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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短短的時期裡，內閣裡發生一次閣潮。隆慶初年的內閣，實際是三個名臣的內閣，——徐階、高拱、張居正。居正和徐階、高拱，都有相當的關係，現在還沒有到他出露頭角的時機，但是徐階、高拱的對立，正在逐日地尖銳。

穆宗是一個寬厚的君主，這是他和世宗絕對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詔令戶部購買珠寶，戶部尚書馬森執奏，不聽；給事中、御史們進諫，不聽。最後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說：「陛下玩好之端漸啟，弼違之諫惡聞，群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可勝言者。」這是直接攻擊皇帝了，穆宗只給他一個不答覆。穆宗對陳皇后日漸疏遠，皇后遷居別宮，慢慢地鬱出病來，仰庇又上疏道：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發遺詔的事。這一書看出徐階和居正中間的密切關係。其後隆慶四年，居正又有一書，述及在兩度政潮中自己的立場：

這樣地切直，在世宗的時候，久已應當受到廷杖的處分了，穆宗只批著，「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卻疾。爾何知內廷事，顧妄言！」在明代，這真是難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個平庸的，然而寬厚的君主。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莫如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

入閣以後，便有入閣以後的措施。無疑地，居正是熱戀政權的。自隆慶元年入閣以後，直到萬曆十年身死為止，在這長長的十六年之中，他沒有一天不在積極地鞏固他的政權，也沒有一天曾經放棄他的政權。政權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為。隆慶元年，他還只是一個新進，閣中充滿他的老師和前輩，只有李春芳是他的同年，但是在他入閣以前，春芳已經是二年大學士了。可是居正既經入閣，便有一番抱負。也許在做翰林學士的時候，他還預備做一個文人，現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的眼裡。入閣之初，他有這樣的幾封信：

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成績，這便是省議論。隆慶二年八月以後，議論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屢次說過：

當然這是一個嚴重的閣潮，然而居正畢竟度過了，在左右為難的當中，總算沒有得罪老師，也沒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對於言官們的囂張，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認為「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書牘一《答少司馬楊二山》），正在計較怎樣地給他們一個處分。言官們得到徐階的保障，議論逐日地激昂起來，穆宗感覺厭倦，吩咐徐階懲誡，徐階只是傳諭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這樣度過隆慶元年。

這一年居正四十三歲了，也許他還記得荊州張秀才那兩句詩，「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後的今日，他已經直上盡頭竿了，但是他還得努力，他要一直趕上盡頭竿的頂點。

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並其財力，以撫養戰鬥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並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敕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邊事，著實舉行。候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書牘一《答中丞梁鳴泉》）

關於薊鎮軍糧之事，他又說過：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於毫末。元年之事，選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讒言外哄，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旦遠避流言，於今三年，不能以一語寤主，使金滕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積慝而釋大慚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為愧。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繒繳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同卷《答上師相徐存齋七》）

一切的計劃都照准，一切的困難都解決，在內閣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繼光到鎮以後上疏備言練兵之害七，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繼光又言「臣官為創設，諸將視臣為綴疣，臣安從展布？」「綴疣」委實是「綴疣」，有了薊州、昌平、保定三個總兵，又有成繼光的總理。總理只能練兵三萬，名為總兵官受其節制，其實三鎮額兵十餘萬，總理無從節制。所以繼光的地位，正是非常困難。在困難當中，兵部尚書霍冀想到解決的方法。

假如我們認識明代的政治，我們不妨認為當時的政治中心組織，完全是二元制。中葉以後，內閣的地位，漸漸地形成為政治中心，但是名義上只是皇帝的秘書處，大學士的責任，在名義上，至多只能「票擬」，他們對於六部，在名義上，也談不到統制。用人的大權，在吏部尚書手裡，國防的大權，在兵部尚書手裡，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兩部尚書的實權，有時在大學士之上：景帝的時候，國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書于謙手裡，這是一個實例。吏、兵尚書的實權，有時完全在大學士之下，居正大權獨攬的時候，也是一個實例。但是事實上內閣和吏、兵二部，永遠在牽制和摩擦的當中。有時還能妥協，有時竟會衝突。在困難的當中，只有賦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穩地度過。

