些不便之處。因此我到岳州的行程彷彿一下子就結束了。這當中我有時閱讀有關湖南省僅有的一些文獻，不過多半時間是用來教小佟使用平板，因為他被分派到測量水面或路面橫切線的工作。小佟學得很快，幾天後就能夠在我的督導下，在日誌中記下正確的數字。

後來在一九〇三年的時候，我名字中間的那個「克」字被兩江總督張之洞改為「格」，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一次午宴我被引見給張大人，張大人問及我做那方面工作，我回答替英軍情報單位做事，我的工作主要是查明中國人、中國各地方和中國事務的種種真相。這位對古典文學涉獵甚廣的總督只想了幾秒鐘，就跟我說：「你應該名『文格德』，號『智文』（格，窮究之意；「文格德」意為「欲具備知識就要先了解美德」）。」總督又接著說：「因為中國有一句話叫『致知在格物』（這句話簡單的說就是窮究事物的本質才能獲得最佳的知識），用來形容你的工作再恰當不過了。」

等我上了船，才很驚訝地發現船上竟然有十二箱蘇格蘭威士忌、兩張躺椅、一面很大的英國國旗！

由於常德和貴州鎮遠之間的急流甚多，航行困難，因此我必須換一艘更小的船。於是我換了一艘三流的小船，裝貨後只能吃十八吋的水。不過這艘船長有七十八呎、寬八呎半，雖然沒有我在漢口那艘長八十四呎、寬十二呎的船大，但是設備幾乎沒什麼不同，船上有一位船長、他的妻子和家人（當然包括一個嬰兒），以及九名工作人員。這段難走的水路共四百五十哩長，全部的租金只要九萬文錢，約九英鎊而已。

船上這一家人和樂融融，不過就是吵鬧了些。小嬰兒看到我手腕上戴的錶會興奮地尖叫：我給了小男孩一枝筆，他立刻開始拿來寫字，其中我的名字——這時叫「文克德」——也成了他練習的目標。這個名字是在北京時賈克憑先生按照我英文名字Wingate的發音取的，三個字的意思分別是：文，文學；克，克制；德，美德，合起來的意義似乎不太好。小男孩常常纏著我教他寫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寫到正確為止。

太陽從我的船側升起，我的船這時停泊在英國領事館對面。船旁停著張大人借我的「清傲號」（音譯）砲艇，艇身以醒目的黃白兩色漆成，上面豎了一面繡有朝廷龍紋的黃旗，整個看起來就像一隻美麗的鳥兒飄浮在長江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我的隨行人員、船員和所有的裝備都已經上船了，我則在華倫先生的船上，跟同鄉們一起吃最後一頓早餐。這時，早報帶來了北京方面的消息。

湖面有許許多多的水鳥，包括成百上千隻的灰白色大鷗和白鷺，即使再怎麼時髦的女子，一旦她們看到這些水烏掠過水面的姿態，或是棲息在落日沙岸上的樣子，就絕對捨不得將之殺害做成自己的配飾。

在中國，幾乎每一本書上都可以找到「釐金」一詞。「釐」就是「文」，一釐是千分之一兩，「釐金」是一個罕見動人的自課稅的例子。人民當初自願繳稅，為了幫助滿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因此「釐金」可說是戰爭稅。只是就跟其他國家的情形一樣，戰事雖然結束，「釐金」不減反增，到最後成為官府明定的內陸稅收，凡是運貨到其他省或者其他區域，均必須繳交「釐金」。

某一天早上八點鐘，我醒來時發現船身竟然慢慢傾斜到另一邊，而桌子、書籍、器皿無不東倒西歪，我也站不住腳。這使我大吃一驚，於是我很費力地想上甲板一看究竟。等我好不容易上了甲板，這時船已經恢復了平穩，而我也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舵手肚子餓，沒顧慮到會有什麼後果，就把船舵綁住，到船首去吃早餐。然後「清傲號」走這個方向，船屋走另一個方向，幸好「清傲號」上的船員及時發現，立刻鬆開我們的船，不然我們恐怕都要掉進時速五、六哩的長江洶湧的江水中，而且裝備在旅程剛開始就要泡湯了。

這個時候常德還沒有電報，郵件則是每五天從漢口送來一次，陸程得要七至十二天才能送到。不過常德有許多商店，外國貨的需要量不小。住在這裏非常便宜，旅遊也不貴。騎著小馬、僱兩個腳伕拿行李、找家客棧吃飯睡覺，一天下來總共花個一先令六便士到兩先令之間就綽綽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