奏為辭免恩命事，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敕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內閣，同徐階等辦事，如敕奉行。欽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濫及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內閣之職，幾務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載，必有宏深奧衍之學，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皇猷，弼成聖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既無才望，又鮮舊勞，徒以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機遇，驟被恩慈，擢貳銓衡，晉參密勿，力微於蚊蝝，任重於丘山，退自省循，若為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主於藩邸；先臣楊溥、劉健，事仁、孝兩廟於青宮：咸以舊勞，遂躋台席。然當時不以為幸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蓋以四臣聞望素隆，勳庸茂著故也。臣之譾劣，何足以遠企前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廁跡於老成耆舊之間，以庸眾之流，濫竽於俊乂英賢之列，將何以致物情之允協，昭天鑒之無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況聖明臨御之始，正海內觀聽之時，倘舉措不愜於公評，則激勸有虧於國典，隮顛之咎，寧獨在臣！伏願皇上察臣悃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覆之憂，為官擇人，在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戰慄鄖越俟命之至。（奏疏十二）

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速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之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

「京察」是明代的制度，憲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舉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確定了，但是萬曆以前，有時還來一個特別考察，這便是所謂「閏察」。

隆慶三年的幾件大事：第一，趙貞吉入閣；第二，大閱；第三，高拱再入閣。

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發生了一些波浪。內閣裡面，除了徐階、居正，只有李春芳、陳以勤，都是忠厚長者，本來不會有什麼波浪的。波浪卻發生在皇帝的宮中。穆宗是一個寬厚的人，但是他愛玩好，愛遊幸。這算得什麼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對於https://www.hetubook.com.com皇上私人的行為，負有政治上的責任。徐階一再諫阻，免不了皇帝左右的厭惡。六月間，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階再來一次切諫。也許穆宗委實有些厭倦了，也許他還不十分清楚，他畢竟往南海子去了。

七月間，給事中張齊又給徐階提出一次彈劾。終於徐階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學士，七年的首輔，就在隆慶二年七月間捨棄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鄉。臨行的時候，徐階把朝廷大事和個人家事，一切都託付給居正。朝廷大事，居正當然應當擔當的。徐家的事，也許還有一些曲折。徐階三個兒子，當徐階在朝的時候，在家鄉委實有些作威作福。儘管父親在那裡高講心性之學，但是兒子們所愛的只是錢財。親戚陸家的家長死了，孩子還小，巨萬的家財，都到了徐家。家鄉的怨讟，正在那裡滋長，連在北京城裡，也成了公開的消息。齊康不曾為此提出彈劾嗎？高拱致仕了，但是會不會長在林下，誰都不能說。徐階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處處都得提防。他只有吩咐居正，他知道惟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惟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擔當這些大事。（參書牘三《答上師相徐存齋十八》）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齊康。在應嘉事後不久，齊康便對徐階提出一次彈劾。可是這一次卻犯了言官們的眾怒，大眾聚齊了，痛痛快快地先給他一次唾罵。一敬劾齊康，齊康也劾一敬。「你說我是高黨，我便說你是徐黨。」北京城裡有的是紙張，彈劾，彈劾！但是齊康這一邊人數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歐陽一敬的氣勢。從此高拱成為眾矢之的。但是最後的一枝箭，卻從南京放過來。

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眾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嘩於伍，異論繁興，訛言隆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

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羅月岩》）

「閣中二老」指李春芳、陳以勤，虞坡是吏部尚書楊博，思齋是兵部尚書霍冀。薊鎮的事情和吏部無涉，但是因為楊博是中樞的軍事專家，當然要聽取他的意見。從一切的佈置裡，看出居正對於繼光，是怎樣地維護。譚綸不便申請，終於由居正用特旨改薊州鎮總兵官為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見萬曆《明會典》卷一二六，《明史．戚繼光傳》不載。）這是隆慶二年的事。居正與譚綸書，稱「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群望，僕亦與有光焉。」（書牘一《與薊遼總督》）又說「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暌貳，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同卷）其後一般的議論，對於繼光，還是認為人地不宜，居正盡力調護，《與淩參政書》又稱「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變者。且既已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為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眾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於國家矣。」（書牘一《答淩參政》）淩參政是凌雲翼，居正的同年進士。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的當中，雖然沒有赫赫的戰績，但是整個的北邊，從此安靜，這是繼光的大功，當然也是居正的大功。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鎮，督撫將領，尤為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鎮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即破格優賚，豈足為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慉縮疑畏，而不敢為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一、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為國家用哉？辱教，容與本兵議之。督、撫寬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沉勇，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知云中事體，得如宣鎮否也？（書牘一《與薊鎮巡撫》）

當然地，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關於大臣的任命，到了中葉以後，演成會推的制度。《明會典》：「閣臣，吏、兵二部尚書，會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請自上裁。」（萬曆重修本卷五），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議會選舉制的意味了。不過名為會推，其實主持者自有其人，其餘的只有承認，未必公開地取決於多數的贊同。所以後來顏繼祖論為「會推但六科掌篆者為主，卿貳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諫，止選郎傳語，有唯諾，無翻異，何名會推！」（《明史》卷二四八顏繼祖傳），這是指的主持之權落在六科都給事中（明代六部皆有都給事中掌科印故曰掌篆又稱科長。）以後的情形。但是萬曆以來，大權只在吏部尚書和文選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個形式（《明史》卷二四《陳有年傳》）。其實即在西方議會制盛行的國家，選舉也只是公開的形式，一切的決定，還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體方面，本來有不少的類似。

關於居正入閣之初，還有一段記載，應當辨正的。王世貞《張居正傳》，稱「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六人，……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其後《明史》居正本傳亦稱「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明史》本傳的記載，完全根據王傳，連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實兩傳都是錯誤的。

一、飭武備

「只有這樣，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說。

短短的十二月過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慶元年。開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侍郎是正三品，這已是進官了，但是只是一個階梯。二月居正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同時入閣的還有他的房師陳以勤。二人入閣，當然都是因為曾為裕邸講官的原故。

戚帥復總理，不載疏中，諒公有難言者，已據部疏，擬特旨行之，即有言者，無足慮矣。（同卷《與薊遼總督》）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捨而已。欲用捨賞罰之當，在於綜核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為古今人材，不甚相遠，人主操用捨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核，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士之爵祿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

從明朝初年直到張居正時代，最大的敵人只是北方的韃靼。明朝對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築北方的邊牆，這是有名的萬里長城，當時的國防工事。在長城以內設有九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太原、固原。用現在的術語，便是九個軍區，居正所謂「神遊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帶，敵人的勢力比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鎮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內長城以內，也還安定。吃緊的是遼東、薊州、宣化、大同四鎮。嘉靖二十九年，設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一員，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一員，簡稱薊遼總督，宣大總督。這是北京的左、右兩翼，拱衛國家的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為薊遼總督、宣大總督；總督入京，便是兵部尚書；有時特任兵部尚書，出為總督。從一切的體制裡，都看出對於薊遼、宣大的重視，四鎮之中，最吃緊的還是薊州。

此書大致作於隆慶四年，最遲不出五年。三年十二月高拱召還，兼掌吏部。所謂「世局又當一新」者，自指高拱復政事。「冥鴻跡遠」兩句，給徐階一些安慰。大致高拱復政以後，徐階寒心，所謂「台翰」，當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與安慰。此書又可見出隆慶二年徐階的失敗，完全是因為內監們的攻擊，所謂「中人內構」者指此。明白了徐階失敗的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復政的原因。一個寬厚的皇帝，自己不能親政，和士大夫間失去了應有的聯繫，一切的耳目，寄在內監身上，政治上的波瀾，都從宮廷中發出，這是穆宗的失策。明史責備穆宗「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明史》卷一九《穆宗本紀贊》），只是一個平庸的論斷。

固邦本一條，從國家經費的立場立論。本來居正對於嘉靖以來，民窮財盡的情形，目睹心傷，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一面又說：「吟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https://www.hetubook.com.com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氣乎？」

居正對於北邊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譚綸提議增築敵臺，居正立即答覆：

可是高拱沒有滿意。高拱希望徐階擬旨，給言官們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記得世宗的時候，言官們彈劾大學士以後，通常是一次廷杖，說不定還有更壞的在後面，杖一下，算什麼？徐階也記得這是嚴嵩掌握政權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嚴嵩，至於為了高拱，再和言官們結怨，那更犯不著；他再三考慮，只是搖搖頭。徐階決定不和言官們結怨，但是高拱卻決定和徐階結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兩個」。

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應當革職為民。」高拱也說。

這段記載的錯誤，是時間的錯誤。居正倨見九卿，為眾嚴憚的時候，是有的，但是這是萬曆以後的事了。萬曆元年九月，吏部尚書楊博致仕，十二月禮部尚書陸樹聲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老成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的親戚，居正身為首輔，連帶閣中的呂調陽、張四維，都幾乎成為他的僚屬，何況九卿！「倨」是誠然有的，「憚」也理有固然。但是隆慶元年，居正入閣之初，楊博為吏部尚書，葛守禮為戶部尚書，都是居正平時嚴憚的人物，在官階方面，都在居正之上，本來談不到「倨」。隆慶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當國，七月用陸樹聲為禮部尚書。樹聲是嘉靖二十年進士，比居正前兩科，居正見樹聲，用後輩見先輩禮。有一次樹聲到內閣拜訪居正，因為客坐稍偏，簡直不肯入坐，直待居正親自改正席次以後，方肯接談。這裡固然看到樹聲的嚴正，但是同樣也看出居正的禮遇。居正當然有居正的氣魄，但是要說入閣之初「倨見九卿」，這是時間的錯誤。

深惟譾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為稱塞。惟當堅平生硜硜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耳。（同卷《答中丞洪芳洲》）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載垕即位，這是後來的穆宗。他即位的時候，年三十歲。

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告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捨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核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指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

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學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動亂的當中，他們談不到幹濟。相傳徐階致仕以後，春芳長嘆一聲：

督、撫指宣大總督陳其學，宣府巡撫王遴，馬、趙指宣府總兵馬芳，大同總兵趙岢。本兵即兵部尚書霍冀，「慉縮疑畏」，當然是他一貫的作風。隆慶二年以來，國防的重任，都落在居正的肩頭。也許他想到幾個分擔責任的大臣，但是時機還早，一切還得等待。

「徐公致仕了，我說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說。

居正乞下兵部，再加詳議，當然只是一種形式。大閱仍在隆慶三年九月舉行《明史》（卷五十七），留下一篇隆慶大閱的儀注。以後萬曆九年，神宗再舉行一次，當然也是居正的主張。

一、省議論

穆宗即位的時候，內閣大學士是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四人。徐階是首輔，內閣中最不平靜的分子是高拱。

隆慶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的中部。同時土蠻進犯薊鎮，掠昌黎、盧龍，直至灤河。整個的北京又陷入戰爭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嚴。穆宗下詔群臣議戰守事宜。居正《陳六事疏》所稱「眾言盈庭，群策畢舉」者指此。這時吳時來已自橫州回朝，進工科給事中了；時來上疏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他主張用這三位討破倭寇的大將，練兵薊州，抵抗北方的敵人。一則時來是徐階的門生，二則譚綸等也是當日第一等的人材，這個主張終於實現了。譚綸本來總督兩廣軍務，立即召回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大猷老了，仍舊駐紮廣西，為廣西總兵官，沒有動。繼光召為神機營副將，隆慶二年五月，奉令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從此譚綸、戚繼光都到北邊練兵，居正也和他們結下深切的關係。隆慶六年，居正當國，譚綸人為兵部尚書，直到萬曆五年四月病歿為止；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歿以後，方才調往廣東。

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

應嘉彈劾楊搏挾私憤，庇鄉里，錯是沒有說錯，可是恰恰錯在應嘉的吏科給事中上面。在吏部辦理京察的時候，吏科給事中應當參加，事前沒有提出異議，事後偏要提出彈劾。連寬厚的穆宗也認為抵牾，下令內閣商量處罰。這一來高拱報復的機會到了。

僕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為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負戴，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采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沖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廒或頗圯壞，而其制猶有，其官猶在，獨不可並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書牘一《與薊遼督撫》）

隆慶四年刑部主事陸樹德上言，「上下交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訓萬機？」但是一切的規諍，對於穆宗，沒有發生什麼影響。

徐階去位，李春芳代為首輔，政權應當是春芳的了，但是春芳只是一個好好先生，談不上什麼作為。到八月間，居正上陳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核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這是居正的大政方針。有什麼遠大的政見？沒有的，這裡只有平凡的見地，沒有高超的理論。居正不是政論家，他只是一個現實的大臣。一切的主張，都針對當時的需要。省議論，核名實，飭武備三事，對於現代的國家都有相當的價值，移錄如次：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蹠，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捨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采聽於眾口耳。讀其辭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並其自言者而忘之矣。

成效不能說是沒有的。都御史王廷復振紀綱，重詔令二事，分為八條。戶部尚書馬森議固邦本事，言財用之當經理者十條。兵部尚書霍冀議飭武備事，一議兵，二議將，三議團練鄉兵，四議守城堡，五議整飭京營；又奏請親臨大閱。一切都是空文。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沉靜，斡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同卷《答御史顧公曰唯》）

和徐階分別以後，居正給他一封信：

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https://www.hetubook.com.com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眾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為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為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為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復，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為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為言。不但體面降抑，為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為力也。倘得如意，當於敕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同卷《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即擬復行。但據大疏謂一台須五十人守之，則千台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即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腳，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內，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狹乎？便中仍望見教。（書牘一《又與薊遼總管譚二華》）

《雜著》不知是那一年度著作，從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慶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這一段是隆慶二年以後寫的了，或許是和《陳六事疏》同時或略後。在這一段時間裡，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湯，他自己也準備做伊尹。但是居正的《陳六事疏》，和《論政事疏》一樣，沒有達到應有的希望。事情再簡單沒有，穆宗不是成湯，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連帶不是世宗，他只是一個寬厚的君主，談不上「總攬乾綱，獨運威福」。當然，居正顯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謙的故事。那時只要有一個負責的大臣，國家一樣地可以轉危為安，但是隆慶二年，整個的國家，在粉飾太平的當中，皇帝對於居正，未必像景帝那樣的信任，而且內閣還有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臣，一切的大權也輪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還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二十個字。

隆慶元年四月，居正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據《文忠公行實》，這次進官，因為「永樂大典成」的原故，當然這是指重修《永樂大典》的故事。

奉詔入閣以後，他有《辭免恩命疏》，這是一篇可以紀念的文章，全錄於次：

貞吉、內江人，和南充人陳以勤同鄉，但是科名卻早了兩科，他是嘉靖十四年進士，所以不但二十六年的進士李春芳和張居正是他的後輩，連二十年的進士陳以勤也是後輩。他有才具，有氣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圍困京城，要求「入貢」的時候，大家正在束手無策，第一個反對的是他。這一次貞吉出了名，也因為這一次，受到嚴嵩的嫉忌，貶為荔波典史。以後他又慢慢地升起來，隆慶初年，他做到禮部左侍郎，廷推南京禮部尚書。明代，南京和北京一樣，也有六部，有尚書、侍郎，可是南京官沒有實權，只是一種養老的位置。穆宗看到貞吉議論侃侃，把他留下。隆慶三年八月，命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太宰指吏部尚書楊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來從嘉靖末年起，內閣裡面，種下鬥爭的種子，許多議論發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蹠」，這是事實。現在高拱去了，徐階去了，吏部尚書有老成練達的楊博，內閣首輔有寬和沉靜的李春芳。一切的風波平定下來。不過這只是暫時的停止，到隆慶三年的秋天，風波又起，以後波濤洶湧，直到隆慶六年的秋天。隆慶四年，居正曾說：「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睹也。」（書牘二《答藩伯施恒齋》）居正當日的處境，我們由此可以想像。

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厘革整傷，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措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輯之列朝實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具奏冒昧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奏疏一《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第一條到第四條是論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張，有決斷，一切的詔令要實現，一切的政策要貫徹，一切的議論要控制。用現代的術語，他希望穆宗實行獨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的內容的人，也許以為君主政治都是獨裁的，其實這是觀念的錯誤。君主政治只能加強獨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獨裁政治。在一個優柔寡斷的君主手裡，整個的政局，常有多頭政治的傾向，這不是獨裁。居正的主張，是希望穆宗獨裁。振紀綱，崇詔令兩條，增進君主的地位；省議論一條，取締一般的言論；核名實一條，完成獨裁的機構。獨裁，獨裁，惟有獨裁，才是居正的理想。他歌頌成湯，歌頌秦始皇，歌頌明太祖。他曾說過：

一、核名實

本來明朝的文官制度，是終身制，像那些「改組」、「裁員」，以及「手諭」開除這一類的制度，都還沒有發明。在大臣手裡的威柄，只是「京察」。這個威柄，照理握在禮部尚書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隨時過問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現在權柄在楊博手中了，這一次的京察，連御史、給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厲風行。偏偏楊博的同鄉，山西人沒有一個降黜的。這一來動了御史和給事中的公憤。第一個攻擊楊博的，又是胡應嘉。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辟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變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

貞吉入閣以後便有一番規模。他謝恩的時候，指出朝綱邊務，一概廢弛，準備拼此一身，整頓國事。他和兵部尚書霍冀發生衝突，隆慶四年二月，霍冀解職，這是後話。貞吉的才具是有的，熱心報國也是真的，但是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眼看內閣裡的同僚都是自己的後輩，一切的舉措，難免帶些傲慢的心理，因此引起一般的怨恨。居正覺得貞吉可厭，同時也難免覺得他可笑。後來萬曆二年，他和宣府巡撫吳兌說：「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牆擺守，京師亦為之戒嚴。廟堂皇皇，即議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笑，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費以數十萬計。」（書牘六《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進賞》，按吳兌為薊遼總督事在萬曆九年薊鎮二字誤題。），庚午為隆慶四年，內江、興化指趙貞吉、李春芳。從這封信裡，我們可以看出春芳的無能，貞吉的專橫，以及居正的冷眼。隆慶四年的內閣，正在醞釀另外一個變局。

嘉靖年間，楊博早看到薊州的重要；三十八年楊博上疏：「今九邊薊鎮為重，請飭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www.hetubook.com.com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他看定當時沒有大舉進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張堅守。隆慶五年，楊博再起，任兵部尚書的時候，他說：「議者以守牆為怯，言可聽，實無實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鬥，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眾，以為當守牆無疑。」他和劉應節的議論，都是隆慶五年的議論。那時薊州已經有一番佈置，中國和韃靼，也暫時維持和平的局勢。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奢，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為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以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既力為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為感奮，頗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為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為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即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同卷《與薊遼督撫》）

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嚬笑之微，敝絝之賤，亦勿輕予。仍乞敕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冊、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捨進退，一以功實為准，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

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沉几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閡。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為別也，嘆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一》）

至於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為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雜著》）

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九年任滿者，亦照吏部升授官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升參政，全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敕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聖裁。

居正《陳六事疏》，提起大閱之事，以後兵部覆奏，認為大閱之禮，宣宗、英宗都行過，仍請親臨校閱。當時穆宗批道：「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事情是決定了，隆慶三年，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只得奏稱：

當然，穆宗不是白癡，他只是對於實際政治發生厭倦。在宮廷裡面，他有他的愛和憎。他愛|女|人，愛喝酒，愛和內監們一起遊玩，愛鼇山，愛宮苑，愛秋千，愛龍鳳艦，愛金匱玉盆；一切消閒的娛樂他都愛，一切實際的政治他都憎。事實上，實際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幹練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陳以勤、郭樸，這些忠讜的大臣。政權交給他們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連駕馭大臣的威柄，也一齊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內閣裡面只見到不斷的混鬥。

戚繼光的問題來了，恰巧薊遼總督譚綸對於薊州鎮總兵郭琥有不滿意的消息，這是兵部的職權。兵部尚書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簡單沒有，他奏明瞭，郭琥解職，調戚繼光補薊州鎮總兵。但是事情偏不這樣簡單。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將官，譚綸對他沒有什麼不滿意，戚繼光由節制三鎮的總理，改為一鎮的總兵，實權儘管增加，名義上只是降黜。三個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書不管，內閣中的李春芳、陳以勤也不管，調處的責任只得由居正負起。我們看到他給譚綸的幾封信，怎能不欽服他的苦心孤詣呢？

居正二十五歲有《論時政疏》；上《陳六事疏》的時候，他已經四十四歲了。二十年的當中，固然有許多前後一貫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經驗，在他的主張裡，發生不可磨滅的變化。他的議論，已經擺脫少年文士的習氣，一切扼著要點，他所陳的六事，我們不妨分為兩大項：第一是論政本，第二是論急務。

據說因此春芳連上三疏，請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傳》）事情也許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對於當時的朝政，委實十分地憂慮。後來他也說「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書牘十《答司空雷古和敘知己》）他真不料到在這個困難中，「一起而振」的抱負只存在自己的腔子裡。當他看到這幾位雍容進退的大臣時，他會想起孔子的議論：「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過激，他只覺得處在有責任的地位，應當把責任切實負起來。孔子又曾經提起質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居正當然記得《朱嘉《集注》「典守者不得辭其過。」猛獸從籠子裡出來，寶貝在櫃子裡毀掉，這都是負責任者的罪過。居正慨然地感覺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京察的大權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裡，在京察的時候，得到貶黜處分的，連皇帝也留不得，神宗萬曆以後，偶然還留幾個，這真是偶然了。隆慶以前，京察是無上的威權，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經「察典」，便是終身的恥辱。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個平衡，有了「上剋下」，當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們在京察這一年，每人照例「遵詔自陳」。自陳便是陳述個人的闕失，聽候皇帝的處分。當然這是一種形式，自己不妨來一個「學疏才淺」，用不到直抉隱微，自行攻擊。但是給事中、御史們，可以提出「京察拾遺」；經過「京察拾遺」的，沒有倖免的機會。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鬧翻了，因為要顧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遺。拾遺的責任，落在南京的給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慶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後，言官對於郭樸還是不斷地攻擊，到九月間，郭樸也致仕。這一次閣潮裡，徐階又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隆慶二年十二月，廢遼王憲㸅。本來隆慶元年，御史陳省彈劾憲㸅，詔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號，事情還很簡單。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憲㸅十三罪，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選徹查。憲㸅倘是崇信道教的，不妨等待皇天上帝的保佑，但是他來不及等待，也不敢相信洪侍郎的徹查，有什麼有利的報告。現在他是四十四歲的人了，但是他還年青，他愛遊戲，愛|女|人，一切的生活，久已戲劇化了，也許他想起《竇娥冤血灑旛竿》這一類的雜劇。「管他呢，」他想，「不妨試一試。」他樹起一面白旗，寫著「訟冤之纛」四個大字。這一來事情便不簡單了。按察副使施篤臣正在江陵，認定遼王造反，立刻調軍遣將，五百個兵士，整整把遼王府圍住，直待刑部侍郎的光臨。「訟冤」不成，惹上造反的大冤，據說篤臣平時和遼王不和，所以趁此陷害。

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和圖書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筐，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行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最初，遼東還沒有受到外來的威脅以前，這裡距離韃靼的中心還遠，所以不十分吃緊，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險可守，所以最危險的還是薊州。自從放棄三衛以後，北京東北直至山海關，中國和韃靼的交界，只剩一條邊牆，敵人可以隨時從喜峰口、黃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敵人入境以後，他們可以隨時包圍北京，薊遼總督只能在外線掙扎。情勢真是最危險了，所以隆慶五年，薊遼總督劉應節上言「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臂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廷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成，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借鄰鎮，亦目前苟安之計。」應節三計，上策是戰略的大成功，恢復大寧以後，東北的國防線縮短，東西聲息相通，北京的外圍，增加幾重的保障。但是自從成祖放棄大寧，整個的明朝就沒有恢復三衛的決心。於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薊州。

僕以淺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跡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書牘一《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大致因為居正和譚綸關係較深，所以對於薊遼方面的書牘特多；但是對於宣大方面，他並沒有忽略，所以又說：

僕以譾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躋三事，束櫨作柱，用荷為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況高明耆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賀，獎借過情，重增其愧。至勉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蹤古昔，乃欲責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倦倦納誨之心，朝夕俟袞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同卷《答宗伯董潯陽》）

內閣當中，郭樸和高拱同鄉，這一次首先發言的是郭樸。他毅然地說：「胡應嘉出爾反爾，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應當革職。」

徐階看了郭樸，再看高拱，兩位閣老都緊張的了不得，沒奈何，只得點點頭。胡應嘉的革職，算是革定了。

三條以外，振紀綱條則言：「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絢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高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重詔令條則言「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復，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裡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發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

譚綸就任薊遼總督以後，第一著便是練兵，疏稱：

但是會推的制度以外，還有特簡。任用大臣的時候，會推和特簡，是兩種迭用的方式。有時大臣認為特簡是一種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絕皇上的榮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稱「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明史》卷一八五《徐恪傳》），這是一個好例。可是特簡的制度，永遠和會推的制度並存。幹練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時候，甚至大都出於特簡。在寬厚平庸的君主手裡，特簡的大權依然存在，但是簡用的大臣，不是出於首輔的推薦，便是出於近幸的引進。居正這次入閣，全是徐階的力量。居正自言「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管蒯」（書牘一《答中丞洪芳洲》），所謂「元翁」，即指徐階。

陛下御極三祀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

造反要有造反的氣魄，也要有造反的佈置。憲㸅只是一個貴族的無賴，他的佈置也只有一面白旗，這是什麼造反呢？洪朝選一看便明白了，在他的覆奏裡，他指實憲㸅淫酗暴虐，甚至也指實憲㸅僭擬不法，但是他沒有說到憲㸅造反。朝選只把事實奏明，伏候皇上的聖裁。詔書降下了，憲㸅廢為庶人，禁錮高牆，同時廢遼王，所有遼府諸宗，一概改屬楚王管轄，由廣元王管理遼府事。這件大案解決以後，大家都指目居正。居正還記得他的祖父張鎮的死吧，處分也太嚴厲了一點。三十一年以前的預言沒有錯，憲㸅終於給居正牽著鼻子走！但是事情還不止這樣。萬曆十年，居正死了；憲㸅的次妃王氏還在，她看到御史羊可立正在追論居正，於是出面訟冤，指實居正公報私仇，成為居正身後抄家的張本。經過這個挫折以後，議論更多了。有的說居正因為羨慕遼府壯麗，所以陷害遼王。有的又說居正因為洪朝選不肯誣報遼王造反，所以萬曆八年吩咐福建巡撫勞堪，陷害朝選，朝選下獄，絕了三天飲食，死在獄中。一切只是傳說，不可盡信。康熙十二年，居正曾孫同奎進京，請求刪正，《明史．張居正傳》的記載因此修正了，但是《遼王傳》（《明史》卷一一七）、《孫瑋傳》（《明史》卷二四一），還留下不可磨滅的敘述。從嘉靖十六年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這一件公案還沒有確定。倘使毛妃看到這老遠的將來，也許她在兩個十三歲的孩子中間，不種下這樣的禍根。

世宗是一位幹練的君主。他崇信道教，從事齋醮，然而他永遠沒有忘去他是君主。楊廷和、楊一清、張孚敬、夏言、嚴嵩、徐階，——這一群有名的首輔，固然曾經掌握政權，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裡。穆宗和他的父親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個範疇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時候，他只是一味地謹慎小心，甚至連父親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的威權，在他簡直是一種痛苦的經驗。朝會的時候，他照例是不發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過去。起初還不妨說是什麼「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還沒有感覺到說話的必要。這確有些駭人了。隆慶三年，尚寶丞鄭履淳上疏：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們是一窩胡蜂，你動了一個，他們會來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裡有的是給事中，你瞧罷！京察的時候，吏部尚書對於言官，照例談不到降黜。偏偏楊博給他們一次降黜，偏偏郭樸、高拱又主張胡應嘉革職為民，胡蜂窩驚動了，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先劾高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傑直攻高拱「無宰輔器」。事態更加嚴重了。一切的責任都在徐階身上。徐階擬旨調胡應嘉為建寧推官，處分減輕了，但是一般的言官們還不滿意。歐陽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高拱當然不能承認，便來一次答辯。事情又到徐階手裡了。徐階擬旨一邊慰留高拱，一邊斥責言官：他滿心以為從此結束了一件公案。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雲，「公本欲論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薊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鎮守為優，今既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復，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為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加優藉以鼓舞之。（書牘一《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第一個攻擊高拱的，是吏科給事中胡應嘉。世宗病重的時候，高拱從直廬裡，偷偷地回去，準備搬家。應嘉知道了，提出彈劾，世宗在昏眩的當中，一切不問，但是高拱認為胡應嘉和徐階同鄉，一定受了徐階的指使，事態便擴大了。高拱有仇必報，本來談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機會。隆慶元年，吏部尚書楊博主持京察。

當時第一重責任，便是國防。明朝的制度，完全是戰時體制，國家的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戰線上，永遠脫離不了戰爭的威脅；憂國的大臣，當然也抱定國防第一的方略。萬曆三年，北邊的大局，已經漸漸地穩定，居正還說「僕內奉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馳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書牘七《答吳環洲淪邊臣任事》）那麼在隆慶初元，他對於邊境的憂慮，當然更可知。他的方針，是先行整理邊防的佈置，隨時再作出擊的計劃。